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何由知其违而训之？盖古者上下之情常捅，民有冤情，皆得自诉於君，君召其人而亲鞫之，是以莫得施其朦蔽。而文王之耳目尤广，故违与不违皆知之。不然，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果何为乎！一事违而训之，则百事皆不敢偏徇；一人违而训之，则百人皆有所畏儆，此文王所以不必兼也。若士大夫之狱则不然。孟子曰：“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是古者诸侯之狱皆天子自治之也。王叔陈生舆伯与争政，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於王庭；叔孙昭子朝而命吏，曰：“▯将与季氏讼，书词无颇。”是古者卿大夫之狱皆其君自治之也。邢侯与雍子争畜阝田，叔鱼蔽罪邢侯，邢侯杀叔鱼与雍子於朝；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是古者位相埒则不能治其狱，必尊者而後能治卑者之狱也，明矣。自秦始重狱吏之权，无论丞相大臣皆使治之，而李斯以谋反诬服矣。唐高宗时，人告长孙无忌谋反，许敬宗文致而上之；高宗犹以元舅之故不忍杀，而敬宗不可。夫元舅诚不可以谋反贷死，顾无忌实未尝谋反，高宗何不亲鞫之乎？至明置锦衣狱，其祸尤烈。杨涟、左光斗诸人皆忠直大臣，一入狱中，覆盆莫告，榜掠至无完肤，卒以狱毙。若此者，岂非人主不自理之过与！故曰庶狱者，庶人之轻狱也，非士大夫之大狱也。此文王之所以不必兼也。
译凭什么知道有人违背法度并加以训诫呢？大概是因为古代上下之间的情意常常相通，百姓如果有冤屈，都能直接向君主申诉，君主召见当事人亲自审问，因此没有人能够施展蒙蔽欺骗的手段。而周文王的耳目尤其广博，所以违背与不违背法度的情况他都能知晓。如果不是这样，文王“从早朝一直到太阳偏西都顾不上吃饭”，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有一件事违背法度就加以训诫，那么百事都不敢偏私徇情；如果有一人违背法度就加以训诫，那么百人都会感到畏惧警醒，这就是文王不必亲自审理所有案件的原因。
至于士大夫之间的诉讼则不是这样。孟子说：“打官司的人不找尧的儿子而找舜”，“打官司的人不找益而找启”。这说明古代诸侯之间的诉讼都是由天子亲自审理的。王叔陈生与伯舆争夺政权，王叔的宰相与伯舆的大夫瑕禽在王庭上打官司；叔孙昭子上朝时命令官吏说：“我将与季氏打官司，记录供词不要偏颇。”这说明古代卿大夫之间的诉讼都是由其君主亲自审理的。邢侯与雍子争夺邲地，叔鱼偏袒雍子判邢侯有罪，邢侯在朝廷上杀死了叔鱼和雍子；梗阳人有诉讼，魏戊不能决断，把案件上报。这说明古代地位相等的人不能审理对方的诉讼，必须由地位尊贵的人来审理地位卑贱者的诉讼，这是很明显的。
自从秦朝开始加重狱吏的权力，无论丞相大臣都让他们审理案件，结果李斯就被诬陷谋反而认罪了。唐高宗时，有人告发长孙无忌谋反，许敬宗罗织罪名上报；高宗还因为长孙无忌是皇舅的缘故不忍心杀他，但许敬宗坚决不同意。虽然皇舅确实不能因为谋反罪而免死，但长孙无忌实际上并没有谋反，高宗为什么不亲自审问呢？到了明朝设立锦衣卫监狱，其祸害尤其严重。杨涟、左光斗等人都是忠直的大臣，一旦入狱，如同覆盆之下无法申诉，被拷打至皮开肉绽，最终死于狱中。像这样的情况，难道不是君主不亲自审理案件的过错吗！所以说，庶狱是指平民百姓的轻微案件，而不是士大夫的重大案件。这就是文王不必亲自审理所有案件的原因。
“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诗大雅》）
△周多贤才之故
贤才之出，非偶然也。天地之气清明醇粹，然後所生之人达於事理，闲於道义，而不惑於利欲之私。此非涵育数十年不能也。上重德行则俗皆尚德行，上重才略则俗皆尚才略，而父师以此为教，子弟以此为学。此非培植数十年不能也。周自大王迁岐以後，修德行仁不下数十馀年，是以贤才辈出，卿大夫士莫非宅俊。虽由文王之克知灼见而立民长伯，要亦其先世涵濡而培植之者有素也。故《诗》推本言之。
“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御侮。”（《诗大雅》）
△文王用贤才之法
周之贤才固多，要亦文王用之各当其才，故诗人以“疏附”、“先後”、“奔奏”、“御侮”分别言之。盖才全德备者其人良少，惟能各当其才，斯能悉举其职。故周公曰：“无求备於一人。”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唐、宋以後，多循资格而不问其才具，往往一人之身氵存更十有馀职。此果能悉举其职乎？抑未必然也？读此诗，可以悟此理。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书立政》）
“武王克商，作颂曰：‘载辑干戈；载▯弓失。我求懿德，肆於时夏，允王保之。’”（《左传》宣公十二年）
△武王求懿德
武王克商之後，“干戈辑”而“弓矢▯”固已；何以言“求懿德”而“肆时夏”也？生民所以困而不安，由於贤人弃而不用。官不得其人，则强陵弱，众暴寡者听之，子不孝，弟不共者听之，淫荒无度，侈靡自恣者听之。岂惟听之而已，重赋敛而民膏为之竭，鬻讼狱而民冤不得伸。非懿德之人不能抚安而整饬之也。然使其人而果有懿德也，必不肯希荣而干进，隐於畎亩者有之，遁於山林者有之。非咨於众，访於人，夙夜求之，不能得也。“思皇多士，生此王国”，周非无懿德也；然而天下之地广矣，天下之贤多矣，是以广求之而遍用之也。“肆”，陈也，布也。用贤者，非以博好士之名也；布之天下，然後民得被其泽也。以此观之，武王之伐商，非富天下也，正以贤才不用而生民不得安，故不得已而伐商也。贤才用而百姓安，风俗厚而人心固，则亲贤乐利，垂裕後昆；是以永言保之，至八百年之久也。
【附论】“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芦也。’”（《中庸》）
△孔子答哀公问政之旨
哀公问政，孔子何为以“人存”“人亡”告之也？政必待人而後行，前固已备言之矣，况鲁，周公之旧，周公所行者即文、武之政，无事於别立章程也。但相沿日久，视为具文，实惠不逮於民，亦有苦其不便而改之者。举而行之，本非难事，但患无其人耳。无其人，则非惟具文之无益也，而复古亦足以滋弊。故曰“其人存则其政举”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树”，极言非政之难而人之难，犹树必待地而生，但有地未有不生树者也。“蒲芦”者，树之尤易生者也，所以申明政之易举而惟患不得其人也；孔子所言，证以周公《立政》所言文、武之事，若合符节。故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信乎，先圣後圣，其揆一也！
△《家语》误录“为政在人”以下
按：孔子答哀公之问当至此而止；下文乃作《中庸》者因为政在人之意推而言之。是以“好学”三句，复冠以“子曰”之文。则此数十言者，非孔子之言明甚。伪撰《家语》者不能辨文义之首尾，乃误以为至“择善固执”句止。“朝聘以时，厚往薄来”，既非诸侯之事，孔子以告哀公何为？而“在下位”以下明明采录《孟子》之言，尤其显然而可见者。况
译“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诗经·大雅》）
△周朝贤才众多的原因
贤才的出现，并非偶然。天地之气清明纯正，然后所生之人才能通达事理，熟习道义，而不被利欲私心所迷惑。这不是涵养培育几十年所能做到的。在上位者重视德行，那么风俗就都崇尚德行；在上位者重视才略，那么风俗就都崇尚才略，而父亲和老师以此教导，子弟以此学习。这不是培植几十年所能做到的。周朝自古公亶父迁居岐山以后，修养德行、施行仁政不下几十年，因此贤才辈出，卿大夫士没有不是杰出人才的。虽然这是由于文王能够明察秋毫而设立民众的长官，但也因为其先世涵养熏陶和培植早有基础。所以《诗经》追溯根本来说。
“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御侮。”（《诗经·大雅》）
△文王使用贤才的方法
周朝的贤才固然很多，关键在于文王使用他们各当其才，所以诗人用“疏附”、“先後”、“奔奏”、“御侮”分别来说明。大概才全德备的人很少，只有能各当其才，才能全部胜任其职责。所以周公说：“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孔子说：“等到使用人时，要像使用器物一样（各尽其用）。”唐宋以后，多遵循资历而不问其才能，往往一个人身兼十多个职务。这果真能全部胜任其职责吗？恐怕未必吧？读这首诗，可以领悟这个道理。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尚书·立政》）
“武王克商，作颂曰：‘载辑干戈；载戢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时夏，允王保之。’”（《左传》宣公十二年）
△武王寻求美德之人
武王攻克商朝之后，“干戈辑”而“弓矢戢”固然已经做到；为什么说“求懿德”而“肆时夏”呢？百姓之所以困苦不安，是因为贤人被抛弃而不被任用。官员不得其人，那么强凌弱、众暴寡的现象就听之任之，儿子不孝、弟弟不敬的现象就听之任之，淫乱荒淫无度、奢侈放纵的现象就听之任之。岂止是听之任之而已，加重赋税使得民脂民膏枯竭，买卖诉讼使得百姓冤屈无法伸张。没有美德之人不能安抚整顿这些。然而如果这些人真有美德，必定不肯希求荣禄而谋求进身，隐居在田野的有之，遁世于山林的有之。不向众人咨询，向人访求，早晚寻求，就不能得到。“思皇多士，生此王国”，周朝并非没有美德之人；然而天下地域广阔，天下的贤人多，所以要广泛寻求而普遍任用。“肆”，陈列，遍布。使用贤者，不是为了博得好士的名声；遍布天下，然后百姓才能受到他们的恩泽。由此看来，武王讨伐商朝，不是为了使天下富有，而是因为贤才不被使用而百姓不得安宁，所以不得已而讨伐商朝。贤才被任用而百姓安宁，风俗淳厚而人心稳固，那么亲近贤才、乐于利益，给后代留下福泽；所以永远保持它，长达八百年之久。
【附论】“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芦也。’”（《中庸》）
△孔子回答哀公问政的要旨
哀公问政，孔子为什么用“人存”“人亡”来告诉他呢？政事必须待人然后才能施行，前面已经详细说过了，何况鲁国是周公的旧地，周公所施行的就是文王、武王的政事，没有必要另外设立章程。只是沿袭日久，视为具文，实惠达不到百姓，也有苦于不便而改变它的人。举而行之，本来不是难事，只是担心没有合适的人罢了。没有合适的人，那么不仅具文没有益处，而且复古也足以滋生弊端。所以说“其人存则其政举”。“人道敏政，地道敏树”，极力说明不是政事难而是人难，就像树木必须等待土地才能生长，只要有土地没有不生树的。“蒲芦”，是特别容易生长的树木，用来阐明政事容易施行而只是担心得不到合适的人；孔子所说的，用周公《立政》所说的文王、武王的事来验证，如同符节相合。所以孔子说：“文王死了，文化不在我这里吗？”孟子说：“从文王到孔子，五百多年：像太公望、散宜生，则是见而知之；像孔子，则是闻而知之。”确实，先圣后圣，他们的准则是一致的！
△《家语》误录“为政在人”以下
按：孔子回答哀公的问话应当到此为止；下文是作《中庸》的人因为“为政在人”的意思推而言之。所以“好学”三句，又冠以“子曰”的文字。那么这几十个字，明显不是孔子的话。伪撰《家语》的人不能辨别文义的首尾，于是误以为到“择善固执”句为止。“朝聘以时，厚往薄来”，既然不是诸侯的事，孔子告诉哀公做什么？而“在下位”以下明明采录《孟子》的话，尤其显而易见。何况
《论语》所记孔子之言皆简而洁，从未有繁而曲如此章者；而“达道”、“达德”、“九经”之属亦与“人存政举”之意了不相涉。《家语》之误，显然可见。朱子《章句》亦未及正其失。故今补而论之。
译《论语》所记载的孔子言论都简明而洁净，从来没有像这一章这样繁复而曲折的；而且“达道”、“达德”、“九经”之类的内容，也与“人存政举”的意思完全不相干。《孔子家语》的错误，显然可以看出。朱熹的《论语集注》也没有来得及纠正它的失误。所以现在补充论述它。
△蒲芦为草名
“蒲芦”，或以为蜾▯，或以为蒲苇。朱子《章句》从沈括，以为蒲苇，正与上文“地道敏树”文义相贯。近世学者偶见蜾裸之说，以为新奇，遂极力驳朱子之误。非惟上下文义不相呼应，即令果是，而於义理亦何足为得失乎！圣人此数言者，实为经世要务，得文、武之真传；乃皆碌碌无所发明，但斤斤於蒲苇、蜾裸之同异，徒劳笔舌，良可叹也！
又按：“蒲芦”文皆从草，本草名也。故《诗》云：“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又云：“鱼在在藻，依於其蒲。”而今人呼苇亦多云芦苇；又有芦草生於田中。以蒲芦为草，其说为得之。《尔雅》一书本不足据，九州之名与《书》不合；谓夏改载为岁，亦与《经》、《传》乖剌，其说岂尽可信！就令蒲芦果为虫名，亦安见其必非草名也？且非但蒲芦也，即果裸为虫名，亦未尝非草名也。《豳风》云：“果裸之实亦施於宇。”《毛传》云：“果裸，栝楼也。”盖虫不能施宇，施宇必草木也。故《孔疏》云：“栝楼叶如瓜叶形，蔓延，青黑色。”是果裸不但名虫，亦兼以名草矣。况於蒲芦文皆从草，而反专以名虫，断不可以之名草乎！奈何据《尔雅》之一语，遽欲驳朱子之误也！
“▯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饣奔饣喜；岂弟君子，民之父母！”（《诗大雅》）
△行潦之喻
细玩诗意，似以“行潦”喻人材，以“挹注”喻擢用。言水在泥中若不足用，然挹彼注兹以澄之，即可饣奔饣喜；犹贤人困於泥涂，擢而用之，即可以为君宣猷布化而百姓享其福；此君子所以为民之父母也。以行潦为喻者，谓随地有才，不必其大也；虽片长亦足录，止须一挹注之劳耳。传以“行潦”为喻“岂弟君子”，似尚未尽诗意。
“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於天子。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於庶人。”（同上）
△吉人之媚
此诗三四两章皆颂祷之词，曰“土宇厚”，曰“受命长”，曰“百神尔主”，曰“▯禄尔康”，何以忽继之以“冯翼孝德”，“吉士”“古人”也？盖国祚之修短在政事，而政事之得失在人材。人主虽甚贤圣，然以一人而御四方，其耳目必有所不周，其心思必有所不及，故常藉於人材。苟左右非其人，则下情不上闻；都邑之宰非其人，则君恩不下达：虽日下恤民之诏，日行利民之政，而民不受益也。故必有冯翼孝德，吉士吉人，相与辅君之德，宣君之治，而後厚者常厚，长者益长。“媚”者，爱而能遂其心之谓。人臣之所大患，在迎合大臣以求援引，剥削百姓以肥身家，而国计民生遂置之於不问。“媚於天子”，其不附於权门可知。“媚於庶人”，其不黩於货贿可知。国固民安，所以百神主而▯禄康也。
△《▯酌》与《卷阿》之作意
此二篇，《序》皆以为召康公戒成王之诗。然玩其语意，似皆咏当日之实事，或成或康，均未可知，盖守成之世，太平无事，上下恬熙，人主最易安於逸乐，不以人材为事，而成、康乃能法文、武之所以立政者而继述之，故诗人咏歌而叹美之也。
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左传》文公元年）
△“贪人败类”
此何以言“贪人败类”也？大凡国家用人，才不能皆全，德不能悉备，所贵取其所长，恕其所短；惟贪人则断不可用。何者？人一动於贪心，则不复顾名义，论是非，较曲直，止知利吾身耳。昔有磁州知州，以其子掌簿籍；解官之日，会计仓库，书吏有亏缺至千金者，以二百金纳其子，则以此千金入於其父之亏缺中。贪之所致，虽父子亦不顾，复何有於君臣！更何有於士民！故使贪人主选举，则贿赂至者即为贤才，不至者即为庸劣，而庶僚皆不得其人；使贪人主讼狱，则关说至者讼即胜，不至者冤即不得伸，而百姓皆不得其平。以至万事，莫不皆然
译△蒲芦是草名
“蒲芦”，有人认为是蜾蠃，有人认为是蒲苇。朱熹在《章句》中采纳沈括的观点，认为是蒲苇，这正与上文“地道敏树”的文义相贯通。近世的学者偶然看到蜾蠃的说法，觉得新奇，于是极力驳斥朱熹的错误。这不仅使得上下文义不相呼应，即使真的如此，在义理上又有什么值得争辩的呢！圣人的这几句话，实在是经世济民的要务，继承了文王、武王的真传；然而那些学者却碌碌无为，毫无创见，只在蒲苇、蜾蠃的同异上斤斤计较，白白浪费笔墨口舌，实在令人叹息！
又按：“蒲芦”二字都从草字旁，是本草的名称。所以《诗经》说：“在那沼泽的岸边，有蒲草和荷花。”又说：“鱼儿在藻草中，依附着蒲草。”而今天人们称呼芦苇也多说芦苇；又有芦草生长在田中。将蒲芦解释为草，这种说法是恰当的。《尔雅》这一本书本来就不足以作为确据，九州之名与《尚书》不合；说夏朝把“载”改为“岁”，也与《经》、《传》相违背，它的说法难道都能相信吗！即使蒲芦确实是虫名，又怎么见得它一定不是草名呢？况且不只是蒲芦，即使果裸是虫名，也未尝不能是草名。《豳风》说：“果裸的果实也蔓延到屋檐下。”《毛传》说：“果裸，就是栝楼。”大概虫子不能蔓延到屋檐下，能蔓延到屋檐下的必定是草木。所以《孔疏》说：“栝楼的叶子像瓜叶形状，蔓延生长，青黑色。”可见果裸不但名虫，也兼作草名。何况蒲芦二字都从草字旁，反而专门用来名虫，断然不可以名草吗！为什么依据《尔雅》的一句话，就急于驳斥朱熹的错误呢！
“舀取那路上的积水，汲取它注入这里，可以酿造美酒；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诗经·大雅》）
△行潦的比喻
细细玩味诗意，似乎是用“行潦”比喻人才，用“挹注”比喻提拔任用。说水在泥水中似乎不足以使用，然而汲取它注入这里加以澄清，就可以酿造美酒；就像贤人困顿于泥涂之中，提拔任用他们，就可以为君主宣扬道义、布施教化，而百姓享受其福泽；这就是君子之所以成为百姓父母的原因。用行潦作比喻，是说随处都有人才，不一定要求他们才能宏大；即使有一点长处也值得录用，只需要一点提拔任用的劳力罢了。传注将“行潦”比喻为“和乐平易的君子”，似乎还没有完全穷尽诗意。
“有辅佐有羽翼，有孝道有德行，以此引导以此辅翼。和乐平易的君子，是四方的准则。众多吉士和乐平易，是君子所驱使，取悦于天子。众多吉人和乐平易，是君子所命令，取悦于庶民。”（同上）
△吉人对天子的爱戴
这首诗的第三、四两章都是颂祷之词，说“土地广厚”，说“受命长久”，说“百神以你为主”，说“福禄安康”，为什么忽然接着说“冯翼孝德”，“吉士”“吉人”呢？大概国运的长短在于政事，而政事的得失在于人才。君主虽然非常贤圣，然而凭一个人来统御四方，他的耳目必定有所不周全，他的心思必定有所达不到，所以常常依赖人才。如果左右不是合适的人，那么下情不能上达；都邑的长官不是合适的人，那么君恩不能下达：即使每天下达体恤百姓的诏令，每天施行利于百姓的政策，百姓也不能受益。所以必须有冯翼孝德、吉士吉人，共同辅佐君主的德行，宣扬君主的治理，然后广厚的更加广厚，长久的更加长久。“媚”，是爱戴并且能顺遂其心意。人臣最大的祸患，在于迎合权贵以求援引，剥削百姓以肥自家，而将国家大计和民生疾苦置之不问。“取悦于天子”，可见他不依附权门。“取悦于庶民”，可见他不贪恋财货。国家稳固百姓安定，所以百神以你为主而福禄安康。
△《酌》与《卷阿》的创作意图
这两篇诗，《诗序》都认为它们是召康公告诫成王的诗。然而玩味其语意，似乎都是咏叹当时的实事，是成王还是康王，都不可知，大概守成的时代，太平无事，上下安乐，君主最容易安于逸乐，不把人才当作大事，而成王、康王却能效法文王、武王建立政事的方法并继承发扬，所以诗人咏歌而赞叹赞美他们。
周朝芮良夫的诗说：“‘大风有路径，贪人败坏同类。听信谗言就应对，诵读正道如醉酒。不任用贤良，反而使我悖乱！’”（《左传》文公元年）
△“贪人败类”
这为什么说“贪人败类”呢？大凡国家用人，才能不能都完美，德行不能都具备，可贵的是取其长处，宽恕其短处；只有贪人则断然不可任用。为什么呢？人一旦动了贪心，就不再顾及名义，讨论是非，比较曲直，只知道利于自身罢了。从前有个磁州知州，让他的儿子掌管簿籍；卸任之日，核算仓库，书吏有亏缺达千金的，用二百金贿赂他的儿子，就把这千金计入他父亲的亏缺中。贪婪所导致的，即使父子也不顾，更何况君臣！又何况士民！所以让贪人主持选举，那么贿赂送到的就视为贤才，不送的就视为庸劣，而众官都不得其人；让贪人主持诉讼，那么关说到的诉讼就胜诉，不到位的冤屈就不能伸张，而百姓都不能得到公正。以至于万事，没有不是这样的
。由是，为都邑之宰者咸务剥取其民，以求为政者之拔擢，而士大夫咸趋於贪；为民者亦咸务侵陵懦弱之人而吞其财，而不畏上之加以罪，而民咸趋於贪。故曰“贪人败类”，言化国之庶官百姓使尽为贫人也。人心一动於贪，则法语不改，巽言亦不复绎，故曰“听言则对，诵言如醉”也。人心一动於贪。则贤奸易位，曲直莫不倒置，故曰“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也。甚至拒敌讨贼，胜败呼吸之际而亦贪其贿者，▯关守将之受沛公贿而不设备，陈良瑜之左右之受李自成贿而纵使出险，是也。何者？人惟不贪，贪即无所不至也。故唐刘晏理财，悉用士人，而不假手吏胥，知其贪也；宋太祖立法尚宽，垂训不得杀士大夫，而犯赃者法无少贷，深知贪之为患大也。历观前古，未有不以廉吏致治，以贪吏偾事者。无怪乎良夫预知王室之将卑也！按《国语》称“荣公专利”，而此诗言“贪人败类”，故朱子《诗传》疑贪人为即指荣公。然则厉王之世，皆由委任荣公，以致用人行政皆失其宜；周之所以由盛之衰，此诗正与《周语》所载互相发明也。
译因此，担任都城长官的人都致力于搜刮百姓，以求得执政者的提拔，于是士大夫都趋向贪婪；百姓也致力于欺凌弱小之人并吞并他们的财产，而不畏惧上级施加罪责，于是百姓也都趋向贪婪。所以说“贪婪的人败坏同类”，是说教化国家的众官和百姓，使他们全都成为贪婪之人。人心一旦因贪婪而动，那么严明的法度不再改变，委婉的劝谏也不再被推究，所以说“听到言语就应对，诵读言语却像醉酒”一样。人心一旦因贪婪而动，那么贤良与奸邪互换位置，是非曲直全都颠倒，所以说“不任用贤良之人，反而使我悖逆”。甚至到了抵御敌人、讨伐贼寇，胜负只在呼吸之间的关键时刻，也贪图贿赂，〇关守将接受沛公的贿赂而不设防，陈良瑜的左右接受李自成的贿赂而纵容他出险，就是这样的例子。为什么呢？人只要不贪婪，贪婪就会无所不至。所以唐代刘晏理财，全部使用士人，而不假手于吏胥，是因为知道吏胥贪婪；宋太祖立法崇尚宽厚，留下训诫不得杀害士大夫，但犯有贪赃罪行的绝不稍加宽贷，是深知贪婪为患极大。纵观古代，没有不因为廉洁的官吏而达到治世，因为贪婪的官吏而败坏事业的。难怪良夫预先知道王室将要衰微了！查考《国语》称“荣公专利”，而这首诗说“贪人败类”，所以朱熹在《诗传》中怀疑“贪人”就是指荣公。那么周厉王时期，都是因为委任荣公，导致用人行政都不适当；周朝之所以由盛转衰，这首诗正与《周语》所载互相印证阐发。
【附录】“鹤鸣於九皋，声闻於野。鱼潜在渊，或在於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鹤鸣於九皋，声闻於天。鱼在於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小雅》）
△《鹤鸣篇》之喻
《鹤鸣》一篇纯用比喻，在《风雅》中别为一格。《毛传》以为教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朱传》则以首二句为“言诚不可掩”，次二句为“言理无定在”，树檀三句“言爱当知其恶”，他山二句“言憎当知其善”：语殊隽妙。然以揆之诗词，考之时事，殊未见确切不易处。馀初未阅毛、郑旧说，但於吟诵之馀玩其词意，似为用人而发。因取毛、郑之说观之，乃知前人之见已有如是者。虽其说尚有未尽合者，要之谓为“求贤”，於文义为得之。盖此诗首二句言贤人不难知：“鹤鸣九皋”，以喻贤人处於草莽；“声闻於野”，以喻才德出众，人皆知之。《毛传》所谓“身隐而名著”者，是也。次二句言贤人不难得：“鱼潜在渊，或在於渚”，以喻贤人随地有之，固有遁於空谷者，亦有隐於下位者。“树檀”，以喻旧臣有功德者；“▯”“谷”，以喻旧臣之子若孙。檀虽佳树，而其下不保无▯与谷，以喻夫世族之家不必皆贤，能继其祖父之遗德也。“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以喻庶族或草莽之中皆有贤材，不当轻弃之也。《笺》以“他山”为“喻异国”，亦通。盖周自中叶以後，卿大夫多世为之；其见於《经传》者，若尹氏、皇父、家伯、荣夷公、虢石父之属，皆世族也。王畿之人多矣，世族不过百之一二耳；必世族然後登高位，则人材之遗弃者多矣。且世族岂能皆贤。大抵人情涉历艰难则其识日开，坐享富贵则其心易荡。是以周公曰：“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又曰：“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世族中之贤者能几人哉！故曰：“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深知夫世禄子孙之多不达於民情也。居高位者既多持禄养交，甚至有以贪著名者，由是庶僚化之，相习成风，以承顺为▯时，以逢迎为得计。虽有方正之士，然以其戆直也，莫肯举之，而亦莫能容之。岂知圣君贤相亦未尝不赖有戆直之人以拾其遗而补其缺。石虽粗也，而玉之温润者转得藉之以成其美，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深明夫世族之外，朴直之材，其可用者尚多也。如此，似与诗之词意相合，而於时事亦切。言婉意深，最耐学人咀嚼。且与此後数篇正相表里。《祈父》，檀下▯也。《白驹》之“伊人”，石在山，鱼在渊者也。“絷之维之”，声己闻於野矣。即“转於恤”之“爪牙”，亦未必非鱼之在渚者。但能举而用之，则“晨门”“荷篑”皆得效王官之职，庶政毕举，闾阎富而风俗醇，之异邦者自不复咏“黄鸟”，依昏姻者亦不复叹“采{艹遂}”矣。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於恤，靡所止居？祈父，▯不聪？胡转予於恤，有母之尸饔？”（《诗小雅》）
△《祈父篇》与将士之困
“爪牙”，《传》以为军士。“转於恤”，《传》以为久役。吕氏引勾践、信陵事，以为独子当免征役，故以之责司马。余按：诗人既自以为王之爪牙，又以独子为词以求免役，於理殊属难通。郑氏以为宿卫之士，不当从军者，较为近理。然王事多难，义不当自顾其私；而敌王所忾，亦不得谓“转於恤”也。细玩其词，似所谓“爪牙”者即曲长屯将之属，所谓“转於恤”者乃▯削贫困之意。盖周道既衰，大臣养尊处优，多失之於贪惰。贪则惟事▯削，惰则不知顾恤，以致将士贫困，不能自给，故以此责司马之不聪耳。嗟夫，自贪人败类以来，大臣之贤者渐少而持禄养交者多；非但良人弗求弗迪也，即爪牙之士可以御侮者亦使之转於恤，无怪乎王室之不复振也！旧说以此为宣王时诗。当宣王之初，召公辅政，周室中兴，不当有此。意者其宣王末年之事乎？说已详前《宣
译【附录】“鹤鸣在深泽，声音传遍原野。鱼潜藏在深渊，有时也游到浅滩。喜爱那园林，那里种着檀树；树下长着恶木。其他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磨制玉器。鹤鸣在深泽，声音传上天空。鱼游在浅滩，有时也潜藏深渊。喜爱那园林，那里种着檀树；树下长着榖木。其他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雕琢玉石。”（《诗经·小雅》）
△《鹤鸣篇》的比喻
《鹤鸣》这一篇纯用比喻，在《国风》和《大雅》《小雅》中别具一格。《毛传》认为这是教导周宣王去寻求那些尚未出仕的贤人。《朱传》则认为前两句是“说真诚不可掩盖”，接着两句是“说道理没有固定所在”，关于檀树的三句是“说喜爱应当知道其中的恶”，关于他山石头的两句是“说憎恶应当知道其中的善”：这些说法非常精妙。然而用这些说法去衡量诗词，考察当时的时事，却并未发现确切不移之处。我起初没有阅读毛亨、郑玄的旧说，只是在吟诵之余玩味其词意，似乎是为用人而发的。于是拿来毛亨、郑玄的说法观看，才知道前人的见解已有如此。虽然他们的说法还有不尽符合的地方，总之说这是“求贤”，在文义上是恰当的。大概这首诗前两句是说贤人不难知晓：“鹤鸣九皋”，比喻贤人处于草野；“声闻于野”，比喻才德出众，人们都知道。《毛传》所说的“身隐而名著”，就是这个意思。接着两句是说贤人不难得：“鱼潜在渊，或在於渚”，比喻贤人随地都有，既有遁迹空谷的，也有隐于下位的。“树檀”，比喻有功绩的旧臣；“〇”“谷”，比喻旧臣的子孙。檀虽然是佳树，但树下不一定没有〇与谷，比喻世族之家不一定都贤能，能继承祖父遗德的。“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比喻庶族或草野之中都有贤才，不应当轻易抛弃。《笺》把“他山”解释为“比喻异国”，也讲得通。大概周朝从中叶以后，卿大夫多由世袭担任；在《经传》中见到的，像尹氏、皇父、家伯、荣夷公、虢石父之类，都是世族。王畿内的人很多，世族不过占百分之一二；如果必须是世族才能登上高位，那么被遗弃的人才就太多了。况且世族难道都能贤能吗？大抵人情经历艰难则见识日渐开阔，坐享富贵则心志容易放纵。所以周公说：“先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安逸，就能了解百姓的依赖。”又说：“他的儿子却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于是安逸，于是粗俗。”世族中的贤者能有几人呢！所以说：“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〇。”深知世袭俸禄的子孙大多不通晓民情。居高位的人既然多持禄养交，甚至有以贪婪著称的，由此下属效仿，相习成风，把顺从当作〇时，把逢迎当作得计。虽然有方正之士，但因为他们憨直，没有人肯举荐他们，也不能容纳他们。哪里知道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也未尝不依靠憨直之人来拾遗补阙。石头虽然粗糙，但温润的玉石反而要借助它来成就其美，所以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深刻明白世族之外，质朴刚直的才俊，可用的还很多。这样看来，似乎与诗的词意相合，而且切合时事。言辞委婉而意旨深远，最耐学人咀嚼。而且与此后的几篇正好互为表里。《祈父》，就是檀树下的〇木。《白驹》中的“伊人”，就是山中的石头，深渊里的鱼。“絷之维之”，声音已经传遍原野了。即使是“转於恤”的“爪牙”，也未必不是浅滩里的鱼。只要能够举荐任用他们，那么“晨门”“荷篑”之辈都能效法王官的职责，各种政务都能推行，民间富裕而风俗淳厚，流亡到异邦的人自然不再咏唱《黄鸟》，依附昏庸姻亲的人也不再感叹《采{艹遂}》了。
“祈父！我，是王的爪牙。为什么让我陷入忧患，没有安身之处？祈父，〇不聪？为什么让我陷入忧患，老母还要操持炊事？”（《诗经·小雅》）
△《祈父篇》与将士的困境
“爪牙”，《传》认为是军士。“转於恤”，《传》认为是长期服役。吕氏引用勾践、信陵君的事例，认为独生子应当免征役，所以以此责备司马。我认为：诗人既然自认为是王的爪牙，又以独生子为理由请求免役，在情理上实在难以讲通。郑氏认为是宿卫之士，不应当从军，较为近理。然而王事多难，道义上不应当只顾私利；而对抗君王所愤怒的敌人，也不能说是“转於恤”。仔细玩味其词，似乎所谓“爪牙”就是曲长、屯将之类，所谓“转於恤”乃是〇削贫困的意思。大概周道既衰，大臣养尊处优，多失之于贪惰。贪婪就只从事〇削，懒惰就不知道顾恤，以致将士贫困，不能自给，所以以此责备司马的不聪。唉，自从贪人败类以来，大臣中的贤者渐渐减少而持禄养交的人增多；不仅良人弗求弗迪，即使是作为爪牙可以抵御外侮的将士也让他们陷入贫困，难怪王室不再振兴！旧说认为这是宣王时的诗。在宣王初年，召公辅政，周室中兴，不应当有这种情况。大概这是宣王末年的事吧？说法已在前《宣
“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於焉逍遥。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同上）
△《白驹篇》与贤人之去
此篇，惜贤人之去而欲留之之诗也。贤人何以去也？盖自周道渐衰，卿大夫皆世及，草野之贤才罕有登显位者，然即下僚亦稀进用。何者？人之贪爵禄者多工於钻营，人之有学守者多拙於进取；而大臣皆世禄子弟，席丰履厚，自二三贤臣外，罕有以报国安民为事者，不过贪贿赂，喜容悦而已。贪贿赂则馈遗者升，喜容悦则柔媚者进；虽王之爪牙犹使之转於恤，何有於草泽之逸贤，而尚肯访而求之，举而用之乎！即幸而用矣，而时方尚逢迎，贤人亦不能为；是以翩然而去，虽欲絷维以永朝夕，而白驹已入於空谷也。此篇次於《祈父》之後，疑亦宣王晚年诗也。
【附录】“黄鸟，黄鸟，无集於▯，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言旋言归，复我邦族！”（同上）
【附录】“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尔居。尔不我畜，复我邦家！”（同上）
△幽王亡国与当时风俗
吾少读《书传》，至周、宣、幽之际而不能无疑也。宣王中兴之主，西攘诸戎，南却淮夷、荆楚，诸侯复宗周；宣王崩，幽王立，仅十一年而遂亡，何哉？近年以来，熟玩《小雅》诸篇而後知其故也。盖国家之所以久，不在声灵之赫耀，而在人心风俗之美；而其所以美者，惟赖大都小伯之得其人，抚字而整饬之。周衰以来，贤才罕得进用，白驹入於空谷，故庶官多不得其人；不得其人，则闾阎失所，风俗日敝。是以《白驹》之後，继之以此二篇：“啄粟”“啄粱”，以喻为土人所陵藉，与《硕鼠》之“食黍”意同；“采{艹遂}”、“采{艹▯}”，言贫无所得食，但采野菜以自给也。毛、郑以为夫弃其妻者，非是。《朱傅》之说得之。盖惟闾阎失所则民不安其居，是以或转徙於他邦，或依托於昏姻；风俗日敝则民不相顾恤，是以虽他邦亦莫我谷，虽昏姻亦不我畜也。故虽《车攻》之会诸侯，《庭燎》之勤政事，尚未改盛世之规摸，而里巷之间，民贫俗漓，已无蒂固根深之势。所幸朝无失政，故人得以苟安；一有蹉跌，即不复振。无怪乎十有馀年而遂有骊山之变也！
“蟊贼内讧，昏▯靡共，溃溃回▯，实靖夷我邦。”（《诗大雅》）
“彼疏斯▯卑，胡不自替？职兄斯引。”（同上）
△幽王亡国与其用人
幽王何以有骊山之变也？曰：宠褒姒也。固也；卫灵之无道不亚於周幽，南子之淫乱亦未必减於褒姒，何以能保其国而无患也？孔子尝言之矣，曰：“仲叔圉治宾客，祝▯它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然则幽王之失，皆由於用人之不当耳。幽王所用之人，若皇父、家伯、仲允之属，《十月》一诗言之详矣，《正录》中亦已载之矣。要其蠹国害民之实，则莫如《召▯篇》中“蟊贼▯▯”等语为最得其情，何者？“▯”，暗昧也。“▯”，谗谮也。“溃溃”，▯之状也。“回▯”，▯之由也。“溃溃”，则万事不理，惟其左右亲近之所欲为而莫之禁。“回▯”，则嫉贤恶异，有直道而行，不与为党者，必文致其罪而去之。▯▯如是，是蟊贼而已矣。蟊贼者，害苗之虫也。“靖”，安也。“夷”，平也。国之有民也，犹田之有禾也。田之蟊贼去而後禾得遂其长；民之蟊贼去而後人得安其生。而今乃以安民平政之任付之蟊贼，民亦何辜而罹此惨酷乎！“疏▯卑”，旧说以疏为粝，以▯卑为精；粟米之法，粝十▯卑九，故疏以喻小人，▯卑以喻君子。夫粝固粗矣，十而减一，岂得遂谓之精；且上文兼称疏▯卑，下文“胡不自替”专承疏而言，於文义亦不合。“职兄斯引”，旧说以为“使我心为此故怆▯引长”，亦似与上文意未甚融洽。盖疏▯卑皆粗米，皆所以喻小人。小人既无才德，不能治民，何以不自引退？皆由大臣▯▯，喜
译“皎洁的白驹，吃我场中的苗。拴住它系住它，以度过这美好的今朝。所说的那个人，在哪里逍遥。皎洁的白驹，在那空旷的山谷。一束新鲜的草料，那人品德如玉。不要吝惜你的音信，而怀有远去的念头！”（同上）
△《白驹篇》与贤人的离去
这首诗，是惋惜贤人离去而想要挽留他的诗。贤人为什么要离去呢？大概因为周朝的道统渐渐衰微，卿大夫都是世袭继承，民间的贤才很少有能登上显赫职位的，即使是低级官员也很少被进用。为什么呢？因为贪图爵位俸禄的人大多擅长钻营，而有学问操守的人大多拙于进取；而大臣都是世袭俸禄的子弟，坐享丰厚待遇，除了两三个贤臣之外，很少有以报效国家、安定百姓为事的，不过是贪图贿赂，喜欢阿谀奉承罢了。贪图贿赂，那么送礼的人就能升迁；喜欢阿谀奉承，那么柔顺谄媚的人就能进用；即使是国王的爪牙近臣，都让他们转求怜悯，何况是草野中的隐逸贤才，还会去访求任用他们吗！即使侥幸被任用，而当时正崇尚逢迎，贤人也不能有所作为；因此轻快地离去，虽然想要拴住系住以度过朝夕，但白驹已经进入了空旷的山谷。这首诗排在《祈父》之后，怀疑也是宣王晚年的诗。
【附录】“黄鸟，黄鸟，不要聚集在○，不要啄食我的粟米！这个国家的人，不肯○我。说回去说回家，回到我的邦族！”（同上）
【附录】“我走在野外，遮天蔽日的是臭椿。因为婚姻的缘故，来到你的居所。你不肯收留我，回到我的邦家！”（同上）
△幽王亡国与当时的风俗
我年轻时读《书传》，读到周宣王、幽王时期而不能没有疑问。宣王是中兴之主，向西驱逐戎人，向南击退淮夷、荆楚，诸侯重新尊崇周朝；宣王去世，幽王即位，仅仅十一年就灭亡了，为什么呢？近年以来，反复玩味《小雅》各篇之后才知道其中的缘故。大概国家之所以长久，不在于声威灵验的显赫耀眼，而在于人心风俗的美好；而它之所以美好，只依靠大都小伯得到合适的人选，抚育百姓并整顿治理。周朝衰微以来，贤才很少得到进用，白驹进入了空旷的山谷，所以众官大多得不到合适的人选；得不到合适的人选，那么民间百姓失去依靠，风俗日益败坏。所以在《白驹》之后，接着这两篇：“啄粟”“啄粱”，用来比喻被土著百姓欺凌践踏，与《硕鼠》中“食黍”的意思相同；“采{艹遂}”、“采{艹〇}”，说贫穷无所得食，只采野菜来维持生活。毛亨、郑玄认为是丈夫抛弃妻子，不对。《朱傅》的说法是对的。大概只有民间百姓失去依靠，百姓才不安于居住，所以有的迁徙到他国，有的依托于婚姻；风俗日益败坏，百姓就不互相照顾体恤，所以即使在他国也没有人养活我，即使依靠婚姻也不肯收留我。所以虽然《车攻》会合诸侯，《庭燎》勤于政事，还没有改变盛世的规模，但里巷之间，百姓贫困风俗淡薄，已经没有根深蒂固之势。幸好朝廷没有失政，所以人们得以苟且安身；一旦有差错，就不再振兴。难怪十多年后就有了骊山的变故！
“蟊贼在内作乱，昏○不共事，溃溃回○，实在安定平定我的国家。”（《诗大雅》）
“那疏斯○卑，为什么不自我停止？职兄斯引。”（同上）
△幽王亡国与其用人
幽王为什么会有骊山的变故呢？回答说：宠爱褒姒。固然如此；卫灵公的无道不亚于周幽王，南子的淫乱也未必减于褒姒，为什么能保全国家而没有祸患呢？孔子曾经说过了，说：“仲叔圉治理宾客，祝○它治理宗庙，王孙贾治理军队。像这样，怎么会丧失国家！”那么幽王的过失，都由于用人不当。幽王所用的人，像皇父、家伯、仲允之类，《十月》一诗说得详细了，《正录》中也已经记载了。至于他们祸国害民的实质，没有比《召○篇》中“蟊贼○〇”等语最得其情，为什么呢？“○”，昏暗不明。“○”，谗言毁谤。“溃溃”，○的样子。“回○”，○的缘由。“溃溃”，那么万事不理，只凭左右亲近的人随心所欲而没有禁止。“回○”，那么嫉妒贤能厌恶异己，有直行正道而不与他们结党的人，一定罗织罪名而驱逐他们。○〇像这样，就是蟊贼罢了。蟊贼，是伤害禾苗的虫子。“靖”，安定。“夷”，平定。国家有百姓，就像田地有禾苗。田地的蟊贼去除之后禾苗才能顺利生长；百姓中的蟊贼去除之后人们才能安定生活。而现在竟然把安定百姓平定政事的任务交给蟊贼，百姓有什么罪而遭受这种惨酷呢！“疏○卑”，旧说认为疏是粗米，○卑是精米；粟米的法则，粗米十○卑九，所以疏用来比喻小人，○卑用来比喻君子。粗米固然粗糙了，十减去一，怎么能就称为精米；而且上文兼称疏○卑，下文“胡不自替”专门承接疏来说，在文义上也不合。“职兄斯引”，旧说认为是“使我心为此故悲伤引长”，也似乎与上文意思不太融洽。大概疏○卑都是粗米，都用来比喻小人。小人既然没有才德，不能治理百姓，为什么不自我引退？都由大臣○〇，喜欢
逢迎，贪贿赂，引之使布於庶位耳。大抵民之安危忧乐惟在亲民之官，《立政》所谓“大都，小伯”者也。然大都小伯何以能得其人？由大臣廉明之察而用之也。大臣▯▯，则所用之人皆庸碌贪鄙者，所以大都小伯非疏则▯卑，而民困日甚也。周自厉王始用贪人。宣王委任召伯、南仲、仲山甫等，然後王室复安；及末年而《祈父》、《白驹》之诗作，周道固已衰矣。迨幽王之世而遂惟▯▯之人是任，以致都邑之宰莫非忄佥邪，无怪乎其“饥馑流亡”而“日蹙国百里”也！
译逢迎取悦，贪图贿赂，引导他们使其遍布于各种官位罢了。大体上，百姓的安危忧乐只在于亲近百姓的官员，也就是《立政》篇中所说的“大都”、“小伯”之类的人。然而大都、小伯怎样才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呢？是由于大臣廉洁明察地考察并任用他们。如果大臣昏庸糊涂，那么所任用的人都是平庸无能、贪婪卑鄙之徒，所以大都、小伯不是疏远就是地位卑微，因而百姓的困苦日益严重。周朝从厉王开始任用贪婪之人。宣王委任召伯、南仲、仲山甫等人，之后王室才重新安定；到了晚年，《祈父》、《白驹》等诗篇出现，周朝的治道本来就已经衰败了。等到幽王时期，于是只任用奸邪之人，以至于都邑的长官没有不是奸邪的，难怪会出现“饥荒流亡”而“国土每天缩减百里”的局面！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或以其酒，不以其浆。▯▯々佩▯遂，不以其长。”（《诗小雅》）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扌求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同上）
△《大东篇》之“私人之子”
此篇前言东人之困，後言百僚之非其人。二章“杼柚其空”，贫也。三章“哀我惮人”，劳也。东人之子贫且劳如此，而西人之子乃美好其衣服，至舟人之子亦以熊罴为袭，其情固难堪矣。乃至私人之子亦得百僚是试，此何故哉？盖私人者，工於媚惑，巧於夤缘，是以执政大臣爱之，拔擢其子，皆得滥膺名器。然私人之子何知？知纳取财贿耳；知夸即乡里耳。何以忠君报国？彼不知也；何以安民和众，彼不知也。酒不以为浆，▯遂不以为长，言其侈也。“载施之行”，“不可以簸扬，挹酒浆”，喻其不事事也。抑非但不事事而已，且贪莫甚焉。“载翕其舌”，“西柄之揭”，喻其吞噬之无厌也。盖惟其得财也易，故其用财也侈，竭东人终岁之入，不足以奉私人一夕之欢；惟其贪侈而不事事，是以东人至於贫且劳而莫之恤也。大抵盛世之俗多俭，衰世之俗多奢。《▯风》，周之所以王也，则首之以《七月》。《唐风》，晋之所以霸也，则冠之以《蟋蟀》。今《大东》一诗贪且侈如是，周道安得而不衰乎！奸人富则良民必贫，丰年耽於逸乐则荒岁必无以自赡，是以《召▯》之诗，癫以饥馑而民遂流亡也。嗟夫，民犹是文、武之民也，法犹是文、武之法也；何以昔日之“崇如墉，比如栉”者，至此日而“杼柚其空”也？昔日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者，至此日而“哀我惮人”也？昔日之狐狸为公子裘者，至此日而熊罴止足为舟人裘也？无他，得人与不得人之异耳。昔日之“立民长伯”者无非“三宅三俊，克知灼见”之人，此日之“百僚是试”者则多“私人之子”，是以如此。读《诗》者比而观之，周室盛衰之故昭然可见矣。
△本考作意
《三代考信录》共十有二卷，惟辨其虚实真伪，使圣王之事不至为传记所诬，未及详其政事之得失也。夏、商之政，不可详考，固已；若周，则典籍存於世者尚多，可以考而知之，故复作《周政通考》以究其盛衰之由。但《尚书》多武成之世所作，昭、穆以後缺然；惟《二雅》中衰周之诗较多！故今采之以补《尚书》之缺。传记之文有互相发明者，亦取而载之。综而观之，庶足以见其初终得失之梗概也。
○周政盛衰续考
△《续考》序意
政之得失在於用人，前篇言之详矣。然未尽也。治国之务，莫要於开言路。人主以一人而抚有四方，虽天▯之聪明，其势不能尽知，故以明目达聪为先务也。然非但人主然也；虽大臣，虽群臣，虽一县一邑之长，其才岂能靡不长，其事岂能靡不知，惟能受善言则政皆无失。所以孟子不以“有智虑，多闻识”为贵，而惟欲“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也。所患者，自以为智而不能受人言，则奸人得以迎合其心而转其意，甚至听谗而妄害贤人者有之；况於其政尚可问乎！故今於《周政通考》之後复附列之。
气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张为幻。”（《书无逸》）
△《无逸篇》末章义
“胥”，相也。上可以之教下，下可以之谏上，即官同爵同者，彼此皆可施之；夫是之谓“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也。此篇前章述商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之事，而此独言“古之人”者，古人风俗淳厚，以此为常事，不必贤君而後能之，亦不必人君而後如是也。善言日进，耳目日广，下情无不上达，不但政事之无缺也，虽奸人巧於陷人者亦苦於无隙可乘，不复敢▯张为幻；非谓为之而必破也，而其人自不生心矣。
按：《无逸》一篇乃戒人主逸乐之意
译“东方人的子弟，劳役繁重却得不到慰劳。西方人的子弟，衣服鲜明华美。船夫们的子弟，穿着熊罴皮制成的裘衣。权贵私党的子弟，在百官中试用任职。他们只拿酒来，不拿浆来。〇〇々佩〇遂，不以其长。”（《诗经·小雅》）
“东方有启明星，西方有长庚星，天毕星悬挂在天空，排列成行。南方有箕星，不能用来簸扬谷物。北方有斗星，不能用来舀取酒浆。南方有箕星，张开它的舌状星芒。北方有斗星，西边的斗柄高高举起。”（同上）
△《大东篇》中的“私人之子”
这篇诗前面说东方人的困苦，后面说百官中的人不称职。第二章“杼柚其空”，说的是贫穷。第三章“哀我惮人”，说的是劳苦。东方人的子弟贫穷且劳苦到这种地步，而西方人的子弟却穿着美好的衣服，甚至船夫们的子弟也穿着熊罴皮裘，这种情况实在令人难以忍受。甚至权贵私党的子弟也能在百官中试用任职，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这些权贵私党善于谄媚惑众，巧于攀附钻营，所以执政大臣喜爱他们，提拔他们的子弟，都得以滥竽充数，占据名位和官职。然而权贵私党的子弟懂什么呢？只知道收受财贿罢了；只知道在乡里夸耀罢了。怎么懂得忠君报国？他们不懂；怎么懂得安民和众？他们也不懂。酒不把它当作浆，〇遂不把它当作长，说的是他们的奢侈。“载施之行”，“不可以簸扬，挹酒浆”，比喻他们不做事。况且不仅是不做事，而且贪婪到了极点。“载翕其舌”，“西柄之揭”，比喻他们吞噬无厌。大概是因为他们获取钱财容易，所以花费钱财奢侈，耗尽东方人终年的收入，不足以供养权贵私党一夜的欢乐；正因为贪婪奢侈而不做事，所以东方人到了贫穷且劳苦的地步却没有人怜悯。大体上，盛世的习俗多节俭，衰世的习俗多奢侈。《豳风》，是周朝之所以称王的原因，所以以《七月》为首。《唐风》，是晋国之所以称霸的原因，所以以《蟋蟀》为首。现在《大东》这首诗贪婪且奢侈到这种地步，周朝的道统怎能不衰败呢！奸人富有则良民必然贫穷，丰年沉溺于逸乐则荒年必然无法自给自足，所以《召南》的诗，因为饥荒而百姓流亡。唉，百姓还是文王、武王的百姓，法令还是文王、武王的法令；为什么昔日的“崇如墉，比如栉”，到了今日却“杼柚其空”？昔日的“经始勿亟，庶民子来”，到了今日却“哀我惮人”？昔日的狐狸皮为公子做裘，到了今日却熊罴皮只够做船夫的裘？没有别的，只是用人得当与不得当的区别罢了。昔日的“立民长伯”无非是“三宅三俊，克知灼见”的人，今日的“百僚是试”则多是“私人之子”，所以如此。读《诗》的人对比着看，周室盛衰的原因就显而易见了。
△本考作的意图
《三代考信录》共有十二卷，只辨别其虚实真伪，使圣王的事迹不至于被传记所歪曲，没有详细考察其政事的得失。夏、商两代的政事，无法详细考察，固然如此；至于周朝，典籍留存于世尚多，可以考察而知，所以又作《周政通考》来探究其盛衰的原因。但是《尚书》多是武王、成王时期所作，昭王、穆王以后缺失；只有《二雅》中衰周时期的诗较多！所以现在采集这些诗来补充《尚书》的缺失。传记的文章有互相阐发的，也选取并记载。综合来看，大概足以看到其始终得失的大致情况。
○周政盛衰续考
△《续考》序言的意图
政事的得失在于用人，前篇已经详细论述了。然而还没有说完。治国的要务，没有比开通言路更重要的了。君主凭一人统治四方，即使有上天的聪明，形势上也不能完全知晓，所以以明目达聪为首要任务。然而不仅君主如此；即使是大臣，即使是群臣，即使是一县一邑的长官，他们的才能难道没有长处，他们的事务难道没有不知道的，只要能接受善言则政事都没有失误。所以孟子不以“有智虑，多闻识”为贵，而只希望“四海之内都将不远千里而来，告诉君主善言”。所担心的是，自以为聪明而不能接受别人的话，那么奸人就能迎合其心意而转变其意志，甚至听信谗言而妄害贤人的情况也有；何况对于其政事还可以询问呢！所以现在在《周政通考》之后又附加列于此。
“古之人互相训告，互相保惠，互相教诲，百姓没有互相欺诈作伪的。”（《尚书·无逸》）
△《无逸篇》末章的含义
“胥”，互相的意思。上级可以教导下级，下级可以劝谏上级，即使是官职爵位相同的人，彼此都可以施行；这就叫做“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这篇前章叙述商中宗、高宗、祖甲以及周文王的事迹，而这里只说“古之人”，是因为古人风俗淳厚，把这当作常事，不必是贤君才能做到，也不必是人君才能如此。善言日益进献，耳目日益开阔，下情无不上达，不仅是政事没有缺失，即使是奸人巧于陷害别人也苦于没有空隙可乘，不再敢欺诈作伪；不是说做了就一定会败露，而是那些人自然不再生出坏心思了。
按：《无逸》一篇是告诫君主不要逸乐的意思
，篇末何故继之以此？盖君道以用人为要，其次即听言，故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也。然人主一耽於逸乐，则群臣相竞於逢君，而忠言多苦於逆耳，故复继之以此，亦无逸之馀意也。
译篇末为什么接着写这一章呢？大概是因为君主的治国之道以用人最为关键，其次就是听取言论，所以说“舜喜欢询问并且喜好考察浅近之言”。然而，君主一旦沉溺于安逸享乐，群臣就会争相迎合君主，而忠言大多因为逆耳而难以进献，所以又接着写这一章，这也是《无逸》篇未尽的深意。
【补】“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於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左传》襄公四年）
△“宫箴王阙”
按：《传》称“命百官，官箴王阙”，则非但虞人有箴也。虞人之箴，因晋侯好田而魏绛述之，故遂传於後耳。举一隅以三隅反，则群臣之箴皆当类是。周公所谓“胥训告，胥教诲”者，此其一事也。然王安得多阙？所谓“箴王阙”者，乃不待王有阙而预箴之，所谓防患於未萌也，如是，王安得复有阙！王犹如此，则群臣之皆能受谏纳诲可知。周之所以治化隆而受命长也。
△辛甲时代
《杜注》以辛甲为武王臣。即武王臣，亦未必不逮事成、康。此箴或作於成、康之世，未可知也。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诗小雅》）
“▯先▯先征夫，每怀靡及。我马维驹，六辔如濡，载驰载驱，周爰咨诹。”（同上）
△《鹿鸣》、《皇华》舆“胥训告”
此所谓“胥训告”云云也。嘉宾在坐，鼓吹以娱之，承筐以进之，惟欲其“示我周行”耳；好闻善言之心可谓切矣。《皇华》之征夫，驰驱道上，困顿之不暇，而犹事“周爰咨诹”，抑何其虚衷若谷也！即此二诗观之，可知当时风气犹以听纳忠言为事；盖距成、康之世尚不甚远也。
此公卿大夫也，然皆勤於询访若此，然则周公所谓“古之人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者，非专指天子而言可知矣。公卿大夫皆不敢自谓贤，而孜孜焉惟欲访之人以助其不逮，其政事安得有缺者！盛世景象，於此可见一斑。
“我虽异事，及尔同僚。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於刍荛。’”（《诗大雅》）
△《板篇》之“笑”
周道渐衰，风气日变，卿士大夫莫不自以为智，自以为贤，虽有一二人尚知训告者，而其人且付之一笑。“同僚”之言犹不肯听，况於“刍荛”！政事安得不失正乎！
“营营青蝇，止於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於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诗小雅》）
△《青蝇篇》之“谗言”
此所谓“▯张为幻”也。闻训告而厌之，则闻怨詈而必怒之，故小人有以投其隙而谗言日盛也。“四国交乱”，周室之所以不振也。
“谓山盖卑，为冈为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诗小雅》）
△《正月篇》之“讹言”
旧说，以“讹言”为谗言。然谗言不当属之民，上文“谓山”两句亦无着落，当指民间谤ゥ而言。“惩”，戒也。盖政事失则百姓困，百姓困则谤ゥ兴，虽不必其悉实（是以谓之“讹言”），然不可以不戒。譬若谓之为山，容有卑而过称之者，然必高於平地；为冈为陵，然後人始以山目之。若之何其不之惩也？无他，卿士大夫皆自以为贤智故尔。自谓贤智，则虽“召故老，讯占梦”，而人知我之自矜也，必不肯直言以贾祸，不过“具曰予圣”而已；求其若古之人胥训告云云者，不可得矣。“乌之雌雄”，何由辨之！周道之所以日衰也。
“乱之初生，僭始既涵。乱之又生，君子信谗。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同上）
△《巧言篇》之“信谗”
谗言何以能使人信也？盖有巧术存焉，其始▯为无心，微示其意，使听之者涵之於心；渐而增之累之，听之者遂信以为实。故孔子曰：“浸润之谮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向使其谮之初而即平心核其真伪，其实邪，则致之罪，──孟子所谓“见不可焉，然後去之；见可杀焉，然後杀之，”者也──其诬邪，则治言者之罪，此後谁复敢▯张为幻者！故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也。如非大过，则
译【补】“周代辛甲担任太史时，命令百官，让各官职的箴言来规劝国君的过失。在虞人的箴言中说：‘大禹足迹遍布天下，划分出九州，开辟出九条道路。百姓有寝宫宗庙，野兽有茂盛的草丛；各自有安身之处，德行因此不被扰乱。到了后羿夷羿在位时，在原野上追逐野兽，忘记了国家的忧患而只想着猎取牡兽。武力不可滥用，因此夏朝的家业未能恢弘。掌管狩猎的臣子，敢向驾车的人进言！’”（《左传》襄公四年）
△“官箴规劝国君的过失”
按：《左传》称“命令百官，让各官职的箴言来规劝国君的过失”，那么不仅仅是虞人有箴言。虞人的箴言，是因为晋侯喜好打猎而魏绛陈述它，所以便流传于后世罢了。举一隅可以反推其他三隅，那么群臣的箴言都应当与此类似。周公所说的“互相训导告诫，互相教诲”，这就是其中的一件事。然而国君怎么会有那么多过失呢？所谓“规劝国君的过失”，乃是等不到国君有过失就预先加以规劝，这就是所谓防患于未然，像这样，国君怎么还会再有失误呢！国君尚且如此，那么群臣都能接受劝谏和教诲就可想而知了。周朝之所以教化兴隆而受命长久，原因就在于此。
△辛甲的时代
《杜预注》认为辛甲是周武王的臣子。即使是武王的臣子，也未必没有活到成王、康王时期。这篇箴言或许作于成王、康王时代，也未可知。
“我有尊贵的宾客，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捧着筐篚进献礼物。人们喜爱我，向我展示周代的正道！”（《诗经·小雅》）
“匆匆征夫，常常担心来不及。我的马是小马，六条缰绳湿润如新，一边奔驰一边驱赶，到处咨询询问。”（同上）
△《鹿鸣》、《皇华》与“互相训导告诫”
这就是所说的“互相训导告诫”之类的事情。尊贵的宾客在座，用鼓吹来娱乐他们，捧着筐篚来进献礼物，只是希望他们“向我展示周代的正道”罢了；渴望听到善言的心情可谓迫切啊。《皇华》中的征夫，在路上奔波，困顿得来不及休息，却仍然从事“到处咨询询问”，又是多么虚怀若谷啊！从这两首诗来看，可知当时的风气仍然以听取采纳忠言为要务；大概距离成王、康王时代还不算太远。
这是公卿大夫们，然而都勤于询访询问到这种地步，那么周公所说的“古之人互相训导告诫，互相爱护恩惠，互相教诲”，就不是专门指天子而言的了。公卿大夫都不敢自认为贤能，而孜孜不倦地只希望向他人请教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他们的政事怎么会有缺失呢！盛世的景象，由此可见一斑。
“我虽然与你职务不同，但我们是同僚。我向你谋划，你却听凭我喧哗吵闹。我的话是合理的，不要把它当作笑话！先民有句话：‘向砍柴割草的人询问。’”（《诗经·大雅》）
△《板篇》中的“笑”
周代的正道逐渐衰微，风气日益变化，卿士大夫没有不自认为有智慧、自认为贤能的，即使有一两个人还知道训导告诫，那些人却付之一笑。“同僚”的话尚且不肯听，何况是“砍柴割草的人”呢！政事怎么能够不偏离正道呢！
“嗡嗡飞舞的青蝇，停在篱笆上。和乐平易的君子，不要相信谗言！嗡嗡飞舞的青蝇，停在荆棘上。谗人无底止，搅乱四方各国！”（《诗经·小雅》）
△《青蝇篇》中的“谗言”
这就是所说的“凭空捏造幻象”啊。听到训导告诫就厌恶，那么听到怨恨辱骂就必定愤怒，所以小人得以投其所好，谗言日益盛行。“四方各国交相混乱”，周王室之所以不振，原因就在于此。
“说山太低，把它当作山冈和丘陵。百姓的谣言，难道不加以惩戒吗？召集那些故老，询问占卜梦境的人，都说我圣明；谁知乌鸦的雌雄！”（《诗经·小雅》）
△《正月篇》中的“谣言”
旧说，认为“谣言”是谗言。然而谗言不应归于百姓，上文“说山”两句也没有着落，应当指民间的诽谤而言。“惩”，警戒的意思。大概政事失误则百姓困苦，百姓困苦则诽谤兴起，虽然不一定全部属实（因此称之为“谣言”），但不可以不加警戒。譬如说它是山，或许有低矮而过分称颂的人，但必定高于平地；成为山冈和丘陵，然后人们才开始把它当作山看待。怎么可以不加以警戒呢？没有别的，卿士大夫都自认为贤智的缘故罢了。自认为贤智，那么即使“召集故老，询问占卜梦境”，而人们知道我的自矜，必定不肯直言以招致祸患，不过是“都说我圣明”罢了；想要寻求像古人那样互相训导告诫之类的事情，不可能得到了。“乌鸦的雌雄”，怎么辨别呢！周道之所以日益衰微，原因就在于此。
“祸乱刚开始产生，僭越之心已经包容。祸乱再次产生，君子相信谗言。君子如果发怒，祸乱或许很快停止。君子如果喜悦，祸乱或许很快平息。”（同上）
△《巧言篇》中的“相信谗言”
谗言为什么能使人相信呢？大概因为有巧妙的术数存在，起初装作无心，微微示意其意，使听者将其蕴含在心中；渐渐地增加累积，听者于是相信它是真实的。所以孔子说：“浸润式的谗言不能施行，可以算是明智了。”假使在谗言刚出现时就平心静气地核查其真伪，如果是真实的，就治他的罪——孟子所说的“见到不可之处，然后罢免他；见到可杀之处，然后杀他”，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是诬陷，就治说话者的罪，此后谁还敢凭空捏造幻象呢！所以说“君子如果发怒，祸乱或许很快停止”。如果不是大过，那么
宁置之不问。虽有贤人，不保无一二事之小失，况於形迹疑似之间者乎！孔子所以言“赦小过”也。如是，则守正之士皆尽心於国而不佥壬之忌。故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也。
译宁可搁置一旁不予追究。即使是有贤德的人，也不能保证没有一两件小事上的过失，何况那些行为举止令人产生怀疑的人呢！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宽恕小过错”的原因。如果这样做，那么坚守正道的人都会为国家尽心竭力，而不会遭到奸佞之人的忌惮。所以说“君子如果像福气一样（受到尊崇），祸乱大概很快就会停止”了。
《正月》之五章与《板》之三章义同。《巧言》此章与《青蝇》诗义同。但一在厉王时，一在幽王时耳。《诗》中此类言语甚多，不可悉载。姑载四章，以见大凡。
【附录】“郑人游於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佐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与周公
欲人之议执政，即“胥训告”之意。子产此事，诚为政之要图。是以韩子为之作颂曰：“乡校不毁，郑国以理”也。此虽春秋时事，然足以发明周公之意，故附录之於此。
△两考与《正录》
《立政》、《无逸》两篇，乃周致治之要。《正录》由虽已论之，然其蕴未尽，故复有《周政通考》以畅《立政》之旨。而《无逸》篇末三章犹未之论及，故今复为《续考》以补之。但祭公《祈招》之诗，卫巫监谤之事，己详於《正录》中，故今但取诗词著之。
●卷二
○周室封建汇考
周之制度，《仪礼》、《周宫》所载，《正录》已辩之矣。封建职官之制，前篇亦详之矣。然尚有无所附丽而未及之者，故复缀以此篇。
【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於天子，附於诸侯，曰附庸。”（《孟子》）
△《周官》大司徒说之非
《周官大司徒》云：“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方四百里；诸伯方三百里；诸子方二百里；诸男方百里。”说者遂谓孟子当籍去之後，不得其实，未足为据。余按：《论语》云：“可以寄百里之命。”《春秋传》云：“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易》曰：“霞惊百里，不丧匕鬯。”《传》曰：“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是《经》、《传》皆以百里为侯服之常，非孟子一人之私言也。《周官》乃战国以後人所撰，故不知而妄为之说耳。说并见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成阝、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于阝、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姬姓之封非一时事
按：周之封同姓，成▯专以为武王，富辰以为周公。以《经》、《传》考之，卫封於武王世，鲁与晋封於成王世，二子之言皆不尽合。而姬姓之国至於四十，晋、韩、邢、茅必在其内，武王必不自封其子，周公尤不得自封其子也。盖古人之文多举其大略：以克商自武王，故多推本武王言之；富辰以与召公对举，则称周公焉；其实乃陆续所封，不可概谓之武王，尤不得专属之周公也。故今考其封之先後，次第列之，以见其非一时之事云。
“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左传》定公四年）
“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後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於难则振救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周封同姓非蕃卫子孙计
自富辰称周公“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其後秦废封建，二世而亡，及汉兴，大封同姓，刑白马而盟，约非刘氏不王，由是後之论者咸谓周之封建皆为蕃卫子孙之计；其久享天下，皆封建之功，贻谋之善也。以余考之，不然。禹之王，皆因唐、虞旧臣。汤虽崛起一方，而其贤臣多在异姓，故孟子曰：“汤立贤无方。”周则贤多出於懿亲。其於传记可考者，同姓则召公，近属则二虢，诸弟则周公、康叔、毕公、毛公。贤在亲则封在亲，故曰“选建明德”。其“亲亲”也，即“
译《正月》诗的第五章与《板》诗的第三章意义相同。《巧言》诗的这一章与《青蝇》诗的意义相同。只是前者发生在周厉王时期，后者发生在周幽王时期罢了。《诗经》中这类言语很多，无法全部记载。暂且记载四章，以显示大概情况。
【附录】“郑国人到乡校去议论执政者的政事。然明对子产说：‘毁掉乡校，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百姓早晚退朝后到那里去游玩，议论执政者的善恶。他们称赞的，我就推行；他们厌恶的，我就改正；这是我的老师啊。为什么要毁掉它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与周公
希望人们议论执政者，就是“胥训告”的意思。子产这件事，确实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策略。因此韩愈为他作颂说：“乡校不毁，郑国得以治理”啊。这虽然是春秋时期的事，但足以阐明周公的本意，所以附录在这里。
△两考与《正录》
《立政》、《无逸》两篇，是周朝达到大治的关键。《正录》虽然已经论述过，但其内涵未尽，所以又有《周政通考》来阐发《立政》的宗旨。而《无逸》篇末三章还未论述到，所以现在又写《续考》来补充。但祭公《祈招》的诗，卫巫监视诽谤的事，已在《正录》中详细记载，所以现在只选取诗词记载于此。
●卷二
○周室封建汇考
周朝的制度，《仪礼》、《周官》所载，《正录》已经辨析过了。封建职官的制度，前篇也详细论述过了。然而还有无处依附而未及论述的，所以又追加这一篇。
【补】“天子一个等级，公一个等级，侯一个等级，伯一个等级，子男同一个等级。共五个等级。天子的制度，土地纵横千里，公侯都是纵横百里，伯纵横七十里，子男纵横五十里。共四个等级。不到五十里的，不能直接朝见天子，依附于诸侯，称为附庸。”（《孟子》）
△《周官》大司徒说的错误
《周官·大司徒》说：“诸公的土地纵横五百里；诸侯纵横四百里；诸伯纵横三百里；诸子纵横二百里；诸男纵横百里。”解说者于是认为孟子是在井田制废除之后，不了解实际情况，不足以作为依据。我考察：《论语》说：“可以寄托纵横百里的政命。”《春秋传》说：“天子的土地一圻，列国一同，从此递减。”《易经》说：“震惊百里，不丧失祭祀用的匕和鬯酒。”《传》说：“出去可以守护宗庙社稷，作为祭祀的主持者。”可见《经》、《传》都以百里作为侯服的常规，并非孟子一人的私言。《周官》是战国以后的人所撰写，所以不了解而胡乱解说罢了。解说也见前文《周公相成王篇》中。
“武王攻克商朝，拥有天下，他的兄弟封国的有十五人，姬姓封国的有四十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周公哀悼管叔、蔡叔的不和，所以分封亲戚作为周的屏障。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是文王的昭系。邗、晋、应、韩，是武王的穆系。凡、蒋、邢、茅、胙、祭，是周公的后代。”（《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姬姓的封国不是一时的事
考察：周朝分封同姓，成𫍯专认为是武王，富辰认为是周公。以《经》、《传》考证，卫国封于武王时期，鲁国与晋国封于成王时期，两人的说法都不完全符合。而姬姓的国家多达四十个，晋、韩、邢、茅必定在其中，武王必定不会自己分封自己的儿子，周公尤其不能自己分封自己的儿子。大概古人的文章多举其大略：因为攻克商朝是武王，所以多推本于武王来说；富辰因为与召公对举，就称周公；其实乃是陆续分封的，不能一概说是武王，尤其不能专属归于周公。所以现在考证其分封的先后，依次排列，以表明这不是一时的事。
“武王攻克商朝，成王安定天下，选拔建立有明德的人作为周的屏障。”（《左传》定公四年）
“武王攻克殷商，成王平定四方，康王使百姓休养生息，一并分封母弟作为周的屏障。也说：‘我不独自享受文、武的功德；而且为后代人的迷失败坏倾覆而陷入危难时振救他们。’”（《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周朝分封同姓并非为了庇护子孙
自从富辰称周公“分封亲戚以庇护周”，后来秦朝废除封建，二世而亡，等到汉朝兴起，大封同姓，杀白马盟誓，约定非刘氏不封王，由此后来的评论者都认为周朝的封建都是为了庇护子孙的计策；其长久享有天下，都是封建的功劳，遗策的美好。以我考证，不是这样。禹称王时，都沿袭唐、虞的旧臣。汤虽然崛起于一方，但其贤臣多在异姓，所以孟子说：“汤立贤没有固定方向。”周朝则贤人多出于亲近的亲属。在传记中可以考证的，同姓则有召公，近属则有二虢，诸弟则有周公、康叔、毕公、毛公。贤人在亲近亲属中就分封在亲近亲属中，所以说“选拔建立有明德的人”。其“亲亲”也，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