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五十一】

译《空同集》卷第五十一，北郡李梦阳撰。序十篇。《熊士选诗序》熊士选是丰城人。名卓，字士选。弘治丙辰年中进士，任平湖知县，升任监察御史。因刘瑾而被罢官归乡，被罢黜的共有四十八人，我也在其中。刘瑾把他的名字下诏告知天下，称为党人。刘瑾被诛杀后，我被起用为江西官员，经过丰城时，到曲江岸边访求他的踪迹，却发现他已经去世。我先到他的墓前哭祭，又搜集整理他的遗诗，得到六十篇；但这些诗都精细华美，于是抄录下来，使它们收藏在他家中。李先生说：“我对于士选的死亡，因而对祸福转折的征兆产生了疑惑。大概是因为祸患和福分的关键在于实际情况，而我没有充分理解，也无法测知□生来昭昭者的说法。过去我在曹署，暗自庆幸能够侍奉敬皇帝。那时国家承平已经一百三十多年，政治宽裕，百姓生养繁殖，斧斤深入山谷也砍伐不尽，马牛遍布田间道路。即使闾巷百姓也轻视绫罗，梁肉甚至腐烂，可以说治理达到了极盛。当时海内没有盗贼和战争的警报，百官在朝廷上从容任事，入朝便振动佩玉，出行便车马鸣珂，政治的治乱都不挂在心上。空闲时便饮酒聚会，考订文史，朋友讲学，众人吟咏，深入探索幽微、剖析奥秘，于是都能够尽力弘扬学问；唉，也达到了极盛。那时士选担任御史，每天同四方士人交游，声望光彩显赫，很有像千仞高山等待凤凰来临那样的前途。” 治理达到极盛之后就会接续着混乱，名声高了就会招来毁谤。丁卯年以后的事情，我实在难以说了。当今皇上诛灭乱贼，使天下返回正道，百姓的心志蒸蒸向上而不作奸，又可以称为一个治世；这大概也是治乱往来的规律。然而如今盗贼反而日益不能平定，学士大夫相互放下礼器而议论战争。假如上天让士选活到这个时候，接受任用、承担托付，他一定会像山岳挺立、猛虎跃起一样，在同辈中显露头角，哪里会只是这样死去呢？可悲啊！古人说：‘胜负的景象多次出现，便可观察其中的规律。’这是说祸福、治乱一定会反复变化。士选先前遭遇党祸，已经很惨了，如今却又死去，难道偏偏没有赶上它定局的时候吗？要测知治乱往来，没有不依据实际情况的。实际情况明确，然后征兆才能得到验证；征兆得到验证，然后治乱的道理才能明白，祸福才能显现。如今既然没有赶上它定局的时候，那么我又根据什么来测知天道的往来呢？所以说：我对于士选的□，因而对祸福转折的征兆产生疑惑。然而盗贼平定也已有日期，只是他这个人竟然已经不在了。我怎么能不□呢？所以既搜集整理他的遗诗，又以□加在其上。” 《徐迪功集序》《徐迪功集》六卷，附《谈艺录》。徐子容把它寄给我，寄自豫章，我就在豫章刊刻它，印行传给同好的人；其中表达我对迪功文章的看法说：“当初迪功在京师去世时，我在大梁。徐子容把讣告告诉我说：‘昌谷留下遗言，要您为他的遗文作序。’于是我拿着他的文章，抽泣了很久，说：‘唉，我忍心为我朋友的文章作序吗？麒麟、凤凰、灵芝、宝玉，都是世间少有的东西；刚刚遇见、看见它们，却突然夭折灭亡了。是上天生下它们又故意夺走它们吗？还是本来不该出生，却出生了，而修养成就有长有短，并非天意所能安排吗？’迪功以文章和辞赋在吴中兴起，十多年之间，如鸾凤飞翔、猛虎变化，文采斐然地出现在士人之前。然而最终仍然困顿而夭折。凡是这些，难道上天果真不能明察吗？我又看唐代李白、杜甫、蹭蹬困顿的诗人以及王勃、李贺，便发现早夭的才士从来没有不令人怜惜流泪的。然而毕竟相隔时代还足以宽解，谁能像我这样亲眼遇见迪功呢？”客人说：“气运积聚久了才会充满，夏、商、周三代以后，圣人很少出生。孔子因为周代末世，不能得到职位。由大的情形可以推知小的情形；如果这样，那么说魏征将成为鬼魅，难道不对吗？”客人又说：“像这样评论迪功，有什么用呢？”我说：“《谈艺录》中已经完备了。” 追慕古人，没有不先重视体裁的；但只守着体裁而没有变化，所以其中仍然存在固定的蹊径。即使如此，辞去荣华而沉溺于寂静，把富贵看作浮云，慷慨抒怀而俯仰古今，迪功所达到的境界，我无法完全探究。如今详细考察他的文章，温和雅正而抒发情感，含蓄委婉而讽刺时事，爽朗流畅而表达气势，以比兴来规范意义，以苍劲古朴来蓄积辞采，以议论模拟来统一格调，以悲鸣来宣泄不平，以参差错落来变化篇章，□物理人道之美，阐明幽微、剔发深奥，记载名分和实际；即使有一定蹊径，其中相似的也很少。文章长短、内容细大，又何必去计较呢？”不载录迪功的履历，因为另有志书记述。” 《秦君饯送诗序》学者称道饯行送别，大多认为与诗有关，这种说法由来已久。然而《烝民》开篇列举崧高，《韩奕》也说“巍巍的梁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诗是感受外物而开始构思的。因此古代登高能够作赋的人，就任命为大夫；列国大夫相遇时，用含蓄的话彼此感发，便称引诗篇来说明志向。所以说：“言语不直截说尽，用比兴来彰显，借外物来讽谕，这是诗的上乘。”从前郑国六卿在郊外为宣子饯行，宣子请他们各自赋诗来窥见郑国的志向。他听到“野有蔓草”，便说：“我有希望了。”听到有人赋《羔裘》，便说：“这样起身任事，我不能胜任。”听到《褰裳》，便说：“哪里敢劳烦别人。”蔓草是细小的事物，羔裘是细微的事物，卷起衣裳还没有成为事情，它们同郑国的志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能触动宣子而产生这些话呢？也只是借外物讽谕的道理罢了。所以古人想感发他人，总是举出相似的事物，不直截说明；把意思寄托在外物上，不用直白的话说尽。然而这些都从诗开始，所以说：“诗是感受外物而开始构思的。”无锡秦君任河南提学副使，送行者为他作了《嵩山》《有赋大河》《苏门》《梁园》《铜雀台》《五老堂》《德星亭》等诗。” 《嵩山》说的是它的高大；《大河》说的是它深广而绵长；《苏门》说的是源泉有根本；《梁园》《铜雀》《五老》《德星》，是因为俯仰古今、旷远广大而成为盛大景象，所以用这些事物来称说；所指向的则是事情。高、大、绵长、源泉有本，是德业的常道；所谓景行，是用来征验的。这不就是所谓借外物讽谕吗？况且德可以建立政事，业可以扩充志向，征验可以推求诚信，这是学校教育的要旨。秦君一次接受饯行，便得到这三项要旨；然而一切都从诗开始。诗难道不是感受外物而开始构思的吗？” 《音序》

译诗到了唐代，古调已经消亡了；然而唐代自有唐调，可以歌咏，其中高雅的还足以配合管弦。宋人重理而不重声调，于是唐调也消亡了。黄庭坚、陈师道以杜甫为师法，被称为大家；如今他们的辞语艰涩而没有香泽色彩，流动起来像进入神庙，坐在土木塑像的尸骸旁边，即使穿戴衣冠同常人一样，难道就能称为人吗？诗把比兴错杂起来，借外物使精神发生变化，具有难以言说、不可测度的妙处；感触突然发生，情思流动，所以它的气势厚重，声音悠扬，言语切实而不逼迫。因此歌唱它时内心舒畅，听到它的人也会受到感动。宋人重理，写成说理的话，于是轻视风云月露，把一切都铲除而不写；又作诗话，教导人人，结果使人再也不知道什么是诗。诗难道曾经没有道理吗？如果专门写说理的话，为什么不作文而一定要作诗呢？如今有人创作表现性情气质的诗，动辄自以为胜过“穿花蛱蝶”“点水蜻蜓”等句子，这同在痴人面前说梦有什么不同？即使从道理来说，那么所谓深深款款的情意，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诗经》说：“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又该怎样解释呢？孔子说：“礼制丧失了，就到民间去寻求。”我看江海山泽之间的百姓，反而往往懂得诗，不写秀才腔，这篇《音》就是这样。” 音歙处士名畲，杂处士之业，往来经商于宋、梁之间，所以他的诗多是为宋、梁人所作。我游历大梁时，没有来得及见到处士，只见到他的儿子育。育有文才和品行，喜好学习，文雅而且也喜爱诗。《左传》说：“这是父亲，这也是儿子。”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吗？育因病不能出游，返回故乡，到现在已经几年了。他写信给我说：“我害怕先人的作品湮没不传，不能在世上显现，幸望您为它作表彰。”于是我写了《音序》，处士的品行在志书和表中已有详述，所以我不再叙述，只叙说他作诗的根本宗旨。” 《送杨希颜诗序》希颜说：“自从我离开家乡，侍奉两位皇帝、奉事藩王，转眼已经四十多年了，但感觉同早晚之间没有什么不同。如今我的头发已经斑白稀疏，可是梦魂常常游历故乡。”李先生被免官后，第二年，杨君便对藩王说：“臣杨铸冒死请求，臣的先人坟墓在太行山南、汾河岸边，如今荆棘丛生，狐狸兔子在其中打洞，冒昧请求归去祭扫。”藩王说：“唉！你回去吧，赶快回去。”杨君于是到郊外喂饱四匹马，给车轴涂油，设置旆旗并举行祖道仪式，马头向西，将要展墓并游览故乡。周王府诸王、诸将军以及各位大夫、士人和办事人员，都为杨君归乡壮行。于是佩玉的、戴冠冕的、束绅带的、佩绶带的、乘车的、骑马的、摆设俎具而斟酒的，全都来为杨君饯行。到场的人很少有不作歌的。有宏大的篇章，有简约的言辞，有铿锵而参差错落的，有庄严而盛大的，有收敛而放逸、奔放而有条理的。左史景阳对李先生说：“饯行一定要有诗，为什么呢？”李先生说：“饯行一定有诗，是从《崧高》《烝民》开始的。歌唱是为了使言语绵延，言语是为了阐明意义，因意义而抒发情感，这是古代的道理。然而诗并不专门用于饯行，所以诗对于别人有颂美、箴戒、讽谏，对于自己则有思念。” 因此古人相遇时，一定陈说诗篇来晓谕志向。从前郑国人赋《缁衣》，晋侯说：“怎敢不拜谢郑君不改变心志的美意！”这是取法于颂诗。国子赋“辔之柔矣”，属于箴诗。叔孙引用《相鼠》，穆子引用《茅鸱》，取法于讽谏。庄舄作越地吟，是由思念激发的。这几种都是古代的道理，并不专门用于饯行。然而饯行一定要歌唱，是因为事情会使人在离别困难中产生情感。所以郑国六卿在郊外为宣子饯行时，便让各自赋诗来占察志向。志向用来建立行为，事情就有了名义；名义用来顺应义理，行为就有了规范；坚持义理、建立规范，人们便不会轻易薄情。景阳说：“我今天才知道饯行一定要歌唱；而且希颜怎样能够得到其中的情感呢？”李先生说：“没有什么名义比展墓更大，没有什么义理比追念亲人更崇高，没有什么规范比思念根本更重要，没有什么情感比颂扬义理更优先。具备其中任何一项就足以得到真实情感，何况全部兼有呢？何况全部兼有呢！” 《刻戴大理诗序》浮梁有一位戴大理，喜欢吟诗，却早早去世了。他的德行高尚而官位卑微，连同他的诗稿也在一次火灾中焚毁了。戴大理有个儿子搜集遗留下来的诗稿，得到父亲的诗八十四篇，捧着诗稿哭道：“唉，我父亲的德行这样高尚，官位却只到这里吗？吟诗本是万物共同的情感，怎么会有损于天理？竟也要被火焚毁吗？难道要让他的官位和声名一同消灭吗？如果不把这些遗稿刻印流传后世，谁还会说这是我父亲的诗呢？”李子说：“戴氏之子真孝啊！孝子对于父母，认为他们无不是正确的，只有爱而没有憎恶；只希望他们修养完美而没有短处。这并不是父母真的没有过错，而是只看见他们的正确，看不见他们的过错；也不是孝子真的没有憎恶，而是因为爱父母，便不知道应该憎恶什么；也不是父母真的没有短处，而是希望他们修养到没有短处。所以在孝子心中，父母的生命并非没有期限，却总希望他们像金石、柏松、彭祖、老聃一样长久。孝子并非不知道人的生命不能与这六者相比，而是内心的愿望就是如此。因此说，孝子珍惜父母在世的每一天；爱产生于看见父母的长处，既然只看见长处，又有什么可憎恶的呢？所以，父母的声名难道会不美好吗？那孝子说：‘我父亲的德行才干没有比别人差，只是声名比别人低。’又说：‘我父亲的德行才干没有比别人差，只是官位比别人低。’因此，只要父亲的善行稍有不为人所知，就一定设法使它为人所知。人们谈论父母的过错，孝子便把那些话压下去；并不是那些话本身该被压下去，而是憎恨我父母的人，我便憎恨他。因此，只要父母的话稍有不为人所知，就一定设法使它为人所知。诗，本来就是使言语成章的东西。使言语成章，无论大小、多少、巧拙，都一定要设法让它流传。戴氏之子的心意，正是这样。我从戴氏之子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说：戴氏之子真孝啊！况且万物不能没有声音，于是便吟咏出来。声音产生于孔窍，孔窍受到激发便成为吟咏；至于形式，则有粗细大小的不同。人吟咏时，又根据所聚集的内容判断多少、巧拙；但归根到底都是情感。情感因遭遇而被触发，所以每个人的言语都各不相同。凭借言语铺陈成章，凭借篇章考察其作用。因此，先王的政教并没有因诗而废弃。所以，所谓大小，是指作品所承受的内容；所谓多少，是指铺陈的多少；所谓巧拙，是指构思的深浅。”李子说：“我对于诗很昧暗，所以不能说明白戴氏的诗；但是他儿子的心确实是孝顺的，确实是孝顺的！戴氏之子如今任开封府同知，把父亲的诗刻印在大梁。” 《完名荣寿编》序

译洪洞韩公以户部尚书之职退休后的第十六年，正值正德辛巳年。适逢当今皇帝即位，搜求俊才，又搜集遗逸，考察劳绩，起用废弃的人才。对于屈元卿这样的硕德旧臣，无不恭敬礼遇。于是皇帝派使者携玺书前往慰问前任尚书韩公，增加他的岁给，并每月加赐米粮。这一年韩公已经八十一岁了。河内守说：“唉，我父亲，这难道还不叫声名完美吗？”玺书已经说到这些了；这难道不是荣耀吗？平安康宁，难道不是长寿吗？这是什么意思呢？于是把韩公所接受的各种制书以及所获赠赐、韩公的言论，汇编成册，题名为《完名荣寿之编》。君子读了说：“这部编册包含六种美德、四种美好。这些合起来为什么称为‘成’呢？”六种美德是：政事诚信、德行贞正、上天眷佑、众人同心、君主有礼、臣下忠诚。政事诚信就能取信，德行贞正就能长久，上天眷佑就能长寿，众人共同赞善就能得到赞誉，君主有礼就能获得荣耀，臣下忠诚就能成全名节。声名的产生，必定依靠这六点，所以称为‘成’。李子又说：‘完，是在失败中得到成全；名，是在祸害中得到验证；荣，是在困厄中得到彰显；寿，是在孤独中得到证明。因此，君子的失败，并不是安于失败，而是失败之后有人使他得到保全。道路正直却官位被贬，这是祸害，并不是主动求取祸害，而是遭受祸害后有人为他扬名。谗言得逞而自身被排斥，这是困厄。这并不是主动求取困厄，而是身处困厄却有人使他获得荣耀。先被贬黜而后来升迁，是先被排斥而后来有人为他洗雪；这就是孤独。并不是侥幸，而是与众人一样获得长寿，没有早夭。众人使他得以保全，上天使他长久，声名使他厚重，荣耀使他摆脱困厄。为什么呢？德行贞正，政事就能取信；政事取信，众人就会赞誉；众人赞誉，上天就会眷佑。这样以后，声名和长寿才能获得，恩宠赏赐也会绵延不绝。这就是‘韪’的含义。如今美玉，人人都知道它珍贵，却有人把它击碎；美玉有什么罪呢？五谷，人人都知道它美好，却有人把它拔起使之枯死；五谷有什么罪呢？骏马，人人都知道它良善，却被困在盐车上；骏马有什么罪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关键在人，而人却不知道祸福成败取决于自己的作为。于是有人害怕失败而求取保全，官位虽然保全，声名却变得轻薄；又有人用违背正道的方法求取声名，声名虚伪，困厄便随之而来；又有人趋求利益以逃避困厄，困厄虽去，荣耀却失去了；又有人用巧诈冒进来求取荣耀，荣耀得到后却被众人抛弃；又有人委曲逢迎来求取赞誉，赞誉虽得，天灾却降临。所谓祸患不落在自身，必落在子孙身上。即使不是灾祸，也会发生变故；这并非上天注定，而是不了解‘韪’的弊害所造成的。唉！听说韩公的人，也足以做到清廉自守、立身不屈了。有人问韩公的德行和政绩，李子说：“见到善行却看不见它，叫作内心盲；听到美德却听不进去，叫作内心聋；看见了却不能审察，听见了却不能领悟，叫作内心迷惑。想要了解韩公，看这部编册就可以了。” 《何公四图诗序》【并诗】何公说：“我任职方官时，出使秦陇，于是有河南参政所作的《出使图》，有太仆卿所作的《旬宣图》，有如今任都御史、巡抚云南时所作的《考牧图》，还有《出镇图》。”李子说：“我看何公的四幅图，区域和人情事理的大概就都清楚了。诗中说：‘体力正强健，经营四方；山川盘曲深郁，河流大海在这里汇合；江湖广大，滇、蜀山势险峻。’用眼睛汇集、用心思发抒，再用才华表现出来，所以事务办理得好，政令广泛施行，物产丰足、财用和美，百姓安宁，远近之人都喜悦而来。因此，旌旗、牙旗、车舆、马匹以及鼓、笳、鞣矛等仪仗簇拥护卫；把这些画下来，不能说是过分铺张的饯行。缙绅们佩着祖绶，像云气蒸腾、雾气聚集，传播芬芳、播扬英名，唱和《骊驹》之歌，声音如玉振金戛，丝竹声回荡呜咽；把这些画下来，也不能说是浮靡的文饰。高山深谷、千座隍池、百座城郭，树林山谷相互遮蔽，路径曲折回旋；使者乘着带霜的车幰出行，出发时有人慰问，回来时有人问候；把这些画下来，也不能说是矜夸。为什么呢？绘画，是描摹形象；诗歌，是激发情感；歌颂，是彰明功劳；事实，则通过声名流传。政事属于事实，功劳属于秩序和成就，所以绘图崇尚取象，取法于《易》；叙述效法《尚书》；祖饯合乎礼制；吟咏歌唱取法《诗经》；褒美赞誉仿效颂体；协和音律近于音乐；题诗以寄托志意，采用《春秋》的体例；回赠诗文，则合乎孔门的义理。” 唉！这四幅图的义理真美，意境真深啊！” 山川环绕，广大而庄严；职方之事由我掌管。省察疆域，安置百姓，若不是你，谁来谋划？关塞零落，车轓经过；陇地的烟尘牵动旌旗。援军归来，聚米筹划；虞笏在白昼的朝堂上显得堂堂。边疆谋略施行于西土，借此资助出使。右为《出使图诗》。黄河、洛水浩荡，荥水如衣襟，嵩山如衣带；低湿之地淤积，原野沙土，容易被阴霾遮蔽，也容易受风侵袭。振兴枯槁，布施滋润；你勤劳，你公正。谷物繁茂，黍苗茁壮；有甘棠遗爱可以继承，皇帝心中已经记着你。右为《旬宣图诗》。駉駉的公马，鲁人吟咏；骊骊的母马，卫人歌唱。这样想来，难道没有邪念吗？难道还有其他事物，能因人的培育而茂盛、召来祥瑞吗？和谐地攻治，幼驹承载殷红锦缎，云气翻涌；牧人于是梦见鱼，没有偏差。右为《考牧图诗》。秦国收取黔中，汉朝沟通西南百蛮，把尸体编入华夷之籍；如今我公到任，王化更加广泛深入。蛮夷献上珍宝，赏赐贝币；驿路上少有停留，□□；翡翠、象牙，□□，晴日下的金蚕。右为《出镇图诗》。《萍会图序》

译《萍会图》。王官共有十五人：纪善一人、教授十二人、典膳二人；这些人来自东西南北各地。出生地不同，却同在王官任职；官职不同，却同处一地。于是十五人约定说：“起初我们出生在东西南北，本来没有理由同在王官任职。即使知道有王官，又怎么知道会同处一地呢？形势没有固定的形态，停留也没有确定的踪迹；我们难道知道从今以后不会再分散到东西南北吗？”浮萍还没有接触水时，知道水吗？水知道浮萍吗？等到风吹过来，把花絮缠绕在水波曲折之处，浮萍于是铺布在清水上，根扎得深，浮泛精华而化为神韵，姿态柔美娉婷，随波上下嬉游，这才同水合为一体。所以，有人朝夕求寻一生，却始终不能相逢；有人在道路上偶然倾盖相交，并不是平素彼此闻名，这就是所谓偶然的相合。凡是相合，就没有不分散的，所以君子同处，必定聚集饮酒吃饭以相互欢乐。于是有了会聚；会聚，是用来维系情谊、防止离散的。它类似浮萍，所以称为‘萍会’。离散之后有所思念，必然会想到彼此的容貌，也会成为子孙世代相传的谈说。后世谈说时一定会说：‘我的祖父、我的父亲，过去曾与某人同在王官、同处一地，大概还同席聚会过。’因此，这次会聚不能不绘图记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五人〕 绘图，是使事情永久流传、保存其中义理的办法。李子的先人也曾任王官，我如今看到这幅图，感叹道：“这次会聚真美好啊！但这也要看时势是否允许。后世很少能安稳睡眠，危险的国家很少能安然吃饭。假如境内有绿林、铜马之类的警报，而国家又没有河间王、东平王那样的声誉；即使有人以正道辅佐，却拒绝听信，或以善道引导，却让专横放纵之人自行得志，那么诸位正背负着忧患和责任，肩挑重担谋求迁转，除了像穆生逃走、张衡离去，哪里还有空闲来维系情感、防止离散、表示永存义理之心呢？又哪里有时间绘图会聚？”所以说：“宁可深渊中没有焦鳞，也只是时势使然罢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代同榜序齿录序》嘉靖五年秋八月，河南乡试结束，已经把中式者的姓名和文章编录上报了。于是榜中的士人谷宇龄等人共同商议编一部私录，并按年龄排列次序。录下注明字号、年龄、籍贯、所治经书，以及同榜的名次，题名为《同榜序齿录》。于是请监察陈公过目。陈公说：“唉！诸位生员，公家的录册已经有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另编私录呢？”谷宇龄等人拜了两拜，说：“所谓私录，有些事情必定不能没有；因为它形式上像是私人的，实质上却是公义，所以君子能够安然接受。天下有必然的义，也有必然的情。义，是公之于天下的，比如孔子正名；情，是出于不可避免的亲情，即使属于私情，仍然合乎公义，比如周公对伯禽的疾病。乡党之中，没有比年龄次序更重要的；如今一旦在乡试中得意，便只按文章高下排列名次，还安然接受，我们担心人们会倚仗才德而自高自大。人与人有五种伦常，长幼次序是其中之一，所以长幼秩序必不可少。如今一旦按名次高下安然处之，过去还是兄长的，如今却成了弟弟；过去排在后面的，如今却排在前面。若把这种做法带到乡里，我们担心人们会不再尊重长者。因此，同榜名次是公家的，是天下的公义；按年龄排列次序，是私人的，却是人情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它看似私事，实际却合乎公义。”陈公说：“唉！诸位生员，说得好，可以和你们谈从政了。国家取士，依据的是文章；任用之后，要求的却是实际政绩。名次是名，任职后要承担的却是实际责任。假如有人倚仗才德，在乡里骄傲，那么做官后一定自矜而欺凌同僚；假如有人倚仗年龄先于他人，那么做官后一定自高自大、争强斗气。因此先王制定礼制，乡党中一定按年龄排列，以教人谦让；长幼一定遵守伦次，以敦厚谦逊。谦逊礼让确立，实际行为就会循理；行为循理，事业就会成功；事业成功，名声就会显著；名声显著，同榜之人也会因此增光。唉！诸位生员，可以和你们谈从政了。”这一年冬十二月，我冒昧以左史身份来到河南藩司，有幸拜见陈公，又有幸看到这部录册，并听到陈公与诸位生员问答的话，于是私下感叹：“事情虽小，却能关系到大事，因为它端正；事情虽近，却能通达长远，因为它开始时谨慎。因此，端正自身没有比礼让更重要，谨慎行事没有比厚重人伦更重要。诸位是刚刚起步的人，却不以文章自骄，不争逐名次，反而排列次序、按年龄编录，并绘图保存。将来他们的品秩、功业，难道还可以估量吗？”监察公因他们的请求而最终成全此事，难道不就是追溯并保存事情的本始吗？” 《诗经》说：“善人君子，正是国人的表率。”陈公具有这种品德。《诗经》又说：“恭敬谨慎地遵守威仪，作为百姓的法则。”说的就是诸位士子。【第五十二卷】【序十一篇】《送都御史王公移镇陕以西序》、《送都御史夏公序》、《赠鲍侯序》、《赠董公序》、《赠刘大夫序》、《送石庵先生归序》、《赠阎子序》、《周氏族谱序》、《董氏族谱序》、《琴峡居士序》、《柏崖春雨序》。《空同集》第五十二卷，北郡李梦阳撰。序十一篇。《送都御史王公移镇陕以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