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四十二】

译纯皇帝时期，灵台有杨生，名声重于长安；有李生，名叫锦。这两个人都同武功人康长公交游。康长公与二人是朋友，于是并称为关内三才。我过去游历关内，见到秦地父老，采集了不少有关他们的事迹。碑文说：康长公名镛，字振远，他的祖先本是固始人。他的第七世祖康政，开始迁居武功，住在长宁里。康政生廷瑞，廷瑞在元代任学官。廷瑞生世睦，世睦生珙，珙生汝楫。汝楫起初任武功学官，高皇帝时征召他为燕王府长史，后来出任安岳县知县。文皇帝即位后，召安岳县知县任刑部侍郎，留在北京辅佐皇太子。这位侍郎有很大的功勋和德行，文皇帝将要封他为侯，他坚决至死也不接受。临死时，又上表请求不要赐予追赠官阶和荫封。皇帝最终都答应了。事情记载在康氏家传中。这位侍郎，就是康长公的曾祖父。侍郎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叫爵，次子叫年，次子叫禋。文皇帝有一天把侍郎家中的男子全都召来，侍郎的次子年正好在外经商，只有爵、禋二人在，于是二人非常恐惧，一同匍匐入宫拜见皇帝。皇帝说：“你们不是康侍郎的儿子吗？”二人摘下帽子，额头触地，回答说：“是。”皇帝听后怜悯他们，回头对左右说：“假如侍郎还在，绝不会只是这样。”于是最终授予二人官职：以爵为上林苑监正，以禋为监副。皇帝后来知道侍郎还有一个儿子康贾在外，便拍着大腿叹息说：“福分太薄，福分太薄。”于是下诏赐给侍郎的儿子数十千缗黄金，并命关津官吏往来时不得盘问侍郎的儿子。于是关中显贵大族都共同推举扶助康氏，康氏因此成为关中的豪族。侍郎葬在县北卜家原。到昭皇帝时，才追赠为资善大夫、工部尚书。监正后来累官至中议大夫、赞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死后葬在江宁县新亭南；太常生健。睿皇帝时，又有诏书起用尚书的孙子应祠，健于是来送交铨部。正好健戴着田间的头巾，从铨部甬道进入，见到部尚书时，只作长揖而不下拜。部尚书恼怒，认为他轻慢自己，最终只授予他通政司知事，让他回去，并让他领取半俸。知事死后葬在县南纸坊原。他有五个儿子，长子就是康长公。康长公生来孝顺友爱，八岁就擅长文辞，长大后喜好辩论、很有口才；但熟悉当世的旧事，喜好称述先王，追法古昔。于是关中的士人都自认为不如康长公，连康长公自己也说关中士人不如自己。二十多岁时，他跟随祖父太常到南京参加辟试，但屡次没有考中，后来回到关中；又参加关中的考试，仍然没有考中，直到后来才以岁贡生进入太学。到了太学又参加考试，还是没有考中。然而这时太常已经葬在南京，于是康长公请求成为南京太学生，并在太常旧墓地建立祠堂。从此以后，他不再有参加考试的意愿。当时杨生、李生也都困顿失意，不能被世所用。关中父老说：“古人有话：不要做出高峻不平的样子，人们将从你身上削去一块；不要洁白得刺眼，人们将把污秽泼到你身上。正是在说你们三人。”康长公既然与时代不合，于是开始喜爱《庄子》《老子》、佛教等书，以及外家传说。他说：“人凭借形体寄居在大地上，生命迅速消失就像疾风一样。我活到五十四岁了，每天还想着求取功名的机会，这只会更加速生命的消逝罢了。从孩童到满头白发，本来相隔很远；如今忽忽之间仿佛一眨眼就到了，即使活到一百岁，也已经过去将近一半了。”京生说过：“什么比芦苇更容易折，什么比毁坏更容易变化？这是说生死很容易到来。”喜欢生命的人，其实是贪恋内心的欲望和安逸。君子忧虑死后名声不能称扬，是为功名不能建立而悲伤。功名对于自身本来是最疏远的东西。古人有的以死亡来成就功名，便可以使自己万世不与外物一同腐朽，从而使自身获得最深厚的意义。如今得不到功名，功名反而因此劳费心力和身体，这并不是喜爱生命的正确道路。所以说：“百人射向招摇的目标，没有一个射不中；百种外物诱惑生命，没有一个不受到伤害。”如今我对自己来说已经可以停止了，于是自称为已庵。“已庵”，就是止息于幽暗之中。康长公原来因惊惧悸动而心病，后来参加铨部考试时，恰好坠马，于是病情复发，而且越来越严重。到考试时，他内心惊惶怦怦跳动，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是被授为平阳府知事。过了一年，平阳君辞去官职回乡，心病的情况却没有听说。后来又患痿病，两年左右，最终去世，葬在纸坊原的墓地。平阳君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阜，次子叫海。阜先于平阳君去世。平阳君将死时，儿子海侍奉在旁，握着他的手哭泣说：“我们家原本是大圣人的后裔，到我的祖父时还曾在草创之际建立功名，世代都有显贵官职和著名人物，在关中称豪强，难道到我这一代就断绝了吗？你如果有知觉，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先。贪恋欲望和安逸的人，是因为想借此贪图寿命、享受生存，以求使自身得到最大的保全。如今我放弃求取功名的机会而不去参加，又不愿劳费心力和身体，并不是因为不珍视自身。如今我患痿病将要死去，俗话说：‘戒酒直到白头，食用酒糟便会腐朽。’这是天意吗，这是天意吗？虽然如此，我已经没有脸面在地下见祖先了。孩子，你要努力。”平阳君去世十年后，海考中进士第一名，任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又过了四年，正值正德元年，当今皇帝加上尊号，礼部推恩追赠平阳君的官职与其子相同。又过了两年，海的母亲太安人去世。这时海有一位朋友，是北郡李生，恰好从河南来到京师并滞留在那里，于是为平阳君撰写墓碑。李生说：“先民有话：一年可以种粮食，百年可以培植德行。哪里能看出康尚书呢？如今他的子孙享用功勋、饮食积蓄，为什么还要使人如此无穷地诵说他的义行呢！”平阳君是中途衰落的后裔，却能不凭借尺寸之功而洞察往古，凌驾当时同辈，也可以称作振兴世道的豪杰。如果他当时能够脱颖而出、得到任用，魏、卫那样的将相功业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铭文说：“武王建立侯国，封建卫国；那里有固始，武功人在此祭祀。啊，年代多么久远！尚书开创国业而不自夸，皇帝感念他的德行，恩泽流传到孙子后代。”

译少卿明禋，辅佐政事的通政使康亮采，明夷康氏，于是延续了他们家族的祭祀。所以根基层层累积就会高大，多次灌溉就会丰茂；譬如建造堂室，耕种收获，层层覆盖，向上飞翔，兴盛发达。平阳君大概正处在屯难的时候吧？积蓄而不能施展，是为了使后代昌盛；康阜没有把自己隐藏起来，发掘出鬼神珍藏般的才华，骚体与雅体文章一同鸣响，文章古雅而令人惋惜。可叹啊，平阳君！世人都看重官宦，即使使你拥有高贵的爵位和崇高的地位，珠玉、华美的丝织品、珍美的食物、四马驾车，以及台楼亭榭，这些哪里比得上像两位儿子这样发扬先祖祥瑞、扩展志业呢？所以光明若不积蓄就不能发扬，水流若不堵塞就不能长久。武功南原，草木肥美茂盛，岐山、渭水环绕其间。平阳君安葬在这片土地上，太安人附葬于此，这里称为安宁之所。愿他们的后代继承先祖事业，值得瞻望啊！” 平阳君生于宣德庚戌四月辛未，卒于弘治壬子正月癸巳，享年六十三岁。妻子张氏，封为太安人。张氏生于宣德甲寅三月乙酉，卒于正德戊辰八月戊寅，享年七十五岁。儿子二人：阜先去世，享年十八岁；海，娶尚氏为妻。女儿一人，嫁给干州人习五车为妻。明故监察御史涂君墓碑 新淦县南面，我的船到了莲花潭，船夫指着西岸的一间庐舍说：“这是涂御史的住宅。”我听后惊讶不已，于是上岸，前往他的庐舍，见到他的儿子涂朴，便问涂御史葬在哪里。涂朴指着说：“父亲葬在隔江五里的地方，就是东乡西廉山。”我望着那里，已经悲泣不止，便对涂朴说：“我近来在废寺中看到一块碑，是吴地的石碑，拖到墓道旁的树下，上面刻着墓表说：‘戊辰年夏天，我大概遭逢了宦官刘瑾的祸患。’我后来在京城被关进诏狱，正好涂君涂祯也先被捕入狱，我们相见时握手询问缘故。当初，刘瑾把盐货看作财源，于是特别期待巡盐御史送货；每当一个御史送来的财货符合刘瑾的期望，刘瑾就任用他，而御史也一定要送来足够多的财货。等到涂君巡盐回来，却空手去见刘瑾，刘瑾大怒，把他下狱，但仍天天盼望他的财货送来。过了很久，财货终究没有送到，刘瑾更加愤怒，便伪造诏令，杖打涂祯三十棍，发往肃州任职，并让他永远充军。涂君因受拷掠过重，不久便死了，无论认识不认识他的人，见他死去没有不叹息流泪的。当时我还在狱中，听说这件事后哽咽了好几天，饭也咽不下去。如今朝政更新，刘瑾的事情全部废止，原有的禁格也不再实行，士人都文雅有序地进用了。无论认识不认识他的人，只要谈到涂君，没有不叹息流泪的。由于这件冤案，涂祯字宾贤，是弘治己未年进士，出任江阴县知县，有卓越的政绩，被举荐为天下第一，于是擢升为御史。当初涂君下狱时，江阴人愿意像其他御史那样，凑足厚礼送给刘瑾，以满足他的欲望、解救涂君，但涂君没有答应。涂朴又说：“父亲年幼时曾在玉笥山读书，有个叫涂弘济的人，笃信古道、奉行礼法，是祖父。他早逝；叔父涂兆善嗜酒，触犯了祖父，但祖父宽容了他。叔父反而更加骄纵饮酒，却不能从父亲手里取得产业，于是谋划夺取产业，天天逼迫父亲分割，父亲不答应。恰逢父亲外出，叔父便擅自分割产业并取走其中丰厚的一份。父亲回来后，祖母不平而发怒说：‘阿垂擅自分割产业并取走丰厚的一份，为什么不告诉族长？’父亲回答说：‘弟弟孤寡，生活还不如我这个廪生的儿子。’父亲有个朋友叫丘坤，家贫而有儿女，已经商议聘娶我的妹妹，但尚未决定，丘坤恰好去世。父亲前去吊丧，对丘坤的妻子说：‘我的女儿已经心里许配给你家郎君了，不要疑虑。’这句话说：观察一个人的死亡，就可以知道他的终始。如今难道没有品行光明、为世人所敬仰传诵的人吗？然而矫饰虚伪、窃取名声，死后反而事迹显著的人也很多。这难道不是所谓真正的诚实不可掩盖吗？” 涂君的官职不过七品，寿命也只超过四十岁，并不是显赫而长寿的人；但如今他死后，士大夫在朝廷思念他，乡人在乡里感念他，任职的县中百姓思慕他而不能忘记，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只是我当年在诏狱见到涂君时，他还流泪哭泣，思念母亲。如今他的母亲还在，而涂君却死了，而且是死于非命。议论者很疑惑，认为行善却没有得到报偿。孟子不是说过：“夭折或长寿并不因此改变，修养自身以等待命运”吗？如果果真如此，那么频回、王通这一类人，难道不也是如此吗？武乡县武君墓碑 武君是武乡县人，名彪，字势雄。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叫武威，次子叫武盛。弘治年间，武威任扶沟县丞三年，忽然心有所感，当天便催促准备行装回家。回来一个多月，母亲去世；过了一年，父亲也去世了，即武君。县里的丧葬祭祀一向少有礼仪，而扶沟县丞安葬祭祀父母却完全按照礼制，含殓、制作木主、修建祠堂，都由县丞创办。县丞又来请求我为父亲的墓写表文。我说：“唉，武君！”我听说过这个人，大概是个任侠之士。成化年间，武乡县丞张翔朴杀了豪强官吏王褫，王褫的父亲便召集家众包围官署，准备擒拿张翔。当天夜里，张翔从城墙上缒下逃出，藏在武君家中；武君家在城西十里的叚村。王褫的家众随即又包围武君的家。于是武君率领子弟和乡中少年，拼死与王褫的家众对抗，向他们说明祸福，最终解除了张翔的危难。后来张翔因别的事情被罢免，武君又率领几名骑兵护送他出境归去。张翔对人说：“使我活下来的人，是武彪。”而且晋地的风气本来就强悍刚劲，百姓多有豪气，史书称道盖聂、代地诸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如今有武君这样的人，但武君并不只是凭武力逞豪，还喜欢礼敬贤士。他还曾经修缮桥梁、整治道路、兴建学校几件事；而县里的旧俗一向吝惜耕地，人有到老死也穿不起麻葛衣服、绢衣的人，连拜见时也看不到纯美华丽的衣物。武君便首先创办并引导他们，让桑蚕生产、纺织绩麻成为务业，如今渐渐有了成效。从前郭解厚施财物而少求回报，救助他人的性命，却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史官很赞美他；至于孝悌之事，却还没有显著。武君的父亲生病时，武君曾尝父亲的粪便，发现粪便味苦，武君很高兴，因为父亲的病不久就痊愈了。武君生于永乐癸卯年正月十一日，卒于弘治壬戌年正月十二日，享年八十岁。娶李氏，是举人李森的女儿，比武君小六岁，先武君两年去世。有孙子六人。扶沟县丞说：“我家先世是太谷人，先祖讳建，任沁州知州；后来讳祥，任县务都监；讳从义，任山北廉访司知事；讳季良，任辉州学教授。到了本朝，有讳炳文者，任县主簿，是武君的高祖。” 太康县安氏茔碑

译太康县西面的山冈叫侯陵，安氏的墓地就在这里。大约已经安葬五代人了。墓地西南还有两座安氏的坟丘，前面并列七丘，后面一片连绵倾斜的坟墓，已经迷乱得无法知道哪一座是谁的墓。如今这块墓地四周隆起、中央低凹，形状像手掌。第一代安益，是安氏的高祖；安益生两个儿子，叫安居、安全，葬在左边。安居有三个儿子，叫安泰、安康、安庠；安全有两个儿子，叫安庆、安庸，葬在右边。安泰的儿子叫安拄、安木巳；安康的儿子叫安盘、安止、安吉；安庠的儿子叫安枢、安棠；安庆的儿子叫安和，葬在左前方。安拄的儿子叫安清、安深、安浩；安木巳的儿子叫安洪；安止的儿子叫安仁、安僴；安枢的儿子叫安钥，葬在右前方；安吉的儿子叫安行，又稍稍向前安葬，这就是安氏家族延绵的情况。安氏始自丁氏，丁氏是安益的母亲。丁氏的兄长是元代平章官，元末战乱时，平章官带兵经过太康，便带着妹妹和外甥向北逃走；丁氏在途中中了流箭而死，平章官于是只带着外甥北去。不久舅甥又失散，安益便辗转迁徙到长子县，因而娶了长子张氏。战乱平定后，夫妻回到这里，才开始铲除荆棘、割去茅草、清扫坟丘、建造房舍，这也十分艰难。李子说：如今安葬，大概专门谈地理家所说的风水，认为可以滋养尸骨、求取利福，算计枯骨腐朽，贪图地脉润泽，君子大概以谈论这些为可耻。然而自中古以来，人们大多还是崇尚这些说法。如今号称贤能豪杰的人，也往往谈论青乌之术，相信眠牛之地，听信望气者关于墓址的说法。侯陵远望安氏墓地，反推它必定能使后代兴盛。如今考察安氏第一代一人，第二代二人，第三代五人，第四代十二人，第五代二十二人，第六代二十八人。其中显贵而任知州的一人，是安康；任推官的一人，是安吉；进士出身而任知县的一人，是安仁；长寿而做官的一人，是安棠；有义行而做官的二人，国子生一人，县学生三人，王府官二人，任小吏而未做官的三人，贤能而笃实有德的人世代都有。如此看来，地理家的话似乎并非虚妄。但我认为，人道近，天道远。假使安氏一族人多势盛而横暴富有，违背礼义而尊贵，倚仗势力，那么就像树根已经被拔掉，枝叶必然枯萎。即使墓地能够乘受生气、占据王相之地、阳气来而阴气受、支脉连结主干，也未必能像这样兴盛。然而如今人们不加考察，只是一再寻找胜地、选择吉穴，希望使子孙发达，这同不耕种却挨饿，然后说“这是天命”有什么区别？难道不是荒谬吗？左生又对我说：安行似乎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安邦，次子叫安都。他们戴着高冠、拖着绅带，安氏家门的封赠荣耀延续至今。墓地栽种了千株柏树，建起堂屋、竖立门楼，两侧配建房屋，又以亭子覆盖墓碑，于是完成了父亲的遗志。李子说：人道的影响确实深远啊！如今看侯陵安氏，距离越远而越加繁盛，越加繁盛而越加贤能，声名流布不绝，仿佛还没有陈述王、谢两家的盛况。这果真是地理风水造成的吗？《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永不匮乏，永远赐福给你的同类。”说的就是安氏吧。我已经为他写了碑文，又附上铭文。铭文说：安氏啊，起源于武威。汉代有安成，宗族因而光耀。长寿、仁厚、英明、敦实，杰出功业施及州牧。丙靖平定寇乱，使国之南土成为屏障。逢丧乱而中道衰微，族人相继沦落迁徙。幸存的硕果没有被食尽，太康一支仅得延续。光明的祖先啊，童年便遭祸患，舅舅携你向北逃亡。母亲死于兵乱，艰难离散，处于危境却终于站立起来。活着归来，死后安宁，子孙繁衍，宗族如丛生的桑树般聚集。根基既固，枝蔓也渐渐芬芳；有位美丽的女子，等待选入宫廷。她突然去世，皇帝震惊，特赐彩帛、黄金和传驿马匹，运送遗骸归来。又有任推官而恭敬执法者，申明冤屈，实际上是安祥的功劳。文辞光彩，议论显明，邑县长官却没有追究。我实在为此惋惜；只要登名仕籍、驰骋声誉，谁能说不是积累的结果？即使有的人声名未显，也都谨慎修养自身。气运滋养，树木茂盛；土地肥沃，禾稼丰收。栽树为了荫凉，种禾为了饱食。勤于劳作的人会有收获，勤于修德的人会得到报偿。那位名叫安行的人，在义行方面更加深厚；他约束自己而厚施他人，于是使众兄弟和睦。两个儿子戴着礼帽，像美玉一样温润。行为美善，佩带芳香，孝顺恭敬从不懈怠。墓门庄严开启，堂屋厢房整齐壮丽。成列的柏树繁茂青翠，井旁道路修整平直。春祭夏祭秋祭冬祭都在这里举行，族人由此聚集。众人步履整齐、仪态庄重，礼仪十分合度。牛羊陈列，酒器和爵中散发着芳香。祖先来享用祭品、来临受祭，仿佛隐约可以听见。乡里人因此敬仰，并且仿效、以此为准则。墓丘上的树木不要砍伐，经过墓地的人都扶轼致敬。真乐翁墓碑

译真乐翁是南宫县人，字桢夫，名干，姓刘。生于正统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卒于嘉靖元年三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九岁。某年选择墓地，葬在城南十里的王村。翁的孙子刘濂考中进士，任木巳县知县，征召为御史。他经过大梁，见到空同子，叙述祖父的品行，随后哭泣着请求我为祖父写一篇使其不朽的文章。这样，空同子才知道南宫有这样一位老人。世人常说人有幸与不幸，难道真有原因吗？辽远的地域，奇异绝美的山，深广的河流，灵异的树木，奇怪的石头，耳目没有听见见过，典籍没有详尽记载，文史没有称述，默默无闻地终结生命的人，天下难道还少吗？而珍珠、宝枝，群聚的禽鸟、孤独的异兽，只要光彩、形态、羽毛稍微不同于同类，一经人传播，仰慕它的人便来求取，得到它的人便爱惜，失去它的人便惋惜，难道是它们真的特别不同吗？只是遭遇有幸与不幸罢了。所以苍蝇附着在骏马尾巴上，君子常用它作比喻；司马迁因此发出青云之叹，又深深悲伤泥途难行。真乐翁本来就是品行淳厚、竭力行道的伟丈夫。他求取功名的志向受到困厄，功名不能显著于史册，最终却没有埋没在草野田亩间而死；如果不是他的孙子显达并为他称扬，那么他与那些辽远的山川、树木、石头又有什么不同呢？翁的父亲名明，母亲姓崔。崔氏去世后，庶母孙氏主持家事，翁像侍奉母亲一样侍奉她，这是君子所说的孝。有人把舜遭受继母迫害仍能尽孝视为至孝，是因为继母；庶母与生母又有差别，而翁却能侍奉她，难道不是淳厚的品行吗？翁家本来贫困，崇尚节俭，唯独买书从不吝惜钱财。每当闲居时，他让子孙诵读讲说经史，遇到理解的地方便欣然说道：“古人的话并不难懂，难的是实行。诵读了却不实行，就等于没有诵读。”子孙们环绕拱手说：“是。”翁回头笑问：“快乐吗？”于是自称真乐翁，这难道不是竭力行道的人吗？道以仁为根本，有仁便有义，有义便光明正直；光明正直，所以在危急困难时挺身而出、安顿众人。争执的人听取他的公平裁断，悖逆的人害怕他的评论，暴横者受到遏制，柔弱者依靠他而能出头。众人相处和睦，丑陋者彼此谦让，见人溺水便伸手援救，这些都是伟人的行为，不是只拥有一件珍宝、一种光彩、一根羽毛的人可比的。然而乡里人知道这些，出了乡里就没人知道；与他一同出乡的人知道，和他不在一处的人就不知道。为什么呢？偏僻穷困的地方没有通达权贵的媒介，幽隐贞正的士人很少有人去寻求、依附其声名。所以我对真乐翁特别感叹。感叹什么呢？哀悼贤者没有声名，感慨善行容易湮没，也悲叹他的遭遇有幸与不幸。县里的长老说：“翁有两个儿子，叫刘锡、刘铠；刘锡任知县，有六个孙子。”又说：“刘濂、刘河、刘涛、刘沱、刘藻、刘渚。刘濂任御史，不能说没有声名；得到空同子撰写文章，不能说善行会湮没；王村的墓地是翁无意间得到的，不能说不幸。”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易》所谓观察人的行为、考察吉祥征兆，可以得到验证吗？也就是《诗经》所说“日月监察，就在这里”吗？在人世间不幸，而在上天那里却有幸；本人没有声名，而在儿子、孙子那里获得声名。于是由此不朽，这就是所谓积善而有余庆吗？” 明故例授宣武卫指挥使张公墓碑。

译张公是木巳人，名廷恩，字世荣，号云庄。其子孙世代居住在西冈。张大公在国朝初年自行开垦土地数千亩。大公生张欲钦，张欲钦生张普，张普娶胡氏。景泰元年八月二日，张公出生。起初，张普是县学生，力行善事而有声誉，于是迁居木巳的草营，把开垦土地的一半分给族人。不久，夫妻相继去世。当时张公才十三岁。他遵照遗言，暂时把父母的灵柩安置在城郭西面。张公既孤单又贫微，但有五个姨父，都富裕显达，招他去谋生。张公不肯，于是返回西冈居住。恰逢族中有横暴者，欺负张公年少贫穷，侵占并吞了他开垦土地的一半，谋划说：“他只是个孤儿，有话说就给他设圈套。”张公听说后大怒，直接到官府申诉，终于追回了自己的田地。当时张公还不到二十岁，但英气勃发、逼人而出。当地租地每亩收钱一百，张公只收八十。不久又说：“我的地每亩租钱五十。”于是人们争相来租，土地没有闲置的；计算收入，反而是别人的两倍。由此富裕兴盛起来。张公又凭借才智、意气和才能行事，同时施舍行善，布衣之身却雄视数郡。他曾到木巳，返回西冈时只骑一匹马，袖中藏着铁尺。看见有人聚集堵塞道路，便问：“有野马咬人吗？” 张公勒马站住，马瞪了很久才下马。他骑在马上拿着铁尺，向前步行。那匹野马果然奋起扬鬃抬蹄，张口扑来要咬人。张公举起铁尺打破它的头，把它打死，神色自若，重新上马，头也不回地离去。当地曾经遭受水患，张公极力主张种植水稻。稻子成熟时，洪水又将到来。有人庆幸说：“云庄子真有智慧啊！”张公命令佃户说：“稻谷只管堆起来，每个田户把自己的堆垛加高一倍，多的加高四倍。”又命令说：“按照堆垛的高度筑高土堤。”张公每天早晨去分配稻堆，堆好后便插上旗帜作标记。又命令把稻秸编成囤，放在高起的土堤上，众人齐心协力，最终免除了水灾。当地人都佩服他的才能。这一年收获稻谷数千，张氏更加富裕兴盛。于是大规模在西冈修建房屋，清除荒地、草莽和盗贼。他家的墙垣、壕沟层层深固，因此不设置铃铎和更夫，终其一生没有发生伏兵劫掠、遗失财帛之类的警患。虽然受过他施惠的人感念他的恩德，但这也确实是形势造成的。起初张公治理宅院时，制作土车一百辆，每人一车，十车设一名领头者；车队首尾相接，循环不绝，大略像水车汲水一样。这样劳作齐整均匀，不必担心有人偷懒或有人过劳。他出售仓中粮食，每天收入钱数缗，最终没有不清楚明白的。有人问他：“通常仓粮收入都记在账簿上，我只需让一个仆人负责支出，和账簿数目相符就可以了。” 他又让一个仆人负责收入的钱，钱串的头部封记姓名；有不清楚的地方，就责问那个人。”古人说，世上并不是缺少人才，只是显达或隐晦随着际遇而定。即使有豪杰一类的人，如果违背青云之路，又没有依附骏马尾巴的机会，那么桑间就会终结于饥饿之人，胯下之辱也终结于寒士。即使有肩舆负勇、登坛效力的本领，又哪里能发挥呢？凭张公的智慧、才能和力量，假如让他统率十万军队横行匈奴，那么长城必定高耸在塞北，匈奴王庭也应当断绝于漠南。可惜他终老草野，卧处烟霞，猎取鹿猪，终于如此，实在可悲！弘治年间，他捐献黄金二百镒资助边防，才被授予昭勇将军、宣武卫指挥使的官衔。虽然出入时有骑卒簇拥，地位权势超过乡人，但又有什么用呢？如今乡里人常称述他轻视钱财的行为说：“张公把父母迁葬到令狐城，开始勘察墓地时，地主说每亩四十金，张公立即给了四十金。安葬后，修建房屋、加固围墙，柏树松树森然成林，白燕在墓旁屋舍筑巢。”有一年灾荒，张公出售粮食，减价到丰年价格；有的穷人付不起钱，便约定秋收后偿还；秋收后仍不能偿还，就约定下一年秋收时偿还；下一年仍不能偿还，就把欠款免掉。正德年间剿灭流贼，官军经过木巳，张公送给他们草料五千。过了没有几年又遇到灾荒，张公出粮一千石赈济；不久这一年又遭灾，张公再次出粮一千石赈济，仍然不够，两个儿子又各自拿出数百石粮食接济。张公听说后高兴地说：“真是我的儿子！”巡抚官两次派人带羊、酒和彩帛到木巳慰劳张公。朝廷下诏在里巷为他建牌坊，公文说：“仗义而竭尽忠诚，父子同心，像这样的大德还有很多。”至于他未经施展的才能、深藏的智慧，本来确实有很多人不知道。正德年间，有恶少诬陷张公与权奸有牵连，把他逮捕押送到京城；张公处置自若，最终被查明无罪释放。于是他私下叹息说：“先民有话说，富人是怨恨聚集的地方，难道不是真的吗？”我本来是乐于施舍给人的人，尚且不能免除祸患，何况其他人呢？何况其他人呢！于是他把远处的田地四千亩卖给别人，约定耕种三年有收成后再偿还地价。又对两个儿子说：“你们不要忘记我的志向！”嘉靖七年发生饥荒，两个儿子各出粮一千二百石赈济灾民。巡抚、巡按官上报朝廷，奉诏分别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建牌坊。第二年再次发生饥荒，弟弟又出粮一千石，巡抚、巡按官上奏报告。张公从兵马指挥升任指挥使，穿三品官服。不久因兄长捐金五百，请求授予文职，将要再次蒙受恩典。直到今天，乡里凡是经过张公里门的人，看见表彰义行的牌坊，父子光耀相映；人们听说他以礼让著称，而不是以财产丰厚显名。那么张公的善行已经造福后代，难道不可以作为世人的法则吗？李子说：“仁德担心自己不能合乎义，义担心自己没有勇气，勇气担心自己没有智慧，智慧担心自己没有才能。如今从云庄子所做的事情来看，他究竟是怎样的人呢？”丰城的宝气，没有卞和就无法识别；荆山的光辉，遇到卞和才显现。因此太平时代，英雄隐藏如豹伏虎藏；乱世离乱时，才会龙翔虎跃。人的才质并非全都拙劣，只是时运有利有钝罢了。如今看云庄子的才智、强力，难道不能说他勇吗？不能说他义吗？不能说他仁吗？然而光辉埋没在草野，终究没有在世上施展一次，这难道不是时运造成的吗？张公在嘉靖三年二月八日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妻杨氏，有淑德美行，无愧于内助之称，先张公去世。儿子二人：长子希仁，国子生；次子希义，国子生，授兵马副指挥使。女儿五人：长女嫁孙怀经，次女嫁王洪运，三女嫁王尚友，三人都是国子生；次女嫁马敷，任政县学生；幼女嫁康旵，任医官。孙子四人：益祚、永祚、锡祚，都为国子生；衍祚。孙女五人：长孙女嫁刘乔，为松县学生；次孙女为周王世子妃；次孙女嫁孙灿；次孙女嫁王震亨，为县学生；幼孙女许配许蘩。周王因为姻亲关系，又一向了解张公，听到讣告后哀悼，派官员到木巳祭奠。这一年四月十五日，张公葬在令狐城，跟随父亲下葬。嘉靖八年冬，李子撰文立碑。权慱施墓碑

译权济字慱施，是澄城县人。他的墓在县城以西四十里的叚庄社。权君有儿女各三人，儿子叫惟均、惟平、惟诚，都是监生；女儿的女婿叫雷顶、许世昌、杨复性。嘉靖四年，许君由知县升任开封府通判。当时权君已经去世并安葬三年。许君见到李子，请求说：“唉，岳父的墓志已经写好，但墓上还没有碑表，冒昧请您来撰写。”李子说：“所谓墓表，是彰扬名声而劝勉义行。因此表彰死者，是为了劝勉生者；表彰先人，是为了劝勉后人；在乡里表彰，是为了劝勉乡里；劝勉乡里，是为了教化国家；教化国家，是为了教化天下。为什么呢？人没有不被激励便兴起的。所以墓表就是彰扬名声、劝勉义行。”许君说：“唉，岳父的行为已经足以彰扬、足以劝勉，足以激励君王、警戒后人，足以使乡里效法、使国家和天下受到教化。我冒昧请您为他立表。”李子说：“他的行为究竟如何？”许君说：“岳父努力耕种，心志在于孝友；身体没有越轨，言语很少过失；有美味便聚集众人共同享用，有财物却不据为己有。”李子说：“这是勤勉、恭敬、节俭、守义的人，应该立表！” 许君说：“岳父和睦宗族，乡邻爱戴，宽厚对待童仆；饮酒一定喝醉，醉了却不乱性；有人召请一定前往，到了总是先到；客人来了必定挽留，挽留后一定殷勤款待。”李子说：“这是和蔼平易、朴实厚道的人，应该立表！”许君说：“岳父曾被授予散官，却不戴帽、不束带，说：‘我是穿着野服、逍遥自在的人。’他曾被乡里邀请参加乡饮宾礼，却不去赴宴，说：‘我凭什么行为而在乡里充当宾客？’”李子听了，惊叹道：“这是高尚的人啊！自从世间教化衰败以来，只听说有人借助衣冠来向世俗炫耀，没有听说有人不戴帽、不束带；只听说有人求取宾客身份、饮酒宴乐来欺骗时俗，没有听说有人被尊为宾客却不赴宴。这两件事都是人的高尚之处，应该立表！”人的好恶没有不相同的；不彰扬就不能激励，不激励就不能兴起，不兴起就不能劝善。从此以后，权氏子孙难道不会念及先人吗？活着的人难道不会对死者感到惭愧吗？乡人难道不会仰慕他而加以效法吗？是谁劝勉他们的呢？所以说，表彰死者以劝勉生者，表彰先人以劝勉后人，在乡里表彰以劝勉乡里。从此教化国家、教化天下，难道不会出现勤勉恭敬、节俭守义的人吗？难道不会出现和蔼平易、平实厚道的人吗？又难道不会出现不向世俗炫耀、不欺骗时俗的人吗？这未必不是权氏的功劳。考察权氏世代居住在澄城，赵宋时有一人任元帅，传到权恩；权恩生权亨，权亨生权通，权通生权允中，权允中生权士贤，权士贤生权宗仁，权宗仁生权定，权定生权济。权济娶杨氏，杨氏能够辅佐丈夫，成就他的品行，夫妻合葬于此。墓碑只表彰其中的大德；其他已经见于铭志的，不再重复表彰。敕赐愍节祠碑

译愍节祠，是追赠光禄寺少卿、上蔡县知县霍侯的祠堂。正德七年冬十一月，贼寇劫掠上蔡，进攻县城并攻陷了它。知县霍侯为国死难，他的妻子刘氏也一同死难。事情上报后，天子悲痛哀悼，下诏追赠知县为光禄寺少卿，追赠他的妻子为宜人。撰写制文，派人祭祀，修建祠堂，□赐匾额，运回灵柩安葬，立石碑、建牌坊表彰门闾，各项礼典都完备了。又任命他的长子汝愚世袭茂山卫指挥同知；次子汝鲁送入监中读书，使文武两途都能继承父业。国家对为君王尽忠而死的人，优厚待遇到了这样的程度。嘉靖七年，指挥同知霍君署理都指挥佥事，前来掌管河南都司印信，经过上蔡县，前往省视并拜谒祠堂。祠堂年久颓坏，想拆毁重建，却未能实现，于是砍石立碑，把不可磨灭的事迹留给后人。起初，宦官刘瑾窃取权柄，天下喧扰不宁。于是大盗乘机煽动众人起兵作乱，乌合之众云集骚动。当时长久安定使军备松弛，百姓不懂军事，贼军突袭，防线便崩溃；他们焚烧聚落、屠杀城邑，烟火相连。贼军乘胜逼迫投降，官吏中有许多人弃城逃走。霍侯本是武将后裔，懂得军事，于是增高城墙、疏浚护城河、修整铠甲、充实粮仓，申明号令、严定约束，谨慎巡逻、严密侦察，哭着向军士发誓说：“今天只有战死，不能后退；退后就同妻子诀别。” 妻子哭着说：“如果城破了，我在哪里死？”霍侯说：“起来，到衙署屋后的高台上去。贼军来了，你登台眺望；如果城破，你就在那里死。”不久贼军果然派一名骑兵来逼迫投降，说：“大王到了！”要求赶快准备牛肉和酒。霍侯听说后大怒，把来使抓住杀掉，并在军中宣示说：“我如果不把这些倡导投降的奴才全部处死，就决不与他们共戴一片天！”贼军听后大怒，便全军包围县城。霍侯抵抗到力竭，城防溃败，贼军俘获了他。妻子看见城破，便从高台下来上吊，但没有死成，于是把簪子刺入胸口，用拳头捶击簪柄而死。霍侯被捕后，仍然辱骂瞪视，怒发冲冠。众贼首领惊愕回头，面色失常，气势被他震慑。他们准备释放他并任用他，霍侯不屈服，便把刀插入他的口中威胁他。霍侯叫骂得更加猛烈，于是被杀害；他的脖子被砍断却没有流血，白气缕缕升腾，像飞起的龙，而他的面容仍然如活着一般。啊，多么壮烈！有人问上蔡的事，李子说：“道理没有比忠更大的，忠没有比节更先的，节没有比义更可贵的，义没有超出勇之外的。这四者，是臣下的重要常道，也是君子的伟大行为。上蔡一人兼备了它们。以身殉国，是忠；至死不变，是节；舍弃生命而取义，是义；刀刃可以踩踏也不畏惧，是勇。一死而四种美德都具备，这就是上蔡的行为。” 有人说：“如果这样，那么《中庸》所说不能做到的又是什么呢？”回答说：“礼制中已经有规定。君主死于社稷，卿大夫死于职守，官吏死于封疆，士卒死于战阵。县邑虽然小，也有社稷；县令虽然职位卑下，却承担了职责。治理四境、守护封疆，发生战争便抵抗寇敌，县令本来就是统率者。因此在战阵中不死，叫作不勇；守卫封疆而不死，叫作不义；身负职守而不死，叫作不节；守护社稷而不死，叫作不忠。上蔡霍侯一死而具备四种美德。礼制中已有这些规定，为什么还要说呢？所谓中，就是以礼为正。因此天下有必死之事，是因为有必须遵守的礼。孟子所说与百姓共同守护，拼死也不离开；曾子所说得到正道便死去，就是这个意思。自从教化衰败以来，百姓只看见死亡，却看不见义，于是便不忠；不忠就有二心，有二心就没有节操，没有节操就没有羞耻，没有羞耻就不勇敢。于是平日里厚着脸皮，患难中却甘心退缩；像老虎一样窥视、虚张声势，最后像老鼠一样逃窜偷生的人并不少。即便如此，这种风气也已经很久了。安禄山在渔阳起兵时，如果不是颜真卿、颜杲卿、张巡、许远这些人，那么天理岂不是会迅速熄灭，人心岂不是会永远死亡吗？啊，上蔡霍侯没有愧对这四位贤者！然而夫妻一同殉难，是因为义气相互激发，还是因为平素就有这样的教化呢？” 还是因为他平日就能以礼法教导妻子呢？霍侯名恩，字天锡，祖先是卢龙人。高祖霍成因靖难功劳，升任燕山前卫正千户；曾祖霍旺调任茂山；祖父霍敬、父亲霍赟都世袭其官职。母亲姓李，生于成化庚寅年六月二十九日。霍侯居于茂山，弘治辛酉年乡试中举，第二年考中进士，授山阳县知县。服父丧后，起复补任安邑县；服祖母丧后，起复补任上蔡县。死时四十二岁。刘宜人生于成化壬寅年七月二十二日，死时三十岁，与霍侯一同返葬荆轲山。确实由有关官府办理丧葬，修立墓道石碑，建牌坊于门闾，这些都足以报答死者、劝勉后来者，彰显礼典。祠堂则春秋祭祀，赐额为“愍节”。赞文说：明智的人为义而死，熊掌正是他所珍爱的；贪生的人苟且求活，面临危难便逃避。只有明智的人，死了却如同仍生，刚烈如秋霜，光明如日星；活着是英俊豪杰，死后成为神灵。只有贪生的人厚颜无耻，他们难道没有一死吗？死后仍像草芥一样被践踏，见到他的人吐唾沫，听到他的人鄙弃。上天赋予人的本性本来相同，恒常如此；只因一念之间的区别，便有尧的仁慈和桀的暴虐，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如乔岳。是成为鸿毛还是乔岳，都由自己选择。地势高峻，居处便高；地势低下，居处便卑。巍巍霍侯，是万夫中的杰出人物；胸怀武略而光耀文德，英名美德流传。孤军奋战，含泪激励将士，抗击狐城的贼寇。谁说敌众我寡，便把敌人看作蚂蚁？谁说敌强我弱，便把敌人看作猪狗？刀刃可以砍断脖颈却不能砍断志气，心气腾跃如虹，奔雷般发声，愤怒化作狂风，悲愤化作暴雨。向上帝申诉，最终使群贼被擒。丈夫为君主而死，妻子为丈夫而死，历代并不缺少贤者，但夫妻双双如此的却没有。天子怜悯哀悼，赐予优厚追赠；在这片土地上享受血食祭祀，修缮祠宇以表示抚恤，春秋祭祀承奉不断，供奉清酒肥羔，仪容庄严、光彩肃穆。白马耀眼，仿佛朱旗前来；大纛迎风，发出清冷的光色，仿佛在微笑着消灭妖孽、平定祸患，保全我的百姓。【卷第四十三】【墓志九篇】明故朝列大夫宗人府仪宾左公迁葬志铭。左舜钦墓志铭。仪宾左公合葬志铭。封宜人亡妻左氏墓志铭。处士松山先生墓志铭。隐亭先生墓志铭。高处士合葬志铭。刘处士墓志铭。梅山先生墓志铭。《空同集》卷第四十三，北郡李梦阳撰。墓志九篇。这是为明朝已故朝列大夫、宗人府仪宾左公迁葬而撰写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