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六十一】

译东方苍龙七宿中，有一宿叫火，就是心星。心星昏暗而居中时，夏天的树木就生长，这就是火。人的心属火，所以把火星叫作心星。《诗经》说“七月流火”，就是这个意思。这些都是自然的规律。火星到了秋天向下运行，因为火不能生金，所以不再居于西方中央；二十八宿中，西方是白虎，北方是龟蛇，东方是青龙，南方是鹑鸟，都是自然形成的象，不是人强行借用的。北方的象，是两个阴数相重。空同子说：“我过去住在玉虚观，看见那里的神像，便问道士：‘这是什么神？’道士回答：‘都是星辰。’因为担心人们不敬畏，所以才借用神名和形象罢了。比如王灵官，就是心星，所以有火焰和火轮。” 北方是阴气最盛的地方，也是阳气的根窟，所以太阳照到三面，像人的背部一样。至阴的东西不能自行显现，极静之中会有运动产生。若不是这样就没有根，没有根，作用就会穷尽。人的五脏联系于背部，背部是神明所居之处，所以膏肓患病就无医可治。膏肓就是根。夏代《易经》以《连山》为首，天下万物尚未止息，运动的根本仍在止息；商代《易经》以《归藏》为首，天下没有无阴无阳的事物，阳以阴为根；周代《易经》以《乾》为首，天下若没有阳就不能统摄，所以后天之卦尊崇阳。” 化理下篇 夏天所以潜伏，是因为传承了它所克制的一方；秋、冬、春不潜伏，是因为子承母气。潜伏时蒸腾湿润，是土气在起作用，帮助金气生成。木能生火，所以太阳从东方升起。太阳不照向北方，是因为北方属水。夏至太阳照到三面，也不照北方。月亮从西方生成，是因为金能生水。月亮不向北方，是因为跟随太阳；又因为它借太阳而发光；也因为阴气不能独自成就。万物一起生长而互不伤害，只是说彼此不妨碍罢了。桃花盛开而梨树枯萎，麦子抽穗而谷物枯槁，这已经是相互妨碍了。方圆百步以内，茂盛的草各自顺遂生长，只要有一种不能顺遂，就是受到妨碍。老虎肥壮而鹿瘦弱，马强健而牛羊羸弱，也就是彼此妨碍。北斗有七星，所以天的数字多以七为准。二十八宿也都是七宿。左氏说：“天以七来纪数”，就是这个意思。日、月、五行、玑衡之政也都以七为数。《易》说：“七日来复”；最长的白昼以七为周期，就会回转，夜晚也是如此。《诗经》说：“终日七襄”，就是这个意思。佛家窃取了其中的意义，所以计算亡者常使用七这个数字。人们都说：“中国只是天地东南角的一隅。”又说：“万物在巽方齐备，所以中国的文物声教尤其美盛。”然而燕地的土是黑色的，卢龙塞就是这样；“卢”就是黑色。长江以南，石头的颜色都发红。中国四方的情况，难道看不出来吗？又从星历来验证，有测景台，有郭守敬的量天尺，也都建置在嵩山、洛水之间。这样看来，中国难道不是居于中央吗？佛教徒窃取这个意思，于是说：“天地有几个部分？中国就是南赡部洲。” 有人问海市蜃楼，李子说：“这里偶然有这种怪异的气罢了。阴阳五行的气化并不整齐，濒海地区的海产种类也极其不同。广东的珍珠、云南的宝石、北方的蛏、南方的鲞、淮地的蟹、吴地的蛤，能完全查清它们来自哪里吗？有些事情不必争辩，是因为它们不紧要；有些事情不能争辩，是因为它们不合于常理。不必争辩的，如海市、鸟鼠同穴、象胆四时变化、长在四条腿上的东西之类；不能争辩的，如猪站立、人的蹄、人死后托生之类。人不能亲眼看见自己的脑和背，疾病来临时，忽而疼痛，忽而停止，忽而寒冷，忽而发热，自己尚且不能知道原因，却有些好奇的人总要争辩这些不紧要的事，难道还要到道理之外去求解释吗？” 夏初，月亮的位置高；到了月圆时，位置反而低。冬初，月亮的位置低；到了月圆时，位置反而高。这就是进退的道理。人的五脏，各自有喜欢的味道。天生肾虚的人嗜好咸味，肝虚的人嗜好酸味。凡是饮食，脾胃喜欢它，味道就觉得好；不喜欢它，咽下去也困难。这也算是各自喜好、由此生成的道理吗？口是脾的同类吗？” 济水的性质强劲，源头出自晋地，潜伏在地下，时而出现、时而潜伏。一支穿过太行山，成为百泉，流为卫水；另一支成为济源，在山东流出，形成七十二泉。大概天地间强劲的气在山西，所以人的性情强劲，天下的铁也同样如此，这就是所谓并州剪刀。汉水的性质曲折，它流十里就有九个湾，郢、沔之间蓄积成湖泽，都是汉水曲折回旋的地方。俗语说：强劲没有比济水更强的，曲折没有比汉水更曲折的。” 五行中的火没有固定形体，存在于万物中就隐藏着，燃烧事物就发挥作用，作用完尽便熄灭。五脏中，心属火，明亮的火潜藏在内部，遇到运动便发作，不运动就停止。干支用于时辰，五天循环一周；用于日期，两个月循环一周；用于月份，五年循环一周；用于年份，六十年循环一周。朱子说：“六十节就是这个意思。” 十二地支与子鼠、丑牛等相配，起初是说取其形象、取其自然属性。木工见到漆就会生疮，猫见到寅年出生的人就会叼起自己的幼崽，搬动窝巢。昨天我问刘南宫，刘南宫说：“确实有这种事。”不只是取象，朱子论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猪、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说：“这些取象也自有来历，并不是随意假设的比喻。”由此看来，十二地支的象确实存在吗？” 项氏说：六子是最初的气，还没有形成形体；中间是精，雷和风属于气；山和泽属于形；水和火属于精。空同子说：雷电的光落到地上就成为石头，可见气并非不能形成形体；山泽相通而有气，可见形也并非没有气；水火若不是气，又从哪里来？气也并非没有精。形、气、精，是一而三、三而一的东西。朱子的《本义》是以揲蓍为主吗？阴阳像散钱一样，四时合成一串钱。钱散乱而最终串成一缗，就这样罢了。向北上下运行，难以重复。四时合成一年，就这样罢了。明暗、雨晴交替，难以重复。离卦居于科上，枯木中盛着火，火藏在内部，帮助木火之势更加旺盛。枯木燃烧于外，便把它的枯槁烧成灰。人是依靠水火相济而产生的。生命存在时，神栖居其中；眼睛属离，所以离又代表眼。水气断绝就会死亡，就像枯木被焚烧一样。人的身体枯槁时，神先从眼睛离去。空同子巡视农事，坐在打谷场上，麦子将要扬场，正在等待风来。田间老人说：“风来的时候要看云，云正朝着哪个方向时，那个方向就没有风。”不久四面云和风一同到来，李子责问他，田间老人说：“风就是这样忽然而来，没有固定方向，这叫断续之风。”李子不信，命人扬麦，麦子果然四面散落。李子说：“唉！这可以用来观察内心。风没有不能进入的地方，云尚且能阻隔它，何况人心呢？何况人心呢！”

译后天八卦中，乾退居西北，由长子主事；坤退居西南，由长女代替母亲。然而国家有年长的君主，是社稷之福。传记称为“观察志向”，《易》又警戒不可一事无成。家中若有主母，悍奴就会夺取主人之气。像汉高祖不废掉吕雉，就是这种情况吗？空同子说：“实际主事的有六卦，主宰它们的有两卦。因此六气交替消长，而乾坤始终运行。”所以说：“在坤中服役，在乾中交战。” 秋天的云宽阔而稀薄，所以雨势微小；夏天的云集中而涌动，所以雨倾注而下。气化也要专一以后才会强盛，这是形势决定的。轰鸣的雷遍及四海，冻结的雨露穷尽八方。天地能够做到这些吗？所以谈仁智时，必定还要说勇。勇，就是专一而强盛的意思。风行于水面，形成天下最华美的文采。水面涣散时，文采随之产生，也是天下最重大的变化。天地的道理只有一个。若万物同时生长而又同时收敛，它的功用就不能普遍。万物生长，收敛有先后，却没有被遗弃的，这是变化逐渐进行的结果。所以说：“乾道发生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自己的性命。”变化到了极点而不再生长，不收敛，萌芽的开始就会出现；柘树结实后开始枯槁，这就是倾斜之物被覆压的结果。并不是变化本身的罪过。小人多而君子少，为什么呢？阳只有一个，阴有两个。阳产生于阴，小人最终必定败坏，因为小人属于邪。善者得福、淫者得祸，就是这个道理。阳产生于阴，也是男子由女子生出的证明。元气正常运行，事情就完成了；一年的功业形成，事情就完成了。并不是没有邪恶、妖异、污秽之气，只是任凭它们存在罢了。任凭它们存在，是等待它们自行耗尽、灭亡。那些混乱的气即使存在，也不损害一年的功业，这就是天地的广大。尧舜的治理，也同样广大。这里说的不是逐户逐人去讨论。时辰以甲子起，五天循环一次；循环六次成为一月。月份以甲子起，两个月循环一次；循环六次成为一年。年份以甲子起，六十年循环一次；循环六次成为三百六十年。无毛之虫有三百六十种，而人是其中的首长；毛虫有三百六十种，而麒麟是其中的首长；羽虫有三百六十种，而凤凰是其中的首长；甲虫有三百六十种，而乌龟是其中的首长；鳞虫有三百六十种，而龙是其中的首长。这些都是以六为法则。木、水使用阳数，所以有六甲、六壬；火使用阴数，所以有六丁；土和金则不使用。有人问：“舜掉进井里，是从孔洞中出来的。”空同子说：“既然掉进井里，哪里还会有孔洞呢？即使有孔洞，象难道不知道吗？”又问：“如果真是舜，他凭什么出来？”回答说：“是神使他出来的。”汉高祖用大风歌突破重围，光武帝在六月得到冰，宋康王骑泥马渡河，自古真正的天子出现怪异之事很多，何况舜呢？这些事无法知道，也无法穷究。物理篇 道理不过是一横一竖罢了，就是“十”字。数到了十就穷尽，理也随之穷尽。王字无论是真书、草书、篆书、隶书都不改变，是挺立三才而独自存在的字。改变它，就不是王字了。人吃蔬菜和谷物，没有害处；吃瓜果，就有害处。这是木克土。木的味道是酸，木能生火，所以瓜果吃多了就会酸而内热。【木本的果实叫果，草本的果实叫蓏。】雀哺乳雏鸟，在四月；四月五月，五月六月，六月。历法是圣人用来节制天时的。鸟能知道四时，已经如此，难道还能知道月份吗？麦子在秋天播种，却在夏天枯焦；这是秋气克制金。麦穗直立，麦芒有兵器的象征。谷子在春天播种，却在秋天枯焦；这是金克制木。谷穗下垂，谷粒的毛有木的象征。环庆没有麦子，秋天大梁没有萤火虫，也没有寒蝉。然而寒蝉、萤火虫在北京都有。是土地不同吗？是寒冷使它们这样吗？长江以南不产荆棘，山中不产栎树，这是柔和之义吗？孔林不产荆棘，是因为仁吗？空同子的房屋里有蝙蝠，又多又脏。命人扑捉它们，扑蝙蝠的人有一开始没有收获、最后却有收获的情况。我问他，他说：“开始扑捉时，追赶蝙蝠，来回纷扰，捕到的很少；后来站在屋子中央等待，蝙蝠一来就扑，所以捕到的多。”一个道理应对万事，真是厉害啊！宋代人不谈理之外的事情，所以他们的弊病在于拘泥。玄鸟生商、武敏开创周代、伊尹生于空桑、陈抟从肉中出生，这些事情完全合于常理，能够推究清楚吗？空同子说：“形体变化以后，还有气的变化。野外房屋中的老鼠、醋瓮里的鸡，都是同一类事情。” 桃仁、杏仁，因为在外壳内部含有生生不息的生命，所以叫作“仁”。孟子说：“仁，就是人的本心。”又说：“仁，就是人。”都是从生生不息来说的。头发是血的剩余，血属阴。头发黑，是因为水的颜色；头发变白，是反过来承受了母气。凡是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松柏苍翠，梧桐和竹子疏朗秀美，茶梅冷清淡雅，荆棘带刺，樗树和栎树臃肿，灵芝和茵陈奇异，茶蘼花繁盛柔弱，鹿葱和海棠艳丽；它们共同生长，都是同一生气变化的结果。文章本来就难以用固定说法来概括。因此文章若一定说“必定如此如此”，都属于拘泥。双胞胎出生以后，年长的那个成为哥哥，是不懂得造化规律的人。凡是生产，胎儿必先活动，叫作回转；没有阻碍时，头部开始向下，头向下就能出生。若按受气先后而凝成胎体，那么回转时先受气的就会先出来。这是造化极其精妙的关键，用来保全母子。我也是双胞胎，先出生的那个身体明显较大，也独自先换牙。橄榄可以用来吸引鱼上浮，是否也像磁石吸引针、琥珀吸起草屑一类的现象呢？鱼刺鲠在喉咙里，用玉簪花根的汁液滴入，就会化掉。席子本身体现了造化之理：席篾一横一竖，是两仪；一条显露、一条潜伏，是阴阳；一条席篾有显有伏，是阴阳同一道理。席篾必须交错三次才能形成纹理，是三才；编织必定从中间开始，是极；形状必定方正，是四方。制作器物而崇尚取象，哪一样不是由此而来？可是人们知道吗？北方土地厚实，所以那里的人守信；南方水域广大，所以那里的人聪明。土地厚实，所以鼻子高隆；水域广大，所以嘴巴宽阔。鼻子高隆，所以北方人不以鼻子相面；嘴巴宽阔，所以南方人不以嘴巴相面。守信却有所偏执，所以性情愚直；聪明却流动不定，所以性情浮饰。水能克火，然而水火又能既济；木能生火，然而火又能焚木，为什么呢？天下有一种气造成的伤害，也有两种气相互交合的作用。海边老人忘掉机心，海鸥就亲近他；百里奚忘掉俸禄，牛就肥壮。俸禄也是机心吗？禽鸟是最先感知气的动物。凡是鸟群喧叫聚集的地方，气势就旺盛而兴起。空同子说：“弘治初年，我大概曾在朝廷侍奉。每当钟鼓响起，乌鸦便成千上万地聚集在龙楼。我退朝后问长老们，他们说：‘这是百鸟来朝。’然而很久以来，每天早朝、每天面对皇帝都是这样。后来到正德年间，就再也看不见了。我曾听说兴王之国，船停在龙江，看到成千上万的乌鸦聚集在江边柳树上，朝着王船鸣叫喧闹，这难道也是当今中兴的征兆吗？如今人家喜欢喜鹊、忧虑鸱鸮，也许同样是气先行的征兆吧？”宁陵符氏的旧称叫老鸦符，家里说环绕庄园的树上全是乌鸦，每次鸣叫喧闹都妨碍人说话。如今事情多了，乌鸦也不再来了。

译只知道声音而不知道音调的，是禽兽；知道音调而不知道音乐的，是普通百姓；只有君子才懂得音乐。空同子说：声音说的是直，音调说的是曲，音乐说的是律。直，是单一而粗疏；音，是方正而有文采；律，是相互配合而和谐。比如啄啄是呼唤鸡，落落是呼唤猪，咄咄是呼唤马驴，苗是呼唤猫，鷕是呼唤雀。呼唤它们便有回应，就是懂得声音。人人都会唱歌，如今里巷中的词曲，不学习也能唱，快慢高低都合乎节拍。这只能说是知道音调；若问它出于某个调、某种律，哪个是宫音、哪个是商音，就不知道了。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懂得音乐。解释者没有通达其义，却拿瓠巴弹瑟、游鱼出水倾听，伯牙弹琴、六匹马仰头吃草的故事，说禽兽也懂音调。至于演奏音乐而使野兽起舞、凤凰来仪，这是感通的精妙，不是声音的末节。从前有人在池边鼓瑟，调到蕤宾，蕤宾铁便跃出水面，这也能说是懂得音调吗？”},{ 天道会减损盈满而增益谦下，这在绘画之事上也能得到证明吗？凡是绘画，达不到就不够，超过了又不对。比如画人的尺寸，真人若有六七尺高，就不能把人画成身长五尺。万物都是这样。又如要画出朴素野趣、幽静寂寥的形态，就应当清雅，像草屋村舍、稀疏的松树、几块散石、破旧的帽子；若画成楼阁金碧辉煌等富贵景象，就显得俗气了。唉！上天减损盈满的道理，不是很明显吗？不是很明显吗！鸟的习性是朝向南方。乌鸦和喜鹊，早晨向南，黄昏向北；蝙蝠黄昏向南，早晨向北。它们都是向南飞出，再向北返回。大雁南飞，鹤和鹳也南飞。即使是鹌鹑、鹪鹩、梧桐、黄雀这样的微小之物，也都向南。不论路途远近，只见它们向南而已。人的天性很难改变，就像草木的藤蔓有的向直处生长一样。因此，人性刚强或柔弱的偏向，改变成刚强而善良、柔弱而善良的，还是有可能的。若想把刚强改变成柔弱，把柔弱改变成刚强，能够做到吗？上天生成万物，着重在于它们的用途。龙用于天，所以称为马；用于地，所以成为健虎；用于山，所以成为风牛。牛以耕作为主要用途，所以性情柔顺；马以行走为主要用途，所以不会安睡。承受以食物为主要用途，所以一胎能生十七八个。由此推论万物，都是如此。而仙道、佛教一类的人，却想抛弃人伦、断绝同类关系，飞得高远、翱翔而去吗？即使是人的才智，也以能否发挥作用为要。得到重用或小用，真正因此湮没埋没的，还是很少的。运用才智时所依据的道理，意义实在重大啊！王生善于听声音，听到丁公的马蹄声，说：“十天到一个月内，他一定会拜为宰相。”又听到它的嘶鸣声，说：“他一定会出京向西行。”后来都应验了。由此看来，小人的名位原来也是预先确定的。《易经》说“小人之道增长”，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又由此知道，宋代宰相乘马，而如今达官贵人乘肩舆，是因为认为马低贱。康宋拜相时，还修筑沙堤，有人说这是为了便于马行走。《禹贡》所记的山川，多半与今天不相符合，为什么呢？空同子说：“自从黄河流入淮水，冲破荥泽、孟诸、芒砀等陂泽以后，如今那里都成了耕地和牧地。水流减退、盈满变迁，沧海变成桑田，古今怎么能够完全相合呢？” 车在陆地上行驶，取法于鸟；船在水上航行，取法于鱼。车盖不能不做成圆形，席子不能不做成方形。聪明人只顺着事物本来能够做到的去做，也就够了。何必还要凭自己的私意去凿改呢？空同子围着炉子观看铜瓶中的水，水热到极点时发出声响，声音渐渐微弱下来，他便长叹说：“唉！最光明的反而不炫耀，最大的声响反而没有声闻，这就是天道啊！这就是天道啊！”凡是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人，都是还不充足的人；凡是别人不知道而自己感到苦闷的人，都是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人。秦代施行商鞅的法令，繁多得像牛毛。天下间的毛多得很，繁琐的法令却一定说成“牛毛”，为什么呢？空同子说：“牛毛对于人来说独独没有用处，使用它也没有益处。”既然如此，制定繁琐法令的人，难道可以不引以为鉴吗？滋味产生色泽，所以染成深红色一定要用酸；义理产生滋味，所以吟咏诗歌一定要运用色彩。嘉靖六年四月，舞阳的田野中，有一头牛生下了麒麟。那天夜里有火光，又有雷鸣般的声音。人们又看见它长着角，便把麒麟当作妖怪，击打它。它口中喷出火来，死了。过了一会儿又苏醒过来；人们把它埋入土中，它又自行起来，声音变得像雷一样，直到把它的头打碎才死去。看见它的人都说是麒麟。乡野之人害怕了，便把它抬到省城。然而它确实是麒麟吗？古人说麒麟只有一只角，可这只却有两只肉角。麒麟的蹄子像马蹄，可这只却是牛蹄。古人说鹤是胎生，今天却知道鹤是卵生，难道是传述的人弄错了吗？还是形体本来就会发生变化？这难道是像麒麟而不是麒麟的东西吗？古人又说牛马交配就会生麒麟，难道这是牛马交配所生的吗？龙和马交配会生千里马，出汗时腹部下面有麒麟纹。我曾经疑惑《大学》所说的“絜矩”，又疑惑治理天下时不说“准”而说“矩”，如今才知道，方、圆、平、直是一回事，都可以由矩来概括。矩用来制成方形，削去它的角就成了圆形；矩用来测量平直，矩的末端若平而不直，就既不能平也不能直。军阵的变化有五种，也同样是由方变圆。有人问：方能够变成圆，圆却不能变成方，为什么？李子说：这是因为阳以阴为根。巨物的牙齿很大，若牙齿平直，伸入木头就不能继续前进，必然会彼此错杂妨碍，俗话称作“料斯”。这可以用来比喻应付变化：驾驭失控的马、不受羁束的人才，使用起来反而容易见效。圣人重视智慧，也重视隐藏；有智慧的人，正是善于隐藏自己。鳜鱼性情痴呆，见到人就竖起鳍鬣，以为这样便能使人害怕自己。它又怕寒冷。西方有一种鸟叫半翅，也很痴呆，见到人飞不过三五尺，拿杖就可以打到。鲥鱼一落入网中就伏下，是因为爱惜自己的鳞片。孔雀爱惜尾巴，潜藏时反而露出尾巴；锦鸡爱惜羽毛，喜欢对着水自照，因此有溺水而死的。这些都是不聪明、不善于隐藏自己的表现。干是驳，驳长着巨大的牙齿，能吃虎豹，又名兹白。空同子说：“凡是动物捕食其他动物，体现的是上天赋予万物、彼此相制的道理，并不只是凭力量。驳未必有力量；虎豹以鹿、猪、牛、马为食，鹿、猪、牛、马见到虎豹就发抖撒尿。这是有能制约它们的东西，并不是力量本身的过错。譬如豺很小，却能降服虎豹，也是这样。在人类中，如君主制约百姓、丈夫制约妻子；在禽鸟中，如鹘搏击兔子、喜鹊攻击鸢。” 《治道篇》。有人问：“汉哀帝多次诛杀大臣，最终却没有树立威严，为什么？”空同子说：“君主以无为作为威严；有代替上天主持政务的宰相，百官自然会端正；有执行法令的官吏，各项政务自然会正当。君主还需要做什么呢？所以，凡是事事自作主张的君主，器量狭小；凡是侵扰臣下的君主，政令烦琐。政令烦琐而器量狭小，再凭借诛杀刑戮来维持它，人心就会离散。何况哀帝又不是能够端正自身的君主呢？”贾氏说：“内心清廉而不受外物干扰，地位就会高，如堂屋高大。”

译君子应当遏止邪恶、彰扬善行，顺应上天美善的命令。所谓“遏”，就是制止的意思；所谓“扬”，就是彰显的名称。火在天上，照耀一切，万物没有能够隐藏形迹的，善恶全都显露出来。若立即据此赏罚，那么四海的百姓难道承受得了刑罚吗？又怎么能把爵位全部赏给他们呢？所以圣人不说“罚”，而说“遏”；遏止到不能再遏止时，刑罚自然施行。不说“赏”，而说“扬”；彰扬到不能再彰扬时，赏赐自然施行。天命只在善而没有恶，又因为火在天上，所以说“顺天”。说到有不是我的人，就遏止他、彰扬他，我抱着的是什么私心呢？真伪两方面都存在时，不要先拒斥其中的伪；功劳和罪过都难以确定时，就加重看待他的功劳，这是居上位者的道理。众人共处而和睦时，一个君子往往能够压过几个小人，这是阳统摄阴。私欲兴起而互相争斗时，一个小人往往能够伤害几个君子，这是阴暗中伤阳。事情就是这样反复变化。天地怎么能使阴完全不存在呢？关键在于能否有正确的统摄之道。众多美好可以容纳丑恶，众多丑恶却容不下美好。美丽的房屋中即使有污秽，人们也只看见它的华美；而在茅屋下面放置一件雕刻精美的器物，反而会显得刺眼，难以相容。所以，众多君子之中并非没有小人，而一群小人之中却绝不会有君子。因此，治世的朝廷中即使君子有七成、小人有三成，也不妨碍治理；而乱世即使容纳一个君子，也容纳不下。谈论治理天下的人一定说到唐尧、虞舜，为什么呢？因为圣人长久坚持他们的治道，天下才教化成功。尧在位一百一年，舜在位八十年，禹又继承他们的事业，这样就有二百多年了。即使有尧、舜这样的圣人，若在位时间达不到这么久，想要实现彻底的变革也很困难。孔子说君王要经过一世之后，仁政才会形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郊外举行仪式时，皇上亲临祭祀社稷；在上戊日祭祀孔子。上丁日中，戊日在丁日之后，所以应当先丁后戊。假如十天之中以丁为首，那么初一日就是戊日，就应当先戊后丁。因为丁日不固定在旬首，所以人们很少知道初一日的戊日。弘治年间，吏部主事杨子器上奏说：“戊若承接初十日的丁，那么下一个戊日就不是上戊日了。”当时没有通晓礼制的人，最终把这件事搁置下来，没有实行。大人以天下作为自己的度量。《尚书》说：“他的心胸宽大从容啊，仿佛能够容纳一切啊。” 这是在说器量。谈论相术的人说：“鼻子能吸进三斗醋，就叫作肚子里好撑船。” 这也是用器量来说明。相面一定要谈器量，是因为心胸狭窄的人，气势容易胜过理智。气势胜过理智就会偏颇，偏颇就会使心室闭塞，于是昏昧。天下的事务，大人一向能够保持澄明；澄明，就能鉴察万物。如今人们只知道说宰相能够包容，却不知道包容之中还包含着鉴察。否则，模棱两可、糊里糊涂，也能称作具有天下人的器量吗？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圣人是万民的父母，他们的心一刻也没有忘记万民，所以孔子有“没有人知道它”的叹息，孟子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辩说。就像父母养育婴儿，难道会有一刻忘记婴儿吗？庄周关于齐同万物的论说，最通达于自然之理，却也最妨害治理。假使人人都知道彭祖和夭折者同样归于死亡，孔子和盗跖同样归于消灭，那么谁肯自我修养呢？或者又知道清浊混同、金石消融，哪里分得出谁是长寿者、谁是夭折者，谁是孔子、谁是盗跖？还肯自我修养吗？所以说它妨害治理。孔子说：“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去做，却不可以使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 人的疾病，有的是痰火；八九十岁的老人，不宜把火全都去掉；虚弱的人，不宜把痰全都去掉。去掉它们疾病就会痊愈，这正是借治病来拯救世道的譬喻。《尚书》说：“你是风，下面的百姓就是草。” 又说：“彰明善行，憎恶恶行，树立它们的风声。”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政令的推行，就像风吹过一样。”关羽的威势震动华夏，陶侃行军千里而不拾取遗物，也都是风气所造成的。李斯议论囚徒之事，使渭水变红，可关东盗贼反而更加繁多；汉武帝命令直指使者诛杀逮捕无道之人，而天下反而更加骚扰，都是因为不懂得风气的根源。《左传》说：“要知道风是从哪里来的。” 《甘誓》是君主出征时发布的，所以言辞严厉；《胤征》是臣子出征时发布的，所以言辞详尽。这是一个君主、两个臣民所代表的道理。“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说的是上帝严厉，他的命令多有偏邪；这是把命归之于天。“天生烝民，其命匪谌”说的是天生众民，他们的禀命却不可完全相信；这是把命归之于人。命本来是一个意思。至于说世道动荡便有偏邪、便不可相信、便有始无终，都是诗人表示疑怪的话。上天并没有用酒迷醉你，也没有使你遵从不义；这是说嗜酒的人自己不受约束。酒能损害德行，所以使你行为失误；酒又能扰乱性情，所以使人不分明暗。那些呼喊喧闹、把白天当作黑夜的人，是既没有明也没有暗；这都是自己的行为，不是上天把他灌醉了。树木颠沛而倒下，是根本先败坏了，并不是枝叶造成的祸害。治理天下也有根本，根本混乱而末端却能治理，是不可能的。人无论贤愚，嗜酒必然跌倒。纣王尤其如此，所以《诗经》《尚书》谈到酒给纣王带来的祸害时，语气格外痛切。居于上位贵在宽厚，但过于宽厚就会松弛；处理事务贵在简要，但过于简要就会遗漏。所以说：“宽厚而严肃。”又说：“心存敬畏而行事简约。” 圣人重视俸禄和职位，是依据人的情感而顺应天意。上天的祸福，主要看德行；人的好恶，主要看利益。孔子称赞舜说：“所以大德之人一定得到相应的职位，也一定得到相应的俸禄。”又说：“贫穷和卑贱，是人所厌恶的。”《尚书》说：“我周朝有大德之人，赐给你显明简约的教令，使你在王庭中行事。”这正是用名位来吸引人。《诗经》也说：“你做公、做侯，享受安乐没有期限。”圣人难道会在内心喜爱爵位而在表面上故作隐约吗？百姓所喜爱的，圣人也喜爱；上天也因此用名位俸禄来报答德行。所以如今将要提升官职，便会使它更加崇高广大；红黄之梦、嘉美的星命拱卫吉祥，也足以知道上天从来没有不重重赐予俸禄的。有人说：“用名位来期待人，不如用德业来勉励人。”空同子说：“没有德，就没有业；没有业，就没有位；没有位，就没有名。即使拥有这些，也只是幸运罢了。” 空同子说：“假使孔子得到职位，达到二帝三王那样的治理，难道很难吗？”有人问：“有什么难的？”他说：“尧、舜、禹的时代，有益、稷、皋、契、夔、龙；商汤有伊尹、莱朱；文王、武王有太公、周公、召公；孔门中只有颜子一人，是辅佐君王的人才，可惜早早去世。假使孔子得到职位，那么曾参、冉雍、子游、子夏、季路这些人，能够完成益、稷等人的事业吗？以沛中的豪杰、南阳的贵人来看，辅佐天命的人才尚未出生，也正是孔子不能称王的征兆。” 治理政事在于任用合适的人；不是这样的人却任用他，就等于没有官员。选取人才要看其自身；不是这样的人却选取他，就等于没有人才。没有人才却说世上无人，没有官员却说世上无官，哪有这样的道理？孟子说：“虞国不用百里奚而灭亡，秦穆公任用他而称霸。”刘基、徐达、李善长等人，本来就是元朝所生的人才。我的太祖任用了他们，难道能说世上无人吗？当然是有人啊！

译鲍参政说：“如今想使天下平治，首先有三件要事。”有人问：“什么叫三件要事？”他说：“内阁掌印是一要，吏部尚书是一要，左都御史是一要。”空同子说：“内阁的要领，在于宏大而公正；吏部的要领，在于明察而执持；都御史的要领，在于正直而不回转。”宏大产生公正，公正产生明察，明察产生执持，执持产生正直，正直而不回转。听先生说：“损耗元气的，是苛刻的官吏。苛刻就刻薄，刻薄就不能宽恕；一旦宽恕自己，便会凌辱别人；凌辱别人，就会揭发别人，侵扰并窥察别人。这就好比人没有疾病却给他用药，去搜求五脏中尚未显现的病。” 如今的弊病，是官员任职不久。国家初建时，台省之间并不十分通融，例如御史升为按察佥事、按察副使，有时径直升为按察使；任职久了便入朝担任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或左右佥都御史。像知府任职久了，就升为左右布政使，或任左右参政；按察使任职久了，就入朝担任各部侍郎、尚书等职。这样，法吏才敢掌握绳纠之权，民吏也不会有不熟悉政务的嫌疑。如今台省之间既然已经大相通融，而任职又不长久。大概官员任职不能长久，必然会失败。所以如今做官的人以频繁升迁为有利，彼此大肆攀援关系，求取迅速升迁，因此私下的奸邪容易逃避，大事没有了结，途中迎送又浪费财物。更严重的是，一个官员到任，百姓还不知道他的姓名，他就离任了，仍不过是个过客。如今又制定小幅转任的办法，例如知府转任按察副使，按察佥事转任参议等；有的年资还未达到转任条件，又制定更调的办法。于是有的府调往另一府，有的县调往另一县，有的按察司调往另一按察司，有的省调往另一省等。更严重的是，巡抚都御史也调动，法令越巧，官政越废。所以说这是如今的弊病。古代的良吏，是靠长期任职才能获得的。汉代做官的人，甚至不能使子孙长期安逸；大凡治理朝政，都是这个道理。孝宗没有册立贵妃。当时，言官有人以普通人的品行来进谏，有人讥笑他。讥笑他的人，是没有读过《礼记》的人。古代天子有后、夫人、世妇、嫔；诸侯娶一正妻和九个妾，都是为了广泛繁衍后嗣。因此，一旦皇统中断，曹志、秦秀、庾纯父子等人，都能以切实的才能进谏。晋武帝发怒而不采纳。郤诜、阮种、华谭，是正直善辩、博学多识的人，于是被列为上等而任用。这难道不是根据人的自身来选取人才的证明吗？太宗时，鄱阳有一位老儒生诋毁斥责濂洛之学。皇上已经知道他所著的书，阅览后大怒；大臣杨士奇竭力营救，他才免于被杀。皇上派人到他家中，把他所著的书全部烧掉。空同子说：“盛世的君主，真是有道啊！《礼记》说：‘统一道德来使风俗相同，所以异端的言论会扰乱政事。’” 诏令足以用来观察朝廷；如果其中有遗忘和遗漏，就知道民间有被遗漏的贤才。所以朝廷有王佐之臣，诏令就有王道之言；朝廷有霸佐之臣，诏令就有霸道之言。尉佗得到汉文帝的诏书，立即撤去黄屋，奉行汉朝正朔。窦融得到光武帝的玺书，感叹佩服说：“天子能明察万里之外，谁说诏令不足以观察朝廷呢？” 处于上位，是为了德行；处于下位，是为了百姓。比如聚敛财富、强化军队，不是不为上位者服务，但并不是为了德行；提拔任用亲信，不是不为下位者服务，但并不是为了百姓。舜、禹拥有天下却不把它据为己有，孟子所说的“好像本来就拥有它”，注释说：“认为他们不以职位为乐，是不对的。‘乐’是与忧相对的名称。不以职位为乐，难道就是以职位为忧吗？既然他们把天下看作本来就有的，那么忧和乐都消除了，难道一定要不快乐才叫不把天下据为己有吗？只说舜、禹，是因为他们得到天下很容易。” 成王、康王时代刑罚被搁置的治理，是由于召公、毕公长寿，能够共同辅佐他们的功劳。否则，康王的时代岂不困难吗？有人说：“既然任用他们而不疑心，难道两位君王不贤吗？” 《春秋》中诸侯出行，告祭祖庙就要记载；到达目的地后，还要举行饮至、策勋的礼仪，用来敦促孝敬、防止游荡放纵。圣人制定礼仪，难道不是细密周全吗？所以僖伯为鲁隐公将要到棠地游观而忧虑。和顺之气会带来祥瑞，可是太平时代也有灾异，这是天心仁爱吗？乖戾之气会带来异象，可是衰乱时代也有祥瑞，就像灯火将要熄灭时反而特别明亮。有人说：太平时代的灾异在朝廷，而祥瑞在天下；衰乱时代的祥瑞在朝廷，而灾异在天下。《论学》上篇。懂得《易经》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诗经》。“比”“兴”是悬象所体现的意义；开与合，是阴阳的类别；发挥，是情感；往来，是时势；大小，是形体；悔与吝，是验证于言辞；吉与凶，是观察于气势。阳气已经回转时，天气反而更加寒冷；人将要亨通时，困厄反而更加逼近。所以祸败将要萌发时，气焰反而更加炽盛；福祐将要降临时，拂逆扰乱反而更加深重。三代的学问，一定讨论天与人的关系，认为盛衰和祸福相互依伏，并不是截然突然到来的。唉！《易经》已经完备，《诗经》《尚书》也说得很详尽。如今的学者，知道这些吗？空同子说：“暑天只要静坐，心就会安定；心安定了，身体便觉得清凉。老人做不到这一点。道心是借助血气来运行的。孔子说：‘我衰老得太厉害了！已经很久没有再梦见周公了。’身体衰弱，实行道义自然就困难。孟子也说：‘趁着壮年实行它。’” 从前有人说文章到了《檀弓》就达到极致，司马迁在《史记序》中说到骊姬等等。有人说：“《檀弓》只是因为写公孙骊姬的文字简约而周备，所以文章才达到极致。”如果按这种说法评论文章，天下就没有文章了。所谓文章，是随着事情变化，交错组织义理而成为篇章。不必过分简约，大略简约会伤害血肉；不必过分周备，过分周备会伤害骨骼。经书和史书体制不同，经书以简约为主，史书以周备为主。这好比画家描绘形貌，贵在意象。又比如写骊姬使人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一类的话，就是这样。经书是文章中最简要的。只说“安而食”，睡眠就已经包含在其中了。自从《檀弓》文章达到极致的说法兴起以后，天下好古的士人便被它迷惑，只务求简约，洗削字句，使文辞艰涩，刻意剔除修饰，使读者只知道应当做什么，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也就无法大致体会文章所描绘的形貌。西京以后，便听不到有这样的作者了。有人说：“如今的材料像松柏，所以容易摧折；古代的材料像金玉，所以不易腐朽。”我说：“金不铸造，玉不雕琢，古今都是一样；松柏若不是用作栋梁，便不会砍削，今人与古人也就倒过来了。”有人说：“砍削它们的人使它们摧毁，难道是如今的材料自己抛弃自己吗？”我说：“不铸造、不雕琢，并不损害材质；砍削摧毁，难道不是把材质毁掉了吗？” 心中有疑惑却径直向长者询问，是亵慢；听到赞誉便只追问自己，是自损。所以夷齐懂得仁，桑户懂得简约，都称得上善于提问。

译孟子说：“言辞浅近而意旨深远，是善于说话。君子不必低头过腰，身边就有道理存在。”《礼记》说：“目光不低于衣带，言辞极其浅近，然而道理为什么仍然存在其中呢？”目光高于衣带，就显得傲慢；低于衣带，就显得忧戚；眼神倾斜，就显得奸邪。没有这三种弊病，不就是道吗？所以说是善言。有人问：“《诗集自序》说，真正的诗在民间的只是风，雅、颂本来就是文人的文章。”空同子说：“唉！《黍离》以后，雅、颂衰微了。作者改变了正声，不能通达音律，不能协调，即使有篇章，也没有用途。因此我把风专门看作语言。”唉！我难道还能停止吗？张东海论韵说：“东、冬、青、清，为什么要区别？虞、模、麻、遮，为什么又相同？东、冬、青、清的反切本来不同，却是人们自己把它们读得不同；虞、模、麻、遮的声调本来相同，却是人们自己读得不同。反而把罪责归给韵书，唉！人的蒙蔽竟到了这种地步！”韵母彼此相生，五音相互作用，自然而然形成声音，聪明人不能增加，愚钝人也不能减少。如果真像这种说法，那么冬、江、贞、先、虞、尤就不应通押；“说”不能读作去声，“哲”也不能读作去声。如今人们因为前人说“四声出于沈氏”，就不再追根究底，随意立说教人，不知道这些韵的来源已经很久，沈氏只是加以校定罢了。唉，真令人悲伤！”},{ 王维的诗，写得高妙的近似禅理，写得低下的近似僧人。这是信奉佛教所应有的结果吗？人的心一旦有所系恋，就难以摆脱。只有圣人一旦不加思虑，也会变成狂人；那么，反过来说，能防止这种情况的才是圣人吗？这正如卫武公《抑》诗所说：“要像走在薄冰上一样，像面对深渊一样。”有人说：“已经是圣人了，还会有不加思虑的时候吗？”回答说：“难道有生来就什么都知道的人吗？不过，他们会有警惕之心。”《诗经》说：“即使在幽暗处也有人监临，即使没有厌恶之事也能保持自守。” 只有圣人一旦不加思虑，也会变成狂人；那么，反过来说，能防止这种情况的才是圣人吗？这正如卫武公《抑》诗所说：“要像走在薄冰上一样，像面对深渊一样。”有人说：“已经是圣人了，还会有不加思虑的时候吗？”回答说：“难道有生来就什么都知道的人吗？不过，他们会有警惕之心。”《诗经》说：“即使在幽暗处也有人监临，即使没有厌恶之事也能保持自守。” 激烈的情绪产生于愤怒；“五音使人耳聋，五色使人眼盲”。是人自己使自己耳聋眼盲，难道是声音和色彩使他如此吗？阴阳有消长，五行有生克。发出来成为声音，就是音；吐露出光彩，就是色；升腾出来成为气；滋润生成的就是味。上天凭借这些成就万物，人凭借这些得以生存。贪欲会伤害自身，淫逸会使人荒废，难道这是声音和色彩的罪过吗？毁掉度量器具，使衡器折断，百姓就不会争斗；百姓争斗，难道是度量和衡器使他们如此吗？黄钟，是积累黍粒制成的；按隔八相生的规律，万事都由此产生，这是自然的数理，也是度量和衡器产生的依据。圣人只是取法于天来教导百姓罢了，并非有意创制这些东西。以上这些全都是对愤怒之人的辩说，所以说：愤怒之人的言辞激烈，元结的文章也激烈，难道同样也是因为愤怒之人吗？枚乘的《七发》并不是专门取意于“七”，而是文章铺陈流宕，最后形成七段。后来的作者本来没有七段，却偏要凑成七段，但全都是俳谐之语。宫室、服饰、饮食、游猎这一类事情，君子以谈论它们为可耻，可他们却把这些事铺陈夸饰，还相互沿袭着来写，难道不奇怪吗？汉代的崔氏，魏代的王氏、曹氏，晋代的张氏、陆氏，都是一代的伟才，难道也不过如此吗？如今俳谐之人创作院本，题名《一文钱》，写战争直到最后，正是仿效曹植《七发》的体例创作的。《序卦传》说：“超过万物的，必定能够济渡。”然而，如果超过常人而成为贤者、智者，那么这种超越也就很难了。过分与不足是相同的，都应当思考中道并奉行它；这大概就是树立教化的常道吧？志向并不在卑下之处，却不努力去求取；只思考而不学习的人，也有终身焦虑劳苦却一无所得的。努力去求取，却内心没有通达领会；只学习而不思考的人，也有终身钻研磨炼却始终没有收获的。敬意产生于爱，厚重产生于畏惧，威严产生于德行，长久地处于尊贵地位则会产生暂时之感。爱产生于公心，就会普遍周遍；产生于私心，就会偏狭；产生于真诚，就会淡泊而和谐；产生于虚伪，就会浓烈而乖戾；产生于义，就会疏远却亲切；产生于欲望，就会亲昵而令人疑惧。卓然自立的人，必定不会做迎合他人的事；迎合他人的人，必定会与人同流。心中没有义理，就会狭隘；抬眼所见没有一件合意的事，所以说要竭尽心力来认识自己的本性。宋代儒者兴起，于是古代的文章衰废了。并不是宋代儒者使它衰废，而是文章本身使自己衰废。古代的文章，是按照作者本人来写文章；作者是什么样，文章也就是什么样，这就够了，就像绘画，只求形似而已。因此，贤者不避讳自己的过错，愚者也不盗取美名。可是如今的文章，是按照作者本人来写，无论美丑都想使它符合道理、传达志意，这就过分了。所以考察实际内容就没有作者本人，剥去华饰就没有文章。因此说：“宋代儒者兴起，于是古代的文章衰废了。”有人问：“什么叫作空同子？”回答说：“唉！宋代儒者谈论道理，难道不是已经说得明白透彻了吗？连儿童都能谈论这些道理，他们难道还知道人的本性与行为未必相合吗？” 凡是在天地之间流行的，若把它看作道，就是人的日常生活而不悖逆；若把它看作理，就随着事物的发生加以验证，这就是学问。因此，拾取陈旧言论的人是腐朽的，树立门户的人是虚伪的，有所偏主的人是偏颇的。古人说话必定称引先王；如果不合，就产生疑问；既然有疑问，就暂且存缺。今人一旦发现不合，就加以诋毁；一诋毁，就“丸”〔原文如此〕。程子说：“自己检查自己都还来不及，哪里还有闲暇去检查别人呢？人的弊病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诋毁别人的人必定是喜欢做老师的人。” 杜甫领会了道，超过了韩愈；例如“白小群分命”〔原文疑有讹误〕、“文章有神”、“交有道”，又如“随风潜入夜”、“水流心不兢”、“出门流水住”等语句，正所谓随手拈来，处处都合乎道理。有人问：“《典谟》《训诰》没有谈到权变，《吕刑》关于刑罚轻重，也只有一处谈到权罢了。”空同子说：“所谓权，就是权衡事物的变化，使它适合中道，所以要先有变化，然后才谈得上权。圣人在位时，诚信地执守其中，又把中道施用于百姓，哪里还用得着谈权呢？”有人说：“舜没有禀告父母就娶妻，唐虞实行禅让，汤、武放逐并讨伐君主，这些难道不是权变吗？”回答说：“一个人有时亲身遭遇这种情势，便实行它，又何必特意说出来呢？”有人说：“孔子常常谈到权，为什么？”回答说：“他地位虽高却没有君位，所以才阐发其中隐微的道理，来告诫后世；况且春秋时代，究竟是怎样的时代呢？”有人说：“《孟子》七篇大半都在谈权，为什么？”回答说：“战国时代，又是怎样的时代呢？孟子如果不阐发其中隐微的道理，天下人岂不就把谋略和权术之类都当成权了吗？”唉！意义多么重大，我怎么敢忘记孟子的功劳呢？如果孟子没有出生，孔子的道统恐怕就要熄灭了吧？何况帝王心传的道理呢？又有人问汉代儒者的情况，空同子说：“违背常经却没有道理；既然没有道理，哪里还谈得上权呢？圣人的权，是权衡轻重以合于中道，并不是背离常经。”又问宋代儒者，回答说：“宋代人不了解孟子，又怎么会了解权？所以，心存帝王之道统的人，必定以孔孟为宗；心存孔孟之道的人，必定要懂得权，这才可以。” 有人说：“既然如此，宋代儒者如果取得职位，就不能兴起三代那样的治理吗？”空同子说：“唉！难以说啊！周敦颐、程颢、程颐已经很伟大了。宋朝开国靠的是谁？使天下达到太平靠的是谁？应对变乱、安定倾覆靠的是谁？本来就不是这些人的同类。”唉！难以说啊！然而周敦颐、二程确实很伟大。

译孔门中曾子传下《大学》，子思传下《中庸》，孟子传下《权》。没有权变，中就不能真正合乎中道；没有中道，《大学》也就不成其为《大学》。情，是本性的发露。但为什么训释为“实”呢？因为天下没有不真实的情感。所以虚假就是没有真实的情感。《论学》下篇。奇异的术数最终不会有吉利，因为泄露了造化的机密；京房、郭璞就是这样的人。奇异的文章最终不会有吉利，因为泄露了神秘之理；司马迁、班固、蔡邕、祢衡、韦、陆等人就是这样。贪求盛大的人最终不会有吉利，因为触犯了止欲的戒律。喜好攻讦的人最终不会有吉利，因为违背了敦厚的教诲。喜好杀戮的人最终不会有吉利，因为残害了生养之道。古诗的妙处只在于描摹形态，也就是所谓水中月、镜中花，所谓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宋代以后便直截陈说，于是只在字句上求工巧，正所谓心力劳苦而一天比一天笨拙。描摹形态的妙处，心里明白，却口中难以解释；卓然鲜活，仿佛有而又无、无而又有。“小子为什么不学习《诗》呢？”孔子并不是不重视诗，只是言辞没有文采，流传就不能久远。孔子并不是不重视文章，可后世却说文章和诗歌是末技，往往轻视它们，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今天的文章不是古代的文章，今天的诗不是古代的诗吗？阁老刘闻见有人学习这些，便大骂说：“即使写到李白、杜甫那样，也不过是个酒徒。”李白、杜甫果真是酒徒吗？还是李白、杜甫之上再没有诗人了？俗话说：“因为噎住就废弃吃饭。”说的不正是刘闻吗？外表严厉而内心怯弱，是内里柔弱而外表刚强；外表表现仁厚而行为违背仁义，是内里阴险而外表阳善。赵宋的儒者中，周敦颐、程颢、程颐另有一种气象，胸中一尘不染，正所谓光风霁月。在他们以前的陶渊明，也有这种气象。陶渊明虽然不谈道，道却没有离开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日常生活本身就是道。其他人并不是没有讲明道理、著书立说的功劳，然而都涉及有意为之了。大人和赤子，心本来是同一个心。把它扩充开来就是大人，没有扩充就是赤子。这好比草木从萌芽开始，出土时就已经具备了各自的大小，只须培育使它充足，并不是可以强行改变使它增加。松树能长到参天，柏树能盘根于巨石，桃李能够做到吗？近来有人认为格物致知是不对的，这是把道理放到心外了。又有人说：“守住本心就是格物致知。”这是从言语上得不到道理，却又不肯从内心求取。谁说当今世上没有告子呢？人的眼睛要做到一尘不染，内心也是如此。一点尘垢便会妨碍视线，见道也是如此，一点尘垢便不能透彻。又像镜子一样，一点尘垢便不明亮。镜子本身没有美丑，是人自己有美丑；镜子本身没有尘垢，是人自己蒙尘；月亮本身没有云，是人自己造出云来。晋人的书法流传到今天，没有不精妙的。然而同王羲之相比，在义理神韵上就低了，精神气韵也不如他。王羲之的字体在轻重、运笔、收放之间独具神韵，而《十七帖》最为突出。理和欲可以同行而情态不同，所以端正就是仁，否则就是姑息；端正就是义，否则就是苛刻；端正就是礼，否则就是拘谨屈膝；端正就是智，否则就是欺诈掩饰；言语端正就是经典，否则就是花言巧语；端正就是信实，否则就是装庄重、作戏笑；端正就是合时宜，否则就是谄媚；端正就是神色和悦、言笑适度，否则就是勉强柔顺、以脸色讥刺。凡此都是同一行为而情态不同。人的偏执比蒙蔽更严重。蒙蔽容易疏通，偏执却难以扭转；难以扭转就会坚固，坚固就会走入偏僻；容易疏通就会开明，开明就能恢复正常。多说话容易背离道，所以说要迟钝、谨慎、严谨、少言、沉默、合时。凡是同人交谈，言语简少就少有过失。张载作《订顽》已经够了，却又作《正蒙》，难道不是背离道吗？例如《太和篇》说“道和本性没有形体”“聚散只是客形”“形体是太虚中的冰水”等话，难道不是背离道吗？六经谈利，而孔子、孟子不谈利。经书所说的利，是正当之利；孔子、孟子不谈利，是因为所说的是不正当之利。这是公与私的区别。然而孔子告诫人不要谈利，语气更为严厉，说利会带来许多怨恨，说小人只明白利。因而他很少谈利，因为利不是正道，涉利的人很少有不败坏的。《尚书》的话多有西方方言的语音，例如称“我”为“台”，本来按“奴来”切音。直到今天西方人的读音仍然如此，但注释者却解释为“怡”。又如西方人把“都”说成“纯”，所以“纯其艺黍稷”是说都种黍稷；如今的训释者却解释为“完全”。又如西方人着力做某件事，就称为“所”，所以“所其无逸”“王敬作所”中的“所”，如今的训释者却解释为居处。古人重视威仪，《诗经》说得最详细。“威仪庄严整齐，不可挑剔”，是从人的仪态来说；“举止恭敬，威仪谨慎，这就是德行的边角”，是从德行来说；“朋友相互扶持，以威仪相扶持”，是从侍奉神灵来说；“敬慎威仪，成为百姓的法则”，是从治理百姓来说；《大学》中所说的“赫弓、喧弓”，也是威仪，是从学习来说。六经中还处处可以看到，向远古三代的《仪礼》三千条去验证，都是要人制约外在仪态来涵养内心。《尚书》说：“想想这个人会不会自乱于威仪。”《诗经》说：“仪态端庄昂扬，成为万民的期望。”而如今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些了，真可悲啊。孟子谈到喜欢勇武、财富和美色。朱子说：“这些都是天理所具有、也是人情所不能没有的。”这句话不是浅薄的儒者所能认识的。空同子说：“这种道理没有在天下彰明，于是人们就不再知道理欲可以同行而情态不同的意义。”因此，拘守内在的人忌讳声名利益，专务外在的人则贪恋财货美色；忌讳声名利益的人，便趋向寂静简约；贪恋财货美色的人，便追逐奢侈自夸。唉！君子安于自己的处境而行事，难道不是孔子说的吗？这个道理只有孔子知道、孟子知道、朱子知道，所以说：“不是浅薄的儒者所能认识的。” 凡有所凭恃，必然败坏。凭恃勇力的人会作乱，作乱必然灭亡；凭恃才智的人会欺凌别人，欺凌必然受伤；凭恃强壮的人会放纵，放纵必然夭折；凭恃权势的人会骄傲，骄傲必然自取残害。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因忧患而生存，因安逸而死亡”。高处必定从低处开始，大事必定由众人完成。所以自以为高而没有低处作根基，就会危险；自以为大而没有众人支持，就会孤立。得到丘民拥戴而成为天子，说的是有众人；不获罪于群臣百姓，说的是居于卑下。孔子说：“无论人数多少，无论地位大小，都不敢怠慢。” 用曲和糵酿成酒，酒酿成后曲糵就被丢弃；读书是为了求得义理，义理精通后文字便可舍弃。所以拘泥于书本文字的人，被称为只守着糟粕。孔子说：“用不义得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汉代以后儒者只说富贵如浮云，已经过分了。这正是中庸之道少有人知。周茂叔说：“君子以道充实自己为贵，把金玉看得如尘土，把车服冠冕看得如铢两。”如果按照他的义理，难道也只是把它们看作尘土和铢两吗？孟子不谈《易》，因为孔门本来就不轻易谈《易》。《论语》说“再给我几年时间，我就能学习《易》而不使自己的德行改变”，孔子把这传给了曾参。《大学》不谈《易》，曾参从思考中得到它；《中庸》不谈《易》，子思把它传给孟轲。孟子不谈《易》，由此知道孔门不轻易谈《易》。这就是所谓“人的本性和天道，是无法听闻到的”。

译《春秋》始终都以麒麟作为标志。鲁国在西方狩猎获得麒麟，孔子才开始取用鲁国史书加以删削，从鲁隐公元年开始，所以说始于麒麟；笔写到记载获得麒麟的文字，便停止不再修订，所以说终于麒麟。道贵在简约沉默，不只是因为谨慎小心可以防止轻易和烦琐。有道的人，他说话自然简约，听取言语也简约，不费许多辞说，却能清楚辨明真情和虚伪。言语简约而意义完备，所以自然简易。古语说：吉人的言辞少。卦象和义理最精妙的，没有超过《颐卦》的。颐，就是口腮，也就是养育。卦象说：君子因此谨慎言语，节制饮食。口中出来的只有言语，进去的只有饮食，所以它的卦象比其他卦尤其精细。养德没有比谨慎言语更好的，养身没有比节制饮食更好的，所以它的义理更加精妙。君子之道，广大而隐微。“费”是广大，“隐”是隐微的意义，所以说上下都能明察。普通夫妇的愚昧，也可以参与知晓；但达到极致时，即使圣人也有不知道的地方。普通夫妇的不肖，也可以做到；但达到极致时，即使圣人也有不能做到的地方。“至”是极致的意思，指精微之处。朱子从整体上解释，是不对的。即使只从夫妇来说，阴阳二五的精妙结合，圣人能知道吗？孔子不幸休掉妻子，圣人能做到吗？所以一件事有一件事的极致，整体也有整体的极致。下文说：“达到极致时，就能明察天地”，这就是上下都能明察。“天”是说天地，“渊”也是说天地深处。所谓明察，就是飞翔、跃动的状态。这称为极致，也能说是整体的极致吗？唱《大风歌》时，称霸天下的心志仍然存在；作《秋风辞》时，悔恨之心开始萌发。这与诗歌之外的心情有关吗？还是无关呢？做事要谋划开端，但《坤卦》告诫开端时说“不可成就”；知道结局，就要完成结局，但《讼卦》告诫结局时说“结局凶险”。由此说来，拘守一个方面的人，能够同他谈《易》吗？《事势篇》。谈论乐毅的人说，他没有立即攻下即墨、莒地，所以失败。空同子说：“真是小人之见！”周灭商时，周公、君陈、毕公接连安抚剩余的百姓、众多士人和各方之民，殷民仍未完全归服，尚且如此恳切。难道乐毅能够在十天一个月之内收服齐国众人，夷平城郭，拆毁宗庙，吃尽粮仓，征收田亩赋税，役使成年男子吗？即使没有田单的火牛计，火牛也不只田单一人能用。孟子说：“如果取得燕国而燕国百姓喜悦，就可以取得它。”这难道不是万世的鉴戒吗？柳氏说箕子是假装疯狂，料想纣王或许会崩亡，武庚幸而即位，却没有人辅佐他。空同子说：“真是小人之见，这话说得太浅薄了！”箕子的《洪范》是数术的源头，难道唯独不知道天命的去留吗？微子离开商朝，也是为了辅佐正道；如果武庚离开邪道，他难道就会成为可以辅佐的君主吗？在家族层面，是齐一恩情、断绝私义，如同刀切草；在国家层面，是治理纲绪、分别条理，如同整理乱丝；在天下层面，是达到平衡，依据人们的好恶使之均平，如同修平道路。这就是大小、远近的不同意义吗？子孙既尊贵又贤能，是上等；贤能而不尊贵，是次等；尊贵而不贤能，就属于下等。尊贵本身不会必然使人骄傲，但不贤能就会放纵；放纵会给自己招来灾祸，否则也一定会祸及子孙。子孙如果不是天生不肖，也会观察父辈而仿效他们。人家世代修积德业，后来才富贵；如果子子孙孙富贵却不贤能，家族没有不破败的，这就是富贵造成的放纵。天地之间的一切都有本性，唯独人显得尊贵，是因为人自己使自己尊贵。失去这种尊贵，卑贱丑恶就会到来。有把自己当作草芥、犬马的人。可是草芥犬马，难道不也有爱它们的人吗？斗筲之器、管仲之器，虽然狭小，却仍然是有用的器具。如今的人才，虽小却连器具都算不上。为什么呢？器具要成形以后才成为器具；如今尚未成形就把它毁掉，怎么能成为器具呢？有人还没有学习就做官，也有人刚做官就败坏。女子有未到笄年便出嫁的，也有还没有出嫁就从洞中窥看人的。果实还没有成熟就拿到市场上出售。五谷，只要米粒尚未成熟，就采来食用。刚到秋天，便把萑苇编成帘箔。十岁便加冠的人成年了，布帛一天比一天短，斗升一天比一天大，工艺一天比一天粗，商人一天比一天虚伪，农民一天比一天懒惰，士人一天比一天嬉游，官员一天比一天只顾经营自己。正德以后，更加严重。悲哉！唉，唉！《王制》规定：器物不合尺寸，布帛精粗不合规格，幅面宽窄不合尺度，五谷未到时令，果实尚未成熟，木材不合砍伐时节，禽兽鱼鳖不合捕杀时令，都不得在市场出售。而如今已经看不到这种制度了。悲哉！唉，唉！正德以后，官员更替得快了，盛衰起落更加匆促，风俗日益颓靡，没有不谄媚的人，没有不贪食的人，没有人敢有所缺失。空同子说：“关羽、张飞一死，蜀汉的事业就离去了。可悲啊！”有人说：“蜀汉的存亡，取决于诸葛孔明吗？”他说：“啊！怎么能这样说？商汤没有伊尹就不能成为商，文王没有姜太公就不能成就周。为什么？平定乱世、使它恢复正道，需要特殊的人才。萧何、张良并不是比韩信差的才士，然而最终成就汉业的，是韩信。由此看来，将帅必须有特殊才能。否则，莱朱、周公、召公难道不是圣人吗？鸣条、牧野的战争，难道一定非伊尹、姜太公亲自进行不可吗？” 凡是形势上升而进入更高阶段，就更加困难。俗话说：“从善如登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太阳运行过了正午，速度就加快，因为它开始向下运行。日月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事物呢？桃李不说话，树下自然会形成小路，是因为它们确实有果实。李广口中只能咄咄发声，不能吐露完整言语，可他死的那天，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为他哀痛，也是因为他的实际为人。黄宪、郭林宗在世上没有功业、事迹和文章，可天下人和后世仍然称颂他们、相信他们，也是这个原因。所以名声不是靠言语和外貌袭取来的。有一种政权的开启，前面必定有秦；汉的开启，前面是隋；唐的开启，前面是五代；宋的开启，前面又是什么呢？成功了就成为王，失败了就成为俘虏，这是幸运吗？还是合乎道吗？偷窃国家的人封侯，偷窃带钩的人被诛杀，这合理吗？不合理吗？空同子说：“道会保佑它，所以说是天赐、天启、天授。” 用皮制成皮衣，即使圣人也必然穿它，狸皮、狐皮就是这样。把言语作为训诫，即使是恶人的话也必须记录，阳虎就是这样。蛇、蝎、砒霜、硝石，药物都可以纳入其中；世上难道能希望小人完全不存在吗？礼制重视主持祭祀和掌管宗器的人，并不是偏爱私人，而是用来表示尊卑、昭明正统。这是用来涵养身体、确定形势的。这样尚且有奸人豪奴想要觊觎，何况轻视礼制呢？生病以后才知道安适的可贵，遭遇祸患以后才知道太平的好处。过度就会受到损伤，所以生病以后才知道安适；过于盛大就会受损，所以遭遇祸患以后才知道平和。聚集终究要离散，离散处理得不好就会产生恶果。好的结果，是施行仁爱、推行义理；坏的结果，是祸患产生、家族破败。唉！聚集时一定要谨慎啊。祭祀礼仪，是启发油然而生的情感。尊崇祖先，是为了扩大爱与敬，并使神灵与人相交。圣人的用意真是微妙。因此，遏制怠慢、止息悖逆，没有比祭祀更优先的；严肃祭祀、树立教化，没有比祖先更重大的。爱与敬，是孝悌由此产生的根源。如今士大夫对祭祀忽视，所以教化废弛；教化废弛，风俗就偷薄；风俗偷薄，习俗就恶劣。因此子孙看待祖先，就像秦国和越国一样疏远。唉！太严重了，圣人的微妙用意竟被轻视到这种地步。

译忠，是贯通上下而言的。若只对臣下说忠，是因为通往利益和显达的道路上，人心容易被欺骗。左氏所说“首先考虑使百姓获利”，就是忠。不忠尚且不足以役使百姓，何况侍奉君主呢？孔子休掉妻子，也是不称王的征兆。三代的兴亡，都取决于妇人。文王以身作则对待妻子，也是上天成就他的安排。《诗经》说：“这是上天为他们安排的婚配。” 孟子的气象，不只是高岸严峻。他游说大人，使大人反而显得渺小；一旦财富多了，就厚葬自己的亲人；一旦得到职位，就讲究车乘、台阁和仆从。在诸侯那里寄食，便说：“舜接受尧的天下，气势辉煌显赫，真是难以估量啊！” 用文辞礼貌地接待人，即使是恶人也必定答复，孔子对待阳货就是这样；用外表礼貌尊重人，即使是小人也必定酬答，关羽对待曹操就是这样。唉！这种道理能同世俗之人说吗？颜渊死时，孔子说：“唉！上天要亡我啊！”这不只是哀悼传道的人，也是用来推知王业将要废弃。凡是王者兴起，上天必定给他辅佐之臣。孟子所谓“其中一定有闻名于世的人”，所以益、稷辅佐禹，伊尹、莱朱辅佐汤，吕尚辅佐文王、武王。上天预先生下这些人，即使其出生处有鸟巢、冰、牛、巷、空桑、寂处、滨水等各种异象，也必定使他们完整成长，并把他们安置在王者身边。孔门中能够辅佐王业的，只有颜子一人。如今他早死，不是上天亡我，又是谁亡我呢？空同子说：“古今人的见解会相同吗？真是偶然啊！”有人问：“为什么？”他说：“周朝因文饰过盛而产生弊病，应该用忠实和质朴来纠正它。我在《战国策序》中已经说过了。然而陆士衡曾经也这样说，难道不是偶然相同吗？” 时势能够使人的分量发生轻重变化。有人问为什么。空同子说：“桓荣拘谨曲谨的学问，遇到强盛的汉朝便显得重要；贺循具备大贤之才，却生逢衰败的晋朝而显得轻微。因此如今人们知道桓荣而不知道贺循，难道不是时势造成的吗？” 空同子说：“岳武穆是成全之人吗？他得到正道而死。”有人说：“将军在军中，君主的命令有时可以不接受。说他得到正道而死，岂不是不对吗？”他说：“不接受命令的人，他本人仍然是将军，周亚夫就是这样。这里不是召他回来使他还军，而是要使他还军的人夺去他的兵权。夺去兵权后仍不接受命令，就是叛乱。用叛乱去讨伐叛乱，谁会站在他一边？有人说：‘关隘以外的事，将军难道不能自行控制吗？’他说：‘能够控制它的人，正是他这个将军本人。’这是说他有相应的职位，例如汲黯发放仓中粮食一类的事，并不是召他回朝、夺去兵权。如果召他而他不赴命，那么骑劫就会取代乐毅；取代他而又不赴命，那么阳周的镯镂之刑就会降临。唉！岳飞得到正道而死，这正是《春秋》的义理。”}], 处在艰难而容易招祸的时期，可以显得高峻，却不可过分高峻，为什么呢？因为行动太危险。不可显得太张扬，为什么呢？因为言语要谦逊。这里说的“危”，是指孤高峻拔；说的“逊”，是指谦抑隐晦。像避世、避地、停止著文、断绝交游，这就是所谓高峻；像不讥讽议论、不显露锋芒、不过问朝廷文书和官员任免、不谈官府的得失，这就是所谓不张大。祸患大多从口中产生，所以说话贵在谦逊；道义不可贬损，所以行为贵在高峻。髠问：“男女之间有授受不亲的礼法，为什么偏偏举嫂嫂和叔父为例呢？”按照礼法，嫂嫂和叔父之间没有丧服关系，而且连一般问候也不相通，这样的分别已经是分别中的极致，嫌疑也已经是嫌疑中的极致了；髠真是善于诡辩、气势雄健啊！大抵战国时代众说横行，若不是孟子，便不能驳倒公孙龙的坚白之辩。一心求胜的人必然失败。老子说不做万物的先导，这就是所谓群龙无首。因此项羽败亡于刘邦，智氏败亡于赵氏。上天生下人才，必定会使他发挥作用。孔子、孟子没有遇到明主，却成为万世的老师；如果这不算发挥作用，又算什么呢？严子陵、陶渊明，被世道遗弃了。然而听到他们遗风的人，必定会生起超脱尘世的志趣；如果这也不算发挥作用吗？如今人们谈论出仕和退隐太轻易了，所以退隐的风气衰微了。孔子对颜渊说：“只有我和你能做到这一点吧？”那么出仕和退隐是容易的呢，还是不容易的呢？根据《诗》《书》以及史籍记载，周文王并非对商朝毫无意图。记载说：“文王受天命，说大业还没有完成。”至于像后车载着姜尚、经过三年便和武王谋划伐黎、讨伐崇国等事情，确实不能说他毫无意图，只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罢了。孟子说：“如果取得燕国而燕国百姓不高兴，就不要取得它。”古人中有实行这一原则的，文正公就是这样。也就是说，时机还没有成熟。然而孔子却说文王没有这样的意图。《春秋》说“春王正月”，把“王正月”系在“春”字之下，是为了说明子月不是寅月，原本没有其他意义；可是儒家前辈总是用“大一统”来解释，实在是穿凿附会！如今秦代的权量上往往刻有人名，也有刻着“王春”或“王正月”字样的，难道也要说这是“大一统”吗？有人问：“秦代的权量为什么会有这种文字？”空同子说：“秦朝奉行周朝的正朔，所以称‘王’，用来区别子月和寅月。由此说来，《春秋》的‘王正月’，一定是鲁国史书原来的文字，并不是孔子为了表示大一统而特意加上的。”曹操死后刘备建立蜀汉已经很久了，但铜雀台的瓦上还有建安年号；秦朝距周朝灭亡也已经很久了，但权量上仍有“王正月”的字样。我说：“关羽、张飞一死，蜀汉的事业就完了。”有人说：“蜀汉的不幸，是庞士元死了。庞士元如果不死，关羽、张飞未必会死。”这话对吗？只有圣人能够通晓天下的变化，其次没有什么比守持更重要。守住自身、守住官职、守住礼法、守住法律，都是这样。有人问：“琴瑟要改弦，是什么意思？”空同子说：“调弄琴瑟的人，必定是懂得琴瑟的人；否则越改就会越乱。”所以说：“其次没有什么比守持更重要。” 曹操不取代汉朝，是想挟持天子来平定吴、蜀。有人说，曹操自己承受臣子的名分，却让子孙享有君主的利益，这种说法不对，也是曹操用来欺骗别人的话。曹操曾说：“我死后，墓道题作‘汉征虏将军曹侯’，这样就足够了。”这就是他欺骗世人的缘由。曹操征讨马超时，砍树而树中流血，曹操厌恶这种征兆，急忙返回，想接受汉帝禅让，却死在途中。异道篇 有人问风水，空同子说：“究竟有风水，还是没有风水？风气聚集，便会产生灵异。为什么说没有呢？富贵可以遇到，却不能强求；上天的奥秘，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为什么又说有呢？所以吉祥要靠善行获得；不是积善之家，即使遇到吉祥，也等于没有遇到。这样说来，风水之说就应该废除吗？即使如此，怎么可以废除呢？占卜住宅，只求安宁平稳，也就可以了。” 有人问子平之术，空同子说：“这只是小数术啊！它所包含的天地造化，还没有穷尽。因此其中得失各占一半。像能够范围天地而不过分，曲成万物而无所遗漏那样，推究它难道会没有准验吗？”河图、洛书和伏羲的《易》，就是这样。徐升，字子平，如今星命家以他的学说为宗。空同子说：“所谓仙人，只不过能够长久地活着罢了；但仍然和普通人一样。我活一百年而死，他活二三百年而死，他本来仍和我一样。仙人飞翔在尘世烟氛之外，向下看这狭小的天地，只觉得纷扰混浊罢了。我静观高览，吸取日月的精华，穷尽云霞的变化，观看寒暑的更替，暗中体察消长的作用，这些方面哪一点比不上仙人呢？至于把狭小的天地看作全部、怜悯那些愚蠢的众生，我本来也和他们一样。这就是所说的‘后来如果有继承周朝的人，即使百世以后也可以知道’。所以说，仙人仍然和普通人一样。”

译有人问仙人为什么也会死，空同子说：“这是因为气消散了。气在旋转，消长运行一旦停息，就会由臭腐而转为神化；气消散了，精灵便枯朽了。仙人凝结天地日月的精华，不过是脱去躯壳而显出精神罢了。然而又怎么能逃过消散呢？元会之数终究会穷尽，天地日月也会消亡，何况仙人呢？” 有人问导引和采炼的方法，空同子说：“那只是小法术罢了，却会害死人！心一动就会疲惫，精气向下流失便不能返回。人的身体如同天地，血肉坚实，脉络周流，没有缝隙，也没有亏缺。外来的气怎么能进入并灌注其中呢？红铅又怎么能容纳进去呢？” 邪术、邪人不能独自施行，必定要假借强正之名才会实行；邪术、邪物也不能独自施行，必定要借助正当名义才会实行。比如济源的妖气驱除之事，抛献必定要借助亵渎性的仪式；又如术士役使鬼神，心中一意贪求财物美色，鬼反而会戏弄他，就是这个道理。解释“怪异以有缘故为主”，却妄自听从宋儒所谓“怪异以无缘故为主”的说法，这是拘泥于怪异。怪异是鬼神的变化，是由有而变为无的现象。释家和儒家都是名流，静态相同而神色不同。释家的神色幽暗沉郁，儒家的神色和悦温润；静态相同而意趣不同，释家的意趣压抑，儒家的意趣活泼。释家强行制止，所以压抑；儒家顺应事物而发挥作用，所以活泼。儒家以义为取舍，所以其处境高尚；释家贪取财物，所以其教义污浊。儒家中有挥霍千金也不顾惜的人，释家却盼望别人布施。儒者不靠自己的力量便不吃饭，释者却吃别人供给的食物，住别人的房屋，穿别人供给的衣服。人们说释家有本体而没有作用。本体这个名称，正是相对于作用而言的；难道会有无作用的本体吗？我们儒家寂然不动的状态是本体，受到感应而无不通达是作用。人的活动通常是活泼的，所以一有感应便能通达。这就是所谓厚实地化育万物，如河流般流行；收敛时归于一体，发散时遍及万物。释家毁坏人的心灵；心灵既然死灭，哪里还会有本体呢？” 释家也有至理名言，例如“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就是《易》所说的“不远复”，《书》所说的“狂克念”，《诗》所说的“诞先登”。这些话开启了人们自我更新的门径，开辟了反省自身的契机，难道能因为说话的人不同就废弃它们吗？嘉靖丙戍年夏天，异常炎热；戊子年更加炎热。那两年冬天都异常寒冷，所以说：“大热的年份，必定有大寒。”这是说阴阳之间的争斗。五运六气不能通达，却想要行医治病的人，难道不应以此为鉴吗？夏季的阳气完全通达，阴气潜伏在内部；这里说的是尚未断绝的一线阴气，潜伏着等待时机。夏至对应姤卦，如同冬至对应复卦一样。从井水泉水验证，潜伏的阴气也在九渊的最深处。患暑病的人，可以用大顺散治疗。姜和桂性大热，把它们用作药物似乎太过了。至于饮用冰水，按照王安道的说法，并不是说潜伏的阴气能够使人虚弱。英奇之气流布并显现在沙漠地区，常常产生非凡人物，但最终仍低于中华帝王的时代。蛮夷大多能够顺从；玁狁之患，不过是一起出兵讨伐，并没有造成大祸。卫青、霍去病横行匈奴之地，汉朝的威势因此振作。英布、卫青率兵深入，唐朝的事业因此成就。假使宋朝任用李纲、宗泽、岳飞、刘锜等人，即使有一百个兀朮，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我朝在石亨掌权时，也先丧胆，所以明朝被虏势所炽盛，并不是他们的才干无人可敌，也不是中华没有人才，而是取用与不取用的问题。假如那种奇异之气产生在佛教中，称为西方圣人，他能认识我们周公、孔子的道吗？”},{ 精神贵在潜藏。人的五脏显露出本来的色泽，病情就会加重，因为这是精神外露的缘故。脾病加重就会出现黄疸，黄色是脾脏的本色。脏这个名称，是否就是取藏的意义呢？所以肝病就面色青，肺病就面色白，心病就面色赤，肾病就面色黑。因此说：“一望便能知道病情，叫作神明。”这是说观察精神是否外露。【卷第六十二】【书九篇】《戏拟赵高答李斯书》、《与徐氏论文书》、《驳何氏论文书》、《再与何氏书》、《答吴谨书》、《论史答王监察书》、《答周子书》、《答黄子书》。《空同集》卷第六十二，北郡李梦阳撰写。书九篇。戏拟赵高答李斯书 秦二世派中车府令赵高审理丞相李斯的案件，治他的罪。李斯于是从狱中上书，陈述七件事情。赵高让官吏把奏书丢弃，不许上奏，说：“囚犯怎么能上书！”于是回头假造了一封秦二世答复李斯的书信送给他，说：“看了丞相陈述事情的言辞，实在使朕怜悯；只是私下奇怪丞相竟忘记重大的事情而拾取细小的过失，捡起毛发般琐碎的行为，却抛弃了那些显赫的大事。朕对此很迷惑。先王幸而怜悯百姓，建立《诗》《书》以及仁义的教化，用来惠及后世，恩泽十分深厚。丞相本来已经诵习过这些学说，却又提出意见，要把它们全部焚毁。《诗》《书》究竟有什么地方得罪丞相呢？坑杀诸生，是在咸阳进行的。朕自从有了知觉以来，听到这件事，没有一次不痛心切齿。丞相即使没有参与谋划，难道独自不能极力进谏吗？朕既已同丞相诀别，又怎么敢最终讳言沙丘之事究竟是不是出自朕的本心，这一点丞相是明白的。先帝大行的丧事尚未发引，你就背弃先帝而自行拥立，又假传诏命，残害朕的亲属和大臣。朕口中虽然不说，心里难道就不感到羞耻吗？每一道诏书、每一项命令，无不从丞相之手发出。丞相这样做，对朕来说也就算了，可怎样面对先王？怎样面对天下？过去朕曾私下把这些事拿去和丞相商议，丞相却说：‘尧、禹以自身献给天下，这有什么值得效法的？效法这种做法，就是把天下当作桎梏。’” 丞相不想让朕成为尧、禹，难道是想让朕成为桀、纣吗？对于进谗言、作恶的人，不能同他共同治理国家；对于阿谀勾结的人，不足以使君主得以保存。丞相侍奉始皇帝时，始皇帝晚年听信左右近臣的迷惑之言，穷兵黩武，耗尽天下财力，勤于征伐四方，使内外骚动，丞相却没有制止。已经平定六国之后，丞相不在这时极力进谏，收起铠甲、停止战争，救济百姓的急难，反而主张修治驰道、兴建游观，以显示君主得意，把这些功劳据为己有，这也太卑末了。况且前面所说的几件事，哪一件比得上丞相亲自陈述的那些大事？丞相为什么吝惜这些琐碎的行迹，却轻视那些显赫的功业呢？开辟疆土、使君主显赫，依循尺寸之功来取得功名，是将帅的事情；镇抚国家，调和阴阳，安定百姓，使人人亲近自己的君主，以彰显大业的条理，是丞相的职责。况且丞相究竟是将帅，还是丞相？丞相治理百姓已经三十多年了。始皇帝去世还没有多久，关东盗贼便大规模兴起，杀害长吏，攻陷城邑，撕裂旗帜而争斗，举起竹竿而起兵的人多得数不清；使者的车盖在道路上接连不断。这些过错究竟在哪里？丞相的儿子李由任三川守时与盗贼相通，经过审查验证，已经有了证据，你应当把这件事报告给廷尉。”李斯看完这封信，流泪很久，仰天长叹说：“唉，李斯死得实在太晚了！” 于是李斯服罪认罪，定案具备五刑，最后在咸阳市腰斩。与徐氏论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