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四十一】

译东山书院原来在余干县冠山东峰，旧志说：南宋时赵忠定公汝愚和他的弟弟汝觏、汝愚的儿子崇宪所建，朱子到此后主持书院并讲学。书院原有一座堂，名叫云风堂，是朱子亲笔题写的，如今已经不存在了。赵忠定因遭谗言而死，朱子确实曾在这座堂中注释《离骚经》。宋朝灭亡后，书院被人占据；番阳有个叫李荣庭的人把它取回，迭山谢公曾为此作记。到我明朝兴起后，这块地方又被寺院占去。弘治年间，昆山县知县沈时又把它取回，在上面建堂。不久姚源洞盗贼兴起，军队驻扎在余干，书院的堂被乱兵焚毁。正德六年，我巡视县境，登山踏看书院旧址，正好遇到江西右布政使温江任公因军务留在县中，他又竭力把这块地方收回。任公说：‘盗贼不能平定，是因为教化没有施行；军阵没有勇气，是因为尊亲事上的道义不明白，又轻视长官。’他又说：‘东峰孤高险峻而多风，书院应当迁到中峰；中峰平稳，并且地势结聚，那里有龙池，即使炎热干旱也不会枯竭。’于是命知县丈量中峰的地面，东西宽二十八丈，南北宽七丈；中间建五间堂屋，面向南方作为祠堂；堂的东面仍建云风堂，西面建讲堂，又建东西两侧的廊房和号房，供讲授朱子学说的人居住。这项工程，任公出资一百，右参政董公出资五十，吴公出资二十二；吴公也是因军务留在县中的。书院建成后，众人商议建立祠堂。任公说：‘士人在学校得到供养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重视书院？书院，是聚集才俊、使他们专心于学业的地方。士人群居就容易混杂，混杂便会志向紊乱，志向紊乱便会行为荒疏，所以学校用来培养士人，作用很大；书院用来聚集其中的才俊。才俊不聚集，学业就不能专心；学业专心，学习就精深；学习精深，道理就明白；道理明白，教化就能推行，人们就懂得亲近尊长的道义。人们懂得亲近尊长的道义，盗贼就可以不用动用军队而平定。因此书院，是辅助学校成就才俊的地方。然而一定要有人使他们有所归依，所以要为他们建祠，以尊重这个地方。东山书院所祭祀的，是朱子吗？但这里还有赵氏父子兄弟，以及后来在乡里以道德闻名的人。’董公说：‘我朴曾听说，按照土地的尊卑来安排位置，以先后为宗主；凡是依照尊卑排列的，都不能混乱。如今祭祀忠定公，应当以朱子为左位，其余都面向南方；忠定公的弟弟汝觏面向西，曹无妄面向东，均以北方为上位。柴强恕、元裕的位置在汝觏之后，饶双峰、鲁氏的位置在曹无妄之后，明敬斋、居仁的位置在元裕之后，全部面向东西；而忠定公的儿子崇宪、元裕的侄子中行，不宜入祠祭祀。’ 朱子本来就是道学的宗师。然而，他的心中一定推重左忠定。忠定是他的前辈，又是主管此地的人。曹无妄是见到朱子后才懂得道的人。强恕、双峰、敬斋也相继在他之后兴起。这四个人，本来都是以道学闻名于乡里的人。如今如果真想汇聚才俊来专心治学、阐明他们的道学，就不能不根据先后次序来安排。但只祭祀他们的父亲而置其子于不顾，这又是尊卑等次的差别。位次成知县王纪，请我撰文刻碑。考察左忠定，他在光宗时筹划改变局面，平定大难，使国家安定；任用名望卓著的贤士，辅佐完成新政，他的功劳可以说很伟大了。这样的人，难道会因生死富贵而动心吗？可是最终竟因谗言而死，真可悲啊！曹无妄晚年游学于朱子门下，朱子把无妄之学传授给他，因此称他为无妄先生。柴强恕读书，以穷究事理、尽明本性为根本，曾著有《春秋》《尚书》《论语解》《系辞》《中庸》《大学说》《史评》《宋名臣传》等书；双峰、鲁中行也都是他的门人。双峰的学问以致知力行为根本，著有《五经讲义》《论孟纪闻》《春秋节传》《庸学纂述》《太极三图》《庸学十二图》《张氏西铭图》《近思录》《饶氏遗书》等书。吴氏称赞他的学问贯通天人，一举一动都以行善为己任。敬斋的学问，无论动静、表里，都以敬为主；著有《居业录》，其中多有阐发前人尚未阐发的道理。然而他甘于贫困、努力耕作，孝敬母亲，以谈论仕进为可耻。士人重视同古人为友，背着书箱游学四方，是因为追随道义。如今有朱子可以作为归依，而乡里那些以道学闻名的人，又光彩鲜明地在前面引导。困穷不如这四人，贤达不如左忠定，而且不因生死富贵而动心，这才真正是士人啊！弦歌教化对于强暴之人，作用是不同的。然而那些强暴之人最终仍不足以胜过这些士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本性相同。士人不要说：“教化不能施行于乡里，亲亲、义理也不能进入盗贼之心，我只担心自己的道理没有阐明罢了。不担心道理不明，却担心学问不精；不担心学问不精，却担心学业不专。否则就不足以称为士人，何况称为俊杰吗？”士人们努力吧！这三位先生正是人们的期望。任公名汉，现在任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董公名朴，是麻城人。吴公名廷举，是梧州人。三人都是右参政。锺陵书院碑

译锺陵书院在进贤县学和背学书院之间，各自占据高处，面向东南，中间以道路相隔。当初我拆毁南岳庙时，福胜寺的僧人对学生陈云章说：“请把寺院和庙宇交换。”陈生问：“为什么？”僧人说：“庙宇偏僻，而寺院临近道路，并且靠近集市。把寺院改为书院，那么书院和县学各自占据高处，彼此相望，对学校很方便。”陈生把这件事告诉我，我说：“可以，就交换吧。”于是把寺院迁到庙址，把原寺院改作书院。教谕黄懿、训导谈一凤和陈生等人来商议书院的事务，说：“进贤原来是南昌的锺陵镇，后来划出设县，书院称为锺陵书院，很合适。周子曾任南昌县尉，应当祭祀周子。”我说：“可以。”于是书院建立祠堂，祭祀周子。前面建讲堂，祠堂左右建四所斋舍。明通公溥建了东西廊屋，又修建光霁亭。建昌府推官赵汉曾代理县政，修补了不少残破漏损之处。知县王纪到任后，修建了两道门，立了碑，又把南岳庙原有的租税九石多以及田地拨入书院，设置门子看守。大体就是这样了。王纪派陈生来请我作记，我说：“唉！” 书院难道是我的过错吗？郡县设置学校，是用来培养和规范贤才的。因此建房让他们居住，使他们安心；供给廪粮让他们吃饭，是担心他们不能专心；设置老师监督他们，使同学彼此亲近。学习经术，是游学和培养的起点；使他们的冠服不同，是表示他们区别于众人。建立庙宇，使贤人圣人全都聚集其中，树立他们作为趋向的标志。早晚敲钟击鼓，考核文艺、衡量才能，是为了严禁懒惰放纵。像这样，士人尚且不知道践行道义，那么设置书院，我还要靠它做什么呢？虽然如此，士人难道就没有可以振兴的地方吗？”陈生说：“自从孔子、孟子去世，经过一千多年，道统断绝了。周子兴起以后，道才又重新彰明。先生所说的‘有可振兴之处’，难道就是指这个吗？学校用来规范士人，这是常规；用新的事物震动耳目，使人耳目一新，则能举起他们的方向。譬如射箭的人站在庭院中，举起酒杯命令同伴。周子，难道不是继文王之后使道重新兴起的人吗？明通公溥是这条道路的开辟者，光霁亭则仿佛把这种精神形象地表现出来。书院难道可以轻视吗？”书院的土地面积、房屋数量，都刻在各碑的背面。宗儒祠碑 宗儒祠原名三贤祠。三贤祠，是祭祀唐代李宾客和宋代周、朱二位先生的地方。过去都用木主祭祀。弘治年间，江西按察司佥事、提学苏止模把周、朱二位先生的塑像安置在正中，把李宾客的神主迁到别室。到副使邵公任提学时，又把曾经跟随朱子在洞中讲学的十四人一同列入祠中，改名为宗儒祠。这十四人是林择之、蔡沈、黄干、陈宓、吕炎、吕焘、胡泳、李燔、黄灏、彭方、周耜、彭蠡、冯椅、张洽。详细情况见《书院姓氏志》。梦阳谨慎考察：“宗”有根本、法则的意思，也有尊奉并以之为主的意思。凡是作为根本、可以效法，并且应当尊奉为主的，都叫作“宗”。所以山称岱宗，水称宗海，天子称宗子，家族的嫡长子称大宗，都是说尊奉它、以它为主，也就是说把它作为根本并加以效法。至于学术，则各家都把自己所趋向、所归依的对象作为宗旨。如《史记》说：道家以清虚为宗，阴阳家以羲和为宗，法家以法理为宗，名家以名实为宗，墨家以墨子为宗；至于儒家，顺应阴阳，阐明教化，游心于六经，留意于仁义，以孔子为宗，使他的言论在道术中最为尊贵，因此凡是归依和趋向它的，也把它作为根本和足以效法的准则。既然把它作为根本并认为足以效法，就一定会尊奉它、以它为主。尊奉它、以它为主，于是各自坚持自己的正确之处，彼此并立抗衡。这样一来，我们所谓的“宗”，有时几乎就要熄灭了。所以说：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断绝了；子思去世一百多年后，幸而孟轲兴起。孟轲去世一千多年后，又幸而周、朱二位先生兴起。自周、朱二位先生兴起之后，天下才明白地知道有孔孟的传承，无不趋向并归依它。这样以后，我们的宗旨，就像山中的岱宗、水中的大海、国家的大君、家族的嫡长子一样，即使有人不尊奉它、不以它为主，也已经不可能了。所以说：周子、朱子是儒家的宗师。而且谁不想成为圣贤呢？然而处在不同的环境中，就一定会迁移；迁移就会改变，改变就会混杂，混杂就会流入清虚、阴阳、法、名、墨诸家。因此有人虽然起初明白地知道孔孟的传承，最终却有的进入禅学，例如游酢就是这样。如今在这里学习的人，拜见孔夫子和孟氏，又拜见周、朱二位先生，确实会警惕戒惧，仿佛有所辟除。于是说：“我为什么要舍弃这里而跟随别处呢？”这样，流散的归来了，混杂的统一了，改变的安定了，迁移的回归真实了；这就如同趋向嫡长子、趋向君主、趋向大海、趋向岱宗一样，难道不是谁的力量造成的吗？所以说：周、朱二位先生，是儒家的宗师。有人问：“为什么不祭祀张、程诸位先生？”回答说：“张、程二位先生，这里是他们教化所经过的地方；而朱子实际上是使洞学彰明、成为主宰的人，也因此是宗师。周子倡导于前，朱子完成于后。” 六合亭碑 传文说：“上、下和四方，称为六合。” 这座山登上去就能看见上、下和四方。亭子在白鹿洞回流山上；这座山四面陡峭险绝，山顶却很平坦。当初我登上这里，看见了上、下和四方，就对知府章公说：“这里应该建亭，请您命名。”我说：“就叫六合亭吧！”知府章公退下后，便和工匠商议。工匠说：“山高，四面受风，烈日摇撼侵蚀，霜雪以及来自西北的暴风，亭子如果不用石头做柱子，很容易毁坏。”正好有人报告说有六根石柱，横卧在匡麓，于是把它们抬了来。石柱有棱面，柱面的数量正好与石柱数相同。于是亭子的形制按照柱面的数目制定，一切都取六，以求相合。这难道不是天下极其奇异的事情吗？这座亭子左边俯视彭蠡湖，右边有五老峰，这些本来都足以用来命名；但不以它们命名，而彰显“六”以求相合。这样也足以使这座亭子宏大了。为什么呢？孔子登上泰山而觉得天下变小，他的志意并不在山本身。因此，六合所表达的是天下的意义。人们说：“登得不高，看得就不远。”古今登上泰山的人很多，为什么只有孔子登上后能使天下显小呢？这就好比用容器承受物体，要看容器的大小。

译容器太小就只能容纳细小之物，确实不是那样的人。登上这里看见五老峰、彭蠡湖就在眼前而不惊骇，因景物眩惑的人也很少。何况能够拥有上、下和四方的胸襟呢？不能拥有上、下和四方的胸襟，又怎么能说使天下变小呢？所以说，彰显六合而求相合，也正是为了使亭子的意义宏大。这座亭子，孟子说：“万物都完备于我。”人在开始的时候，并不与圣人不同。然而最终不能使自己广大，难道不是由于见识有无远大之分吗？所以见识远大的人，登山一定登得高。只是登得高，并不能成为真正广大的人。因此我使这座亭子的意义宏大，也是为了等待那些能够使自己广大的人。亭子在正德六年冬天落成。这是知府章公的功劳；两年以后，我又来登亭，知府霖公跟随我。那时知府章公已经去世一年多了。章公姓刘，名惇信，有惠民的政绩，是隆庆州人。我不愿使他的功劳湮没，所以连同他的为人一并记下。南新二县在城社学碑 社学，是由乡社建立的一所学校，用来教育百姓的子弟，培养蒙童、选拔人才，以观察教化、考察治理。自从庠序教育废弛以后，百姓子弟大概不再在乡里入学，却往往直接进入县学、州学、府学。他们还是孩子，尚未学会家庭内外、长幼之间的礼节，却已经学习先圣的礼乐，讲习朝廷君臣之间的礼仪。按照古代制度，里有序，乡有庠；百姓中秀异的人从乡学升入庠序，庠序中优秀的人升入国学。诸侯每年把小学中优秀的人才贡给天子，使他们进入太学学习。小学，就是现在的县学、州学、府学。如今既然不在乡里教育他们，把县学、州学、府学作为培养蒙童、选拔人才的地方，而县、州、府学的力量又不可能把所有人才都容纳进去，像这样却想观察教化、考察治理，实在很困难。因此，治理天下的人为此忧虑。县里本应每个里都建立一所学校，称为社学，设置教师，选取人才来培养蒙童。但社学教师不说“我是来培养蒙童的”，反而每月征收课金、鸡、米、酒、食物。百姓的子弟有的因负担困苦而不来，他们就立即向官府报告，勾摄拘捕并鞭打他们。百姓见到教师，不但没有得到培养，反而使自己的孩子受苦，便说：“这是役使我们。”于是暗中贿赂胥吏，使自己的孩子逃脱。受贿的胥吏放走贫困人家的孩子，教师们聚集起来，必定会饿着肚子向他们索要感谢，逼得他们离去。官员反而对人说：“社学这样做，实在与治理相违背。”这种说法一流行，百姓的意志就更加迷惑，彼此煽动而形成风俗，最终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高皇帝曾经为此忧虑，看到这种风俗已经难以挽救，又正逢上天创立国家之初，只发出“艰难啊”的感叹便停止了。正统年间，已经设置提学官，又仰念高帝的忧虑和叹息，于是下诏天下各县、各里建立一所学校，用来施教。历朝都沿袭这一制度，并命令提学官，必定把这件事告谕他们。如今已经八十多年了，可天下的社学最终仍未兴盛。成化初年，江西提学佥事渐州李公竭力推行此事，刻石寄托希望，却没有听说后来有人继承他的事业。如今他所创办的学校也全都毁坏丧失了。难道古代的制度确实不适合今天吗？还是上天不愿意恢复三代的治理，正所谓有君主而臣子却不是合格的臣子吗？先从近处做起，远处的事情就可以实现；先举大事，细节就容易办成；谋划周详、努力经营，制度就能长久遵循。我现在先让省城建立社学，作为十二府的榜样。十二府各自建立社学，作为本州、本县的榜样；州县又各自在城市中建立社学，作为各乡都的榜样；各乡都的学校则先从大的乡都做起，再推广到小的乡都。这也是远近、大小的道理。南昌、新建二县都是省城所属的县，现在建立社学十六所：南昌县有民彝、物理、崇真、洪恩、高士、奎章、沧洲、蓼洲、通济、高节、通真等学；新建县有思贤、文奎、修仁、崇文、崇信等学。这些学校分布在城内外，交错相间。我对有关官员说：“学校精选教读，一律按照旧例复核；对他们本人要真诚礼敬，不要让他们征收课金、鸡、米、酒、食物，以致使百姓的子弟受苦，不要使百姓把这看成劳役而暗中替孩子逃脱。”教读中没有才能的罢黜，有才能的我将举荐任用。我又对他们说：“从今以后，不是社学生，不得进入县学、州学、府学。”这是古代从小学升入国学的意思。于是学校又设置门子，每人供给薪水，有的还增建房屋安置他们的家属。唉，考虑得也算周详了，也足以作为其他府州县的榜样。事情已经做到这样，如果仍有不能施行的地方，难道不是我的过错吗？南昌社学开始由知县吴守正完成，推官李先芳、新建知县游琏负责经营。二县社学，则由南昌县学训导达宾负责。现在把详细情况刻在石碑上，碑立在分司厅右侧。钓台亭碑

译李先生游览白鹿洞，回顾山岭，经过涧谷，穿越合谷、汨石滩和茂密的树林。正逢深秋之际，风声瑟瑟，回头望去，五老峰仿佛垂落在几案和坐榻前。于是心情洒脱而快乐，说：“山真美啊！”便同诸生沿着涧水逆流而上，攀援藤萝，踩着石头登山，剔去苔藓，考察石刻。从书院门向西走一百步，有一块石头，突兀而高危，抬头看去，石上刻着“钓台”二字；俯视下面，水潭深而清澈，鱼儿跃出。诸生说：“这是从前钓鱼的地方。”李先生说：“啊，真美啊！”于是命令就在上面建亭。亭子建成后，李先生游览亭上，诸生跟随。他俯仰观望了很久，长叹说：“我今天才知道，钓鱼可以比喻学习。”诸生说：“钓鱼和学习相同吗？”李先生说：“钓鱼的人整理好钓竿和丝线，系上芳香的鱼饵，端正地坐在盘石上，集中精神、收敛心志，专心听着水声，目不转睛地看着，期望一定有所收获。这就像饥饿时需要食物、口渴时等待饮料一样。然而一整天竟然一条鱼也钓不到，精神荒疏，气力沮丧，扔下钓竿，孤独地回去；一路上吟咏溪水歌唱，天色已经接近傍晚。诸位学生认为这是苦事还是乐事呢？”众人都皱着眉头不高兴，说：“这是苦事。” 李先生说：“假如把四海当作山谷，把明月当作鱼钩，把彩虹当作丝线，把昆仑山当作盘石，凌驾云气、驾驭鸿雁，超出天地之上，倒过来看日月，钓鱼没有钓不到的，早晨把巨鳌腌成肉酱，晚上把长鲸做成菜肴，那么你们愿意这样吗？”众人都扬起眉毛高兴地说：“愿意！只是我们做不到。”李先生说：“以鱼为对象的是钓鱼，以道为对象的是学习。所以坐在盘石上，直直地坐一整天，期待取物而一定获得，这是只计算功效的人。假借天地作为钓具，把口水垂向不一定能够得到的东西，是驰骛高远的人。只计算功效会拘泥，驰骛高远则流于空虚。拘泥和空虚，不能够钓到鱼，何况用于学习呢？所以君子把仁义作为钓竿，把人伦常道作为丝线，把六艺作为鱼饵，把广居正位作为盘石，把道德作为深渊，把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相传的心法作为鱼，每日浸润、每月涵泳，到了成熟以后再取得，不越过等级，不计较那些未必能够得到的东西，长期积累便能贯通，无论大小都一定有所收获。这样以后，道才可以达到。因此君子身处一室，精神却可以遨游天地。这样以后，便能把盘石看作昆仑，把大丝线看作彩虹，把寸长鱼钩看作明月，把溪谷看作四海，把小鱼看作鳌鲸，这就是所谓一以贯之的道。” 所以说：“钓鱼可以比喻学习。”诸生于是收敛神色、平定心情，拜了两拜致谢说：“我们听到教诲了。”我把这些话写在石上作为记文。提学江西分司题名碑 正德六年夏六月，我奉诏担任江西提学。到任后便询问人们、搜集事迹，考察过去的成效和旧有的事例，减去过分之处，惩罚错误、以善人为鉴。过了一段时间，政教勃然兴起，似乎有振兴的气象。可是我仍然担心把前人遗弃，于是把历任江西提学者的姓名、籍贯和官衔刻在碑上，立在分司厅左侧。从我以前上溯，共得到十四人。我大明受天命以来，各府、州、县都建立学校，设置教师，培养人才。起初只责成提调官负责，监察、巡守的官员不过考核他们的勤惰罢了。后来由于成效很少而奸弊滋生，于是才设置提学官，由巡按、巡抚每年巡视考察。但如果说宪令不能端正，就让他担任按察司的佐官；如果说权威不够，就给他诏敕；如果说权力不专，就诏令监察、巡守官员不得侵犯越权；如果说命令不能执行，就让提调官用刑；如果说刑罚有时不能使人服从，就让他纠察是非、审理争讼。为什么这样做呢？政令不能执行，教化就不能成功；即使政令能够推行，如果本人不足以端正根本，约束不足以规范风俗，威严不足以使人畏惧，仁爱不足以使人亲爱，有才能却不足以使人依赖，罢黜不足以惩罚，升用不足以劝勉，公正不足以使人信服，明察不足以辨别是非，迂腐而失去名实，言语和容貌又扰乱了正道，那么这个官职也只不过是多余的罢了。传文说：要等待合适的人，事情才能推行。如今议论的人不说是人选不合适，却只说这个官职是多余的。景泰改元后，这个官职于是被裁撤不设。这与因为噎住了就废止吃饭有什么不同呢？天顺七年又重新设置，到现在没有再裁撤。此前刘瑾作乱时，曾经议论裁撤这个官职，不能裁撤，于是只删去诏敕中关于纠察是非、审理争讼的几条。刘瑾被诛后，各项制度恢复原状。正好我因被排斥而被搜拔起用，接受了这个官职。我自我估量，九种长处没有一种具备，又担心名实不符、混淆真相。何况面对大省的人才，接受任命时常常惶恐警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我是以古人为鉴，于是询问搜集前人的事迹，考核比较古昔，希望少犯过错罢了。最终政教勃然兴起，似乎有振兴的气象。现在既然把十四人的姓名刻在碑上，我也把自己的名字续刻其后。后来的人不说这是一个多余的官职，就可以了。王玉，字未详，诸暨县人，进士，任翰林院修撰，升佥事；正统七年开始设置提学官，王玉首先到任。陈璲，字未详，临海县人，进士，任翰林院检讨，升佥事；正统年间到任。高旭，字时旭，官县人，进士，任给事中，升佥事；景泰元年裁撤提学官时离任。李龄，字未详，潮州人，举人，由教官历任御史、詹事丞、太仆丞，升佥事；天顺七年到任。夏寅，字正夫，华亭县人，进士，历任南京吏部郎中，升副使；成化七年到任。锺珹，字德卿，当涂县人，进士，历任大理寺正，由佥事升副使；成化十四年到任。冯兰，字佩之，余姚县人，进士，改任庶吉士，历任刑部郎中，升副使；成化二十年到任。敖山，字静之，莘县人，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升副使；成化二十三年到任。黄仲昭，字仲昭，莆田县人，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改任大理寺评事，升佥事；弘治四年到任。苏葵，字伯诚，顺德县人，进士，任翰林院修撰，升佥事；弘治九年到任。邵宝，字国贤，无锡县人，进士，历任户部郎中，升副使；弘治十三年冬到任。蔡清，字介夫，晋江县人，进士，改任庶吉士，历任户部郎中，升副使；正德三年春到任。王崇文，字叔武，曹县人，进士，改任庶吉士，历任户部郎中，升副使；正德三年春到任。潘秀，字仁杰，江陵县人，进士，历任吏部员外郎、兵部郎中，升副使；正德三年冬到任。李梦阳，字献吉，庆阳卫人，进士，历任户部郎中，降级后以副使致仕；正德六年夏到任。旴江书院碑

译旴江原来大概有一所书院，如今已经无法考察它的旧址。现在的书院，是拆毁东岳庙后改建的；称为旴江，是为了保存旧称。我考察江西各郡县，江西原来是楚地，当地风俗喜欢鬼神而崇尚巫术。因此我巡视所到的郡县，便拆毁现在的鬼神祠庙，只是郡县官吏并非都贤能，拆毁时往往也不十分用力。今年冬十一月，我到建昌府，安知府奎公廉洁正直而宽厚，赵推官汉志向高远、严厉而有力量，原南城知县杨清也是谨慎周密的人。他们听到我的话，一天之内就把城内外的鬼祠全部拆毁，共十五处；其中十四处改作小社学，有一处就是如今的书院。书院的房屋计划改建为庙、堂、斋、阁、号房、围墙、门和牌坊。选取士人聚集讲习；东岳庙原有租税一百三十八石七斗，鸣山废庙的租税八百五十四斗，如今这些田地全部归入书院，用来供给聚集学习的人。书院旧址东西十五丈五尺，南北二十七丈五尺；有民居像犬牙一样伸入的地方，按照实际侵入的长度取用。所有事务由知府奎负责督促推官汉完成，同知何恩、通判兰斌也都能够谨慎地协助完成这件好事。我刚到建昌时，访问并考察当地风俗，于是长叹说：“唉，我今天才知道利益造成的祸害有多大。”当地风俗重视经商而轻视读书做儒者，他们说：“商人投入本钱而获得利息，每年都有一定的收益，即使遇到偶然损失，也不会相差太远。读书做儒者却是劳苦耗费而成效遥远的人，即使考中科举、获得官职，拥有田宅、衣服、车马来光耀族人亲党，追溯他所受供养、积累的费用，也已经抵偿不了所耗费的东西，何况未必人人都能得到官职呢。”如果真像他们说的这样，那么读书做儒者也只是为了利益，实在可怕。儒者本来是读书明理、辨别道义和利益的人，因此在家侍奉父兄，进入学校就尊敬老师、亲近朋友，有了官职就施行所学来侍奉君主。如今却说读书做儒者只是为了日后获得田宅、衣马而从事这项事业，那确实还不如商人。为什么呢？商人以利益为名，儒者表面上以名义为名，实际上却追求利益；到最后甚至达到不知有君主、父亲、老师和朋友的地步，这种祸害难道不可怕吗？难道不可怕吗？我已经命令创建这所书院，选择士人聚集在其中学习，又把当地风俗写在碑上，使来这里游学的人能够看到，知道读书做儒者不是为了获得官职、谋求田宅衣马。如果志在田宅衣马，不如顺从当地风俗去做商人，不要混在儒者中间，以免祸害儒学。曲江祠亭碑 赣江向北奔流，注入彭蠡湖，千里水势就像倒水入瓶一样直下。流到丰城，撞上矶头冈，便俯首向东南转折，几里之后才又向北奔流。登上这座山冈，可以完全看见江水向北奔流、俯身转折的形势。于是有智慧的人领悟它的道理，勇敢的人使自己的气势曲折，仁厚的人坚定地堵塞它的缺口，行动迅速的人使谋略迂回，高亢的人抑制自己的志向。因此古代的贤人和才士，生在这里，就能游息而增益自己所不具备的才能；经过这里、登上山冈，也会依依不舍、辗转留恋而不忍离去。所以，夜里乘小船吟咏的，有新安的朱先生；拄杖登临矶山作诗的，有义山的李先生；在这里往来读书的，有雪坡的姚先生。这三个人，难道不是世人所说的贤人和才士吗？这条江既然与他们的吟咏、文章和往来有关，那么很明显不能不在此地祭祀三位先生。正德七年夏五月，我巡视丰城，登冈眺望江水曲折的形势，看见山上有一座祠，却不是祭祀三位先生的祠。于是命令拆去原来的鬼祠，在其中安置三位先生的神主。等我回来时，知县吴嘉聪已经在祠后又建了两座亭子。最后一座亭子有阁，而且地势最高；登上它，更足以看尽这条江向北奔流、俯首转折的形势。道理因曲折而显得卑下，形势却因曲折而显得尊贵。孟子说：“人没有不向善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说的是道理。为什么呢？智慧有它不能投入的地方，勇气有它不能使用的地方，谋略有它不能直遂心意的地方，志向有它不能直接实现的地方，而仁爱则能趁着这种安定来验证它的阻塞。因此，曲折是形势，最终必定向北流却不是形势本身。所以说：“懂得水的道理，才可以和他谈论道。”登上这座亭子，拜谒三位先生的祠堂，观看江势所以曲折的原因，或许会对我的话有所领会吧！或许会对我的话有所领会吧！【卷第四十二】【碑文八篇】《将仕郎平阳府经历司知事赠儒林郎翰林院修撰康长公墓碑》《明故监察御史涂君墓碑》《武乡县武君墓碑》《太康县安氏茔碑》《真乐翁墓碑》《明故例授宣武卫指挥使张公墓碑》《权慱施墓碑》《勑赐愍节祠碑》。《空同集》卷第四十二，北郡李梦阳撰。碑文八篇。《将仕郎平阳府经历司知事赠儒林郎翰林院修撰康长公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