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五十 】

译李先生说：“曹县大概有一位王叔武先生，他说：‘诗，是天地自然的声音。如今道路上的叫喊、巷陌中的歌唱、劳作时的呻吟、安闲时的吟咏，一人唱而众人应和，这些才是真实的，这就叫作风。’孔子说：‘礼制丧失了，就到民间去寻求。’如今真正的诗正在民间，而文人学士反而往往写押韵的言语，把它称为诗。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这是说作者所作的是雅诗；而风诗也于是被弃置不采，不列入乐官，真可悲啊！”李先生说：“奇怪啊，真有这种事吗？我曾听过民间的声音，它的曲调胡俗，思想淫靡，声音哀伤，调子柔弱靡靡，这明明是金元时代的音乐，怎么能说是真实的呢？”王先生说：“真实，是声音的发出，也是情感的根源。古代各国各有自己的风俗，于是依其风俗形成声调。如今的风俗既然经历了胡俗影响，那么它的曲调怎么会不带胡俗呢？所以，真实就是声音的发出和情感的根源，并不是雅与俗的分别。况且您所听到的，难道也是按谱而发出的声音吗？难道没有突然作歌、猛然变调的时候吗？没有人知道它从何而来，但长短、快慢没有不协调的，这是谁使它这样的呢？”李先生听后惊讶地站起来说：“伟大啊！自从汉代泓以来，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了！” 王先生说：“诗有六义，比兴最为重要。文人学士少用比兴而多用直率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产生的情感少，而在辞藻上用功多。道路巷陌中那些浑浑噩噩的人本来没有文辞，可是他们的歌唱、呼喊、呻吟、吟咏，行走时低声哼唱，坐着时放声歌唱，吃饭时叹息，醒来时嗟叹，此人唱而彼人和，没有一样不是有比、有兴，没有一样不是他们的真实情感；从这些就足以看出诗义了。所以说：‘诗，是天地自然的声音。’”李先生说：“即使如此，您所说的只是风诗罢了，雅诗和颂诗难道不是出自文人学士之手吗？”王先生说：“这种声音在世上已经消失很久了，即使有作者也非常少。”李先生于是茫然失意，忽然醒悟。于是他放弃了唐代近体诗的各篇，改作李社的歌行。王先生说：“这是驰骋才力的技巧。”李先生于是改作六朝诗。王先生说：“这是绮丽辞藻的余波。”于是又作晋魏诗，说是比附文辞而联属意义，这叫作有意。于是作赋和骚，说是意义不同而沿袭言辞，这叫作有蹊径。于是作琴操、古歌诗，说是相似了，但仍只是糟粕。于是作四言诗、八风诗以及出自《雅》的诗，说是接近了，但已经没有实际用途了。” 王先生说：“您还是停下吧！”李先生听了，黯然无言，无法辩驳，便把自己的诗抄录下来，收藏在箱笥中，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后来才有人刊刻流传。李先生听说后又害怕又惭愧，说：“您的诗不是真诗，只是王先生所谓文人学士的押韵之言，是感情少而辞藻工巧的作品。”然而，这些诗又毕竟是弘治、正德年间的诗，所以自己题名为《弘德集》。我常常想要修改它，以求得真实的诗；但如今已经老了。曾子说：‘有时光阴有所赶不上，这也叫作学习吗？’这部集子共三十三卷：赋三卷，三十五篇；四言、五言古体诗十二卷，四百七十篇；七言歌行五卷，二百一十篇；五言律诗五卷，四百六十二篇；七言律诗四卷，二百八十三篇；七言绝句二卷，二百二十七篇；五言绝句以及六言、杂言诗一卷，一百二十篇。共一千八百零七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八百七篇〕 《德安府志序》知府马君龠修撰府志完成后，对府同知陶君龙说：“唉，这部志书由谁来作序呢？”于是同知陶龙请求李先生作序。李先生说：“志书供人观览，有三方面，并且能够通达于道。志书必须综合古今，兼收名实，订正考核，知道一事的发端必定要有才华；这可以用来观察学问。学问用来明辨事理，事理用来铺陈成文，褒贬必须真实，善恶据此评定，义例灿然明白；这可以用来观察政事。使近处的事美善可信，使远方的人受到继承、惩戒和劝勉，有类似史书的作用；这可以用来观察世道。从前圣人对于文章，特别重视史书，所以说：‘了解我、责怪我，大概只在《春秋》吧。’他讲论礼，又说‘木巳宋之不征也’？为什么呢？国家没有文章就不能兴盛。郡县本来就是国家，必须用文章使它充实；学问得到阐明，政事得到确立，又借志书彰显百姓的品行，国家一定会兴盛，所以说能够通达于道。因此，有道而后有政，那么政事就合乎义；有政而后有学，那么学问就有依据；有学而后有文，那么文章就深厚；有文而后有志，那么志书就可信。”同知陶龙说：“马君任知府时，当时德安有战争之事，险要和平坦之处都加以修治，盗寇平定后，我问他应当记载什么，他说：‘我大概得到了山川的情况。’我问赋税徭役是否公平，他说：‘我得到了户口的情况。’” 我问他百姓是否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他说：‘我从风俗中得到答案。’我问诉讼是否减少，他说：‘我得到了善恶的真实情况。’我问教化是否兴盛，他说：‘对神明恭敬，士人知礼，百姓敦厚。’我问废除和兴举的措施，他说：‘先处理其中大的罢了。’所以，这部志书申明、施行并彰显事理，以政事为根本；扩充蕴藏、发挥聚集，以学问为根基；确立体例、阐发凡例，以史书为宗祖；铺陈精义、发扬文采，以文章为归宿；考察规范、承继法则，以世道为准则。因此，它的志书能够辨析古今，完备地兼顾名实，取舍公正适中，弘扬容易实行的善行，惩戒容易辨识的恶行。”李先生说：“马先生懂得这个道理啊！一部志书兼有四种长处。它小处能够占察天时，近处能够作为法度而推及远方，所以称得上远大。至于用这些话来观察马先生，就是这个意思。这部志书十二卷，凡例一卷。马先生是西充人，陶先生是乐平人。” 《林公诗序》

译李先生读莆田林公的诗，感慨叹息说：“唉！您由此知道诗可以观察人的性情了。”石峰陈先生说：“邪僻，难道不是因为言语不端正吗？柔弱，难道不是因为言语不健劲吗？急躁，难道不是因为言语不冲和吗？怨恨，难道不是因为言语不平正吗？显露，难道不是因为言语不隐约吗？这样又从哪里观察人的品性呢？”李先生说：“您说的是普通言语，不是所谓诗。诗，是人的镜子。人的心志有所触动，必定显现在言语中；言语绵延，便成为声音；声音形成音律，音律和谐而有所应和；声音绵延而有节奏，言语便不会违背。心志由此发为文章，然后诗才产生。所以诗不只是言语。因此，言语端正的人未必内心端正；言语健劲的人未必气概刚健；言语平正的人未必声调平和；言语冲和的人未必心思冲淡；言语隐约的人未必感情深隐。仔细考察情感，探究声调，研究心思，观察气概，就可以由此观察人的内心，没有谁能隐藏自己。所以说：诗，是人的镜子。‘从前司马相如哀叹二世，言辞端正，但其中忠心少；他最终亲自写成的辞赋，气势强健，但正直之处反而成为过失；他险峻地写谢灵运游山，气势冲和，但安闲之人反而厌恶；他贪求白居易古风的作品，平和却显得矜持自负；他放笔写潘岳闲居，幽隐却显得不真实。’ 这些虚伪的东西不能用来娱乐，放纵不羁不能用来成就事业，贪婪不能用来保全自身，险诈不能用来匡正君主，言语不能充分表达意思不能用来承担清明的职任。五种弊病兴起，诗道就衰落了。因此后世对于诗产生疑惑，诗人自己也怀疑自己，最终只剩下雕琢玩弄。于是情感迷失，声调失当，心思受损，气息分离，违背内心而说话，声音不同于心意，音律也不协调，诗就灭亡了。”陈先生说：“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还对林公的诗发出叹息呢？”李先生说：“林公以正道修养自身并实行，树立古人的榜样而前进，他有这样的心志；以行为成就政事，坚持义理而不屈，他有这样的气概；以政事表现于言语，严厉抨击喧闹浮华，他有这样的思虑；用言辞铺陈心志，不奢侈、不浮泛，他有这样的声调；以心志决定前途，退隐避世也没有悔恨，他有这样的真情。所以，玩味他的辞句，可以看到端正；考察他的气概，可以看到健劲；研究他的思虑，可以看到冲和；探究他的声调，可以看到平正；体察他的情感，可以看到真实。因此，他出仕时有明亮正直的忠心、匡救时政的正直，有办事的敏捷；他退处时又能保全自身，使内心安宁。这就是林公的诗。”陈先生听后，惊醒般站起来说：“唉！我由此懂得了林公的诗，也由此懂得诗可以观察人。”林公诗共十二卷，共一千八百篇，由同邑山斋先生编成。” 《张生诗序》诗是从情感发为声音和气息的吗？诗的正与变，是由时代决定的吗？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志向有通达和困塞，于是产生悲欢，这是大小事物共同遵循的道理。至于形成声音，则刚柔不同，抑扬各异，为什么呢？是气息使它这样。因此秦、魏的声调并不贯通，齐、卫各自擅长不同的节拍，这就是它们的区别。唐代的诗，以李白、杜甫为最。李白、杜甫的诗，正好不是常人所能写；而张生是溟地所产。他作诗像杜甫吗？张生的志向并不通达。他在《春园乱》中说：“旧酿的酒给野客，新摘的蕨菜作盘中饭。”这是什么样的情感，又怎么会是欢乐呢？大雁本来相同，声音有哀鸣，也有和鸣而在春天出现，难道不是时令使它如此吗？所以声音随着时令而变化，情感随着时令而迁移。保持常态就是正，发生迁移就是变。正就是典雅，变就是激越。典雅便和谐，激越便愤懑。因此在正统的时代，《二南》在内廷铿锵作响，雅、颂在宗庙中铿然演奏；到了变异的时代，讽刺、忧惧的风诗兴起，而祥瑞来仪、率舞的乐章消失了。于是《考盘》载有吟咏，《伐檀》有歌唱，《北风其凉》的篇章兴起，《十亩之间》的歌声传唱。这就是所谓安闲。” 抛弃困塞、恢复通达，用欢乐驱除悲伤。大人崇尚兼济，君子以孤立为耻。所以《卷阿》一章说：“梧桐生长起来了，在那高高的山冈；凤凰鸣叫起来了，在那朝阳之地。”这是说士人贵在及时建立功勋。沐、刘、杭三位先生，是台镇中的杰出人物。他们和张生唱和，并不以困塞为可怜，反而以共同欢乐为意。这样看来，南园公与他唱和的诗，应该超过三位先生总数的十倍。为什么呢？南园先生是年老而有传述成就的人。” 《梅月先生诗序》情感，是因遭遇而被触动的。幽深的岩石、寂静的水滨、深远的原野、空旷的树林，百花已经衰败，却有洁白的花朵，妩媚地点缀在枯枝疏枝之间，横斜错落在崎岖之处；面对这样清幽浅淡的境地，什么遭遇不会令人触动呢？因此，雪增添了它的色彩，触动色彩便成为雪；风传播它的香气，触动香气便成为风；太阳助长它的容颜，触动容颜便成为太阳；云增加它的韵致，触动韵致便成为云；月给予它神韵，触动神韵便成为月。所以，遭遇是外物，触动是情感。情感被触动，就会心领神会；心领神会，就会契合精神；精神契合，就会产生声音。这就是所谓随处遇合而发出感兴。梅月先生，是因与月相遇而得名的人。与月相遇，眼睛看见它便愉悦，耳朵听到它便欢悦，鼻子闻到它便安适，口中便吟咏，手下便写成诗。诗不直接说月，月便成为它的色彩；诗不直接说梅，梅便成为它的香气。为什么呢？所谓契合，就是在心中会合。会合源于触动，触动源于遭遇，而没有一样不是情感。因此说：情感，是因遭遇而被触动的。从前林逋对于梅，曾在黄昏的月光下与它契合。他的遭遇，同今天的遭遇一样。为什么呢？他修养自身却不求庸常，独立自守而行为端正，于是有梅花喜好光耀的一面，又正值夜色清冷、严冬凛冽；于是便有关于月的吟咏。所以天下没有无根的萌芽，君子也没有无根的情感。” 忧愁和欢乐潜藏在内心之中，然后才在外界受到感触而有所回应。所以遭遇是由情感引起的，诗是由遭遇显现的。唉，谁说林逋之后还会有梅月先生呢？” 《遵道录序》

译《遵道录》是因为什么写成的？是因为忧虑世人遵循的不是正道而写成的。道就是自身所行的道；有所作为而求取什么，便都不是道。因此，依附往事来标榜自身，是追求名声；树立名声来招致后来者，是谋求利益；毁谤同类来争强好胜，是喜好标新立异。所以君子对于道，只在自身修养罢了，不敢把它说成名声。有人给他这个名声，他便推辞说：‘我愚昧无知。’不敢把它当作利益。有人把利益给他，他便推辞说：‘我微薄浅陋，不能承受。’不敢把它当作异行。有人把他视为异类，他便推辞说：‘我和别人相同。’这些都叫遵循道。为什么呢？道是我自己的事情，本来就与别人相同，我有什么可与众不同的？本来没有什么利益可取，我又有什么利益可求？本来不是为了求名，我又有什么名声可求？所以说，君子以真实为贵。真实，就是无所求取却自然去做。无所求取而自然去做，所以达到最高境界时，无论浅深，都不失道。所谓智者见到它便表现为智，仁者见到它便表现为仁，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对名声感到惭愧，对利益加以躲避，对标新立异感到害怕。这些都是担心损害真实而伤害道。伤害道，就是伤害自己。如今世人却不是这样，故意用奇特诡异来标榜门户，只怕自己不与众不同；不同就有名声。用简便的方法鼓动众人，只怕别人不来；人来了就有利益。” 坚持独行来毁坏成就，只怕自己不孤独；孤独就显得与众不同。有人责怪他的与众不同，他便说：“我所厌恶的是世人一味苟同。”有人责怪他的聚众，他便说：“我已经看出世人的昏昧。”有人责怪他自我标榜，他便说：“没有这样做就不能行事。”有人责怪他自称源流，他便说：“某人是开创者。”这些全都不是真实，是有所作为而故意去做；可是世上的人反而大多抛弃自己的真实而趋附他们。于是君子更加忧虑。于是写成《遵道之录》，记录正道来挽救偏颇，记录纯正来挽救驳杂，记录要旨来挽救歧途，记录正确来挽救错误，记录根本来挽救末流，总之只是为了返回真实罢了。然而世人反而仍然怀疑它，不肯遵循。唉！世人喜好标新立异，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名声和利益侵入人的内心，竟然这样深。叶先生说过：“如果诚意不是发自内心，即使每天使用三牲祭祀，也不能算孝。”这才是善于认识真实的人。我所谓达到最高境界，无论浅深都不失道，说的就是这个。也是我记录《遵道》的用意。唉，了解我或责怪我，大概只有《春秋》吧？” 《刻诲愚录序》《诲愚录》，是殷先生记录朋友赠给他的辞章。所谓“诲愚”，是什么意思？因为殷先生不忘记别人对他的教诲，而以愚者自居。李先生说：“从前我在京师时，见到殷先生，和他友善。他因病回乡，我赠给他七言八句诗一章。”后来我在大梁，殷先生来信，约我游泰山，我赠给他五言长诗一章。后来殷先生任南科给事中，写信向我告别，我赠给他七言长诗一章。嘉靖三年，殷先生的门人陈氏，号愚泉，奉使作为行人来到大梁，便来见我，拿出他老师的《诲愚录》。这时殷先生已经去世、在地下修养文德数年了。李先生说：“笃信古道的人，可以从他的志向得到验证；尊重贤友的人，可以从他的见识得到体现；才华奇异而有所发越的人，根本在于自身；谦虚的人，正可预料他能有所接受。不是愚昧却以愚者自居，正是谦逊而虚心。文章由此发出，峭拔浩瀚，正是才华奇异；不以古人为师法之外的东西为法，正是志向笃厚；能够接受教诲而称说教诲，正是尊重贤友的体现。这就是殷先生的品行了。” 《方山子集序》《方山子集》，是汇集歙县郑先生诗作的集子。郑先生名作，字宜述，号方山子。他曾在方山中读书，后来放弃读书去经商，带着一捆书，驾着一叶小舟，携带孤琴和短剑，往来于宋、梁之间。壮年时英气越来越旺盛，骑骏马、挽强弓，时常到大梁的草泽中出外射猎，捕获野鸡、兔子后便敲石取火，温热锡制酒具，烤食腥肥的猎物，自己饮酒，自己歌唱，半醉后垂鞭骑马，缓缓归来。有见识的人说，郑先生虽然经商，实际上并不是商人。郑先生豪迈粗犷而意气自负，于是玩弄世俗、轻视外物，见到王公大人不论新交旧识，便作长揖而以抗礼相待；因此人们多责怪他不谦逊，但奇异卓越的人却乐意同他交游，从来没有不宽容优待他的。他作诗才思敏捷、兴致来得快，提笔就能写成。有人故意为难他说：‘你的诗能一次写十首吗？’郑先生就写十首；‘你能写二十首吗？’郑先生便又写十首。然而大多率意而作，不够精细。空同子常常压制他说：‘不精细的作品不收取。’郑先生于是端坐沉思，锤炼句子，考订体裁，也往往能写得合乎格调；但面对别人时又像起初一样草率，因此他有数千上百篇诗，选择编集的只有二百多篇。嘉靖五年，郑先生四十七岁，患痰核之病，不愿再游历，将要乘船返回方山，重新从事旧业，在岩洞松桂之间读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篇〕 有人问空同子是否为他送行，空同子便在郊外反复歌咏三章以相赠。郑先生于是拜谢说：“这是我自己游历以来得到的作品。”他往来时得到空同子赠诗很多，但还没有古歌体的作品，如今得到这篇就完备了。空同子说：“您的病本来很重，这次离开后，诗能够精进吗？”郑先生想回答却没有回答。空同子退下后对人说：“郑先生这次离去，一定会有很大进步。”有人问为什么，空同子也不回答。” 《鸣春集序》《鸣春集》，是汇集霜崖先生作品的集子。所谓“鸣春”，是说鸟到了春天就鸣叫；难道不到春天就不鸣叫吗？这说明春天有特殊作用。天下的事物，有孔窍便会发声，有情感便会吟咏，孔窍和有情感的人、物是相同的。然而一定要等到春天，是时令使它这样。韩愈说：“因为鸟在春天鸣叫，用它来比喻言语。”那么，鸣叫是我的孔窍，情感是我的情感；使它们发生作用的又是谁呢？是鸣叫的鸟吗？还是使鸟鸣叫的春天吗？阴气凝聚，气候惨淡，草木凋零，内有情感的难道不收敛，具有孔窍的难道不发声吗？等到柔风吹拂，阳和之气四处布散，然后处于阴处的鸟和鸣，迁往高树的鸟嘤鸣，灌木间有喈喈之声，丛生荆棘间有交交之音。像这样的情形，是春天使它们如此吗？还是使它们成为春天的东西呢？如果不是春天，不是鸟，那么使它们如此的又是谁呢？天地不能违背寒暑来形成一年，万物不能逃避消长来顺应情感。因此圣人顺应时令来使万物活动，依据情感使孔窍发声；遭遇便发出声音，情感遇合便吟咏；吟咏用来调和宣泄，宣泄用来使郁结畅通，畅通以后便绵延成歌，诗就产生了。所以诗，是吟咏的篇章，是情感自然发出的声音。它有使它发出的因素，也有无须外力使它发出的因素；只是遇到相应的事物便发作罢了，就像鸟遇到春天一样。所以说：‘因为鸟在春天鸣叫。’霜崖先生，做了一任官便受挫，困穷了二十年，正处于困顿、凝滞、惨淡、凋零的时节。” 然而他仍然吟咏并宣泄，宣泄而通畅，通畅而绵延成歌，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就是所谓“不在春天而有春天”，天地自然的声音自行鸣发吗？还是情感以同类相应，由时令把它激发出来呢？【卷第五十一】【序十篇】《熊士选诗序》，《徐迪功集序》，《秦君饯送诗序》，《音序》，《送杨希颜诗序》，《刻戴大理诗序》，《完名荣寿编序》，《何公四图诗序》【并诗】，《萍会图序》，《代同榜序》，《齿录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