卷三

译●卷三

○《王风》

△《黍离》不是追悼哀伤的诗

《黍离》这一篇，《韩诗》认为它是“尹吉甫听信谗言而杀死了伯奇，他的弟弟伯封寻找伯奇却找不到，忧愁烦闷到认不出东西，看着黍子长得茂盛，反而以为是稷的苗。”现在玩味它的词句，似乎是在感伤时事，完全看不出它是遭遇家庭变故的样子。《毛诗序》则认为它是“周朝大夫出行服役到了宗周，经过旧的宗庙宫室，全都长满了禾黍，哀怜周王室颠覆而作了这首诗”，这比《韩诗》的说法更近情理。然而玩味“心忧”、“何求”这些话，乃是担忧未来的祸患，也不像是哀伤已经发生的事。况且这两家的错误不过是因为章节开头说了“黍离”、“稷苗”罢了，然而作诗的人大多就着眼前的景物来起兴，“蒹葭”、“大杜”，本意原不在于那些植物，怎么可以因为章节开头说了“黍稷”就断定诗人的主旨在于此呢！仔细玩味这首诗的词意，与《魏风·园桃》颇为相似。“黍离”、“稷苗”，就如同所说的“园桃”、“园棘”。“行迈靡靡”，就如同所说的“聊以行国”。“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就如同所说的“谓我士也罔极”，“心之忧矣，其谁知之”。既然如此，那么这首诗乃是国家尚未大乱而预先担忧，并非已经大乱而追悼哀伤。大概凡常人的情性习惯于安乐，即使正值国家将要危亡的时候，贤者知道而愚者不觉察，所以“不知道的人”说他是“寻求什么”。《黍离》担忧周王室将要覆灭，也就像《园桃》担忧魏国将要灭亡一样。如果等到故宫已经长满禾黍之后才担忧，不也太来不及了吗？况且平王东迁，并不是从西向东迁移，在他尚未即位的时候，京畿地区已经全部沦陷于戎狄了。因此平王把岐山、丰邑的土地赐给秦国，让秦国自己去夺取。然而秦国也不能立刻得到，直到他的子孙才陆续攻取下来。在东迁之初，故国之地都是戎狄，大夫为何要到那里去？宋朝南渡吗？宋向金称臣，所以宋的臣子有奉命到金国去的。平王未曾向戎狄乞怜，大夫怎么能出行服役到故国呢！大概是因为解说《毛诗》的人说《王风》都是周朝东迁以后的诗，这篇位居《王风》之首，应当是初迁时所作，有了这种成见在心里，所以看到章节开头说“黍稷”就认为是故宫的禾黍了。其实《王风》不一定都在东迁之后，读者应当玩味它的词句来探求它的意思，不能因此就断定它是出行服役到故国。问：既然如此，那么季札为什么说它是“周之东”呢？答：这不过是大概的说法罢了，并不是说它一定没有一两篇在东迁之前。正如同称《大雅》为“文王之德”，而《大雅》难道全是文王之德；称《郑风》为“其细已甚”，而有《缁衣》、《羔裘》；称《唐风》为“思深忧远”，而有《绸缪》、《葛生》；怎么可以因为这些就产生怀疑呢！朱熹《诗集传》虽然也采用《毛诗序》的说法，但最终也没有证据表明它必然如此。

△《扬之水》不是讽刺平王偏私舅家

《扬之水》的序说：“讽刺平王。不安抚他的百姓，却远远地在母家屯兵戍守，周人怨恨思念。”我考察：申与甫、许都是楚国向北出击的要冲；而申倚靠山势占据险要，尤其是要地。楚国得不到申，就不能凭借它来侵略中原，侵扰京畿。所以城濮之战后撤军，楚王进入申地居住；鄢陵之战救郑，子反率领军队经过申地。申对于楚国，就像函谷关对于秦国一样。宜王在位时，荆楚逐渐强大，所以封申伯于申地以堵塞这个要冲。平王在位时，楚国更加强大而申地逐渐衰弱，不能自我巩固，所以派出王师去戍守罢了；并不是因为申是舅家而偏私它。不然的话，戍守申地就够了，又戍守甫地和许地是为什么呢？答：因为申是同姓的缘故。问：申是同姓国家就如此亲近吗？申与齐、许、纪、甫都是姜姓，然而齐国灭了纪国，又灭了许国把它给了郑国；而晋国也灭了虞、虢、焦、滑、霍、扬、韩、魏。同姓的国家尚且互相吞并，何况对于母家的同姓，平王难道会有这种乌鸦反哺般的爱吗？大概甫，就是吕，《尚书·吕刑》有时写作《甫刑》就是这样。楚国的子重请求夺取申、吕作为赏赐的田地，巫臣说：“这是申、吕之所以成为城邑的原因，是用来征收赋税以抵御北方的。如果夺取了它们，就没有申、吕了，晋、郑必定会到达漠北。”既然如此，那么申、吕两国都是楚国向北的要冲，只有许地稍微靠近内地；然而楚军渡过申、吕向北就必定经过许地。所以齐桓公得到许地，就能讨伐楚国而到达召陵；晋文公在践土会盟没有得到许地，就在会盟后急切地率领诸侯去讨伐它；晋国的霸业已经衰落，许地折节归附楚国，才开始以争夺郑国为事。由此说来，平王戍守这三个国家，并不是偏私它们。如果说平王戍守申地是偏私他的舅家，那么宣王封申伯于申也是偏私他的舅家吗？如果说平王戍守甫、许是因为申是同姓的缘故，那么宣王修筑齐城也是因为申是同姓的缘故吗？可惜解说《诗经》的人不考察当时的时势，却只凭自己的意思去揣测的太多了！

△申侯没有参与杀害幽王的事

朱熹《诗集传》说：“申侯参与杀害幽王，按法理必须诛杀。平王只知道有母亲而不知道有父亲，知道立自己为君是有德行的，却不知道弑父是可怨恨的，以至于让复仇

译讨伐贼寇的军队反而变成了报答恩惠、酬谢施恩的行为，那么他们得罪上天就太严重了。”我按：申侯参与弑杀周幽王，这件事本于《史记》，而《史记》又采自《国语》中史苏、史伯的话；然而《诗经》、《尚书》等经传中本来就没有这件事。《诗经》、《尚书》或许多有缺漏；《左传》往往涉及东迁时的时事却不提及此事；甚至《周语》专门记载周朝的事情也没有提到。这是非常巨大的变故，是周朝车辙东迁的原因，为什么经传中都没有一句话提到，而只是旁见于《晋语》、《郑语》中，史伯预测的话，史苏追述的事？怎么能认为这是可信的真实呢！况且所记载的这两人的话荒谬的也很多。伊尹是圣人，却认为他与妹喜勾结导致夏朝灭亡；胶鬲是贤人，却认为他与妲己勾结导致殷朝灭亡，这是诬蔑！褒国国君变成了龙，龙变成了鼋，童妾生了女儿，而且怀孕长达数十年，这又是荒诞的：如果说申侯的事一定真实，这两个人的话可信，那么伊尹、胶鬲难道真的与妹喜、妲己勾结了吗？以此作为周平王的罪过，我恐怕古人受到了诬蔑！仔细玩味《诗经》的辞意，只是哀伤王室的微弱，起初并没有讽刺君王的意思，所以用“扬水”比喻王室，用“束薪不流”比喻诸侯不肯帮助君王抵御外敌。大概是因为荆楚日益强大，逐渐有蚕食中原、窥伺京畿地区的态势，所以戍守这三个国家以遏制其锋芒。认为这是偏私他的母家，本来就已经错了；因为《诗序》中的这些话就认为这是忘记仇恨、报答恩惠，那就更加冤枉了。看其后几十年，楚人最终灭掉了申、吕两国，打通了中原的道路，陈、许、宋、郑都遭受了祸害，依靠齐桓公一匡天下才得以稍微安定，等到齐桓公死后，许国于是改而侍奉楚国，从此楚人就在周朝郊外陈兵并问鼎轻重，那么这三个国家，就像汉代的虎牢关、唐代的维州一样，怎么可以不戍守！怎么能不详细考察当时的时势和地势就匆忙认为是平王的罪过呢！说法并详细记载在《丰镐考信录》中。

译《中谷有蓷》、《兔爰》、《葛藟》这三首诗，都是周王室从镐京迁都洛邑时的人所作。

《中谷有蓷》的序言说：“夫妇之情日益淡薄，在灾荒饥馑之年，夫妻互相抛弃罢了。”《兔爰》的序言说：“周桓王失信，诸侯背叛，结怨连祸，王师战败，君子因此不乐其生。”《葛藟》的序言说：“王族讽刺周平王。周王室道义衰微，抛弃了他的九族。”朱熹在《诗集传》中，对于《中谷有蓷》一篇完全采纳《序》的说法；对于《兔爰》一篇，虽然也采纳《序》的说法，但不解释为桓王讨伐郑国之事；对于《葛藟》一篇，则完全不用《序》的说法，而认为是世道衰微、百姓离散、流离失所者所作。我考察《兔爰》诗中说：“我出生之初尚且没有事端，我出生之后却遭遇这百种祸患。”那么，这个人应当出生在周宣王的末年，王室尚未骚乱，所以称为“无为”；后来周幽王昏庸暴虐，戎狄侵凌，周平王东迁，家家飘荡，所以称为“逢此百罹”。因此朱熹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还见过西周的盛世。”可以说是得其旨意了。如果认为是在桓王之时，那么这个人应当出生在平王时代，在仳离迁徙之后，怎么能反而称为“无为”呢？而且诸侯不朝见天子也不始于桓王，只有郑国在桓王时代才开始不朝见，这对王室起初并没有大的损害，怎么能远远地称为“百罹”、“百凶”呢？我私下认为这三首诗都是自镐京迁往洛邑的人所作。大概迁徙之际，抛弃旧居营建新居，最容易使人失所，如果没有上位者大力安抚辑宁他们是不行的。因此盘庚将要迁都时，率领呼告众亲戚，迁都之后，安定他们的居所；太王是仁德之主，百姓跟随他就像归向集市一样；而《左传》也称齐桓公迁邢国，邢国人迁徙如同回家。平王不能安抚他的百姓，以致父子兄弟夫妇不能互相保全，所以他们的诗这样说。我因此读这三首诗而知道周室不再振兴了！“仳离”，就是“流离”的意思。“终远兄弟”，如果不是因为迁徙的缘故，怎么会到这种地步？王族即使衰微，也必定不至于“称别人为父”、“称别人为母”。仔细玩味其词句，它们是东迁之人所作非常明显，不仅与王族无关，也不必一定是在凶年饥岁之时。至于用桓王伐郑之事来附会，更是大错特错了。

《王风》并非因为东迁而降低为“风”。

旧说认为，周室东迁，王室于是卑微，与诸侯没有区别，所以诗不作为“雅”而作为“风”；然而其王号并未废替，所以不叫“周”而叫“王”。我考察：风与雅，是诗的两种体裁，不是用来区分天子与诸侯的；就像后世的诗有乐府、古体、齐梁体、唐人近体；诗之外还有词、北曲、南曲一样。《小雅》中间有类似《大雅》的，也有类似《风》的，《豳风》也有类似《雅》的；就像唐人诗中的《边草河汉》类似词，宋人词中的《天净沙》、《西江月》类似曲一样。所以《宾筵》、《抑戒》，是卫国的诗却列入《雅》；《泮宫》、《泮水》，是鲁国的诗却称为《颂》。诸侯之国既然有雅、颂，难道天子的京畿之地唯独没有风吗！东迁以前士大夫多崇尚雅音，所以风流传下来的少罢了，不是因为东迁的缘故而降低为风。有人说，那么为什么不叫“周风”而叫“王风”呢？回答说：王，是用来区别于齐、秦、郑、卫等诸侯而言的；如果区别于《商颂》，那就叫“周颂”而不叫《王颂》了。《春秋》对于诸侯的大夫记载为“齐人”、“晋人”，其军队记载为“齐师”、“晋师”，唯独对于周，人称为“王人”，军队称为“王师”，女子称为“王姬”，正月称为“王正”。为什么呢？因为普天之下都是周的领土。就像四方的度量衡不叫齐量而叫“公量”，两国的臣子不叫鲁臣而叫“公臣”一样。因此，风，是诗的体裁，不是因为迁徙的缘故而将其称为风；王，是名称的正统，不是因为其为风的缘故而将其称为王。此说并见于前《黍离》条下。

《郑风》

《缁衣》并非国人赞美郑武公父子担任周司徒

《缁衣》，说的是喜好贤才。治国的关键只在于得到人才：虽然有英明的君主，没有贤才无法辅助；虽然有善政，没有贤才无法施行。然而世间不曾缺乏贤才，只是担心君主不喜好罢了。“馆子之馆”，是屈身去见贤才，——孟子所说的“想要有所谋议就去拜访他”就是如此。“授子之粲”，是大摆宴席以供养资助，——孟子所说的“粮仓的人接着送粟米，厨师接着送肉”就是如此。所以说：“喜好贤才像《缁衣》那样；厌恶恶人像《巷伯》那样。”像这样，哪有得不到贤才的道理！郑国开国的规模就在于此了！大体上国家初建，无不把喜好贤才作为要务。即使像郑国这样不兴盛，而其立国之初尚且如此，何况齐、晋的强盛，鲁、卫的长久，应当有比这更甚的；只是开国于周初，年代久远诗歌散佚，无从看见罢了，只有郑国建国于平王时代，所以这首诗尚存；学者应当举一反三。《序》却认为“郑武公父子担任周司徒，善于其职，国人赞美他们而作此诗。”解说的人因此曲解，说“诸侯

译入朝担任卿士，都在王室中授予馆舍，所以说‘适子之馆’。郑国原本是以王室的旁支身份担任卿士，并非由诸侯入仕王朝的人，他们居住在这座宫殿已经很久了，何必另外安排馆舍呢？况且‘〇馆’、‘授粲’都是上级施予下级的用语，而人君爵位尊贵、俸禄优厚，也不是平民应当为之更换衣物、提供饮食的对象。朱熹《诗集传》也采用《诗序》的说法，实在难以理解。唉，自从《卫序》、《郑笺》出现，《毛诗》便在世间广泛流行，三百篇于是变成了章句之学，与政事毫不相干了！

译△《将仲子》并非指庄公、祭仲，也不是淫奔之作

《将仲子》的《诗序》说：“这是讽刺庄公的。弟弟共叔行为失道而庄公不加制止；祭仲进谏而庄公不听。”《郑笺》说：“‘不要越过我的里墙’，是比喻不要干涉我的亲戚。‘不要折断我的杞树’，是比喻不要伤害我的兄弟。”我认为：如果把“仲子”理解为“祭仲”，那么这就是庄公告诫祭仲的话，不能反过来说是讽刺庄公。至于把“里”比作亲戚，把“杞”比作兄弟，这种比喻也不恰当。况且下文已经明确提到了“父母”、“诸兄”，这里又何必用“里”和“杞”来比喻呢？共叔是庄公的同母弟弟。庄公正假借仁义来欺骗世人，想让人说我不亏待弟弟而弟弟亏待我，现在却自称不敢吝惜弟弟，稍微顾惜自己，这种话不肯出口，难道庄公会说这样的话吗！这是勉强牵强附会，不必再问。朱熹驳斥这种说法，是对的。然而认为这是淫奔之诗，也还没有得到诗人的本意。如果是私奔的女子，她肯拒绝所爱的人不让他来吗？她肯用“父母”、“诸兄”、“人言”来自我约束吗？况且既然已经拒绝了，还说是淫奔，那私奔的人又该怎么说呢？仔细玩味这首诗，它言辞委婉而不急切，意志坚定而不改变，这必定是有恃势相强的人，所以诗人说出这些话来拒绝他，既不得罪对方，也不失自己的正道，这与唐代张籍拒绝李师古聘娶而作《节妇吟》的意思相类似。所谓“冲可怀”，就像所说的“感君缠绵意”。所谓“岂敢爱之，畏我父母诸兄”之类的话，就像所说的“君知妾有夫”，“远君明珠双泪垂”。这难道是真心爱那个人吗！只是不得不这样说话罢了。又查考《春秋左传》，齐侯、郑伯为了卫侯的事去晋国，晋侯列举卫侯的罪状，派叔向告知两位国君；子展吟诵《将仲子兮》，晋侯才答应归还卫侯。其取义正与此诗的语意相合，难怪它能感动晋平公而让他答应。那么这首诗确实是善于辞令的作品。所以孔子说：“不学《诗》，就无法说话。”反复诵读，其意自然显现。如果认为是淫奔，认为是讽刺庄公，那么言语的妙处就完全无法认识了。

△《叔于田》并非指共叔

有位朋友对我说：“朱熹是大儒，确实对圣道有功，唯独在《诗集传》上我有遗憾。凡是《诗序》称为讽刺某人、赞美某人的，一概不以为然；必定《诗经》原文有明确记载像《叔于田》那样，才敢指为共叔，否则必定认为《诗序》的说法是错误的。”我说：“我对朱熹的《诗集传》也有遗憾，不过我的遗憾与你不同：不是遗憾朱熹不遵从《诗序》，正是遗憾朱熹还未能完全摆脱对《诗序》的迷信。就像《叔于田》这两篇，‘叔’是男子的排行，周人崇尚‘叔’，郑国以‘叔’为称的人应当不少于十分之五，如果让我作《诗集传》，必定不敢说这个‘叔’就是共叔。”（回答朋友的话到此为止）共叔是国君的庶弟，诗人如果真的赞美他，应当举卿士大夫来比拟；却只说“巷子里没有住人”、“巷子里没有驾马的人”，那共叔难道只是与里巷之人比较优劣的人吗！共叔在郑国，如同两位国君一样；收取两鄙之地作为自己的城邑，他眼里难道还有庄公吗，而诗中说：“袒裼搏虎，献给公所。”那共叔难道还肯猎获禽兽献给庄公吗？子封讨伐京邑时，京邑背叛共叔，祭仲、子封进谏时，庄公好像不在意，大概庄公早已预料到共叔庸愚不能安抚他的部众，而下面的人都有叛心，而《诗序》却说“国人喜悦而归附他”，《朱传》也说“郑国人喜爱他”，共叔不能结纳京邑人的心，何况能得到郑国人的喜爱和喜悦呢！况且共叔在京邑时，安抚大都，收取两鄙，修缮甲兵，配备士兵车马，喜爱共叔的人为什么不叙述他城邑的雄富，车甲的强盛，而只说田猎的事呢？取这两篇诗逐字逐句探求其义，没有一句话符合共叔的情况，那么它不是指共叔就很明白了。

△名字的牵强附会

大抵《毛诗》专门从事牵强附会。仲与叔都是男子的排行，郑国的人不止数万，排行仲与叔的人不知有多少，却称叔就认为是共叔，称仲就认为是祭仲，情势是否相合都不再询问。那么郑国有共叔，其他人就不能再排行叔了吗？郑国有祭仲，其他人就不能再排行仲了吗？宋代陈振孙说：“本朝各家收藏古器物款式，其考订详细周洽如刘原父、吕与叔、黄长睿等人很多，大抵喜欢附会古人名字，如‘丁’字就认为是祖丁，‘举’字就认为是伍举，‘方鼎’就认为是子产，‘仲吉’就认为是逼吉之类。远古以来，人活在世上很多，而见于简册的有多少？器物被人使用的也很多，而留存于今世的有多少？却因为他们姓字名物偶然相同就认为是真的！我曾私下嘲笑他们。正因为附会太过，连同那些详细周洽的考订也不足取信了。”陈氏的话可谓独具识见。然而难道只有古器物是这样吗！古今像这样的例子大概不可枚举。所以陈恒所杀的阚我

译（前文省略）……，而司马氏认为是宰予，因为宰予也字子我。服用金石丹药的是卫退之，而孔氏认为是韩昌黎，因为韩昌黎也字退之。世间传说有个叫严洞宾的人曾勾引女子牡丹，于是写传奇小说的人就认为是吕岩的事，因为吕岩也字洞宾。那些解说《诗经》的人，也不过如此罢了！〇滏水边有个姓李的人，本是富户，他排行第五的弟弟，俗称为李老五。同城另外还有一个李老五，年龄与他相仿。偶然因为有事到邻近的郡县，听到消息的人就以为是那个富户家的李老五，把他请到家，丰厚地提供帐幕饮食，拿出金银布帛来资助他狎妓游玩，还担心他不尽兴。那个人知道对方认错了人，但贪图那份供养，也不自己说明。过了十几天，后来才知道他不是那个李老五，于是怅然若失。听到的人没有不笑话他的。然而这两个人，不仅排行相同，姓氏也相同，这种错误还情有可原。至于《诗经》中的《将仲子》、《叔于田》，只举出他们的字，姓氏都没有，凭什么看出他们应当是祭仲和共叔段呢？于是解说《诗经》的人动不动就说《诗序》接近古代，它的话一定有依据。哪里知道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相距仅仅百里，错误已经像这样了，何况撰写《序》的人（指卫宏）距离作诗的时候已经八百多年了呢！唉，唉！这真是言语无法争辩的了！

译《女曰鸡鸣》并非贤德夫妇相互警戒之作

《女曰鸡鸣》这一篇，《毛诗序》认为它是“陈述古义以讽刺当今不崇尚德行而喜好美色”。《郑笺》认为它是“夫妇相互警戒以便早起，说的是不沉溺于美色”。朱熹《诗集传》不采纳陈述古义以讽刺当今的说法，而只认为是贤德夫妇相互警戒的言辞。我考察：夫妇如果贤德，那么应当男子致力于耕耘，女子勤勉于纺织，就像《葛覃》中的“收割、漂洗”，《七月》中的“修理农具”、“举足耕作”那样；如果相互警戒，那么应当像《蟋蟀》中的“不要过度享乐”，《小宛》中的“不要辱没父母”那样。如今，鸡鸣就起床，所做的事不过是射取野鸭大雁罢了，饮酒罢了，喜好交游罢了；所谓贤德的人本来就是这样吗？所谓警戒的人就是这样而已吗？孟子说：“鸡鸣就起床，勤勉行善的人，是舜一类的人。鸡鸣就起床，勤勉求利的人，是跖一类的人。”那么鸡鸣起床不必是贤德的人才能做到。如果只把不沉溺美色当作贤德，那么天下的男子难道必定都是天天亲近妇人的吗！大概郑国的风俗浮薄，不知道勤勉于职业，男女互相爱悦的不必说了，即使是夫妇居家，不做淫荡之事，也不过是喜好射猎游玩、醉酒饱食，起初就没有唐、魏勤俭的风气，秦人雄勇的习俗。君子因此知道郑国国势不振。把这种情形当作贤德而相互警戒，是错误的。如果认为是陈述古义以讽刺当今，那就更是大错特错。难道古人也唯独喜好射猎饮酒吗！

《女曰鸡鸣》的可取之处

《女曰鸡鸣》这一首诗虽然不足以当作贤德夫妇，然而也有可取的地方。妇女的本性大多偏私亲近自己的人而固执己见。所以女叔齐说：“先君如果有知，宁可立夫人，哪里用得着老臣！”汉高祖大封诸子，约定非刘氏不封王，等到吕氏专权，就封吕氏为王，杀害刘氏子弟了。至于近世士大夫的家庭，更难以屈指计算。如果对与自己有牵连的人，虽然常常怨恨丈夫却常常想厚待他，丈夫的贫困因何导致，不过问。丈夫想薄待他，就用积德行善、从厚安葬的说法进言。如果对与自己无牵连的人，虽然曾经对丈夫有恩德却常常想薄待他，丈夫的富贵从何而来，不过问。丈夫想厚待他，就用节约用度、留有余地的说法进言。丈夫的富贵，自己必定参与其中；丈夫的贫困，自己也必定参与其中，这应当无事不与丈夫一体，却倒行逆施竟如此，岂不是以怨恨回报恩德而以恩德回报怨恨吗！至于固执己见的尤其不是书本所能尽述的（像汉窦太后信奉黄老之学，排斥儒家学说之类），即使是丈夫有言，也像帽子上的装饰一样被弃置不顾。如今诗中却说“知道你的辛劳，用杂佩赠送你。知道你的顺从，用杂佩问候你。知道你的喜好，用杂佩报答你”，妇女能体察丈夫的心意竟达到这种程度吗！这虽然不足以称为贤德，然而恐怕后世以贤德闻名的人或许还不如她。也足以使世上那些偏私亲近自己的人而固执己见的人感到羞愧了。

《有女同车》并非讽刺郑昭公

《有女同车》的《序》说：“讽刺郑昭公。太子忽曾经在齐国有功，齐侯请求把女儿嫁给他，齐女贤德却不娶，最终因为没有大国的帮助以至于被驱逐，所以国人作诗讽刺他。”朱熹《诗序辨说》说：“忽拒绝婚事并没有不正当；至于他失国则只是因为势力孤单、援助稀少不能自保，也没有可以讽刺的罪过。《序》却认为是国人作诗来讽刺他，这也错了。后来的读者又沿袭这个错误，一定要罗织罪名，构陷他而不肯宽恕，只是想要顺从解说《诗经》者的谬误，却不知道失去了是非的正道，扰乱了圣经的本意，败坏了学者的心术。”朱熹的辨析可以说明白详尽。然而近世解说《诗经》的人仍然多遵从《序》的说法而认为朱熹不对，我考察诗词，一处说“有女同车”，再处说“有女同行”，齐侯的女儿深居闺中，怎么能与郑国人同车同行？郑玄不得已，就曲解说同车是亲迎。未聘之女就咏叹其亲迎，称为同车，其污蔑谁更严重呢！一处说“颜如舜华”，再处说“颜如舜英”，明明称赞她容貌美丽，贤德在哪里呢？难道称赞人的贤德本来应当称赞她的容貌吗？还是容貌美丽的人就是贤女呢？况且齐侯起初想嫁给忽的是文姜，文姜与兄长淫乱并杀害了她的丈夫，有什么贤德！忽如果娶了她，也不过是鲁桓公的续弦罢了。解说的人不得已，就归属于再次请求嫁女的时候。再次请求嫁女的，还不知道是谁，怎么知道她不像文姜，而郑国人就能断定她是贤女呢？那么这首诗即使不是淫奔的诗，也绝对不是讽刺昭公的诗了。仔细玩味这首诗，都是赞美女子的美丽，或者是男子所作，或者是女子所作，都不能确定；总之不过是称赞她容颜的艳丽，服饰的华丽，起初没有一句称赞她的贤德。大概郑国的风俗浮薄，所看重而乐于称赞的只有美色，所以季札说它“细碎已极”；细碎，就是无关大体的意思。不必在诗词之外强求一种意思来诬蔑古人。原来《序》之所以这样说，没有别的，在汉代的时候，四家并立，务求互相胜过，而且当时正崇尚罗织罪名，所以因为诗中有“孟姜”的文字，就取《春秋左传》中昭公辞婚一事来附会。这是汉代的风气，

译这本不值得奇怪；但后来的人却相信它确实如此，即使经过朱子详细地辩驳，仍然不信，真是非常不可理解！况且他们之所以遵从《序》的说法，不过是因为认为孔子删诗不该保留这些淫诗罢了；然而不该保留的，难道只有淫诗吗？昭公推辞婚事这一节，乃是贤哲的高尚行为，如果不知道赞美，反而用来讽刺讥讽，这是势利的小人、攀附权贵的鄙夫、见识最浅陋的人才会做的事，为什么反而保留下来而不删去呢？晋国的董叔想要攀附权贵，向范氏求婚，后来范氏把他绑在庭院的槐树上，被叔向讥笑。如果删去淫诗却唯独保留讽刺郑忽的诗，这是圣人教人都去学董叔那样的行为，还能作为教诲吗！我不知道世人为什么相信这种说法。

译《扶苏》、《箨兮》、《狡童》这三篇诗，也并非讽刺郑昭公忽。

《扶苏》以下三篇，《毛诗序》都认为是讽刺郑昭公的。《扶苏序》说：“讽刺忽。所赞美的并非真正美好。”《箨兮序》说：“讽刺忽。君主软弱臣子强横，君主不倡导而臣子却附和。”《狡童序》说：“讽刺忽。不能与贤人谋划国事，权臣专断命令。”朱熹《诗集传》则认为这三篇都是淫奔之诗，并极力驳斥说是讽刺忽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近代解说者都认为孔子删诗时不该保留这些淫诗，反而认为朱熹的说法不对。我考察：说淫诗不该保留，似乎有道理，但应当删除的难道只有淫诗吗！昭公作为君主，没听说有大的失道之事，君弱臣强，权臣专命，虽然确实存在，但这些都是从庄公时代就遗留下来的，权重难以转移，并非昭公自己的过错。厉公想除掉祭仲，结果被祭仲驱逐；文公想除掉高克却做不到，于是让高克在黄河上领兵却不召他回来；身为昭公，难道能一下子改变这种局面吗！这本来不能算作昭公的罪过。如果郑国人妄加毁谤讽刺，甚至把国君称为“狡童”，违背礼教伤害教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孔子说：“厌恶身居下位却毁谤上位的人。”为什么对这些诗反而保留而不删除呢？况且“所美非美”，是指美色吗？是指美德吗？子都只有美色罢了，怎么能比作贤臣？考察《春秋经传》，昭公之前是庄公，射王，囚禁母亲，接受宋、鲁的贿赂并参与弑君，都是王法所不容的；然而郑人不讽刺他。昭公之后是厉公，驱逐太子并夺取他的位置，依靠祭仲立国却谋杀祭仲，依靠傅瑕入国却最终杀了傅瑕，贪婪残忍诡诈，背弃盟约食言，因此谥号为厉；然而郑人也不讽刺他。唯独昭公较为纯正谨慎，虽然没有驾驭之才，也没有暴戾之事，按理说郑国人应该爱惜他；然而连篇累牍都是讽刺昭公的。难道郑国人都是违背常情，喜欢别人所厌恶的而厌恶别人所喜欢的吗？那么这三首诗是否为淫奔之诗虽然不能确定，但决不是讽刺忽则是毫无疑问的。孔子未曾删《诗》，详细说法见后一条。

《郑风》多淫诗

《毛诗序》的错误，《郑风》最为严重。《遵路》以后十多篇，《序》大多认为是讽刺时事的；即使有以男女之事为言的，也必定曲折委婉地解释为讽刺乱世。直到朱熹《诗集传》才开始驳斥其错误，除《鸡鸣》、《东门》外，一概认为是淫奔之诗，《诗序辨说》论述得很详细。然而自朱熹以后，解说者大多仍遵从《序》而非同朱熹，没有别的原因，认为《诗》都是孔子删定的，不容许保留这些淫靡之作罢了。我考察：《风雨》中的“见君子”，与《草虫》、《隰桑》中的诗句相比，起初并无太大差异；即使《扬之水》、《东门之枌》，用在朋友之间也未尝不可；不把它们视为淫词，是可以的。至于《同车》、《扶苏》、《狡童》、《褰裳》、《蔓草》、《溱洧》之类，明明是男女欢爱的词句，怎么能再另作解释来曲解它！如果不问其词句，不问其意思，而只是在心中横亘一个必定没有淫诗的念头，那么对于解说《诗》来说，哪里会有恰当的呢！况且孔子删诗是谁说的？孔子自己未曾说过，《史记》说的罢了。孔子说：“郑声淫。”这是说郑地多淫诗。孔子说：“诵诗三百。”这是说《诗》只有三百篇，孔子未曾删减。学者不相信孔子自己说的话而相信别人的话，这太奇怪了！张采为陈际泰文集作序说：“知道是大文学家写的文章，即使不好也好。不知道是大文学家写的文章，即使好也不好。”小说记载有个马生，把他的诗给人看，人们都嘲笑他。于是假托扶乩，说是康状元海的诗，在座宾客无不称赞。后来知道出自马生之手，才闭口不再说话。世俗儒者听说诗是孔子删定的，就都说其中没有淫诗，这与上述情况有什么不同！由此说来，朱熹将其视为淫奔之诗，不能说是过分了。然而这些诗也未必都是淫者自己所作。大概其中确实有男女相悦而以诗赠答的，也有故意作男女相悦之词的，如楚人的《高唐》、《神女》，唐人的《无题》、《香奁》之类。又或者是君臣朋友之间有所感触，而寄托于男女之际，如后世的“冉冉孤生竹”、“上山采蘼芜”、“君嫌邻女丑”之类，大概也有这种情况。子太叔赋《褰裳》，子柳赋《箨兮》，子羔赋《野有蔓草》，赋诗者既然可以断章取义，作诗者难道不可以假借事物来寄托情感吗！不然，为什么女子赠给男子的很多，男子赠给女子的很少？难道郑地能诗的都是淫女吗？虽然根据词句来解说诗，但不拘泥于成见，只取其词句对言语有资助，而不强行知晓其意指为何事，大概就能得其要领了。

季札论《郑风》

《郑风》二十一篇，只有《缁衣》好贤，有开国之规，《羔裘》直节，有扶危之操，其余都是卑鄙猥琐的言语罢了。两首《叔于田》及《女曰鸡鸣》，津津乐道的只是弋猎一事。至于《遵路》、《同车》之类！淫

译郑国风俗奢靡淫荡，尤其不知人间有羞耻之事。所以季札说：“郑国的风气太过琐碎细碎了吗？百姓无法忍受，这大概会最先灭亡吧？”所谓“细”，就是指卑鄙猥琐。习俗如此，长久下去必定无法承受其弊端，怎能不最先灭亡！因此，阅读《郑风》的人应当知道，治理国家要有长远的谋划，教导百姓以淳朴为贵，惩戒淫荡的风气，改变弋射狩猎的习俗，让他们勤于耕种养蚕，崇尚孝顺悌爱，那么国家社稷就会像苞桑一样稳固，——这就是所说的“授予政事而通达事理”的意思。只有这样，才不枉费学习《诗经》。如果像《诗序》所说，各位儒者的解释那样，每一篇都是讽刺时事，没有不是出于爱君忧国之心，那么《郑风》与《卫风》、《齐风》、《唐风》、《魏风》几乎就没有区别了，季札怎么会评价它“太过琐碎细碎”，又怎么知道它会“最先灭亡”呢？我曾经用《左传》所载季札的话来验证十五国风，没有不符合的。然而根据毛亨、郑玄的注解，却与季札的话无一不相矛盾。不知道向来各位儒者为何如此深信笃好他们的说法，而不允许别人稍持一点异议呢？真是可叹啊！

译○《齐风》

△《鸡鸣》不是讽刺诗

《鸡鸣》这首诗，是赞美君主勤于政事的。最高明的君主以道德教化百姓，次一等的则没有比勤勉更好的了。即使是古代的圣明君主，也把勤勉作为首要任务。所以《尚书》说：“不要教导安逸享乐，要有治国之道；要兢兢业业，每天处理成千上万的政务。”《左传》说：“百姓的生存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匮乏。”大概君主以一人统治一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所担忧的常常是耳目不能周全，下情不能上达，所以只有勤勉才是首要任务。为什么呢？君主每天和大臣接触，宦官宫妾就不能欺骗他了；每天和群臣接触，大臣就不能欺骗他了。不被欺骗，然后才能了解人的贤与不贤而任用或罢黜他们。不被欺骗，然后才能了解人的喜好与厌恶而兴利除弊。如果不这样，放纵享乐，深居简出，大臣有权势就被大臣蒙蔽，大臣无权势就被宠幸的宦官蒙蔽，民情怎么能上达，国政怎么能治理好。而君主安逸享乐、中毒身亡，大多是因为宠幸后宫：所以唐玄宗开元时期的治理并非不兴盛，但得到杨贵妃后就灭亡了；后唐庄宗亲手消灭朱梁，但宠幸刘皇后后就动乱了。因此贤明的君主只害怕上朝太晚，不能和大夫士人详细商议国政；而贤惠的夫人也只害怕丈夫沉溺于享乐而不勤于政事，所以警戒他、劝勉他。了解这件事的人创作了这首诗来赞美他们。《诗序》却认为是讽刺哀公荒淫怠慢，所以陈述贤妃辅助君主的道理，这是错误的。朱熹不采纳哀公的说法，而只认为是谈论古代的贤妃，恐怕也不对。难道从丁公到僖公这十二代中，就一定没有一位贤惠的夫人，而只有古代才有吗！大体上《诗序》的错误，都是因为把十三国的诗当作“变风”，务必认为它们有讽刺而没有赞美，有邪僻而没有正道，委曲求全地加以解释；如果实在说不通，就说是借古讽今。学者们相信这是事实，真是令人叹息啊！

△春秋时期齐、晋最强的原因

《齐风》为什么以《鸡鸣》为首？是因为君主勤于政事。《唐风》为什么以《蟋蟀》为首？是因为风俗在下层美好。春秋时期，齐、晋两国最强，齐国的霸业持续了几十年，晋国的霸业持续了一百多年。这立国的基础一定有远远胜过其他国家的方面，然后英明的君主才能凭借这种形势有所作为。《鸡鸣》、《蟋蟀》，就是所谓先奠定基础的诗。大概从丁公、唐叔在成周盛世建立国家开始，他们的设施布置、政事纲纪，一定有能够安抚百姓并为后代留下福泽的。只是年代久远，诗篇残缺，无法详细考证；依靠这两首诗还足以看到他们遗留的恩泽。为什么呢？这两首诗都是几代以后的诗，国家安定，百姓安乐，朝廷内外没有事端，正是人心安逸享乐的时候，而在上位的人不敢自己安逸，在下位的人只害怕过于安乐，是他们初期良好的政教还存在，立国的纲纪没有败坏。所以即使有一两个昏庸怠惰的君主，一旦得到贤明的君主，就可以整顿治理而在诸侯中得志。所以这两首诗都应当在春秋以前。编纂《诗经》的人把它们放在开头，是为了表明《南山》、《卢令》、《肃羽》、《采苓》之所以不至于灭亡，而且使国家大大开拓，是依靠这些基础的缘故。

△《远》、《著》、《东方之日》都不是讽刺诗

《远》的《诗序》说：“讽刺荒淫。哀公喜欢打猎，追逐禽兽而没有满足”等等。《著》的《诗序》说：“讽刺时弊。当时不亲迎新娘。”《东方之日》的《诗序》说：“讽刺衰败。君臣失道，男女私奔，不能用礼教来感化。”后来的解说《诗经》的人因此，就认为创作这些诗的人其意图在于讽刺。我考察《远》说：“向我作揖说我俊俏啊。”《著》说：“在著地等我啊。”《东方之日》说：“在我屋里啊，踩着我的脚印来啊。”都是把这件事归结到自己身上。天下讽刺别人的人，一定是认为那个人不贤；却反而把这件事加在自己身上，说我这样，我这样，天下有像这样自污的人吗！《南山》，是讽刺襄公的，那么它的《诗序》说：“大夫遇到这种恶政，作诗而离开。”而这三首诗只说“哀公喜欢打猎”，说“当时不亲迎”，说“男女私奔”，并没有一个字提到讽刺，与《南山》的《诗序》完全不同。怀疑作《诗序》的人的意思只是把收录这些诗作为讽刺，而不是把创作这些诗作为讽刺，不必牵强附会地加以解说。又考察：“在著地等候”、“在庭院等候”，用于朋友之间也可以，用于男女私会也可以，没有看到一定是婚娶的。而“那位美丽的女子”，用《干旄》的例子来推论，也可以用于男子，也没有看到一定是私奔的，我私下认为遇到这类诗应当对可疑之处存疑，不必强行赋予具体事件。解说已经详细见于前面《邶》、《鄘》、《卫风》中。

○魏风

△《葛屦》、《汾沮洳》都不是讽刺节俭

《葛屦》、《汾沮洳》两首诗，《诗序》都认为是在讽刺其君主的吝啬。《朱传》采纳《诗序》讽刺节俭的说法，而怀疑其不是讽刺君主。然而玩味其词句也并不像讽刺节俭的样子。“象扫”、“左辟”、“如玉”、“如英”，都是就容貌仪态修饰的美好而言，似乎讥讽其华而不实。哪有讽刺别人的吝啬却只感叹其美好的呢！褊，是狭隘的意思，狭隘就不能尊重贤人、容纳众人，这不是节俭

译这就是所谓的含义。而“采莫”、“采桑”也是诗人起兴的常例，就像“采苓”、“采蕨”、“采杞”之类，并不是说公族亲自到野外去砍柴采薪。孔子说：“与其奢侈，宁可节俭。”子贡说：“夫子凭借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而得到（天下人的归心）。”节俭，是人的美德，出自君主和大夫则尤其难能可贵。晋悼公以币帛代替牺牲，宾客以单只牲畜为礼，器物不轻易制作，车马服饰仅够使用，从而称霸诸侯。齐桓公的宴席上猪肩肉盖不住豆器，一件狐皮袍穿了三十年，管仲因此显扬了他的君主。废除官职，薄办祭祀，印段因此保全了他的家室。节俭对人有什么亏欠，却把它当作讽刺，而且琐碎地列举不止一次呢！太古时代，尊卑都喝清水，楚国的先世若敖、蚡冒披荆斩棘以开辟山林，没听说有人把他们的节俭当作弊病。而后世的君主因奢侈而亡国的，几乎数不胜数。为什么魏国的人唯独把节俭当作耻辱？难怪宋朝蔡京依据《周官》中“不会”的文字，诱导徽宗奢侈而导致国家覆灭！大概这两篇的章法与《邶风》中的《君子偕老》大致相同：前面的文字只说容貌服饰之美，最后用一两句话点明诗意，直率而不紧迫，委婉而多含风致，是善于立言的人。“履霜”、“采莫”不过是借来起兴，拿这作为节俭的证据，就错了。

译《园桃》、《陟岵》、《十亩》三篇并非讽刺国家被削弱

《园桃》是忧虑时局，并非讽刺时局。《陟岵》被认为是征役在外思念亲人的人所作。然而说“国家狭小紧迫，屡次遭受侵削”，这两篇诗中都没有见到这种意思。《园桃》所忧虑的，在于国家没有政令。如果已经见到被侵削，那么人们都能知道，何必等到深思！而征役也是臣民的常事，《唐风》中的《肃羽》、《召南》中的《殷其雷》，难道一定是见到被侵削之后才这样吗！至于把《十亩》解释为国家削弱，小民无处居住，说法更是牵强附会。“十亩”，只是就种桑的地来说，并不是把十亩地作为授田，怎么就会到无处居住的地步！朱熹认为这是“政治混乱国家危亡而不愿做官”，这是对的。大致来说，《诗序》多是揣测：因为唐、魏的风俗多勤俭，所以说讽刺俭省；因为魏国狭小且邻近晋国，所以说国家狭小而遭受侵削。甚至《唐风》中的《蟋蟀》明明说“不要太过安乐”，却还认为是讽刺俭省，这诬蔑古人也太过分了！

《陟岵》篇中“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应当以上面五个字为一句，下面六个字为一句，这样文章既通顺，韵律也和谐。因为“子”与“已”押韵，“季”与“寐”押韵，“弟”与“偕”（音里）押韵。近代却在“行役”处断句，这是错误的。

《伐檀》兼有讽刺贪婪和赞美不白吃饭两种含义

《伐檀》的《诗序》认为是“讽刺贪婪”，朱熹认为是“赞美不白吃饭”。然而仔细玩味其词句，这两种意思实际上兼而有之。因为只有贤人不能实现他们的志向，而相继隐居于十亩之地，所以在位者都是贪婪鄙陋的人，不以无功受禄为耻。他们反复赞叹那些辞让荣禄的君子，正是为了羞辱那些占着职位不干事的小人。《硕鼠》的《诗序》认为是“讽刺君主加重赋税”，朱熹认为是“讽刺官吏”。然而仔细玩味其词句，“莫我肯顾”、“莫我肯德”与《小雅·黄鸟》篇的笔意相似，不仅不像讽刺君主，也不像专门指斥官吏。这是因为官吏不贤，只致力于剥削小民以自求安逸享乐，而不再治理民事，以致豪强和奴仆都能肆意吞并而无所顾忌，所以百姓不堪其扰而想要离开。大致来说，百姓受困于官吏的搜刮，其害还小，受困于众人的鱼肉，其害最大。只有官吏不以白吃饭为耻，诉讼而不逮捕，逮捕而不审理，那么奸民更加放肆，里巷之间都不能安身立命。这就是官吏即使廉洁清静少欲，百姓还受不了其困苦，何况加上贪婪呢！难怪他们以硕鼠为忧了！

《魏风》中兴起与灭亡的原因

《魏风》只有七篇，然而读起来，兴起与灭亡的原因如同指掌般清楚。宽厚有容，是一个臣子用来保全子孙黎民的方法。执政者心胸狭隘，那么在下的贤才就没有途径进用。况且人的心思不能两用，务实政的人必然简略于虚文，处理大事的人必然忽略小节。如果卿大夫只以修饰仪容为美，而贵族子弟仿效他们，那么就不再以衡量德行、考核才能为事，而政事的违逆必然很多，西晋之所以沉沦灭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园桃》的诗人忧虑国家将危。然而卿大夫拘泥于旧习，没有人知道，所以说：“谁能知道呢，大概也不必思考。”即使有一两个贤者，也困于下位，劳于征役，家人父子没有生息团聚的快乐。因此稍有见识的人都不留恋富贵而留恋田园了。贤人离去，那么在位者都是不贤的人。赞美不白吃饭的人，正是为了显示卿大夫都白吃饭。岂只是白吃饭而已，而且剥削百姓以奉养自己，放纵奸民以祸害百姓，百姓无法生活而都有离去的志向，所以晋军一到，不再有抵御外侮的人，而魏国就灭亡了。所以孔子早就说：“诗可以观察。”又说：“诵读诗三百篇，授予政事却不通达，即使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难道不是可信的吗！难道不是可信的吗！

《葛屦》、《汾沮洳》显示根基不稳固

大致来说，国家兴盛时，都以勤政、爱民、摒弃浮华、崇尚务实为要务。所以《卫风》以《淇澳》为首，《齐风》以《鸡鸣》为首，《唐风》以《蟋蟀》为首，即使是郑国那样细微琐碎，也还是以《缁衣》为首。一则是因为那时在春秋之前，君德民风尚美，二则是编《诗》的人也寄托了惩恶劝善的意思。观察其先世的诗篇，知道其根基深厚稳固，所以后来政事虽然衰败，风俗虽然败坏，却没有立刻灭亡。现在《魏风》前两篇，唯独以“左辟”、“象扫”、“如玉”、“如英”为讽刺，这说明魏国在春秋以前，其君主和大夫已经没有长远考虑，而只以修饰仪容为事，根基本来就不深不固，所以其灭亡很快。因此这两篇之后就用《园桃》一诗接续。编《诗》的人在这里大概有深意。可惜解说《诗》的人都被讽刺俭省的说法所误导而看不到这一点！汉初各家解释经典，虽然不完全符合经意，尚多推究于政事。自从《毛诗》以牵强附会为事，郑玄为之作笺，逐渐变为章句之学，学者读它不过作为诗赋的素材、科举的用途而已。所以现在初学的童子没有不诵读《诗》的，等到他们执政，即使是举人进士也毫无施展之处。

译官吏胥吏作奸犯科，百姓流离失所，人们都视其为理所当然。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诗经》归《诗经》，政治归政治，他们读《诗经》的时候，本来就不认为这与政治有关。唉，唉，政治与《诗经》的分离，由来已经很久了！

译△《硕鼠》预示早亡

季札在观赏音乐时，对于《郑风》说：“它的风格过于细碎，百姓无法忍受，这大概是它最先灭亡的原因吧？”对于《陈风》说：“国家没有君主，它能长久吗？”然而陈国被楚灵王所灭，楚平王又封立了陈国，直到春秋末期陈国才最终灭亡；而郑国直到战国初期才灭亡。反而是《魏风》中那种“宏大而委婉，险恶却容易施行”的风格，却在春秋初期就率先灭亡，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凡是风俗浮华奢靡而没有长远考虑的国家，其势力必然逐渐衰退削弱以至于灭亡；如果是聚敛刻薄、把持权柄，强者欺凌弱者，多数暴虐少数，有朝不保夕的态势，那么它的灭亡就会很突然。所以我读《黄鸟》、《我行其野》这两首诗，就知道周朝必然衰败；读《硕鼠》这首诗，就知道魏国必然灭亡。为什么呢？因为贤人离去，风俗就一天天颓败，所以《白驹》之后接着是《黄鸟》、《我行其野》两篇，《十亩》、《伐檀》之后接着是《硕鼠》一篇，这是事理发展的自然趋势。然而《我行其野》不过是婚姻之间互不关心罢了，虽然刻薄，但起初并没有互相欺凌践踏的事情。《黄鸟》说“啄食我的粟米”，但损失不多，而且还有宗族可以恢复。《硕鼠》则是贪婪无厌，而且是由本土的人所作，没有所谓的“乐土”，其形势无法保全自己。因此西周虽然覆灭，还有东迁洛邑的延续，而魏国最终被晋国所灭。大抵人情互不关心，祸患在于逐渐衰败不振，所以危害缓慢；互相吞噬，祸患在于动荡不安，所以危害迅速。学者从这里观察，那么国家兴亡得失的原因就清晰可见了。

△魏国诗歌朴实茂盛深厚

《二南》之外，《豳风》最为高尚；其次没有比得上《魏风》的。郑、卫的风俗舒缓，君子因此知道其国势衰弱。齐、秦的风俗雄健威武，君子因此知道其国势强大。《魏风》则都不是这样，它的诗歌朴实茂盛深厚，元气没有流失，大概其风俗还接近古代。《葛屦》讽刺褊狭的心胸，只在篇末用一句话，《彼汾》讥讽贵族游手好闲，仅仅略微透露其意，都不失温柔敦厚的宗旨。《陟岵》有思念亲人的念头，没有怨恨君主的心情。有像《北山》那样感叹分配不均的吗？没有。有像《肃羽》那样呼喊苍天的吗？没有。而且不说自己思念亲人，只说亲人思念自己，慈孝之情尤为笃厚真挚。《十亩》只说退隐的乐趣，不及做官的快乐，意在言外，特别耐人寻味。《伐檀》立意尤其高远，兴寄尤其深远，无论是赞美还是讽刺，一毫不显露锋芒，而一唱三叹，诵读它使人尘俗鄙陋之心都消尽。只有《园桃》与《硕鼠》忧时感事，言语颇为沉痛；然而仍然不肯斥责直言，不肯直接指责，想来其人材之美，风俗之厚，大概远远不是其他国家所能比及的，可惜其君主不足以有所作为罢了。然而晋国自从兼并魏国以后，国势更加强大，于是称霸天下；等到三家分晋，魏氏贤人最多，魏文侯修德勤民，是战国诸君中第一。吴国季札的话说得好，“宏大而委婉，险恶却容易施行：如果用德行来辅助这些，那就是英明的君主了”，他确实是知音啊！千年之下读其词句仍然令人神往。确实，文辞与声音果然不能分为两样！

○《唐风》

△《蟋蟀》不是讽刺节俭

《唐风》为什么把《蟋蟀》放在第一篇呢？就像《齐风》把《鸡鸣》放在第一篇一样，这是为了彰显晋国兴盛的原因。而《蟋蟀》的用意比《鸡鸣》更美。《诗序》却认为这是“讽刺晋僖公节俭不符合礼制”，现在看它的词句，只说“现在我不快乐，日月流逝”，节俭在哪里呢？又说“不要太过安乐？要思考自己的职责”，讽刺在哪里呢？朱熹认为这是“岁末事务闲暇，互相宴饮，而忧虑深思远虑”的人得到的，这是对的。然而还有未尽之处。为什么呢？这首诗前四句只是开篇，后四句才是主旨，与《东山》的第四章类似，那是借客人来衬托主人，这是先反后正；不是说人应当快乐，正是说人不应当过于快乐。“职思其居”，居指现在所居之地；四民各有本业，先尽力于所当务而后利用余暇行乐，虽然行乐但仍不忘本业。“职思其外”，外指意外所遭遇的事；本业虽然已经尽力，但事变来临无常，不能认为未必发生就置之度外，——朱熹所说的“出于平常思虑所不及，应当预先防备”的，就是这样。“职思其忧”，快乐是忧虑潜伏的地方，太过快乐则忧虑必定到来，——所以计然说：“干旱时储备船只；水灾时储备车辆。”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在快乐时常作忧虑的设想。“瞿瞿”是惊恐瞻顾的样子。“蹶蹶”，是勤勉奔赴的样子。“休休”，是安吉嘉美的样子。快乐不忘忧虑就不会有忧虑，《传》所说的“灭亡者保全其存在”就是这样。那么这三章，就是高宗“不敢荒废安宁”，文王“小心谨慎”的意思，不是陶唐的遗民怎么能这样！只以勤俭之美来评价它，还失去了它的宗旨。何况反以为是讽刺节俭，不但与诗意格格不入，而且与季札所说的“思深忧远”也大相径庭了！而世人仍然以《

译《序》是可信的，难怪把政事交给他却治理不好。

译△《蟋蟀》篇体现了风俗的美好

大抵人的常情是，身处贫困时思虑周全，身处安乐时奢侈放逸容易滋生。唐国自叔虞至此，大概不下数代百余年，太平日子长久，年成丰收人民安乐，上下和睦安宁，正是纵情怠惰的时候，而诗中的言辞却如此，那么他们居安思危，安守本分恪守道义，就不必再说了。后世人情衰薄，既不能忍受贫困，也不能忍受安乐，衣食富足就奢侈放纵顿生。乾隆四十三年，我的家乡发生大饥荒，人们无法生存。刚丰收三年，百姓就肆意浪费，贫穷的人也讲究衣食，害怕勤苦。靠近西山的地方风俗尤其崇尚奢侈，婚丧的费用常常高达巨万。城中演戏，几乎没有空歇的日子。尤其喜好放爆竹的游戏，声音常常充满耳际。每年在城南放烟火，男女肩并肩脚叠脚，像蜂蚁一样聚集。有娶妻的人，亲戚朋友用炮仗相助，沿途声音常常不断。他们以繁华相尚到了这种地步，他们连安居都不思考，何况思考外面的事，又何况思考忧患呢？然而强者都夺取别人的财物来供养自己，狡猾者百计谋夺别人的财物，而愚弱者一遇荒年就逃往外郡，困顿仆倒在道路之间。唉，我不知道他们怀着什么心必定要这样然后才痛快！假如能像《唐风》那样“喜好享乐但不荒废”，那么都能自给自足，可以不伤害别人，也不至于穷困饥饿。然而勇猛者威逼怯弱者，聪明者欺骗愚笨者，横行乡里，人们都习以为常而不觉得奇怪；几十年不埋葬死者的十家有九家，而稍微节制浮费就众人共同非议。所以谚语说：“笑贫不笑娼。”我希望执政者善于引导百姓，使风俗逐渐达到淳厚，大概可以无愧于学习《诗经》了。

△《山有枢》篇的喜乐

古人的言论，有本意在此而读它可以领悟彼处的。《出其东门》，说的是喜好德行，但读它就知道郑国风俗的淫乱。《蒹葭》，说的是喜好贤才，但读它就知道秦国不重视士人。所以我读《山有枢》这首诗而更加知道唐国风俗的美好。大概正因为百姓勤于职业，所忧虑的深远，而不肯苟且眼前的安乐，所以诗人用这个来劝勉他们。假如像陈、郑的风俗，崇尚淫靡，那么这首诗就不必作了。而且它所说的“喜乐”“永日”，不过是拖着宽大的衣裳，奔驰车马，打扫庭院内部而敲击钟鼓，让这在今天，就是安守本分自守的人；起初没有放纵荒淫的事就满足了愿望，也是多么容易满足啊！后世恣意制作淫巧、狎妓、呼卢、闹灯、演戏、烟火杂戏填满城市堵塞街巷，都是古人所未见未闻的。就拿衣裳来说，也有貂皮、银鼠、呢绒、羽毛的奇异；就拿酒食来说，也有燕窝、海参的名目，其余雕镂挑绣之类夺目争艳，也都是古人梦想所不到的，看那所谓拖着宽衣奔驰的而且淡漠无味。那么古人所说的逸乐，就是后世人不自我逸乐的；何况不自我逸乐的人呢！所以我读《山有枢》而更加感叹唐国风俗的美好，而知道晋国必定称霸诸侯。《诗序》却认为是讽刺晋昭公“政治荒废百姓离散，将要危亡”，与诗意全不类似。哪有劝勉勤政爱民反而劝勉及时行乐，不忧虑国家灭亡反而忧虑死亡的！难怪朱熹不采纳他的说法。吕氏祖谦却用吕𫍯丢弃珠玉来比喻，曲解来为他辩解。吕𫍯只是看重吕禄丢弃军队，不曾劝他丢弃珠玉，只是自己愤恨而丢弃珠玉罢了，怎么能用来做比喻！后世儒者喜欢附会来维护《诗序》的错误太严重了！

△《〇大杜》与灭翼前事正相反

《〇大杜序》认为“君主不能亲近他的宗族，骨肉离散，独自居处而没有兄弟，将要被《沃》所吞并”。朱子《诗序辨说》说：“这是人没有兄弟而自叹的话，未必像《序》所说的那样。况且曲沃确实是晋的同姓，其服属又不远呢！”我考察：曲沃正是晋的宗族，正担心他们强大有灭翼的势头，而现在反而说他人不如同姓，与事实正相反。朱子驳斥他，是对的。然而我反复读它，怎么它与晋国的事如此契合呢！大概自昭侯以后祸患在于兄弟相争夺，而自献公以后祸患在于兄弟相猜忌。桓、庄的族人谗害富子而驱逐他，献公尽灭桓、庄的族人。骊姬之乱，诅咒不蓄养群公子，从此晋国没有公族。文公的诸子都流亡他国，见于《左传》的，雍在秦国，乐在陈国，成公在周国。襄公、灵公以后，就以此为常。终于导致公室衰微，六卿相互兼并，而韩、赵、魏共分晋国，诗中说的像蓍草龟甲一样。那么这首诗与灭翼以前的事正相反，与献公以后的事酷似。而《序》却用曲沃来解释，没有别的，《序》把《无衣》当作赞美武公，而此诗在《无衣》前，所以臆测而用曲沃的事来对应。不知道《无衣》未必果然赞美武公，而篇章次序也不无错乱。或许这首诗就是指献公以后晋国的事也未可知，只是不像《序》所说的那样罢了。即使果然是诗人自道家事，而其理自然可以通于国事。假如晋君能信奉这首诗，那么就没有三家分晋的事了。那么无论这首诗所言为家为国，而其祸福都像烛光照数计算一样清楚，难怪季札

译认为他思考得深远，忧虑得长远。

译△《唐风》与晋国的强盛

五霸之中，齐桓公最为兴盛。齐桓公在位几十年，晋文公在位不到十年；而且管仲是天下奇才，先轸、狐偃、赵衰等人也比不上他。然而齐桓公死后，齐国就失去了霸权，而晋文公的子孙却相继称霸一百多年，这是什么缘故呢？我读《春秋经传》时曾经对此感到疑惑。近年来仔细玩味《国风》中的诗歌，才明白了其中的缘故。大概是因为晋国原本继承了陶唐氏的旧俗，民风淳朴，遗留的风俗尚未完全改变，不仅仅是《蟋蟀》一诗中“好乐无荒”体现了思虑深远、忧患长远。看《椒聊》中“盈升”的描写，也似乎预先知道了汾水低湿之地会有收获。读《杕杜》中“叶胥”的描写，也似乎预先知道了屯留之地的迁徙。乃至《采苓》讽刺听信谗言，替人深谋远虑，也似乎是局外之人出于忠君爱国的诚心而作，与《巷伯》、《青蝇》那些因遭谗言而忧愤的诗作都不相同。即使是《鸨羽》思念亲人，《杕杜》喜好贤才，也都足以看出风俗的美好。这说明晋国根基深厚牢固，远远不是其他国家所能比及的。不只是郑国、卫国那种靡弱的风气不可同日而语，即使是齐国那种宏大深远的国风又怎能望其项背！所以改朝换代之后，晋国仍然凭借武力和臣下的能力，绵延数代；下到战国初期，人们还说“晋国天下最强”。所以读《豳风》就知道周朝之所以能称王天下；读《唐风》就知道晋国之所以强盛。确实啊，诗歌是可以用来观察世事的！

●卷四

○《秦风》

△《车邻》预示赵高的祸患

我读《诗经》读到《秦风·车邻》这一篇时，不禁感慨叹息了三次，说：唉，赵高的祸患就是从这里萌芽的！春秋时期齐国、晋国强盛，而战国时期秦国最为兴盛。然而《齐风》以《鸡鸣》为首篇，《唐风》以《蟋蟀》为首篇，而《秦风》的第一篇第一章却专门以“寺人”（宦官）为话题。况且寺人也曾在《诗经》中出现过。“寺人孟子”，《巷伯》中有记载，但那只是忧谗的诗罢了。“时维妇寺”，《瞻卬》中告诫过，但那只是因“哲妇倾城”而波及到她们罢了。没有像这一篇这样郑重谈论的。寺人的权力怎么会不重呢？说：“未见君子，寺人之令。”不过是往来传达命令，起初并不参与政事。我说：寺人之所以能干预政事，正是因为他们传达命令。寺人有什么权力呢？寺人的权力就是君子的权力。所以人们一旦见到君子，权力就在君子手中；没见到君子，权力就在寺人手中。秦国的权力，在秦始皇手中；然而人们见不到秦始皇，那么秦始皇的权力就在赵高手中。秦始皇死后，权力在秦二世手中；然而人们见不到秦二世，那么秦二世的权力也就在赵高手中。那些扶苏、蒙恬、蒙毅、李斯等人接连被杀，难道有别的原因吗？不过是因为没见到君子罢了。假如扶苏、蒙恬能见到秦始皇，秦始皇一定不会杀他们；即使蒙毅和李斯能见到秦二世并陈述实情，也未必会导致他们被处死。所以《郑风》中的《缁衣》，孜孜不倦地修缮贤人的馆舍；《齐风》中的《鸡鸣》，急切地听取群臣的朝议，没有别的原因，都是害怕人们不能见到君子罢了。陈蕃、窦武、杨涟、熊廷弼等人位居台辅，功在国家，却一旦不得善终，没有别的原因，也不过是不能见到君子罢了。所以孔子说：“诗可以观。”难道不真实吗！难道不真实吗！这是治乱兴亡的大要，不知道解说《诗经》的人为什么都没有一句话提到这一点，而只是认为这是赞美君主起初拥有寺人车马呢？难怪诵读《诗经》的人很多，而授予他们政事却不通达的人也正不少呢。

△秦国的寺人

《诗经》中说到“未见君子”的地方很多。《汝坟》说：“如调饥。”《草虫》说：“忧心忡忡。”都是根据未见时思念的心情来说的。只有未见时有相慕的诚意，所以既见时有相逢的快乐。而这一篇却先以“寺人之令”开头，好像未见时有寺人的命令，然后既见时才有鼓瑟吹簧的欢乐。唉，既见君子就“并坐鼓瑟”，“并坐鼓簧”，感情亲密了，地位尊贵了，而未见君子时就不能不借助于寺人，这难道不可怕吗！所以及时行乐，还恐怕老死不能等待，而灭亡忽然到来。也不只是这一首诗如此。《权舆》的诗说：“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馀。”为什么开始重视而最终废弃呢？难道也是被近侍宠幸之人的话迷惑而到了这个地步吗？《晨风》的诗说：“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也似乎起初曾对国家有功，后来被人离间，不能见到君主，所以《诗序》认为这是抛弃贤臣。朱熹虽然怀疑《晨风》是妇人思念丈夫的词，但玩味其词意，未见必然如此。而百里奚不是秦国人，《黄鸟之歌》不见于经传，恐怕不能以此来概括秦国的风俗（话语详见朱熹《诗集传》）。大凡君主任用近侍，贤人没有不被他们诬陷的。编《诗经》的人以《车邻》开始，以《权舆》结束，或许也有深意存在吧？看商鞅富强的才能必须通过景监才能见到，吕不韦害怕祸患就推荐嫪毐作为内援，似乎秦国立国以来多寄耳目于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