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四十 】

译李先生游览禹庙的高台，观看长河的堤防，只见孤城、古宫，平坦的沙地四面漫展；远望旧日的河道，向北直到碣石，九条水道淤塞，云气和野草一望无际。于是悲伤地说：“唉，我在这里知道了王道和霸道的功业。霸主的功业欢乐一时便长久吗？王道的功业却疑似被遗忘了很久，令人思考。从前大禹治理洪水，疏导河流使水道成为陆地，把高低不平之处改变成安宁的土地；凭借这些使天下平定、使万物成就，使人们离开巢穴住进房屋，能够获得粮食、从事耕作，世世代代生存到今天，这本来就是他的功劳，也就是所谓万世永远依赖的功劳。然而问耕田的人，他不知道；问吃粮的人，他不知道；问住屋的人，他不知道；问安居的人，他不知道；问陆地的人，他不知道。所以说王道的功劳容易被遗忘，就像上天生养万物，而万物却忘记了上天；游泳的人忘记了河流，栖息的人忘记了树枝，百姓忘记了圣人。其实并不是忘记，而是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所以自己忘记了。等到发生灾害，他们号哭呼喊，祈求救济。这时有智慧的人才指明灾患的来由，于是祭祀圣王的庙宇就兴建起来了。”河流在盟津以东，水势逼迫空旷之地而纵横奔腾，形势仍像从高处倾倒水一样；堤堰一旦决口，几个郡县就会变成鱼鳖之国。于是遭受水患的百姓匍匐到庙中，叩头哭喊说：“大王在这里，我们怎么会被淹没而死呢？”到了筑堰打桩、家家割草、各户输送材料、苦于修筑的时候，他们又各自到庙里叩头哭喊说：“大王在这里，我们怎么会服劳役呢？” 这就是所谓的思念。因此，不遗忘并不在于事情巨大，而在于是否思考；不思考就不会深刻。深没有比大地更深的，大没有比上天更大的，这就是王道。霸主并不是没有功劳，但不能使人不遗忘，也不能使人不怀疑。为什么呢？不能遗忘的事情往往小而且近，近就浅，浅就容易产生疑惑，如秦穆公赏赐食物、善马、肉和酒之类就是这样。天下从来没有听说为齐桓公、晋文公建庙的。因此说：“你看禹庙，就能知道王道和霸道的功业。”有人问汤王、文王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庙，李先生说：“圣人各有各自达到极致之处：尧以仁著称，舜以孝著称，禹以功业著称，汤以义著称，文王以忠著称，周公以才著称，孔子以学问著称。功业，是同灾患最切近的。大梁因为有灾患，所以唯独祭祀大禹。”当时监察御史、澶州人王子会巡按河南，登台四望，也悲伤地说：“唉，我在这里知道功业这句话确实有根据。我年轻时读书，曾登上州城眺望沧海渤海，向南看大梁的遗址；如今经过三河，俯览淮水、泗水，看到洪流浩大而滔滔不绝。假如不是有神灵主宰，桑田变成大海已经很久了，哪里还能使这个国家有粮可食、有人耕作？还能有房屋可住吗？那些高低不平的土地能安定吗？河流能变成陆地吗？”唉，我在这里知道功业这句话确实有根据。所谓“没有大禹，我们恐怕都要成为鱼鳖了”，不正是这样吗？” 所谓“多么美好啊，辛勤劳作却不能得到收获”，不正是这样吗？于是命有关部门修葺禹庙，并嘱托李先生撰写碑文。王子会名溱，于嘉靖元年春天巡按河南，第二年秋天任满离去。于是李先生又写了迎神、送神的歌词三章，让祭祀者歌唱，以娱侑神灵。歌词说：“天门啊显然敞开，赤光赫赫啊云气吐纳；幽深的黄屋啊光彩纷呈，神灵纷纷啊往来上下。为何仿佛要来却忽然不见，不见了啊又能怎么办？遥望美人啊徒然怨苦，横贯四海啊怒涛翻涌。”以上是迎神之辞。“琴弦绷紧啊鼓声铿锵，神灵不来啊让谁发怒？把河伯擒来啊公开诛戮，命令阳侯啊清理道路。露水烟雨朦胧啊神灵来到，清风冷冷啊吹入堂屋；起舞为我啊我献上美酒。神尸已经吃饱啊面色酡红，赐惠我的百姓啊使他们有土地、有粮食。天色将晚啊神尸又将如何？”以上是降神之辞。“九河之风啊暮色中的波涛，阴云密布啊昏暗的雨。大王驾着凤凰啊以文鱼为骖，蛟龙整齐飞翔啊两旁树立旌旗。惆怅美好的相会啊难以多次，心中有爱啊却容易离别。爱戴君王啊思念君王，祭品芬芳啊美酒香醇。君王归来啊庇护我们百姓。”以上是送神之辞。《双忠祠碑》

译双忠祠，是祭祀关龙逢、比干的祠堂。祭祀比干，为什么呢？长垣县距比干墓只有近百里。祭祀龙逢，又为什么呢？因为龙逢是千人中的佼佼者。县里又有一个村子叫龙相，龙相人掘地得到一块刻有文字的石头，上面写着“龙逢”。把二人合称为“双忠”，谁知道这件事呢？是县令杜子开。把祠堂扩建起来的，是伍畴中。伍侯到任后，前往祠中拜谒游览，感叹说：“这样还不足以宏大地彰显他们吗？为什么竟如此卑陋狭小呢？”我私下听说，标举迷失方向的人，必须显明他的准则；成就大事的人，不会顾惜细小的地方。所以想要远方下诏、招来贤才，必定要彰明名声、落实实际。于是筹备工程、置办材料，估量时日和人力，把这座祠堂重新修建起来。扩建堂屋，增高围墙，疏浚池塘，栽种树木，旁边的屋舍像鸟翼一样整齐。钱财没有从官库支出，劳役也没有妨害农事。两个月后祠堂建成。兴建后抬头观看，远望高峻巍然，栋栋房屋宽敞整齐。于是两位忠臣的英灵知道了此事，经过这里便悲泣。蒙昧的人听到这件事，也会顿时明白而黯然。被贬逐的臣子、流放的罪人经过这里，眼泪不断流下，也有人额头出汗、面色发红；车子将要经过时，车辕甚至也仿佛为之回转。这都是伍子的功绩。有的人问起龙逢、比干的事，李梦阳说：“我从前经过朝歌的废墟，大概曾多次拜谒他们的墓。到了灵宝西南，又在心中望见龙逢的墓，内心实在悲痛，不知不觉眼泪就不断流下来了。” 然而史传和记载已经把这些事记述完备，圣人也已经加以阐述，我还再说什么呢？有人说：“比干对于纣王没有离去的道义，这是对的。”记载说：“臣子三次劝谏君主而君主不听，就应退下等待放逐。龙逢为什么竟至于死呢？”李先生说：“忠臣一定希望君主醒悟；到了这种地步，便只能舍身相从了。有君主，就不再顾及自身。” 传记说：“在危急关头献出生命，正是这种时候，哪里还有闲暇去计较亲疏和得失呢？” 有人说：“夏、商、周三代兴起的情况不同，灭亡的结局却相同。周朝灭亡时，君臣叩头奉上图籍，向西面纳土投降，没有听说有人为国而死，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文辞流弊造成的。文辞败坏，天下就会横加议论；横加议论，就会使合纵连横之术盛行；合纵连横盛行，叛乱和盗贼便肆虐，而正直淳厚的人就会隐没。所以苏洵是倡言合纵连横的人。他说：‘比干有忠心却没有权术，苏秦有权术却没有忠心。’苏秦是什么人？难道燕雀可以和孔雀、凤凰相比长短吗？所以祸害天下的，必定是苏洵这样的言论。假使比干有权术，难道也要效法苏秦，以揣摩和捭阖去诱导纣王吗？果真揣摩捭阖足以诱导君主，苏秦为什么不使战国诸侯成为禹、汤那样的圣君呢？所以忠臣成全仁义，义士为国而死，除了仁义，哪里还有什么权术呢？”有人说：“如果这样，那么比干和辛、恶来等人为什么能长期处在人臣之位？”李先生说：“夏、商灭亡是因为用人，周朝灭亡是因为风俗。风俗败坏于合纵连横，合纵连横始于横加议论，横加议论又由于文辞流弊。所以倡言合纵连横的，必定是苏洵这样的文章；祸害天下的，也正是它。李先生已经写成迎神、送神辞三章，使人协和音律，配上弦管，击鼓奏出。用钟声使神灵安定，又用来助祭尸，随后重新记载这座祠堂的来由，把自己撰写的这篇文字刻在碑上，说这篇文章，是我赞美伍子功绩的意思。”},{ 伍子名叫余福，是姑苏人。伍子任县令的那一年是正德庚辰年，于是为他建祠并立碑。伍子大概派县学生王汉、杨桂来说明立碑的事情，碑辞说：‘君王各自乘着两条螭龙，前面有四面旗帜浩荡引导；身形盘曲直上云际，忽然停留，忽然远逝；手执天秤震动河鼓星；神灵威严安详，谁还怨恨忧苦？树林幽暗，山路险艰；惊风吹来，河水翻波。俯视两个旧都，内心酸楚流泪，旧都一片滂沱。’这是迎神辞：右边的神灵额头高大、颧骨宽阔，怒目而视，面色赤红；左边陈设瑚，右边陈设琏。神灵并不欢悦，按着长剑凝神注视；风声琅琅，吹响门户；云气缓缓，覆盖屋宇；太阳幽暗，天色将暮。点燃兰灯，斟上桂酒；琴瑟连奏，众人起舞。仿佛有所听闻，神灵长叹。祝者反复向我说道：‘我秉持正直，并非只顾自身；遭逢忧患，又遇凶祸。众人纷纷议论，姿态从容柔和；庸常之人不加怀疑，反说这是有智慧的国家。国家残破困顿，后来终于覆亡；两个朝代都成了废墟，令人心中劳苦煎熬。’这是降神辞：天门显现，神灵通达；腾跃而上，进入云中；升降于天帝左右，身佩长剑，拖着文绶；进入时并非独自一人，出来时则成双成对；凌驾于倒映日影之上，运转阴阳；使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赐福我百姓，使他们有稻有黍。这是送神辞。《重修啸台碑》

译所谓遗迹，是因彰显而存在的；所谓思念，是追寻真实事迹；所谓长久，是依靠后世承继；所谓激励，是以风教为根本。因此，观察人物所彰显的事迹，可以认识世道；思考它并使之流传长久，就是政治的关键。然而没有激励就不能显著，显著也没有固定的形式；要看施行是否能够彰明事理，默默地扶植细微之善，这才是达到目的的方法。御史许君巡视县境回来时，对我说：‘我近来游览苏门山，大概登上了孙登台，恍惚间仿佛见到了那个人，在那里徘徊，仿佛听见了他的长啸。’我说：‘值得思念啊！’许君说：‘台已经坍塌了，我下令修复它；已经建成祠堂，把祠堂建在台的北面。’我说：‘可以流传长久了！’从此不就有值得彰显的事情了吗？况且他的施政关系到兴废，而许君又是能够激励、振扬臣节的人，风教就会由此推行。孙登，是晋代一个卑微的男子，没有妻子儿女和亲属，住在他乡北山的土穴里，那就是苏门山。他这个人，夏天穿草衣，冬天披散头发遮盖身体，卑微得几乎不值得记述。然而史书却称道他说：‘孙登喜欢读《易》，抚奏一弦琴，性情没有恼怒。有人把他投入水中，想看看他发怒的样子，孙登出来后，反而大笑。’但孙登不愿说话。阮籍曾去拜访他，见面后同他说话，孙登不回答。阮籍离开，走到半山腰时，听见有如鸾凤鸣叫的声音，那就是孙登的长啸。后来嵇康跟随孙登游学三年，询问事情始终得不到回答。嵇康告别时说：‘先生竟然一句话也不说吗？’孙登才说：‘火生成便有光，却不使用它的光；人生来便有才华，却不使用他的才华。所以使用光明，关键在于得到柴薪，以此保全光耀；使用才华，关键在于认识真实，以此保全寿命。’所说的不过如此。像孙登这样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俗话说：‘桃李不说话，树下自然走出一条小路。’所以人的忧患在于没有真实的品德；声誉不一定要显赫，也不一定要隐微，只要真实，便值得思考，也便能够长久流传。因此孙登并不是声名显赫的人，不曾有河上公传授经书，也不曾像庞德公、鹿门人那样结伴耕作；不像陶隐居隐居山岩却受到朝廷议论，也不像渊明嗜酒而苦心作诗。他逃避污浊而保持洁白，我却随其安于卑下而尊崇他，我追慕他。虽然含蓄不言而仍被人看见，却不能说他没有高峻绝异之处；当时人们也不认为他是在傲慢。生活困苦简约，天下人却不认为他是在矫饰。因此经过他乡里的人，就会思念他的台；登上他的台，仿佛看见了他，在那里徘徊，仿佛听见了他的长啸。为他建祠，即使祠堂毁坏，仍然会使他的精神长存。这难道不是品德真实显现的明证吗？孔子说：‘国家无道时，保持沉默也足以自容。’世上的不幸，没有比迫使人沉默更大的了。所以我说：‘观察人物所彰显的事迹，可以认识世道。’ 这大概是在说晋代的事情，也就是说，孙登并不只是沉默而已。世道不能使人一概沉默，也不能使人一概不沉默。为什么呢？沉溺于显扬，廉耻之道就会丧失；廉耻丧失，政治就会败坏；政治败坏，风教就不能振兴。所以风教产生于政治。考察政治的施行，思考它并使之流传长久，必须有真实的事迹作为彰显，这就是激励、振扬。许君已经首先做到了。嵇康也是晋代有声望的人，却最终没有免于刑戮。诗说：‘从前我为柳下惠感到惭愧，今天又为孙登感到惭愧。鸟兽见到弓箭和罗网，没有不高飞远走的；疾走的人知道这两件事会带来灾祸。’等到沉溺于自己的欲望，很少有人能够免祸。为什么呢？因为只看见欲望，却看不见灾祸。所以说：‘不熟习做官的道理，只看事情已经造成的后果，那么人也不必一定像孙登那样抛弃妻子儿女、逃避污浊而埋没自己。’如果能像河上公等人那样，自然足以免于世俗祸患。然而这样的人很少，难道是因为能够激励他们的人太少了吗？如今的人不仅不去激励，反而悻悻地说：‘风教对世道有什么益处？’这难道不是十分可怪吗？知县赵钺说：‘啸台旁边原有思亲、聚远两亭，百泉南面有秾翠亭，都已经坍塌了。’监察公说：‘都恢复起来。不过，修建孙登祠所用的余材，全部不得扰及官府和百姓。’又说：‘这项工程，按察佥事刘君实际帮助完成了它。’ 许君名完，是丹徒县人；刘君名泽，是济宁州人。正德十年夏五月，北郡李某记。题记写成的日期，就是工程落成的日子。《少保兵部尚书于公祠重修碑》

译开封城马军衙桥西面，过去有于少保祠。传说于公凭借扶危定倾、保全国家的功劳，任职不久便去世了。天下人听说于公去世，都惊讶疑惑，流泪说道：‘鹭鸶在冰上行走，到哪里去寻找鱼吃呢？’于公从前巡抚河南时，官署实际上就在马军衙桥西面。梁地父老听说于公去世，便都流泪，每天相互带领，悄悄来到于公旧官署，设位哭祭。适逢□□皇帝即位，下诏洗雪少保于谦的冤屈，宽宥他的家属，并派人祭祀他的坟墓。梁地父老于是又都流泪，相互带领，在旧官署旁私自建起祠堂，按伏腊和忌日祭祀于公。梁地父老手持香火，拄着竹杖，拖着鞋子，仿佛少壮之人；大家不约而同地纷纷来到祠下，叩头哭泣，哭声充满门庭、堵塞门户。后来又适逢敬皇帝即位，下诏说：‘少保于谦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建立祠堂，每年春秋祭祀，称为旌功祠。’于是梁地父老又都流泪，相互带领数百上千人到宫阙门前伏地申诉，说少保于谦任兵部侍郎时巡抚河南有功：‘希望梁地也像杭州那样为他建立祠堂。’但没有得到答复。梁地父老回来后，每逢伏腊和忌日，仍在私祠中聚集哭祭于公，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正德十年，监察御史巡按张君、清军许君一同来到于公祠下，见祠堂只剩三间门屋，正堂倾斜漏雨，几乎要坍塌；鸽雀纷扰，拱木栋梁间老鼠奔走，猫头鹰在四周残破的围墙上啸叫，羊猪从外面跑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于是他们默然俯身思考而悲伤，随后抬头抽泣说：‘唉，这里不是梁地吗？宋朝不是曾经在这里建都吗？靖康之变，千年之后仍令人含恨；宋代二帝终究不能南渡！’扶危定倾的人使时代得以安定，保全大业的人使百姓得到食用，恩泽流传便会引起思念，所以建祠的意义就是思念；用血食祭祀，使这种思念世代延续。于是下令说：‘少保祠拆除旧的、容易腐坏的部分，扶正倾斜的，树立倒塌的；重建坍塌处，重新粉饰、砌台阶、修墙角、整治屋宇和次序，一切都要完备。’有人问：‘拜谒的地方怎么能停止呢？’于是重修正堂，置办祭祀器物。又修建两翼、廊道，由道士玄林守护。西北角是他的房屋，远望去令人战栗而又险峻，层层整齐而森严；这就是使祭祀世代延续的道理。李梦阳说：‘你看今天的人谈论肃愍公的事，没有不鼻酸流泪的，大概是感伤做臣子实在不容易。’事情没有比君主从敌境归来、排斥迁就之策、主张抗战这四件事更重大的了，它们是旦夕之间的形势，也是国家存亡的分界。如今人们议论此事却与此不同，有人看到鲍庄的事情，就说：‘葵尚且能够保护自己的根部，难道独独不想想勇士不会忘记丧失头颅吗？’孟子说：‘有比生命更值得追求的东西，所以有时宁可舍生。’然而范蠡、留侯张良，都是功成身退，天下人同样推重他们，这又该怎么说呢？唉，这实在难以说清。难以说清啊！难道所谓谋求保全性命的人不是忠臣，贪恋显赫的人反而违背智慧吗？当贼寇首领拥着太上皇来到大同城下，逼迫守城者投降时，大同人登城谢绝说：‘依赖天地、宗庙和社稷的神灵，国家还有君主。’到了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谢绝说：‘依赖天地、宗庙和社稷的神灵，国家还有君主。’到了京城城下，京城人又这样谢绝说：‘依赖天地、宗庙和社稷的神灵，国家还有君主。’于是于公公开说道：‘难道没有听说社稷为重、君主为轻吗？这句话，是使事情成功，还是使人产生疑惑呢？况且太子更换、南宫幽禁这两件事，有谁能够替于公宽恕吗？’于公稍有不如意，就捶胸愤怒地说：‘我这一腔热血究竟要洒在什么地方！’听到这些话，谁能不鼻酸流泪，反而单单责怪我吗？唉，令人悲伤啊！悲伤啊！即使如此，宗泽、岳飞也不是才能低于他人，却在艰难百战之后，最终含愤受挫而死。像于公这样的人，死也可以了，死也可以了。于公巡抚各地所做的事情，已经记载在传状中，如今不再复述，只叙述事情的始末如此，也算说到大要了。祠堂在这一年春天修建，到了夏天便宣告完成。张君名淮南，是皮县人；许君名完，是丹徒县人。主持祠堂事务的，是开封知府贺君锐。附诗说：‘盛大的运势回转，哪里有平地不会变成险坡？使困顿转为安康，使倾覆转为安定，这是贤哲所能做到的。多么贤明英武啊，明察精微而内含贞正；若非时机，怎能出征？若非谋略，怎能兴起？毫不疑惧，功伐因此完成；把教养百姓看得轻微，却把自身委托给忠诚。蛇为何盘踞社坛？龙为何潜伏荒野？天道极高而根本动摇，日月也变得无所依归。你们这些愚蠢的贼寇于是凶暴作乱，使国家和城邑陷于纷乱争斗。宗庙陵寝危急，正逢于公身处其时，于是发誓以身殉国。山岳般坚定，排除众议，不畏惧，不震动。众人都说和议合宜，于公却说应当作战。四方的事情，譬如游刃解牛，皇帝对此毫不疑虑。于公哭泣着巡视军队，大义激励六军，如虎如罴。只有正直才能壮盛，人心就是坚固的城防。我们的营垒整肃，旌旗悠扬。羯奴突出的嘴脸退去，疆场得到清理，恢复清平安宁。皇帝归于京城。古人说这是担当危难，今天却说是愚痴而忠诚。古人对此加以嘉许，今天为什么嫉恨、诬谗？若不是声名，谁来毁谤？若不是功劳，谁来诬陷？不肯和议，谁来毁谤？不要同那些巧诈柔弱之人一样，他们的外表柔顺，内心却凶厉。古人说这是正直，今天却反而自称为曲直颠倒。唉，少保有时晦暗，有时彰明。古来谁能不死？死后仍有荣耀和褒扬。高大的庙祠，栋梁隆起，台基崇高。神灵在其中游行，旗帜飘扬。白马朱衣，风声凄厉，忽来忽去。’ 神灵的光辉仿佛往来不定，面对面却无法看见，只能踮足远望，泪流不止。这里的百姓能够安居，实在是因为思念您。《大梁书院田碑》

译大梁书院的田产建成后，有人问：‘书院有田产吗？’李子说：‘有啊！赵宋建立之初，睢阳、石鼓、岳麓、白鹿四所书院，规模最为宏大。然而一定要有田产，是为了祭祀，并由祭祀达到供养。为什么呢？聚集人的地方，一定要为老师建立庙宇；有庙宇就一定要有祭祀；祭祀若没有田产，费用从哪里来？聚集而不能供养，人就会离散；制止离散、使人聚集，没有什么比财物更优先。《易经》说：‘用什么聚集人？回答说是财。’所以田产，是使财物产生、使供养得以完成的东西。有人说：‘田产真有这么急迫吗？’李子说：‘我听先生说过，天地若没有供养，就不能生育万物；圣人若没有供养，就不能养育百姓；士人若没有供养，就不能成就自身。所以供养，是天用来生育万物的，地用来运行万物的，人用来成就自身的。因此阴阳二气推荡运行，风雷流布成形，消长往来，各自充足其精气，这是天地的供养。明智之道顺应利益，嘉谷按时成熟，制度长久稳定，防备奸邪，使人长寿、健康、安宁、平和，这是圣人的供养。考察当今、斟酌古代，以仁为纬、以义为经，厚积而广泛施行，使本性坚定、德行彰明，这是士人的自我修养。因此，先王时代的士人与百姓不同：有田产代替他们耕作。为什么呢？不这样就无法专心立志、精通学业。所以士人所处的学校，要区别他们的冠帽衣服，规定他们的廪饩，端正他们的学术事业，一切都是为了使他们区别于百姓。’ 后世又选择优胜之地划分田区，选取良田集中起来，于是有了藏书的书院、用于祭祀和供养的田产，又借此使士人不同于常人，并考察他们的成就。有人说：‘我私下听说，孔子耕田时，饥饿也在其中；求学时，俸禄也在其中。敢问士人容易聚集却难以成就，为什么？’回答说：‘聚集的并不是合宜的聚集。我曾登上大梁的高台，来到书院拜谒祠堂，登堂上阁。只见竹林丛生、树林茂盛，长廊隐蔽，鸟鸣狸走。我问：‘士人为什么不聚集？’回答说：‘没有田产。’我又问：‘祭祀呢？’回答说：‘祭祀由有关官司办理。’我说：‘如今有田产了，士人仍然不聚集。’再问原因，回答说：‘只是没有倡导者罢了。’所以说：‘聚集的并不是合宜的聚集。’又问：‘既然知道难以聚集，为什么还一定要置办田产？’回答说：‘善于修养自身的人，不会因为一次噎住便放弃吃饭；善于经营田产的人，不会因为一次歉收便放弃耕种。所以宁可出现假装实行、欺骗世人的情况，也不能让天下失去信奉道义的名声；宁可有人矫饰赴死以求声誉，也不能让天下没有尊崇义行的称誉；宁可有田产而难以聚集，聚集而难以成就，也不能让天下失去供养士人的仁德。’唉！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才可以和他从容讨论事物的变化和通达。《诗经》说：‘看待百姓不轻薄，君子便以此为法、以此为效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项田产，是都御史内江李公、监察御史吉水毛公首先倡议的，提学副使历城边公加以赞助。后来由都御史道州何公，以及监察御史信州汪公、大名王公、桂林喻公完成。由于这项田产经过几位君子的接续办理，势头越来越兴盛，时间越久越坚贞。唉，我辈士人，从此可以聚集了。关于这次聚集，买田人的姓名如今刻在碑的背面；田产的仓库则建在郡学里面，钱粮的出纳由学官掌管。《鄢陵县城碑》某年某月，鄢陵县城建成。城墙周长二千三百三十七丈，高二丈五尺，墙基宽二丈，护城壕宽三丈，深度为宽度的三分之一。城有四门，每座门都有门楼；每门外的郭城周围各有十座庐舍，共有敌台十一座。城的四角各有楼，楼橹高耸，长垛坚劲，整齐鲜明；下面是深壑，上面陡削。白天侦察，夜间巡逻，以铃和梆子声作为节度；负责侦察的有主管和簿吏，于是钩察外来的奸细，暗中捕获潜入城内的盗犬，毫无喧扰。这项工程开始于正德丁丑年正月，不到一年便告成，费用大约数万缗，役使的人数有数万人。簸箕和木杵多得如云，劳动声四处传来；用酒慰劳，平均分配劳力，人人欢喜；有余力的收缩，有不足的补充，凡事都有安排。这都是知县章办理的。因此费用没有损耗官府，劳役没有妨害农事；看见的人赞叹其功迹，听见的人歌颂；能够监督它的人称善，能够核查它的人加以褒奖。起初知县章到县任职时，巡视城墙、踏看护城壕，只见墙垣残缺、壕池高低不平，污秽和黄蒿丛生，道路交错。他询问左右，左右回答说：‘这地方已经残破很久了。’此前中原盗贼兴起，张弓披甲的人大约有数十万；他们渡河转战，先头部队侵掠鄢陵，鄢陵城没有经过攻打便陷落，百姓因此遭受荼毒。所以百姓的创伤至今还没有恢复，战火留下的残迹直到现在仍然严重。知县章于是低头思考，抬头叹息说：‘唉，没有城就没有县，没有县就没有百姓，我实在不能苟且偷安一天而享用鄢陵的粮食。’于是召集属部官吏，召见父老，请乡里的士大夫来商议筑城之事。大家都说：‘这项工程，众人都知道知县章说“我能办成”。众人又说“费用方面，我也能办成”。费用说“如果花费钱财，众人上面的官员一定会认为这对自己有利”。有人说“确实对自己有利，他们就会认为不是对自己有利而感到忸怩；确实不是对自己有利，他们反而会认为是对自己有利。我们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又有人说“他们会说百姓劳苦；如果说确实使百姓安逸，他们反而会认为劳苦也是可以的。”’章又听说：小谋略会妨害大道，谋划的人少所以难以成功；因此乡校毁坏，侨麑穿裘而被讥笑，连孔子这样的圣贤尚且如此，何况地位在他们之下的人呢？当初盗贼进入鄢陵时，鄢陵的士人、父老和官吏，没有不说‘如果设置坚固的城防，我们怎么会遭受荼毒’；上级的省、臬、郡长官，也没有不遗憾地说‘如果设置坚固的城防，我们鄢陵怎么会遭受荼毒’。等到平定以后，上级官员说筑城使百姓劳苦，怀疑这对章本人有利；参与议论的人又说费用太大、役夫太多。这正是所谓把柴薪堆在火边，却担忧将来失火。口渴以后才挖井，井水难道能及时解渴吗？如果不筑城，我实在不能在一天之内保全鄢陵。等到筑城工程兴起，果然有人在监察官那里诽谤知县章；监察官查明始末，于是治罪诽谤者而嘉奖知县章，发布檄文加以褒奖。李子说：‘章县令真是善于治理啊！为什么呢？大的事情能够举措得当，小的事情便可以由此推知。政治没有比发动众人更大的事，功业没有比保卫百姓疆域更大的事。筑城，是保护百姓的急务，必须依靠众人才能完成。因此《尚书》称道勤于修筑城墙，《易经》告诫不要等到护城壕倾覆；城漕、城、谢城、韩城，筑朔方之城，诗人都有吟咏。武夫和宗子，如果没有城，就无法作比。因此《春秋》的义理是，筑城一定要记载；虽然有的赞美、有的讥刺不同，但要旨在于说明大事已经有人承担，百姓用来防卫众人而不受扰害，这就是章能够成就当今之事。所以说章县令真能治理。有人说：鄢陵是郑国攻克段的地方，段曾筑京城；祭仲忧虑它不合制度，为什么呢？李子说：这是公事和私事不同。因此君子发动众人、保卫百姓，必须先公而后成功，先端正而后施政，章县令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说章县令确实善于治理。龙氏是汉川县人，曾以举人身份任德兴县学谕，有抵御贼寇的功劳，升任令官，后来致仕。尚书刘公写信给李子说：‘凡是县令，很少有能够像龙君这样善于治理的；他既善于治理，又为我们鄢陵筑城。春秋时代筑城一定记载，希望您把它写下来。’鄢陵学谕田君祜以及乡里的士人、父老，也都赞成并催促撰写《鄢陵县城记》。《河南省城修五门碑》

译河南省城，是宋代的内京城。这座城始建于五代，到宋代更加修整。神宗时期，又在外面改筑新城，就是今天所说的土城。宋朝灭亡后归入金朝，历经元代，外城毁坏而内城保存下来。我高皇帝平定天下后，车驾驻跸汴地，派将领北伐，于是提升汴地为京城，设置十六卫，充实城防，驻守此处。因此这座城的修缮比其他城池坚固，城砖全都用砖砌成；又在城根处加重砖石，砖层如石，深入地下又有数尺。天顺辛巳年，黄河水灌入城中，只有北门陷毁。后来这座城的地位由京城降为省城，设置王府和三司，又调走十五卫，于是四角空虚，成为盐卤水乡。又过了一百五十年，因此城墙和城门虽然总体上仍然高大雄壮，但内部损坏剥蚀的地方已经不少了。嘉靖元年，太监吕公来到这里镇守，登城踏楼，俯仰观察了很久，便慨然叹息说：‘俗话说：“今晚稍不修补，直到损坏一尺五寸。”这座城若趁现在修理，费用还可以节省。’城门是城的咽喉，门楼是城门的冠冕。修城应当从城门开始。于是召集三司长官、各位官员和群吏商议修城之事，又同巡抚、巡按等官员谋划，最后下令，众人没有不协力办理的。于是吕公毅然承担责任说：‘天子命宪臣来这里，大概是说“城池军马，你要整顿、你要核查”。如今这件事本来就是花费少而功效大的事情，却没有人同心协力办理。’众人说：‘发动大批百姓，要看人力；举办公共大事，要审察时机。事情没有比筑城更大的，而筑城若不大举发动众人，就不能完成。如今兵灾、饥荒、疫病交加，百姓还没有和顺。记载说：“顺应天时以事奉天，顺应地势以治理土地；衡量时机，不如观察人情；人心既然不和，还筑什么城呢？”’吕公说：‘唉！天下难道没有惠及百姓而不耗费、劳作却不使人怨恨的事情吗？这座城先修五座城门以及西关土城和城门，估计费用不过万金。如今帑金中有若干斤可以动用，再稍加补充，就足够了。汴地是旧京城，游食之人很多，发生饥荒便会归来；增加兵力参加筑城工程，确实按日雇佣他们，面有菜色的人可以得到救活，亡命之徒也可以得到收拢。这样既不大规模惊动百姓，大事又能完成。’众人说：‘我们又听说，事情无论大小，有人主持就能实行。这座城以前多次修过，但上级侵吞、下级渔利，费用加倍而功效很少。况且土木工程，破坏拆除容易，考核监察困难。’吕公说：‘唉，利弊只是由人造成的。’ ‘假如您不愿意，即使奖赏您，您也不会偷取。’我曾奉命修缮京城东门，当时人人没有玩忽之心，工程也没有耗费钱财。这座城的修缮，如果估算不当，责任只在我。’于是巡抚都御史何公、巡按御史王公、清军御史喻公以及三司长官，都早已知道吕公贤能，又估算帑金可以取得六七成。恰逢东边寇乱，城门关闭，门枢朽坏，铁叶腐烂脱落，于是众人的意见才一致，修城工程由此兴起。工程从东门开始，规定期限、计算日程，节省经费和劳力，奖励勤劳、黜退懒惰，勾稽核查都有簿册，大事统领小事维持。工役和雇工都与事务相称，依诚信施行义理，听任他们各自前来。凡是筑城所需的材料，如磨砺锻造之物、砖瓦灰垩、木石柴炭、胶角颜料，都由公家按公平价格购买，官府没有困乏，百姓也不知道劳苦。一座城门完成，就接着修另一座；五座城门完成，又接着修土城和城门，前后次序井然，不急迫也不松缓，旧制该革除的革除、该沿用的沿用，各自适合其中。于是拆除腐朽、修补蚀坏，扶正倾斜、填筑空虚，修补凸凹残缺，疏浚浅处、疏通堵塞。远远望去，楼橹辉煌，粉饰的城垛鲜明如画；坚固处高高耸立，深邃处幽深厚重，直立处高峻，横向处如鸟翼张开。近处察看，石制门楣、铁制门枢，虹形梁木横卧，护城壕和堑沟环绕相通，真是一个人扼守关口，万人也不能前进。登上城楼眺望，嵩山的道路仿佛失去了险峻，大河也失去了颜色；俯身往下看，司府衙门排列密集，仓库充实，旌旗、棨戟、铠甲和头盔齐备，周围庐舍森严，足以划定百姓疆域，威慑暴乱，壮大气势，辅助武备。然而计算费用却很省，概括工程却功效加倍。这是为什么？就是所谓事情无论大小，有人主持就能实行。巡抚王公、巡按俞公、清军戴公到来时，对这座城也颇有不同意见；等见到吕公贤能，便都帮助他完成此事。吕公于是更加用心于筑城事务，时时出来督察并慰劳工役，说：‘唉，你们这些官员、工匠和雇工，不要欺骗，不要玩忽，也不要自己陷害自己。’因此一座城门完成，就把其余材料全部移到别的城门；即使拳头大的石块瓦砾、寸长的铁、尺长的木，以及破杵坏畚，也没有随意丢弃的。汴地的水，流出城外便是甘水。吕公于是巡视各处，叹息说：‘唉，假如突然有贼寇到来，小门关闭，大门上锁，登障的士卒、瞭望城垛的士兵、掌守旗的官吏，口渴了又怎么救济他们呢？’于是默默向卜门祈祷，凿了一口井，五口井的水都很甘甜。当时布政左使刘公、右使宋公实际负责经办费用；按察使张公、都指挥徐公也出力筹划。于是命人商议用石头代替木材刻碑，把碑立在南熏门月城亭，以记载事实、传达诏令，并说明这次大修城池的根本。城门过去各有庙宇，这次工程也都一一重修，并使祭祀更加严整。有人问李子：‘先王建都，一定筑城；但孟子却说“巩固国家不能只靠山川的险要”，这是为什么？’李子说：‘这是厌恶那种只专门依靠地势的人。没有天，就不能生养；没有地，就不能形成；没有人，就不能成就。因此先王治理国家，内外都加以整饬，本末都加以修治；顺应时势，预先防备，设置险要来巩固城池。人心即使和顺，也要把守御和战争作为忧虑，所以说：重重关闭门户，敲击梆子，以等待暴徒来犯。因此城池，是百姓的防护，是屏障内部、严防外部的东西。即使如此，《诗经》也说：“奋勇作战，奋勇作战，武夫和公侯是国家的干城。”又说：“宗子就是国家的城墙。”所以没有天时便会悖乱，没有地利便会受害，没有人和便会空虚。人，是根本。孟子所说的“地利不如人和”，就是这个意思。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够把本末、内外交相整饬、同时修治，就可以了。’ 《河南清军察院名碑》

译监察御史丹徒许君清理河南军务三年，任期届满即将离任。但他的厅堂左侧有一块记载姓名的碑，碑是前任监察御史顾君所立，李子撰写碑文。李子说：‘这篇记文没有文采。’许君说：‘出自您的手，怎么会没有文采？’确实没有文采，希望把以前的文章磨去。李子说：‘记事不凭借碑吗？碑不凭借姓名吗？然而这块碑为什么不是清理河南军务的御史就不题名呢？因为它是河南清军察院碑。一个人所见有不同，施行便有得失；任职有长有短，功绩便有大小。因此同样任官而情怀不同，同样办事而声誉不同；情怀因声誉而有差异，题名也因情怀而有区别。把姓名刻下并记载下来，美丑就都排列在眼前；排列出来并使之长久流传，难道不是轻率的做法吗？’然而君子并没有废弃这块碑。碑的作用，难道不是使人明白鉴戒、预作防备，让今天和后世观看的人既欣喜又警惕地奋起吗？军队是百姓的对立面，清理军务就是整治混乱的治理。过去高皇帝制定兵制，心意常常是抬高军队而压低百姓，官府也如此。文皇帝南征北伐，也并非忘记军队。到了宣德年间，顾虑军务混乱，于是商议设置专门清理军务的官员。法律是随着人情而制定的；如今人情无不乐于百姓而苦于军队，所以居上位的人虽每天忧虑军务，军务的法令却日益混乱，因此这种官职起初并不受尊重。如今只有监察御史奉命办理此事，起初担忧任职年限太短；如今三年更换一次，代次并不繁多，而且成为专任官职。做官的人哪里有乐意长久任职的吗？就是因为这个，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是形势艰难。艰难的形势有两种：严厉，就必然频繁稽查百姓，必然造成大规模骚扰，于是有人妄自指摘、捏造报告来害人，别人一定说这是苛刻；宽缓，就必然玩忽，玩忽就会暗中放纵，必然有所遗漏、脱失，人们一定说这是纵容。因此任此官职的人不愿久任。有人说：‘我有病，不能治理。’即使没有病，也说：‘我虽然久任，却很清闲。’任职久的人装作清闲，有病的人归去，离任的人庆幸，来任的人仿效。军务难道终究不会混乱吗？士人没有不因声名而自我激励的，来任的人确实会因名声而有所警惕。碑上说：‘别人苛刻，我宽和；别人放纵，我严密；别人任职短，我任职久；别人清闲，我尽力。’如果真能因为这句话而欣然奋起，君子又怎么能够废弃这块碑呢？所以说：‘砍伐斧柄，砍伐斧柄，取法并不在远处。’因此劝勉后来者，没有不以往事为证明的；以往事证明来劝勉后来者，那么今昔就自然都有可考察之处；以情怀来指明姓名，鉴戒就容易彰显。这所谓‘大小事情都由此而行’，哪里只限于军务？又哪里只限于河南？即使如此，琴瑟不协调，就一定要拆开重新调弦，因为形势有不能沿袭的地方。天下本来就有既有力量又能长久、既严密又宽和而无法做到的人，这不是迂腐儒生所能了解的。许君任职三年，处理的案牍大约是前任的二十倍；又多次上奏封事，所提出的谋划大多有利于军务。睢君先前也在这里任职，是有才能治理混乱的人。然而任职不久，因盗贼兴起而被罢免。两位君子的姓名和籍贯都记载在下方。【卷第四十一】【碑文九篇】《东山书院重建碑》、《锺陵书院碑》、《宗儒祠碑》、《六合亭碑》、《南新二县在城社学碑》、《钓台亭碑》、《提学江西分司题名碑》、《旴江书院碑》、《曲江祠亭碑》。《空同集》卷第四十一，北郡李梦阳撰。碑文九篇。《东山书院重建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