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王之事而杂入於文王事中者。且《大雅》中凡称前王者皆举其谥，其称今王者乃无谥：此云“王在灵囿”，文王未尝称王，则非文王明矣。盖孟子引诗，断章取义者多。“忧心悄悄”，《卫风》也，而以为孔子。“肆不殄厥愠”，大王也，而以为文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僖公也，而以为周公。然则此诗亦未必果文王之事，孟子但欲劝梁王之与民同乐，故不暇辨其时世耳。况《孟子》一书乃其门人所记，苟非大义所关，亦不保无语言之小误。故列之於存疑。说并见後《成康篇》中《下武条》下。
译那些属于周武王的事迹，却混杂在周文王事迹中的情况。况且《大雅》中凡是称呼前代先王的，都举出他们的谥号，而称呼当今天子的，则没有谥号：这里说“王在灵囿”，周文王未曾称王，那么这就显然不是周文王了。大概孟子引用《诗经》，断章取义的情况很多。“忧心悄悄”，本是《卫风》中的诗句，却被当作是孔子；“肆不殄厥愠”，本是歌颂太王的诗句，却被当作是歌颂文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本是歌颂鲁僖公的诗句，却被当作是歌颂周公。既然如此，那么这首诗也未必确实是周文王的事迹，孟子只是想要劝勉梁惠王与百姓同乐，所以来不及辨析其时代背景罢了。况且《孟子》一书是孟子的门人所记录，如果不是关乎大义，也不能保证没有语言上的小错误。因此将其列为存疑。相关说法详见后文《成康篇》中《下武条》之下。
△灵台非观▯象之所
《诗郑笺》云：“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象，察气之妖详也。”《春秋传》云：“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云物，为备故也。”余按：灵台果为占天而建，则诗人亦当有一语及之，何为但称鱼鸟观游之乐？且二章云“王在灵囿”，三章云“王在灵沼”（《毛诗》旧本五章，章四句，朱子始改前两章各六句。今玩文义及韵，当从古本为正），岂囿与沼亦为察妖详之具乎？若囿与沼止为观游而设，则亦不必因察妖祥而後建灵台矣。考灵台之占天不见於他经传；《春秋传》虽有“登观台以望”之文，然特因南至在朔，故因视朔而遂登之，非以此为常礼，亦非因书云物而後建此台也。盖缘孟子之对梁王以灵台为文王之事，文王非盘于游田者，故注《诗》者以“观▯象”为言。後世相沿，因建灵台为占天之所。其实灵台未必果文王所建，不必曲为之说也。
【附论】“孟子曰：‘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孟子》）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论语泰伯篇》）
△“三分有二”不当以九州配合
朱子《论语集注》云：“天下归文王者六州，雍、梁、荆、豫、徐、扬也；惟青、兖、冀尚属纣耳。”余按：三分有二，但大略言之，以见周盛商微，无庸服事殷耳，下必取九州而缕分之也。《诗》曰：“虞、芮质厥成。”虞、芮在冀州境；成王世始践奄，奄在徐州境：是西北固不止於雍、豫，而东南犹未逮夫徐、扬也，即所馀一分亦不尽属纣。商政既衰，诸侯多叛，叛商者自叛商，归周者自归周；不得以宋、金之画疆而守例商、周也。
“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左传》襄公四年）
△“帅殷叛国”
按：此文与《论语舜有臣章》意同。所谓“叛国”，即三分有二之国也。然则此在三分有二之後明矣。故次之於此。
△辩囚▯里及赐弓矢之说
《史记殷本纪》云：“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纣；不▯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里。西伯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纣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周本纪》云：“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纣乃囚西伯於▯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悦，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得征伐。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纣许之。”由是後之儒者皆谓文王亲立於纣之朝，北面为臣。余独以为不然。君臣之义，千古之大防也，文王既立纣之朝矣，诸侯叛纣而归文王，文王当拒其归而讨其叛，安得俨然而受之！文王生死悬於纣手，纣亲见其三分有二，其势将移商祚，而漠然不复问，此在庸弱之主犹或不能，况纣之猜忌暴虐者哉！古者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文王果受纣命而为西伯，伐密伐崇，灭之可也，人臣之义不得自私其地，皆当归诸天子，安得据之而迁都焉！晋四卿灭范中行氏而分其地，当是时，晋之公室已卑，出公犹欲讨之；纣果能制文王之死命，安有听其坐大而不问者乎！《书》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後言。”纣脯醢其大臣，文王身为殷相，则当谏；若知纣不可谏，则当去；不言不去而窃叹之，可乎！楚欲戮叔孙豹，乐王鲋求货於叔孙而为之请，弗与。晋之执叔孙▯也，申丰以货如晋，叔孙曰“见我”，见而不使出。叔孙父子，贤大夫耳，犹不欲以货免，岂文王而反以货免，且以货得高位乎！文王之事，《诗》、《书》言之详矣，与国若虞、芮，仇国若崇、密，下至昆夷亦得附见焉；纣果文王之君，不应《诗》、《书》反无一言及之。况▯里之囚乃文王之大厄，斧钺之赐乃周王业之所自始，较之
译灵台并非观测天象的地方
《诗经郑笺》说：“天子有灵台，是用来观测天象，考察气运的吉凶征兆的。”《春秋传》说：“国君既已视察朔日，于是登上观台眺望，并记录云气物候，是为了防备灾祸的缘故。”我考察认为：灵台如果是为了占卜天象而建造的，那么诗人也应当有一句提及此事，为什么只称颂鱼鸟观游的乐趣呢？况且第二章说“王在灵囿”，第三章说“王在灵沼”（《毛诗》旧本共五章，每章四句，朱熹才开始将前两章各改为六句。如今玩味文义及韵脚，应当以古本为正确），难道囿和沼也是用来考察吉凶征兆的工具吗？如果囿和沼只是为了观游而设置，那么也就不必因为考察吉凶征兆而后才建造灵台了。考察灵台用于占卜天象，在其他经传中并没有记载；《春秋传》虽然有“登上观台眺望”的文字，但只是因为冬至在朔日，所以趁着视察朔日而登上观台，并非将此作为常礼，也不是因为记录云气物候而后才建造这座台。大概是因为孟子回答梁王时，将灵台作为文王的事迹，而文王并非沉溺于游猎的人，所以注解《诗经》的人便以“观测天象”来解释。后世沿袭此说，因此将建造灵台作为占卜天象的地方。其实灵台未必确实是文王所建，不必曲意解说。
【附论】“孟子说：‘文王看待百姓如同对待受伤的人，盼望大道却未能看见。’”（《孟子》）
“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却仍然服侍商朝。”（《论语·泰伯篇》）
“三分天下有其二”不应当用九州来配合解释
朱熹《论语集注》说：“天下归附文王的有六个州，即雍、梁、荆、豫、徐、扬；只有青、兖、冀还属于纣王。”我考察认为：三分天下有其二，只是大概而言，用以显示周朝兴盛、商朝衰微，不必再服侍商朝罢了，没有必要取九州来详细划分。《诗经》说：“虞、芮两国裁决了争端。”虞、芮在冀州境内；成王时代才开始讨伐奄国，奄国在徐州境内：这说明西北方面固然不止雍、豫二州，而东南方面还未到达徐、扬二州，即使剩下的一分也不完全属于纣王。商朝政令既已衰败，诸侯大多叛离，叛离商朝的自会叛离，归附周朝的自会归附；不能按照宋、金划定疆界的例子来拘泥于商、周的界限。
“文王率领商朝的叛国去侍奉纣王。”（《左传》襄公四年）
“率领商朝叛国”
按：此句与《论语·舜有臣章》意思相同。所谓“叛国”，就是那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国家。既然如此，这显然是在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后了。所以把它排列在这里。
辨析囚禁羑里及赐予弓矢的说法
《史记·殷本纪》说：“纣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个女儿，进献给纣王；女儿不淫乱，纣王发怒杀了她，并把九侯剁成肉酱。鄂侯极力争辩，言辞激烈，纣王又把鄂侯做成肉干。西伯听说后私下叹息；崇侯虎知道后告诉纣王，纣王就把西伯囚禁在羑里。西伯的臣子闳夭等人寻求美女、奇珍异宝、良马献给纣王，纣王于是赦免了西伯。西伯献出洛水西边的土地请求废除炮烙之刑，纣王答应了。赐予弓矢斧钺，允许他征伐，封他为西伯。”《周本纪》说：“崇侯虎在殷纣王面前诬陷西伯说：‘西伯积累善行美德，诸侯都归向他，这对帝位不利！’纣王于是把西伯囚禁在羑里。闳夭等人担忧此事，于是寻求有莘氏的美女、骊戎的文马、有熊的九匹马拉的车，以及其他奇怪物品，通过殷朝宠臣费仲献给纣王。纣王非常高兴，于是赦免西伯，赐予他弓矢斧钺，允许他征伐。西伯于是献出洛水西边的土地请求纣王废除炮烙之刑，纣王答应了。”因此后来的儒者都认为文王亲自站在纣王的朝廷上，面朝北作为臣子。我独自认为不是这样。君臣的大义，是千古不可逾越的界限，文王既然站在纣王的朝廷上了，诸侯叛离纣王而归附文王，文王应当拒绝他们的归附并讨伐他们的叛离，怎么能安然接受呢！文王的生死掌握在纣王手中，纣王亲眼看到文王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其势力将转移商朝的国运，却漠然不再过问，这在平庸软弱的君主身上尚且做不到，何况是猜忌暴虐的纣王呢！古代天子的土地方圆千里，诸侯国方圆百里。文王如果真的接受纣王的任命成为西伯，讨伐密国、崇国，灭掉它们是可以的，但作为臣子的道义不允许私自占有土地，都应当归还给天子，怎么能据为己有并迁都呢！晋国四卿灭掉范氏、中行氏并瓜分他们的土地，当时晋国公室已经衰微，出公还想要讨伐他们；纣王如果真的能控制文王的生死，哪有听任他坐大而不加过问的道理呢！《尚书》说：“我若有错你辅佐我，你不要当面顺从，背后议论。”纣王把大臣做成肉干肉酱，文王身为商朝宰相，就应当劝谏；如果知道纣王不可劝谏，就应当离去；不说离去反而私下叹息，可以吗！楚国想要杀死叔孙豹，乐王鲋向叔孙豹索取贿赂为他请求赦免，叔孙豹不给。晋国拘禁叔孙豹时，申丰带着贿赂到晋国，叔孙豹说“见我”，见面后却不让他离开。叔孙父子，只是贤良的大夫罢了，尚且不愿意用贿赂免罪，难道文王反而用贿赂免罪，并且用贿赂获得高位吗！文王的事迹，《诗经》、《尚书》记载得很详细，友好的国家如虞、芮，敌对的国家如崇、密，下至昆夷也能附带提及；纣王如果是文王的君主，不应《诗经》、《尚书》反而没有一句话提及他。况且羑里的囚禁是文王的大厄运，斧钺的赐予是周朝王业的开始，比较起来
虞、芮之质，崇、密之伐，其事尤钜，尤当郑重言之，何以反不之及，若文王与纣初不相涉者，而文王之至德又无所容於讳，岂非文王原未尝立於纣之朝哉！纣囚文王之事，始见於《春秋传》。《传》云：“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於是乎惧而归之。”（在襄三十一年）固已失於诞矣；然初未言文王立於纣之朝也。其後《战国策》衍之，始以文王为纣三公而有窃叹九鄂脯醢之事；然尚未有美女善马之献也。《尚书大传》再衍之，始谓散宜生、闳夭等取美马怪兽美女大贝以赂纣而後得归；然亦尚未有弓矢斧钺之赐也。逮至《史记》，遂合《国策》、《大传》之文而兼载之，复益之以“为西伯，专征伐”之语。岂非去圣益远则其诬亦益多，其说愈传则其真亦愈失乎！学者奈何不取信於《诗》、《书》、《孟子》而独世俗传闻之是信哉！且《春秋传》以为囚之七年，《战国策》以为拘之百日，其久暂固已悬殊矣。《尚书大传》以为在西伯<令戈>耆之後，《史记》以为在虞、芮质成之前，其先後亦复抵捂矣。《春秋传》以为诸侯从之而纣归之，《尚书大传》以为散宜生赂之而纣释之，其所以得出之故又不一说矣。学者将何所取信乎？尤可异者，《殷本纪》以为窃叹九侯而被囚，《周本纪》则以为积善累德而见谮；《殷本纪》以为献洛西而後赐斧钺，《周本纪》则以为赐斧钺而後献洛西；此一人之书也，而先後矛盾亦如是，其尚可信以为实耶！曰：纣，天子也，文王，其诸侯也，安得不立其朝而生死悬於其手乎？曰：此後世郡县之法然耳。古者天子有德则诸侯皆归之，无则诸侯去之。故孟子曰：“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然则武丁以前，诸侯固多不朝，天下固不皆商有也。故《商颂》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然则成汤以後中衰之世固多有不来享来王者也。周介戎、狄之间，去商尤远，是以大王侵於獯鬻，商之方伯州牧不闻有救之者也；事以皮币珠玉，不闻有责之者也；去而迁於歧山，亦不闻有安集之者也。盖当是时，商之号令已不行於河、关以西；周自立国於岐，与商固无涉也。自凭辛至纣六世，商日以衰而纣又暴，故诸侯叛者益多！特近畿诸侯或服属之耳。是以文王灭密则取之，灭崇则取之，商不问，文王亦不让也；三分有二之国相率归周，商不以为罪，文王亦不以为嫌也。何者？诸侯久已非商之诸侯也。文王自以其德服之，其力取之，於商何与焉！由是言之，文王盖未尝立商之朝，纣焉得囚之▯里而锡之斧钺也哉！曰：然则《论语》之“以服事殷”，《传》之“帅叛国以事纣”，其皆不足信与？曰：孟子曰：“汤事葛，大王事獯鬻。”汤与大王岂尝臣於葛、獯鬻者哉！所谓“服事殷”者，不过玉帛皮马卑词厚币以奉之耳，非必委质而立於其朝也。《春秋传》韩厥之言，以喻晋、楚也；晋、楚，敌国也，而以为喻，则亦非谓文王为纣臣也。其後晋司马侯之谏平公，亦以文王喻晋而纣喻楚。假令文王果尝委质於纣，则二子之取义为不伦矣。盖自灭崇以後，周日以大，而亦渐近於商，不能不为纣之所忌；而文王委曲退让，不肯与抗；其实纣无如文王何也。故今不载▯里之事，及赐斧钺征伐等语。说并见前《成汤》、《王季》及《後武王篇》中。
译虞、芮两国争地请周文王裁决，周文王讨伐崇国、密国，这些事影响巨大，更应当郑重其事地加以论述，为什么反而没有提及，好像周文王与商纣王起初毫无瓜葛似的？然而周文王的至高德行又没有什么可以避讳的，难道不是因为周文王原本就没有在商纣王的朝廷中任职吗！关于商纣王囚禁周文王的事，最早见于《春秋左传》。《左传》说：“商纣王囚禁周文王七年，诸侯都跟随他一起被囚禁；商纣王因此感到恐惧，才释放了他。”（见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这本来就已经失实荒诞了；但起初并没有说周文王在商纣王的朝廷中任职。后来《战国策》加以演绎，才开始说周文王担任商纣王的三公，并有暗中叹息九侯被做成肉酱之事；但还没有提到献美女和良马的事。《尚书大传》再次演绎，才开始说散宜生、闳夭等人取来骏马、怪兽、美女和大贝来贿赂商纣王，然后周文王才得以获释；但也没有提到赐予弓矢斧钺的事。等到《史记》，于是合并《战国策》和《尚书大传》的文字一并记载，又增加了“担任西伯，专断征伐”的话。难道不是离圣人越远，其诬妄也就越多，其说法传播越广，其真相也就越失真吗！学者们为什么不相信《诗经》、《尚书》、《孟子》，却偏偏相信世俗的传闻呢！况且《春秋左传》认为囚禁了七年，《战国策》认为拘禁了百日，其时间长短本来就悬殊了。《尚书大传》认为是在周文王命令讨伐耆国之后，《史记》认为是在虞、芮两国请周文王裁决之前，其先后顺序也互相抵触了。《春秋左传》认为是诸侯跟随他而被释放，《尚书大传》认为是散宜生贿赂他而被释放，其得以出狱的原因说法又不一致。学者们将相信哪一个呢？尤其奇怪的是，《殷本纪》认为是因为暗中叹息九侯而被囚禁，《周本纪》则认为是因为积善累德而被谗言陷害；《殷本纪》认为是献出洛西之地后才赐予斧钺，《周本纪》则认为是赐予斧钺后才献出洛西之地；这是同一人的著作，而前后矛盾竟如此严重，这还能相信它是真实的吗！有人说：商纣王是天子，周文王是他的诸侯，怎么能不在他的朝廷中任职，而生死却掌握在他手中呢？回答说：这是后世郡县制的情况。古时候，天子有德行，诸侯就都归附他；没有德行，诸侯就离开他。所以孟子说：“武丁朝见诸侯，拥有天下，就像在手掌中运转一样容易。”那么武丁以前，诸侯本来大多不朝见，天下本来也不全属于商朝。所以《商颂》说：“从前有成汤，从那些氐、羌之地，没有谁敢不来进献，没有谁敢不来朝见。”那么成汤以后中衰的时代，本来大多有不进献、不朝见的人了。周国夹在戎、狄之间，距离商朝尤其遥远，所以古公亶父被獯鬻侵扰，商朝的方伯州牧没有听说有来救援的；用皮币珠玉去侍奉，没有听说有责备的；离开而迁到岐山，也没有听说有安抚安置的。大概在那个时候，商朝的号令已经在黄河、函谷关以西行不通了；周国在岐山自立为国，与商朝本来就没有关系。从帝辛到商纣王六代，商朝日益衰微而商纣王又残暴，所以背叛的诸侯越来越多！只有近畿的诸侯或许还服从隶属他。所以周文王灭密国就夺取它，灭崇国就夺取它，商朝不过问，周文王也不谦让；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相继归附周朝，商朝不认为这是罪过，周文王也不认为这是嫌疑。为什么呢？诸侯早就不是商朝的诸侯了。周文王凭借自己的德行使他们信服，凭借自己的力量夺取他们，这与商朝有什么关系呢！由此说来，周文王大概从未在商朝的朝廷中任职，商纣王怎么能囚禁他在羑里而赐予他斧钺呢！有人说：那么《论语》中的“以服事殷”，《左传》中的“率领叛国来侍奉商纣王”，都不值得相信吗？回答说：孟子说：“成汤侍奉葛国，古公亶父侍奉獯鬻。”成汤和古公亶父难道是葛国、獯鬻的臣子吗！所谓“服事殷”，不过是拿玉帛皮马、卑辞厚礼去供奉他们罢了，不一定是要委身臣服而在他们的朝廷中任职。《春秋左传》中韩厥的话，是用来比喻晋国和楚国的；晋国和楚国，是敌对国家，而用来作比喻，那么也不是说周文王是商纣王的臣子。后来晋国司马侯劝谏晋平公，也是用周文王比喻晋国而用商纣王比喻楚国。假如周文王果真曾经委身臣服于商纣王，那么这两人的取义就不伦不类了。大概自从灭崇国以后，周国日益强大，而且逐渐接近商朝，不能不成为商纣王所忌惮的；而周文王委曲退让，不肯与他对抗；其实商纣王对周文王无可奈何。所以现在不记载羑里被囚之事，以及赐予斧钺征伐等话。这些说法都见前文《成汤》、《王季》及《后武王篇》中。
△辨▯里演《易》之说
曰：文王未尝囚於▯里，则《易》何为演也？曰：此亦《史记》言耳。《易传》但言其作於文王时，不言文王所自作也；但言其有忧患，不言忧患为何事也。《史记》因《传》此文，遂以文王▯里之事当之，非果有所据也。且其《自序》文云：“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所引者凡七事。然以今考之，孔子作《春秋》在归鲁以後，非厄陈、蔡之时。《吕览》之成，悬诸国门，是时不韦方为秦相，亦未迁蜀。《屈原传》，作《离骚》在怀王之世，至顷襄王乃迁之江南，非放逐而赋《离骚》也。《韩非传》，作《弧愤》、《说难》皆在居韩时，秦王见其书而好之，韩乃遣非使秦，亦非囚秦而作《说难》、《孤愤》也。此三传及《孔子世家》皆迁之所自著，而皆自反之，乌在其可信乎！至《国语》与《左传》事多抵捂，文亦不类，必非一人所作，失明之说恐亦以其名明而致误耳。《孙武传》既以十三篇为武书矣，而於膑又云“世传其兵法”，然《赞》但称“孙武、吴起兵法”，又似膑无书者。七事之中，其谬之显然易见者四焉，渺茫恍惚不可究者二焉。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况已举三隅而犹不能以一隅反乎！由是言之，《易》即文王所作，亦断不在▯里时矣。说并详後《文武周公通考易之兴也条》下。
△辨《拘幽操》
曰：《琴录》何以载有文王《拘幽操》也？曰：《琴录》之文，词意浅近，不惟非圣人之言，亦不类三代时语，乃後人闻相传有此事而拟作者耳。唐韩子亦尝有《拟拘幽操》，近世琴谱亦有称为文王所自作者。但此幸而有韩诗存，少知读书者犹得辨其非实；若传之日久，不幸而韩诗亡，则虽大儒亦必以为实矣。彼《琴录》所载，亦如是而已矣！窃谓周、秦以前，事难详考，不宜轻为拟作；倘失其实，贻误後人不浅。然宋人且有以韩子此诗为能得文王之心者。茫茫天下，吾将与谁言之！悠悠後世，当必有人知之！
【存疑】“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易彖下传》）
【存参】“纣不说诸侯之听於周，昌则嫌於死，乃退伐崇、许、魏，以客事天子。”（《大戴记》）
△《易传》“大难”语可疑
按：孔子之在厄，《论语》言之，《孟子》言之。文王之在厄，《诗》不言，《书》不言，《论语》、《孟子》亦无有言之者；至《易》、《春秋传》始言之；《战国策》、《尚书大传》、《史记》以降，言之者更多。何邪？谓实无是事邪，何以传记言之者累累。谓果有是事邪，《六经》、《孟子》不当皆讳之而不言。且只此一事耳，何以传记言之者纷纷而各异乎？盖尝思之，孔子之在厄也，於《论语》不过云“绝粮”，於孟子不过云“无交”；而传记增而衍之，遂有陈、蔡大夫合谋以兵围之之说，与夫颜渊埃墨之堕，子贡乞师之行。由是言之，传记之好因端附会，乃其常事。窃疑文王固尝见忌於纣，纣欲伐之而甘心焉，而文王不肯举兵相抗，委曲退让以承顺之，如太王之事獯鬻，勾践之事吴然者；而後之人递加附会，各以其意而为之说，是以纷纷不一。孔子之去战国仅二百馀年，犹如彼，况文王之下迄战国至八百年乎！余宁从《经》而缺之，不敢从《传》而妄言也。《易传》本非孔子所作，乃战国时所撰，是以汲冢《周易》有《阴阳篇》而无《十翼》，其明验也。而所云“大难”者，亦未言为何难。《大戴》“嫌於死”句亦殊难解；然上云“不说诸侯之听於周”，下云“伐崇、许、魏”，则文王之征伐非纣之所赐矣；不云“臣事天子”而云“客事天子”，则文王亦未尝立纣之朝而为之三公矣。《大戴记》乃秦、汉间人所撰，此语不知何本，疑战国以前道商、周之事，其
译△辨析〇里演《易》的说法
问：文王未曾被囚禁于〇里，那么《周易》为何要演述呢？答：这也只是《史记》中的说法罢了。《易传》只说《周易》作于文王时代，并没有说文王亲自所作；只说文王有忧患，并没有说忧患是什么事。《史记》依据《易传》的这段文字，便用文王被囚〇里的事来对应，并非确实有所依据。况且《史记·自序》中说：“西伯被拘于〇里，演述《周易》。孔子困厄于陈、蔡，作《春秋》。屈原被放逐，著《离骚》。左丘明失明，于是有了《国语》。孙膑受膑刑，而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迁往蜀地，世间流传《吕览》。韩非被囚于秦国，作《说难》、《孤愤》。”所列举的共有七件事。然而以今天考证来看，孔子作《春秋》是在回到鲁国之后，并非困厄于陈、蔡之时。《吕览》成书后悬挂在国都城门上，那时吕不韦正担任秦国相国，也未曾被迁往蜀地。《屈原传》中，作《离骚》是在楚怀王时期，到了楚顷襄王时才将他迁往江南，并非被放逐后才赋《离骚》。《韩非传》中，作《孤愤》、《说难》都是在韩非居住韩国时，秦王看到他的书而喜爱，韩国才派遣韩非出使秦国，也并非被囚于秦国后才作《说难》、《孤愤》。这三篇传记以及《孔子世家》都是司马迁自己所著，却都自我矛盾，哪里值得相信呢！至于《国语》与《左传》记载的事多相抵触，文风也不相似，必定不是同一人所作，失明的说法恐怕也是因其名中有“明”字而致误罢了。《孙武传》既然已将十三篇定为孙武的书，而对于孙膑又说“世间流传他的兵法”，然而《赞》中只称“孙武、吴起的兵法”，又似乎孙膑没有著作。这七件事中，错误明显容易看见的有四件，渺茫恍惚无法究查的有两件。孔子说：“举出一个角，不能推知其他三个角，就不再教他了”，何况已经举出三个角，还不能推知一个角呢！由此说来，《周易》即使是文王所作，也断定不是在〇里之时了。说法并详细记载在后文《文武周公通考·易之兴也》条下。
△辨析《拘幽操》
问：《琴录》为何记载有文王的《拘幽操》呢？答：《琴录》中的文字，词句意思浅近，不仅不是圣人的言语，也不像三代时的语言，乃是后人听说相传有此事而模仿创作的罢了。唐代韩愈也曾有《拟拘幽操》，近世琴谱也有称为文王亲自所作的。但这幸好有韩愈的诗留存，稍微懂得读书的人还能辨别其非真实；如果流传日久，不幸韩愈的诗亡佚，那么即使是大学者也必定以为真实了。那《琴录》所载，也不过如此罢了！我私下认为，周、秦以前的事难以详细考证，不宜轻易模仿创作；倘若失去真实，贻误后人不少。然而宋人甚至有将韩愈此诗视为能得文王心意的。茫茫天下，我将与谁谈论呢！悠悠后世，必定有人知晓的！
【存疑】“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受大难，文王以此行事。”（《易·彖下传》）
【存参】“纣王不喜欢诸侯听从周，昌则嫌于死，于是退而征伐崇、许、魏，以客人的身份侍奉天子。”（《大戴记》）
△《易传》中“大难”一语可疑
按：孔子处于困厄，《论语》中说过，《孟子》中也说过。文王处于困厄，《诗经》不说，《尚书》不说，《论语》、《孟子》也没有说过；直到《周易》、《春秋传》才开始说；《战国策》、《尚书大传》、《史记》以后，说的更多。为什么呢？说确实没有这事，为什么传记中说的接连不断。说确实有这事，《六经》、《孟子》不当都忌讳而不说。况且只是这一件事，为什么传记中说的纷纷扬扬而各异呢？我曾经思考，孔子处于困厄，在《论语》中不过说“断绝粮食”，在《孟子》中不过说“没有交往”；而传记加以增衍，于是有陈、蔡大夫合谋用军队包围他的说法，以及颜渊尘埃墨迹的堕落，子贡乞求援军的行动。由此说来，传记喜欢因端附会，乃是常事。我私下怀疑文王固然曾被纣王忌恨，纣王想征伐他以遂心愿，而文王不肯举兵相抗，委曲退让以承顺他，如同太王对待獯鬻，勾践对待吴国那样；而后人递加附会，各以其意而为之说，所以纷纷不一。孔子距离战国仅二百多年，尚且如此，何况文王之下直至战国长达八百年呢！我宁愿遵从《经》而缺漏，不敢遵从《传》而妄言。《易传》本非孔子所作，乃是战国时所撰，所以汲冢《周易》有《阴阳篇》而无《十翼》，这是明显的证据。而所谓“大难”，也未说是什么难。《大戴记》“嫌于死”一句也极难解释；然而上文说“不喜欢诸侯听从周”，下文说“征伐崇、许、魏”，则文王的征伐并非纣王所赐；不说“臣事天子”而说“客事天子”，则文王也未曾立于纣王之朝而担任三公。《大戴记》乃是秦、汉间人所撰，此语不知何本，怀疑战国以前道商、周之事，其
说有如此者，是以晋韩厥、司马侯皆以之喻晋、楚也。不知《易传》所谓“大难”，亦如《大戴记》之所云云邪？抑作《传》者即因见他传记有▯里之事而为是言邪？既无明文，未便悬揣而臆断之，姑列之於存疑；而《大戴记》虽不足征信，然亦可以资考证，故并列之存参。《易传》非孔子作，说见《洙泗录归鲁篇》中。
译既然有如此的说法，因此晋国的韩厥、司马侯都曾用它来比喻晋国与楚国。不知道《易传》中所说的“大难”，是否也像《大戴礼记》中所说的那样呢？还是撰写《易传》的人，是因为看到其他传记中有〇里之事，才这样说呢？既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就不便凭空猜测而主观断定，暂且将其列入存疑；而《大戴礼记》虽然不足以作为确凿的证据，但也可以作为考证的参考，所以一并列入存参。《易传》并非孔子所作，这一说法见于《洙泗录归鲁篇》中。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书无逸》）
【附录】“ゾ有二陵焉：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象》Ω，《南》▯者，曰：‘美战！犹有憾。’”（《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毕、郢。”（《孟子》）
【附论】“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孟子》）
“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史记周本纪》）
△文王未尝称王
《史记周本纪》於西伯崩武王立之後又云：“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後十年而崩，谥为文王。”後世说者遂有谓文王尝称王者。欧阳永叔云：“《书》称南始咎周以乘黎。其伐黎而胜也，商人已疑其难制而恶之。使西伯赫然见其不臣之状，与商并立而称王，如此十年，商人反宴然不以为怪，其父师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与熟视而无一言，此岂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又云：“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称臣而称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谓西伯称王者，起於何说；而孔子之言，万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余按：《史记》此文系於“西伯崩”後，且连用数“盖”字，则是本非《本纪》正文，盖司马氏别纪异闻而传写者误合之也。果演《易》於▯里，何不叙於被囚之时；果称王於断讼之年，何不记於断讼之文之下而乃别见於崩後乎？盖当时相传有如此说者，子长不敢必其果然，故於崩後补载其说而云“盖”焉。盖也者，疑之也，非遂决以为如是也。《郦生陆贾列传》，先载沛公召郦生，及生说沛公事，至国除而止；及陆贾、朱建二传既毕，忽又云：“初沛公引兵过陈留（云云），郦生上谒，沛公谢不见。”其事与前文大相反，故说者谓此乃别记异闻，原下一字，而後人误合之。然则《周本纪》之文亦当类是。且《史记》诸世家往往叙至元、成间，则《史记》一书固不尽司马氏本文矣，学者不得以是为疑也。欧阳子之论著矣。文王未尝系《易》，说见後《通考》中《易之兴也条》下。
○武王上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诗大雅》）
“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同上）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戴记檀弓》）
△伯邑考非妄撰
按：《檀弓》语多失实，而伯邑考不见於经传；然诸家书多言伯邑考者，当非妄撰。且管叔乃周公之兄，不称“仲”而称“叔”，亦似武王有伯兄者。惟谓伯邑考为纣所烹，则恐未然。说已见前《商纣篇》中。
△《檀弓》脱文
又按：《檀弓》此章乃辨立孙立子之异，以下文“舍其孙▯盾”例之，则文当云“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武王。”或记偶脱“之子”二字，亦未可知。姑识其说於此。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左传》定公四年）
【备览】“文王有疾，武王不说冠带而养。文王一饭，亦一饭；文王再饭，亦再饭。旬有二日乃闲。”（《文王世子》）
△武王不冒文王元年
《大戴记》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语本《尚书正义》及《仪礼疏》。今所传《大戴记》无此语。据孔检讨《补注》，考各家注疏所引《大戴记》文，今本往往无之，知今本较唐时旧本不无遗漏）《小戴记》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据是，则文王崩时，武王当年八十三；至九十三而崩，则在位仅十年。（《汉书律历志》作“十一年”）而《泰誓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洪范篇》云：“十有三祀，王
译“文王承受天命是在他中年之时，他在位享国五十年。”（《尚书·无逸》）
【附录】“那里有两座山陵：北面的山陵，是文王躲避风雨的地方。”（《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附论】“吴国公子札来鲁国聘问，观看《象》舞和《南》舞时，说：‘美好啊！但还有遗憾。’”（《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文王出生在岐周，死在毕、郢。”（《孟子》）
【附论】“孟子说：‘从文王到孔子，五百多年：像太公望、散宜生，是亲眼见到而知道文王的；像孔子，是听闻而知道文王的。’”（《孟子》）
“西伯去世，太子发即位，这就是武王。”（《史记·周本纪》）
△文王未曾称王
《史记·周本纪》在西伯去世、武王即位之后又说：“西伯大概即位五十年。他被囚禁在羑里时，大概将《易》的八卦演变为六十四卦。诗人称颂西伯，大概是在他承受天命的那一年称王并裁决了虞、芮两国的争讼。十年后去世，谥号为文王。”后世的解说者于是有认为文王曾经称王的说法。欧阳修说：“《尚书》记载南仲开始责备周人攻打黎国。他攻打黎国并获胜时，商人已经怀疑他难以控制而厌恶他。假如西伯明显表现出他不臣服的姿态，与商朝并立而称王，这样十年，商人反而安然无事不以为怪，他的父师老臣如祖伊、微子之类的人也沉默不语，互相熟视无睹而没有一句话，这难道合乎人情吗！由此说来，说西伯承受天命称王十年的，是荒谬的说法。”又说：“孔子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仍臣服侍奉商朝。’假如西伯不称臣而称王，怎么能臣服侍奉商朝呢！况且说西伯称王的，起于什么说法；而孔子的话，是万世可信的。由此说来，说西伯承受天命称王十年的，是荒谬的说法。”我考察：《史记》这段文字系于“西伯去世”之后，并且连用几个“盖”字，那么这本来就不是《本纪》的正文，大概是司马氏另外记载异闻，而传抄的人错误地合并进去了。如果确实在羑里演《易》，为什么不叙述在他被囚禁的时候；如果确实在裁决争讼的那一年称王，为什么不记录在裁决争讼的文字之下，反而另外出现在去世之后呢？大概当时流传有这样的说法，司马迁不敢断定它确实如此，所以在去世之后补载这个说法而用“盖”字。“盖”的意思是表示怀疑，并不是决断认为就是这样。《郦生陆贾列传》，先记载沛公召见郦食其，以及郦食其游说沛公的事，到封国废除为止；等到陆贾、朱建两传结束后，忽然又说：“当初沛公带兵经过陈留（等等），郦食其递上名帖，沛公推辞不见。”这件事与前文大相矛盾，所以解说者认为这是另外记载异闻，原本下面有一个“一”字，而后人错误地合并了。那么《周本纪》的文字也应当类似这种情况。况且《史记》各世家往往叙述到元帝、成帝年间，那么《史记》一书本来就不完全是司马迁的原文，学者不能因此产生怀疑。欧阳修的论述很透彻。文王未曾系《易》，说法见后《通考》中《易之兴也条》下。
○武王上
“有天命来自上天，命令这位文王，在周在镐京；继承你的是莘国，长子是姬发，厚道地生下了武王。”（《诗经·大雅》）
“大姒继承美好的声誉，于是生了百个儿子。”（同上）
“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礼记·檀弓》）
△伯邑考并非凭空捏造
考察：《檀弓》的话多有不实，而伯邑考不见于经传；然而各家书多提到伯邑考，应当不是凭空捏造。况且管叔是周公的哥哥，不称“仲”而称“叔”，也似乎武王有长兄。只是说伯邑考被纣王烹杀，恐怕未必如此。说法已见前《商纣篇》中。
△《檀弓》脱漏文字
又考察：《檀弓》这一章是辨析立孙与立子的不同，以下文“舍弃他的孙子蒯聩”为例，那么文字应当是“舍弃伯邑考的儿子而立武王。”也许是记录时偶然脱漏了“之子”二字，也未可知。暂且在此记下这个说法。
“武王的同母弟弟八人：周公担任太宰，康叔担任司寇，聃季担任司空，五位叔父没有官职。”（《左传》定公四年）
【备览】“文王生病，武王不脱帽带而侍奉。文王吃一顿饭，他也吃一顿饭；文王吃两顿饭，他也吃两顿饭。过了十二天才痊愈。”（《文王世子》）
△武王不冒用文王元年
《大戴礼记》说：“文王十二岁生伯邑考，十五岁生武王。”（语本《尚书正义》及《仪礼疏》。现在流传的《大戴礼记》没有这句话。根据孔广森《补注》，考察各家注疏所引《大戴礼记》文字，今本往往没有，知道今本较唐代旧本不无遗漏）《小戴礼记》说：“文王九十七岁去世；武王九十三岁去世。”据此，那么文王去世时，武王当年八十三岁；到九十三岁去世，那么在位仅十年。（《汉书·律历志》作“十一年”）而《泰誓序》说：“十一年，武王伐殷。”《洪范篇》说：“十三年，王
访於箕子。”其数不符。说者不得已，乃曲为之解，谓武王之年继文王受命九年而数之。（说详《汉书律历志》及《泰誓篇序正义》）宋欧阳永叔曰：“古者人君即位，则称元年以计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为‘後元年’，汉文帝亦改十七年为‘後元年’，自後说《春秋》者因以改元为重事。果重事与？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间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丧，称十一年；及其灭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听讼远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谓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妄也！”余按：永叔之论当矣，然其误之所由则犹未之及也，古者男子三十而娶，虽未尽然，然要必近二十乃可成婚。况圣人人伦之至，其行事必可为後世法，若文王十二而生子，则当以十一成婚，安得如是之早；太姒之年当更幼於文王，或仅相若，又安得有生子事乎！《书》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孟子》书公孙丑亦称“文王百年而崩”，是文王百年有征也，即九十七亦可云百年。若武王之年，则不见於经传。况人之修短，命也，父不可以与子，兄不可以与弟，而《记》乃述文王言云：“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其不经甚矣！就令可与；何不多与之，而斤斤於区区之三年也？由是言之，《戴记》之文本不足信明矣。虽然，二篇固属附会，要但各记所闻，原不期於相合；後人务欲合之，使之并行不悖，是以理穷势屈，不得不割文王之年益武王之数耳。嗟乎，既为古人所愚，至於两妨，又欲巧为之说以曲全之，安得而不误哉！故今一概不取。说并见《周公相成王篇武王既丧条》下。
译访问箕子。”其年数不相符合。解说者不得已，于是曲意为之辩解，说武王的年数是从文王受命九年开始计算的。（详情见《汉书·律历志》及《泰誓篇序正义》）宋代欧阳修说：“古代君主即位，就称元年以计算其在位时间的长短，这是常事。从秦惠文王开始将十四年改为‘后元年’，汉文帝也将十七年改为‘后元年’，此后解说《春秋》的人便把改元当作重大事件。这真的是重大事件吗？西伯即位已经改称元年，中间不宜改元却又改元；到了武王即位，应当改元反而不改元，却冒用先君的元年，连居丧期间也算在内，称为十一年；等到他灭商取得天下，这件事比听讼重大得远了，却又不改元。由此说来，认为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用文王元年的说法，是荒谬的！”我按：欧阳修的论断是正确的，但他错误产生的根源还没有触及。古代男子三十岁才娶妻，虽然并非完全如此，但大概必须接近二十岁才能成婚。何况圣人是人伦的极致，其行为必定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如果文王十二岁就生了儿子，那么应当在十一岁成婚，怎么能这么早呢；太姒的年龄应当比文王更小，或者仅仅相当，又怎么会有生儿子的事呢！《尚书》说：“文王受命是在中年，他在位五十年。”《孟子》中公孙丑也说“文王百岁去世”，这说明文王百岁是有据可查的，即使是九十七岁也可以说是百岁。至于武王的年龄，则不见于经传。况且人的寿命长短，是命定的，父亲不能传给儿子，兄长不能传给弟弟，而《礼记》却记载文王的话说：“我一百岁；你九十岁，我分给你三岁。”这太不合常理了！即使可以相让；为什么不多给一些，却偏偏计较区区三年呢？由此说来，《戴记》的文本确实不足信，这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如此，这两篇文献固然属于附会，但不过是各自记载所闻，原本不期望彼此吻合；后人务必想要使它们相合，让它们并行不悖，因此理屈词穷，不得不割减文王的年数来增加武王的年数罢了。唉，既然已经被古人所愚弄，导致两难，又想巧言辩解以曲意保全，怎么能不产生错误呢！所以现在一概不予采纳。此说也见于《周公相成王篇·武王既丧条》下。
【补】“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论语泰伯篇》）
△辨商容观周军之说
《帝王世纪》云：“商容及殷民观周军之入，见毕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及周公至皆然。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云云。）余按：商容，殷之贤臣，当此时非去则隐耳，必不率百姓而观其国之亡也。且周之君臣舆卫各别，岂容屡误！此乃後人形容之词，非其事实。故不录。
【附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於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同上）
△“乱臣十人”不可指实
按：马氏称“十人”，谓周、召、太公、毕公、荣公及散宜生等四人与文母也。朱子谓子无臣母之义，而以邑姜当之，是已。然武王之臣见於经传者，尚有苏忿生、史佚，而毕、荣皆不甚显；毕公虽见於《逸周书》，而与卫叔、毛叔同举，何所见十人之必为毕、荣而无他人者？既无明文，不如缺之为是。
【附录】“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长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书立政》）
【补】“有攸不为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孟子》）
△“东征”非伐纣
按：此文云“有攸不为臣”，则非伐纣之事明矣；纣安能为周之臣哉！《伪武成篇》采此文於武王伐纣之时而又患其不合，乃删其首句及末句“臣”字以求合於其事。若然，则《孟子》何故增此数字，使其文理不通乎？至引《泰誓》之文，特以证“取残”之意，原不必即为此事；况《泰誓》既亡，安知当日之非追述往事邪？自武王即位至伐纣凡十一年，其间岂能绝无征伐，故《史记》有观兵之文，而金仁山以戡黎为武王之事。此或即《书》之“戡黎”，或即《史》之“观兵”，均未可知；要之当在伐纣之前。故次之於此。
【备览】“九年，武王上祭於毕，东观兵，至於盟津。”（《史记周本纪》）
【备览】“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同上）
此与“东征”未知为一事，为两事；姑附次於此。
△观兵与伐纣之年
《伪孔传》以伐纣为十三年，而《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为观兵於孟津。《蔡传》驳之云：“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误也，《序》本依仿《经》文，无所发明；偶‘三’误而为‘一’，汉孔氏遂以为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武王观兵，是以臣胁君也。张子曰：‘此事间不容发：一日而命未绝，则是君臣；当日而命绝，则为独夫。’岂有观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司马迁作《周本纪》，因亦谓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讹谬相承，展转左验，遂使武王蒙数千百年胁君之恶。一字之误，其流害乃至於此哉！”余按：《伪孔传》以一事而误分两年，故以《序》之十一年伐殷为观兵。《蔡传》驳之，当矣；然谓武王未尝观兵，谓《史记》承孔氏之讹谬亦谓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则犹未免於考之未详而论之未审也。《史记》云：“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於盟津。”是观兵自在九年，不在十一年，非以伐殷而观兵也。《史记》云：“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乃东伐纣。”是伐殷元在十一年，不在十三年，非以《序》之十一年伐殷为观兵也。以伐纣为在十三年者，乃《汉志》所载刘歆《三统历》之说；撰《伪泰誓经传》者因之，故以《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为观兵，其说与《史记》正相悖。蔡氏不详阅《史记》本文，乃谓《史记》亦言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疏矣！不知《伪泰誓》之十三年乃袭《三统》之误，而反谓《史记》之观兵为袭《伪孔传》之误，抑又慎矣！孟子曰：“有攸不为臣，东征。”而说者亦或谓戡黎为武王事。然则武王未伐纣前十年之中不无用兵之事，或河、洛间有诸侯无
译【补】“武王说：‘我有十个治理国家的臣子。’”（《论语·泰伯篇》）
△辨商容观看周军之说
《帝王世纪》说：“商容和殷朝的百姓观看周军进入，看见毕公到来，百姓说：‘这是我们的新君主。’商容说：‘不是。’太公和周公到来时，情况也都是这样。武王到来，百姓说：‘这是我们的新君主。’商容说：‘是的。’（等等。）”我考察认为：商容是殷朝的贤臣，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是离去就是隐居，必定不会率领百姓去观看自己国家的灭亡。况且周朝的君臣车驾仪仗各有区别，怎么容得下屡次认错！这乃是后人形容之词，并非事实。所以不收录。
【附论】“孔子说：‘人才难得，不就是这样吗！唐尧、虞舜之间，到这时最为兴盛。其中有位妇人，只有九人罢了。’”（同上）
△“乱臣十人”不可指实
考察：马氏所说的“十人”，是指周公、召公、太公、毕公、荣公以及散宜生等四人和文母。朱熹认为儿子没有称母亲为臣的道理，而用邑姜来对应，这是对的。然而武王的臣子在经传中出现的，还有苏忿生、史佚，而毕公、荣公都不怎么显赫；毕公虽然见于《逸周书》，但是与卫叔、毛叔一同被列举，哪里见得十人必定是毕公、荣公而没有其他人呢？既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不如空缺下来才是对的。
【附录】“周公这样说：‘太史、司寇苏公，要恭敬地遵循你的狱讼职责，以此来长久地治理国家。这时要有谨慎之心，以此排列使用中正的刑罚。’”（《尚书·立政》）
【补】“有攸国不臣服，向东征伐。安抚那里的士女，赏赐他们黑色的丝帛和黄色的丝帛，继承我周王的美善，使臣民依附于大邑周。”（《孟子》）
△“东征”不是伐纣
考察：这段文字说“有攸国不臣服”，那么显然不是伐纣的事情；纣王怎么能成为周朝的臣子呢！《伪古文尚书·武成篇》将这段文字采录在武王伐纣之时，又担心它不符合事实，于是删去了首句和末句的“臣”字以求符合其事。如果这样，那么《孟子》为什么要增加这几个字，使得文意不通呢？至于引用《泰誓》的文字，特意用来证明“取残”的意思，原本不必就是这件事；况且《泰誓》已经亡佚，怎么知道当时不是追述往事呢？从武王即位到伐纣共十一年，这期间难道能完全没有征伐吗？所以《史记》有观兵的记载，而金仁山认为戡黎是武王的事情。这或许就是《尚书》中的“戡黎”，或许就是《史记》中的“观兵”，都不可知；总之应当在伐纣之前。所以把它排列在这里。
【备览】“九年，武王在毕地向上祭祀，向东观兵，到达盟津。”（《史记·周本纪》）
【备览】“诸侯不期而会在盟津的有八百人，都说‘可以讨伐纣王了！’武王说：‘你们还不知道天命，现在不可以。’于是还师回国。”（同上）
这与“东征”不知道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暂且附列在这里。
△观兵与伐纣之年
《伪孔传》认为伐纣是在十三年，而《尚书序》中的“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是观兵于孟津。《蔡传》驳斥说：“十一年，是十三年的错误，《序》本依仿《经》文，没有什么发明；偶然‘三’误写为‘一’，汉代的孔氏就认为是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武王观兵，是以臣子胁迫君主。张载说：‘这件事间不容发：一天之内天命未绝，就是君臣；当天天命断绝，就是独夫。’哪有观兵两年之后才开始讨伐的呢！司马迁作《周本纪》，也因此说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讹误谬误相承，辗转验证，于是使武王蒙受数千百年胁迫君主的恶名。一个字的错误，其流害竟然达到这个地步！”我考察认为：《伪孔传》将一件事错误地分为两年，所以将《序》中的十一年伐殷当作观兵。《蔡传》驳斥它，是对的；然而说武王未曾观兵，说《史记》承袭孔氏的讹误也说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则还是不免于考察不详细而议论不审慎。《史记》说：“九年，武王在毕地向上祭祀，向东观兵，到达盟津。”这是观兵自在九年，不在十一年，不是因伐殷而观兵。《史记》说：“过了两年，听说纣王昏乱暴虐更加严重，于是向东讨伐纣王。”这是伐殷原本在十一年，不在十三年，不是将《序》中的十一年伐殷当作观兵。认为伐纣在十三年的，是《汉书·艺文志》所载刘歆《三统历》的说法；撰写《伪泰誓经传》的人沿袭它，所以将《序》中的“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当作观兵，其说法与《史记》正相违背。蔡氏不详细阅读《史记》原文，却说《史记》也说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太疏忽了！不知道《伪泰誓》的十三年是沿袭《三统历》的错误，反而说《史记》的观兵是沿袭《伪孔传》的错误，更是谨慎不足了！孟子说：“有攸国不臣服，向东征伐。”而解说者也有的认为戡黎是武王的事情。然而武王在伐纣前十年之中不是没有用兵的事情，或许河、洛之间有诸侯无
道者，武王伐之，因而会於孟津，此固理之所有；不得遂以观兵为伐纣也，不得因武王之先二年未尝伐纣遂谓武王先二年亦不应观兵也。犹是商与周也，犹是纣与武王也，苟先二年观兵即为胁君，则後二年伐纣安在遂得为无过乎！况《史记》言“诸侯皆曰‘纣可伐’，武王曰‘未可’”，则是此举乃武王不伐纣之明证，正得圣人之心，而何谬之有哉！故今删节其文而仍存之，以见武王不忍伐商之至德。十一年之非误，《三统》谓在十三年之谬，说并见後《伐殷访范条》下。当日命绝之非是，详见後《甲子条》下。
译道者，武王讨伐他，因此在孟津会师，这本来就是事理上应有的；不能因此就把观兵当作讨伐纣王，也不能因为武王在两年前未曾讨伐纣王，就认为武王在两年前也不应该观兵。还是那个商朝与周朝，还是那个纣王与武王，如果两年前观兵就是胁迫君主，那么两年后讨伐纣王又怎么能说是没有过错呢！况且《史记》记载“诸侯都说‘纣王可以讨伐’，武王说‘还不行’”，那么这次举动正是武王不讨伐纣王的明显证据，正符合圣人的心意，又有什么错误呢！所以现在删减它的文字但仍保留下来，以显示武王不忍心讨伐商朝的至德。十一年并非错误，《三统历》说在十三年的谬误，说法都见在后面《伐殷访范条》下。当日天命断绝的说法不对，详见后面《甲子条》下。
△辨白鱼赤乌之说
《尚书大传》云：“太子发升于舟；中流，白鱼入于舟中；跪取，出▯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休哉！’有火流於王屋，化为赤乌三足。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史记周本纪》云：“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土复于下，至於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余按：孟津，河津，河南河北皆可谓之孟津（今孟津县在河南岸）；武王既自孟津还师，必不渡河而北，复渡河而南也。白鱼赤乌，其事荒诞不经，君子之所不道。盖汉人尚谶纬，是以其言如是；《大传》、《本纪》不知其谬而误采之耳。且伐商之役，武王即位久矣，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武王安得变而称“太子发”也哉！果称“太子”，《牧誓篇》中何以又称为“王曰”也？故今并不录。
【附论】“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篇》）
△“至德”不专属文王
《注》采范氏言云：“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与泰伯皆以‘至德’称之，其旨微矣。”余按：孔子但言“周之德”，未尝言文王之德也。“周”也者，文、武之统称，何由而知其专属文王？况上文所记者武王之言，则以为论武而兼文也可；若以为论文而删武，则上下之文不相属矣。范氏之意，但以武王尝伐商，故改而属之文王，以曲入武王之罪耳。不知武王牧野以前，其不忍伐商而服事之心初与文王不异；而孔子之言亦非谓纣之终不可伐也，但谓其势足以代商而不革命，必待纣恶既盈，万不得已，然後伐之为“至德”耳。奈何反以伐商罪周也哉！嗟夫，孔子斥臧文仲不仁不知，而宋儒曰“数其事而责之，其所善者多也”；孔子称子产有君子之道，而宋儒曰“数其事而称之，犹有所未至也”；孔子称周德至，而宋儒曰“以至德称周者，以伐商罪周也”；凡孔于之所褒务贬之，所贬务褒之，以此为尊信圣人，吾不信也！故今以“服事”之文系之文王伐崇作丰以後，“至德”之论系之武王观兵还师之时，以见自作丰至此，无时非不忍伐商之心，庶不至歧文、武而两视之也。说并详後《甲子条》下。
△“三分”以下不可断为一章
朱子《集注》此章末云：“或曰，宜断‘三分’以下，别以‘孔子曰’起之，而自为一章。”余按：此章本通论周事：上节论周之才，此节论周之德，皆兼文、武言之。《书》云：“武王维兹四人，尚迪有禄。”则武王之臣大半皆文王所遗，十人至武王时始备耳。其章首记武王言者，但为後文“九人而已”张本；因有“唐、虞之际”一语，故并记舜五臣；正如《左传》记宋攻荡氏事，先称“二华，戴族；司城，庄族；六官，桓族”，不过为後鱼府“是无桓氏”一语张本耳。其实孔子自专论周事，非泛论古今人才，故曰“於斯为盛”，不曰“於周为盛”；不得因章首记舜武王之臣，遂割上节属之，而此又别为一章也，亦不得谓上节自论武王而此自论文王也。
【补】“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逸书武成》）
△辨使人候殷之说
《吕氏春秋》云：“武王使人候殷；反报岐周曰：‘殷其乱矣！’武王曰：‘焉至？’对曰：‘谗慝胜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复往；反报曰：‘贤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报曰：‘百姓不敢诽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余按：圣人之心无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当行当止惟义所在，初无利天下之心也。藉令纣恶未甚，可以不伐，武王之所乐也；乌有志在取商而按兵观衅，冀纣之不道以蕲得志者哉！此与汤阻贡职一事，皆战国之人习於权谋术数之俗而妄意圣人之亦如是，遂从而造为此言耳。後世文
译△辨析白鱼赤乌的说法
《尚书大传》说：“太子姬发登上船；船行至河中央，白鱼跳入船中；姬发跪着取鱼，取出后用来燎祭。众位公卿都说：‘吉祥啊！吉祥啊！’有火光从土中涌出，到达王屋，化为三足的赤乌。武王欢喜，众大夫也都欢喜。周公说：‘茂盛啊！茂盛啊！’”《史记·周本纪》说：“为周文王制作木主牌位，用车载着，置于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表示奉文王之命征伐，不敢擅自专断。渡过黄河；船行至河中央，白鱼跃入武王的船中；武王俯身取鱼用来祭祀。渡过河后，有火光从地下复现，到达王屋，流变为乌鸦，颜色是红色的，声音响亮。”我按：孟津，即河津，河南河北都可以称为孟津（现在的孟津县在河南岸）；武王既然从孟津撤军，必定不会渡过黄河向北，再渡过黄河向南。白鱼赤乌之事，荒诞不经，是君子所不谈论的。大概是因为汉代人崇尚谶纬之学，所以他们的言论如此；《尚书大传》、《史记·周本纪》不知道其中的谬误而错误地采纳了这些说法。况且征伐商朝的战役，武王即位已经很久了，孔子说“名分不正则言语不顺”，武王怎么能改变称呼自称‘太子发’呢！如果真的自称‘太子’，《牧誓》篇中为什么又称为‘王曰’呢？所以现在都不予收录。
【附论】“孔子说：‘周朝的德行，大概可以称为至德了！’”（《论语·泰伯篇》）
△“至德”不专属于文王
《注》采纳范氏的说法说：“孔子因为武王的话而提及文王的德行，并且与泰伯都称为‘至德’，其旨意微妙。”我按：孔子只说“周之德”，未曾说文王之德。“周”是文王、武王的统称，怎么知道它专属于文王？况且上文所记载的是武王的话，那么认为论述武王而兼论文王也可以；如果认为论述文王而删去武王，那么上下文就不相衔接了。范氏的意思，只是因为武王曾经征伐商朝，所以改而归属于文王，以曲意归咎武王的罪过。不知道武王在牧野之战以前，他不忍心征伐商朝而臣服侍奉的心，起初与文王没有不同；而孔子的话也不是说纣王最终不可征伐，只是说其势力足以取代商朝而不进行革命，一定要等到纣王的恶行已经盈满，万不得已，然后征伐才称为‘至德’。怎么反而以征伐商朝来归罪周朝呢！唉，孔子斥责臧文仲不仁不知，而宋儒说‘列举他的事而责备他，是因为他所善行的事很多’；孔子称赞子产有君子之道，而宋儒说‘列举他的事而称赞他，是因为他还有未达到的地方’；孔子称赞周德至善，而宋儒说‘以至德称赞周朝，是因为以征伐商朝归罪周朝’；凡是孔子所褒扬的，宋儒务必要贬低，孔子所贬低的，宋儒务必要褒扬，以此作为尊崇信奉圣人，我不相信！所以现在将‘服事’的文字系于文王征伐崇国、建造丰邑之后，将‘至德’的论述系于武王观兵还师之时，以显示从建造丰邑到此，没有一时不是不忍心征伐商朝的心，大概不至于将文王、武王分开而视之。说法并详细记载在后面《甲子条》下。
△“三分”以下不可断为一章
朱子《集注》此章末尾说：“有人说，应当断在‘三分’以下，另以‘孔子曰’起头，而自为一章。”我按：此章本是通论周朝之事：上节论述周朝的才能，此节论述周朝的德行，都是兼论文王、武王而言。《尚书》说：“武王拥有这四位贤臣，尚能享有福禄。”那么武王的臣子大半都是文王所遗留的，十人到武王时才完备。此章开头记载武王的话，只是为后文“九人而已”作铺垫；因为有“唐、虞之际”一语，所以一并记载舜的五位臣子；正如《左传》记载宋国攻打荡氏之事，先称“二华，戴族；司城，庄族；六官，桓族”，不过是为后文鱼府“这是没有桓氏”一语作铺垫罢了。其实孔子是专门论述周朝之事，并非泛论古今人才，所以说“于此为盛”，不说“于周为盛”；不能因为章首记载舜和武王的臣子，就割裂上节归属于他们，而此又别为一章，也不能说上节自论武王而此自论文王。
【补】“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逸书·武成》）
△辨析派人侦察殷朝的说法
《吕氏春秋》说：“武王派人侦察殷朝；回报岐周说：‘殷朝混乱了！’武王说：‘到什么程度了？’回答说：‘谗言邪恶胜过善良。’武王说：‘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又派人前往；回报说：‘贤者出走了！’武王说：‘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又派人前往；回报说：‘百姓不敢诽谤怨恨了！’武王说：‘嘻！’立刻告知太公，挑选战车三百辆，虎贲勇士三千人，在甲子日清晨会师，而纣王被擒获。”我按：圣人的心无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当行当止只在于义所在，起初没有利于天下之心。假使纣王的恶行不严重，可以不征伐，这是武王所乐见的；哪里会有志在夺取商朝而按兵不动观察衅隙，希望纣王不道以祈求得志的人呢！这与汤王阻止贡职一事一样，都是战国之人习惯于权谋术数之俗而妄意圣人也是如此，于是从而造作此言罢了。后世文
学之士好博览而不知所择，乃以杂家小说之言与经传齐观，遂以为圣人果如是，於是非汤、武者接踵而起；其所关於世道人心非小也。故今并不录而仍为之辨。说并见《商录成汤篇》中。
译求学之士喜好博览群书却不知如何选择，竟然把杂家小说的言论与经传同等看待，于是认为圣人果真如此，于是非议商汤、武王的人便接踵而至；这关乎世道人心的影响并非轻微。所以现在一并不予收录，但仍为之加以辨析。相关论述也见于《商录·成汤篇》中。
【备览】“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周语》）
△伐殷岁在鹑火
按：春秋之末上距周初未远，此言当有所据。武王以十一年伐殷，岁在鹑火，则武王之元年岁当在寿星也。其谓十三年伐殷者，亦谓岁在鹑火，但武王之即位先二年耳（元年，岁亦在鹑火）；其谓冒文王之九年者，亦谓伐殷岁在鹑火，但武王之即位迟数年耳（元年，岁在大梁），其伐殷之年无异也。故采此文以表其年。至《汉志》所推，虽未必尽符，要得其大略，故列之存参，说并见後《革车三百》及前《观兵条》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书序》，见《汉书律历志》）
【存参】“师初发，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明日壬辰，晨星始见。癸巳，武王始发。”（《汉书律历志》）
△辨迎太岁及▯折天雨之说
《荀子》云：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韩诗外传》云：“武王伐纣，▯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太公曰：‘折为三者，军当分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吾兵也。’”余按：圣人举事，惟义所在；异端术数之学，世俗忌讳之说，不但君子之所不道，而周以前亦无此等言也。况武王奉天罚罪，会朝清明，当致休祥，安得反致灾异！《国语》记武王伐纣事，亦无此等一语。则此皆战国人之所附会无疑也。《说苑》亦述此事而文稍异，要之皆不足信。故并不采；但载《汉志》之文以为参考之助云尔。
【补】“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孟子》）
【备览】“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史记周本纪》）
△伐纣在十一年
《书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汉书》“殷”作“纣”）；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是以武王伐商为在十一年也。《史记》云：“九年，武王上祭於毕，东观兵，至於孟津；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於是武王遍告诸侯以东伐纣。”是亦以伐商为在十一年也。东晋以後，《伪泰誓经传》出，乃以为十三年，而分《序》之四语为两年事，云：“周自虞、芮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毕（谓《序》之“十一年”），观兵孟津，以卜诸侯伐纣之心，诸侯佥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谓《序》之“一月戊午”），更与诸侯期而共伐纣。”《正义》云：“《序》不别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观兵至而即还，略而不言月日；《誓》则经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余按：史之记事，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容有有年无月，有月无日，及有月日而无年者，未有以他年之月日系於此年之下者。若渡河果在十三年，《序》必不系之於十一年下明矣。盖伐殷非一朝之事，而渡河则一日可毕，故系伐殷以年，系渡河以月日，乃史之常；正如《春秋》柯陵之盟，先书“夏，公会某某伐郑”，而後书“六月乙酉，同盟於柯陵”；戏之盟，先书“冬，公会某某代郑”，而後书“十有二月己亥，同盟於戏”也。若因年下有事，遂以月日属之後年，则《顾命》之首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ぽ▯水”，亦可谓甲子为六月之甲子乎！《蔡传》云（在《泰誓序》文下）：“《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继以‘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即记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孔氏乃离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则释为观兵之时；於‘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则释为伐纣之时。上文则年无所系之月；下文则月无所系之年。”其论当矣
译【备览】“武王讨伐殷商，年份在鹑火，月份在天驷，日期在析木之津，时辰在斗柄；星宿在天鼋。”（《周语》）
△讨伐殷商的年份在鹑火
按：春秋末期距离周初并不遥远，此说应当有所依据。武王在十一年讨伐殷商，年份在鹑火，那么武王元年年份应当在寿星。那些说十三年讨伐殷商的，也是说年份在鹑火，只是武王即位早了两年（元年，年份也在鹑火）；那些说冒用文王九年的，也是说讨伐殷商的年份在鹑火，只是武王即位晚了几年（元年，年份在大梁），他们讨伐殷商的年份并没有不同。所以采纳此文来表明年份。至于《汉书·律历志》所推算的，虽然未必完全相符，但大体上能得其概略，所以列出它供参考，说法详见后文《革车三百》及前文《观兵条》下。
“只有十一年，武王讨伐纣王。”（《书序》，见于《汉书·律历志》）
【存参】“军队刚出发时，正值殷历十一月戊子日，太阳在析木箕宿七度；当晚，月亮在房宿五度。三天后，得到周历正月辛卯初一，恰逢时辰在斗宿前一度。第二天壬辰，晨星开始显现。癸巳日，武王开始出发。”（《汉书·律历志》）
△辨析迎接太岁及〇折天雨的说法
《荀子》说：武王诛杀纣王时，出发的日子，因为兵家忌讳，面向东边迎接太岁。”《韩诗外传》说：“武王讨伐纣王，〇折分为三，天下雨三天不停。太公说：‘〇折分为三，军队应当分为三路。天下雨三天不停，是想洗涤我们的兵器。’”我按：圣人做事，只以道义为准；旁门左道的术数之学，世俗的忌讳之说，不仅是君子所不谈论的，而且在周朝以前也没有这类言论。何况武王奉行天命惩罚罪人，会合诸侯朝见清明之君，应当招致吉祥，怎么反而会招致灾异！《国语》记载武王讨伐纣王的事，也没有这类话语。那么这些都是战国之人附会无疑了。《说苑》也叙述此事而文字稍异，总之都不可信。所以都不采纳；只记载《汉书·律历志》的文字作为参考的辅助罢了。
【补】“武王讨伐殷商时，有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孟子》）
【备览】“过了两年，听说纣王昏乱暴虐更加严重，杀了王子比干，囚禁了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着他们的乐器逃奔到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说：‘殷商有大罪，不可以不彻底讨伐！’于是率领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向东讨伐纣王。”（《史记·周本纪》）
△讨伐纣王在十一年
《书序》说：“只有十一年，武王讨伐殷商（《汉书》‘殷’作‘纣’）；一月戊午，军队渡过孟津，作了《泰誓》三篇。”因此认为武王讨伐商朝是在十一年。《史记》说：“九年，武王在毕地祭祀，向东视察军队，到达孟津；过了两年，听说纣王昏乱暴虐更加严重，于是武王遍告诸侯向东讨伐纣王。”这也是认为讨伐商朝是在十一年。东晋以后，《伪泰誓经传》出现，于是认为是十三年，并将《序》中的四句话分为两年的事，说：“周自从虞、芮两国裁决争端后，诸侯纷纷归附，认为是受命之年；到九年文王去世；武王三年服丧完毕（指《序》中的‘十一年’），在孟津视察军队，以占卜诸侯讨伐纣王的心意，诸侯都赞同，于是退兵以示弱小。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指《序》中的‘一月戊午’），再次与诸侯约定共同讨伐纣王。”《正义》说：“《序》没有另外说十三年，而以一月承接在十一年之下；《序》因为视察军队后随即返回，略而不提月日；《誓》则经文中有年份有春季，所以略而不提年份和春季，只说一月，使它们互相补足。”我按：史书记事，以日隶属月，以月隶属年，容或有年份而无月份，有月份而无日期，以及有月份日期而无年份的情况，没有将其他年份的月份日期隶属在这一年份之下的。如果渡河果然在十三年，《序》必定不会将其隶属在十一年之下，这是明显的。大概讨伐殷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渡河则一天可以完成，所以将讨伐殷商隶属在年份下，将渡河隶属在月份日期下，这是史书的常规；正如《春秋》柯陵之盟，先写“夏，公会某某讨伐郑国”，而后写“六月乙酉，在柯陵结盟”；戏之盟，先写“冬，公会某某代替郑国”，而后写“十有二月己亥，在戏结盟”。如果因为年份下有事件，就将月份日期归属于后一年，那么《顾命》开头说“只有四月，月亮初生魄，王不舒服；甲子，王于是沐浴”，也可以说甲子是六月的甲子吗！《蔡传》说（在《泰誓序》文下）：“《序》说‘只有十一年，武王讨伐殷商’，接着说‘一月戊午，军队渡过孟津。’就是记录其年份、月份、日期的事。孔氏却将其分为两件事，对于‘十一年，武王讨伐殷商’，解释为视察军队的时候；对于‘一月戊午，军队渡过孟津’，解释为讨伐纣王的时候。上文则年份没有隶属的月份；下文则月份没有隶属的年份。”他的论述是正确的。
。顾吾独异蔡氏既知《伪孔传》为说之不通，乃不取所谓十三年之事（谓“渡孟津”）而还之十一年，反取前後之文（兼“伐殷”句在内）尽属之十三年，而谓《序》文之“十一年”为十三年之误，欲正前人之误而反更甚其误，为可惜也！蔡氏以为今《泰誓》文果周太史之所书耶？姑勿论其誓中所言浅陋剿袭，即以篇首纪事一语言之：《尚书》之事有系於年者，有系於月与日者，从未有系於四时之名者。何者？古固不以时纪事也。《金▯》之“大熟”言“秋”也，犹之乎言“禾”也；犹《盘庚篇》之云“乃亦有秋”，不可谓“乃亦有春”，“乃亦有夏”也。惟《春秋》一书专以时纪事，──或有时而不月者，未有月而不时者，──故名之曰《春秋》，言此书与他书不同者在此也。若他书皆有春秋，则此书不得独名《春秋》明矣。今《伪泰誓》上篇之首乃云“惟十有三年春，大会於孟津”，不书月而反书时，《尚书》有是文体乎！中篇之首又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蒙日於时而反无月，不但《尚书》无此文体，即《春秋》亦无此文体也。《序》也者，本《经》而作者也，其文虽不能无误，然误亦依傍《经》文，故《康诰篇》首有错简，而《序》遂误以为成王之书，其明验也。若此《泰誓》果在《序》前，则《序》何得取《经》文中明明十三年之事而系之十一年；而司马迁亲见《古文》，又亲从安国问故，若此《泰誓经传》果出安国，则迁又何得以明明十三年者而载之十一年，明明十一年者而载之九年乎！且《序》与《经》异者，当从《经》，谓义理也，事实也，恐作《序》者之未必精审耳。若文字之误，则非作《经》作《序》者之事也，传《经》与《序》者误之也。苟误在於传者，则《序》文可误，《经》文亦可误。然则即使此《泰誓》果孔氏《古文》，亦未见夫“一”之必误而“三”之必非误也。盖《伪泰誓》文之称十三年，实本於《汉书律历志》所采《三统历》之文；而《三统》之为是说，乃刘歆因《洪范序》文而揣度言之者，其初本无的据，而相沿既久，撰《伪泰誓》者因亦靡然从之。蔡氏以其名为《经》也，遂不敢议，而反变易西汉以前之说而从之，嘻，亦已过矣！《书序》、《史记》之文虽不必悉合於《经》，然较刘歆以後之书则为近古，而所谓十一年者於事无所剌谬，亦无以见其必不然，故今备列其文以正《汉志二传》之失。说并见前《观兵》後《孟津条》下。《三统》之误，详见後《访箕条》下。
译然而我独自认为蔡氏既然知道《伪孔传》的说法不通，却不采纳所谓十三年之事（指“渡孟津”）而将其归于十一年，反而将前后的文字（包括“伐殷”一句在内）全部归属于十三年，并认为《书序》中的“十一年”是十三年的错误，想要纠正前人的错误却反而使错误更加严重，这真是可惜啊！蔡氏认为，现在的《泰誓》文章果真是周朝太史所写的吗？暂且不谈其誓词中所说内容浅陋抄袭，仅就篇首记事的一句话来说：《尚书》中的事件有的系于年，有的系于月与日，从未有系于四季名称的。为什么呢？因为古代本来就不以季节来记事。《金縢》中的“大熟”说的是“秋”，这就好比说“禾”一样；就像《盘庚》篇中所说的“乃亦有秋”，不能说“乃亦有春”、“乃亦有夏”。只有《春秋》一书专门以季节记事——有时有季节而没有月份，但没有有月份而没有季节的——所以命名为《春秋》，意思是这本书与其他书的不同之处就在这里。如果其他书都有春秋，那么这本书就不能独自命名为《春秋》，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在《伪泰誓》上篇的开头却说“惟十有三年春，大会於孟津”，不写月份反而写季节，《尚书》有这样的文体吗！中篇的开头又说“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在季节下蒙上日期却反而没有月份，这不仅《尚书》没有这种文体，即使《春秋》也没有这种文体。《书序》是依据《经》而作的，它的文字虽然不能没有错误，但错误也是依附于《经》文的，所以《康诰》篇首有错简，而《书序》就误以为是成王时期的书，这是明显的证据。如果这篇《泰誓》果然在《书序》之前，那么《书序》怎么能把《经》文中明明属于十三年的事系于十一年；而司马迁亲眼见过《古文》，又亲自向安国询问旧事，如果这篇《泰誓经传》果真是出自安国，那么司马迁又怎么能把明明属于十三年的事记载为十一年，把明明属于十一年的事记载为九年呢！况且《书序》与《经》不同的地方，应当遵从《经》，这是因为义理和事实，恐怕作《书序》的人未必精审罢了。如果是文字的错误，那就不是作《经》和作《序》的人的事，而是传授《经》与《序》的人弄错了。如果错误在于传授者，那么《书序》的文字可以出错，《经》的文字也可以出错。既然如此，那么即使这篇《泰誓》果真是孔氏的《古文》，也看不出“一”一定是错而“三”一定不错。大概《伪泰誓》文中称十三年，实际上是本于《汉书·律历志》所采纳的《三统历》的文字；而《三统历》之所以这样说，是刘歆根据《洪范序》的文字揣测而言的，起初本来没有确切的依据，而沿袭已久，撰写《伪泰誓》的人也就随之附和。蔡氏因为它的名字叫《经》，于是就不敢议论，反而改变西汉以前的说法而顺从它，唉，这也太过分了！《书序》、《史记》的文字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经》，但比起刘歆以后的书来则更接近古代，而所谓十一年之事在事理上并没有矛盾，也没有理由认为它一定不对，所以现在详细列出这些文字以纠正《汉志》和《二传》的失误。说法并见于前文《观兵》和后文《孟津条》下。《三统历》的错误，详见后文《访箕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