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六十二】

译我是西部边远地方的人，没有什么见识，只是独自喜爱歌咏。只是常常因为不能侍奉善于歌咏的人而忧闷，便私下询问吴下人。吴下人都说：“我们郡的徐生，年少而善于歌咏，并且有非凡的才华。”我心里暗自向往，过了很久，听说您来参加进士考试，更加高兴，盘算着或许有一天能够侍奉您。先前我经过陆子渊那里，子渊拿出您的文章给我看。我还没有读完，便抚摸着书卷叹道：“写得好啊，铿锵有力，莫非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声调吗？”正准备前往拜见您，恰逢您不因我的鄙陋浅薄而轻视我，反而有幸派使者来教示我说：“我私下想依附于您的门下，也就像日休、龟蒙诸人奔走求教那样，是我的愿望。”我听了惊惧屏息，不敢说一句话。难道是您有意和我开玩笑吗？过了不久，使者往返三次，于是我才敢陈述自己的愚诚。昌谷足下，《周易》说：“鸣叫的鹤在山阴，它的幼鹤应声和鸣。”所以，没有什么比相同更吉祥，也没有什么比不同更不吉祥。因此，同声就相互应和，同气就彼此求合，同样的爱好就使人相互留恋，同样的感情就能使事情成功，同样的欲望就使人一同趋赴。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受到对方的感发而进入内心。从前舜创作《股肱》《卿云》之歌，他的臣子皋陶、岳牧等人就接续唱和。当时一人歌唱、一人应和，您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 后来召康公跟随成王游览卷阿，在那里因成王而作歌，作歌来奉献给成王，这就是成王内心受到感动的表现。您也考察过《诗经》中的《风》吧？那声音流畅清越，仿佛披覆在草木之上；又浑厚舒缓，仿佛草木进入风中。因此，它的声势有深沉、隆盛、轰鸣、震响等变化，舒缓和急促由此显现，细小和宏大由此产生。况且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同别人唱歌，认为对方唱得好，也一定要让对方再唱一遍，然后自己应和。为什么呢？因为还没有进入耳中。如今您忘记了鹤鸣相和的训示，舍弃虞舜、周代相互赓和的意义而不加以效法，违背孔子反复应和的旨意，却要把自己附会为皮日休、陆龟蒙几个人一类，又强行追求自己不能领会的东西。我私下认为您错了。诗是用来宣达心志、通达和谐的，所以贵在委婉而不贵险峻，贵在质朴而不贵浮靡，贵在真情而不贵繁复，贵在融洽而不贵工巧。因此说：“听到音乐，就能知道演奏者的德行。”声音，是愚者与智者之间的大界限，也是庄重与邪曲、简约与奢侈、浮泛与笃实之间的分别。到了元稹、白居易、韩愈、孟郊、皮日休、陆龟蒙这些人作诗，才开始接连不断地争相押韵，累积数千上百字而互不相让，这同进入市场抢夺金子、登台较量戏技有什么不同呢？那人看见官帽官服便说：“只是担心以后还有话说罢了。”我说：“失去燕卿的人，是代替天子行事的人；大理，是掌持天下公平的人。” 然而他还担心以后会有后续的言辞，难道天下的官员都不审理事情了吗？他不听我的话，我退下来后悔自己失言了。孔子说：“不可以同他讲话的人，却同他讲话，这是失言。”他的意思只是想保住官职罢了。士人受到世人看重，是因为人品而不是因为官位；照他这样的作为，即使官位达到人臣之极，封为公、封为侯，等到衰运转移，一旦死亡离馆，也同我们这些人一样罢了。传到天下后世，人们将会怎样评价他呢？言辞激切而粗疏，临封缄时惶恐战栗。二 我身在草莽之中，恭敬地听说谢柄回到故里，内心的卑微情怀实在无比喜悦欣慰。近来遇到张生，听他说您睡眠饮食安好康健，门客来往也和平常一样，我又感到安慰，又感到欣喜。我私下计算，未能携杖穿屐去拜见您、奉承您的容颜，至今已经十多年了。虽然听到您的咳嗽声、看到您温和润泽的面容，精神驰骋、心意专注，都同从前没有什么不同，然而离隔的悲伤、内心渴望亲自接近您的情怀，却没有什么可以宽解。年轻时性情狂放，胆气粗豪，眼光高傲，独自游行四方，只要自己的心意有所不平，便丢下官帽立即前往，认为轩冕的荣耀不如山林丘壑安适。于是先后打算前往江左，又谋划再到襄汉，只是心有勇气而行动受阻，最终还是回到旧日的居处。才力薄弱，成就寡少，自己鄙弃自己，自己讥责自己。去年妻子去世，儿子愚鲁、孙子幼小，家中事务压在自身，头发渐渐斑白了。早年的志愿如今怎样了呢？面对镜子私下叹息。近来选定了钧州大阳山作为墓地，想来以后就要安葬在那里了。如今老了，向南遥望您的门墙，哪里经受得住这种瞻仰思恋之情。三 我虽然愚钝而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却陶铸、仿效并铭记您的德行，仰慕您的高尚品行，真是仰望您如同仰望日月，亲近您如同亲近父亲。明哲的冶炼操持，就像炉火炽烈、炭火旺盛。鼓动风箱便形成大风，五种铜都一同熔化，十件、百件器物都铸成模样，哪里还分得出谁贤谁劣？等到埋入地下千年，情质渗透流失，膏液融化凝结，绿色的水银在内部晶莹，赤色的丹砂在外部堆积，敲击起来如同哀鸣的玉石，映照起来如同飘落的白雪，可以驱使鬼神，消除疾病瘟疫。[“晢志皬神”字义不明]，进入与鼎、敦相匹配、同时在炉中跃动的器物之列；即使偶有残存，也没有不收敛神色而退避的，这是因为所受的养成不同。况且金，是阳的本质；它取法天的形状，是太阳光明的发散，也是月亮运行的形态。鼻是枢纽，孔是门户。凸起的罔两，是山泽中的怪物，用来昭示奸邪。四周用干支以及各种属相围绕，表示它的用途。然而它必定要从山中取得，以火鼓炼，以阴气收摄，以水土变化，经历千年之后才形成，是天下最精纯的东西。士人也是由老师铸造、由朋友熔炼，明白德性、体合元气，与亿万年以前的精神冥然相会，践履伏羲、帝喾的境域，驰骋于姚、姒的园圃；刚强足以决断疑难，智慧足以剖析幽微，内心虚静而能辨别美丑，目光深远而能洞察先兆，凝神澄澈而处于幽微恍惚之中，等待时机而发用，难道不是古代的君子吗？为什么呢？积蓄不深厚，就不会光明；变化不神妙，就不能化育。美丑在女子身上容易分辨，早晚明晦的深奥道理却难以从万物中识别，更何况是从人身上识别呢？从前我在桥山南面遇到一位老人，他绿眼黑发，精神如明亮的星辰，气势如流动的闪电，驾着拂云的四马车，对我说：“小子，过来。我是轩辕氏从前的臣子，曾经跟随他在阌湖之上观看九鼎，拾取鼎上渗出的汁液，冶炼成一面镜子，名叫青霞之鉴。把它沉入九仞深渊，超过五帝而胜过历代帝王，直到今天。小子，你接受它吧。”于是他砍去遮蔽之物，使镜子不受尘埃污染，也没有损伤。我当时拜了两拜，捧着它回来，用许多层包裹收藏，至今大约二十年了。不是尊贵的宾客、巨人之类斋戒沐浴、专心思虑，我从未让他人看过一眼。我私下听说，君子不把自己的所有物据为私有；观察你的相貌很古雅，又听说你将要远行，渡过洞庭、苍梧一带，那里的各种妖邪不可不防备，所以才敢割舍千金之爱把它赠给你，只希望你不要忘记老人的话。烈士爱重宝剑，君子尊尚美玉，二者道理相同，你不要推辞。”徐子得到镜子，拆开书信读完，拜了两拜接受它。驳何氏论文书

译我拜了两拜，致书大复先生足下：从前多次读到您的作品，颇为怀疑其中有依附前人法度的地方，于是写信给您，恭敬地希望您改变行文的趋向。可是您不改变自己的趋向，反而摘取我文章中仿效前人的地方来答复我。您的言辞辩说纵横而放肆，气势傲然豪迈，宗旨高张而宏阔。我起初读它，以为您是在和我开玩笑；后来思索，才知道您是在规劝我，仍然是在规劝我。规劝别人的人，并不是说对方低下，只是人与人所见有相同也有不同。我才华不如您，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可是我一时不自量力，担心您的文章依附前人的法度；我的用心实在没有别的。您摘引我的话说：“您的高明之处只是古人的影子罢了。”又说：“低下的地方已经落入近代人的口吻。”还说：“没有看见您自己筑起一座堂屋，开出一个幽深突出的门户，为什么急着求不朽？”这不是仲默说出来贬低我的话，而是赞美仲默的人说出来的话。真正贬低我的人一定会说：“李某哪里是善于作文，只不过能守着古法，一尺一寸地摹仿罢了。一定要像仲默那样出入自如，凭自己创造，才算舍筏登岸。”这种说法，正是在害您。古代的工匠如倕、如班、如堂，各自制作的门户当然不同，并非彼此相同；但他们制作方形或圆形时，不能舍弃规矩。为什么呢？因为规矩就是法则。我一尺一尺、一寸一寸地遵守的，固然就是法则。假如我偷取古人的意旨，盗用古人的形式，剪裁古人的辞句来作文，说我是古人的影子，这确实可以。可是如果我用自己的感情叙述今天的事情，只遵守古人的尺度法则，却不抄袭古人的辞句，就像班做圆形、倕做方形一样；倕所用的木材并不是班所用的木材，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筏子是渡河的工具，和兔蹄、捕鱼的筌一样，舍弃它们当然可以。可是规矩是方圆的根本；如果想舍弃它，到哪里去舍弃呢？您试着筑一座堂屋、开一扇门户，放下规矩而能做到吗？如果放下规矩也能做到，那就连方圆也一并遗弃好了。既然如此，还要什么法则？还要什么规矩？所以说这种话的人，实际上是在害您；害您，就是害文章之道。不知道自己的话已经害了自己、害了文章之道，反而拿法则来规劝别人，这既是在攻击您，也可以说是拿着武器闯入自己的家门。您又说：“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言语不同而同样出于至诚；如果只讲遵守古人，那么诗歌有曹、刘、阮、陆就够了，李白、杜甫便不能再登诗坛。”《诗经》说：“人们只知其中一点，却不知道其他方面。”我所说的也是同一个道理。尧、舜的治道，如果不实行仁政，就不能使天下安定治理。您是从我所说的一尺一寸来理解的。看您的文章，在法则方面几乎一无所有，所以您感到迷惑而无法解开，是理所当然的。阿房宫的宏大，灵光殿的高峻，临春阁、结绮阁的奢丽，杨亭、葛庐的幽静，未必都是倕和班亲手建造的。可是既然建造了它们，大大小小很少有不合适的，方的圆的也都合乎规矩，为什么呢？因为必定有相同的根本法则。掌握了这种必然相同的法则，幽静可以，深幽可以，奢华而美丽可以，高峻可以，宏大也可以；坚持它而不改变，日久之后自然推移变化，因循事物本质、顺应形势，融会贯通而自己也未必察觉，于是便有曹、刘、阮、陆、李、杜，也可以有今天的何大复，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就是变化的关键。所以不是拘泥于表面的法则，而是通过不刻意求异而使语言各自不同。《易》说：同样归宿却有不同道路，同样目标却有各种思虑，说的就是这个，并不是非要自己筑一座堂屋、另开一扇门户才算得道。因此我曾说：作文如同写字，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的字形不同而根本相同，每一笔都不同；如果完全没有不同，也就不能算字了。不同在哪里？在肥、瘦、长、短、疏、密，这六者是笔势，是字的形体，并不是用笔的精髓。精髓是什么？就是发自内心而以法则为根本。不窥见这种精髓，不足以写成字；何况文章能够成为文章尚且做不到，又何况能够说明文章之道呢？” 替仲默说：文章有不可改变的法则：辞句要断而意思相连，要联结事物并作类比。以此为法，您感到困惑而难以解开，却容易被阿谀者动摇，也是理所当然的。假如我现在写成一篇文章，能够做到辞句相联、意思不断、事物相连而且善于摹拟，但其中的情思艰涩急迫，语言险怪生硬，声调生涩、节奏拗口，质朴直露而粗糙浅薄，骨力又痴滞又枯槁，您会取它吗？所以，辞句断而意思相连，是文章的体，是文章的气势；联结事物并作类比，是文章的事；柔和淡远，是思；含蓄，是意；典雅厚重，是义；高古，是格；婉转明亮、沉着雄丽、清峻闲雅，是才的类别；这些都表现于辞句。辞句流畅，是文章的气；中和，是气的最高境界。到了这种程度，再用文采装饰它，用滋味延长它，用香气充盈它，所以古代的文章家一挥而就，众美兼备。然而其中的开合、顿挫，仍然一尺一寸地合乎法度，这就是所谓圆用规、方用矩。况且士人的文章，好比医生诊脉：濡、弱、紧、数、迟、缓虽然相似，实质却不同。先前我以柔淡、沉着、含蓄、典厚等义来规劝您，是为了救正您俊亮一面的偏失；您却说，必定要把“闲□”当作柔淡，把浊切当作沉着，把艰窒当作含蓄，把俚俗杂凑当作典厚。这样岂只是误解诗文之义，连俊美的语言和明亮的节奏也全都失去了。您在这里说错了。难道您认为濡可以当作弱，紧可以当作数，迟可以当作缓吗？” 濡、弱、紧、数、迟、缓不能彼此混同，那么“闲□”难道就可以当作柔淡，浊切可以当作沉着，艰窒可以当作含蓄，俚俗杂凑可以当作典厚吗？唉！您在这里又说错了。用这种说法来评论文章，您在文章方面已经得病了。您只是因为我规劝您的话说得过重、没有分寸，便放肆地发表宏阔高峻之论，摘取我文章中仿效前人的地方来攻击我，却不知道我的心意没有别的。我的文章千疮百孔，哪里敢拿来压过您呢？假如我妄自把“闲□、浊切、艰窒、俚俗杂凑”说成柔淡、沉着、含蓄、典厚，您为什么不去寻求真正的柔淡、沉着、含蓄、典厚来写，反而急忙以俊美的语言、明亮的节奏自我满足呢？这尤其是迷惑得厉害。我聪明才力已经衰退，只是担心您辜负振兴世道的才华，而我又忝列通家亲友之中，所以规劝您使您达到极致，并且再三极力论说，希望您自己反省；实在不是自以为高明来压过您。《传》说：“更换佩玉，也就更改行止。”您如果确实要坚持坚白之辩而不肯相让，希望再写信来答复我。再与何氏书

译前一封信谈论文章，已经说得很详尽了；但我仍认为如果不拿具体作品来证明，空谈就不切实；不切实便不能使人相信。近来您的作品中有依附前人法度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呢？大概您的诗读起来，就像把沙土揉成美泥，散开了却不光润；粗疏的地方也不雅正。比如《月蚀诗》，只是“妖遮赤道行”罢了；然而篇幅宽泛宏大，少有可以把握的结构，也没有针线般的组织。古人的作品，法则虽然有很多方面，大体上前面疏朗，后面必定细密；一半宽阔，另一半必定细致；一处实写，必有一处虚写；景物反复出现，意思必定有两层。这就是我所说的法则，如同圆用规、方用矩。沈约也说：“前面有浮声，后面就应有切响；一篇之内音韵全都不同，两句之中轻重完全相异。”这就像人的身体用魄承载魂，有了这种生命形体，就有相应的法则。《诗经》说：“有物就有法则。”所以曹、刘、阮、陆、李、杜能够运用这些法则，却不能违背它；能够各自变化，却不能失去共同根本。如今的人只看见他们的不同，却看不见他们的相同，难怪把守法的人说成古人的影子，把支离失真的人用“舍筏登岸”来宽慰自己。文章和书法是同一道理。如今人们临摹古帖，即使临得太像也不嫌弃，反而说他善于书法；为什么到了文章这里，却偏要自立门户呢？” 自立门户，难道一定要像陶渊明那样不冶炼，像冶工那样不做工匠；像孔子那样不墨守墨家，像墨子那样不归附杨朱吗？这也足以类推了。况且仲默的《神女赋》《帝妃篇》中，“南游日，北上年”四句连续使用，这种写法古代有这样的法则吗？“水亭菡萏，风殿薜萝”，意境不是同一类吗？大概您的诗只知道神情会合之处，一下笔便成篇，以为这就是高明，却不知道高明而没有法则，势头像揉捏巨蛇、驾驭风螭，步法即使奇特，也不足以作为规范。您的诗结尾过于仓促轻易，七言律诗和绝句也常常不能成篇，音节又少。“百年万里”这样的词，为什么一再重复出现呢？七言诗如果剪掉开头两个字，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七言”呢？我并不是懂诗的人，只是激烈地谈些偏见，幸望您自己裁量。您一定要苦读陈子昂和必简的诗，也许能够获得“不远复”的境界，从而知道我的话并非虚妄；不然一生终究只是野狐外道。言语狂悖而自己没有察觉，絮絮说到这里，实在惶恐，实在惶恐。答吴谨书 读到您评论文章的一篇文字，我私下感到疑惑。您的意思不过是拿艰深的辞语去表达浅近的见解罢了，恐怕不是这样。文章自有它的格调；如果不以这种格调为根本，终究不足以认识文章。如今人中难道还有左氏、司马迁吗？您却拿左氏、司马迁的标准来约束别人吗？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的字形不同，却使用同一种笔法。他们的不同，只在肥瘦、长扁、整齐流动、疏密、刚劲温润等方面。这十项是字的外在形态，不是用笔的精髓；至于精髓，本来没有不同。文章也正是这样。您说司马迁不同于左氏，左氏不同于古代经书，也只是说它们的外在形态。我不敢认为应当如此理解，希望您再思考。我再陈述一些意见。论史答王监察书 我曾思考编写史书的意义：彰明过去的教训，启示未来；善恶都要列举清楚。如果不能起劝善惩恶的作用，就不值得记述。史文贵在简约而完备；简约，读者容易通览；完备，事情的始末不会遗漏。古代史书没有比《尚书》《春秋》更好的了，孔子删定修订，篇目少而文字严谨。左氏继承它们，辞句和意义精密详尽。司马迁、班固广泛采集材料，篇帙却简省收缩。以上五部史书，读者限定日期便可读完，册子可以夹在身边携带，也可以装箱搬运。后世作者本来缺少史家三长，却窃取名声、仿效前贤，动辄增削文字；义理不能作为指南，辞句又像禁脔一样拘滞。传记叙事繁杂，事情没有断续。范晔的《后汉书》也知道史书不贵繁多，但删削精华、铲除材料，在字句之间过分用力，所以言语枯槁，体制晦涩，是把文章削薄了。他不知道古史的文章简约而意思完整，并不是故意省略，而是语言本身精妙。下至三国、南北朝的各部史书，远远不如范晔，漫无边际，难以观览。《晋书》本来出自多人之手，体制混杂，俗语雅言错杂纷乱。欧阳修虽然名重一时，《新唐书》比旧史更为繁靡，所以如今有见识的人购置旧《唐书》而废弃新《唐书》。《五代史》能够自成一家之言，这是对的。但古史如同绘画，笔墨使形体和精神都显现出来，读者兴味勃发，仿佛亲眼看见。欧阳修的《五代史》没有达到这一点。至于宋、元两部史书，只是依据公文，一概抄录誊写，辞句和意义两方面都很差；每部书都超过一百册，读者从中得不到启发，打开书卷就想睡觉。得到这些书的人，往往把它们束起来放在高阁上。我认为其他各史还可以暂且不论，《晋书》《宋书》《元史》三部史书，是一定要修订的。如果有学问深厚、才华足以匹敌司马迁、班固的宿学硕儒，把《后汉书》以下的史书逐一删削修订，那确实会成为万世不可废弃的典籍。即使有人畏惧其艰难，只取三史，删繁就精，也将是弘扬文章的美好时运，彰显当代的盛大功业。我所见不过是管中窥豹、井底观天，私下积存的意见一向如此。幸蒙您询问，我便把所想尽量陈说，恭候大君子指教。答周子书

译过去听说稽山南面、大淛水边，有许多爱好古道、笃实行事、独立不群、勇往直前的人。但我是北方人，无法认识他们。近日忽然收到您从远方寄来的问候，拜领丰厚的礼物；其中激发人心的声音、深奥精微的宗旨、高远通达的见识和慷慨激昂的义理，使我产生了超越时代的巨大感动，也引起了对世俗的深重悲哀。我捧读它，钦佩、羡慕、愤懑、惋惜，内心惭愧了整日。我说：“古雅啊，周子！笃行啊！独立啊！勇敢啊！”《易》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是一个鄙陋的人，爱好古道却没有成就，实行它却少有成效，立身却不能独立，前往行动又缺少勇气。您究竟从我这里取法什么，竟有这样的求教？又是什么在回应您，使您的声音同我的声音相应呢？我年轻壮盛时，振翅于云路，曾经周旋在公卿之列的末端。我认为求学如果不取法古人，苦心钻研也没有益处；又认为文章必定有法式，然后才能合乎音调节度，如同方圆必须依靠规矩。古人运用这些法式，并不是自己任意创作的，实在是天地自然生成的法则。当时笃行之士纷纷趋向这一方向，弘治年间，古学于是兴盛起来。然而一两个轻薄俊逸之人，倚仗自己的才辩，借用“舍筏登岸”的说法，煽动破坏前人的美好传统，稍有见闻便横行放肆地讥评古今、评判高下。他们说文章家必须自己另开门户、自己筑造堂室；说取法古人就是蹈袭，遵循前人样式就是古人的影子。信口说话、随意下笔的人，被认为抹去了摹拟的痕迹；后来的士人喜欢这种容易遵从的说法，又害怕古法难以趋近，于是附和响应，逐渐形成风气和习俗，变化再也无法遏止，于是古学废弃了。如今流传的文章，如同揉成的沙土和美丽的螭龙，松散而没有纪律。古人所说的“开合照应，条例相间，顿挫有致”，全都被废弃了。我暗自忧虑，却不敢告诉别人。我又常常叹息世间独立的人太少，勇往直前的人太少；也常常痛惜世人为什么容易喜欢浅易的东西，却害怕艰难的东西。可是喜欢浅易的人，又不肯承认自己只是喜欢浅易。他们说：“文章以说理为主就够了，何必讲法则？”唉！言语没有文采，即使流行也传不远，这不是孔子说过的话吗？况且六经哪一部不是在说理？可是其中哪一部文章没有法则呢？这些话我已经藏在心里很久了，却一直不敢告诉别人。如今您既然发出了同声相应的声音，又来与我同气相求，我怎么敢始终沉默呢？况且人情没有不轻视眼前而追求遥远的，为什么呢？因为知道实际内容的人少，而追逐名声的人多。时代相隔久远，评论便容易确定并坚持；采择名声，便会使相隔万世的人彼此仰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户〕 所以汉文帝拍着大腿思念廉颇、李牧，却不知道李广、魏尚，是因为他们距离自己很近。距离近就容易怀疑，怀疑就会考察实际；看不清实际，就会忽略他们。这正是时俗最令人悲哀之处。如今您与我同时代，距离最近，却经历了怀疑而没有怀疑，也没有偏听偏信。大概是因为平日谈论、交往的雅意相接，所以一旦收到您派来的千里之外的使者，便有声音相应、气息相求之感。我由此知道您立身独立、行动勇敢。凭这种态度去取法古人，还有什么古人不能取法呢？谚语说：“一年两年，和佛肩头齐平；三年四年，佛在一旁。”说的是立志长久是困难的。希望您不要喜欢容易的，不要害怕困难，长久积累而功用形成，变化便不可测量了。这正是古人开始时相同而最终不同，虽不同却未曾失去共同根本的原因。他们并不是故意另开一扇门户、另筑一座堂室。您如果不嫌弃我的浅陋之言，幸望采纳、察考。《墨本赋》一篇、《战国策》一部，附上奉给您。山阴周祚附记。有人说，偶然相遇而一见如故，到了白头却仍像初识；又说，相隔时代也能彼此感动，面对面却反而互不相知。唉，真是值得悲叹啊。周祚是越地人。越地风俗多出士人，古人说有五千人，这是勾践遗留下来的风气。如今想寻求古代那样的士人，却不可得了。古人致力于见识和谋略，足以振兴我、使我奋起；如今的人多沉习于诗书，只知柔顺和缓，拉拢功名、取得乡里声誉，接连取得青紫官服而享受肉食美酒，反而执着于自己所攻击的东西而去读它。他们的辞句漫长，声音喧鸣，却没有看见他们像古人。唉，我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能够不悲伤吗？生在世上却不能自立，不是勇；安于世俗却不能回返，不是智。没有勇气和智慧，便不能成为士。我思考当今的人，谁会归向古道呢？从前我寄居幽燕，有人带着《空同集》来给我，我抱着它反复阅读，反复叹息。唉，世上有这样的人，我却不能见到他。我难道还算是一个真正的人吗？当时我正参加进士考试，不能任意离开；两年后，出任东阿县令，又不能任意离开。我总是抱着那部书不放；我还没有老，应该有机会实现我的心愿。住在东阿不到六月，因为父亲去世服丧，返回越地。服丧期间更加想见到这个人，但按照礼法又不能出行。乡里人见到您如此，便多购买近来声名传播的文章，彼此议论，气度卑下，意趣浅陋，只令人悲哀罢了。难道这就是追慕空同吗？唉，我没有见到那个人，只见到这些书而已。回想起来，我的年纪渐渐已到四十四岁了。白昼容易西斜，流水一去不返；如果自己日渐衰弱，苟且度日，等到老去，那将怎么办呢？我找来虞翻、赵烨、陆佃、放翁在乡里的遗书阅读，心里却未觉得其中有什么真正切当之处。登上会稽山，想象黄河的奔流；浮云向西飞驰，征鸟向东飞翔，又不能不生出空同之思，慷慨得几乎落泪，可身边的人哪里还会理解我呢？实在是因为爱惜光阴不如树立名声，仰慕德行不如勉励实践，追慕古人不如亲近今人，执着于文字不如亲自接受教诲。这正是王粲依附刘表的诚意、张敏梦见惠帝的感叹，是古今共同敬仰的，也是烈士最甘心去做的事。辗转思量，心中却无法自处。从前施惠死了，庄子前去寝门哭吊；钟子期死后，伯牙便不再弹琴。天下的士人，难道只是弟子遗憾不能得到老师，老师也未尝不遗憾不能得到弟子吗？楚国的宝物，只因卞和这样的士人珍爱它；燕国的奇石，却多被众人视为羞耻。这里面究竟是有缘契合还是没有缘分，是彼此知晓还是彼此不知呢？《论衡》能够得到蔡子玄的推重，经学著作能够得到侯巴的看重，难道没有缘故吗？您自信世人很少有见识，宁愿在天地之间百年如一日，也不肯同蝼蚁一般苟且偷生。男子活着不能成名，丈夫死后没有可以称道的事，难道不值得悲哀吗？您看我究竟是怎样的人呢？怀抱这样的愤懑，却没有人可以倾诉。走出门去，天地如此广大，来往的人又如此众多。如今写文章的人，难道还有超过空同的吗？只是我身上还带着丧服，难以立即奔走相从。借鸿雁传递音信，趁着北风把这些话告诉您。还希望您宽恕子皮那样的狂直，怜惜宁戚那样的志向，不吝赐予教诲，我感激您的恩惠无穷。答黄子书

译您从城里来，辱蒙送来华美的书札、奇异的书籍，又附有高妙的篇章。展开来看，灿然有光；诵读起来，铿锵有声；仔细观看，既苍古又深沉。这大概就是所谓世间珍贵的文章了。我隐居空谷已经很久，忽然听到跫然足音，为什么平白来到这里呢？志士为道而死，贪夫为财而死。因此，收取仁义，急切得像唯恐赶不上，是君子用来建立名声的；暗藏财物，贪婪积聚，勤勉得像总嫌不足，是小人用来玷污自身的。所以说：有如没有，实如空虚；虽然公私所用不同，但务求得到的心情却是一样的。我是西方的鄙陋之人，年轻时缺少师承，到老年仍多方求索；独自前行，虽努力自持，却甘心与草木山谷为伴，不求闻达，已经将近二十年了。您竟忘记自己而羡慕他人，凝神驰想，写成英美的文章，阐发其中深密的义理，过分推重奖誉，披露诚意，剖析疑义，在同声相应者的末席接纳我，并与我结交于千里之外。这难道不是仁义之心迫切、急切得唯恐赶不上的表现吗？水本来是同一种水，但有的发出滩声，有的在深潭中无声，这是浅与深的不同。您的文章还有什么深奥之处没有探究？还有什么明理之处没有取法？机缘一触，天才便发动；才思运转，文势便如狂飙迸发；思绪一出，便如泉水涌流，真可说是万人之敌。纵观古今，光耀如悬挂的明镜；尺牍千言，字字确凿，句句中的。于是回头惭愧地看待自己：在千里之外确定同声相应的交谊，不是把有看作没有、把实看作虚的人，能够做到这样吗？等到婚嫁之事果真低微不值得顾虑，五岳一定要游遍。仆已经老了，却还能够拄着杖、穿着鞋跟随您，听闻玄妙的议论，亲见温润的容颜，私自承受至人的灵气，也许能够破除吝啬、去掉鄙陋，吸收精华，脱去凡俗，在尘埃之外长啸。昔日李白遇到司马子微，说他可以与自己神游八极，于是作《大鹏赋》来表明志向。您本来就是文坛上有翼之鸟，所惭愧的是我并不是能够助您图南的羽翼。什么时候才能坐在云崖之上，洗濯于洪流之间，高谈大观，与您共同享受呢？想到这里，只更加使人惓惓眷恋罢了。吴郡黄省曾附 省曾隐居南海，仰慕您的高尚风范，已经很久了。自从束发以来，我便喜欢窥览古代典籍，私下在著述之道上用心。只是因为这条道路已经衰微断绝、相距遥远，学士大夫都安于习见的庸俗浅近，迷误沿袭，盲目承袭。上等的文章深奥繁复、诡异纠结，下等的文章纵情放言、任意倾吐。这正如骏马因此空出群体，和氏璧因此显得珍贵。可悲啊，可悲！不复兴古文，哪里还能恢复古道呢？圣明时代恩泽浩荡，人文大为彰显。因此河川的精华、山岳的灵秀，凤凰的文采、星辰的光华，都集中在先生身上。于是巴人之曲充塞天下，而《白雪》独自高扬；鄙俗之音遍布全国，而黄钟之声特别奏响。最勇敢的人不动摇，最有智慧的人不迷惑。您早早掌握灵珠，独自驾驭天池；主持风雅，深深进入文章堂奥。凡是正德以来天下执笔为文的人，都听到风声而欣然仰慕，而文风的新变，实在是先生倡导兴起的力量所造成的。回旋的水流挡住倾覆之势，这是何等雄伟啊！就如吴地下的徐昌谷，年轻时稍稍研习书籍，曾在海滨作赋；后来脱去布衣，进入紫庭，与先生结下金马门的交谊。每次听到您的品评议论，往往整夜不眠地思考。他改变旧有的规范，可以说是奋发激励、焦心苦思了。正当他渐渐在艺林中高高飞翔、文采斐然时，可惜寿命不长，未能看到他的成就终止。先生陶铸、感发、鼓舞并倡导兴起的力量，清清楚楚地为世人耳目所见，实在不可胜数。省曾是河南汝宁人。国初时因武职家庭迁居吴地，所以如今成为吴人。年轻时曾跟随诸生学习，困顿失意，命运奇薄，没有风云际会的便利，阻碍了进身求见。然而在心中积蓄思虑，已经不是一天了。从前我常说，大丈夫生活在世上，若进身不能在朝廷上振扬声名、讨论政体、施展经世济民的才略、发挥圣明的谋略，那么就应当带足粮食、穿草鞋，周游五岳，穷尽观览天下，开阔胸襟，选择长林大壑，撰写一家之言，以求流传不朽。把这些话告诉交游，有人嘲笑，有人赞赏。白岩先生于是称我为五岳山人，作诗为我壮行，我将要追随向平的高尚踪迹了。筹划此行的起点，只想仰溯黄河，迫近宋都，登上龙门，俯伏在尘土之下，向大君子请教，深入探究文章的旨归，希望不至于白白老去。然而上面挂念年老的父母，下面又顾念年幼的孩子，因而蹉跎停滞，岁月逐渐随东流而去

译，早年的愿望不能实现，心情郁结烦恼，只能仰天叹息罢了。如今又不谈寿命长短，怎能不常常担心一旦生命如灰烬般消灭，那么二十年来奔忙经营的私愿，就只能徒然抱恨于玄台之上了。先生哪里知道呢？先生哪里知道呢！谨借程自邑的方便冒昧陈述我的区区心意，并且有事情想请教。鄙陋昏昧而愚琐，我曾冒昧认为，诗歌之道，是天机发动、神思领会，本于情感流动，并非出于人为造作。所以《虞书》明白地说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泗夏》以嗟叹为标志。古人创作歌诗，直写自己的内心，就像春天的蕙草、秋天的芙蓉，生出光彩，伸手可取；情意姿态各自畅达，无须雕琢模仿。末世风气衰败，矜夸雕虫小技，争相模拟师法。就像图画绢帛、剪裁锦缎，画面虽美，却先露出强行割裂的痕迹。因此，实际内容虽多，根基却更加衰弱。千花万蕊，也比不上一朵花的真实。于是小人或许自我夸耀，通达之士却不推崇。真正能够创作的人尚且很少，懂得欣赏声音的人又哪里认得出来？雁声哀哀而能合乎节拍，黄鹂鸣声响亮而能形成篇章。凡是发出的声音，无不符合律吕的数度。只是世人不能察觉，便全都遵循剽窃假借。古代的道路虽然有人践行，但其中的道理仍未达到；艺文的英华虽然遍布，正道的门径却还没有打开；秀美的句子虽然很多，真正的机心却很少有人领悟。唯独我看见我公是上天赋予灵性和智慧的人，无论长篇大作还是短章小作，模拟情感、铺写事物，一切都合乎法度。自江西以来，越发精妙，变化如同玄妙的造化。您陶铸万物，如大钧运转，播布气息，生成种种不同的事物，新意无穷，而脉理骨力没有不达到极致的。世上那些只崇尚风姿容色、流连光阴景物的作者，哪里能够测知先生文章的藩篱呢？我身处卑微，无由得到许多珍贵著作，常常在士绅家借来抄录吟诵，其中有洋洋大观的古赋、《离骚》选篇、乐府古诗、汉魏文章以及览眺山水的篇章，几乎都像谢灵运的作品。近体诗和歌行，有杜甫、李白的风格；古文则有奇异的气势和俊逸的风度，跌宕激昂，不同于司马子长，又间或像秦汉的名家。呜呼，盛大啊！盛大啊！从前李白、杜甫被称为诗圣，但文章格调还没有完全显耀；韩愈、柳宗元是文章的渊薮，但诗道又不够纯粹。难道只是聪明见识难以兼备吗？日月有多少，人的力量本来就有来不及的时候。为什么我公禀赋如此完整，而著述又如此完备呢？前代的工匠也可以超越，后来的哲人却难以继承。明朝兴起以来，不过先生一人而已。先生的盛名光照四方，哪里还需要江湖耕钓之人的称颂呢？我也只是想让您知道，云山烟泽之间竟有这样仰慕您的人；鄙陋的我以耳测海、以蛙仰天，不知先生是否认为我说得对。为什么何大复号称名流，却夸张地议论说：“文章在隋代衰败，它的法度在韩退之那里灭亡；诗歌沉溺于陶渊明，它的法度在谢灵运那里灭亡。”唉，唉！这是什么话呢？隋代不值得谈，至于韩愈、陶渊明、谢灵运，也可以稍稍宽容地评价。唯独谢灵运的文集不容易评判，愚意以为，他登山涉水的作品，构思缜密，精妙地穷尽情感和姿态，就像江中的月、山间的云，玩味起来余味无穷，真正接近却又无法捉摸。虽然骨气稍逊于建安诗人，但他一看到事物便写下来，使万象汇聚于笔端，后代那些在文坛独占鳌头的人，内在不缺思绪、外在不遗漏事物，都受到此人的启发和引导。前人的柴薪被后来者超越，形势本来就应当如此。文章才华没有穷尽，不可以轻视。只因为体裁和语辞都带有俳谐意味，如果以此为病，那么《诗经》三百篇中往往也有这种情况。对于诗歌来说，关键应当辨别它是否真实，是否俳谐又哪里值得计较呢？如果执着于这种说法，就是看重外在形貌而忽略精神内髓，难道不是遗漏了重要的议论吗？省曾这样说，只是知道是非在心中有所不安，怜悯贤者受到诬蔑，又担心扰乱后来人的视听，所以姑且请教一番罢了。希望我公详细指教。南来的鸿雁若有方便，请不要吝惜回信。鄙人有几首诗，冒昧请求删削指正，这是我的大幸。倘若我没有立即入土，等到有一天能驾车前往，向北遥望云天，心中的惆怅实在无以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