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儿也；晋文公出亡数年而献公卒，其齿长矣，而秦使及狐偃皆称之为“孺子”。有大夫之嫡子而称为孺子者，孟庄子武伯於其父时皆称为“孟孺子”是也。有未成乎大夫而称为孺子者，季孙之称秩，高氏之臣之称子良是也。而子旗於子良亦曰“彼孺子也。”则是亲之，少之，皆可以孺子称之也。是故，《金▯》之“孺子”，流言也，未成乎君之称也；《立政》、《洛诰》之“孺子”，则周公自以亲之少之之故而称之耳；岂得遂以为童子哉！晋慕容盛谓“周公专权代主，管、蔡忠於王室，故有‘不利孺子’之言”；又谓“周公知文王与武王三龄，而求代其死者，诈也。”虽盛本诈谖之人，故以小人之腹度君子，然要亦传记之邪说之有以启之也，故今但载《金▯》本文，而《文王世子》、《明堂位》及《史记》、《汉志》诸说概不妄附。说并见前《武王伐纣条》下。
译“孺子”这个称呼；晋文公流亡在外数年，献公去世，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但秦国的使者以及狐偃都称他为“孺子”。有大夫的嫡子被称为孺子的，孟庄子、武伯在他们父亲在世时都被称为“孟孺子”，就是这种情况。有尚未成为大夫而被称为孺子的，季孙称呼秩，高氏的家臣称呼子良，就是这种情况。而子旗对于子良也说“那是个孺子”。由此可见，无论是出于亲近还是轻视，都可以用“孺子”来称呼。因此，《金縢》中的“孺子”，是流言，是尚未成为君主的称呼；《立政》、《洛诰》中的“孺子”，则是周公因为亲近和轻视的缘故而这样称呼罢了；怎么能就此认为他是小孩子呢！晋朝的慕容盛说：“周公专权代替君主，管叔、蔡叔忠于王室，所以有‘不利于孺子’的话”；又说：“周公知道文王和武王只有三岁，却请求代替他们去死，这是欺诈。”虽然慕容盛本来就是奸诈虚伪的人，所以用小人的心思去揣度君子，但终究也是因为传记中的邪说有所启发，所以现在只记载《金縢》的原文，而《文王世子》、《明堂位》以及《史记》、《汉志》等说法一概不随意附会。这些说法都见前文《武王伐纣条》之下。
△辨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之说
《戴记中庸篇》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余按：《尚书金▯篇》云：“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又云：“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又云：“予小子新命于三王。”则是武王未崩以前，大王、王季已追王也；周公乌得有追王之事哉！且二王果周公所追王，则文王以何时称王邪？谓生而称王邪，则文王为西伯，传记之文甚明，宋欧阳永叔固已辨之矣。谓武王克商之後追王邪，则既追王文王，何难复追王二王。若武王但追王文王而不追王二王，则是以为不当追王也。武王以为不当追王而周公追王之可乎！考其首尾，乃必无之事；而儒者咸信之，其亦异矣！原其所以如是信者，无他，以《中庸》为子思所作而此章为孔子之言；至朱子列《中庸》於《四书》，遂愈莫敢有议者。不知此章断非孔子之言，而《中庸》亦不出子思之手，乃战国之儒者采辑前人之言以成；此书“获上”一节采诸《孟子》，实显然可见者。其冠以“子曰”者，虽相传为孔子之言，而为後人之所附益及假▯者盖亦有之。是以《中庸》之言，高者不减《尚书》、《论语》，而间亦有剌谬於经传者。为是说者盖亦习於世俗所传文王受命称王之说，故但以为追王二王而不言追王文王耳，岂足为据也哉！且武王克商之後，祀於周庙者屡矣，用诸侯礼邪？用天子礼邪？武王既为天子而仍用诸侯之礼，必有所未安；若用天子之礼，则武王固已上祀先公矣，何劳於周公之成其德哉！嗟夫，圣人之言，万世所取信也；然必真为圣人之言然後可以取信，非可徒以名焉已也。鲁襄仲之将立宣公也，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务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务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听！”弗听，遂入；卒弑其君而杀其身。然则言亦不可以妄信也！是以余於传记，必其与经合者然後载之；不敢信一人率尔之谈，遂以为真圣人之言也。
△《七月》非周公作
卫宏《毛诗序》云：“《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後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郑氏谓此诗在周公居东之日；朱子谓此诗在成王初立之时。余按《鸱▯》以下六篇皆周公时所作，此篇若又出於周公，则是七篇皆与豳无涉，何以名之为《豳》？曰：述豳俗也。然“流火，授衣，烹葵；剥枣”，在在皆然，以民间通行之事而独谓之豳俗，豳何在焉？且玩此诗醇古朴茂，与成、康时诗皆不类。窃尝譬之，读《大雅》如登廊庙之上，貂蝉满座，进退秩然，煌煌乎大观也；读《七月》，如入桃源之中，衣冠朴古，天真烂漫，熙熙乎太古也。然则此诗当为大王以前豳之旧诗；盖周公述之以戒成王而後世因误为周公所作耳。窃疑豳之旧诗当不止此，此篇因周公识之传之而独存，犹《商颂》当时亦必多，而正考父独得其十二篇也。至於《鸱▯》以下，则以其诗皆为周公而作而音节亦近豳故附之於《豳风》之後；而此一篇则豳之正风也。故今不载之於《周公》之篇。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後，公乃为诗以贻王，命之曰《鸱▯》。王亦末敢诮公。”（同上）
“鸱▯！鸱▯！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谯谯；予尾▯▯；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诗豳风》）
△引朱熹、蔡沈语辨《伪传》东征之说
《金▯》“弗辟”之“辟”，郑氏以为“退辟”（同避）；“居东”，以为“辟位而居於东”。自《伪孔传》出始训“辟”为“法”，而以诛杀之意解之，於是以“居东”为“东征”，以《鸱▯诗》为在黜殷之後。隋、唐之际
译辨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之说
《礼记·中庸篇》说：“武王末年接受天命，周公成就文王、武王的功德，追尊太王、王季，用天子的礼仪祭祀先公。这种礼仪，通行于诸侯、大夫以及士人和平民。”我考察：《尚书·金縢篇》说：“于是禀告太王、王季、文王”，又说：“如果你们三位先王在天上负有重大的责任。”又说：“我小子新近从三位先王那里接受了命令。”这说明在武王去世之前，太王、王季已经被追尊为王了；周公怎么还会有追尊他们为王的事情呢！况且这两位先王如果是周公追尊的，那么文王是在什么时候称王的呢？如果说文王生前就称王，那么文王身为西伯，传记中的记载非常明确，宋代欧阳修早已辨析过了。如果说是在武王灭商之后追尊文王为王，那么既然已经追尊文王，又何必再追尊太王、王季呢？如果武王只追尊文王而不追尊太王、王季，那就是认为不应该追尊他们。武王认为不应该追尊，而周公却去追尊，这合理吗！考察事情的始末，这必定是没有的事；而儒者们都相信它，这也太奇怪了！推究他们如此相信的原因，没有别的，是因为认为《中庸》是子思所作，而这一章是孔子的话；等到朱熹把《中庸》列入《四书》，于是更加没有人敢议论了。却不知道这一章绝对不是孔子的话，而《中庸》也不是子思写的，乃是战国时期的儒者采集前人的言论编纂而成；书中“获上”一节采自《孟子》，确实显而易见。那些冠以“子曰”的，虽然相传是孔子的话，但其中后人附加以及伪托的也肯定有。因此《中庸》中的言论，高深的地方不亚于《尚书》、《论语》，但偶尔也有与经传相违背的。持这种说法的人大概也习惯了世俗所传说的文王受命称王的说法，所以只说追尊太王、王季，而不说追尊文王罢了，这难道足以作为依据吗！况且武王灭商之后，在周庙祭祀多次了，是用诸侯的礼仪呢？还是用天子的礼仪呢？武王既然已经是天子，却仍然使用诸侯的礼仪，必定有所不安；如果使用天子的礼仪，那么武王本来就已经用天子之礼祭祀先公了，哪里还需要周公来成就他的功德呢！唉，圣人的话，是万世所信赖的；但必须是真正圣人的话然后才可以信赖，不能仅仅因为名义如此就信赖。鲁国襄仲将要立宣公时，以君命召见惠伯。他的家臣公冉务人阻止他说：“进去必定会死。”叔仲说：“为君命而死，是可以的。”公冉务人说：“如果是君命，可以死；如果不是君命，为什么要听从！”叔仲不听，于是进去；最终被弑君者杀害。既然如此，那么话也不可以盲目相信！因此我对于传记，必定是与经典相符合的然后才记载；不敢轻信一个人轻率的说法，就把它当作真正的圣人之言。
《七月》非周公作
卫宏《毛诗序》说：“《七月》，是陈述王业的。周公遭遇变故，陈述后稷及先公教化之所由来，以及王业的艰难。”郑玄认为这首诗作于周公居东之日；朱熹认为这首诗作于成王初立之时。我考察《鸱鸮》以下六篇都是周公时期所作，如果这一篇也出自周公，那么这七篇都与豳地无关，为什么命名为《豳风》呢？回答说：是叙述豳地的风俗。然而“流火，授衣，烹葵；剥枣”，处处都是这样，把民间通行的事情唯独称为豳地风俗，豳地在哪里呢？况且玩味这首诗醇古朴茂，与成王、康王时期的诗都不类似。我私下曾比喻说，读《大雅》如同登上朝廷之上，戴貂蝉冠的官员满座，进退有序，辉煌壮观；读《七月》，如同进入桃源之中，衣冠古朴，天真烂漫，和乐如同太古时代。那么这首诗应当是太王以前豳地的旧诗；大概是周公叙述它来告诫成王，而后世误认为是周公所作罢了。我私下怀疑豳地的旧诗应当不止这一首，这一首因为周公识得并传下而独自保存，就像《商颂》当时也一定很多，而正考父只得到十二篇一样。至于《鸱鸮》以下，因为那些诗都是为周公而作，而且音节也接近豳地，所以附在《豳风》之后；而这一首则是豳地的正风。所以现在不把它载在《周公》篇中。
“周公于是告诉两位周公说：‘我不回避，我就没有话禀告我的先王。’周公居东两年，罪人就抓住了。后来，周公作诗送给成王，命名为《鸱鸮》。成王也不敢责备周公。”（同上）
“鸱鸮！鸱鸮！既然捉走了我的孩子，不要毁坏我的巢穴；爱抚他们，勤勉他们，养育他们的辛劳！趁着天还没有下雨，剥下那桑树皮，缠绕修补门窗；现在你们下民，竟敢欺侮我！我手脚忙碌，我所采摘的茶草，我所积蓄的麻，我口舌劳苦，说我没有成家！我的羽毛稀疏；我的尾巴枯槁；我的巢穴摇摇欲坠，风雨所吹打，我只有大声呼叫！”（《诗经·豳风》）
引朱熹、蔡沈语辨《伪传》东征之说
《金縢》中“弗辟”的“辟”，郑玄认为是“退避”（同避）；“居东”，认为是“避位而居于东”。自从《伪孔传》出现，开始将“辟”训为“法”，而以诛杀的意思解释它，于是将“居东”解释为“东征”，将《鸱鸮诗》解释为在废黜殷商之后。隋、唐之际
，郑学浸微，孔颖达作疏，遂弃郑而用《伪传》。唐、宋学者靡然从之。虽朱子《诗传》，初亦采其说；及後答蔡沈书，始觉其谬。而蔡氏作《书传》，乃本朱子之意以正其失，今载其说於左。
译郑玄的经学逐渐衰微，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时，于是抛弃郑玄的学说而采用《伪古文尚书传》。唐代、宋代的学者纷纷跟随这种做法。即使是朱熹的《诗集传》，起初也采纳了这种说法；等到后来回复蔡沈的信中，才发觉其错误。而蔡沈撰写《书集传》，便依据朱熹的意思来纠正这一失误，现在将他的说法记载在下面。
【朱子覆蔡沈书说】“弗辟之说，只从郑氏为是。向董叔重得书亦辨此，一时信笔答之，谓当从古注说（即谓《伪传》，盖以孔在郑前也）。後来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处骨肉之间，岂应以片言半语遽然兴师以征之，圣人气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应不请而自诛之；若请之於王，亦未必见从。虽曰圣人心事公平正大，区区嫌疑似不必避，然舜避尧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
【蔡氏《尚书金▯篇传》】“辟读为避（古字避皆作辟），郑氏《诗传》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东都’，是也。汉孔氏（即《伪传》，蔡氏误以为真安国作）以为诛杀之。夫三叔流言，以公将不利於成王，周公岂容遽兴兵以诛之邪！（以下数句，已见朱子书中，今节之）‘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言我不辟则於义有所不尽，无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岂自为身计哉！‘居东’，居国之东也。孔氏以为东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为谁；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为管、蔡。‘斯得’者，迟之之词也。”
△《鸱▯篇》作于东征前
余按：朱子之论正矣，《蔡传》之释此文义尤详尽，复何疑焉！然後儒尚多从《伪传》而非蔡者，岂以《诗传》出於朱子故邪？抑未取《诗》、《书》之言而深思之邪？《书》云“流言於国”，不云“殷畔”，则是殷犹未畔；但闻流言而遂辟也。“流言”者，道路之言。事後知其所起，乃追书之；当时尚未知为谁何，周公可以疑似而遽杀其兄乎！周公之东征，讨武庚也；武庚未畔，讨之何名？未畔而已伏诛，则是初无殷畔之事而周公诬之也。若谓武庚之畔即在流言之时，则史当特书之以为讨之张本，不得但记流言，遽云当诛。诛流言者邪？诛畔者邪？虽初搦笔之童子不至如是，况史臣而有此文理邪！《诗》云：“曰予未有室家。”又云：“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则是王室不安，诸侯携贰，而尚未知其所定也。细玩通篇，▯▯虑患之心溢於语言之表，然则此诗作於东征之前明矣。若以为在东征之後，则王室已安，天下已靖，而为岌岌忧危不保终日之言，於事为不切，於人为不情矣！而说者乃以“既取我子”为东征後之证，曰：“‘子’喻管、蔡，‘室’喻王室；言‘既取我子’则管、蔡既已受诛矣。”（朱氏公迁说）信如所云，管、蔡诛则武庚亦诛矣，泉下游魂其尚能毁我王室乎！嗟夫：朱子之於《传》岂能无千虑之一失，况其晚年已不吝於自改其说，而後儒反代为朱子吝之，何邪？故今遵《蔡传》之说，而以东征之事次於成王亲迎周公之後。
“秋大熟，未▯▯，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人大尽弁，以启金▯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书金▯》）
△引吕游语辨“居东”非东征
按《书》此文，居东之非东征益明。临漳吕乐天先生游《己酉记疑》尝辨之，今录於左。
【《己酉记疑》一则】（节录）“周公居东，去京师必不甚远，周公此时亦无大责任，故感风雷之变，启金▯之书，执书以泣，随即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风也。若以居东即为东征，则武庚所都去国千馀里，岂有不下班师之诏又不待风止，即出郊迎公之理！由此看来，论此事者当以蔡注《金▯》为正，《鸱▯诗传》虽不观可也。”
余按：此说深中事理。盖武庚未平，周公必不能中道班师；武庚既平，周公又不可拥兵居外。其为无事显然。不得谓之为东征也。
△辨扌前蚤祝神之说
《史记》云：“成王少时病，周公自扌前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及成王用
译【朱子回复蔡沈的信中说】“关于‘弗辟’的解释，只遵从郑氏的说法才是正确的。从前董叔重得到书信也辨析过这一点，我一时随手回答他，说应当遵从古代注疏的说法（即指《伪传》，因为孔安国在郑玄之前）。后来思考，并非如此。三叔正在散布流言，周公处在骨肉亲情之间，难道应该凭只言片语就立刻兴兵征讨他们吗？圣人的气象远远不是这样的。况且成王当时正怀疑周公，周公当然不应该不请示就自行诛杀他们；如果向成王请示，也未必会被听从。虽然说圣人内心公正正大，小小的嫌疑似乎不必回避，然而舜避让尧的儿子，禹避让舜的儿子，本来就是应当这样做的。”
【蔡氏《尚书金�篇传》】“‘辟’字读作‘避’（古字‘避’都写作‘辟’），郑氏《诗传》说‘周公因为管叔、蔡叔散布流言，避居东都’，这是正确的。汉代孔氏（即《伪传》，蔡氏误以为是真安国所作）认为‘辟’是诛杀的意思。三叔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周公难道能容许立刻兴兵诛杀他们吗！（以下几句，已在朱子书中出现，现在节录）‘我如果不避让，我就无法向先王交代’，意思是我不避让就在道义上有所未尽，无法向地下的先王交代。周公哪里是为了自己打算呢！‘居东’，是居住在国家东部。孔氏认为是东征，这是错误的。正当流言兴起时，成王还不知道罪人是谁；两年之后，成王才知道流言是管叔、蔡叔所为。‘斯得’，是迟缓之词。”
△《鸱�篇》作于东征之前
我按：朱子的议论是正确的，《蔡传》对这段文意的解释尤其详尽，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然而后来的儒者大多遵从《伪传》而否定蔡氏，难道是因为《诗传》出自朱子之手吗？还是因为没有采纳《诗经》、《尚书》的话而深入思考呢？《尚书》说“在国中散布流言”，并没有说“殷人叛乱”，那么殷人还没有叛乱；只是听到流言就避让。“流言”，是道路上的传言。事后知道流言的起因，才追记下来；当时还不知道是谁，周公能凭疑似就立刻杀他的兄长吗！周公的东征，是讨伐武庚；武庚没有叛乱，讨伐他有什么名分？没有叛乱就已经伏诛，那就是起初根本没有殷人叛乱的事而周公诬陷他们。如果说武庚的叛乱就在流言发生的时候，那么史书应当特别记载作为讨伐的根据，不能只记流言，就立刻说应当诛杀。诛杀散布流言的人呢？还是诛杀叛乱的人呢？即使是刚拿笔的孩童也不会这样，何况史官会有这样的文理呢！《诗经》说：“说我没有家室。”又说：“我的家室摇摇欲坠，被风雨漂摇。”那就是王室不安，诸侯离心，而还不知道安定在哪里。仔细玩味全篇，�虑患之心溢于言表，那么这首诗作于东征之前是明显的。如果认为是在东征之后，那么王室已经安定，天下已经太平，却发出岌岌可危、不能保全整日的言论，对于事情来说不切合，对于人情来说不通顺。而解说者却以“既取我子”作为东征之后的证据，说：“‘子’比喻管叔、蔡叔，‘室’比喻王室；说‘既取我子’就是管叔、蔡叔已经受到诛杀了。”（朱氏公迁的说法）真像所说的那样，管叔、蔡叔被诛杀那么武庚也被诛杀了，地下的游魂还能毁坏我的王室吗！唉：朱子对于《传》难道能没有千虑一失吗，况且他晚年已经不吝于修改自己的说法，而后来的儒者反而替朱子吝惜，为什么呢？所以现在遵从《蔡传》的说法，而把东征的事情排在成王亲自迎接周公之后。
“秋天庄稼大熟，还没有收获，天上打大雷闪电并刮风，禾苗全部倒伏，大树被连根拔起。国人非常恐惧。成王和众人脱去帽子，打开金�的书，才得到周公自以为代替武王受罚的说法。太公和召公以及成王于是询问史官和百官，回答说：‘确实如此。唉，这是周公的命令，我们不敢说！’成王拿着书哭泣说：‘不要再占卜了！从前周公为王家勤劳；只有我这年幼的人没能了解。现在上天显示威怒来彰显周公的德行，只有我这小子应当重新迎接；我国家的礼制也适宜这样做。’成王出到郊外，天就下雨，风反向吹，禾苗就全部立起来。太公和召公命令国人，凡是被大树压倒的地方，全部扶起并加固。这一年庄稼大熟。”（《尚书金�》）
△引用吕游的话辨析“居东”不是东征
按《尚书》这段文字，居东不是东征更加明显。临漳吕乐天先生游在《己酉记疑》中曾经辨析过，现在记录在下面。
【《己酉记疑》一则】（节录）“周公居东，离开京师一定不远，周公此时也没有大的责任，所以感应风雷的变化，打开金�的书，拿着书哭泣，随即出郊迎接周公，天就下雨，风反向吹。如果认为居东就是东征，那么武庚所居住的地方距离国都一千多里，难道有不颁布班师诏令又不等风停，就出郊迎接周公的道理！由此看来，议论这件事的人应当以蔡注《金�》为正确，《鸱�诗传》即使不看也可以。”
我按：这种说法深中事理。大概武庚没有平定，周公一定不能中途班师；武庚已经平定，周公又不可以拥兵居住在外。它是无事显然。不能称之为东征。
△辨析扌前蚤祝神的说法
《史记》说：“成王小时候生病，周公剪下自己的指甲沉入河中向神祈祷。等到成王用
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谯周云：“秦既燔书，时人欲言金▯之事，失其本末，乃云然耳。”余按：一事而所传闻异词，遂误而两载之，传记如是多矣。庆封之聘鲁也，叔孙食之不敬，赋诗讥之；其奔鲁也，叔孙又食之，▯祭，亦赋诗讥之。郑之葬简公也，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中止；郑之为搜除也，亦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中止。此皆显然一事，而《传》悉两载之；无他，采之太博而择之未精耳。《左传》犹然，况其下焉者乎！後人过於信古，遂不敢议，惑矣！谯周之言是也。然即此可见《史记》之文传而失其真者甚多，学者不可以其近古，谓其必有所本，遂概信之以为实也。
译周公摄政时，有人进谗言诬陷周公，周公便逃往楚国。成王打开府库，看到了周公祈祷的文书，于是哭泣着让周公返回。谯周说：“秦国已经焚毁书籍，当时的人想谈论金縢之事，却弄丢了事情的始末，才这样说罢了。”我考察认为：同一件事，因为所听到的传闻说法不同，于是错误地记载了两次，传记中像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庆封出使鲁国时，叔孙昭子招待他饮食时态度不恭敬，庆封赋诗讥讽他；后来庆封逃到鲁国，叔孙昭子又招待他饮食，庆封在祭祀时，也赋诗讥讽他。郑国安葬简公时，打算拆毁游氏的宗庙，子产制止了；郑国举行搜除仪式时，也打算拆毁游氏的宗庙，子产也制止了。这些都是明显同一件事，而《左传》却全部记载了两次；没有别的原因，只是采集资料太广博而选择不够精当罢了。《左传》尚且如此，何况比它更次一等的著作呢！后人过于迷信古人，于是不敢议论，真是糊涂啊！谯周的话是对的。然而由此也可以看出，《史记》的文字在流传过程中失去真相的非常多，学者不能因为它接近古代，就认为它一定有所依据，于是一概相信它是事实。
【补】“管、蔡启商，▯间王室。”（《左传》定公四年）
“管叔以殷畔。”（《孟子》）
【存参】“奄君蒲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尚书大传》）
△管，蔡之诛不因流言
《伪古文尚书》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云云）。”余按：《传》称“管、蔡启商，▯间王室”，《孟子》书中亦有“管叔以殷畔”语，则是管蔡之诛以畔故，不以流言故也。乌有但闻流言而遂诛其亲戚者哉！《伪书》之文，其诬圣人不小，故今载《春秋传》、《孟子》之文以正之。至《大传》所言，乃伐奄张本；虽不敢必其实，而理容或有之。故附存之。
“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予永念曰，天惟丧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天亦惟休于前宁人。予曷其极卜，敢弗于从：率宁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诞以尔东征。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书大诰》）
【备览】“武王崩，三监（《传》云，“三监：管，蔡，商”）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书序》）
△《大诰》有阙文
按《大诰篇》首当有数语序《诰》之所由作，若《盘庚》、《多士》、《多方》者；而今无之，盖缺文也。故今取《书序》之文补之。
【补】“王於是乎杀管叔；而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左传》定公四年）
△诛管、蔡系奉王命
战国人多称周公诛管、蔡；晋慕容盛遂以擅诛管、蔡为周公罪。余按：周公东征乃奉成王之命，《尚书》、《春秋传》之文甚明，不得以其事专属之周公也，盖周公辅相两朝，勋崇望重，故说成周事者多归之於周公，正如陈贾所云“周公使管叔监殷”。是时武王在上，太公望、散宜生等共佐之，周公安得自使管叔乎！
△《伪书》增出霍叔之非
《伪古文尚书》云：“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邻，以车七乘；降霍叔为庶人，三年不齿。”宋尧叟林氏《春秋传》“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注云：“周公伤夏、殷之二叔世，疏其亲戚，不能同心，以至灭亡。或以二叔为管、蔡者非；管权、蔡叔、霍叔三叔，不得称二叔。”（《杜注》“二叔”说同，无管、蔡、霍三叔之说）余按：《春秋传》云：“管、蔡启商，▯间王室，王於是乎杀管叔而蔡叔。”又云：“管、蔡为戮，周公右王”，无有一言及霍叔者。《史记殷本纪》云：“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周本纪》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又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皆与《左传》文合，而无霍叔。其尤显然无疑者，《管蔡世家》称“封叔鲜於管，封叔度於蔡”，下云“二人相纣子武庚”；称“封叔处於霍”则不言是；然则霍叔未尝监殷明矣。而《鲁周公》、《卫康叔》、《宋微子》各世家亦俱但称“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管叔、蔡叔作乱”，“周公诛管叔，放蔡叔”；若霍叔果同监殷而同作乱，不应数篇之文如合符然，皆有管、蔡而无霍也。《尚书大传》云：“武王使管叔、蔡叔监禄父。”《汉书地理志》云：“周既灭殷，封其畿内为三国──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皆与《左传》、《史记》说同，不言霍叔。由是言之，以殷畔者止管、蔡二叔而无霍，故《传》云“吊二叔之不咸”，不称三叔也，至晋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始称“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伪尚书》缘此，遂采《左传》语而增以“降霍叔
译【补】“管叔、蔡叔煽动商朝残余势力，离间王室。”（《左传》定公四年）
“管叔率领殷商旧部叛乱。”（《孟子》）
【存参】“奄国国君蒲姑对禄父说：‘武王已经死了，现在的成王还年幼，周公受到猜疑，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请起兵吧！’”（《尚书大传》）
△管叔、蔡叔被诛杀不是因为流言
《伪古文尚书》说：“只有周公担任冢宰，整顿百官，群叔散布流言，于是将管叔定罪于商地，将蔡叔囚禁于郭邻（等等）。”我考察：《左传》称“管叔、蔡叔煽动商朝残余势力，离间王室”，《孟子》书中也有“管叔率领殷商旧部叛乱”的话，那么管叔、蔡叔被诛杀是因为叛乱，不是因为流言。哪有仅仅听到流言就诛杀自己亲戚的人呢！《伪书》的文字，诬蔑圣人的程度不小，所以现在引用《春秋左传》、《孟子》的文字来纠正它。至于《尚书大传》所说的，是为讨伐奄国做铺垫；虽然不敢断定它一定属实，但情理上或许存在这种情况。所以附在后面保留参考。
“王说：‘啊，我要大告戒你们各国以及你们的办事官员。不幸啊，上天降下灾祸于我家，没有稍微延缓。我作为一个年幼的人，继承无边的重大职责，不能造就智慧，引导百姓安康，何况说我能懂得天命呢！……殷商残余势力，竟敢记述他们的秩序。上天降下威严，知道我国有弊病，百姓不安康，说‘我要复兴’，反过来轻视我们周邦。……我长久地考虑说，上天只灭亡殷商，就像农夫收割庄稼，我怎么敢不完成我的田亩！上天也嘉许先前的宁人（指周公）。我何必极力占卜，敢不遵从：率领宁人有所指示的疆土，何况现在占卜都是吉利的！所以我大大地率领你们东征。天命不差错，占卜陈列就是这样。’”（《尚书·大诰》）
【备览】“武王去世，三监（《左传》说，‘三监：管叔、蔡叔、商’）以及淮夷叛乱。周公辅佐成王，将要废除殷商，作《大诰》。”（《尚书序》）
△《大诰》有缺漏的文字
考察《大诰》篇开头应当有几句话叙述作《诰》的原因，像《盘庚》、《多士》、《多方》那样；而现在没有，大概是缺漏的文字。所以现在选取《尚书序》的文字来补充。
【补】“王于是杀了管叔；而囚禁蔡叔，给他车七辆，步兵七十人。”（《左传》定公四年）
△诛杀管叔、蔡叔是奉王命
战国人多称周公诛杀管叔、蔡叔；晋朝的慕容盛甚至以擅自诛杀管叔、蔡叔作为周公的罪过。我考察：周公东征是奉成王的命令，《尚书》、《春秋左传》的文字很明白，不能把这件事全归在周公身上，大概因为周公辅佐两朝，功勋崇高威望重大，所以讲述成周时期事情的人多归之于周公，正如陈贾所说“周公让管叔监视殷商”。那时武王在位，太公望、散宜生等人共同辅佐他，周公怎么能让管叔去监视呢！
△《伪书》增加霍叔是错误的
《伪古文尚书》说：“将管叔定罪于商地；将蔡叔囚禁于郭邻，给他车七辆；将霍叔降为庶人，三年不齿。”宋尧叟林氏《春秋传》“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注说：“周公哀伤夏、殷的二叔世，疏远他们的亲戚，不能同心，以至于灭亡。有人把二叔当作管叔、蔡叔是错误的；管叔、蔡叔、霍叔三叔，不能称为二叔。”（《杜注》“二叔”的说法相同，没有管、蔡、霍三叔的说法）我考察：《春秋左传》说：“管叔、蔡叔煽动商朝残余势力，离间王室，王于是杀了管叔而囚禁蔡叔。”又说：“管叔、蔡叔被杀，周公辅佐王”，没有一句话提到霍叔。《史记·殷本纪》说：“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周本纪》说：“武王为殷商初定未集，于是派他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辅佐禄父治理殷商。”又说：“周公奉成王命令，讨伐诛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都与《左传》文字相合，而没有霍叔。尤其明显无疑的是，《管蔡世家》称“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下面说“二人辅佐纣的儿子武庚”；称“封叔处于霍”则不说他辅佐武庚；那么霍叔未曾监视殷商是明显的。而《鲁周公世家》、《卫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也都只称“管叔、蔡叔辅佐武庚”，“管叔、蔡叔作乱”，“周公诛杀管叔，流放蔡叔”；如果霍叔果然共同监视殷商而共同作乱，不应该几篇文字像符契一样吻合，都有管、蔡而没有霍。《尚书大传》说：“武王派管叔、蔡叔监视禄父。”《汉书·地理志》说：“周既灭殷，封其畿内为三国──邶，封给纣的儿子武庚；庸、管叔治理它；卫、蔡叔治理它──来监视殷商百姓。”都与《左传》、《史记》说法相同，不说霍叔。由此说来，因殷商而叛乱的只有管、蔡二叔而没有霍叔，所以《传》说“哀伤二叔的不和”，不称三叔。到了晋朝皇甫谧作《帝王世纪》，才开始称“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视它；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视它；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视它。”《伪尚书》依据这个，于是采用《左传》的话而增加“降霍叔
”之文。然则此书之撰於晋以後而非安国之所传也彰彰明矣！如果安国所传，不应两汉诸儒皆不知有霍叔，独至皇甫谧始知之；而左氏生於周世，在焚书之前，尤不应不知有霍叔而每文皆但言管、蔡也。杜氏以下文称“管、蔡”之故，因释“二叔”为“二代之叔世”，固已强词；至林氏乃据世俗相传之语以驳二叔之称，而不复考《左传》他文及《史》、《汉》旧说，尤疏之甚矣！且“降为庶人”者，汉以後法耳；三代以上，大臣有罪，可杀可放，而未尝有降其爵者，先王所以辨上下，别嫌疑，定民志也。春秋之时，卿奔他国，乃有降从大夫之位者；彼原非此国之卿故然耳，本国固无是也。乌有朝齿公卿而暮同编户者哉！且蔡叔罪重於霍叔，尚有车七乘，徒七十人，以大夫之奉奉之，而霍叔之罪递轻，乃反降为庶人，一何其赏罚之颠倒乎！或疑《金▯》有“群弟流言”之文，当不止蔡叔一人。然即蔡、霍二叔，亦不得遂称“群”。盖流言者自多人，监殷者自管、蔡，不得谓流言之人尽监殷之人也。故今但据《春秋传》文载之；无稽之说不敢以妄增也。
译关于“霍叔”的记载。那么，这本书撰写于晋代以后，而非安国所传，这就非常明显了！如果是安国所传，两汉的儒者们就不应该都不知道霍叔，唯独到了皇甫谧才知晓；而左丘明生活在周代，在焚书之前，尤其不应该不知道霍叔，却每篇文章都只提及管叔、蔡叔。杜预根据下文称“管、蔡”的缘故，将“二叔”解释为“二代的叔世”，本来就已经是牵强附会；到了林氏，竟然依据世俗相传的话来驳斥“二叔”的说法，不再考证《左传》其他篇章以及《史记》、《汉书》的旧说，更是疏漏到了极点！况且，“降为庶人”是汉代以后的法律；三代以上，大臣有罪，可以处死或流放，却从未有过降低其爵位的做法，这是先王用来区分上下等级、辨别嫌疑、安定民心的方法。春秋时期，卿大夫逃奔他国，才有降低身份担任大夫职位的情况；那是因为他们原本就不是这个国家的卿，所以如此罢了，本国本来就没有这种做法。哪有早上还位列公卿，晚上就变成普通百姓的呢！况且蔡叔的罪行比霍叔重，还有七辆车、七十名随从，用大夫的待遇供养他，而霍叔的罪行依次较轻，反而降为庶人，这赏罚是多么颠倒啊！有人怀疑《金縢》中有“群弟流言”的记载，应当不止蔡叔一人。然而即使是蔡叔、霍叔两人，也不能就称为“群”。大概流言的人自然是多人，监视殷商遗民的是管叔、蔡叔，不能认为说流言的人都是监视殷商的人。所以现在只根据《春秋左氏传》的记载来书写；没有根据的说法，不敢随意增添。
“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本“启”字，避景帝讳改）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史记宋微子世家》）
△引崔迈语辨《伪书微子之命》
《伪古文尚书》有《微子之命篇》，余弟迈《讷庵笔谈》尝辨之。今录於左。
【《讷庵笔谈》一则】“封微子，非封他人比也。改革之际，难为言矣。当时命之者之言，其於理於势必有其恳挚而婉笃者；今皆不可得见。作《书》者以其难於措辞，故但为肤廓通套之语，於当日情势无一语及之，譬若扶墙而行，不敢少动，惟恐其有破绽以贻後世口实。此正可见作者伎俩；而後世乃犹以为真圣人之言也！试使後世能文之士代为此篇，其揣情度势亦必有可以感动人心而慰安殷之遗民者。寥寥数语，苟且了事必不然矣。”
○周公相成王中
【补】“伐奄三年讨其君。”（《孟子》）
△伐奄不在武王世
近世读《孟子》者，以“周公相武王”为句，“诛纣伐奄”为句，遂以伐奄为武王事。朱子亦云：“奄助纣为恶者。”余按：《经》、《传》无武王伐奄事。《书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多士》云：“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是伐奄乃成王事也。《诗东山》云：“我徂东山，忄舀忄舀不归。”又云：“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是“三年讨其君”即周公东征事也。《尚书大传》亦称奄君谓武庚请举事，《书序》又称成王伐淮夷，遂践奄，然则伐奄决在成王之世无疑。《孟子》此文，当以“周公相武王诛纣”为句；“伐奄三年讨其君”自为一句，非武王时事也。盖缘初学读书多不能诵长句，率於四五字处读断，如“知和而和”，“何必读书”，“饱食暖衣”，“夫子循循然”之类；相沿既久，遂以为固然耳。嗟夫，章句之学，通儒所鄙，然章句之士亦何可多得！韩子云：“凡为文宜略识字。”为文而能识字，说经而能知句读，此固非易易事也！故今伐奄一事载之周公相成王时。《伪孔传》又谓“成王之世，奄凡再叛”，乃因《多方》、《多士》篇第失次而误。说见後《多方》、《多士》条下。
【附录】“驱飞廉於海隅而戮之。”（《孟子》）
△驱飞廉当在伐奄後
此事时世无可考者。然玩《孟子》此文，曰“驱飞廉於海隅”，似前尝讨飞廉而飞廉逃於海隅也者，疑即武王伐纣之时，《史记》所谓“不与殷乱”者也。奄负东海，海隅乃奄东境；盖因奄未臣服，故得苟延残喘；至克奄後始得而戮之耳。然则此事当在伐奄之後，是以孟子连而及之。但於经传皆无明文，故附录於此。
△辨帝赐石棺之说
《史记秦本纪》云：“周武王之伐纣，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於霍太山。”余按：武王既已克殷，蜚廉何由至霍？果还，至霍安能逃於武王之诛而得从容以终天年？且蜚廉助纣为虐者，何以帝反嘉之而赐之石棺乎？此事至为荒谬，盖秦、赵之人讳其戮而妄造此说以欺人者，是以谯周《古史考》深所不信，而司马氏《索隐》亦以为非实也。当从《孟子》为正。
【备览】“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於东，作《归禾》。”（《书序》）
【备览】“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同上）
△辨禾苗盈车之说
按：《史记》载此事与《书序》同。《尚书大传》及《说苑》皆以为“三苗贯桑而生，大几盈车”，恐系传闻而甚其词者。故不采。
“我徂东山，忄舀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诗豳风》）
△《东山篇》即伐奄事
按：此诗称“我徂东山”，又称“于今三年”，是即周公“伐奄三年讨其君”事
译“周公接受了成王的命令，诛杀了武庚，处死了管叔，放逐了蔡叔，于是命令微子开（原本写作‘启’，为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而改）继承殷商的宗嗣，供奉祖先的祭祀，并作了《微子之命》来申明此事，封他在宋国建国。”（《史记·宋微子世家》）
△引用崔迈的话来辨伪《微子之命》
《伪古文尚书》中有《微子之命》一篇，我的弟弟崔迈在《讷庵笔谈》中曾经辨析过它。现在将其摘录如下。
【《讷庵笔谈》一则】“分封微子，并非分封其他人可比。在改朝换代之际，言辞难以把握。当时发布命令者的话语，在情理和时势上必定有恳切真挚而又委婉笃定的地方；如今都已无法得见。撰写《尚书》的人因为难以措辞，所以只用了些空洞通用的套话，对当时的具体情势没有一句话提及，好比扶着墙走路，不敢稍有动作，只怕露出破绽给后世留下口实。这正可以看出作者的伎俩；而后世人却还认为这是真正的圣人之言！试想如果让后世善于写文章的人代写这篇，他们揣度情理、衡量时势，也必定有能感动人心、安抚殷商遗民的话。寥寥数语，草率了事，必定不是这样的。”
○周公辅佐成王（中）
【补】“讨伐奄国三年，惩治其国君。”（《孟子》）
△讨伐奄国不在武王时期
近世研读《孟子》的人，将“周公相武王”断为一句，“诛纣伐奄”断为一句，于是认为讨伐奄国是武王时期的事。朱熹也说：“奄国是帮助纣王作恶的。”我考证：《经》、《传》中没有武王讨伐奄国的记载。《尚书·多方》说：“五月丁亥日，王从奄国归来。”《尚书·多士》说：“从前我从奄国归来，我大大地改变了你们四方国民的命运。”可见讨伐奄国是成王时期的事。《诗经·东山》说：“我前往东山，迟迟不能归来。”又说：“自从我离开，到现在已经三年。”可见“三年讨伐其国君”正是周公东征的事。《尚书大传》也称奄国国君对武庚说请起事，《书序》也称成王讨伐淮夷，于是践奄，那么讨伐奄国决然在成王时期无疑。《孟子》这段话，应当将“周公相武王诛纣”断为一句；“伐奄三年讨其君”自为一句，并非武王时期的事。大概是因为初学者读书大多不能诵读长句，通常在四五字处断开，如“知和而和”、“何必读书”、“饱食暖衣”、“夫子循循然”之类；沿袭久了，就以为本来如此。唉，章句之学，通儒所轻视，然而精通章句的学者又哪里容易多得！韩愈说：“凡是写文章应当大致识字。”写文章能识字，解说经典能知道句读，这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所以现在将讨伐奄国一事记载在周公辅佐成王时期。《伪孔传》又说“成王时期，奄国两次叛乱”，这是因为《多方》、《多士》篇的次序错乱而导致的错误。说法见后文《多方》、《多士》条目下。
【附录】“将飞廉驱逐到海边角落并杀了他。”（《孟子》）
△驱逐飞廉应当在讨伐奄国之后
这件事的时代背景无法考证。然而玩味《孟子》这段话，说“将飞廉驱逐到海边角落”，似乎之前曾经讨伐飞廉而飞廉逃到了海边角落，怀疑这正是武王讨伐纣王之时，《史记》所说的“不参与殷商的混乱”的人。奄国背靠东海，海边角落是奄国的东部边境；大概因为奄国尚未臣服，所以飞廉得以苟延残喘；直到攻克奄国后才得以将他杀死。那么这件事应当在讨伐奄国之后，所以孟子连带提及。只是在经传中都没有明确记载，所以附录于此。
△辨析天帝赐石棺的说法
《史记·秦本纪》说：“周武王讨伐纣王时，飞廉为纣王在北方采石；回来时，无处回报，在霍太山筑坛，回报得到了石棺。铭文说：‘天帝命令处父，不参与殷商的混乱；赐你石棺以光耀家族。’死后，就葬在霍太山。”我考证：武王已经攻克殷商，飞廉怎么能到霍太山？如果真的回来，到了霍太山怎么能逃脱武王的诛杀而得以从容终老？况且飞廉是助纣为虐的人，为什么天帝反而嘉奖他并赐给他石棺呢？这件事极其荒谬，大概是秦、赵之人忌讳他被杀而凭空捏造此说来欺骗人的，所以谯周的《古史考》深深不信，而司马贞的《索隐》也认为这不是事实。应当以《孟子》的说法为准。
【备览】“唐叔得到嘉禾，不同田亩却长出同一穗，献给天子；天子命令唐叔将嘉禾送给在东方的周公，作了《归禾》。”（《书序》）
【备览】“周公得到嘉禾后，向天子报告，作了《嘉禾》。”（同上）
△辨析禾苗盈车的说法
考证：《史记》记载此事与《书序》相同。《尚书大传》及《说苑》都认为“三苗贯穿桑树而生，大得几乎装满车”，恐怕是传闻而夸大了言辞。所以不予采纳。
“我前往东山，迟迟不能归来。我从东方回来，细雨蒙蒙。鹳鸟在土堆上鸣叫；妇人在室内叹息。洒扫房屋，堵塞洞穴，我出征不久就要到达。有圆圆的瓜瓠，堆在柴草间；自从我离开，到现在已经三年！”（《诗经·豳风》）
△《东山篇》即是讨伐奄国之事
考证：这首诗称“我前往东山”，又称“到现在已经三年”，这正是周公“讨伐奄国三年惩治其国君”的事。
也。故次之於此。卫宏《诗序》以为周公东征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而，《朱传》以为周公自劳归士之词。余按：此篇毫无称美周公一语，其非大夫所作显然；然亦非周公劳士之诗也，细玩其词，乃归士自叙其离合之情耳。三年东征，不为不久，破斧缺┥，下为下劳；而其词绝无一毫怨意，若《邶》之《击鼓》，《雅》之《渐石》者，即此可见盛世景象。以为劳归士，美周公，此意索然矣。至《序》所称“说以使民，民忘其死”云者，虽得诗人之旨，然谓“序其情而悯其劳，所以民说”，亦非也。圣人之於民，必有抚爱於平日，矜恤於临时者，是以民忘其死；非徒用一诗劳之之虚文，即能有此效也。然则谓序其情而民说，何若谓归士自述其情，虽极劳苦思念而毫无怨上之心，由於上之爱民有素，是以上下一体者，为得其真乎！
译所以把它排列在这里。卫宏在《诗序》中认为，这是周公东征归来，慰劳归来的将士，大夫赞美周公而作；《朱传》则认为，这是周公亲自慰劳归士的言辞。我考察：这首诗中完全没有称颂赞美周公的话语，它显然不是大夫所作；但也不是周公慰劳将士的诗，仔细玩味它的词句，乃是归来的将士自叙他们离别重逢的情感罢了。三年东征，时间不算短，斧柄折断、斧刃缺损，下士们为此辛劳；但诗中绝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之意，不像《邶风》中的《击鼓》、《雅》中的《渐渐之石》那样，由此可以看出盛世的景象。认为它是慰劳归士、赞美周公，这种说法毫无根据。至于《序》中所说的“用言语使百姓喜悦，百姓便忘记死亡”之类的话，虽然符合诗人的主旨，但说“叙述他们的情感而怜悯他们的辛劳，所以百姓喜悦”，也是不对的。圣人对百姓，一定在平时就有抚爱，在临时就有体恤，因此百姓才忘记死亡；并非仅仅用一首诗慰劳他们的虚文，就能产生这样的效果。那么，说叙述他们的情感而百姓喜悦，哪里比得上说归来的将士自述他们的情感，虽然极度劳苦思念，却毫无怨恨上级之心，这是由于上级一向爱民，所以上下一心，这样才更符合真实情况呢！
“既破我斧，又缺我┥。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诗豳风》）
△《毛诗》释《破斧篇》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恶四国焉。”《传》云：“四国，管、蔡、商、奄也。”“既破我斧，又缺我┥。”《笺》云：“四国流言，既破毁我周公，又损伤我成王。”余按：“破斧缺┥”即叙东征之事；东征三年，为日久矣，斧破┥缺，则其人之辛勤可知，犹宋人词所云，“征衫着破，着衫人可知矣”之意；不得以“我”属之大夫，而谓“斧”为周公，“┥”为成王也。《朱传》以为从军之士所作，“破斧缺┥”，自言其劳，是已。又援“斩伐四国”之文，斥《序》以为“管、蔡、商、奄”之谬，其说尤正。然谓“答前篇周公之劳己，故作此诗以美周公”，则尚似有未尽合者。详味此诗之意，乃东征之士自述其劳苦，绝无称美周公一语；惟其劳而不怨，由於周公勤劳王室，不自暇逸，是以其民皆悉周公之心，敌忾御侮，不辞况瘁，至於斧破┥缺而无异言，即此见周公之美耳。以为“美周公”，浅矣！以为“大夫所作以美周公而恶四国”，尤失之远矣！
【备览】“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书序》）
【备览】“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於蒲姑。”（同上）
△成王践奄当在克奄後
按：唐叔之归禾，周公在东土，成王在周京也。此文则成王亦至东土矣，疑克奄之後，淮夷尚负固不服，成王因自往视师也。抑不知周公班师之後，淮夷复畔，而成王始东征与？要之，当在伐奄之後，《多方》之前。故次之於此。
“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王曰：‘呜呼！猷，告尔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尔罔不克臬！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尔尚不忌于凶德，亦则以穆穆在乃位，克阅于乃邑谋介。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天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书多方》
△迁民之诰
此《多方篇》文，乃初迁殷民後诰之者。
【附录】“王曰：‘猷，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夫命，无违！朕不敢有后，无我怨！’”（《书多士》）
【附录】“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同上）
△引顾炎武语辨《伪传》淮、奄再叛之说
《书序》云：“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郑康成云：“此伐管、蔡时事。”《伪孔传》云：“成王即政（谓武王崩七年之後），淮夷奄国又叛；王亲征之，遂灭奄而徙之。”二说不同。其後王、顾诸儒皆以《伪传》为误。王论余未之见。顾云：“《多方》之诰曰：‘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来自奄。”’是《多方》当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诛而惧，遂与淮夷、徐戎并兴；而周公东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讨其君’是也。既克而成王践奄，盖行巡狩之事，《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於蒲姑’是也。《孔传》以为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强为之说。”
△《多士》在《多方》後之证
余按：《多方》、《多士》二篇，首二章皆叙殷、周革命之由，次二章皆叙伐奄後迁殷民之事，其文大同小异，则《多方》之“来自奄”即《多士》之“来自奄”，《多方》之“自时洛邑”即《多士》之“迁居西尔”无疑也。《多士》後一章叙作洛之事，《多方》绝无一言及之，则《多方》在作洛之前，《多士》在作洛之後无疑也。且《多方》文繁，《多士》文简，岂非前日既言其详，故後日但举其略与？然则《多方》固当在《多士》前，而奄初无再叛之事明矣。王肃说《书》，专攻康成；《伪传
译“已经砍破了我的斧头，又弄缺了我的锜。周公向东征伐，使四方诸侯归服。哀怜我们这些百姓，也是极其辛劳！”（《诗经·豳风》）
△《毛诗》对《破斧》篇解释的错误
卫宏在《毛诗序》中说：“《破斧》是赞美周公的诗：周朝的大夫因为厌恶那四个国家而作此诗。”《毛传》说：“四个国家，是指管、蔡、商、奄。”“已经砍破了我的斧头，又弄缺了我的锜。”《郑笺》说：“四个国家散布流言，既败坏了周公的名声，又损害了成王。”我按：“斧头砍破、锜弄缺”就是叙述东征的事情；东征历时三年，时间很长了，斧头砍破、锜弄缺，那么这些人的辛勤劳苦就可以知道了，就像宋词中所说的，“征衣穿破，穿征衣的人也就可想而知了”的意思；不能把“我”归属于大夫，而说“斧”代表周公，“锜”代表成王。《朱熹传》认为这是从军士兵所作，“斧破锜缺”，是说自己劳苦，这是对的。又引用“斩伐四国”的文句，斥责《诗序》将“四国”解释为“管、蔡、商、奄”是错误的，他的说法尤其正确。然而他说“为了回答前篇中周公对自己辛劳的慰劳，所以作此诗来赞美周公”，则似乎还有不尽符合之处。仔细体味这首诗的意思，乃是东征的士兵自述自己的劳苦，完全没有称颂赞美周公的话；只是他们劳苦而不怨恨，是因为周公为王室勤劳，不让自己安逸，所以百姓都了解周公的心意，同仇敌忾抵御外侮，不辞辛劳困苦，以至于斧头砍破、锜弄缺也没有怨言，由此便可见周公的美德了。认为这是“赞美周公”，太浅薄了！认为这是“大夫所作以赞美周公而厌恶四国”，更是大错特错了！
【备览】“成王向东讨伐淮夷，于是践奄。”（《尚书序》）
【备览】“成王已经践奄，将要迁移那里的君主到蒲姑。”（同上）
△成王践奄应当在攻克奄国之后
按：唐叔归还禾苗时，周公在东土，成王在周京。这篇文章则成王也到了东土，我怀疑是攻克奄国之后，淮夷仍然负隅顽抗不服从，成王因此亲自前往视察军队。或者不知道是周公班师之后，淮夷再次反叛，而成王才开始东征？总之，应当是在讨伐奄国之后，《多方》之前。所以把它排列在这里。
“只有五月丁亥日，王从奄地回来，到达宗周。……王说：‘唉！谋划，告诉你们多方之士以及殷商的多士。现在你们奔走效力，臣服于我已有五年，还有那些卿、伯、小大众多官员，你们没有不能遵守法度的！自己本来不和睦，你们要和睦啊！你们家中不和睦，你们要和睦啊！你们的城邑能够清明，你们要勤勉于你们的职事！你们尚且不忌讳凶恶的德行，也要恭敬地安守你们的职位，能够在你们的城邑中谋划善政。你们从洛邑出发，要永远努力耕种你们的田地，上天只赐予怜悯你们；我们周朝只以极大的赏赐给你们，引导简选在王庭任职。尚且从事你们的职事，有官职在大的僚属中！’”（《尚书·多方》）
△迁移百姓的诰辞
这是《多方》篇的文字，乃是初次迁移殷商百姓后告诫他们的。
【附录】“王说：‘谋划，告诉你们多士。我只是这时迁移你们居住到西方，不是我一个人，奉行德行不安宁，这时只有天命，不要违背！我不敢有落后，不要怨恨我！’”（《尚书·多士》）
【附录】“王说：‘多士，从前我从奄地回来，我大大降下天命给你们的四个国家的百姓；我于是明确地施予天罚，迁移你们到遥远的地方，比附于事务臣服于我的宗庙多逊。’”（同上）
△引用顾炎武的话辨析《伪传》关于淮夷、奄国再次叛乱的说法
《尚书序》说：“成王向东讨伐淮夷，于是践奄。”郑康成说：“这是讨伐管、蔡时的事情。”《伪孔传》说：“成王即位执政（指武王去世七年之后），淮夷和奄国又叛乱；王亲自征讨他们，于是消灭奄国并迁移其百姓。”两种说法不同。后来王、顾等儒者都认为《伪传》是错误的。王论我没有见到。顾炎武说：“《多方》的诰辞说：‘只有五月丁亥，王从奄地回来。’而《多士》中王说：‘从前我从奄地回来。’所以《多方》应当在《多士》之前，后人颠倒了它们的篇章顺序罢了。奄国叛周，是武庚被诛杀后害怕，于是与淮夷、徐戎一起兴起；而周公东征竟然长达三年之久，孟子说‘讨伐奄国三年讨伐其君主’就是如此。已经攻克后成王践奄，大概是进行巡狩的事情，《尚书序》‘成王已经践奄，将要迁移那里的君主到蒲姑’就是如此。《孔传》认为奄国再次叛乱，是拘泥于篇章的先后顺序而强行解释。”
△《多士》在《多方》之后的证据
我按：《多方》、《多士》两篇，前两章都叙述殷、周革命的原因，后两章都叙述讨伐奄国后迁移殷商百姓的事情，它们的文字大同小异，那么《多方》中的“从奄地回来”就是《多士》中的“从奄地回来”，《多方》中的“从洛邑出发”就是《多士》中的“迁移你们居住到西方”，这是毫无疑问的。《多士》后一章叙述建造洛邑的事情，《多方》完全没有提及，那么《多方》在建造洛邑之前，《多士》在建造洛邑之后，这是毫无疑问的。况且《多方》文字繁复，《多士》文字简略，难道不是前几天已经详细说了，所以后几天只举其大概吗？那么《多方》固然应当在《多士》之前，而奄国最初并没有再次叛乱的事情是明显的。王肃解说《尚书》，专门攻击郑康成；《伪传》
》本王肃之徒所撰，故好与康成为异。顾说是也；惟谓奄因武庚既诛而惧，则尚未尽。盖奄乃东方大国，武王克商之後未必深服於周，但圣人不穷兵於远耳。《尚书大传》谓武庚之举事，奄实趋之，然则武庚之叛必与奄连兵，是以周公因黜殷而并伐之也。故今以《多方》之文次於东征之後，而取《多士》篇中追叙自奄归後迁殷遗民之事附於其左以见其为一时之事。说并见後《立政》、《多士》条下。
译这是王肃一派人所撰写的，所以喜好与孔安国之说相异。但孔安国的说法是正确的；只是说奄国因为武庚被诛杀而感到恐惧，则尚未尽善。因为奄是东方的大国，武王攻克商朝之后未必深深臣服于周，只是圣人不在远方穷兵黩武罢了。《尚书大传》说武庚起事时，奄国实际上迎合了他，那么武庚的叛乱必定与奄国联合出兵，因此周公在废黜殷商的同时一并讨伐了奄国。所以现在将《多方》篇的文本排在东征之后，而选取《多士》篇中追述从奄国归来后迁移殷商遗民之事附在其左侧，以表明这是一时发生的事。这些说法都见于后面《立政》、《多士》条下。
【备览】“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书序》）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呜呼，孺子王矣！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准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乱，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时则勿有间之。自一话一言，我则末惟成德之彦，以▯我受民。呜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惟正是▯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则克宅之，克由绎之，兹乃俾▯。国则罔有立政用忄佥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继自今，立政其勿以忄佥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书立政》）
△《多方》、《立政》当在《召诰》前
世传《尚书》篇次，《多方》、《立政》二篇并在《多士》、《无逸》之後。余按：《多方》既当在《多士》前，则《立政》、《无逸》之先後亦未必果如今之次第也。《立政》言“孺子王矣”，似是成王即位未久时语。《无逸》戒其逸豫，勉以享国之久，当是天下无事，恐其狃於安乐，有初无终之意。然则《多方》、《立政》二篇皆当在《召诰》前，如《康诰》、《酒诰》之当在《金▯》前也；传经者失其篇次耳。故今仍以《立政》次《多方》後。说并见前《多方条》下。
△周公作《立政》宗旨
周公何以作《立政》也？盖治国以用人为要，而用人以知人为先，一有不当则民受其殃；大都小伯之众，庶狱庶慎之繁，人主安能一一而察之；待其不才已著而後舍之，亦已晚矣：故必克灼知厥若，乃使之治我受民也。然欲庶官皆得其人，非广搜博采不可；岩穴之内具有良材，羁旅之中不乏奇士，惟其贤则用之，不拘於亲旧也。吾故读此篇而知东周之世卿非先王之制也。观孟子称“文王治岐，仕者世禄”，则是卿大夫之子孙但世守其宗邑，初不世为卿大夫也。周衰，卿大夫始多世为之，贤才不复进用，以故王室日卑，政不行於天下。匪惟王朝，即侯国亦如是。春秋时，齐、晋最强，然皆至战国之初而遂亡。鲁、卫享国虽久，然皆微弱，役於大国。惟楚与齐、晋迭霸，至秦并天下而後灭，强且久莫如楚者。楚有何功德而能如是？余少读《春秋传》，心常异之；久之，始悟其故。盖春秋自成、襄以後，齐、晋、鲁、卫卿皆世传，大夫亦多世者，世则不必其贤；而楚独能用贤故也。孙叔敖举於海，观丁父、彭仲爽皆举於俘，固已。伯州犁、然丹皆邻国之逃臣，初无蚍蜉蚁子之援，而仕至右尹太宰。然此犹自来奔而用之者。至申鲜虞仆赁於鲁，以丧庄公，而楚闻其贤，遂召为右尹。其汲汲於求贤如是。厥後王孙圉聘於晋，犹以观射父、左史倚相夸于邻国，而曰“楚惟善以为宝”。是知楚人专以用贤为事，是以强且久而莫与比也。甚矣，周公之训之为至言也！至秦，以法令驭天下，惟取吏能守法，不复问其贤否，故吏▯冗者多。汉兴，始下求贤之诏，以故守令多以循良著者；然由恩泽佞幸，钻营权贵而得进者亦复不少。元魏既衰，始循资格；隋、唐以降，竞尚科目，由是授官惟凭科目，迁官但用资格，不复以度德量才为事矣。宋太宗论科目：“岂敢谓拔十得五，拔十得一二足矣！”夫果拔十仅得一二，彼八九人之相我受民者固已不胜其弊也。信乎文、武、成、康之治之非後世所能及也！说并见《别录》、《周政通考》中。
【备览】“越裳氏重译而朝，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译而来朝也。’周公曰：‘德泽不加，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令不施，则君子不臣其人。’译曰：‘吾受命於吾国之黄▯，久矣天之无烈风淫雨，意中国有圣人邪？’”（《说苑》）
【存参】“越裳氏重译来贡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归路。周公锡以文锦二疋，▯车五乘，皆为司南之
译【备览】“成王征伐东夷之后，肃慎国前来祝贺。”（《尚书·序》）
“周公说道：‘我恭敬地拜手叩头，向继位的天子禀告。’于是全面告诫成王说：‘大王身边的近臣，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周公说：‘唉，这些职位美好，但能体恤民情的人却很少啊！……唉，年幼的您已登王位了！从今以后，我要设立政官、事官、准人、牧夫，我能够明察他们是否称职，然后才让他们治理，辅佐我承受上天赐予的百姓，调和各类诉讼和谨慎处理的事务；这时就不要有人从中阻挠。从每一句话、每一件事起，我都要选拔那些具备完美品德的杰出人才，来治理我承受上天赐予的百姓。唉，我周公旦已经接受了人们美好的言论，全都告诉了年幼的成王了！从今以后，文王的子孙们不要在各类诉讼和谨慎处理的事务上出错；只有公正才能治理好它们。自古以来的商人，以及我们的周文王，设立政官、事官、牧夫、准人，都能够安置得当，能够遵循并推究其法度，这才使得国家得以治理。国家如果没有任用奸佞之人；如果不以道德教化，那就不能显赫地存在于世间。从今以后，设立政官不要任用奸佞之人；要任用贤良之士，来勉力辅佐我们的国家。’”（《尚书·立政》）
△《多方》、《立政》应当排在《召诰》之前
世人所传的《尚书》篇章次序，《多方》、《立政》两篇都排在《多士》、《无逸》之后。我考察认为：《多方》既然应当排在《多士》之前，那么《立政》、《无逸》的先后次序也未必真的像现在这样排列。《立政》中说“年幼的您已登王位了”，这似乎是成王即位不久时的话语。《无逸》告诫他不要安逸享乐，勉励他长久地享有国家，这应当是在天下太平无事时，担心他习惯于安乐，有始无终的意思。既然这样，那么《多方》、《立政》两篇都应当排在《召诰》之前，就像《康诰》、《酒诰》应当排在《金縢》之前一样；传授经书的人弄错了篇章次序罢了。所以现在仍然把《立政》排在《多方》之后。说法详见前文《多方条》下。
△周公作《立政》的宗旨
周公为什么要作《立政》呢？大概因为治理国家以用人最为重要，而用人又以了解人为先决条件，一旦用人不当，百姓就会遭受祸殃；大都小伯众多，各类诉讼和谨慎处理的事务繁杂，君主怎么能一一察验呢；等到他们无能的劣迹已经显著然后再舍弃他们，也晚了：所以必须明察他们是否称职，才让他们治理我承受上天赐予的百姓。然而想要使所有官员都得到合适的人选，不广泛搜罗博采是不行的；山林隐士之中具有良才，旅居在外的人中不乏奇士，只要贤能就任用他，不拘泥于亲信旧友。所以我读这篇文献就知道东周时期世卿制度不是先王的制度了。看孟子称赞“文王治理岐地，做官的人世代享有俸禄”，这说明卿大夫的子孙只是世代守护他们的宗邑，起初并不世代担任卿大夫。周朝衰微后，卿大夫才开始大多世代任职，贤才不再被进用，因此王室日益卑微，政令不能通行于天下。不仅是王朝，即使诸侯国也是这样。春秋时期，齐、晋最强，但都到了战国初期就灭亡了。鲁、卫享有国家虽然长久，但都微弱，被大国役使。只有楚国与齐、晋交替称霸，直到秦统一天下后才灭亡，强大且长久没有比得上楚国的。楚国有什么功德能像这样呢？我年轻时读《春秋左传》，心里常常觉得奇怪；过了很久，才明白其中的缘故。大概春秋自成公、襄公以后，齐、晋、鲁、卫的卿都世代相传，大夫也多世代任职，世代相传就不一定贤能；而楚国唯独能任用贤才。孙叔敖从海边被举用，观丁父、彭仲爽都是从俘虏中被举用，本来就是这样。伯州犁、然丹都是邻国逃亡来的臣子，起初没有像蚂蚁那样微小的势力援助，却官至右尹、太宰。然而这还是自来投奔而被任用的。至于申鲜虞在鲁国做仆役，因为为庄公送丧，楚国听说他贤能，就召他担任右尹。他求贤若渴到了这样的地步。后来王孙圉出使晋国，还以观射父、左史倚相向邻国夸耀，并且说“楚国只把善人当作宝物”。由此可知楚国人专门以任用贤才为要务，所以强大且长久而没有能与之相比的。周公的训诫真是至理名言啊！到了秦朝，用法令驾驭天下，只选取官吏能遵守法令，不再询问他们是否贤能，所以官吏中平庸无能的人很多。汉朝兴起，开始下达求贤的诏书，因此郡守县令多以清廉良善著称；然而凭借恩泽宠幸、钻营权贵而得以晋升的人也不少。北魏衰微后，开始遵循资历；隋、唐以来，竞相崇尚科举，从此授官只凭科举，升官只用资历，不再以衡量品德和估量才能为要务了。宋太宗谈论科举：“岂敢说选拔十个人能得到五个，选拔十个人能得到一两个就满足了！”如果真的选拔十个人仅得一两个，那么那八九个治理我承受上天赐予的百姓的人，其弊端已经不堪承受了。确实啊，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治理是后世所不能企及的！说法详见《别录》、《周政通考》中。
【备览】“越裳氏经过多次翻译来朝见，说：‘道路遥远，山川险阻深邃，担心一次派遣使者不能通达，所以经过三次翻译而来朝见。’周公说：‘恩德不施加，那么君子不享用他的礼物；政令不施行，那么君子不臣服他的人。’翻译说：‘我们接受我国黄屋的任命，很久了天空没有狂风暴雨，猜想中国有圣人吗？’”（《说苑》）
【存参】“越裳氏经过多次翻译来进贡白雉一只，黑雉两只，象牙一根。使者迷失了归路。周公赐给他文锦两匹，车五辆，都装有司南之
△越裳氏重译来朝事可存
按：此事不见於《经》，惟《尚书大传》及《说苑》有之；然於理无所害。但《大传》文有脱误及不经之语，故采《说苑》之文载之。《大传》以此事为在归禾之时，《说苑》以为在三年之後；要之当在成王归宗周後。故附列於此。至《古今注》所言颇近附会，恐系後人增饰；然亦未有以见其必不然。姑附存之於後。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フ，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越五日甲寅，位成。”（《书召诰》）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同上）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水东，亦惟洛食。▯来，以图及献卜。’”（《书洛诰》）
“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成王定鼎于郏辱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左传》宣公三年）
△迁鼎非武王事
按此文，则迁鼎於洛者成王也。而桓二年《传》云：“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与此异者。盖古人之文多大略言之，迁鼎由於克商，克商，武王之事，不可云“成王克商，迁九鼎於洛邑”，故统之於武王耳。犹之鲁、晋诸国皆封於成王世，而成▯专谓“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国十五，姬姓之国四十”也。犹之《武乐》篇中称“桓桓武王”，“於皇武王”，必非武王所自作，而楚子谓“武王克商作颂”云云，“又作《武》”云云也。犹之成王之世，周公东征而奄始灭，而詹桓伯谓“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且王孙满以周人专叙周鼎沿革，不应误引；而臧哀伯，鲁大夫，因谏纳郜鼎而语及之，非其意之所重，其详固不暇深求也。故今弃彼而录此。
“戊辰，王在新邑，▯祭岁：文王も牛一，武王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咸格。王入太室▯。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书洛诰》）
△营洛
此上皆记成王、周公营洛之事。
△“周公其後”与“作册逸诰”
“惟告周公其後”，《伪孔传》以为立周公之後於鲁，《蔡传》以为使周公留治洛邑，蔡说是也。“作册逸诰”，《伪孔传》以为使史逸诰伯禽，《蔡传》以为诰册史逸所作，二说皆非也。何者？凡诸祝诰皆当成於史臣之手，然他篇悉不载其名，不应此独记之；且无关於事理，於文可省。盖“逸”者，失也，乃《逸书》、《逸诗》之逸。此篇後日之所追记，故其中多缺文，其祝与诰盖失之矣。然祝诰虽失，其大意则可知，故缀其下云“惟告周公其后”，冠其上云“王命周公後”。文义甚明，不烦曲解。且《传》作“史佚”，不作“逸”，恐不得以此为彼也。
【附录】“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周书》）
△《康诰篇》首文不知为何篇之序
此文在《书大诰》之後，《康诰》之前；旧误以为《康诰篇》序。苏氏以为当在《洛诰篇》首；然以文义揆之，亦不甚合。盖不知为何篇之序，而其诰已逸耳。“三月”，《伪传》以为作洛之三月；然庶殷犹未丕作，何以四方即大和会，安知其非次年周公尹洛之三月也。皆未有以见其必然。姑附录於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
译△越裳氏经过多次翻译前来朝见之事可以保留
按：此事不见于《尚书》经文，只有《尚书大传》和《说苑》中有记载；然而从情理上讲并无妨害。只是《尚书大传》的文字有脱漏错误以及不合常理的话，所以选取《说苑》的文字来记载。《尚书大传》认为此事发生在归还禾苗之时，《说苑》认为发生在三年之后；总之应当是在成王回归宗周之后。所以附列在此。至于《古今注》所说的话颇为牵强附会，恐怕是后人增饰的；然而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一定不对。暂且附存在后面。
“二月既望，过了六天是乙未日，成王从周地出发，于是到达丰地。太保先于周公勘察宅址。到了三月丙午日，过了三天是戊申日，太保早晨到达洛水边占卜宅址。既然得到了吉兆，就开始规划经营。过了三天是庚戌日，太保于是率领众殷民在洛水边确定宫室位置。过了五天是甲寅日，宫室建成。”（《尚书·召诰》）
“第二天乙卯日，周公早晨到达洛水，于是视察新邑的经营情况。过了三天是丁巳日，在郊外祭祀，用牛二头。第二天戊午日，在新邑祭祀社神，用牛一头、羊一头、猪一头。过了七天是甲子日，周公于是早晨用册命，命令众殷侯、甸、男、邦伯。既然命令了殷民，众殷民便大力劳作。”（同上）
“周公拜手稽首说：‘我归还您光明的君位。大王如果不敢承受上天确立的命定；我便作为继承的保傅，在东土辅佐，确立光明的君位。我在乙卯日早晨到达洛师，我在黄河以北黎水边占卜。我又在涧水东边、瀍水西边占卜，只有洛水适宜。我又在瀍水东边占卜，也只有洛水适宜。于是回来，带着地图和献上的卜辞。’”（《尚书·洛诰》）
“成王会合诸侯修筑成周，作为东都，崇尚文德。”（《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成王在郏鄏定鼎，占卜世数三十，占卜年数七百。”（《左传》宣公三年）
△迁鼎不是武王的事
按此文，那么将鼎迁到洛邑的是成王。而《左传》桓公二年说：“武王攻克商朝，将九鼎迁到洛邑”，这与上述不同。大概古人的文章大多粗略地说，迁鼎源于攻克商朝，攻克商朝是武王的事，不能说“成王攻克商朝，将九鼎迁到洛邑”，所以统归于武王罢了。就像鲁、晋等诸侯国都封在成王时期，而《左传》却专门说“武王攻克商朝，封兄弟之国十五，姬姓之国四十”。就像《武乐》篇中称“威武的武王”，“伟大的武王”，必定不是武王自己所作，而楚子说“武王攻克商朝作颂”等等，“又作《武》”等等。就像成王时期，周公东征而奄国才灭亡，而詹桓伯说“武王攻克商、蒲姑、商、奄，是我国东方的土地。”况且王孙满专门叙述周鼎的沿革，不应错误引用；而臧哀伯是鲁国大夫，因为劝谏接纳郜鼎而谈及此事，并非他意旨的重点，其细节固然无暇深入考究。所以现在舍弃彼说而记录此说。
“戊辰日，王在新邑，举行岁祭：祭祀文王用牛一头，祭祀武王用牛一头。王命令作册逸宣读祝册，只是告知周公的后人。王作为主祭者，杀牲完毕，众人皆至。王进入太室。王命令周公的后人，作册逸宣读诰命，在十二月。”（《尚书·洛诰》）
△营建洛邑
以上都是记载成王、周公营建洛邑之事。
△“周公其后”与“作册逸诰”
“惟告周公其后”，《伪孔传》认为是立周公的后人在鲁国，《蔡传》认为是让周公留治洛邑，蔡说是正确的。“作册逸诰”，《伪孔传》认为是让史官逸诰伯禽，《蔡传》认为是诰命由史官逸所作，两说都不对。为什么？凡是各种祝辞诰命都应当由史臣执笔，然而其他篇章都不记载他们的名字，不应唯独这里记载；况且这与事理无关，在文中可以省略。大概“逸”字，是失的意思，即《逸书》、《逸诗》中的逸。此篇是日后所追记，所以其中多有缺文，其祝辞与诰命大概已经散失了。然而祝诰虽失，其大意则可知，所以在下面缀以“惟告周公其后”，在上面冠以“王命周公后”。文义很明白，不必曲解。况且《左传》作“史佚”，不作“逸”，恐怕不能以此作为彼。
【附录】“三月哉生魄，周公开始奠基，在东国洛水建造新大邑；四方民众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睦，在周地见士。周公全都勤勉，于是发布大诰治理。”（《周书》）
△《康诰篇》首文不知为何篇之序
此文在《书大诰》之后，《康诰》之前；旧误以为是《康诰篇》的序。苏氏认为应当在《洛诰篇》首；然而以文义衡量，也不甚合适。大概不知为何篇之序，而其诰已散失。“三月”，《伪传》认为是作洛的三月；然而众殷民尚未大力劳作，何以四方就大和会，怎知不是次年周公尹洛的三月呢。都没有证据表明其必然。暂且附录于此。
“三月，周公初次在新邑洛，用来告知商王士。……王说：‘告知你们殷多士：现在我只不杀你们，我只此时命令有申。现在我在洛水建造大邑，我
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书多士》）
译只是四方没有来归顺的，也只有你们这些士人服从奔走，臣服于我宽大的德行。你们才还有你们的土地；你们才得以安宁地居住。你们能够恭敬，上天就会怜悯你们；你们不能恭敬，你们不仅不能拥有你们的土地，我也会把上天的惩罚降给你们自身。现在你们只应安居在你们的城邑，继承你们的居所，你们在这洛邑得以安居长寿；你们这些小子才兴起，跟随你们迁徙。”
△作洛之诰
此《多士篇》文，乃作洛後诰殷民者。
△“时命有申”
按：此篇云：“予惟时命有申。”“时”，是也。“时命”者，蒙上“大降尔四国民命”之文，即《多方》之命也，“申”，重也。《多方》已命，《多士》又命，故云申也。盖《多方》以迁民故作诰，《多士》以营洛故作诰，故《多方》云“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多士》云“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营洛以後更无他事，何诰之有。然则此篇在《多方》後益无疑矣。《蔡传》亦谓迁民在作洛前，然不知《多方》即以迁故诰；迁民既在前，《多方》安得独在後邪！故今次《多方》於东征，次《多士》於作洛，庶其事之次第一望了然。说并见前《多方》条下。
“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书无逸》）
此篇仍当次於《多士》之後，说已见前《立政条》下。
△周公作《无逸》宗旨
周公何以作《无逸》也？大凡人主值四方多难之日，则忧勤惕厉之心易生；当太平无事之时，则骄奢安佚之念渐启。方成王之初政，商、奄迭畔，王室不靖，成王之不自暇逸，固也。商、奄既定，天下宗周，飞廉戮，淮夷服，肃慎来，越裳贡，此正人主逸乐将萌之时也。然人主一有逸乐之念，则於庶政必有略不经意之时；一有逸乐之念，则左右臣僚之窥伺我者必有逢迎意旨以惑君心而自固其宠者。昔梁武帝以开国之君，及其晚节，百度废弛，竟致侯景之乱。唐明皇帝躬戡大难，致开元之盛治，其後亦以荒淫无度，驯致安、史之乱，播迁於蜀。周公知其如是，是以作此戒王以预遏其萌也。故《周颂》云：“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惟成王能服习周公之言，是以不敢荒宁，克基天命於无穷也。唐魏征谓“创业易，守成难”；宋李沆数以四方水旱入奏，以为太平无事恐启人主泰侈之心，其意盖皆本之此篇。此治忽兴亡之大要，故古人皆兢兢於是也。
△《周书》与政事
吾读《洪范》，而知武王之所以继唐、虞、夏、商而成一代之盛治也。吾读《立政》、《无逸》，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绍文、武而开八百年之大业也。《六经》中，道政事者莫过於《尚书》；《尚书》中，自《尧典》、《禹贡》、《皋陶谟》以外，言治法者无如此三篇。然《虞夏书》文简意深，而此则明切晓畅。学者於此三篇熟玩而有得焉，於以辅圣天子致太平之治，绰有馀裕矣！惜乎世之学者惟务举业而於此多不究心也！唐李德裕幼而敏捷；武元衡问其所嗜何书，德裕不应。其父吉甫责之，对曰：“武公身为宰相，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嗜书，所以不应。”然则分《诗》、《书》与政事为二，自唐已然。朝廷以《六经》取士，果何为邪？其亦可叹矣夫！
●卷五
○周公相成王下
△周公制礼之说
周公相业，前两篇详之矣。惟《记》多称周公制礼，而《春秋传》亦尝及之，必非无故而妄言者。但《经》未有明文，而《传》亦不多见。两汉传经之儒遇有古书莫知其出自何人者，辄目之为周公所作，往往互相乖剌，遂致圣人之制淆乱而不可稽，而释经亦多失其旨，学者惑焉而莫▯从也。故今复系之以此篇，考而辨之。
【补】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
△“兼三王以施四事”
按：孟子言“兼三王以施四事”，详其语意，盖即周公制礼事也。周公制礼，皆监前代而损益之，
译△作洛之诰
这是《多士》篇中的文字，是周公在建造洛邑之后告诫殷商遗民的话。
△“时命有申”
按：本篇说：“我此时命令有所重申。”“时”，是的意思。“时命”，承接上文“大降尔四国民命”的文意，即《多方》篇中的命令。“申”，重复、重申的意思。《多方》已经发布命令，《多士》又发布命令，所以说“申”。大概《多方》是因为迁徙民众而发布诰辞，《多士》是因为营建洛邑而发布诰辞，所以《多方》说“你们就从这洛邑开始，长久地努力耕种你们的田地”；《多士》说“现在我在这洛邑建造大邑，我四方没有宾客，也只有你们这些士人服侍奔走，臣服于我，使我的顺从者众多。”营建洛邑之后没有其他事情，还有什么可告诫的呢？然而，这篇文献排在《多方》之后，更加没有疑问了。《蔡传》也说迁徙民众在建造洛邑之前，但不知道《多方》正是因迁徙而发布诰辞；迁徙民众既然在前，《多方》怎么能单独排在后面呢！所以现在将《多方》排在东征之后，将《多士》排在建造洛邑之后，大概事情的前后次序就一目了然了。说法也见前面《多方》条下。
“周公说：‘唉，君子做事不要贪图安逸！先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才安逸，就能了解百姓的依靠。考察百姓，他们的父母辛勤劳作于耕种收获，他们的儿子却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于是贪图安逸，于是粗野；既已荒诞；否则就轻侮他们的父母说：‘以前的人没有听说也没有知识！……’”周公说：‘唉，从今以后，继位的君王，就不要在观览、安逸、游乐、打猎上过度，要让万民只供给正当的赋税！不要说‘今天尽情享乐’，这不是百姓所效法的，也不是上天所顺应的；这些人就会有大过错！不要像殷王纣那样迷乱酗酒，败坏德行啊！’”（《尚书·无逸》）
这篇文献仍然应当排在《多士》之后，说法已见前面《立政》条下。
△周公作《无逸》的宗旨
周公为什么要作《无逸》呢？大凡君主处在四方多难的日子，忧患勤勉警惕之心就容易产生；处在太平无事的时候，骄奢安逸的念头就会逐渐萌发。正当成王初政之时，商、奄相继叛乱，王室不安定，成王不让自己闲暇安逸，本来是应该的。商、奄平定后，天下归顺周朝，飞廉被杀，淮夷臣服，肃慎来朝，越裳进贡，这正是君主逸乐念头将要萌生之时。然而君主一旦有了逸乐的念头，那么在处理各种政务时必定有疏忽大意的时候；一旦有了逸乐的念头，那么左右臣僚中窥探我意图的人，必定有迎合心意以迷惑君心来巩固自己宠幸的人。从前梁武帝作为开国君主，到了晚年，各种政务废弛，竟导致侯景之乱。唐明皇亲自平定大难，造就了开元的盛世，后来也因为荒淫无度，逐渐导致安史之乱，流亡到蜀地。周公知道情况会是这样，所以作此文告诫君王，以预先遏制这种念头的萌发。所以《周颂》说：“成王不敢安逸，早晚都致力于天命，宽厚而静密。”只有成王能服习周公的话，所以不敢荒废安宁，能够奠定天命于无穷。唐魏征说“创业容易，守成困难”；宋李沆多次将四方水旱灾害上奏，认为太平无事恐怕会开启君主安泰奢侈之心，他们的用意大概都源于这篇文献。这是治理与衰败、兴盛与灭亡的大要，所以古人都对此兢兢业业。
△《周书》与政事
我读《洪范》，就知道武王之所以继承唐、虞、夏、商而成就一代盛世的原因。我读《立政》、《无逸》，就知道成王、周公之所以继承文王、武王而开创八百年大业的原因。《六经》中，论述政事的没有超过《尚书》的；《尚书》中，除了《尧典》、《禹贡》、《皋陶谟》以外，谈论治法的没有比这三篇更好的。然而《虞夏书》文字简练而意义深远，而这三篇则明白切中、晓畅易懂。学者在这三篇上熟读玩味而有心得，用来辅佐圣明天子达到太平之治，绰绰有余了！可惜世上的学者只致力于科举应试，而对这三篇大多不究心啊！唐李德裕年幼时敏捷；武元衡问他喜欢什么书，德裕不回答。他的父亲李吉甫责备他，他回答说：“武公身为宰相，不问治理国家、调和阴阳，却问喜欢什么书，所以我不回答。”那么将《诗》、《书》与政事分为两件事，从唐代就已经这样了。朝廷用《六经》选拔士人，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也太可叹了！
●卷五
○周公辅佐成王下
△周公制礼的说法
周公辅政的业绩，前两篇已经详细论述了。只是《礼记》多称周公制礼，而《春秋左传》也曾提及，必定不是无故而妄言的。但《经》中没有明文，而《传》中也不多见。两汉传授经学的儒者遇到古书不知道出自何人时，就都认为是周公所作，往往互相矛盾，于是导致圣人的制度混乱而无法查考，解释经义也多失去主旨，学者迷惑而无所适从。所以现在又附上这一篇，考察并辨析它。
【补】周公思考兼采三位先王之道来施行四项政事。如果有不合的地方，抬头思考，夜以继日。有幸想到了，坐着等待天亮。”（《孟子》）
△“兼三王以施四事”
按：孟子说“兼采三位先王之道来施行四项政事”，详细考察其语意，大概就是周公制礼的事情。周公制礼，都是借鉴前代而进行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