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尚书序

译“契”字。另一种说法是用文字契约来记载事情。郑玄说：“在木片边缘书写，陈述事情，并在木片上刻痕，这叫做书契。”结绳，《易经·系辞上》说：“上古时代结绳来治理事务，后世的圣人用书契来替代它。”文，就是文字。籍，就是籍书。

译[疏]“古者”至“生焉”○正义曰：“代结绳”者，是说前代的政事使用结绳记事，如今有了书契来代替它。那么伏羲时代才开始有文字来记录事情，所以说“由此文籍产生”。从今推溯往昔称为“古”。古人因为以圣德降服万物、教化百姓，并取用牺牲，所以称为“伏羲”。字有时写作宓羲，读音也相同。《律历志》说：结网捕鱼，用来捕捉牺牲，所以称为“伏羲”。有人说叫“包牺”，意思是捕捉牺牲并包裹起来。顾氏将“包”读作“庖”，意思是取用牺牲以供庖厨。顾氏又引用《帝王世纪》说：“伏羲的母亲叫华胥，在雷泽看到巨人的足迹，华胥用脚踩上去，于是怀孕，在成纪生下了伏羲，他是蛇身人首。”《月令》说：“他的帝号是太昊。”《系辞》说：“古时候包牺氏统治天下。”这不过是直接变“包”为“伏”罢了。那么伏羲是皇，说“统治天下”，是因为皇与帝、王根据事迹来区分优劣，通称也可以叫王。所以《礼运》说“昔日的先王”，也是指上代的人为王。但是从下位来说，就把上位者称为王，依据王身在下的说法，称之为“统治天下”。知道伏羲“开始画八卦”的原因，是因为《系辞》说“包牺氏统治天下”，后面接着说：“开始画八卦来通晓神明的德行，来类比万物的性情”，所以知道这一点。知道当时“制造书契来代替结绳的政事”，也是因为《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的圣人用书契来代替，大概是取象于夬卦”，这是说制造书契可以代替结绳。那里只说“后世的圣人”，知道是伏羲的原因，是通过事理类比而得知。为什么呢？八卦画出了万物的形象，文字书写了百事的名称，所以《系辞》说：“抬头观察天象，低头观察地法，观察鸟兽的纹理与大地的适宜，近取之于自身，远取之于万物，开始画八卦。”这是万象显现于卦中。然而画也是书写，与卦相类似，所以知道书契也是伏羲时代的事。由此孔颖达的本意正是想要说明伏羲时代有书契，原本不是从八卦推导出来的。现在说“八卦”，是为了表明书与卦相类似，依据《系辞》有画八卦的成文来说明，从而证明伏羲制造了书契。说“结绳”的，应当如郑玄注所说：“作为约定，事情大就把绳结打大，事情小就把绳结打小。王肃也说‘结绳，是识别政事’，这是对的。说“书契”的，郑玄说：“写在木头上，在侧面刻出契口，各自持有一半，后来用来相互考合，就像结绳用来治理一样。”孔颖达没有明确解说，义理或许本来就是这样。《说文》说：“文，是物象的根本。”“籍”，是借的意思，借这些简册来记录政事，所以叫“籍”。“盖取诸夬”，“夬”是决断的意思，说文籍用来决断、宣扬王政，所以取象于夬卦。《繇辞》说：“在王庭宣扬。”《系辞》说“包牺氏统治天下”，又说“制作结绳作为网罟，大概是取象于离卦”。那里说的是结网罟的绳子，与结绳治政的绳子不同。如果这样，《尚书纬》和《孝经谶》都说三皇没有文字，又班固、马融、郑玄、王肃等儒者都认为文籍最初始于五帝，也说三皇没有文字，这与这里的说法不同。为什么呢？又苍颉造字出自《世本》，苍颉难道是伏羲时代的人吗？况且《系辞》说黄帝、尧、舜是九事的条目，并没有说：“上古结绳以治，后世的圣人用书契来代替。”这是后世的圣人即黄帝、尧、舜，怎么能是伏羲呢？孔颖达依据什么而与《系辞》相反，如此不同呢？《艺文志》说：“孔子去世而微言绝，七十子丧亡而大义乖。”何况遭遇秦朝焚书之后，群言竞出，那些纬书鄙陋浅近，不是圣人所说，前贤共同怀疑，有所不取。通晓的人考正，伪书兴起于哀帝、平帝时期，那么孔颖达的时代，还没有这些《纬书》，怎么可以引用它们来作为疑难呢？那些马融、郑玄等儒者，依据文辞立说，看到后世的圣人在九事的条目中，便认为书契始于五帝，这是所见不同，也不可用来难倒孔颖达。而《系辞》说后世的圣人在九事之下，是有原因的。考察那篇文章先历数伏羲、神农“盖取”，下面才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大概是取象于乾坤。”这是黄帝、尧、舜的事情。又舟楫取象于涣卦，服牛取象于随卦，重门取象于豫卦，臼杵取象于小过卦，弧矢取象于睽卦，这五者时间无所系属，在黄帝、尧、舜时是否都可以通解。至于宫室、丧葬与书契，都先说“上古”、“古者”，才说“后世的圣人改变它”，则是另起事端，不指黄帝、尧、舜时。以此丧葬之事说“古者”不说“上古”，而说“改变它用棺椁”。棺椁自殷汤以来才这样，不是那时的验证，那么上古结绳何废伏羲前呢？那苍颉，则说法不同，所以《世本》说：“苍颉造字。”司马迁、班固、韦诞、宋忠、傅玄都说：“苍颉，是黄帝的史官。”崔瑗、曹植、蔡邕、索靖都直接说：“古时的王。”徐整说：“在神农、黄帝之间。”谯周说：“在炎帝之世。”卫氏说：“应当在庖牺

译“苍帝之世。”慎到说：“在庖牺之前。”张揖说：“苍颉为帝王，生于禅通之纪。”《广雅》说：自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分为十纪。那么大致一纪为二十七万六千年。十纪分别是：九头第一，五龙第二，摄提第三，合雒第四，连通第五，序命第六，循飞第七，因提第八，禅通第九，流讫第十。如果按照张揖的说法，那么苍颉在获麟之前二十七万六千多年。这说明苍颉的年代无法确定，也不能以此诘难孔子。然而纪从燧人氏以下，张揖认为从开辟时设立，又伏羲前六纪后三纪，也是依据张揖、慎到、徐整等人的说法，也不能以年代来判定。那流讫之纪，似乎从黄帝开始。又依据《易纬·通卦验》，燧人氏在伏羲之前，“表计置其刻曰：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郑玄注说：“刻指刻石来记录。”据此，伏羲之前已有文字了。又《阴阳书》称天老对黄帝说：“凤凰的形象，头顶德，背负仁，颈荷义，胸抱信，足履政，尾系武。”又《山海经》说：“凤凰头纹曰德，背纹曰义，翼纹曰顺，胸纹曰仁，腹纹曰信。”又《易·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效法它。”这是说文字与天地一同兴起。又《韩诗外传》称古代封太山、禅梁甫的有一万多人，孔子观看不能全部识别。又《管子》书中称管仲对齐桓公说：“古代封太山的有七十二家，我认识的只有十二家。”首有“无怀氏封太山，禅云云”。那些登封的都刻石纪号，只是年代久远的字迹有剥蚀毁坏，所以无法识别，那么管仲不认识的六十家，又在无怀氏之前，孔子看见而不能识别，又多于管仲，这是说文字在伏羲之前已经久远，何必奇怪伏羲有书契呢？像这样，大概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于教化世人，到伏羲才用造书契来代替结绳之政，这是教化世人的用途，犹如燧人有火，中古用来烧熟黍米和猪肉，后圣才修其便利相似。文字道理本来就有，用不用随着时代而逐渐变化。如果这样，只有《系辞》说至神农始有噬嗑与益，那么伏羲时卦未重，应当没有杂卦，而得有取诸夬者，这是郑玄等人的说法罢了。查《说卦》说：“从前圣人幽赞于神明而生蓍。”《系辞》说：“天生神物，圣人效法它。”那么伏羲用蓍草占卜了。所以郑注《说卦》也说：“从前圣人，指伏羲文王。”《系辞》又说：“十八变而成卦。”是说爻皆三归奇为三变，十八变则六爻明了。那么占卜都是六爻，伏羲有占卜，则有六爻，为何不重而怪有夬卦呢？

译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讲述的是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的书，称为“五典”，讲述的是常道。○少，音诗照。昊，音胡老。少昊，即金天氏，名挚，字青阳，一称玄器，己姓。他是黄帝的儿子，母亲叫女节。凭借金德称王，是五帝中最早的。颛，音专。顼，音许玉。颛顼，即高阳氏，姬姓。他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母亲叫景仆，称为女枢。凭借水德称王，是五帝中的第二位。高辛，即帝喾，姬姓。喾，音口毒。母亲叫不见。凭借木德称王，是五帝中的第三位。唐，即帝尧，姓伊耆氏。尧起初是唐侯，后来成为天子，建都于陶，所以号称陶唐氏。他是帝喾的儿子，帝挚的弟弟，母亲叫庆都。凭借火德称王，是五帝中的第四位。虞，即帝舜，姓姚氏，国号有虞。他是颛顼的六世孙，瞽瞍的儿子，母亲叫握登。凭借土德称王，是五帝中的第五位。先前的儒者解释三皇五帝与孔子相同，都见于发题。

[疏]“伏羲”到“常道”。○正义说：“坟”，意为大。因为所论述的三皇之事，其道极其宏大，所以称为“言大道也”。因为“典”意为常，说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所以称为“言常道也”。这三皇五帝，有的举其德号，有的举其地名，有的直指其人，提及便称呼，没有固定的义例。顾氏引用《帝王世纪》说：神农的母亲叫女登，有神龙首感应女登而生下炎帝，人身牛首。黄帝的母亲叫附宝，看见大电光环绕北斗枢星，附宝感应而怀孕，二十四个月后生下黄帝，日角龙颜。少昊金天氏的母亲叫女节，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下少昊。颛顼的母亲叫景仆，是昌意的正妃，称为女枢，有星贯月如虹，在幽房之宫感应女枢而生下颛顼。尧的母亲叫庆都，观河遇到赤龙，忽然阴风，感应而有孕，十四个月后生下尧。又说舜的母亲叫握登，看见大虹感应而生下舜。这里说“谓之三坟”，“谓之五典”，是因为《左传》有“三坟五典”的文字，所以指称它们。然而五帝的书都称为典，那么《虞书·皋陶谟》、《益稷》之类，也应该称为典。之所以另外立名，如果是主要论述帝德，就以典为名，其臣下所为，随义立称。其“三坟”只说“言大道也”，“五典”只说“言常道也”，不解释“坟”、“典”名称的原因，是因为坟大、典常，常训可知，所以省略了。“常道”之所以与“大道”不同，是因为帝王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所以用“典”来说。而皇优于帝，其道不但可以常行，而且更大于常，所以说“坟”。这是对比的例子。虽然稍有优劣，都是大道，都可以常行。所以《礼运》说：“以大道之行”为五帝时。然而帝号同天，名称无法再加，优而称“皇”的，是因为“皇”是美大的名称，说大于帝。所以后代措庙立主，尊称为“皇”，生者不敢称。而士庶祖父称为“皇”的，是因为取美名，可以通称。查《左传》上有“三坟五典”，不说坟是三皇之书，典是五帝之书。孔子知道这样的原因，查现在《尧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而上，则五帝当五典，是五典为五帝之书。现在三坟之书在五典之上，数与三皇相当，坟又是大名，与皇义相类，所以说三皇之书为三坟。孔子必定知道三皇有书的原因，查《周礼·小史职》“掌三皇五帝之书”，是其明文。郑玄也说其书即三坟五典。但郑玄以三皇无文，或据后录定。孔子认为书是记当时之事，不可以后追录，若当时无书，后代何以得知其道？这也是孔子所据三皇有文字的证据。郑玄注《中候》，依《运斗枢》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又说五帝坐，帝鸿、金天、高阳、高辛、唐、虞氏。知道不这样的原因，孔子既不依纬，不可以纬难之。又易兴作之条，不见有女娲，何以辄数？又郑玄说：“女娲修伏羲之道，无改作则。”以上修旧者众，岂皆为皇？既不数女娲，不可不取黄帝以充三皇。又郑玄数五帝，何以六人？或为之说云，德协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谓“耀魄宝”，止一而已，本自无三皇，何云三皇？岂可三皇数人，五帝数座，二文舛互，自相乖阻。其诸儒说三皇，或数燧人，或数祝融以配牺、农者，其五帝皆自轩辕，不数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说者以为伏羲之前，据易曰“帝出于震”，震，东方，其帝太昊。又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

译对于伏羲，为什么燧人氏却排在他前面呢？况且祝融以及颛顼以下的火官称号，金天以上百官的称号，用这些来验证五经，并没有说祝融是皇的记载，即使有，也不过像共工氏那样。共工氏有水瑞，竟然与伏羲、神农、轩辕、挚相类似，尚且号称称霸九州，祝融本来没有这种祥瑞，怎么能把他算进去呢？《左传》说：“少昊即位时，凤鸟恰好到来。”在《月令》中又在秋季享用食物，这就是所谓的白帝之室，为什么唯独少昊不是帝呢？所以孔君认为黄帝以上称为皇，少昊是五帝之首。如果这样，查考现在的《世本·帝系》以及《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孔子家语》中宰我的问话、太史公的《五帝本纪》，都将黄帝列为五帝，这是史籍上的明文记载，而孔君却不遵从。孟子说：“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我在《武成》篇中只取两三条记录罢了。”这是说书籍因逐渐受到浸染而泛滥失真。孟子尚且如此，何况后来的解说者呢？况且《帝系》、《本纪》、《家语》、《五帝德》都说：“少昊就是黄帝的儿子青阳，颛顼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帝喾高辛氏是黄帝的曾孙、玄嚣的孙子、侨极的儿子，尧是帝喾的儿子，舜是颛顼的七世孙。”这些书籍，讲述五帝而以黄帝为首，原本是由《世本》而来。经典在暴秦时期，被儒者所扰乱。《家语》则是王肃多私自审定，《大戴礼记》、《本纪》出自《世本》，因此相同。大概因为少昊以下都出自黄帝，所以不得不先讲述黄帝，因此错误地将黄帝列为五帝之首。也是因为《系辞》将黄帝与尧、舜并列，所以儒者共同将他计入五帝。孔君现在的意图是根据《月令》春天称太昊，夏天称炎帝，中央称黄帝，依次定为三皇。又依据《系辞》，先有包牺氏称王，包牺氏死后，神农氏兴起；神农氏死后，黄帝氏兴起。文字也是依次排列。这三皇的明文都见于《易经》。《月令》秋天称少昊，冬天称颛顼，从此作为五帝。然而黄帝是皇，现在说“帝”而不说“皇”，是因为皇也是帝，只是区别其美称罢了。太昊为皇，《月令》也说“其帝太昊”，《易经》说“帝出于震”就是证明。又轩辕称为黄帝，就像神农称为炎帝，神农在《月令》中为炎帝，不奇怪炎帝是皇，为什么奇怪轩辕称为帝呢？而梁武帝说：“史书从轩辕开始，同样以燧人为皇，那五帝从黄帝到尧为止。知道帝不能超过五个，所以说舜既不是三王，也不是五帝，与三王合为四代而已。”他的话与《诗经》的体裁，不雅正就是风，除去皇以下不称王就称帝，哪有既不是王也不是帝，那算什么身份呢？《典》、《谟》都说“帝曰”，如果不是帝，怎么能这样称呼呢！

译至于夏、商、周的书，虽然所设立的教化与上古不同类，但雅正的诰辞和深奥的意义，其归趣是一致的。○夏，是禹统治天下的称号。凭借金德称王，是三王中最早的。商，是汤统治天下的称号，也称殷，凭借水德称王，是三王中的第二位。周，是文王、武王统治天下的称号。凭借木德称王，是三王中的第三位。诰，音故报，意思是告谕，显示。奥，音乌报，意思是深奥。揆，音葵癸，意思是度量、准则。

[疏]“至于”到“一揆”○正义说：既然皇的书称为“坟”，帝的书称为“典”，除去皇与帝的坟、典之外，按次序依次陈述，所以说“至于”。夏、商、周三代的书，虽然当时所设立的教化，与皇及帝的坟、典不相类似，但大而言之，其言辞都是雅正的诰辞，有深奥的意义，其归趣与坟、典是一致的。表明虽然事情与坟、典不同，但道理和意趣终究相同，所以一同编入《尚书》，共同作为世间的教化。孔安国的意思，认为坟、典也是《尚书》，因此由坟、典进而谈及三代。下文说“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说明坟、典也在《尚书》之内，而小史专门掌管它们，是因为年代久远。这里既然说了坟、典，不依据外篇连类解释八索、九丘，而将三代的书夹杂其中，孔安国的意思是以坟、典属于《尚书》，丘、索属于《尚书》之外的东西，想要先说完《尚书》的事，然后才谈及外面的东西，所以先说三代。夏、商、周的书，都是训、诰、誓、命之类的事，说“设教”，是因为这些训、诰、誓、命就是为教化而设立的，所以说“设教”。说“不伦”，伦，是类。三代的战争与皇帝不相类似，如果这样，五帝称“典”，三王低劣而不相类，不能称“典”。那么三代不是典，不能常行，凭什么垂示法度呢？然而三王时代风气浇薄，不如上古，所以随事立名，虽然篇目不叫典，道理实际上就是典，所以说“雅诰奥义，其归一揆”，这就是典的意思。然而三王的书，只有没有典、谟，除了训、诰、誓、命、歌、贡、征、范，类别还有八种，只说“诰”，是为了分别而言。其类别有八种，文字简约，一个“诰”字可以兼括。为什么呢？因为这八件事都有言语来告谕显示，所以总称为“诰”。又说“奥义”，是指其言辞称为诰，论述其道理称为义，所以用义来配合。说“其归一揆”，见三代自身归于一，也与坟、典为一揆，这是比喻的意思。比如人射箭，没有不发射的，志向度量于靶心，犹如圣人立教，也同度量于至理，所以说“一揆”。

因此历代珍视它们，作为重要的训诫。

[疏]正义说：《顾命》说：“越玉五重，陈列宝物。”就把赤刀、大训放在西序，这是“珍视它们，作为大训”的文字。那里的注释以典、谟为之，与此相当。六艺都是如此，这里只针对《书》而言，是特指，所以那里的注释也是如此。那里只说周时珍视，这里知道是历代，因为坟、典久远，周朝尚且珍视，前代可知，所以说“历代”。

八卦的解说，称为“八索”，是探求其义理。九州的记载，称为“九丘”。丘，是聚集。说九州所拥有的一切，土地所生长的，风气所适宜的，都聚集在这本书里。○八索，音所白，下同，意思是求。徐音素，原本有的作素。

[疏]“八卦”到“此书”也。○正义说：因为坟、典依据外篇而知道其丘、索与坟、典文字相连，所以连带解说，因此总引传文以充实自己的意思，而且为了在下文看到与坟、典一同被黜削，所以解说并作为首引。说论述八卦事义的书，称为“八索”。论述九州之事有所记载的书，称为九丘，所以名叫“丘”，是因为丘，是聚集，说在九州应当有土地所生的物品，风气所适宜的事物，无不都聚集见于这本书，所以称为“九丘”。然而八卦说“说”，九州说“志”，不同，是因为八卦交互相说其理，九州各州有所志识，以此而不同。这“索”指求索，也作搜索，以易八卦为主，所以易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了。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了。”又说：“八卦相荡。”这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出于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则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的事就得到了，所以称为“索”，不是一索再索而已。这“索”在《左传》也有的称为“索”，说法不同，都是后人失去真理，妄加穿凿。那“九丘”取名于聚，义多如山丘，所以为聚。《左传》有的称为“九区”，说得当于九州的区域，义也通。又说“九州所有”，这一句与下为总，即“土地所生，风气所宜”是所有。说“土地所生”，即其动物、植物，大体土所生的不出此二者。又说“风气所宜”，也与土地所生大同。为什么呢？因为九州各有土地，有生与

译万物能否生长，取决于当地的风土气候是否适宜。这也就类似于《职方》和《禹贡》这类典籍。分别来说，“土地所生”就像《禹贡》中记载的“厥贡”、“厥篚”那样；“风气所宜”就像《职方》中记载的适宜饲养多少牲畜、人口有多少男丁、多少妇女那样。至于上文的“坟”、“典”以及“索”，因为不加解释也能明白，所以略去不译。“丘”字的训释既然困难，又需要另外说明“九州所宜”以下的部分，所以先对此进行训释，以便在下文总结义理，因此说“都汇聚在这本书里”。

译《春秋左氏传》说，楚国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就是指上古帝王的遗存书籍。○左史，是史官中的左史。倚，音绮，刘琴绮反。相，音亮。倚相，是楚灵王时的史官。

[疏]“春秋”到“遗书”也。正义说：因为上文有外篇提到坟、典、丘、索，所以引用《左传》的成文来证明并总结。这是《左传》昭公十二年的记载，楚灵王看见倚相快步走过，告诉右尹子革这番话。知道“倚相”是他的名字，大概是太史，主管记录左方动态的事务，称为“左史”。不然，或许楚国的习俗与其他国家不同，官职多以左右命名，或者另外设有这个左史呢？当时子革回答楚王说：“倚相，我问他《祈招》这首诗他都不知道，如果问他更久远的事，他怎么能知道呢？”那意思是认为倚相不能读这些书。这里说“能”，是依据《左传》的成文，顺着楚王的话引用而来。假如他不能读，事情也没有妨碍，况且子革是想开导劝谏楚王，倚相未必不能读。说这坟、典、丘、索就是这些书，称为上古帝王遗留下来的书籍。因为楚王谈论时已经在三王之后，所以说“遗书”。至于丘、索知道是前代的事，也不知在哪个朝代，所以总称“帝王”罢了。

先师孔子，生在周朝末年，史籍文章烦杂，担心阅览的人理解不一，于是审定《礼》、《乐》，阐明旧有的典章，删减《诗》为三百篇，简约史记而修订《春秋》，阐扬易道以废除八索，记述《职方》以去除九丘。○删，音奸。

[疏]“先君”到“九丘”。○正义说：既然总结申述帝王遗书，就要说孔子加以刊定。《孔子世家》说，安国是孔子十一世孙，而尊称先祖，所以说“先君”。《穀梁传》认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日子孔子出生，《左传》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去世，计算在周灵王时出生，敬王时去世，所以是“周末”。上文说“文籍”，下文说“灭先代典籍”，这里说“史籍”。“籍”，是古书的总称。由文字而有书籍，称为“文籍”；因史官所记载称为“史籍”；可以作为常法，所以说“典籍”，意义也相通。但上文因书契而言“文”，下文伤叹秦灭道而称“典”，在这里说“史”的，不仅意义上下相通，又因为这“史籍”不一定是先王的正史，是后代好事者所作，因此担心其不统一，所以说：“大概有不知而妄作的人，我没有这样。”先说“定《礼》、《乐》”，是想表明孔子想要回归圣道以归于统一，所以先说那些旧有可行的。修而不改叫“定”，加以减削叫“删”，依据其事叫“约”，因而辅助完成叫“赞”，显扬阐明叫“述”，各自根据义理而言。唯独《礼》、《乐》不改，因为《礼》、《乐》是圣人制作的，已经没有了贵位，所以因而审定它。又说“明旧章”，就是《礼》、《乐》、《诗》、《易》、《春秋》这些。以“易道”、“职方”与“黜八索”、“除九丘”相对，其简约史记以删《诗》、《书》为偶句，其定《礼》、《乐》文句孤单，所以用“明旧章”来配它，这是作文的体例。《易》也是圣人所作，不说“定”，因为《易》不像《礼》、《乐》，是人的行事，不需要说“定”。又因而作了《十翼》，所以说“赞”。《易》文在下面，也是因为“黜八索”与“除九丘”相近的缘故。这是为了作文的便利，不是为了义例。孔子修定六艺，年月孔子没有明确说明。《论语》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那么孔子以鲁哀公十一年回鲁为大夫，十二年《孟子》去世，孔子吊唁，那么致仕时年七十以后。“脩”，是记述的意思。《诗》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完整的三百五篇，说“三百”，也是举全数计算。《职方》在《周礼·夏官》，也是武帝时出于山岩屋壁，即藏在秘府，世人没见过。因为孔君是武帝博士，在秘府见到而作。知道必定“黜八索”、“除九丘”，因为三坟、五典本来有八，现在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坟现在却寂寞无闻，明显是去除了，既然坟、典书内的正篇尚有去除的，何况书外的呢？所以知道丘、索也黜除了。“黜”与“除”意义一样，黜退不用而去除它。必定说“赞易道以黜”，因为不有所兴，哪有所废呢？《职方》就是《周礼》，上文已说“定《礼》、《乐》”，即《职方》在其中。另外说述之，作为“除九丘”，举其同类而言。那么说“述”，因为定而不改就是遵述，更有书来记述它。

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直到周朝。删去烦乱，剪除浮辞，举出宏大的纲领，撮取精要的机理，足以垂范后世建立教化，典、谟

译训、诰、誓、命等类文章共有一百篇。○断，音丁乱。讫，音居乙，又音许乙。芟，音色咸。翦，音咨浅。撮，音七活。机，原本又写作几。典类共十五篇，正典两篇，摄典十三篇，其中十一篇已亡佚。谟，音莫胡。共三篇，正典两篇，摄典一篇。训类共十六篇，正典两篇已亡佚，摄典十四篇，其中三篇已亡佚。诰类共三十八篇，正典八篇，摄典三十篇，其中十八篇已亡佚。誓，音市制。共十篇，正典八篇，摄典两篇，十篇全部亡佚。命类共十八篇，正典十二篇，其中三篇已亡佚，摄典六篇，其中四篇已亡佚。

译[疏]“讨论”到“百篇”。○正义说：是说孔子既担心阅读的人理解不一，不仅仅删减《诗》、约略史书、确定《礼》、赞颂《易》，有所废除而已，又讨整论理这三坟、五典以及三代的书籍。《论语》说：“世叔讨论之。”郑玄把“讨论”解释为整理，孔君既然采用那篇文章，义理也应当如此。因为书籍是杂乱的事物，所以就近整理它。如果这样，坟、典是周公制定礼制，让小史掌管；而孔子废除它们，大概是随着时代不同也可以，孔子的时候，坟、典已经杂乱，所以趁机去掉它们。《左传》说“芟夷蕴崇之”，又说“俘翦惟命”，《诗》说“海外有截”，这是孔君所采用的文句。“芟夷”者，依据整个朝代、整篇像草一样依次都芟除，使之平夷。如果从帝喾以上三典、三坟是芟夷的文句，从夏至周虽然有所保留，整篇去掉而多的，就是“芟夷”。“翦截”者，就朝代就篇章辞藻有浮夸的翦截去掉它，去掉而少的是“翦截”。“举其宏纲”就是上面说的“芟夷烦乱”，“撮其机要”就是上面说的“翦截浮辞”。而且“宏纲”说“举”，是依据篇章、朝代大的方面来说；“机要”说“撮”，是为就篇章、朝代之内而撮取出来。“宏”，大；“纲”，网的绳索，举起大纲则众目随之。“机”，机关，撮取它的机关之要者，“断自唐虞以下”者，孔没有明确说明。《书纬》认为帝喾以上，质朴粗略难以流传，唐虞以来，光辉炳焕可以效法。又禅让之首，到周五代意思一致所以，孔义或许如此。“典”即《尧典》、《舜典》，“谟”即《大禹谟》、《皋陶谟》，“训”即《伊训》、《高宗之训》，“诰”即《汤诰》、《大诰》，“誓”即《甘誓》、《汤誓》，“命”即《毕命》、《顾命》之类是也。解说者认为《书》体例有十种，这六种之外尚有征、贡、歌、范四种，合并起来就是十种。如果《益稷》、《盘庚》，单独说附于十种体例。现在孔不说，不仅举其机要，也自然征、贡、歌、范不是君主发出的言论名称，六种可以兼括它们。这里说“凡百篇”，依据序数所以如此。有人说百二篇的，错误有所由来。以前汉朝的时候，有东莱张霸伪造《尚书》百两篇，而为纬书者附会它。因此郑玄说：“不同的在大司徒、大仆正吗？这件事是不合常理的。”郑作《书论》，依照《尚书纬》说：“孔子求书，得到黄帝玄孙帝魁的书，直到秦穆公，共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确定可以作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认为去掉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黄帝玄孙，认为不可依用。现在所考核《尚书》，首自舜的末年以禅让于禹，上录舜的得用之事，由尧以为《尧典》，下取舜禅让之后，以为舜让得人，所以史体例别，而不必君主言。如果《禹贡》全非君主言，而禹自身事受禅之后无入《夏书》之言。是舜史自录成一法，后代因袭它而已。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恢，苦回反，大也。坦，土管反

[疏]“所以”到“其义”。○正义说：此论孔子正理群经已毕，总而结之，故为此言。《家语》及《史记》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始皇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六国，自号始皇帝。焚《书》、《诗》在始皇之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坑，苦庚反。难，乃旦反。解音蟹。

[疏]“及秦”到“屋壁”。○正义说：言孔子既定此书后，虽曰明白，反遭秦始皇灭除之。依《秦本纪》云，秦王正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为皇帝，不复立谥，以为初并天下，故号始皇。为灭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书”。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阳宫，丞相李斯奏请“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亲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制曰：“可。”是“焚书”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卢生求仙药不得，以为诽谤，诸生连相告引，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是“坑儒”也。又卫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为篆隶，国人多诽谤。秦患天下不从，而召诸生，至者皆拜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

译在骊山硎谷中温暖的地方种瓜，瓜结出果实后，就让人上书说：“瓜在冬天结了果实。”皇帝下诏让天下的博士和诸生解释这件事，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同，于是都派他们去实地查看。事先设置好机关，诸生正在互相辩论驳难时，就触发机关，从上面用土填压下来，他们都因此丧命了。”“我的祖先把家藏的书藏在墙壁里”这件事，《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了孔鲤，字伯鱼。伯鱼生了孔伋，字子思。子思生了孔白，字子上。子上生了孔求，字子家。子家生了孔箕，字子京。子京生了孔穿，字子高。子高生了孔慎，孔慎做了魏国的相。孔慎生了孔鲋，孔鲋做了陈涉的博士。孔鲋的弟子孔襄，做了惠帝的博士和长沙太守。孔襄生了孔中。孔中生孔武。孔武生了孔延陵和孔安国，孔安国做了武帝的博士和临淮太守。《家语序》说：“孔襄因为秦朝法律严酷急迫，把家藏的书藏在墙壁里。”这是孔安国的祖父孔襄藏起来的。

译汉朝兴起，设立学校，广泛招求儒学高雅之士，以阐明治国的大道。济南人伏生，年纪超过九十岁，丢失了原本的经文，靠口述传授，仅剩下二十多篇。因为它是上古时代的书籍，所以称为《尚书》。一百篇经文的义理，世人已经无法得知。

[疏]“汉室”到“得闻”。○正义说：将要说明所藏书籍的由来，所以追溯本源。说“龙兴”，是因为《易经》中的龙能够变化，所以用来比喻圣人。九五爻辞“飞龙在天”，犹如圣人居于天子之位，所以称为“龙兴”。说“学校”，“校”是“学”的一个名称。所以《郑诗序》说“《子衿》篇讥讽学校荒废”，《左传》说“然明请求毁掉乡校”就是例证。《汉书》说：“惠帝废除了禁止携带书籍的法令，建立学校振兴教化，招聘有名望的士人。文景之后儒者更多，到武帝时尤其显著。”所以说“广泛招求儒雅之士”。《诗经·小雅》说：“不效法先民，不遵循大道。”那里的注解说：“猷，就是道。”大道即先王的六部经典。伏生名胜，是秦二世时的博士，《儒林传》说：“孝文帝时，寻求能研究《尚书》的人，天下没有，听说伏生研究它，想要召见他。当时伏生年纪已经九十多岁，年老不能行走，于是下诏太常，让掌故臣晁错前往受教。得到二十九篇，就在齐鲁一带教授。”这就是“年过九十”的意思。查考《史记》：“秦朝焚书时，伏生将书藏在墙壁中。后来战乱兴起，流离失所。汉朝平定天下，伏生寻找他的书，丢失了几十篇，只得到二十九篇，在齐鲁之间教授。”那么伏生从墙壁中得到二十九篇。而说“丢失了原本的经文，靠口述传授”，大概是因为伏生起初确实从墙壁中得到这些书在齐鲁教授，传授既久，背诵经文就熟练了，到了晚年，因为习惯背诵，或许眼睛昏花，到九十岁时晁错前往受教的时候，不拿着经书而是口授的缘故。又说“仅二十多篇”，意在表达损失，是表示少的文势。为什么呢？因为数字通常就近而言，如果想表示多，应当说得到三十篇，现在说“仅二十多篇”，说“仅”也是表示少的言辞。又二十九篇是按卷计算，如果按篇计算则是三十四篇，去掉《泰誓》还有三十一篇。查考《史记》和《儒林传》都说“伏生只得到二十九篇，在齐鲁教授”，那么现在的《泰誓》，不是起初伏生所得。查考马融说“《泰誓》是后来得到的”，郑玄《书论》也说“民间得到《泰誓》”。《别录》说：“武帝末年，有人从墙壁中得到《泰誓》书，献给朝廷。让博士阅读解说，几个月后都起身，传授给他人。”那么《泰誓》不是伏生所传。而说二十九篇，是因为司马迁在武帝时代看到《泰誓》出现并流行，归入伏生所传的体系中，所以史书总结说，一并说是伏生所出，不再详细分别分析。说民间所得，其实得到的时间与伏生所传不同。但是伏生虽然没有这一篇，而《尚书》传文中却有八百诸侯都到孟津，白鱼入舟的事情，与《泰誓》内容相同，不知道是伏生先这样说？还是《泰誓》出现后，后人增添了这些话？查考王充《论衡》和《后汉书》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人说，宣帝本始元年，河内有个女子拆毁老子的房子，得到古文《泰誓》三篇。《论衡》又说：“是从挖地中得到的。”现在《史记》、《汉书》都说伏生传二十九篇，那么司马迁时已经得到《泰誓》，一并归入伏生名下，不能说宣帝时才开始出现。那么说宣帝时女子所得，也不可信。或许那时重新得到，所以后来也依据此事记载。《史记》说伏生得到二十九篇，《武帝纪》记载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刘向作《别录》，班固作《儒林传》，不分明，因而与《史记》相同。而刘向说武帝末得到《泰誓》，道理应当是一致的。而古今文不同的，就是马融所说的：“我见的书传很多，凡是所引用的，现在的《泰誓》都没有这些话，而古文都有。”那么古文为真，还有什么怀疑呢？只是先前有张霸之类的人伪造《泰誓》，藏在墙壁中，所以后来得到而迷惑世人。也可能现在的《泰誓》在一百篇之外，像《周书》的例子，当时确实有观兵誓师之事，只是没有录入《尚书》。所以古文《泰誓》说“皇天震怒，命令我的文考，严肃奉行天威，大功尚未完成。所以我小子发，与你友邦的君长，在商朝观察政事”就是这样。又说：“因为它是上古时代的书籍，所以称为《尚书》”，这段文字紧接在“伏生”之后，那么说“因为它是上古时代的书籍，所以称为《尚书》”，这是伏生的意思。如果以伏生解释《尚书》的名字，名字已经先有，有就应当说命名为《尚书》。既然说“以

译“其上古之书”，如今先说“以其”，那么这是伏生所添加的意旨，由此可知“尚”字是伏生所加的。用“尚”来解释“上”，那么“尚”就训释为“上”。“上”是下面的人所仰慕推崇的，所以意义得以贯通。孔安国既然陈述了伏生的这一义理，在下面又没有其他的评判，显然就是采用了伏生的说法，所以书写下来并加以论述。马融虽然没有见到孔安国的这一说法，但道理自然相同，所以说“上古有虞氏的书，所以称为《尚书》”是正确的。王肃说：“上面所说的话，史官所记载的，所以称为《尚书》。”郑玄说：“尚就是上，尊崇而重视它，就像天书一样，所以称为《尚书》。”这两家把“尚”与“书”连在一起解释，那么“上”这个名称难道不是出自伏生吗？郑玄依据《书纬》，认为“尚”字是孔子所加的，所以《书赞》说：“孔子于是尊崇它并命名为《尚书》。”《璿玑钤》说：“因此称它为《书》，加上‘尚’字来尊崇它。”又说：“《书》务必用天的言语来说。”郑玄沉溺于《书纬》的说法，怎么会有人的言语却必须归系于天呢？况且孔安国亲自见过伏生，不可能不了解，他自己说伏生“因为它是上古的书，所以称为《尚书》”，为什么说孔子加的呢？王肃说“上面所说的话，史官所记载的”，那么“尚”字和“书”字同时存在，没有先后之分。既然直接说“尚”，怎么表明是上面所说的话呢？书，是用笔画记录言辞，各种书籍都是如此，怎么知道《书》一定要归责于史官所为呢？这就不如前面儒者的说法严密了。说“上古”也没有指定的名目，从伏生的角度来说，在汉代，仰慕遵循前代，从周朝以上都是。马融说：“有虞氏是《书》的开端。”如果经历三个时代，那么伏羲是上古，文王是中古，孔子是下古。《礼运》中郑玄认为先王吃生肉与《易》中“上古结绳”同时，为上古，神农为中古，五帝为下古。它们不能相对，就没有定例了。况且“太”与“上”意义没有不同，《礼》把唐虞称为太古，下面有三代，冠以“太”来推崇它是这样的，这是不确定的规则。只是现在世代以上，仰慕它已经古老，就称为上古了。因为《书》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的，所以各种引用《书》直接说“《书》曰”，如果有配合朝代来说的，就说“《夏书》”，没有说“《尚书》”的。

译到了鲁共王喜好修建宫室，拆毁孔子旧宅，来扩充他的住所，在墙壁中得到了孔安国家人先前所藏的古文《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以及传世的《论语》、《孝经》，都是蝌蚪文字。共王又登上孔子的堂屋，听到金石丝竹的音乐声，于是就不再拆毁宅院。○共音恭，也写作龚，又写作恭。共王，是汉景帝的儿子，名叫馀。好，音呼报反，下文“好古”同。坏音怪，下文同。《字林》写作<褱攴>，说音公坏反，意思是毁坏。传指《春秋》，另一种说法是《周易》的十翼，不是经书的称为传。论如字，又音伦。科，音苦禾反。科斗，虫名，即虾蟆子。文字形状像它。

[疏]“至鲁”到“坏宅”。○正义说：想要说明得到百篇《尚书》的缘由，所以叙述这件事。汉景帝的儿子名叫馀，封在鲁地，为王，死后谥号为共。活着的时候居住在鲁地，靠近孔子的旧宅。喜好修建宫室，所以想要增广，于是拆毁孔子旧宅，来扩充他的住所。在所拆毁的墙壁内得到了孔安国家人先前所藏的古文《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以及传世的《论语》、《孝经》，都是蝌蚪文字。共王虽然得到了这些书，仍然不停止拆毁。又登上孔子的庙堂，听到金钟石磬丝琴竹管的声音，因为畏惧其神异于是停止，不再敢拆毁宅院。上文说把家藏的书藏在屋壁，这里也是在屋壁内得到书，也得到传世的《论语》、《孝经》等。不简约地说“得到《尚书》”，而烦琐地说“虞夏商周之书”的原因，是因为壁内所得，上面有题目“虞夏商周书”，其序只说“书序”，都没有“尚”字，所以目录也是如此，因此不说“尚书”而说“虞夏商周之书”。孔安国也由此知道“尚”字是伏生所加。只有这壁内没有，那么书本原本没有“尚”字就明显了。凡是书，不是经书的就称为传。说“以及传世的《论语》、《孝经》”，正是说《论语》、《孝经》是传。汉武帝对东方朔说：“传书说：‘时候恰当才说话，人们不讨厌他的话。’”又汉东平王刘云给他的太师策书说：“传书说：‘施展能力就任职，不能胜任的就停止。’”又成帝赐给翟方进策书说：“传书说：‘高而不危险，所以能长久保持尊贵。’”这是汉代通称《论语》、《孝经》为传。因为《论语》、《孝经》不是先王的书，是孔子所传述的，所以称为传，用来区别于先王的书。上文已经说“拆毁孔子旧宅”，又说“于是不再拆毁宅院”，起初共王想要拆毁它，已经拆毁了屋壁，听到八音的声音，于是停止，剩下的部分不再拆毁，明知已经拆毁的部分也不敢居住，所以说“于是不再拆毁宅院”。

全部把书归还给孔氏。蝌蚪文书废弃已久，当时没有人能读懂，用所听说的伏生所传的《尚书》来考论文义，确定那些可以理解的，写成隶古定，再用竹简抄写，比伏生本多出二十五篇。伏生又把《舜典》合并到《尧典》，《益稷》合并到《皋陶谟》，《盘庚》三篇合并为一，《康王之诰》合并到《顾命》，又分出这些篇目，连同序，共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余错乱磨灭，无法再知晓，全部上送官府，藏在书府，等待能人。○隶音丽，指用隶书写古文。二十五篇指《虞书·大禹谟》，《夏书·五子之歌》、《胤征》，《商书·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周书·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合旧音閤，又如字，下文同。皋音高，本又作咎。陶音遥，本又作繇。盘，音步干反，本又作般。复，音扶又反，下文同。五十九篇即现在通行的五十八篇，其中一篇是百篇的序。指《虞书·汩作》、《九共》九篇、《膏饫》，《夏书·帝告》、《釐沃》、《汤征》、《汝鸠》、《汝方》，《商书·夏社》、《疑至》、《臣扈》、《典宝》、《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训》，《周书·分器》、《旅巢命》、《归禾》、《嘉禾》、《成王政》、《将蒲姑》、《贿肃慎之命》、《亳姑》，共四十二篇，已亡佚。上，音时掌反。

[疏]“悉以”到“能者”。○正义说：既然说共王不再拆毁宅院，因为畏惧神灵，于是归还那些书。前面所得，说“全部把书归还给孔氏”，那么上文“传世的《论语》、《孝经》”等都归还了，所以说“全部”。蝌蚪书，是古文，所谓苍颉的本体，周代所使用的，因为现在不认识，是古人所写，所以叫“古文”。形状头多粗尾细，腹部圆润，像水虫的蝌蚪，所以叫“蝌蚪”。因为古文经秦代不用，所以说废弃已久，当时没有人

译能够通晓知识的人，孔安国因为人们无法通晓这些知识，自己又想要传授，所以拿他所听说的伏生所传的《尚书》，与壁中古文进行比对、推究，考证论述古文的意义。在考证文字时称其为“义”，是因为通过上下文的义理来推究考证其文字，所以称为“义”。“确定那些可以通晓的”，是指在古文中确定那些可以通晓的部分，用隶书加以整理定型。不说依据伏生之书而说依据他所听说的，是为了表明除了使用伏生之书外，还进行了其他考证。所以说“可以通晓的”，是指除了伏生之书外还有可以通晓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伏生之书内。称“隶古”，正是指依据古文的体例而用隶书加以整理。保留古文是为了令人仰慕，用隶书是为了便于识别，所以称为“隶古”，意思是虽然用了隶书，但依然保留古文的特征。因此，人们称孔安国所传授的为古文。古文，是苍颉原有的字体，是周代所使用的文字。查考班固《汉书·艺文志》及许慎《说文解字》，文字原本有六种体制：一是指事，如“上”“下”；二是象形，如“日”“月”；三是形声，如“江”“河”；四是会意，如“武”“信”；五是转注，如“考”“老”；六是假借，如“令”“长”。这是造字的根本。自从苍颉以来至今，字体虽然有所变化，但这根本原则都是相同的，古今没有改变。从苍颉到周宣王，都是苍颉的字体，没听说过有什么不同。周宣王时期的史籀开始有大篆十五篇，称为篆籀，只有篆书和苍颉字体这两种而已。卫恒说：“苍颉创造文字，观察鸟兽的足迹，从而逐渐增多，就称为字。字有六种含义，其文字到了夏、商、周三代都没有改变。等到秦朝使用篆书，焚烧前代的典籍，古文就断绝了。”许慎《说文解字》说秦朝有八种字体：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刻符，四是虫书，五是摹印，六是署书，七是殳书，八是隶书。王莽居摄时期，为了顺应制作的需要，改定古文，让甄丰校定，当时有六种字体：一是古文，即孔子壁中的书；二是奇字，即古字中有异体的；三是篆书，即小篆，是下杜人程邈所造的；四是佐书，即秦朝的隶书；五是缪篆，用于摹印；六是鸟虫书，用于书写幡信。由此推论，秦朝废除古文而有八体，这八体并非古文。直到王莽的六书合并了八体，也是用这六种字体来造字。王莽的六书在秦朝八体的基础上，采用了小篆、虫书、摹印、隶书，去掉了大篆、刻符、殳书、署书，而增加了古文与奇字。其中刻符和署书大概与摹印相同，殳书与缪篆相同，大篆正是古文的别体，因为仰慕古文所以使用古文与奇字而不使用大篆。因此，孔子壁中的古文就是苍颉的字体，所以郑玄说：“书籍刚从墙壁中取出时，都是周代的象形文字，现在称为科斗书。”从形状上说是科斗，从字体上说就是周代的古文。郑玄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如果周代和秦代所有的文字，到了汉代还应当能识别，不能说没有人能知道。又王莽时期的古文也说就是孔氏壁中的古文，这就是证据。有人认为古文就是大篆，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八体和六书自大篆开始，与古文不同；又秦朝有大篆，如果大篆是古文，就不能说“古文于是断绝”，由此可知大篆不是古文。六书中的古文与虫书本来不同，那么虫书就不是科斗书。郑玄说周代的象形文字，是总指六种字体像科斗的形状，不是说六书之内“一是象形”这一条。又说“改用竹简抄写”，说明保留了壁中的原本。顾氏说：“策长二尺四寸，简长一尺二寸。”“曾多伏生二十五篇”，是因为壁中古文的篇题不同，所以知道“将《舜典》合并到《尧典》，《益稷》合并到《皋陶谟》”。伏生的本子也是壁中古文而合并的，大概是因为年老口授时，因诵读而连在一起，所以不同。其中《盘庚》本当同卷，所以有合并。《康王之诰》因为是一时之事，连诵而同卷，应当以“王出在应门之内”为篇首，以及以“王若曰，庶邦”也是错误的。因为伏生本有二十八篇，《盘庚》分出两篇，加上《舜典》、《益稷》、《康王之诰》共五篇为三十三篇，加上所增的二十五篇为五十八篇，加上序一篇为五十九篇，说“又复出此篇，并序，共五十九篇”。这里说“为四十六卷”，是指除去序。下面说“定五十八篇，既毕”，不再说卷数，说明是四十六卷的缘故。又伏生有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所以知道是这样。这里说“四十六卷”，没有看到安国明确说明，大概是因为同序的同卷，异序的异卷，所以五十八篇为四十六卷。为什么呢？五十八篇内有《太甲》、《盘庚》、《说命》、《泰誓》都是三篇共卷，减去八篇，又《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又是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诰》、《酒诰》、《梓材》也是三篇同序共卷，则又减去四篇，总共减去十二篇，用五十八减去十二，不是四十六卷是什么？其《康王之诰》乃与《顾命》别卷，因为序不同故也。“其余错乱摩灭”，是五十八篇外的四十二篇，因为不能再通晓，也一起送交官府。那些可以通晓的自己已经用竹简抄写了原本，也一起送入府库，所以在秘府得以拥有古文。后来的人值得敬畏，或许

译贤人圣人相继出现，所以需要收藏这些典籍，以等待能够整理并阅读它们的人。

译奉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便深入钻研，潜心思考，广泛考证经书典籍，采集选取众家言论，以此确立训诂传注。精简文字以阐明义理，铺陈通畅其主旨，希望能够对将来有所补益。○“为”，音于伪。“覃”，音徒南，意为深。“思”，音息嗣。“扌采”，原本也作“采”。“摭”，音之石，另一音为“之若”。“敷”，音芳夫。“畅”，音丑亮。

[疏]“承诏”至“将来”。○正义曰：安国当时担任武帝博士，孔君考订校正古文之日，皇帝所知晓的，也已最终确定，应当上报给皇帝，皇帝命令注解，所以说“奉诏为五十九篇作传”。因为注解者多称为“传”，“传”者，传通故实之意。以“传”为名出自左丘明。宾牟贾回答孔子说“史官失去了传述”。又如《丧服》篇，儒者都说由子夏作传，可见“传”这一名称由来已久。但大致在秦汉之际，多称为“传”；后来儒者因为传注太多，有的改称为“注解”；仍有称为“传”的，这是根据当时的习惯而言。解说者举例说“前汉称传，后来都称注”，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马融、王肃也将注称为“传”，传注哪里有什么固定的体例呢？因为圣人之道弘大深远，应当详尽细致，于是深入考察精审，沉静思虑以求其理，希望避免违背原意，既顾察经文，又向外取证，所以需要广泛推考群经六籍，又搜集采撷群书之言，以此文证来建立训解，为之作传。表明不是轻率而为。虽然广泛取证，也不繁琐多余，作传直接精简文字，使得能够充分尽其义理。表明文辞要义通达，不假借繁琐多余。因此得以阐明，所以能够遍布通畅《尚书》的旨意，这是言辞达意而已，不追求繁琐。既然义理通畅而文辞简要，那么观者就能明白领悟，所以说希望有所补益于将来，阅读的人得以领悟而受益。敷，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几，冀也。《尔雅》中有训释。既然说了“经籍”，又称“群言”，“经籍”，指五经；“群言”，指子史。因为《尚书》与经籍道理相互因循贯通，所以说“博考”；子史有时有所需要，所以说“采摭”罢了。考察孔君此传辞旨不多，这是“约文”。重要文辞无不解，这是“申义”。其义既已阐明，所以说铺陈通畅其义之旨趣。考察此注，不但言辞少，《尚书》作为言辞多需诂训，而孔君为例，一训之后，重复训释者少，这也是约文。

《书序》，序是说明作者意图的。意义昭然可见，适宜与正文相近附，所以将其分别引置于各篇之首，定为五十八篇。完成后，恰逢国家发生巫蛊之事，经籍之道衰息，因此不再上报，传给子孙，以留给后代。如果有好古博雅的君子，与我志同道合，我也不隐瞒。○“为”，音于伪，又如本字。“见”，音贤遍。“冠”，音工乱。“巫蛊”，汉武帝末年征和年间，江充制造蛊术败坏戾太子，所以经籍之道衰息。巫音无。蛊音古。贻，音以之。

[疏]“书序”至“隐也”。○正义曰：孔君既然说了自己立传的意图，又应当斟酌适宜之处。而《书序》虽然名为序，不是总陈全书大意泛论，而是每篇各自序说作意，但作序者不敢厕身于正经之中，所以谦卑地聚集在下面。而注述者不可代替作者的谦卑，必须从利益出发想要分开，从便利角度说序，序应当是当篇作此书之意，那么当篇作意观序而昭然，意义显见。既然意义由序而见，此序适宜各自与其本篇相从附近，不宜聚集在一处。所以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加于篇首，令意昭见。序既分散，减少一篇，所以定为五十八篇。然而这本是奉诏而作，作完应当上奏闻知，但恰逢国家有巫蛊之事，喜好经籍之道灭息，即使上奏也不能施行，为此缘故，不再将此传上奏闻知。也因为既然传成不能闻于上，只自传于己之子孙，以遗与后世之人使行之。也不敢期望后世必定施行，所以说如果有后世好爱古道、广博学问、志怀雅正这样的君子，希望能与我同于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流行，也所以传不隐蔽。这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蛊”者，《王制》曰：“执左道以乱政者杀。”郑玄注云：“左道谓巫蛊之属。”以非正道，故谓之左道。以蛊皆巫之所行，故云巫蛊。蛊者总名。《左传》云：“惑蛊其君。”则蛊者怪惑之名。指体则药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厌俗之为魅，令人蛊惑夭年伤性皆是也。依《汉书》，此时武帝末年，上已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术。由此奸人江充因而行诈，先于太子宫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宫有蛊气。”上信之，使江充治之，于太子宫果得桐人。太子知己不为此，以江充故为陷己，因而杀之。而帝不知太子实心，谓江充言为实，即诏丞相刘屈氂发三辅兵讨之。太子看长安因与斗，不胜而出走，奔湖关自

译杀。这就是巫蛊之事。说“不隐”，并不是说害怕隐藏自己的学说，因为自己的学说别人不知道，担心它过于幽深隐晦，别人能够实行它使之显扬，所以不加以隐蔽罢了。《易经》说：“谦而又谦的君子。”仁爱的人喜好谦逊，而孔君却自我宣扬。说君子了解自己的人，其用意也在于教化世人，想要让人看到这些话，知道我的学说深远，从而有所醒悟，使之有益，所以不可以苟且谦逊。这也如同孔子说：“这些在我身上有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