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五十三】

译何君由河南左参政升任太仆寺少卿。有人说：“他的职位提高了，官阶却反而降低，莫非要重新入职吗？”有人说：“这是摆脱繁重事务吧？”我说：“这是拔擢人才，因为他曾经接受考察和试用；但也只是逐步升迁罢了。他一旦进入这个职位，必定会受到重用。”有一次庸君前往，我拜见天官公，恰逢天官公从西边回来，他对我说：“近来我观察子元清理西北马政，发现他有非凡才能。”又说：“子元的才能确实很大，假如让他掌握大藩的权柄，施行教化并扩大治理，百姓大概就能安康吧？”马政不过是整个政务中的一项而已。若拘泥于马政而认为升任太仆不优厚，把马放在百姓之后，那便是不懂马政。马匹的增减，关系到国家的宽裕或困窘。因此丘甸每年征取马匹，管理马政十分严格；按照马匹数量应对，贫富便可考察；良马和母马强健，足以守卫边疆，于是鲁国田野兴盛，汉代军势张大，马匹成群。正因如此，兵戎之事能够安定，文士才可从容吟咏夸谈。凡是足以周济国家的事务，都不能舍弃。然而古人想到以马寓民。即使恢复三卒、免除二丁，准备已经完备了，却仍然责问主管官员，为什么呢？因为若非得人，事情便不能实行。所以有张万岁任太仆，后来天下才达到用一匹缣换一匹马。如今苑监没有陈尧叟勒石记功的成效，茶马之政也没有李木巳治理蜀地买马那样严格，而编户百姓养马又有文彦博所说难以耕作、无从休息的忧患。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太仆寺往往要发放国库钱财来买马。如今的百姓并不是过去那些曾被免除赋役的人，遇到买马时便抬高马价。价格上涨，州县官就必须按数额补足差价；这样做，哪里有不剥削百姓的呢？于是马匹损耗，百姓也大受扰乱。所以说，把马政看得只是拘束而简略，把何君的升任说成是优待马匹而置百姓于后，都是不懂马政。辩论者说：“何君以前清理西北马政，曾经纠察权势者和官府私田、湖泊所增加的马政收入，每年约数千金；按计划应当实行，最终却没有推行。”当时何君又写有论马政的奏章，大略说：“私茶不能禁绝，权势者控制的盐业不改革，马匹终究不能增加，也没有听说采取措施推行。”如今何君即将担任这一官职，能够使马匹立即充足而百姓不受扰乱吗？道要靠志向来实行，官职要靠诚信来守持；时势若不合，能察知却不明言，不是仁；该做的事因畏惧而退缩，不是勇。能够审察时机、衡量力量并运用智慧，事业才会建立。以何君的才干和确实的重任，庸君，他到哪里不能有所作为呢？难道只是马政而已吗？何君的同僚和各地大员因为他要赴任，想赠言给他，便嘱托我写下这些话。我并不是能够审时度势、守信践志的人，却还是依从他们的话来写，因为鲍子知道我的心意。《送按察使房公序》如今谁不说“轩冕只是偶然获得的外物”呢？凌风排云，振翼飞上九天的通衢，以奔赴功名际会，这难道不是我内心深切愿望和极度想要的吗？然而时运有遇与不遇，所以富贵是赵孟所给予的，并非我自身所有。得到它，并不是我增加了什么；失去它，也不是我有所损失。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在身外。等到失去之后，却又常常面无光彩，依恋、惋惜、懊悔，内心不安地不能停止，这难道不是所谓嘴上说对而内心却违背吗？大体说来，要摆脱名利有三件难事：奋发激越而不顾一切，是第一；被妻子儿女牵累，是第二；把官职当作家，是第三。如今想一下子超越这三者，把官职看得如同塞翁的马、孟敏的甑，事先察觉而勇于停止，内心没有牵挂，脸色不因穷困约束而黯淡，也没有悔恨，这样的人实在少见。所以说：“笑声能使美玉破碎，情感一动便会毁坏它”，何况处在功名富贵之中呢？把官职当作家，官职一失便无家可归，必定会说：“真后悔没有守住井泉之俸。”被妻子儿女牵累，妻子儿女一定会絮叨说：“荣华仕途百般都好，你奋发而不顾一切，反而会失去官职。”乡里人有时侮辱他，或者本地大夫经过他却不下车行礼，逢时节也不问候馈赠，他必定会说：“我还要谋求重新起用，以泄心中不平。”像这样的人，他的离去难道真是出于内心吗？任丘人房公任河南按察使，奉守一套法规，时间久了便安定下来。不久，他上书请求退休归乡，天子于是准许，并晋升房公为太仆寺卿。房公为了归去，内不与妻子儿女商量，外不询问朋友同僚。奏书上达，京城的旧友全都没有听说；任命下来，人们疑惑而惊讶地询问。有人问公：“归去有家吗？”公说：“有薄田足以耕种，有破屋足以栖身，家人安稳吗？”公说：“安稳。”又问：“日后乡里人侮辱公，本地大夫经过公而不行礼，逢时节也不来问候馈赠，公怎么办？”公说：“侮辱我又怎样？大概是轻慢我又怎样？受辱和被轻慢，这两件事未必不能忍受。”房公拜受任命并返回时，仪态从容舒展，仿佛卸下了负担，心情豁然，如同有所需求而终于获得。听说人们惋惜他的离去，房公却感到自己难以胜任那些赞誉，似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像房公这样的人，难道不能说已经超越了三种牵累，而他的离去确实出于内心吗？人的本性虽然相同，品格却有差别；明显的容易认识，细微的却难以察觉。从此以后，有人本来想离去，却因害怕受侮辱和轻慢而止步，必定会说：“这不是像房公那样不离去便会危险、受辱吗？”有人本来想离去，却被妻子儿女牵累，必定会说：“我就效法房公，不和妻子儿女商量。”有人本来想离去，却忧虑无家可归，必定会说：“薄田破屋，容易置办。” 像这样的人，不是房公启发了他们，又是谁呢？所以君子说房公归乡，对于激励顽固者、磨砺贪婪者的功效，确实不是虚言。房公由进士历任郎中、知府、副使、参政等官，直到如今的职务；唐相国，是他的先人。房公居住在任丘，实际上是从关内迁来，因此我与他有乡国之谊，而省司诸公又嘱托我说：“房公离去，士人都惋惜，却也推重他，你何不赠送一篇文章给他？”于是写下这篇文章。《送陈公赴贵州序》

译陈公担任贵州左布政使，是从河南右布政使调任而去的。临行之日，河南左布政使臧公与左右参僚在郊外为他饯行。有人举杯慰劳陈公，拜了两拜说：“唉，路途多么遥远啊！贵州是古代鬼国的地域，又是西南偏远荒僻之地。岂不是相距万里吗！”陈公举杯回敬，再拜回答说：“我私下听说，王事没有远近；把道路险远说成遥远，哪里有什么困难呢？洞庭、五溪，是天下险要之地。山林竹木幽深，山岭高峻险峭，剑峰般的山头密集如指，向下看不见地，向上仰望不见天，苦雾蒸腾。水势则波涛无边，微风一吹便汹涌，这是最险的地方。又有草露、虫蛇的忧患，不能不戒备。”陈公说：“王生遇到九折坂，却呵斥车夫径直通过；狄相登上羊肠般的山谷，望着云彩徒然悲伤。因此君子不因平坦和险阻而改变心志，人臣不因事情是否美好而改变志向。我过去曾走过匡庐，泛舟彭蠡，向北渡过并代，扬鞭奔驰在雁门的道路上，飞车经过白登的旧址，也有多次。然而我曾经渡过洞庭，踏遍五溪，走遍沅辰险峻的极处和各镇之地，山势蒙昧高险、犬牙交错，本来就是贵州以北的边隅。后来又越过大庾岭，登上五羊山，返回时经过江、淮、河直到河南，我从未被险阻困住，险阻也不能困住我。” 问话的人惊惧地变了脸色，说：“唉，真壮烈啊！那么您将怎样治理夷地呢？”陈公说：“我私下听说，雨露不选择土地，君子不选择人。因此鸟兽都能感受恩惠，豚鱼也能得到诚信；忠信、笃厚、恭敬的道理，在蛮貊之地也能够推行。自从贵州开辟建国以来，历代帝王在上施布恩泽，各级官吏在下宣扬承行；官府设置完备，大官小官相互统属，任用土酋世代为长，顺应他们的形势；减轻徭役、薄收赋税，以养护他们的力量；使物资左右转运，足以供给使用；以甲胄显示威严，以学校施行教化；登记俊才、擢用杰出者，小事有所系属，大事有所牵引；这就是把夷地治理得如同华夏。我哪里敢用治理夷地的办法去治理呢？”臧公说：“我和你虽然身处不同地域，所承担的责任却相同。封疆大吏的责任有五项，其中以训导和养育为先。用这一项来统摄其他，守持时宽厚周详，出纳赋税合乎诚信，宣扬光明、剔除幽暗，大概就差不多了吧？”陈公拜了两拜接受教诲，说：“这是长久的教训，我怎敢不恭敬承受并牢记君子的训诫！”于是李子听到这些话，说：“诸位可以说善于为人饯行了。一场饯行，三种德行都具备了。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说：送行而体恤他，知道路远而忧虑险阻，这是仁；做官不逃避艰难，面对重大险阻而不恐惧，这是忠；临别不忘规劝，指出责任必须有五项，这是义。以仁来树立根本，以忠义来推行，再加上贞正，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 这就是一场饯行而三种德行都具备。诸位可以说善于为人饯行了。” 《送右副都御史孙公序》孙公担任都御史，前往江西；因为李子曾经在那里任官，便来询问当地政务宜忌。李子说：“我是鄙陋之人，哪里知道什么宜忌呢？”不亲自处理政事却谋划他人的政事，是妄言；不亲自陈述而谈论勇气，所说便没有根据，我不敢推辞。第二天，李子与客人谈论天下政务，谈到江西。客人说：“孙公治理这个地方，境内的案件会减少吗？他过去曾任刑官，因有公平的名声，又曾在这里录囚。但这个地方的赋税能合乎公允吗？过去积弊如今一定会被摧毁。”从孙公任参政、按察使、右布政使以来，他所治理的事务，我是知道的。李子说：“我私下听说，天下的政务本是一回事，但因地方不同而施行不同；所以政务因职位而有差异，职位由职责体制建立，体制确立之后才能显现作用，而能力则蕴藏其中。因此，问米价，智者也会瞪目；听到牛喘气，还要俯身询问，君子对此同样重视。所以，审察条文、推究实情而不枉曲，是刑官的职责；怀抱怜悯，剖析疑义，以判例破解坚疑、揭露幽隐，是录囚者的志向；发布公文、分派事务，及时体恤百姓、缓征赋税，是参政的职责；持守明察，悬置公平，不屈不挠，把轻重交给属吏办理，使百姓严肃畏惧，是按察使的常法；协调同僚，推行诚信，进退可否唯以正直为准，是右布政使的规程。”}], 纠察邪曲、宣扬正道，巍然如山岳而安定，使各种政务都归于正，这是都御史的贤能。以崇高威严践行仁德，镇定危局、建立利益，承担怨恨而轻视离职，提挈纲领而疏理细目，打击狡猾者而怜悯笨拙者，这是巡抚的职责。”过去我在江西任官，见到右布政使不合乎规程，按察使不合乎常法，参政的行为也不合乎职责。我私下想：“巡抚大臣一定会纠正他们。”可是他并没有纠正。后来右布政使合乎规程了，按察使合乎常法了，参政也按职责行事了。我私下想：“这一定是巡抚宣扬了他们。”果然最终宣扬了他们。事情重大时却说：“三司怎么样？”这其实是在责备，说：“责任在主管各司。”威严临下时，却好像不知道这些事。这难道是镇定危局、建立利益、承担怨恨而轻视离职的做法吗？等到暗中观察他每天所做的事，却只是登记、书写、琐碎、细屑而已。所以刑狱贵在亲自处理，但过于亲自便会烦扰；赋税贵在亲自处理，但过于亲自便会劳苦；军务贵在亲自处理，但过于亲自便会繁剧。内心烦扰、身体劳苦，再加上刻薄，威严就不崇高；只凭自己的意见而遗弃他人，仁德就不广大。仁德不广大，笨拙的人便不能容纳；威严不崇高，狡猾的人便不会伏法。这就是所谓只在下属各司处理事务细目，而自己提挈纲领。古代的大臣不是这样做的。客人说：“我听说，君子身处不同职位却有相同功业，承担不同职责却有相同效果，这话是有根源的。《诗经》说：‘正因为他本来具有，所以才能与之相似。’所以说‘我作战就能取胜，祭祀就能得到福佑’，意思是无论到哪里都能成功。孙公巡抚江西时，我认为他的刑狱会减少，赋税会公允，并不是希望他事事过于亲自处理。由合乎规程开始，便使人人合乎规程；由合乎常法开始，便使人人合乎常法。以常法树立规程，以规程扩大义理，以义理确定志向，以志向成就事业，那么还有哪个豪强不能被摧折呢？豪强不再夺取，百姓的志向就专一；百姓志向专一，就会更加重视犯法的后果；重视犯法，刑狱就会减少；刑狱减少，赋税就可以公允；赋税公允，盗贼就不会兴起；盗贼不起，军队便可以收敛而无所用。这是大臣的功业，也是优秀巡抚的作为。所以说‘功业相同而效果均等，就是这个道理’。过了两天，左布政使臧公和诸位同僚来，对李子说：‘孙公是您的同年进士，也是同任郎官，过去还和您同巷居住；他这次出行，您难道能不说几句话吗？’于是李子把客人与自己的问答告诉臧公，臧公便将李子的话转告给孙公。孙公说：“他铺陈义理，却不指出具体事情，反而只顾扩大言辞，李子大概是用言语来避讳吧？不过，他不是妄言的人，他的话是有根据的。” 《送右副都御史臧公序》

译大臣出京镇守地方，一定在京城辖区之外。《礼记》说：“天子派大夫作为三公，监临方伯之国”，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方伯之国距离天子遥远，所以不能没有出京镇守的大臣。出京镇守，又不能不借助激励、褒扬、绳正、纠察的权力，因此又不能不称为监。所谓监，就是主管控制遥远而坚固的地方，对外显示安定、安置危局的人。如今真定、保定诸府，仍是古代三辅的地域，也就是所谓王畿，为什么还要设置监来镇守呢？这是挽救时局、顺应形势的办法。《政要》说：“不可使一切都划一”，又说：“掌握权衡的形势越重，升举就越高。”建立根本，没有不重视培植的。如今派监镇守而从监御史中选任，难道不是希望京畿之内的地方地位更高、更受重视吗？直隶各府彼此不统一，并不等同于方伯之国，形势决定了不能没有监，所以设置监又是为了使它们归于统一。这就是所谓顺应形势。顺应形势设置监，但监所辖并非方伯之国；其地位孤悬而处在京畿之内、接近天子，美丑容易上达。以此分别轻重来崇重根本，以亲近天子来提高教化，若不假以岁月便不能见效。因此，监理直隶府，比监理其他地方更难。正因为如此，天子不敢轻视监这个职位，监也不敢把自己看得轻易。这就是为什么臧公请求监理其他地方时屡屡被压下，而独独获准监理这里吗？过去高皇帝设置监，专门任用御史巡察，从未使大夫烦劳。直到今天，议论者还常私下说巡抚之官不合祖制；这只是看见弊端而没有看见时势。他们只是认为巡抚并非适宜的人才，自己贪图便利、不愿承担怨恨，每天惶惶不安地希望转任升擢，于是认为没有必要使大夫劳烦，却不知道按察使负责守法，巡抚负责调济、贯通。守法者专一于法，调济者兼顾教化。况且如今的巡抚，确实如同召公治理陕以东、异公治理关以西一样，又有什么不能使安定显现、不能使危局平定的呢？何况遥远的边地和外部地区，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真定、保定诸府，是古代河朔的地域，也是武勇强悍之地。西面临近险要关塞，三关据守其间；此前发生变乱时，贼人曾在飞狐挥刀，又在倒马饮酪。近来流贼兴起，毁坏夷怕山的城墙，焚烧易水。这样的城台，几乎到处都是。这个地方，既处于内外之间，又处于远近之间。它与古代王畿的情形不同，却兼有以提高教化、重视近地、崇奉根本为要务；又把一切责任归于自己，并增添内外、远近兼顾的职责。这就是为什么臧公请求监理其他地方时屡屡被压下，而独独获准监理这里吗？古人有句话说：‘要在困难中谋求治理’，意思是说话不能不谨慎。如今以臧公的才干和声望，面对这样的官职、这样的地方，却常常自言：‘天子不会轻易看待这个官职和地方，我又怎敢把这个官职和地方看得轻易呢？’这样便可以侧耳听闻他的政绩了。在此之前，孙公以右布政使担任这一官职；江西的臧公与群僚嘱托我作文章。因此如今我不得不为臧公作文，其义理仍然与写孙公相同。《送童公赴京尹序》童公任顺天府尹，是因为河南左布政使在省级官署中的地位仅次于府尹；若非品望高的布政使，不能任府尹；若不是声名很大的布政使，也不能任北方的府尹。这难道不是内廷重要而外任轻微的道理吗？童公任左布政使将近三年。过去多次拟议提升他为都御史，后来竟然提升他为京尹，而且还是北方的京尹；这不正是因为他既是声望高的布政使，又是声望卓著的人吗？天下的形势，地位越接近中央越难以控制，承担的责任越重越难以施展，机构关系越复杂职权越容易受到牵制。顺天是古代京兆的地域，而府尹仍如古代府尹。京城之下，事务纷繁、纠缠盘错，动辄触犯权贵；晚上在幕府谋划，早晨便在朝廷喧嚷。所谓河南是帝城附近，是近臣所处之地，这就叫接近中央而难以控制。百姓受害，好比树木被蛀蚀而腐朽，从内部开始。劳苦者想休息，病困者想痊愈，禁止邪恶、除去祸害，最终趋向于同一风俗。京畿既然安定，四方就会承受其影响，其中的关键全在府尹。府尹职位的轻重，关系到京畿，这就叫难以施展。府尹是仅次于卿相的职位，然而案牍、文书、期限、会集之事，仍然属于有司，所以机构体制颇为复杂。史书说，前有赵张，后有三王，都是专心治理京兆的人。如今的府尹能像他们吗？这就叫职权难以施展。处在这三种困难之地，确实不是声望很大的布政使不能胜任；而任用童公，正可知他一向的声望不是虚有其名。我曾私下论说天下的政务：恩惠流布、威严树立，诚信持守、义理决断，若不通达便不能成功，有所包容才能广大。因此，体察内心、洞悉实情，布施慈爱、宣扬温厚，像高大而朴实的犬一样不施威，这可以说是恩惠，却不能说是威严；端正严肃、廉洁严厉，使人望见便肃然，近处战栗、远处畏惧，这可以说是威严，却不能说是诚信；命令推行、禁止生效，制度划一而不改变，这可以说是诚信，却不能说是义；揭破幽隐、剖析疑难，不吐弃、不吞忍，如果有不合之处，宁可以死生承担，这可以说是义，却不能说是通达；曲折成全、委婉周全，顺从他人而不失误，已经违背的事情也不再追取，这可以说是通达，却不能说是包容。像大地一样收藏，像师旅一样蓄养，包容污垢、掩护疾患，不动声色，提纲挈领而细目清楚，具备这六种长处，然后才能实行京尹的三种艰难。为什么呢？府尹是仅次于卿相的职位，所以他的器量常常怕不够宏大；但他仍属于有司，所以他的才干又常常怕不够通达；再加上义与信，兼具威与惠，这才是天下的良才。童公具备这些长处，担任府尹自然不值得忧虑。童公是犍为人，以进士历任都给事中、参政、左右布政使，后来升任现在的官职。童公升任此官时，三司诸位大夫为他饮酒饯行，分别在私宅设宴，礼数十分完备。不久，大家相互说道：“伯叔之间相互唱和，要把它载入诗中；朋友临行相赠，要依照礼仪来述说。谈到兄弟和朋友，没有言语便无法表达。”于是大家一同来请我作言。有人对李子说：“李子，童公这个人，我一向是了解的。他具有卿相的器量，具备六种长处。担任府尹没有什么难处。” 《送陈公序》

译陈公由河南按察使升任山东右布政使，放下审讯刑狱的职责，施行远方的刑狱政务，转而主管钱粮，除去纠察弹劾，掌管科派催征。以前以法治理，现在以教化治理。法以义为主，教化以仁为主。这次升迁，官阶提高，职务也不同了。有人问李子：“君子各有所遗憾，智者不能兼具各种才能。陈公本来擅长按察，如今还能擅长藩政吗？”李子说：“考察过去可以推知将来，察看隐微可以验证显著。因此过去是将来的证明，事迹是内心的回应。陈公曾任县令，便有县令之才；曾任御史，便有御史之才；曾任按察副使，便有按察副使之才；后来又任布政使，便又有布政使之才；那么如今难道会没有藩政之才吗？我私下听说，君子身处不同职位却有同一根本，职责不同却有同一功效，功业不同却有同一内心。所以藩司、臬司、台官、县邑，是职位；地位有卑有崇而彼此承接，宽严由职位而定，这是职责体制；施行仁惠、宣扬教化，以义决断，视察践履而使功业熙盛，这是功效。然而一切都发端于才能而由内心驱动，所以事迹正是内心的回应。牛羊对于人来说只是末务。过去奚仲喂牛，式微牧羊；把这些才能调换到官职上，为什么奚仲能使秦国称霸，式微能任县令呢？才能究竟是什么？就是通达。通达便能融会，融会便能成就相同的功业。因此，治理县邑可以，治理台省可以，任按察使可以，任布政使也可以。就像孔子任委吏可以，任乘田可以，任中都宰可以，任鲁国司寇也可以。这就是所谓从过去的事迹得到证明。否则，一个人一定会自己盘算：‘我怎么能任藩司？怎么能任臬司？怎么能任台官？怎么能任县令？’等到官职来到以后才学习，这就像养大孩子后才学习嫁女儿。所以，所谓相同，是由内心决定的；所谓不同，是由具体事务造成的；功业，是由事迹来证明的；体制，是由职位的差异构成的；通达，是贯通一切的根本。”问话的人说：“这样说来，陈公继续升迁而任卿，不会成为有名的卿吗？”李子说：“有名的卿吗？”问：“会成为有名的宰相吗？”李子说：“那是有根本的。” 《何公升南京工部右侍郎序》何公以都御史巡抚我所在的地方，任职两年，才有如今的任命。这大概是从都察院出来而就任部曹，停止掌握纲纪而辅佐水土工程。按官阶说，六部侍郎中他的地位崇高；按官职说，掌司空之职，古代位列三公；按职责说，如今较为分散，而从前十分重要；按地区说，北方重要而南方较轻。这时何公年将老，却还没有儿子；又恰逢丧失夫人，于是何公恳切上疏请求归乡。有人问李子：“何公请求归乡，皇上会答应吗？”李子说：“不会答应。”问：“你怎么知道不会答应？”答：“从何公的德行和功业可以知道。我私下听说：有所作为而不动摇，叫作执；与人相同却不盲从，叫作介；对小事有所容纳，叫作恕；心存他人而常加顾念，叫作厚；答应了便始终完成，叫作忠；事先察见而能鉴戒，叫作远；宽裕而能等待，叫作大。这七项，是古人所说的德行常道，也是政务赖以施行的根本。因此，这样的人，是朝廷必定要任用的。所以处在下位便升迁，处在上位便表彰，在野便访求，在位便彰明。何公是德行与职位都处于上位的人，正要彰明他的德行，怎么可能让他归去呢？”乾卦九五爻说：“飞龙在天，利于见大人。”如今皇帝继承统绪，便日夜思考德才之士，任用何公时还思量说：“他有所作为吗，会不会动摇呢？他与人相同却会盲从吗？对小事不能容纳吗？能够容纳就是厚道吗？厚道就是忠诚吗？忠诚而能深远吗？深远而能广大吗？”既然已经见到何公并任用了他，便使他成为八座重臣的兄长。皇帝又想到南方还有官位，仿佛说：“难道仍然让那里空缺吗？”如果这样，那么何公刚刚恳切上疏请求归乡，皇帝更不会答应了。又有人问：“何公的功业是什么？”李子说：“我私下听说，政务之外没有别的功业。因此，执则法令树立，介则善恶类别分明，恕则仁爱扩大，厚则敦厚积累，忠则众人归附，远则器量宏大，大则容量丰富。容量丰富，便能决断大事；器量宏大，便能牢固承受重任；众人归附，便容易驱使；敦厚积累，便容易亲近爱戴；仁爱扩大，恩惠便流布；类别分明，善恶便清楚；法令树立，纲纪便修明。凭这些面对百姓，没有一处不是政务；凭这些处理政务，没有一处不是功业。所以说：‘政务之外没有别的功业。’”有人说：“前些时候齐国的贼寇侵犯我东方边境，飞箭布满视野，火焰把白昼烧得通红。淮、泗、河、洛之间喧闹如同被焚烧，而何公于是使持节之人率军出战，指挥军队平定了它。这就是所谓在酒席间折冲樽俎。等到天子要彰明他的功劳时，怎么又让他去任水土工程之官呢？”李子说：“君子的政务从自身开始而施加于百姓，怎么会不能成功？怎么会没有功业？《诗经》说：‘辅助他，辅助他，没有什么不合宜。’就是这个意思。何公曾任县令，县政便有成效；曾任监察御史，监察之职便有声誉；曾任郡守、按察使、布政使，便以郡守、按察使、布政使的政绩著名；这样便足以观察他的政务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德行在起作用。因此，忠诚体现在内心，厚道体现在征验，宽恕体现在行为，执守体现在操持；耿介体现在节操，深远体现在目标，广大体现在规划。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德行常道，也是何公政务赖以施行的根本。因此，轻重的议论，是时俗的说法；南北的区别，是急于求要的心态。圣明的天子本来就应当下诏召何公入朝。何公出行那天，三司诸公在郊外为他饯行。何公说：“有幸请李子谈几句话。”于是诸公便来拜访李子询问，便有了这篇序文。《赠翟大夫序》

译翟大夫，是河南按察司副使翟君。翟君任给事中时，弹劾权贵要员，使他们震怒，因此获罪而出任佥事。佥事虽然也是大夫一类的官职，但从银青官服和谏官出身来看，仍是外任；当时人们因轻视这个官职，便都说翟君危险。有人教他委曲求全、设法解脱，翟君却回头毅然说：“能否得到任命，取决于命；能否被人了解，取决于人。若不通过正道来求取，君子是不做的。何况即便求取，也未必能够得到！”不久，权贵要员离职，于是翟君升任副使，官阶中顺，官服由银换金、由青色换为绯褐色。看上去聪明英发、光明显赫而又巍然高大，人们于是又都向翟君道贺。然而翟君反而不以此自居，淡然说：“君子进谏，并不是为了走捷径；他的升迁，也不是凭借侥幸。因此我只管尽到自己的职责，哪里知道毁誉？我只估量自己的力量，进退听凭安排。”所以法律不能任凭私情而忽进忽出，君子也不能因时势而忽高忽低。翟君治理我所在的地方，官吏严肃而百姓安定，罪案没有冤屈，诉讼者少有怨恨。施行三年，政绩和声誉显著。翟大夫的作为，就是如此。有人问翟大夫凭什么贤能？李子说：“他是个真正的人，大概具有真正尊贵的品质。” 具有真正尊贵品质的人，一定有最为纯厚的本质；具有最为纯厚本质的人，一定有浩然之气。因此，气是禀受所得，质是修成所得，贵则是二者的征验。如今松柏本来是世人所说的有才之物，但用斧砍它便会裂开，弯折它便会折断，用火烧便会成灰，置于水土之中便会腐朽。至于金玉这种东西，任凭改变、雕琢也不改变本性，敲击声清越，触感温润而令人敬畏；越是锻炼越红，即使碎裂也不腐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本质最为纯厚。因此天下谈论尊贵之物，从来没有不归于金玉的。”所以《诗经》说：“金玉般的本质。” 《传》说：“发出金石般的声音，以玉声收束。” 孔子是古代的大圣人，而赞美他的人一定说他如“金玉”；金玉本来就是天下都知道的两种尊贵之物。翟君是诵习并奉行孔子之法的人，又亲自说：“文王是我的老师。”由此看来，他大概确实具有真正的尊贵品质。他是真正的人，本质最为纯厚，气魄最为浩大。翟大夫的作为，就是如此。大夫名某、字某，号青石子，是昌邑人。他任副使，是嘉靖二年夏天。《观风河洛序》这篇《观风河洛》是为巡按谭公而作的。所谓观风，究竟是什么职掌？“河洛”说的是地区。谭公莅临我地，衡量事理而能守正，严肃而又明察，暗中洞察善恶，广泛照见冤屈幽隐；一旦看得确实，便如疾风激荡、山岳耸立，利害丝毫不能使他改变。因此，君子敬爱他，小人畏服他的威严，官吏害怕而收敛，百姓有所依恃而舒展；然而他的声名行迹却归于寂然，终日坐在那里，默然无声。这是为什么呢？天下有一种大的通达，观风就是体察它；天下有一种大的征兆，风就是表现它。风因征兆而发动，征兆因观察而通达，所以没有什么隐情能够逃脱。所谓“情”，就是风由此产生的根由。巡按以观察民情为职，依据实情察知征兆，顺着征兆来扩大通达，再凭借通达来完成职守，很少有不能做到的。因此君子说谭公善于治理政事，即使放在天下范围内也完全可以，何况河洛地区已经先见其效了。这一年，谭公实际主持河南乡试，大梁士子中试的共有十四人。这十四人互相说道：“我们想知道，监试公为什么能这样洞察征兆而达到通达？”空同子说：“士人读《易》吗？观的道理，是观察他人和自己的道理。然而君子观察事物，总是先观察自己，所以说：‘要知道风从哪里来，必须从我自己开始。’如果身负职守，就应当告诫自己说：‘你只管用风来警戒自己。’又说‘巫风、淫风、乱风’，这是说观风最可贵之处在于先要求自己。” 谭公，是一个在德行上勤勉用力的人。德行如同风，所以他的行动能够触动事物的征兆并使之通达，因此他的观察没有隐情可以逃脱。正因为如此，他持守原则就正直，施行政务就明察，暗中考察就能洞察，广泛观察就能照见；爱心使人信服，威严得以施行，官吏收敛，百姓舒展。这是为什么呢？德行，是形成风的根本；实情，是使德行流布的途径。征兆在细微处发动，通达在广泛处形成，职守也就由此完成了。因此君子说谭公善于治理政事；不过，河洛这个地方，作为他的施政范围还是太狭小了。众士子说：“古代陈列诗歌来观察民情，然后风俗的美恶才显现出来。我们监试公的声名行迹虽已归于寂然，但他的德行却能大大洞察征兆，难道不是天下的人才吗？”于是作《观风河洛》一篇赋。所谓“河洛”，是说范围狭小。希望太师能够采纳它，把它献给天子。空同子说：“采集民歌，是用来考察风俗；采集士人之诗，是用来考察政事。二者途径虽不同，归宿却相同。所以有怎样的政事，就有怎样的风俗；有怎样的风俗，就有怎样的风气。” 【卷第五十四】【序十篇】《赠郭侯序》。《送陈汝州序》。《李君升按察司佥事兵屯颍上序》。《送梁处州序》。《送李德安序》。《送乔太常序》。《送何职方序》。《送程南昌序》。《送马布云归序》。《兵部尚书华容刘公归序》。《空同集》卷第五十四，北郡李梦阳撰。序十篇。《赠郭侯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