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四十八】

译从前周子在濂溪之上兴起，倡明他的学说，天下人都尊奉他。后来他从濂溪迁到庐山，于是把庐山的溪水命名为濂溪，把他的堂命名为濂溪堂。如今天下的学者尊奉我的老师杨公，而杨公也从安宁石淙渡迁到镇江，于是在丁卯桥建造精舍，命名为石淙精舍。唉！事情本来就有偶然相同的，难道不是这样吗？我过去看到眉山苏氏，喜爱阳羡山，想迁居那里，结果终于没有回到眉山，如今他的墓在郏鄏之间，称为小峨眉的就是那里。我认为他只是文章之士，不值得效法。等到看到周子从濂溪迁到庐山，又惊讶地说：这难道不是有道之人所为吗？天地之间的万物没有固定的主人，从我所出身的地方说起，濂溪、眉山、石淙本来都是我的土地。从天地之间的万物来说，我到哪里又不能成为主人呢？唉！古今人的用心难道有不同吗？我没有什么才能，只是年轻时有幸跟随杨公交游，因此得以私下听闻石淙的情况。石淙有像虎丘那样的山丘、像曹溪那样的溪流、像螳螂那样的川地；从昆明池流来的水奔流千里，在那里山崩水急，冲击石块，雨水侵蚀的山崖与菰苇交错，水声汩汩沿其间流过，清冷得像金石之声，所以称为石淙。” 石淙与二位前贤的故乡相比，我不知道哪一个更好。至于丁卯桥背靠山岭、环带江水，占据东南汇合处和上游的地势，它的泉石岩壑之美，毕竟不在庐山、阳羡之下。阳羡姑且不论，单说庐山，它的志向究竟是什么呢？只是最终幽闭抑郁而不为世人所知。如今杨公遇到圣明的天子，像拔出茅草一样受到任用，功业著于边疆，声名显扬于四方，利益恩泽施及国家和天下。他回来时，登上桥梁，凭临水岸，坐在石矶上，不过吟啸一两声便离去了。因此金山、焦山和大江的云气，不能使他留恋而夺去他归京的心；甘露寺、鹤林寺的情意，也不能使他停止前往龙沙雁塞的行程。即便如此，君子难道会因为这个而改变那个吗？所以孔子说：‘安乐就实行它，忧患就避开它。’庐山难道本来就是濂溪的意愿吗？我没有才能，只是得以登上杨公的门下，力量不足以疏浚水流、扬起波涛，向南遥望石淙，不过是望洋兴叹罢了，哪里敢说作记呢？” 《浩然堂记》充塞在天地之间的浩然之物，是气。人谁没有它？然而能够保存它的人很少。它能否显现，又取决于时势；时势有幸运和不幸运。士人有这种气，常常苦于受到压抑而不能伸展。鼓动它使它伸展，又取决于居上位的人。即使如此，其中仍有极其微妙的道理。微妙之气便形成风，神妙之风便浩荡流动，覆盖万物，而万物自己并不知道。江西以忠义推重士人，来得很早。被推重的人，以文山最为突出。文山之后，又有练子宁、黄子成。二人遭遇的祸患都很惨烈。后来又有刘公球、锺公同相继兴起，这也可以说是忠义之风，难道不是吗？文皇帝曾说：‘假使练子宁等人在我的朝廷，本来就应当任用他们。’唉！皇帝的德意已经极为深厚了，难道是想鼓舞天下人的气节，却担心它有不能伸展的吗？不然，为什么听到这种风气的人会如此蓬勃兴起呢？忠和孝常常变化不同，但其根本是一回事；有所不同，是因为取决于时势。如果时势到来，即使原本不幸也仍可转为幸运。所以说：‘能否显现，取决于时势。’反过来说，若不是时势，那只是人的问题，并不是气的罪过。懂得风气的源头并随时势同行，就会在事业上炽盛，在文章上光明，与天地万物一同流行。唉！若没有这些人，谁能承担它呢？” 这就是所谓浩然之气。我到金川时，回头瞻望练公的故里，已经在那里建祠祭祀他，又刊刻他的遗文来传播，并把祠后的堂命名为“浩然堂”，于是作了这篇记。” 《优游堂记》张生回云南时，又经过大梁的废墟，见到北郡李先生。李先生问：“您有什么志向？”张生说：“我名含，愿意做古代那种优游自在的人罢了。”可是他已经把“优游”命名为自己的堂名了。李先生听了，皱眉叹息说：“唉！含啊！唉！含啊！”张生说：“先生为什么叹息？是说我收敛精气来探求深奥，守持技艺等待任用吗？是说我经历艰难险阻，身体屈抑而气节振作，与优游者不同吗？是说骅骝已经被羁绊，最终仍会受到世俗罗网的束缚吗？还是说桂花、菊花在秋天荣盛，却可惜它们开得太晚而保持贞洁呢？”李先生说：“上古时代居处安逸，中古时代百姓安逸；百姓安逸，贤人就隐居；贤人隐居，官府就空虚；官府空虚，君主就劳苦。因此先王治理天下，已经设置了完备的贤才任用制度，却仍然担心遗漏贤人。于是有弓旌来招，蒲轮来迎，之后贤人各得其位。所以《采菽》一章说：‘优哉游哉，也就这样安定了。’说的是君主获得臣子，臣子被任用，君主就安逸了。所以《卷阿》一章说：‘优游啊，你可以安享休息了。’臣子有时不肯应召离去，君主就追赶他回来。所以《白驹》一章说：‘谨慎你的优游，这又是为什么呢？’从文字意义说，‘优’足以训释为宽裕，‘游’可以训释为舒适。” “优游”，是自在自如的名称，也是安逸的意义。假使人人都自求安逸，君主就没有臣子、官府也无人任职。所以说‘谨慎你的优游’，说的就是君臣相合。您若显达而名闻朝廷，头发和衣服都已斑白，最终却以优游自高，这只是空谷中逍遥自得的打算，不是您应当受到公家任用、享受安逸的召唤。因此我才叹息。”张生说：“我听说，能不能得到任用有命运决定。孔子是什么样的人？然而他尚且说：‘优哉游哉，姑且这样度过一年。’我哪里值得说什么呢？” 《敬遗堂记》余姚史氏建造敬遗堂，用来奉祀他的祖父，有时也在堂中宴请宾客。宾客于是说：“唉！贵宏，这座堂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史君说：“我私下听说，君子没有不敬的。敬重自身，是因为大夫之身是父母遗留下来的。既然承担了祖先留下的身体，怎么敢不敬重它呢？所以说话不敢苟且，行事不敢懈怠，学业不敢荒废，做官不敢懒怠，不敢轻慢小事，不敢忘记大事。这一切都是为了扩大敬意。因此没有敬意，就没有祖先遗留下来的东西；没有遗留，也就没有自身。所以，对于祖先遗留给我的身体，怎么敢不敬重呢？”宾客说：“唉！贵宏，身体真有这么重大吗？”史君说：“身体，从别人看来，本来是渺小的；但从我看自己的身体来说，它与天地同始终，怎么能不重大呢？从形体的演化开始，它有了开端而遗留至今，我大概已经不知道经过了几亿万年。从我以后，又不知道还要经过几亿万年才终结。这个身体是与天地同始终的，怎么能不重大？又怎么能不敬重呢？”北郡李先生说：“史君大概是早年丧父，所以才这样说。我听说他的祖父养育他、长期教导他，最终使他成人成才，而他又少有兄弟。亿万年的遗传，落到他身上，所谓传承如同一条线。” 所以，他把自身看得比别人重大，把祖先留下的传承看得不敢不敬重。因此将他的堂命名为“敬遗堂”。《河上草堂记》

译正德二年闰月，我从京师返回河上，建造草堂居住。这里是古代大梁的废墟，就是今天的康王城。草堂临近河岸，河水过去常常流到这里，如今此地淤积变高，河水不再到来，人们渐渐修治坟墓、修缮屋舍。开始蓄养牛马，栽种树木，才有了井、村落和道路的界限。然而四面都是连绵奔涌的水流，此地适宜种植柽柳、杨树和越冬麦。我哥哥过去开垦了几十上百片田地，种了数千株柳树，草堂四周全是柳树。登上草堂，可以看见大堤和城中的塔，背后隐约可以看见河上的帆船。堂下种有石榴、竹子、菊花、葡萄、木槿、花椒、牡丹以及各种杂草。我每天在其中弹琴歌咏，出门便拨开苍翠的荆榛，登上丘地和场圃，坐在断岸上歌唱。有两三个年轻人跟随我，他们问：“河岸陡峭，山岩高耸，下面残留的水湾潺潺作响，难道不是河流从前冲刷的痕迹吗？难道不是所谓鱼、鳖、鼋、鼍的洞窟吗？先生为什么取这里建堂？又有什么快乐呢？”我说：“拿这里和我自己相比，我爱我的身体，还是爱这座堂？”他们说：“不如爱身体。”我问：“你们认为天地和我的身体，哪一个长久？”他们说：“天地长久。”我说：“天地尚且不能知道自己不会终结，我又怎么能知道自己的身体呢？我不能知道自己的身体，又怎么知道我的草堂呢？” “我以前不知道这片土地曾是鱼、鳖、鼋、鼍的洞窟，又怎么知道将来不会重新成为鱼、鳖、鼋、鼍的洞窟呢？况且你们这些年轻人就不要再说了。” 《翛然台记》草堂东面筑有一座台，高二丈多。登台四望，只见云气缓缓浮在桑树、榆树之间，大概能看见千里之外。人的心若不夭折，游览时看那旷野、高原、大泽，以及天地、日月、星辰、霜露、早晚、烟霞的变化，寒暑和草木往来荣枯，都似乎与自己没有关系。可是看旷野、高原、大泽、天地、日月、星辰、霜露、早晚、烟霞的变化，以及寒暑、草木往来荣枯的情状，实在又都与自己相关。于是凡是触及我眼睛的，没有不令人快乐的。台以高为贵，高就能看得远，看得远就没有什么看不见的。我的台并不高，却能望见千里之外，是地势造成的。没有什么看不见，快乐就充满心中；快乐充满心中，就会翛然自在。庄周说：“翛然自在地来，翛然自在地去。”于是我把这座台命名为“翛然之台”。我看屈原被放逐到江边，他难道能不与旷野、高原、大泽、天地、日月、星辰、霜露发生关系吗？难道他不知道早晚烟霞的变化、寒暑草木往来荣枯的情状吗？但他却忧愁悲戚，忧虑世人，大概还没有达到天游的境界吧？还是宗臣本来就应当这样吗？于是作台记。” 《需于堂记》草堂南面建了一座瓦堂，暂且命名为需于堂。草堂建于春季三月，翛然台建于秋季七月，这座堂则建于冬季十一月，经历四季后才全部完备。有了这座需于堂，所以称为需于堂。我观察《需》卦的五爻：有的需于郊外，有的需于沙地，有的需于泥中，有的需于血，有的需于酒食；所处远近不同，形势险易不同，所用的安危也有区别，但它们的意义都在于等待，所以说是需。我的居所经历四季才完备，而这座堂最后建成，我私下认为与《需》卦相合，所以称为需于堂。堂在大梁北郊，是河流往来冲积的旧地，有陷入沙泥的忧患，不可不戒备；若能等待，或许可以得到《需》卦第四爻出险、第五爻吉利的结果，所以将堂命名为需于。人情躁动便没有什么有利的事，躁动没有比交战更严重的；曹操临战时安闲自若，好像根本没有作战，于是取得胜利。这种人本身不值得多说，但与‘需’的意义相同。因此君子在学问上等待积累，在德性上等待涵养，在时势上等待进退，在命运上等待终其一生。我又私下把这些道理比附到堂名上，然而这四点对我又有什么呢？” 《观风亭记》亭子在风穴山上，山势高远峻峭，四周千里之内独自耸立。山形开阔，气势积聚，灵秀之气时隐时现。登上亭子，视野开阔，精神振奋，心志摇荡，胸襟舒展。嘉靖七年夏，监察御史谭子巡行经过汝州，游览这座亭子，于是俯仰叹息说：“唉！山河还是这样美好而没有改变，可世代已经迁易了，我大概正可以从这里观察时势吧？”他问分守伍君说：“天地已经居中，风雨按时交会；卜定洛邑，确定郏地，测量四方，观察日影，我所观察的是时势。”谭子说：“美啊，这是对古今变化的感慨。”他又问分巡王君说：“嵩山为冠，汝水为带，伊阙是我朝的门户；沃野广阔，山麓丰饶，可以砍柴、打猎、种植，我所观察的是土地。”谭子说：“美啊，这是考虑利用土地的思想。”两位官员于是离开座席请问说：“请问先生观察的是什么呢？”谭子说：“山谷深邃幽暗，风声或如叹息，或如喷吐，或如吹嘘；我观察的是风。”他们问：“风究竟是什么呢？”谭子没有回答。后来两位官员遇到空同子，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空同子说：“美啊，你们各自的观察都合乎自己的职分。不过，风难道就是最大的东西吗？天下的气，必定有一种东西在它之前发动，而鼓动万物，没有比风更神妙的了。所以它飒飒作响，却不知从何处来；浩浩荡荡，却不知普遍影响到哪里；流转不息，却不知最终归于何处。风的德性属于巽，所以能够深入；它的机微幽隐，所以进入万物而万物自己并不知道；它运行有快有慢，所以进入万物并不整齐一致；它的变化有违有和、各不相同，所以万物便有瘦有肥、有纯有杂，性情也随之改变。性情发动，情欲放纵，淳厚或浇薄便由此表现出来，风俗也随之改变。风俗沿袭习惯而形成，美丑彼此安处，政治也随之变化。因此先王知道风的神妙，于是调节八音来推行八风；又担心八风失调，于是让人陈述诗歌以便观察。诗，是风俗所由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因此观察诗歌，就能知道政治；观察政治，就能知道风俗；观察风俗，就能知道人的性情；观察性情，就能知道风气。于是彰明美善，憎恶邪恶，洗涤浇薄，培植淳厚，导引纯正以铲除驳杂，然后教化才可以施行。监察御史本来就是负责举劾、刺察的重要大臣，是以风作为观察对象的人。然而他登上亭子、踏过风穴以后才叹息，为什么呢？天下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受到触动才发生变化的。受到触动便有所行动，受到叩问便发出叹息却不回答，这是臣下最重要的职分。你们已经尽到了职分；这种职分像风一样神妙，所以说它伟大。不过，两位官员也不算小了。从前文王的教化施行，难道不是从《汝坟》开始的吗？今天的汝水，本来就是古代的汝水；今天的土地，仍然是古代的土地。从前南风吹过，甘棠树枝叶繁茂，人们歌咏对它的爱护；伍君守汝州时的施政，有《野有死麕》这样的诗歌歌咏其严正；谭御史巡行监察时的政治，以及两位官员的施行，又有什么可担心不合时宜的呢？所以说：“这些百姓，正是三代之所以能够遵循正道而治理天下的基础。”两位官员说：“空同子谈论风，真美啊！”于是请监察御史为这座亭子命名，并把文章刻在坚硬的石头上。谭御史名缵，是蓬溪人。伍君名全，是安福人，官至参政。王君名洙，是台州人，官为按察佥事。《广信狱记》

译李先生寄居在南康府，卧病等候治罪。勘案官大理卿燕忠上奏略称：“请驻在广信府审勘，以避嫌疑。”又说：“请改派浙江副使郑阳、参议段敏担任勘案官。”又说：“臣看这件事拖延多年不能结案，不只是勘案官的罪过，实在是提取人证案卷困难。之所以难以提取人证案卷，是因为有关官府害怕李某。李某不过是一个提学副使，有关官府宁可得罪巡抚、巡按、知府、巡按等官，也听从李某，是因为他善于揭发别人的隐私。臣去提取人证案卷，有人或许不到，请提审并追究两司的首领官员；严重的，还应参劾堂上官员。”皇上全都批准了。胡云听说后，对刘峻说：“事情不能结案，果真是提取人证案卷困难吗？”刘峻说：“恐怕不是这样。”刘峻曾看过勘察淮王案件的奏疏：第一次成案便得到解决，江御史没有把事情办完；第二次成案便得到解决，陈总制没有把事情办完；有人说要留下作为江御史的把柄，第三次便归到御史李某名下。然而适逢任巡抚任巡抚，又不肯办结。这难道真是提取人证案卷困难吗？胡云说：“他们说先生善于揭发别人，是这样吗？”刘峻说：“恐怕不是这样。揭发别人的人，别人本来也会揭发他，何必这样做呢？” 先生弹劾江御史，是为了争取士人的气节；刘知府把大奸臣贬为平民，是为了替无罪者伸张正义。然而诏令和谕旨中已有记载，而且死者是诸生。郑布政的事情，是他自己从王府那里招致的，谁没有争论呢？先生同郑布政争论，并且使“十弗”之说没有实行，这也很重大，怎么能说是揭发呢？胡云说：“我侍奉先生，确实见到他的命令没有不执行的，也可以说他能撼动山岳。所到之处，贪官听到风声便解下官印而逃，这又是为什么呢？”刘峻说：“这必定是因为有命令；至于不下令的地方，威势不在于强行施威，而在于古人所说的像风一样感化改变，所谓回应就是这样吧？不然，我见过那些靠严刑酷法树立威势的人，即使折断脊骨、拔掉牙齿、打烂小腿、折断胳膊，接连死在公堂上，也没有‘十草’那样的东西能够使人服从。先生在这里做官已经三个秋季了，听说有这种事吗？”李先生的舟行将到贵溪，门人叶朴占筮得到剥卦六五爻辞：“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叶朴迎上去告诉李先生：“先生应当顺从。”李先生说：“我怎么敢不顺从呢？凡是言官所排斥的，尊重言官的人也一定会排斥。谁不是忌恨我的人呢？言论先传入耳中的人才能生存；触犯慈母般的四方震怒，我怎么敢不顺从呢？” “即使不顺从，又有谁会替我主持公道呢？”李先生到达广信，将要会见燕卿。燕卿派人窥探李先生来见时是骑马还是乘轿。李先生知道后，便步行去见燕卿。这一天，广信五所学校的师生已经先行集合，迎接李先生，拥着他前行；他步行入城去见燕卿，突然在台阶下拜见。燕卿因为李先生来见得迟，便愤怒斥骂他说：“你本来是聪明的好人，刘瑾之难时，不论认识还是不认识，都应该奋发有为；如今反而做出这种事，难道要让天下士大夫唾骂吗？他们唾骂你，只是因为你怀着凌驾他人的心而求取便利。难道你没有听说老子的权术吗？退让一步就是了。”他按着案子，搓弄着手，一面骂，一面教训，一面讥诮，一面冷笑。李先生不敢回答，只请求隔离监禁。燕卿说：“这仍是求取便利的心思。”于是竟然命令把他与其他囚犯关在一起。李先生出来后，将去拜见两位勘案官；五所学校的学生已经先到两位勘案官门前，跪在那里。两位勘案官说：“只许一名学生进来。”于是叶朴进入，跪下禀告说：“数百年的正气集中在您身上，而我只见先生和两位先生是正气的代表，一定会得到扶助。”两位勘案官没有回答，心里也不以为然。于是五所学校的学生去见燕卿，也以扶助正气为请求。燕卿却笑着对他们说：“你们真是齐国人。李某不过凭文章冒充一时的名士，他哪里是什么好人？他连老子的权术还不知道，更何况其他事情呢？”叶朴回答说：“李先生即使有过错，也只是自身有过错，并不牵连家人；众人都憎恶他，更应当审察清楚。”燕卿笑着指着叶朴说：“这个秀才将来做官，一定会仿效李某。”燕卿起身对众学生说：“我这次来，以为李某一定会震恐不安，安心悔恨畏惧而改过。如今他独自来见我，却来得很迟，仪态举止还慢吞吞的。人害怕上天，是因为雷霆；朝廷就是上天，我这个大法司就是雷霆。雷霆降临在他头上，他还这样从容。”五名学生不敢回答，便出来了。李褎对叶朴说：“诸位先生不知道该拿我先生怎么办吗？”叶朴说：“他们说先生确实有送门子、制造伪章等几件事。审查这些事情，如果确实存在，先生自然应当自尽。”第二天，季子到两位勘案官那里受审，果然没有送门子、制造伪章的事情。叶朴说：“这就是天意最终胜过人为。”人们听说后，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都为之庆贺，说：“有天意！有天意！”然而燕卿侍奉李先生时，反而每天严密监视他往来的人，逮捕前来监狱等候李先生的师生；至于前来监狱等候其他人的，却反而不加禁止。两位勘案官也每天讥讽辱骂他。李先生见诸生稍微不再战战兢兢、望见他们便跪拜，便说：“李某把士人的风气彻底败坏了！”两位勘案官到学宫，会见一名年长的学生裴近；裴近身材肥胖，挺着肚子，遇到他们便站在他们身旁。两位勘案官看见他，大怒说：“李某真是厉害，竟使学生侮辱我；他故意挺着肚子，还站在我旁边。”第二天，诸生到两位勘案官处道歉，两位勘案官又大骂一通。李先生恨不得立即杀了他们。叶朴返回贵溪，听说两位勘案官审理案件时穿着便服，喝醉酒坐在公堂上，而各路官员却跪在台阶下；对于案情，他们不让被审者自行辩解，询问辩解时也不听。叶朴听说后，对詹彝说：“奉行上天命令的人，不敢轻慢上天。《尚书》说：‘要敬慎啊，要敬慎啊，能够恭敬，能够真诚，便能明察。’这两个人，难道不是轻慢上天吗？”詹彝说：“既然已经把罪名加在囚犯身上，这种情况也就会出现。而且最初的意图已经决定听取辩解，何必再施行呢？”叶朴说：“我曾读《范滂传》。王甫是宦官，却还听取范滂的意见，并为之怜悯而改变面色。如今竟然这样吗？唉，如今竟然这样吗！” 后记

译广信案件结案后，各种诽谤之事都已经被澄清了吗？先生已经逐一辩白了。恰逢赦令到来，李先生坐着，脸上却有忧色。通判刘懋进来问：“先生为什么忧虑？”先前没有赦令时，诽谤如同毁谤之木，已经可以澄清；刘懋看见先生神色温和，满面和煦，像是与此事无关。如今好不容易都已经替先生澄清，赦令又恰好到来，先生反而显出忧色，为什么呢？李先生皱着眉，像要回答什么，最后却讷讷地停住了。刘懋出来后，把此事告诉袁衡。袁衡说：“先生忧虑，是因为是非被颠倒了吗？公道从此断绝，再也不能在天下出现了吗？”原来袁衡就是抄送伪造奏章的人，现在反而以捏造罪名归罪于他，这只是其中一件。刘懋说：“这是什么意思？”袁衡说：“所谓伪章，是我在石城十一将军府中抄录的。但我也不是亲自送给先生的，而是托书吏朱灿送去的。后来先生命教官叶泰带我住到启王那里，启王曾召见十一将军，与我当面对质，才知道是将军家人王贵抄录后送给将军的。如今他们硬要把罪名加在我身上，说：‘你为什么不把实情告诉勘案官？’我说：‘勘案官不肯听我申辩，反而教我说：你只要说，起初李某与江御史互相弹劾，奏章送给总制陈某审理。李某常常对诸生说，看陈某似乎有偏袒江御史的意思，该怎么办？衡与你素有恩义，所以就把捏造弹劾江御史、陈总制的奏章送给李先生看，原意在于激怒陈某，而李先生于是把它送给陈某看。’”这些话是勘案官郑阳教他的。又问：“所说这些话是什么？”答：“其实只是江御史的奏词而已。”刘懋说：“唉，真冤枉啊！确有这样的事。先生身为宪臣，却被说成以人命进行恐吓欺诈，按拘捕军校的条例，应当直接拘押我；如今却又按不合条例的罪名治我。我从来没有制造监禁拘捕之事，也不是在戍守期间做的，竟然全都归罪于我。我穿戴官服，奉巡察院公文办事，如今却因穿戴官服而获罪；这其实也只是淮王奏词中的话而已。”陆镇说：“真冤啊！我只是卧碑生员，曾让家人代为申诉；如今实际申诉的是陆宽，却把罪名加在我身上。所谓侵占官地，是成化二十三年间的事情，当时我才几岁，却因此归罪于我。我娶妾时有媒人和聘礼，如今已经离异；我的妾被诬陷，说我强迫她、恐吓她，这些都只是捏造。勘案官却硬把强迫的罪名加给我，真冤啊！我陆镇冤枉。那些以恐吓欺诈导致人命死亡的人，为什么反而不追问呢？”传廷臣说：“唉，难道只有你们吗？先生奉行江御史的事情，有哪一件是真实的？如今全都被说成虚假；江御史和吴某弹劾先生的事情，为什么又全都被说成真实？” “唉，难道只有你们吗？你不过没有攻击先生罢了；如果你真的攻击先生，难道不会遭受这种冤屈，甚至更加触犯法律吗？”李华问徐珙：“弹劾江御史的事情明明是真实的，为什么法律却要把它判为虚假？”徐珙说：“对抗言官的人，本来就应当如此。”李华问：“淮王奏报的事情是虚假的，为什么法律却要把它当作真实？”徐珙说：“尊重王爵的人，本来就应当如此。”李华说：“我听说，奏章中有一句话、一件事不真实，便可以按欺诈治罪。吴某弹劾先生的奏章，难道每一句、每一件事都完全真实吗？为什么不按欺诈治罪？”徐珙说：“尊贵的言官攻击别人，本来就应当如此。”李华说：“法律，是以守持一个原则来驾驭万事。因此贤者不敢逾越，愚者不敢轻蔑；不因地位尊贵而改变，也不因势力强大而移动；仇敌不敢加害，亲近者不敢偏私，轻重高下都像秤一样交付给事物本身。这样才称得上法律，这样才可以平反冤屈。所以郡县有冤案，就交给监司；监司不能公正处理，就交给御史；御史平反后再上报大理寺。大理寺就是平定天下冤屈的机构，所以称为廷尉平。若任凭个人感情而尊重某些人，那还和法律有什么关系呢？”徐珙说：“唉！你为什么到现在才看明白？谚语说：顺从机智以保全自身，审察时势以取得地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三年〕 “你又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在区别贤愚、努力维护体统呢？”李华说：“我听说，各部门奉行自己的职分，天下才能安治。因此，致力于体统，使上级安定、下属和睦，这是宰相的职责；区别贤愚，通过升降来劝善惩恶，这是吏部的职责；守持原则来平定天下冤屈，这是廷尉的职责。所以，案件轻重高下都应当交给他们处理，怎么能把自己的私心放进去呢？一旦存有私心，就不能公正；不能公正，就会偏私；偏私，就不能平等。况且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那么贤人杀人可以不抵命，卑贱而不肖的人被贵人、贤人杀死，也可以不追究，这种道理难道存在吗？”徐珙说：“昨天勘案官郑阳审理刘乔陷害李苒致死一案，推究案情时拍案叫道：‘像这样没有操守的生员，死了也就死了，怎么反而要让知府承担罪责呢？’由此看，法律确实是把区别贤愚作为用心的。”两人争论不能决断，便来请李先生评判。李先生说：“唉！诸位学生真是迂腐啊，真是迂腐啊！古书有言：君主施行命令，臣下执行意旨；又说：法律要根据情理来运用。唉！诸位学生真是可叹、迂腐啊！即使你们能够飞黄腾达、攀附骏马，也不过是追随先见先知的人罢了，哪里能够做到卿相宰辅呢？不过，我也有过错。行为中没有宾主之间的中和，积累的诚意还没有取得信任，所以风的产生，必定要从洞穴中吹出来。空同子说：“诸位学生为什么反而放过我，不责备我，却有空闲去诋毁别人呢？”正德八年秋八月，给事中王爌上奏谈及这件事。这年十二月，燕卿到达广信府。第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李先生到广信入狱。这年三月，案件办结。《惧问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年、八月、十二月、正月、廿八日、三月〕 李先生说：“我直到今天才开始知道害怕。”袁衡说：“我听说，君子是不害怕的。”李先生说：“袁衡只是因为不知道害怕罢了。”袁衡出来后，遇到李华，把事情原委告诉了他。李华说：“所谓使内心震动的，就是恐惧。过去张、刘的事情，先生岂止是触犯龙鳞、抚摸虎须而已。如今说到害怕，一定有原因，我要去问清楚。”李华进去询问说：“我听说，欺蔽天理的人会灭亡上天的原则，蒙蔽公道的人会使法律失效。灭天理、无法律，这就叫大乱。百姓使自身陷入混乱，士大夫使家族陷入混乱，大臣使国家陷入混乱，有这样的事吗？”李先生说：“确实有。”李华说：“我曾经害怕，因为自己落脚的地方很少，就是因此。”李华出来，把这话告诉袁衡。袁衡不明白。李华说：“你没有看见勘案官审理案件吗？私下收受请托的人出去，发怒的人进来。钟粟、程伯两个学生，勘案文书中根本没有记载，为什么要提审？钟粟为什么被放出去？程伯为什么被收进来？钟粟被提审却不审问，竟然笞打后关押。这到底是什么用意？程伯的案件，总司已经审讯，巡按也已批准，却为了给先生定罪而无故反复追究。这还叫有天理吗？没有天理，就没有法律。没有法律，便是在清明时代肆意作乱。从此以后，我自己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落脚了。”袁衡说：“如果这样，哪里只是这些事呢？”

译“哀佐、刘贤，都是同一案件中的人，但都不是应当审勘的对象。哀佐没有被审勘，刘贤却被审勘。县丞、府判同受委托拘捕人，府判因为李先生而获罪，县丞因为江御史而不获罪。像我袁衡这样的人，从此又能到哪里去呢？”李华说：“大道实行时，天下是天下人的公有之物。到了叔李的时代，钩连织构的事情兴起了。唉，太严重了！先生的恐惧，恐怕不是他自己愿意的吧？”于是作《惧问记》。【卷第四十九】【序十篇】刻《战国策》序，刻《贾子》序；刻诸葛孔明文集序，陈思王集序，刻阮嗣宗诗序；刻陆、谢诗序，刻陶渊明集序；刻朱子实纪序，白鹿洞志序，端本策序。《空同集》卷第四十九，北郡李梦阳撰。序十篇。刻《战国策》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十篇〕 《刻战国策序》所以说，承袭智慧的人是诡谲的。文叔说过：高下彼此求取，表面放纵而暗中闭拒，真实意图隐藏在言辞之中；这种巧妙，正是《战国策》的特点。有时整天都难以辩说清楚，却因一句话便完全明白，所以文辞之士、墨家之士都佩服它的意趣，深深沉浸于它的体制；简练转折的人效法它的委婉，善于钻研的人以它的透彻为祖法，这大概就是所谓言辞巧妙。因此说，模拟言辞是巧妙。李先生说：“我读《战国策》，才知道经义难以阐明。经义不能阐明，道就不能施行，为什么呢？巧辩会伤害质朴，诡谲会妨碍正直；时势变化，世道令人悲伤，过去的忧患又成为未来的忧患。风俗形成于人们所崇尚的东西，士人败坏于因循沿袭。崇尚同一事物的人乐于相同，因循旧习的人害怕改变；传承的人安于习惯，称述的人沉溺于承袭，即使知道它不对，也会渐渐陷进去。佛、老之学也属于这一类。有人问：周代为什么会有战国时代？李先生说：是文章造成的。先王用礼来治理天下，必然也要讲究文辞，制定言辞；言辞由近及远，贯通具体事务，通达于政治，推广到天下，本来是有益的。于是人们过分看重文辞，使它流传到《春秋》，称作辞令。到了末流，弊病变成以巧诈相互射击，终于形成战国时代。有人说：读这部书的人，只要把它当作文章来读就够了，难道不会渐渐陷进去吗？李先生说：唉，我哪里知道呢！我哪里知道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七月〕 要回到古道，做到忠实、质朴，或许还可以办到。这一年，监察御史澶州王君会巡按河南，对李先生说：“史书的意义在于辨明得失；把这部书刊刻出来，是为了让后来的人观察，正是曾氏所说的借此作为警戒。” 刻《贾子》序 所谓《贾子》，就是贾谊的《新书》。为什么称作“贾子”？因为把它看作贾谊之书。难道《贾子》都是贾谊亲自写的吗？是后人把类似贾谊言论的文字编成的。汉朝兴起以后，贾谊的文章最为高古；然而他陈述治理国家的道理，善于依据事实，能够认识根本和奥妙，件件都可以付诸实行，大概可以和管仲、晏婴相比，所以说“贾谊通晓国家大体”。贾谊文章中最为高古的部分，司马迁已经裁取收入《史记》。后人有的拾取他的草稿以及其他篇章中的简略议论，不忍心把它们完全抛弃，于是汇类成书。例如《过秦论》，司马迁已经裁取收入《史记》，褚先生又把其余部分附在后面，如今成为三篇。有时一件事、一个义理分成两三篇，有时两篇又杂糅在一起；例如《治安策》被截割拼接，已经没有头绪和条理可以寻求。然而其中宏大的见识、重大的议论，仍然明亮如日星、奔涌如江河，不能被埋没。此书宋淳熙年间曾在潭州刻印，淳佑年间又刊修；当时已经被称为有错漏。后来刻本散失，士大夫家中辗转抄写，全都出自书吏之手；书吏苦于繁琐，常常任意删减字句。时间久了，文字错乱，有的越行抄入，有的窜改字句，有的重复讹误；士大夫又没有人加以校勘，所以此书越来越错缺，难以阅读。弘治年间，都进士穆从乐平乔公那里得到这部书，在京师刻印；后来又有人翻刻，但仍然有错缺。我这次刻印，只略加校勘，最终却没有人能够根据可靠本子加以补正。像麟甲、凤毛这样珍贵的遗文，如今世上仅存这些，究竟是幸运还是悲哀呢？《贾子》十卷，共五十八篇，其中亡失三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篇〕 刻诸葛孔明文集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卷、五十八篇、三篇〕 诸葛孔明文集六卷，共七十六篇。《将权之北狄》五十篇，世间已经流传。它又称《将苑》，一名《心书》；《武德之阴察》二十六篇，则是后人增补的，称作《文集》。阎先生任信阳兵备时，刻印并传播这部集子。有人问阎先生：“为什么刻这部集子？”阎先生说：“我现在正有军事事务。”问：“是为了军事事务吗？”答：“是为了兵法。”问：“是为了兵法吗？”答：“是为了兵道。”问：“是为了兵道吗？”答：“是因为它出自诸葛氏。”问：“如果确实因为这个，你学习它、实行它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刻印传播呢？”阎先生说：“我厌恶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李先生听说后说：“阎先生的胸襟真大，可以说是没有自我。可是说这部书出自诸葛氏，却不对。”阎先生遇到李先生，问：“这部书为什么不是诸葛氏所作？”李先生说：“我私下听说，善于阐明道的人不会剽窃言论来承袭名声，善于说话的人不会附会相同来显示自己。因此，老子不归附孔子，儒家不蓄纳墨家，名家、法家旨趣不同，称王道的人不叙述霸道。这部书把仁义、诈术、武力混在一起列举，真伪便混淆了；把商汤、周武、齐桓、晋文并称，王道与霸道便混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