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七

史传三编，传记〇三【总录之属】提要。

【臣】等谨案《史传三编》共五十六卷。

由本朝朱轼撰写。朱轼著有《周易传义合订》，已另行著录。这部书包括《名儒传》八卷，《名臣传》三十五章，又有《续编》五卷，《循吏传》八章。成书于雍正戊申年，当时《明史》尚未修成，所以所收录的人物到元代为止。明代以来为著名儒者作传，大体上推崇宋代而疏远汉唐，而在宋代又只推崇从周敦颐、程颢、程颐以下的人。朱轼所作的传记，向上追溯田何、伏生、申公、高堂生，没有埋没他们传承经学的功劳；中间涉及董仲舒、韩愈等人，没有忽略他们阐明大道的功劳；对于宋代，胡瑗、孙复、石介、刘敞、朱襄，虽然学术路径稍有不同，也一并加以甄别收录，完全没有门户之见，可以说把握了圣贤的大公无私。他因为那些趋附利禄的人，删去了扬雄、马融，以祖尚玄虚；删去了王弼、何晏，以假借经术；删去匡衡、王安石，也特别公正允当。只有胡寅对生母怀恨，王柏猖狂放肆，甚至删改孔子的圣经，都列入其中，似乎有些滥收。又根据王福畤的虚妄之词，为薛收作赞，也不免失于不考证。《名臣传》所列共一百八十人，取舍颇为慎重。《续编》所列又三十九人。它的凡例说：“续编是什么？选择那些次一等的，或者因为卷帙编次已经确定，附在后面罢了。然而认为稍差而列为乙等，与偶然遗漏而补入，其品级是有区别的。混在一起没有区别，也稍显疏漏。”《循吏传》所列共一百二十一人，虽然体例严谨，但颇不全面。像何易于的《〇表》在人耳目者，多见删削，其取舍的标准也未明确说明，大概不可理解。总之，它标举典型，示人效法，所附的论赞也都纯正，固不失为有益于世教的书了。前有朱轼及蔡世远总序两篇。考证《名儒传》由李清植编纂，《名臣传》由张江、蓝鼎元、李钟侨编纂，《循吏传》由张福昶编纂。蔡世远商榷〇之，而朱轼则裁定之。云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敬校勘上呈。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錫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史传三编原序

《史传三编》者，是我与少宗伯蔡闻之先生所订历代名儒、名臣、循吏列传。自从司马子长改变编年体为纪传体后，作史的人沿袭他，凡传一人，必叙其人之所学、所坚守、所言、所行、所值之时、所居之位，原始要终，无虚美、无隐恶，而后加之褒贬，以为劝善惩恶，犹如用药之按病症，断案之比罪案，舍此不能臆断论断。今考《史记》所载帝纪、世家、列傳，共一百十二卷，而儒林、循吏以〇為目，其他名公巨卿，或分或合，其道义例盖有取焉。汉初儒者不见所传，惟文、景间明经数人，然而等孟氏于荀卿、列子、贡于貨殖，其所谓儒，盖可知矣。汲黯與郑当时合传，而王陵之戆直，仅附见于陈平世家；子产、公儀休、孔子、孟子之所称述，而与石奢、離同列之循吏，毋怪后之人议其疏略抵牾也。夫以马迁良史之才，父子公司相继，勒成一家言，犹不免疏略抵牾之讥，他无论矣。闻之先生嘗与子上下二千载中学术、事功之真偽純疵，于圣人是非之义，未敢自信為有当然，如黃老之害道、游侠之乱政，必嚴加退斥，断不敢附会史氏以疑误学者，是则予两人之誌也。于是与同学诸子商榷〇纂辑录两汉至元以儒称、以臣显、以著者若干人，各为一传，事皆本諸旧史，而词之游者删之，義之疑者缺之，其嘉言懿行見于他书者，采而益之。盖安溪李君子世豳与其从子立侯、南城張百川、南靖張季长、漳浦蓝玉霖为之草創，而讨论折衷，闻之先生实总其成予不揣固陋，间出其一知半解與相参酌，书成析为若干卷，爰质之当世。或云蓄之為德行，发之為事业，论道经邦，宣猷宰化，莫非性分内事，今区而别之為名儒、為名臣、為循吏，使人疑儒术之迂疏，而谓卓然树立者皆适逢其会非有所本而为之，其可乎？予曰：天道王道原无二致，然深浅同异，视乎其人。士元才绌於百里，黄霸入相功名减於治郡，申公、辕固生以宿儒應辟，卒无所建白而去。此由气质之稟於天者，不能无蔽，是以优於此，绌於彼，见知、见仁，各随其性之相近，欲其体备而用周也，难矣

译对于外朝官员，教导他们反省自身、克制私欲，秉持真诚、以恭敬为主的原则。在考核政绩时，即使有所不足，只要内心没有别的邪念，必定宽厚地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因此人们感激振奋，争相磨砺自己。臣子的品德和官方的风气，美好而日益提升，这都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熏陶的结果。

译圣明君主建立教化的原因，在于日夜恭敬戒惧；臣子自我勉励的原因，也在于此。有的人能力不足，是因为天赋禀气有所欠缺；有的人无所不备，是因为本性根源于天命。只有通过格物致知来阐明事理以开启端绪，通过戒慎恐惧、慎独来践行实质，扩充并充实这些德行以转化气质的偏颇，由此拿出所学，向上辅佐。

圣明的君主为万世开创太平之治，即使只担任一个官职，分担一项职责，也必定修养涵育，使风俗达到醇厚古朴的境界，这是德行交泰、唐虞时代贤臣济济的盛况。汉唐以下，哪里值得称道呢。

雍正七年己酉年，冬至日，高安人朱轼撰写。

学术与事功，孤卿与庶尹，虽然途径不同但归宿相同，虽然思虑众多但目标一致。百姓承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生，五种本性纯粹至善。运用内在正直的功夫，恭敬修持而不懈怠；运用外在的功夫，积累正义而没有愧疚，那么至善的源头就会充满周遍而无穷尽。先圣传授心性的学问，就在于此。上等的人成为议论大道、治理国家的儒者，次一等的人也成为百姓和万物所依赖的对象。所以说归宿相同而目标一致。好比源头广阔的水流，发源于昆仑山，放开成为河海，分流成为百川，滋润农田而汇聚于沼泽，都是这水。然而人生来安静，而后气质与学问所接近的，或许只偏得其中一体。汉唐以来，通晓经义、践行大道的贤人，匡扶君主、安定国家的英才，亲近百姓、救济万物的选才，历代都不缺乏。就它们共同之处来论述，这三者本来是一体的，没有必要区分。根本充实的，枝叶就茂盛。假如董仲舒在汉朝得到大用，文中子在唐朝遇到兴盛，他们的功绩难道会超过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吗？程颢、朱熹是大儒。程颢劝谏神宗防止未萌发的欲望，以十件事进言君主，能使君主像尧舜一样。等到他在晋城、扶沟发布政令，教化治理显著，难道不是地方长官所应当效法的吗？朱熹在朝廷四十六天，进讲奏疏，名臣的风范气节，万代瞻仰。等到观察他在浙东南、康潭州等地的治理事迹，难道两汉的循吏容易比得上吗？况且像司马光、许衡，又何必区分是名儒还是名臣呢？所以说没有必要区分。然而如果对魏丙、姚崇、宋璟谈论精一的学问，那就粗浅了。将召信臣、杜诗、卓茂、鲁恭与魏征、陆贽、韩琦、范仲淹并列，那就显得逊色不及了。何况这三者之中，又各有等级次第，那么也不必强行合并。当今

天子神圣，道统与治统，汇聚于一身。以至纯之道修养，勉励士人效法皋陶、稷、契，期望臣子廉洁谨慎仁德明智，整顿吏治，一道同风的盛况，在此时遇到。高安可亭朱先生，践行儒道，负有经世济民的大略，入朝为卿士，出外为州牧，由冢宰升任台辅，以辅佐

圣天子盛治与蔡世远同事

禁廷一日语，蔡世远想要编纂汉唐以来直到宋元的名儒、名臣、循吏等传，各为一集，合为一书。蔡世远在鳌峰书院时，曾经校刊先儒诸书，又私下编纂历代名臣言行录，确实有素来的心愿。但因均任职事，无暇亲手记录，嘱托几位志同道合的人分别编纂传记和评论。高安公确定纲领要点，反复讨论。蔡世远也广泛阅览，仔细参订，再过两年书才完成。事迹繁多，年代久远，恐怕有纰漏错误之讥，但可以作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借鉴，士人幸运地生在

尧舜之世，怀抱三代之英。这三者之中，铭记磨砺，具备全体，固然足以追求志向、通达大道，成为旷代的人豪。即使得到其中一节，也足以减少一身的过错，修养自身而救济万物。和乐美好的吉士，依靠

天子使人才兴盛，比于成周；风俗之美，达到陶唐。这就是编纂

这本书的人的恳切心意。

雍正四年丙午年十月初一，漳浦人蔡世远撰写。

史传三编凡例

名儒、名臣、循吏，都始于汉，终于元，为什么呢？依据二十一史来立传。

天德与王道，大用与小用，原本没有两样。这三者原本不必区分，只是依照类别来显示罢了。比如龚遂，难道不是名臣，却列在循吏？虞诩，难道不是循吏，却列在名臣？司马光，难道不是名儒？许衡，难道不是名臣？而暂且分别归属。程朱在朝廷则为名臣，治理百姓则为循吏，却列在名儒。读书论世，只存留这种分类的原则，效仿的心意，不必拘泥。

称名是史例，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独称子，是

圣祖仁皇帝所定的。凡是诏诰奏章，都是如此。以此显示我朝尊崇正学，卓越于前代。

各传虽然依据二十一史本传，但多采传记及各家文集来写成。凡是大人物，尤其加意搜罗。比如诸葛亮，则兼采裴松之、习凿齿等史书及诸葛丞相集；魏征及唐初名臣，采《贞观政要》；陆贽则采宣公奏议等。

名儒，汉史有不立传的，则旁采其他资料来写成。宋名儒则采自《伊洛渊源录》及《续录》，若本人语录、文集等书。宋名臣则采自《名臣言行录》及续集、别集等书。按照年月，选择简要的内容，有的经过三次易稿才完成。

一人的事迹，有散见于其他传记的，则汇总到本传。比如周勃诛杀诸吕，则取高后纪来加入；张柬之恢复唐室，则采五王传来加入。因此如果无关体要，即使原传所

译有（重复或冗余的内容），必定删减繁杂以归于简练；如果事情不可省略，以及言行值得效法的，即使散见于其他传记中，也必定参考以写成文章，目的在于用词简省而记事完备罢了。

译奏疏不能详尽记载，有极其重要的就收录其中，并采录历代名臣的奏议。与其在《大人赋》、《子虚赋》、《解嘲》等赋作上详尽，不如在奏疏上详尽。论赞不必全部收录，只收录其中特别好的。

续编中收录的，为何选择那些次一等的呢？或许是因为卷帙编排次序已经确定，只是附在后面罢了。

羊祜、杜预、曹彬，是过去所谓的名臣。只是羊祜和杜预在魏朝，都有封爵；曹彬也是后周的国戚，不能没有《春秋》责备的意思，所以列入续编。至于周瑜、鲁肃、慕容恪、王猛等人，也被降格列入，是因为蜀汉是正统，不同于魏、吴；东晋是正统，不同于南北朝。

钦定四库全书

史传三编卷一

大学士朱轼撰

名儒传一

汉

田何

田何，字子庄，齐国淄川人。他从鲁国的商瞿子木那里学习《易经》，孔子将《易经》传授给鲁国的桥庇子庸。桥庇传授给江东的馯臂子弓。馯臂传授给燕国的周丑子家。周丑传授给东武的孙虞子乘。孙虞传授给田何。当秦朝禁止学术时，《易经》因为是占卜之书，唯独不被禁止，所以传授的人没有断绝。汉朝兴起，梁地的项生从田何那里学习《易经》，而洛阳的丁宽做项生的随从，读《易经》精熟敏捷，才能超过项生，于是侍奉田何，学成后。田何辞谢丁宽，丁宽向东返回。田何对门人说：“《易经》向东传播了。”丁宽传授给砀地的田王孙。田王孙传授给施讐、孟喜、梁丘贺。从此《易经》有了施、孟、梁丘的学问。后来施讐传授给张禹，张禹传授给彭宣，那么施家又有张、彭的学问。孟喜传授给白光、翟牧，那么孟家又有白、翟的学问。而士孙、张、邓、彭祖、衡、咸三家都学习梁丘的学问。梁地人焦延寿也曾向孟喜请教《易经》，传授给京房，于是又有京氏的学问。等到刘向校勘书籍，考订《易经》学说，认为各家都祖述田何，只有京氏不同。后来东莱的费直、沛地的高相也研究《易经》，他们的学问都没有章句。然而施、孟、梁丘的经文中间有脱漏，只有费氏与古文相同。整个西汉时期，费、高二家未能确立。

论曰：《易经》这本书，洁净精微，即使是圣人还要凭借年岁来学习，何况其他人呢？汉朝兴起，各位儒生互相传授，但是谈论经义的人，只是啜饮其糟粕；推演象数占卜的人，有的沉溺于术数。所以王弼兴起，而各家学说都被废弃。王弼不过是抄袭庄子、老子，对于所谓穷尽事理、尽人性以至于通达天命的人，曾经听说过吗？然而已经凌驾于各家学说之上，而夺取各家的旗帜，那么各家不足以穷尽《易经》，是明显的了。虽然如此，《易经》是五经的源头，它的传授来源，不能不详细知晓。所以标举田何，而在篇中记载其源流。

伏生

伏生，济南人，本来是秦朝的博士，研究《尚书》。当秦朝禁止学术时，伏生独自将《尚书》藏在墙壁中。汉朝兴起，寻找他的书，丢失了几十篇，只得到二十九篇，用来教导齐、鲁之间。齐地的学者由此大多能谈论《尚书》。孝文帝时，寻找能研究《尚书》的人，天下没有，只有伏生研究。想要召见伏生，年龄已经九十多岁，年老不能行走，于是下诏太常派遣掌故晁错前往学习。伏生所传授的，有济南的张生和千乘的欧阳生。欧阳生字和伯，传授给儿宽。儿宽又传授给欧阳生的儿子欧阳世，所以《尚书》有欧阳氏的学问，世代父子相传，到曾孙欧阳高。欧阳高传授给济南的林尊，林尊传授给平陵的平当、梁地的陈翁生，那么欧阳氏又有平、陈的学问。济南的张生传授给同族的张始昌，张始昌传授给夏侯胜，夏侯胜传授给堂兄的儿子夏侯建，所以《尚书》有大、小夏侯的学问。夏侯胜又另外传授给孔霸和周堪，周堪传授给许商，那么大夏侯又有孔、许的学问。夏侯建传授给郑宽中、张无故、秦恭、假仓、李寻, 那么小夏侯又有郑、张、秦、假、李的学问。凡是谈论今文《尚书》的，都本于伏生。

论曰：《尚书》今文多诘屈聱牙。卫宏认为晁错受书时，伏生年老，不能正言，让女儿传言教导。晁错的齐地方言与颍川不同，晁错不知道的十分之二三，大概凭意思连读而已。这二十九篇，是伏生藏在墙壁中未丢失的书。既然曾经用来教导齐、鲁了，那么晁错奉命前往向伏生学习，为何难得出示所藏的书给他看？即使不这样，也可以让其他弟子传言，何必用女儿呢？卫宏的话，不值得相信。

申公

申公，鲁国人。年轻时与楚元王一起向齐国的浮丘伯学习《诗经》。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又派遣儿子刘郢和申公一起跟随完成学业。楚元王去世，刘郢继承王位，让申公做太子刘戊的老师。刘戊不喜欢学习，厌恶申公。等到刘戊即位，囚禁申公。起初，申公与穆生、白生都受到楚元王的礼遇。穆生不喜欢喝酒，楚元王每次设酒，常为他准备甜酒。等到刘戊即位，常设酒，后来忘记设酒。穆生退下说：“可以离开了。”不离开，楚人将在市场上钳制我。称病卧床，申公、白生强行扶起他说：“难道不念先王的恩德吗？现在王一旦失去小礼，何至于此！”穆生说：“《易经》说知道几微就是神妙，先王之所以礼遇我们三人，是因为道存在。现在忽视它，是忘记了道。忘记道的人，怎么能长久相处？难道是为了区区的小礼吗！”于是称病离去。申公、白生独自留下。后来刘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