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谓煤窟者何众乎？驴骡之驼，首尾相衔，日日然，处处然，其泄地气不已甚乎？且窟深则必有水注之，水注之则必以人力涸之。夫此水非他，是即蕴於地中，以升而为▯，流而为泉者也，奈何以有用者置之於无用乎？是以古者建国必多树木，《诗》云：“树之榛栗椅桐梓漆。”又云：“瞻彼中林，侯薪侯蒸。”然则古之炊爨皆取之於林麓，不取之深山重泉之下，夫是以天地之气完而其力厚。气完力厚故常易达；易达则无久郁；无久郁则亦无溢量之达；夫是以时雨时▯各以其叙。
译为什么说煤矿众多呢？驴骡驮运煤炭，首尾相连，日日如此，处处如此，这样不停地宣泄地气，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况且矿洞深了，必定会有水注入，水注入了，必定要用人力来排干。这水不是别的，正是蕴藏在地中，上升成为云气，流动成为泉水的东西，怎么能把有用的东西置于无用之地呢？因此古代建立国家必定多植树，《诗经》说：“种植榛树、栗树、山桐、梧桐、梓树、漆树。”又说：“看那林中的树木，有的作薪柴，有的作引火物。”那么古代的烧火做饭都从山林中取材，不从深山重泉之下取材，因此天地之气完整而力量雄厚。气完整力量雄厚所以常常容易通达；容易通达就没有长久郁结；没有长久郁结也就没有超出限度的通达；因此及时雨及时云气各自按照次序出现。
所谓“有雨阳而无愆伏”者，此也。
○救荒策二
古者耜广五寸；两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其名曰畎。夫间有遂，其广二尺，其深倍畎。十夫有沟，其广四尺，其深倍遂。百夫有洫，其广八尺，其深倍沟。千夫有浍，其广二寻，其深二仞，以达於川。凡此者，皆非以为苟劳而已。夏秋之交，霖雨时作；山中之水必注於川，平地之水必流於潦。川不能容，潦无所宿，其势必被於田。知其必然而不可幸免，故不如先为之所以待之。今夫里巷小民，其智非有能过人也，然其营居室也，必於墙下预为水道以待阴雨；水道通则流皆入壑而庭不积焉。虽千里，虽百里，亦若是而已矣。沟洫之制今虽未能骤复，要宜仿略古法，相视地形，下者间数里为一渠；地近川者，首起於川以分川之水势；地不近川者，多其首以承潦，其尾皆讫於川乃止；则水有所归，乃不为暴矣。
且夫圣人之制为沟洫也，岂但水可以藉之以为泄，虽旱亦将藉之以为溉也。今东南之田，渠者盖大半矣；然而中原齐、晋之间仿而行者不及十一。不学妄庸之夫目不习见，遂从而为之说，谓地有可渠，有不可渠，渠之虽劳而无益。不知平地之田，苟近水，未有不可渠者；但水有缓急则渠有难易，田有高卑则溉有劳佚耳。惟其去水远者，水力所不能至，乃不可渠。然吾尝见今之为圃者，皆凿井以溉蔬，亦有因之以种麦者，其收皆什倍於陆田，虽大旱，不害其为小熟，其法岂独不可通於田乎！今诚如前法渠之，地近川者，於渠左右各为子渠百数以引川水；地不近川者，每夫耕五十亩，量择近村之田十亩，凿二井以溉之，则旱不能为大灾矣。
蝗也者，亦水旱之所生也。其为物也，不水不卵，不旱不蠕。故凡水所不潴之地无蝗；水所常潴之地亦无蝗。必秋有大水，溢入於田，然後蝗得以卵；必冬雪不降，春雨不时，然後蝗得以蠕。水旱绝矣，于蝗复何忧焉！
凡水之决，由於洪曲；凡洪之曲，由於沙停。水之大者，其旁必有停沙；停久不治，其沙遂积。沙积於北则洪曲而南；沙积於南则洪曲而北。沙形圆则洪圆曲；沙形锐则洪方曲。沙势逼洪，故洪不得不曲也。水之全力皆在洪首，洪直则行水心；洪曲则啮两岸；洪圆则岸当肩；洪方则岸当首。当肩则刷；当首则决。刷者决之萌；决者刷之极。洪势啮岸，故岸不得不决也。欲其不决，浚其沙，顺其洪，直其曲，圆其方，则沙不逼洪，洪不啮岸矣。
凡水之溢，由於泄之不速；泄之不速，由於下流之梗。水之相合也，其势必争，大者疾行则小者见夺；夺则留，留则逆，逆故不决即隘。於其合也浚之，十倍其素之广，则其势得直，其行得舒矣。
曰，浚之而塞，奈何？曰，浚而塞者，滞也；通之则不塞矣。
凡渠之器莫若龙尾：江南水车五不当一，河北水斗十不当一。龙尾之制，有城有郭，如大辘轳而侧立之；首出於岸，尾没於水，如天南北极然。城内属於轴；轴两端倚以床。城郭之间虚以容水。有墙环城，右转如螺丝然：人持轴而左旋则水循墙而右移，──水自以为已下也，而不知其已上也。
凡井之器莫若玉衡：桔槔十不当一，辘轳百不当一。玉衡之制，一腹两足：足在水中，其圆如筒，管通于腹；腹在水外，其圆如瓜，管通於口；口在井上，其圆如盘，管通於田。足之下，户之以纳水；其上，敞之以受楦。楦之大小▯可满足，竿属于衡；衡之高下▯可过口，轴属於床。衡有低昂则楦有升降；楦有升降则户有开阖。楦升户开则水入；户阖则水不得出，楦降则水不得不出──水无可如何，则不得不上入於腹矣。腹之下，两户共枢，不能两开，不能两阖。左开受水，则右阖之以禁其出；右亦如是──水又无可如何，则不得不上出於口矣。
曰：井之而竭，奈何？曰：井而竭者，浅也；深之则不竭矣。所谓“有愆伏而无水旱”者，此也。
○救荒策三
所谓备荒者吾知之矣：日常平，曰
译所谓“有雨阳而无愆伏”的，就是这个道理。
○救荒策二
古时候，耜的宽度为五寸；两把耜合起来称为耦。一耦所开垦的土地，宽一尺深一尺，这种沟渠叫做畎。每夫（百亩）之间设有遂，它的宽度为二尺，深度是畎的两倍。十夫之间设有沟，它的宽度为四尺，深度是遂的两倍。百夫之间设有洫，它的宽度为八尺，深度是沟的两倍。千夫之间设有浍，它的宽度为二寻，深度为二仞，以便通向河流。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徒劳地役使百姓罢了。夏秋交替之时，连绵大雨时常降临；山中的水必然注入河流，平地上的水必然流向低洼之处。河流容纳不下，低洼处无处停蓄，水势必然淹没农田。知道这种情况必然发生且无法侥幸避免，所以不如预先做好准备以应对它。如今乡里百姓，他们的智慧并非超过常人，然而他们建造房屋时，一定在墙下预先修筑水道以应对阴雨；水道通畅，水流都进入沟壑，庭院就不会积水了。即使是千里之外，即使是百里之内，也不过如此罢了。沟洫的制度如今虽然不能立刻恢复，但也应该大致仿效古法，观察地形，低洼处每隔几里修筑一条渠道；靠近河流的地方，从河流开始修筑以分散河流的水势；不靠近河流的地方，多设源头以承接积水，渠道的末端都通向河流才停止；这样水有了归宿，就不会造成水灾了。
况且圣人制定沟洫制度，难道只是让水借此排泄吗？即使是旱灾，也将借此灌溉。如今东南地区的田地，修筑渠道的大约占一半以上；然而中原齐、晋之间仿效实行的不到十分之一。不学无术、庸碌之人没有见过，于是跟着编造说法，说土地有可以修渠的，有不可以修渠的，修渠虽然劳苦却没有益处。不知道平地上的田地，只要靠近水源，没有不可以修渠的；只是水流有缓急，渠道就有难易之分，田地有高下，灌溉就有劳逸之别罢了。只有那些远离水源、水力无法到达的地方，才不可以修渠。然而我曾经见过如今种菜的人，都凿井来灌溉蔬菜，也有人借此种植麦子，他们的收成都比旱田高出十倍，即使是大旱，也不妨碍获得小丰收，这种方法难道不能推广到农田吗！如今如果真像前面所说的方法修筑渠道，靠近河流的地方，在渠道左右各修筑上百条小渠以引入河水；不靠近河流的地方，每夫耕种五十亩，酌情选择靠近村落的十亩田地，凿两口井来灌溉，那么旱灾就不能造成大灾难了。
蝗虫，也是水旱灾害所滋生的。这种生物，没有水就不产卵，没有旱就不孵化。所以凡是水不积聚的地方没有蝗虫；水经常积聚的地方也没有蝗虫。一定是秋天有大水，漫入田地，然后蝗虫才能产卵；一定是冬天不下雪，春天降雨不及时，然后蝗虫才能孵化。水旱灾害绝迹了，对于蝗虫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凡是河水决口，是由于河道弯曲；凡是河道弯曲，是由于泥沙淤积。水流大的地方，旁边一定有停积的泥沙；淤积久了不治理，泥沙就堆积起来。泥沙堆积在北岸，河道就向南弯曲；泥沙堆积在南岸，河道就向北弯曲。泥沙形状圆润，河道就呈圆弧状弯曲；泥沙形状尖锐，河道就呈方形弯曲。泥沙逼近河道，所以河道不得不弯曲。水流的全力都在河道前端，河道笔直则水流沿中心行进；河道弯曲则冲刷两岸；河道呈圆弧状则河岸正对肩部；河道呈方形则河岸正对前端。正对肩部则冲刷；正对前端则决口。冲刷是决口的萌芽；决口是冲刷的极致。河道冲刷河岸，所以河岸不得不决口。想要它不决口，就疏浚泥沙，顺直河道，使弯曲变直，使方形变圆，那么泥沙就不逼近河道，河道就不冲刷河岸了。
凡是河水泛滥，是由于排泄不快；排泄不快，是由于下游堵塞。水流汇合时，水势必然相争，大的水流快速行进则小的水流被夺取；被夺取就停留，停留就逆流，逆流所以要么决口要么狭窄。在汇合处疏浚，使其宽度达到原来的十倍，那么水势就能直行，水流就能舒缓了。
问：疏浚后堵塞了，怎么办？答：疏浚后堵塞，是因为停滞；疏通它就不堵塞了。
凡是渠道的工具没有比龙尾车更好的：江南的水车五个不如一个龙尾车，河北的水斗十个不如一个龙尾车。龙尾车的构造，有内城有外郭，像巨大的辘轳但侧立着；头部露出岸上，尾部没入水中，像天的南北极一样。内城连接着轴；轴的两端倚靠在床架上。城郭之间空虚以容纳水。有墙环绕内城，向右旋转像螺丝一样：人手持轴向左旋转，水就沿着墙向右移动，——水自以为是在向下流，却不知道它已经向上走了。
凡是井的工具没有比玉衡更好的：桔槔十个不如一个玉衡，辘轳一百个不如一个玉衡。玉衡的构造，一个腹部两只脚：脚在水中，形状圆如筒，管子通向腹部；腹部在水外，形状圆如瓜，管子通向出口；出口在井口上，形状圆如盘，管子通向田地。脚的下面，有门以接纳水；上面，敞开以接受木塞。木塞的大小〇可以满足，竿连接在横杆上；横杆的高低〇可以超过出口，轴连接在床架上。横杆有高低则木塞有升降；木塞有升降则门有开合。木塞上升门打开则水进入；门关闭则水不能流出，木塞下降则水不得不流出——水无可奈何，就不得不向上进入腹部了。腹部的下面，两扇门共用一个枢纽，不能两扇都开，不能两扇都关。左边打开接纳水，则右边关闭以禁止水流出；右边也是如此——水又无可奈何，就不得不向上从出口流出了。
问：凿井后水枯竭了，怎么办？答：凿井后水枯竭，是因为井浅；加深它就不枯竭了。所谓“有愆伏而无水旱”的，就是这个道理。
○救荒策三
所谓防备荒年，我知道了：日常平抑物价，日常
社仓，曰义仓。昔者晋侯伐楚，谋所以息民，魏绛请施舍，输积聚以贷，自公以下苟有积者尽出之。齐景公聚朽蠹而冻馁其三老，则晏婴讥之。然则富民之道在散而不在积也。汉之常平始积於官，然犹不取於民；宋之社仓始取於民，然又不积於官，是以其得犹多於失。今之义仓则取之於民而积之於官矣，其初犹存劝捐之名，其後遂为履亩之税，民纳其十而九入於吏橐，就其一之实於仓者，民亦未尝得食之也。古之利国者化积以为散，後之利国者敛散以为积；古之爱民者损上以益民，後之爱民者啬民以丰官：如是，而欲其民之不死於荒岁，有是理乎？无是理乎？
译社仓，又称义仓。从前晋侯讨伐楚国，谋划安抚百姓的办法，魏绛请求施行施舍，拿出积蓄来借贷，从公室以下，凡有积蓄的都全部拿出来。齐景公积聚财物以致腐朽生虫，却让三位老臣受冻挨饿，晏子因此讥讽他。由此可见，使百姓富裕的道理在于分散而不在于积聚。汉代的常平仓开始由官府积聚，但还不向百姓征收；宋代的社仓开始向百姓征收，但又不积聚在官府，因此它的所得还多于所失。现在的义仓却是向百姓征收并积聚在官府，起初还保留着劝捐的名义，后来就变成了按田亩征收的赋税，百姓缴纳的十分之九落入官吏的口袋，即使那十分之一真正存入仓库的，百姓也从未吃过。古代有利于国家的人，把积聚转化为分散；后来有利于国家的人，把分散收敛为积聚；古代爱护百姓的人，减损上层来增益百姓；后来爱护百姓的人，克扣百姓来使官府丰裕：像这样，却想要百姓在灾荒之年不死，有这样的道理吗？没有这样的道理吗？
其少知治理者则曰：“积贮之法，当藏富於民，使民三年耕则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则有三年之蓄；凡其粟布器畜财贿之数皆周知之而为之制。”夫藏富於民，诚是也；然一县之户至数万，一府之户至数十万，人人而察之，石石而量之，日亦不足。就令其能如是，其扰於民也必益甚。且夫积贮也者，岂必其名与形云尔哉，亦操乎其势所必然而已。贮其粟於仓而曰“此若干石”，家喻而户晓之曰：“畋尔田，积尔粟，以待凶岁。”──此积贮之形与名，庸人之所见而美，而其实皆不足恃也。昔者梁王移民移粟，而孟子以为无益，不若授之以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而民自足也。子产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而孟子曰不知为政，不若十一月成徒杠，十二月成舆粱而民自不病涉也。天下事固有斤斤焉求其如是而反不如是者，有不必斤斤焉求其如是而自能如是者，势为之而已矣。故粟处乎日增之势，则不待贮之於官、课之於民而其积者自多；粟处乎日减之势，则亦无赖于贮之於官，课之於民而其积者必少，此不可以不察者也。
今里巷之间，侈靡征逐日以益甚，优伶之戏街喧巷咽，母呼女，舅招甥，逾数十里而往观之；生子、娶妻、丧葬之事，中人之家常不减百馀筵；加以不肖之徒荡心淫博，废时失事，倾仓倒箧，盖十而六七矣；然後以其余力力田，地利安得而尽！以其馀粟养父母妻子，饔飧安得而给！是以禾未登而麦已尽，麦未至而粟已空。称贷而益犹且不足，而今乃欲课民积贮以备凶荒，呜乎，可谓不情之至者矣！欲民之多入则莫若务专其力；欲民之寡出则莫若务啬其用。且彼民者岂不知侈佚之能贫人而勤俭之可不匮乎哉，彼其习俗皆以此为荣，故强者耻不如人而弱者惧不齿於乡里耳。乡之人入城而见长衣，则相与长之，见短衣，则相与短之，彼岂有所驱迫而然哉！然则欲俗之变亦非难事也，诚能立之标准，树之风声，其不染於俗者，礼之以为民望，而惩其尤甚者，并及其容隐之里长，则弱者有所借口而强者无所竞，力专於田，用啬於家，一岁之粟十入而七出焉求其三之毋积不可得也。
抑其事更有要者焉。治国之智与治家异。入於仓则谓之有，出於仓则谓之无，此匹夫匹妇之所谓智也、治府县者必合一府一县而统计之：一岁之获粟几石，食粟几石，则民之贫富无遁情矣；一县之耕者几人，食者几人，则粟之多寡无隐数矣。大抵民之不耕而食者九，而富民、僧、道、盗、丐、游手之民不与焉；其可以减者六，曰官之亲从，曰吏，曰胥，曰工，曰商，曰驵侩；可以去者三，曰优，曰倡，曰博徒。今此九者其数常倍於农夫，并其父母妻子计之，是一人耕之常有数十人食之也，为农夫者安得不冻馁乎！夫河之广也百步，则其润也十里；官贪而护其下，而欲亲从吏胥之不多且富，不可得也。农夫博负百钱则终夜不能寐，以其得之难也。亲从吏胥博一夜之欢，缠头至数十金而不以介意，以其得之易也。亲从吏胥之攫财也易於拾芥，而欲其不起夏屋，罗珍羞，丰裘马，耽歌舞淫博之乐，以富天下之工商驵侩优倡博徒而多其数，不可得也。然则一府县之计可知已。
且夫人之不耕，非其生而不能耕也：不耕足以自食则不耕矣，不耕不足以自食则耕矣，使六者之数所获不能逾农，而三者无所得食，则人将不驱而自耕。耕者日增则食者日减：不必求积也，而粟自苦於无所往。
所谓“有水旱而无饥馑”者，此也。
○救荒策四
此皆救於未荒者也。失此不图，至於已荒然後救之，晚矣。虽然，不犹胜於立而视其死者与！是故，救於已荒亦有道焉。一日籴，商贾末业主人宜之。二日借，有田者宜之。三曰役，无田而少壮有力者宜之。四曰赈，无田而文弱老幼废疾者宜之──赈有以粟者，饿未久，病未甚者宜之；有以粥者，饿已久，病已甚者宜之。
救荒之道，必先料民。籴者不籍，其馀皆籍。其籍必於未事，择近村之耆老若诸生殷实而平善
译那些稍微懂得治理的人就说：“积蓄储备的方法，应当把财富藏于民间，使百姓耕种三年就有一年的积蓄，耕种九年就有三年的积蓄；凡是粮食、布匹、器物、牲畜、财物等数量都要详细知晓并制定制度。”把财富藏于民间，这确实是正确的；然而一个县的户口多达数万，一个府的户口多达数十万，如果每个人都要去考察，每一石粮食都要去计量，时间也是不够的。即使能够这样做，对百姓的骚扰也一定会更加严重。况且所谓积蓄储备，难道一定要有名目和形式吗？也不过是掌握必然的趋势罢了。把粮食储存在仓库里，说“这里有若干石”，家喻户晓地告诉百姓：“耕种你们的田地，积蓄你们的粮食，以等待荒年。”——这是积蓄储备的形式和名目，平庸之人认为美好，但实际上都不可依赖。从前梁惠王迁移百姓和粮食，孟子认为没有益处，不如授予百姓五亩宅地、百亩田地，百姓自然就能自给自足。子产用自己的车马帮助百姓渡过溱水和洧水，孟子说这是不懂政治，不如在十一月建成供人步行的桥，十二月建成供车马通行的桥，百姓自然就不会为渡河而苦恼。天下的事情，本来就有刻意追求某种结果反而达不到，也有不必刻意追求却自然能达到的，这都是形势使然。所以，如果粮食处于日益增加的形势，就不需要官府储存、督促百姓，积蓄自然会多；如果粮食处于日益减少的形势，也就无赖于官府储存、督促百姓，积蓄必然会少，这一点不能不仔细考察。
如今街巷之间，奢侈浪费、相互攀比日益严重，优伶的戏班在街头巷尾喧闹，母亲呼唤女儿，舅舅招引外甥，跨越几十里去观看；生子、娶妻、丧葬等事情，中等人家常常不少于百余桌宴席；加上不肖之徒放纵心意沉迷赌博，荒废时间耽误正事，倾家荡产，大概十之六七；然后用剩余的力量去耕田，土地的潜力怎能充分发挥！用剩余的粮食供养父母妻子，早晚的饭食怎能供给！因此稻谷尚未收割麦子已经吃完，麦子尚未到来粮食已经空尽。借贷补充仍然不足，现在却想督促百姓积蓄储备以防备荒年，唉，可以说是最不通情理的了！想要百姓收入多，不如致力于专心他们的劳力；想要百姓支出少，不如致力于节省他们的用度。况且那些百姓难道不知道奢侈安逸能使人贫穷，而勤俭可以不匮乏吗？他们因为习俗都以此为荣，所以强者以不如人为耻，弱者害怕不被乡里所齿列。乡里的人进城看到穿长衣，就一起穿长衣，看到穿短衣，就一起穿短衣，他们哪里是被驱迫才这样的呢！那么想要改变风俗也不是难事，如果能确立标准，树立风气，那些不被世俗沾染的人，以礼相待作为百姓的榜样，而惩罚那些特别严重的人，并牵连到包庇他们的里长，那么弱者有所借口，强者无所争竞，劳力专注于农田，用度节省于家庭，一年收获的粮食十分中支出七分，想要那三分不积蓄都不可能。
况且这件事还有更关键的。治国的智慧与治家不同。进入仓库就称为有，出仓库就称为无，这是普通男女所说的智慧；治理府县的人必须合并一府一县来统计：一年收获粮食多少石，消耗粮食多少石，那么百姓的贫富就没有隐瞒的情况了；一县耕种的人有多少，吃饭的人有多少，那么粮食的多寡就没有隐藏的数字了。大致百姓中不耕种而吃饭的占十分之九，而富人、僧人、道士、盗贼、乞丐、游手好闲的人不在其中；可以削减的有六类，即官员的随从、吏员、胥吏、工匠、商人、牙侩；可以去除的有三类，即优伶、娼妓、赌徒。现在这九类人的数量常常是农夫的两倍，连同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计算，是一个人耕种常常有几十人吃饭，做农夫的怎能不挨饿受冻呢！河流宽一百步，它的滋润范围就有十里；官员贪婪而庇护下属，想要随从吏胥不多且富有，是不可能的。农夫赌博输掉一百钱就整夜睡不着，因为得到钱很难。随从吏胥赌博一夜的欢乐，缠头费达到几十金也不在意，因为得到钱很容易。随从吏胥攫取钱财容易得像拾取小草，想要他们不建造高大的房屋，罗列珍美的食物，丰厚地配备皮衣马匹，沉溺于歌舞赌博的快乐，从而让天下的工商牙侩优伶娼妓赌徒富有并增加他们的数量，是不可能的。那么一府一县的账目就可以知道了。
况且人不耕种，不是他们生来不能耕种：不耕种足以自食其力就不耕种了，不耕种不足以自食其力就耕种了，如果那六类人的所得不能超过农夫，而那三类人没有东西吃，那么人们将不被驱赶而自然去耕种。耕种的人日益增加，吃饭的人日益减少：不必追求积蓄，粮食自然会苦于无处存放。
所谓“有水旱灾害而没有饥荒”，就是这个道理。
○救荒策四
这些都是荒年未发生时的补救措施。失去这个机会不图谋，等到已经荒年然后去补救，就晚了。虽然如此，不还是胜过站着看着百姓死去吗！所以，对已经发生的荒年也有补救的方法。一是买粮，适合从事商业末业的商人；二是借贷，适合有田地的人；三是役使，适合没有田地但年轻力壮的人；四是赈济，适合没有田地且文弱老幼废疾的人——赈济有发粮食的，适合饥饿不久、病情不重的人；有施粥的，适合饥饿已久、病情严重的人。
救荒的方法，必须先统计百姓。买粮的不需要登记，其余的都需要登记。登记必须在事情发生前，选择近村中殷实且品行端正的长者或诸生。
者任之──未事，则欲欺我者计未成而谋未定；平善，则畏法；殷实，则轻赂；其近村也，则知之详；耆老诸生，则不习於欺罔之术，虽有过而易发。籍分为三等，先应赈者，次应役者，次应借者，役者，以壮者一人养老幼二人为率；壮者少而老幼多者，其馀入赈籍。借者，以田口多寡相较为差：有田而佃於人，与佃人田取其半者，以二当一；田少而口多者，其馀入役籍。籍成登於官，然後稽之以编审之籍，则口之多寡，年之壮老可得而知也。参之以地粮实征之籍，则田之有无可得而知也。凡加损赏罚皆视此。
译任用这些人——在灾荒尚未发生时，想要欺骗我的人计谋还没有形成，谋划还没有确定；平时安分守己，就会畏惧法律；家产殷实，就会轻视贿赂；他们住在邻近的村庄，对情况了解得详细；乡里的老人和读书人，不习惯于欺骗的手段，即使有过错也容易被发现。将人口登记分为三等，首先列入赈济名册的，其次是应服劳役的，再次是应借贷的。服劳役的人，以一名壮年人赡养两名老人或儿童为比例；壮年人少而老人儿童多的，其余的人列入赈济名册。借贷的人，以土地和人口的多少来比较确定差别：有田地却租种别人田地，以及租种别人田地收取一半收成的人，按两人抵一人计算；田地少而人口多的，其余的人列入劳役名册。名册编成后上报官府，然后用编审的名册来核查，那么人口的多寡、年龄的壮老就可以知道了。再参照土地粮食实际征收的名册，那么田地有无就可以知道了。凡是增加、减少、奖赏、惩罚都依据这个名册。
乃发粟：借者於仓，役者於役所，皆不为厂；惟赈者为厂。厂欲多；多则民近，民近则不弊。粟厂月一发，民远来者不过十五里。先期示日，榜次其村与户於厂前。至期，亲临视之。村为一牌：炮三鸣，立初牌於门外。受粟者持具蚁附牌下；门启乃入。门阖，乃授粟：左人呼名，右人呼数。受粟毕，门启乃出；有他道则自他道先後出之。凡初牌入然後次牌立；初牌出然後次牌入；至三以下皆然。辰而始；申而毕。粥厂日一发，民远来者不过数里。立一人监之，如料民之任。受粥者皆坐，别以行，行各两列，背外面中，面间隙之以行粥。拆一鸣，行粥。人一器，不得遗；不得复，不得越。毕，柝再鸣，行粥如初；至三乃止。凡坐，内先至者。凡出，先外坐者。凡粟人扬粟於地，粥人注水於粥，皆有罚。
夫官之粟有限而民之贫富不均，以民济民者其惠广而遍，则发粟而外，富民大贾皆可捐之以助我也。有劝而捐者，其患在少；有追而捐者，其患在激；有使之八▯赎罪者，罪轻而赎则所得不多，罪重而赎则坏法──法坏，则天下之害有甚於荒者矣。捐之之道，毋求其能助我赈，求其能助我借与役而已者──赈者，费而不返；借与役者，费焉而未尝费。度其力之所能，即其居之所近，聚其人而告之数，粟不纳官，但八其籍，其借有不偿者官为督之。不如是，罚令助粟以赈。吾知其应之也不待辞之毕矣。其有有服姻族入赈格者，责之赈；有收养子女者，人当粟几何，官书其券，使不得轻去；愿助粟以赈者，视粟多募，免其役以劝之，则民之粟出矣，一县之粟亦有限，而四方之丰歉又不齐，以羡补不足，则舟车驮辇莫非助我籴者，是以富民可捐，外商尤不可不召也。招之之道，先於粟熟之时使人往籴以树之的，及其来也，强籴者有禁，高价者勿抑，市井驵侩不法之徒不得而侵渔抑勒之，则四方之粟至矣。
虽然，民有荒於岁者，有荒於人者──吏胥是也。凡吏胥之害；吾固已略言之矣。然在丰岁民犹能供其欲；荒岁何以堪之！且夫人而至於为吏与胥，必非有能读书明理廉洁爱民者亦明矣。其取也不以贤；其养也不以禄。不知礼义，故名不足以劝；朝斥而夕复，故威不足以惩。其所知者，惟赂而已：赂至，则鸱▯为鸾凤；赂不至，则夷、齐为跖、▯乔。故其职狱讼者，则舞文鬻狱，颠倒是非；其司赋役者，则盗用官钱，征新代旧，关通赂遗，弛富役贫；其奉差遣者，则因事索贿，计亩科钱，每营一票，费尝至数十缗，苟不十百其利，岂肯为此。至於赈济，弊尤百出，或伪造户口，或阴受请嘱。伪造户口，故粟多中饱而惠不及於民；阴受请嘱，故富者得粟而贫者无救於死。是以凶荒之岁，赈济之年，吏未有不增田，胥未有不建屋者。其在不肖有司，同利为朋，互相倚助，犹不足怪；即有一二爱民之吏，亦但以搏击士类为风烈，而轻视吏胥以为无能为，岂不谬哉！谚云：“不怕官，止怕管。”举贡生员虽有秩而政事不与闻，吏胥虽无秩而文簿票示皆出其手，此孰能为民祸，不待智者而知之矣。故宋苏轼论吏卒之害。谓如二十馀万虎狼散在民间。夫岂其害未甚而古人之言乃过激如是！或亦今之君子不履田亩，不询刍荛而未之知耳。率虎狼以食人肉而曰己未尝杀人焉，吾不信也。且夫惩吏胥者岂必事事察之云尔哉，如此者，上且不胜其烦而其弊究亦不能去；要使斯人知吾意之所向而已。吾意以为吏胥不足害民，则受其害者必不敢诉，诉之亦必不察，而吏胥重矣。吾意以为吏胥深足害民，则民无所惮而不诉，诉之而无不杖之革之流之杀之，而吏胥轻矣。
吏胥之害除，然後可以有饥馑而无死亡。不然，则虽悉行救荒之政，吾见其徒为具文而已矣！
曩余馆於大行之麓，五月未雨，往来道涂间，见诸县祈雨者或焚香插柳以祷神祠，或取水数百里外，或闭南门，开北门，或缸贮壁虎令童子环击之，无法不施，迄无一效。南北开闭之说虽出董子，然
译于是发放粮食：向仓库借粮的，在仓库领取；服役的，在服役地点领取，都不设立发放点；只有赈济灾民才设立发放点。发放点要设得多；多了百姓就近领取，就近领取就不会产生弊端。粮食发放点每月开放一次，百姓从远处来的不超过十五里。提前公布日期，在发放点前按次序张贴村庄和户口的名单。到了期限，官员亲自到场监督。每个村庄立一块牌子：炮响三声，在门外立起第一块牌子。领取粮食的人拿着器具像蚂蚁一样聚集在牌子下；门开了才进入。门关上，才发放粮食：左边的人喊名字，右边的人喊数量。领完粮食，门开了才出去；如果有其他道路，就分别从其他道路先后出去。凡是第一块牌子的人进去后，才立起第二块牌子；第一块牌子的人出来后，第二块牌子的人才进去；直到第三块及以下都是这样。辰时开始；申时结束。粥厂每天开放一次，百姓从远处来的不过几里。派一个人监督，如同清点百姓的职责。喝粥的人都坐下，按行列分开，每行两列，背对外面面向中间，面对面之间留出空隙以便送粥。梆子响一声，开始送粥。每人一个容器，不能遗漏；不能重复领取，不能越位。送完，梆子再响，送粥像刚才一样；到第三次才停止。凡是就坐，里面先到的先坐。凡是出去，外面先坐的先出。凡是领粮的人把粮食撒在地上，领粥的人往粥里倒水，都有惩罚。
官府的粮食有限，而百姓贫富不均，用百姓来救济百姓，其恩惠更广泛普遍，那么除了发放官府粮食外，富裕的百姓和大商人也都可捐献来帮助我们。有劝告而捐献的，其弊端在于捐献得少；有追逼而捐献的，其弊端在于激化矛盾；有让他们通过捐献来赎罪的，罪轻而赎罪所得不多，罪重而赎罪则破坏法律——法律破坏了，那么天下的祸害就有比荒年更严重的了。捐献的方法，不要追求他们能帮助我们赈济，只追求他们能帮助我们借贷和服役即可——赈济，花费了而不返还；借贷和服役，花费了却未曾真正花费。估量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在他们居住附近，聚集这些人并告知数量，粮食不纳入官府，只登记他们的名册，其中借贷有不偿还的由官府督促。如果不这样，就惩罚命令他们捐献粮食用于赈济。我知道他们答应不需要等话说完。那些有亲属族人符合赈济资格的，责令他们赈济；有收养子女的，每人应当捐献多少粮食，官府书写凭证，使他们不敢轻易离去；愿意捐献粮食用于赈济的，根据捐献粮食多少招募，免除他们的劳役以鼓励，那么百姓的粮食就出来了。一县的粮食也有限，而各地的丰歉又不一致，用盈余来弥补不足，那么舟车驮运无非都是帮助我们买粮的，因此富裕的百姓可以捐献，外地的商人尤其不可不招引。招引的方法，先在粮食成熟的时候派人去购粮以树立目标，等到他们来时，禁止强行购粮，高价的不压制，市井中不法的奸商不得侵吞勒索，那么各地的粮食就来了。
虽然如此，百姓有因年成荒歉而受灾的，有因人为因素而受灾的——吏胥就是人为因素。凡是吏胥的危害；我本来已经大致说过了。然而在丰年百姓还能供给他们的欲望；荒年怎么承受得住！况且人到了做吏和胥的地步，必定不是那些能读书明理、廉洁爱民的，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选拔不以贤能；他们的供养不以俸禄。不懂礼义，所以名声不足以劝勉；早上被斥责晚上又恢复，所以威严不足以惩戒。他们所知道的，只有贿赂而已：贿赂到了，那么鸱鸮也变成鸾凤；贿赂不到，那么伯夷、叔齐也变成盗跖、乔。所以掌管狱讼的，就玩弄法律条文买卖案件，颠倒是非；掌管赋役的，就盗用官钱，征收新税代替旧欠，勾结贿赂，放松对富人的劳役而加重对穷人的劳役；奉命出差的，就借事索贿，按亩科敛钱财，每办一件事，费用常常达到数十缗，如果不获取十倍百倍的利益，怎么肯做这件事。至于赈济，弊端更是层出不穷，有的伪造户口，有的暗中接受请托。伪造户口，所以粮食多被中饱私囊而恩惠不及百姓；暗中接受请托，所以富人得到粮食而穷人无法从死亡中获救。因此在凶荒之年，赈济之时，官吏没有不增加田产的，胥吏没有不建造房屋的。那些不肖的官员，同利结党，互相倚仗，还不足为怪；即使有一两个爱民的官吏，也只以打击士人作为风骨刚烈，而轻视吏胥认为他们无能为力，难道不荒谬吗！谚语说：“不怕官，只怕管。”举人、贡生、生员虽然有品级但不参与政事，吏胥虽然没有品级但文书簿册票示都出自他们之手，这谁能成为百姓的祸害，不需要智者就知道。所以宋代苏轼论述吏卒的危害。说如同二十多万虎狼散在民间。难道他们的危害不严重而古人的话如此过激！或许也是现在的君子不踏足田间，不询问草野之人而不知道罢了。率领虎狼去吃人肉却说自己没有杀人，我不相信。况且惩罚吏胥难道一定要事事查察吗？像这样，上级尚且不胜其烦而其弊端终究也不能去除；关键是要让这些人知道我的意图所向而已。我的意图认为吏胥不足以危害百姓，那么受害的人一定不敢申诉，申诉了也一定不查察，而吏胥就受重视了。我的意图认为吏胥深深足以危害百姓，那么百姓无所畏惧而不申诉，申诉了没有不杖责、革职、流放、杀头的，而吏胥就受轻视了。
吏胥的危害消除，然后可以有饥荒而没有死亡。不然，那么即使全部实行救荒的政策，我看它们也只是徒具形式而已！
从前我在太行山脚下做馆舍，五月没有下雨，往来道路上，看见各县祈雨的有的焚香插柳在神祠祈祷，有的从数百里外取水，有的关闭南门，打开北门，有的用缸装壁虎让童子环绕击打，没有不用的方法，最终没有一种有效。南北开闭的说法虽然出自董仲舒，然而
屋不露日，故南户向阳，北户向阴。城门内外均露天日，南北有何分别，正所谓“东家之西即西家之东。”也。阴阳果何属焉？至贮壁虎於缸，则昏沈冤苦之歌昔人已传为笑柄，而不学之人尚诧为奇策，亦可悲矣。余虽布衣，哀民之不聊，伤吏之无术，乃於鞍间枕上殚思研精，略得四策。而馆事少闲，不克成稿。会雨，遂姑置之。去年自七月朔逮霜降无雨，大名府县祷雨者数，皆俟▯已合後乃祷，略得涓滴，即往谢神。其意欲见祷之有验以美观听。以此事神，宜其不能感格也、余复感前事，遂卒著之；欲献当路，亦竟未及缮写。今夏复旱，始乘间缮之。而连日阴▯四合，垂垂欲下，时作微雨，窃幸余言之无用矣。会府属诸生耆民各以役繁吏蠹讼於县，上官命县桎楷而▯掠之，次日天忽开霁，云敛日烈，如炎如焚。乃知感应之机其速如此。夫在上之人识虑高远，岂书生之见所能补其万一，用是复秘箧中；志其颠末。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记。
译房屋不能直接暴露在阳光下，所以南面的门朝向阳光，北面的门朝向阴凉。城门内外都暴露在日光下，南北有什么分别呢？正所谓“东家的西边就是西家的东边”。阴阳究竟属于哪一方呢？至于把壁虎养在缸里，那昏沉冤苦的歌谣，前人早已当作笑柄，而不学无术的人还惊诧地把它当作奇策，真是可悲啊。我虽然是个平民，哀怜百姓生活困苦，痛伤官吏没有治理的方法，于是在骑马途中和枕上殚精竭虑，略得四条策略。因为馆中事务稍有空闲，没能写成文稿。恰逢下雨，就暂且搁置了。去年从七月初一到霜降没有下雨，大名府的县官多次祈祷求雨，都是等到日食已经合拢之后才去祈祷，稍微得到一点雨水，就去谢神。他们的意图是想让祈祷显得灵验，以博取好听的名声。用这种方式侍奉神灵，当然不能感动上天。我又感慨前事，于是最终写成了；想献给当权者，也终究没能抄写。今年夏天又干旱，才趁空闲抄写出来。而连日来乌云四合，大雨将至，不时下起小雨，我暗自庆幸我的话没有用处。恰逢府属的诸生和老民各自因为徭役繁重、官吏贪腐而向县衙诉讼，上官命令县衙将他们囚禁拷打，第二天天气忽然放晴，云散日烈，如火般炎热。才知道感应之机如此迅速。在上位的人见识高远，哪里是书生之见所能弥补万一的，因此又把它藏在箱中；记下它的始末。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记。
余作此策时，余乡风俗尚未甚壤，所患惟在吏胥，故三四两篇所重亦惟在吏胥。其後不数年间，风气大变，诸生多与吏胥相结，表里为奸，以罔厚利；关说词讼，武断乡曲，无所不至，遇荒岁，则与吏胥共分赈济钱米而贫民不得与焉。偶阅旧文，犹自惜其所言之未尽也。然天下大矣，岂可以一县概之；故仍其原文不改而附识其说於後。嘉庆甲戌三月又记。
○与杨赞府论漳水情形条议
此篇旧本阙，今据目录仅补文题。
○气势
凡战，义为上，势次之，气又次之，斗为下。奉天讨罪，伐暴救民，是之谓义；义立者王。据山河之险，通馈饷之利，批亢捣虚，以逸侍劳；是之谓势；势利者霸。临陈决机，勇怯并奋，乘骄待敝，使敌自溃，是之谓气；气盈者胜。矢镞剑锷，撞搪搏刺，力尽而後毙，是之谓斗；斗数者伤。《汤》之征也，曰“後我后”，武王之征也，曰“绍我周王”，用义战者也。亚夫坚壁於昌邑，郑艾缒师於阴平，用势战者也。曹刿以一鼓破齐，项羽以沉舟救赵，用气战者也。
胜负之道，无众寡，无强弱，气而已。气之既衰，强弩不足以穿鲁缟，贲育不足以抗童子。用兵者用其方锐之气而外察敌气之盛衰，盛则避之，衰则乘之。骤胜者其气骄，新败者其气怯，转斗不食者其气馁，久攻不克者其气弛，闻内有变者其气摇，仓卒遇敌者其气乱，乘而击之，一可以当百，弱可以制强。是故，用斗不如用气。
有必取，有不必取，有必胜，有不必胜，势也。项羽百战百克而卒为汉王擒者，羽用气，汉用势也。汉王守成阜以扼天下之吭，使韩信取河以北而羽之右臂断矣，南连英布而羽之左臂断矣，故楚卒灭於汉。汴之於河东也，犹汉之於楚也。克用破黄巢、王行瑜等，所向无敌，然朱温以轻兵袭晋绛，断长蛇之腰，而克用坐视河中之亡而不能救，终克用之世不复能南争中原者，失河中故也。气也者可以决一日之胜负耳，至於定天下之大计者必以势。是故，用气不如用势。
可以胜天下而不可以取天下者，不知势故也。可以取天下而不可以安天下者，不知义故也。汉之於楚，汴之於河东，皆制势以挫其气，然汉逐灭楚，而汴後反灭於河东者，汉有义，汴无义也。汉虽无汤、武之义，然义於楚者三：汉仁，羽暴；羽弑义帝，汉发丧讨之；汉当王关中，羽负约也。克用再造唐室，不失臣节，而温篡唐；克用救温，而温负克用；其见灭焉宜也。
故用兵者曰“逆取顺守”，非知兵者也。逆不可胜；逆胜，幸也。义立於素而辅之以气势，则无敌於天下。
○轻重
用兵之道可一言而尽乎？曰：可，轻重而已。敌得轻势，则我以重势持之；敌得重势，则我以轻势掩之。
凡兵之势，客轻，主重；新起者轻，久立者重；乘胜者轻，持援者重；兵精者轻，兵多者重；骑多於步者轻，步多於骑者重。轻欲速；重欲缓。轻欲行；重欲止。轻欲战；重欲守。轻欲致死；重欲万全。轻欲击虚；重欲阻险。轻欲敌之不测；重欲敌之自困。轻欲乘重之未固；重欲待轻之已衰。是故，平原旷野，轻之地也；山高水深，重之地也。因粮於敌，轻之资也；粮饷有馀，转输利便，重之资也。雨雪昏暗，敌不设备，轻之时也；祁寒盛暑，敌劳我逸，重之时也。鼓行而前，遇城不攻，轻之用也；坚壁清野，绝敌粮道，重之用也。
韩信之下赵也，汉势轻，赵势重；成安君不守井陉口，故赵败而汉胜。吴、楚之攻昌邑也，吴、楚势轻，汉势重；亚夫坚壁不战，故汉胜而吴、楚败。邓艾缒师於阴平而遂灭汉，得轻势也。慕容超弃大岘不守而遂亡，失重势也。李密之距王世充也，魏徵劝之坚壁勿战，用重也；密不听而与战，故败；世充能用轻而致死以逼之，故胜。窦建德之救郑也，凌敬劝之西出轵关，用轻也；建德不听而攻虎牢，故败；太宗能用重而据虎牢以待之，故胜。徐敬业之讨武氏也，倡义新起，其势轻；不直造东都而还图
译我撰写这篇策论时，家乡的风俗尚未败坏到很严重的程度，所担忧的只是官吏和胥吏，所以第三、第四两篇所强调的也只在官吏和胥吏。此后没过几年，风气大变，众多生员多与官吏胥吏勾结，内外串通做坏事，以骗取丰厚的利益；他们私下说情干预诉讼，在乡间横行霸道，无所不为，遇到荒年，就与官吏胥吏瓜分赈济的钱粮，而贫民却得不到救济。偶然翻阅旧文，还为自己当时所说的话不够全面而感到惋惜。然而天下太大了，难道可以用一个县的情况来概括吗；所以仍然保留原文不作修改，而在后面附上我的解说。嘉庆甲戌年三月又记。
○与杨赞府论漳水情形条议
这一篇旧本缺失，现在根据目录仅补上文章题目。
○气势
凡是作战，以道义为最高，以态势次之，以士气再次之，以拼杀为最下。奉行天命讨伐罪人，讨伐暴君拯救百姓，这就叫道义；确立道义的人可以称王。占据山河的险要，畅通粮饷的便利，攻击要害打击空虚，以逸待劳；这就叫态势；利用态势有利的人可以称霸。临阵决断战机，勇敢和怯懦都奋力拼搏，趁着敌人骄傲等待其疲惫，使敌人自行崩溃，这就叫士气；士气充盈的人可以获胜。箭矢剑刃，碰撞抵挡搏斗刺击，力气用尽而后才死去，这就叫拼杀；依靠拼杀的人容易受伤。商汤征伐时，说“跟随我们的君主”，周武王征伐时，说“继承我们周王的事业”，这是运用道义作战。周亚夫在昌邑坚守壁垒，邓艾在阴平用绳索吊下军队，这是运用态势作战。曹刿凭借第一次击鼓击破齐军，项羽凭借沉船救赵，这是运用士气作战。
胜负的道理，不分众寡，不分强弱，全在于士气罢了。士气一旦衰退，强劲的弓弩不足以穿透鲁国的薄绢，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不足以抵挡孩童。用兵的人要利用自己正旺盛的士气，而在外观察敌人士气的盛衰，盛就避开，衰就乘势进攻。突然获胜的人士气骄傲，新近战败的人士气怯懦，辗转战斗没吃饭的人士气疲惫，长期攻打不下的人士气松弛，听说内部有变故的人士气动摇，仓促遭遇敌人的人士气混乱，乘势攻击他们，一个人可以抵挡一百人，弱小的可以制服强大的。因此，运用拼杀不如运用士气。
有必须夺取的，有不必须夺取的，有必胜的，有不必胜的，这是由态势决定的。项羽百战百胜最终却被汉王擒获，是因为项羽运用士气，汉王运用态势。汉王守住成阜以扼住天下的咽喉，派韩信夺取黄河以北，项羽的右臂就断了，向南联合英布，项羽的左臂就断了，所以楚国最终被汉国消灭。汴州对于河东，就像汉国对于楚国一样。李克用击败黄巢、王行瑜等人，所向无敌，然而朱温用轻兵袭击晋州、绛州，切断了长蛇的腰部，李克用坐视河中失守而不能救援，终李克用之世不能再向南争夺中原，是因为失去了河中。士气只能决定一天的胜负，至于决定天下的大计，必须依靠态势。因此，运用士气不如运用态势。
可以战胜天下而不能夺取天下，是因为不懂得态势；可以夺取天下而不能安定天下，是因为不懂得道义。汉国对于楚国，汴州对于河东，都是控制态势来挫败对方的士气，然而汉国最终消灭了楚国，而汴州后来反而被河东消灭，是因为汉国有道义，汴州没有道义。汉国虽然没有商汤、周武王那样的道义，但对楚国有三点道义：汉国仁爱，项羽暴虐；项羽杀害义帝，汉国发丧讨伐他；汉国应当称王关中，项羽违背约定。李克用再造唐室，不失去臣子的节操，而朱温篡夺唐室；李克用救援朱温，而朱温辜负李克用；他被消灭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用兵的人说“逆取顺守”，这不是懂得用兵的人。逆势不可战胜；逆势获胜，那是侥幸。道义平时确立并辅以气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轻重
用兵的道理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吗？回答说：可以，就是轻重罢了。敌人得到轻的态势，我就用重的态势牵制他；敌人得到重的态势，我就用轻的态势掩袭他。
大凡军队的态势，客军轻，主军重；新起的军队轻，久立的军队重；乘胜的军队轻，持援的军队重；兵精的军队轻，兵多的军队重；骑兵多于步兵的军队轻，步兵多于骑兵的军队重。轻想要快速；重想要缓慢。轻想要行动；重想要停止。轻想要作战；重想要防守。轻想要拼死；重想要万全。轻想要攻击虚弱；重想要阻挡险要。轻想要让敌人无法预测；重想要让敌人自我困顿。轻想要趁着重势尚未稳固；重想要等待轻势已经衰退。因此，平原旷野，是轻的地方；山高水深，是重的地方。从敌人那里获取粮草，是轻的凭借；粮饷有余，转运便利，是重的凭借。雨雪昏暗，敌人没有防备，是轻的时机；严寒酷暑，敌人劳累我方安逸，是重的时机。击鼓前行，遇到城池不攻打，是轻的运用；坚守壁垒清除田野，断绝敌人的粮道，是重的运用。
韩信攻下赵国时，汉军态势轻，赵军态势重；成安君不坚守井陉口，所以赵国战败而汉军获胜。吴、楚攻打昌邑时，吴、楚态势轻，汉军态势重；周亚夫坚守壁垒不作战，所以汉军获胜而吴、楚战败。邓艾在阴平用绳索吊下军队从而消灭了汉国，是得到了轻的态势。慕容超放弃大岘山不守从而灭亡，是失去了重的态势。李密抵抗王世充时，魏徵劝他坚守壁垒不要作战，是运用重势；李密不听而与他作战，所以战败；王世充能运用轻势并拼死逼迫他，所以获胜。窦建德救援郑国时，凌敬劝他向西出轵关，是运用轻势；窦建德不听而攻打虎牢，所以战败；太宗能运用重势并占据虎牢等待他，所以获胜。徐敬业讨伐武氏时，倡导义举新起，他的态势轻；不直接进军东都而返回图谋
润州，故败。哥舒翰之距安禄山也，据险自守，其势重；不固守潼关而与崔乾佑战，故败。由此观之，兵之胜败无他术也，轻重而已。
译润州，因此战败。哥舒翰抵御安禄山时，凭借险要地势自我防守，他的形势是厚重的；不坚守潼关却与崔乾佑交战，因此战败。由此看来，战争的胜负没有别的诀窍，只是轻重的问题罢了。
《传》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轻也；“後人有待其衰”，重也。自古以来用兵之势未有能外乎轻重者也。知乎轻重之术，则百战而百胜矣。
○释明
人有明，有不明，生而然乎？曰：非也。用其明则明矣；不用其明则不明矣。曰：何以知其然也？曰：子不见夫目乎！瞽者，千万人而不一二遇也。上古之时有离朱者，暗室之中能察五色，千万年而不一二遇也。其他有目者皆相似也：或明，或不明，倍焉而已耳；又其甚者，蓰焉什焉而已耳；乌有相干百者哉！夫心之明亦若是而已矣。
曰，然则何以相远？曰：孟子曰：“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兴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吾幼时至人家，归而问其人之所衣，不知也。此无他，不视之故也。吾尝自芟树，不自决其当芟否也；明日行於途，见树焉则视之，归而数其所见之树。▯之长短，枝之多寡；历历犹在吾目中也。此无他，视之之故也。故视则明，不视则不明。自掩其目则虽置泰山於其前而不知也。夫心之明亦若是而已矣。
是故人主日与其大臣接，则宦官宫妾不能欺也；日与其群臣接，则大臣不能欺也；日与其庶民接，则群臣不能欺也。是以先王之世，日有朝，时有省，五截而一巡狩，有大事，朝国人而问之，彼诚用其明也。岂惟人主，虽良吏亦然。其听讼也勤，其接士大夫也数，则吏胥左右之人不能售其奸矣。
今之为县者，惮於听讼而疏於接士大夫。讼者或待至数月焉，或待至一岁焉；不然，则委之於宗族乡里之长焉。讼者不得尽其辞，故他人得以抑扬其说，上下其手，而无所忌。流言日入於耳，是以其听之也愈难。向使其讼之始而即坐而听之，讼者无遁情，听者无旁受，数言而立剖矣。有人焉誉之，则以为贤，一县之中皆以为不肖而彼不知也。有人焉毁之，则以为不肖，一县之中皆以为贤而彼不知也。事本曲也而或云直，则疑其果直也。事本直也而或云曲，则疑其果曲也。为所诬者虽有夷、由之行，具仪、秦之舌，抱陈平、第五伦不情之冤，可以一辨而即明，而无如其不见不问何也！呜乎，是自掩其耳目而已矣！
如此者，其不明之咎耶？其不用其明之咎耶？夫苟不用其明矣，则虽圣人亦无如之何焉！
○喻伪
磁粉，天下之名藕粉也。自秦、楚、梁、豫来京师者必道磁；道磁，必市磁粉以馈京师士大夫。京师士大夫莫不重磁粉者。然以其名也，故伪多而真少。州中粉肆数十，皆用绿豆若蜀黍粉为之，虽华门广厦皆然。惟南门杜氏及北门外张氏，粉皆以藕，不伪；然肆殊狭陋。又有某氏，居村中，粉尤美；近人或知之。四方来者仓卒不能辨，苟以磁之名焉而已，见华门广厦，争往市之，以故伪者反易售。人竞趋於伪，京师士大夫罕有能食真磁粉者；然磁粉尚名京师不少衰。呜乎，磁粉一口腹之事耳，其藕也必甘而旨，其非藕也必薄而劣，此宜尽人皆能辨之，然受其欺者比比如是，况物之难辨有百倍於磁粉者哉！物之美者往往不辞僻陋，然世之人未有不择通都大邑华门广厦而投足者，宜乎其不能得真者而市之也。
有晋中客以识药知名，过内黄，止药肆，或以纸裹羊胎示之，绐曰：“鹿也。”客睨之而笔曰：“是乃羊耳，是区区者而能欺我耶！”其人归过其友，其友裹以帛，囊以锦，贮以箧，复持示之。客两手捧之，谛视良久，曰：“此真鹿也已！此岂曩羊胎之所能伪者！”故均一羊胎也，徒手而示之则掩口而笑，裹以帛，囊以锦，则见者改容而礼之矣。今天下之不改容於帛与锦者几人。而虽持真鹿以求知於世，安在其能遇哉！
俗传有人嗜酒，醉即挞骂其妻。一日，妻置米汤釜上；以为酒而饮之，即往挞妻。妻曰：“曩釜上者米汤，非酒也。”其人豁然顿醒，遂止不挞。世之不辫真伪而强作解事者何以异此！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韩退之曰：“小惭，亦蒙谓之小好；大惭，亦蒙谓之大好。小称意，人必小
译《传》说：“先敌而动，能夺敌之心”，这是轻；“后敌而动，能等待其衰”，这是重。自古以来用兵的态势，没有能超出轻重之道的。懂得轻重之术，就能百战百胜了。
○释明
人有明察的，有不明的，是生来就这样的吗？回答说：不是。运用他的明察就明察；不运用他的明察就不明察。问：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回答说：你没看见眼睛吗！盲人，千万人中才有一两个遇到。上古时有离朱这个人，在暗室之中能看清五色，千万年中才有一两个遇到。其他有眼睛的人都差不多：有的明察，有的不明察，相差一倍罢了；更严重的，相差五倍十倍罢了；哪有相差百倍的！心的明察也是这样罢了。
问：既然这样，为什么相差这么远呢？回答说：孟子说：“一根羽毛举不起来，是因为不用力；一车柴火看不见，是因为不用明察。”我小时候到别人家，回来问那个人穿什么衣服，不知道。这没有别的原因，是不看的缘故。我曾经自己砍树，不决定它该不该砍；第二天在路上走，看见树就仔细看，回来数看见的树。〇的长短，枝的多少；清清楚楚还在我的眼前。这没有别的原因，是看的缘故。所以看就明察，不看就不明察。自己遮住眼睛，即使把泰山放在面前也不知道。心的明察也是这样罢了。
所以君主每天和大臣接触，宦官宫妾就不能欺骗他；每天和群臣接触，大臣就不能欺骗他；每天和百姓接触，群臣就不能欺骗他。因此先王时代，每天有朝会，按时有省察，五年一次巡狩，有大事，召集国人询问他们，他们确实运用了他们的明察。不只是君主，即使是好官吏也是这样。他听讼勤勉，接见士大夫频繁，那么吏胥左右的人就不能施展他们的奸诈了。
现在做县令的人，害怕听讼而疏于接见士大夫。打官司的人有的等到几个月，有的等到一年；不然，就委托给宗族乡里的长辈。打官司的人不能尽情陈述，所以别人得以褒贬他们的说法，上下其手，无所顾忌。流言每天进入耳朵，因此他听讼越来越难。假如在打官司开始时就坐着听讼，打官司的人没有隐瞒实情，听讼的人没有旁听干扰，几句话就能立刻剖断。有人称赞他，就认为他贤能，全县都认为他不贤而他不知道。有人诋毁他，就认为他不贤，全县都认为他贤而他不知道。事情本来弯曲却有人说正直，就怀疑它果然正直。事情本来正直却有人说弯曲，就怀疑它果然弯曲。被诬陷的人即使有伯夷、柳下惠的品行，具备张仪、苏秦的辩才，抱着陈平、第五伦那样的冤屈，可以一辩就明，但无奈他不看不问啊！唉，这是自己遮住耳目罢了！
这样的人，是不明的过错呢？还是不用明的过错呢？如果不用明，那么即使是圣人也没有办法啊！
○喻伪
磁粉，是天下有名的藕粉。从秦、楚、梁、豫来到京师的人一定经过磁州；经过磁州，一定买磁粉馈赠京师士大夫。京师士大夫没有不重视磁粉的。但因为它有名，所以伪的多而真的少。州中粉店几十家，都用绿豆或蜀黍粉制作，即使是华丽的门第、宽敞的屋舍也是这样。只有南门杜氏和北门外张氏，粉都用藕制作，不伪；但店铺特别狭小简陋。又有某氏，住在村中，粉尤其好；附近的人有的知道。四方来的人仓促间不能辨别，只要以磁州的名声罢了，看见华丽的门第、宽敞的屋舍，争相去买，因此伪的反而容易卖出。人们竞相趋向伪的，京师士大夫很少有能吃真磁粉的；但磁粉在京师的名声并不衰减。唉，磁粉只是口腹之事罢了，是藕的一定甘甜美味，不是藕的一定淡薄低劣，这应该人人都能辨别，但受欺骗的人比比皆是，何况物品难以辨别有百倍于磁粉的呢！美好的物品往往不避偏僻简陋，但世上的人没有不选择通都大邑、华丽门第、宽敞屋舍而投宿的，难怪他们不能得到真的而购买它了。
有个晋中客人以识药闻名，经过内黄，停在药店，有人用纸裹着羊胎给他看，骗他说：“这是鹿胎。”客人斜着眼看并写道：“这是羊胎，这么小的东西能欺骗我吗！”那人回去经过他的朋友，朋友用丝帛包裹，用锦囊装，用箱子存放，又拿给他看。客人双手捧着，仔细看了很久，说：“这是真鹿胎啊！这难道是以前羊胎能伪装的！”所以同样是羊胎，空手给他看就掩口而笑，用丝帛包裹，用锦囊装，看见的人就改变脸色而礼遇他了。现在天下不因丝帛和锦囊而改变脸色的人有几个。而即使拿着真鹿胎求世人知晓，哪里能遇到呢！
俗传有人嗜酒，醉了就打骂妻子。一天，妻子把米汤放在锅上；他以为是酒就喝了，就去打妻子。妻子说：“刚才锅上的是米汤，不是酒。”那人豁然顿醒，于是停止不打。世上不辨别真伪而强作解事的人和这有什么不同！
孟子说：“有不期而至的赞誉；有求全责备的诋毁。”韩愈说：“小惭愧，也蒙受称为小好；大惭愧，也蒙受称为大好。小称意，人必小
怪之；大称意，人必大怪之。”余始读之以为有激而言，今始知为常事。呜乎，士君子读书学古，蕲自得乎心而已，勿望世人之必我知也！
译感到奇怪；如果大大地称心如意，人们必定会大大地感到奇怪。”我起初读到这里，以为这是有所激愤才说的话，现在才知道这是平常的事。唉，士人君子读书学习古人的学问，只求内心有所领悟罢了，不要期望世人一定了解我啊！
○甘苦
裨谌能谋，谋於野则获，谋於邑则否；而行人挥应对樽俎之间，沛然有馀。然挥不以所能先裨谌者，才各有短长也。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而枚皋为文疾，受诏辄成，上有所感，辄使赋之。然皋乃自诋▯其其文谓不如相如者，文固有高下也。嗟乎，美恶之故非智者不能知，而难易之形则众人所共见，无怪乎晋、宋以降遂至以“五官并用”，“击钵成诗”为美谈也！
秦始皇将伐楚，问王翦用兵几何，翦曰：“须六十万人。”问李信，信曰：“二十万足矣。”於是使李信为将，将兵伐楚；大败而归。复使王翦，翦曰：“大王必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诺。”翦遂灭楚，虏其王。故不考其事之成败而以兵之多寡较之，则李信贤於王翦远矣。
隋麦铁杖在陈为伞户，常下直，行百馀里，夜至京口；比旦牙时复往执伞。沈光缘十馀丈幡竿，直至龙头；系绳毕，陵空而下，人号为肉飞仙。而王韶自并州驰驿入京，竟以劳卒。力之强弱相悬乃至於此。故既为韶则必不能复为铁杖、光者势也。
苗之为物也，粪而耕之，种而▯之，犹有不能生者；又从而耘耨之。至於草，则不种而生，不粪而茂，耘之而犹不能除也。然而农夫不弃苗而取草者，为其为苗也。故以待草之道待苗则无苗矣。
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王孙由于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彼非其人，故无由而知其人之甘苦。世有裨谌、相如其人者，必不以不病病人之病矣。
○读韩子《讳辨》
讳始於周，讳其名焉耳；文同而异其指，不讳也。周衰，鲁始以献、武废具、敖。魏、晋至唐，其讳尤严；官爵器用之属音少相似，咸莫敢近。而韩子独考经据律以正其失，可谓明於辨而卓於识矣。然当时反谓为纰缪。今之去韩子远矣、然读者无贤否未有非之者。岂今之人皆智而唐之人皆愚哉！甚矣风俗之移人也！非韩子，其孰能违俗而不顾者乎！呜乎，士之执一说，守一义者，惟其是而已，世俗之臧否岂足为定论哉！
○书陈履和《东山诗解》後
细观所解，分肌擘理，思曲意深，深为嘉欢。但熟玩此篇，只是室家聚首相乐之词，非有他也。首章自叙途中情形而结之以“车下”、“独宿”，次章代写家中景象而结之以“可畏”、“可怀”，其意了然。三章始言夫妇之聚首，“妇叹于室”，“我征聿至”，两两相对，双承上二章意。此下便当写聚首之乐矣，却忽借瓜▯开；非瓜也，其人也──瓜犹如此，而况人乎！四章又借新婚之乐以形容之，末只一句打转，言语之妙，令人想像无已。盖聚首之乐最难言，言亦不能尽，故前两章从对面写，後两章为旁敲侧击之词，不言乐，正深於言乐也。读此诗，使人动思家之情，增伉俪之重。
鄙意，读《诗》之法当先求其义。如此诗，三年东征不为不久，而其词绝无一毫怨意，若《卫》之《击鼓》，《雅》之《渐石》者，固由周公奉天伐暴，要是文、武遗德在民，周公矜恤有道，是以上下一体如此。即此可见盛世景象。易传所谓“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者，此也。然与《秦风》之《小戎》、《无衣》又不同。彼是一团霸气，与此有欢娱▯▯之别。此秦之所以并六国而周之所以卜三十也。自说《诗》者以为劳诗，此意索然矣。
次考其事。如此诗，即周公伐奄事，当在《书大诰》之後，《多方》之前。盖商季诸侯互相吞并，东方奄为最大。武庚，亡国之馀，伐之想不大段费力，而伐奄为最久。故孟子云“三年讨其君”，即此事也。
次玩其文。如此诗，醇厚和平中有朴茂之气，真盛世之音也。《小雅》、《国风》中，惟《七月》之雄伟深厚在此诗上；若《出车》、《六月》等篇，虽冠冕堂皇，而气味皆不若此醇古。即此可验政事盛衰，世次先後。
若诗中语有难解者，不妨姑置之。说皆可通者，不妨两存之。今人觌面问答犹不无错会其意者，况三千
译○甘苦
裨谌擅长谋划，在野外谋划就能成功，在城里谋划就不行；而行人挥在宴席间应对自如，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然而挥并不因为自己的才能就排在裨谌之前，这是因为人的才能各有长短。司马相如擅长写文章但速度慢；而枚皋写文章速度快，接到诏令立刻就能完成，皇上有所感触，就让他作赋。然而枚皋却自我贬低，认为自己的文章不如相如，这是因为文章本来就有高下之分。唉，美与丑的缘故，不是智者不能知晓，而难与易的情形，则是众人共同看到的，难怪从晋、宋以来，竟然把“五官并用”、“击钵成诗”当作美谈了！
秦始皇将要讨伐楚国，问王翦需要多少兵力，王翦说：“需要六十万人。”问李信，李信说：“二十万人足够了。”于是派李信为将，率领军队讨伐楚国；结果大败而归。又派王翦，王翦说：“大王一定要用我，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说：“好。”王翦于是灭掉了楚国，俘虏了楚王。所以如果不考察事情的成败，而只用兵力的多少来比较，那么李信就比王翦贤能得多了。
隋朝的麦铁杖在陈朝时是伞户，常常下班后，步行一百多里，夜里到达京口；等到第二天早晨衙门开门时，又回去执伞。沈光沿着十几丈高的幡竿爬上去，直到龙头；系好绳子后，凌空而下，人们称他为肉飞仙。而王韶从并州快马加鞭入京，竟然因劳累而死。力量的强弱相差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所以既然做了王韶，就一定不能再做麦铁杖、沈光那样的事了，这是形势使然。
苗这种作物，施肥耕种，播种培育，还有不能生长的；还要接着除草松土。至于杂草，不播种就生长，不施肥就茂盛，除草还不能除尽。然而农夫不抛弃苗而选取草，是因为那是苗。所以用对待草的方法来对待苗，就没有苗了。
孔子说：“君子不可从小处去考察他，但可以让他承担大任。”王孙由于说：“人各有能，也有不能。”他不是那个人，所以没有办法知道那个人的甘苦。世上有裨谌、相如那样的人，一定不会因为自己不生病就认为别人的病是多余的。
○读韩子《讳辨》
避讳始于周朝，只是避讳名字罢了；字形相同但所指不同，就不避讳。周朝衰微，鲁国开始因为献公、武公而废除具、敖。魏、晋到唐朝，避讳尤其严格；官爵器用之类，读音稍微相似，都不敢接近。而韩愈独自考证经典依据法律来纠正这些错误，可以说明辨是非且见识卓越了。然而当时反而认为他错误。现在距离韩愈的时代很远，然而读者无论贤愚，没有不认同他的。难道现在的人都聪明而唐朝的人都愚蠢吗！风俗改变人的影响太严重了！如果不是韩愈，谁能违背世俗而不顾呢！唉，士人坚持一种学说，坚守一种道义，只要它是正确的就可以了，世俗的褒贬哪里足以作为定论呢！
○书陈履和《东山诗解》後
仔细观看他的解释，剖析细致，思路曲折，意蕴深远，我非常赞赏。但是反复玩味这首诗，只是家人团聚互相欢乐的词句，没有别的含义。第一章自述途中情形，以“车下”、“独宿”结尾，第二章代写家中景象，以“可畏”、“可怀”结尾，其意思很清楚。第三章才开始说夫妇团聚，“妇叹于室”，“我征聿至”，两两相对，双承上两章的意思。这下面就应当写团聚之乐了，却忽然借瓜来开启；不是瓜，是人——瓜尚且如此，何况人呢！第四章又借新婚之乐来形容，最后一句转折，言语之妙，令人想象不尽。大概团聚之乐最难言说，言说也不能穷尽，所以前两章从对面写，后两章是旁敲侧击的词句，不言乐，正是深于言乐。读这首诗，使人触动思家之情，增加夫妻之重。
我的意见，读《诗》的方法应当先求其义。像这首诗，三年东征不算不久，而其词句绝无一毫怨意，不像《卫风》的《击鼓》，《雅》的《渐石》那样，固然因为周公奉天命讨伐暴政，重要的是文王、武王的遗德在民，周公矜恤有道，所以上下一体如此。即此可见盛世景象。《易传》所谓“以喜悦引导百姓，百姓忘记其劳苦；以喜悦冒犯危难，百姓忘记其死亡”，就是这个意思。然而与《秦风》的《小戎》、《无衣》又不同。那是一团霸气，与此有欢娱之别。这就是秦之所以兼并六国而周之所以卜得三十年的原因。自从解说《诗》的人认为是劳诗，此意就索然无味了。
其次考证其事。像这首诗，就是周公讨伐奄国的事，应当在《尚书·大诰》之后，《多方》之前。大概商朝末年的诸侯互相吞并，东方奄国最大。武庚，亡国的残余，讨伐他想必不太费力，而讨伐奄国最久。所以孟子说“三年讨其君”，就是这件事。
其次玩味其文。像这首诗，醇厚和平中有朴茂之气，真是盛世之音。《小雅》、《国风》中，只有《七月》的雄伟深厚在这首诗之上；若《出车》、《六月》等篇，虽然冠冕堂皇，而气味都不如这首诗醇古。即此可验证政事盛衰，世次先后。
如果诗中语有难解者，不妨姑且置之。说皆可通者，不妨两存之。今人面对面问答尚且不无错会其意者，况三千
年前之言语，世变风移，名殊物异，安能决知其某字何意，某字何意哉！且由古文而隶，而楷书，由竹简而纸，而印本，岂能绝无缺误。是以武侯略观大意，靖节不求甚解。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译年前的言语，随着世道变迁、风气转移，名称不同、事物各异，怎么能断定知道某个字是什么意思，某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况且从古文演变为隶书，再演变为楷书，从竹简发展到纸张，再到印刷本，难道能完全没有缺失和错误吗。因此诸葛亮大致了解大意，陶渊明不深究字句。我追思古人，确实契合我的心意。虽然不能达到那种境界；但内心向往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