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三编卷三十二

译赠予期亲尊长的旧例，称为皇伯，高官大国，极其尊荣。”珪当即命令官吏以他的手稿作为依据。太后还政之后，下诏任命曹佾为使相，两府官员都恢复原职，司马光进言说：“陛下想要以此安慰母亲的心，然而升迁任命没有名目，那么宿卫将帅、内侍小臣必定会有非分之想。”不久升任都知任守忠等人的官职，司马光上疏直言：“任守忠是大奸之人，陛下做皇子时，若不是任守忠阻挠破坏重大决策，离间各种关系，依靠先帝不听信他。等到陛下即位，他反复构陷，是国家的巨贼，请求在闹市斩首以谢天下。”下诏斥责任守忠，贬为节度副使，安置在蕲州，天下人感到痛快。韩琦建议刺字招募陕西义勇二十万人，司马光直言民情惊扰，实在不可使用。韩琦说：“用兵贵在声威，让贼寇突然听说增加二十万兵力，难道不会震惊恐惧吗？”司马光说：“这只能欺骗他们眼前罢了，不过十天，他们就会知道详情，还有什么好怕的？”韩琦说：“你只看到庆历年间乡兵刺字编为保捷军，担心现在又这样吗？已经颁布敕榜与百姓约定，永不充军戍边了。”司马光说：“以前屡次失信于民，即使是我也不能保证。”韩琦说：“我在此，你不用担心。”司马光说：“您长在此处可以，日后他人当权，因为您而征用军队运粮戍边，不过是反掌之间的事罢了。”韩琦沉默不听。不到十年，都如司马光所忧虑的那样。王广渊被任命为直集贤院，司马光弹劾他奸邪，并且说：“从前汉景帝重用卫绾，周世宗轻视张美，王广渊在仁宗朝，私下结交陛下，难道是忠臣吗？应当贬黜他来激励天下。”晋升为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提拔为翰林学士，晋升为御史中丞，上疏论述修心的要点有三：仁、明、武；治国的要点有三：任用人、赏赐守信、必定惩罚。他的论述非常完备，并且说：“从前臣做谏官时，就以此献给仁宗，后来献给英宗，现在献给陛下。”回任翰林兼侍读学士。司马光常担忧历代史书繁杂，君主不能全部阅览，撰写《通志》八卷进献。英宗很高兴，命令在秘阁设立机构继续完成这部书。到神宗尤其重视它，认为它优于荀悦的《汉纪》，命名为《资治通鉴》，亲自作序，赐给他颍王府旧书二千四百卷，多次催促他完成。西戎部将嵬名山想要率领横山的部众攻取谅祚来投降，下诏边境大臣招纳他的部众。司马光极力论述不可以，认为嵬名山的部众未必能战胜谅祚，侥幸战胜，灭了一个谅祚，又产生一个谅祚，有什么好处？如果他们不能战胜，必定率领部众回归，我们不知如何应对。臣担心朝廷不仅对谅祚失信，又将对嵬名山失信。如果嵬名山剩余部众还多，回北方不能进入，南方不接受，必定突然占据边境城池来保全性命。陛下难道没看到侯景的事吗？皇帝不听，派遣种谔发兵迎接他们，夺取绥州，耗费六十万。西方用兵，大概从此开始。百官上尊号，司马光进言：“先帝亲自郊祀不接受尊号，晚年有进言的人说契丹往来通信，他们有尊号，我们独自没有，于是又非时奉册。从前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匈奴大单于，没听说汉文帝又为大名加在他身上。希望追述先帝本意，不接受这个名号。”皇帝非常高兴，手诏褒奖司马光，让他起草答诏以昭示中外。执政大臣因为河朔灾伤，国用不足，请求南郊不要赐给金帛。下诏学士商议，司马光与王安石一同进见。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应当从尊贵亲近的人开始，可以听从。”王安石说：“常衮辞去堂食，当时人们认为常衮自知不能胜任应当辞位，不应当辞禄。况且国家用度不足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罢了。”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也不过是头会箕敛罢了。”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而用度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他们设法夺取百姓财物，其危害比增加赋税更严重。这大概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到了末年，盗贼蜂起，几乎导致动乱，争论不休。”皇帝说：“朕的意思与司马光相同，但暂且以不允答复。”等到王安石执政，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建立青苗、助役、水利、均输之法，设置提举官四十余人。司马光预先陈述其利害说：“某事后应当如此，某事后应当如此。”实行十余年，没有一件不像司马光所说的那样。一天，迩英阁进读读到曹参代替萧何的事，皇帝说：“汉朝常常遵守萧何的法律不变，可以吗？”回答说：“何止汉朝，假使三代的君主常常遵守禹、汤、文、武的法律，即使到现在存在也可以。”汉武帝改变高帝的法律纷纷更改，盗贼遍布天下；元帝改变宣帝的政治，汉朝基业于是衰落。几天后，吕惠卿进讲，于是说先王的法律有一年一变的情况，正月开始和暖，颁布法律在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的情况，巡狩考察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的情况，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司马光说不是这样，皇帝以此问司马光。司马光说：“颁布法律为什么叫变？如果四孟月朔日召集百姓读法，是时变月变吗？诸侯有改变礼乐的人，王巡狩就诛杀他，王自己不改变。新征服的国家用轻典，动乱的国家用重典，太平的国家用中典，这叫世轻世重，不是变。况且治理天下譬如居住

译居室，破旧了就修缮它，不是严重毁坏就不重新建造。”三司使掌管天下的财政，没有才能就罢免他也可以，不可以让执政大臣侵夺他的职权。现在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为什么呢？宰相应当用大道辅佐君主，还哪里用得着拘泥于成例？如果拘泥于成例，那么一个办事的小吏就足够了。现在设立看详中书条例司，是为什么呢？吕惠卿不能回答。讲经完毕，皇帝屏退左右说：“朝廷每更改一件事，整个朝廷就议论纷纷，为什么呢？”司马光说：“青苗法收取利息，平民这样做，尚且能够蚕食贫苦百姓，何况官府法令的威严呢？”吕惠卿说：“青苗法，愿意借给的才给，不愿意的，不强迫。”司马光说：“愚昧的百姓只知道借债的利益，不知道还债的危害，不仅官府不强迫富人，也不强迫穷人。从前太宗平定河东，设立和籴法，当时米价每斗十几文钱，百姓乐意与官府交易，后来物价上涨而和籴法不停止，于是成为河东世代祸患。臣担心日后的青苗法就像河东的和籴法一样。皇帝说：“在京城仓库收购粮食，怎么样？”司马光说：“京城有七年的储备，而钱常常缺乏，如果实行坐仓法，钱更加缺乏，米更加陈旧，怎么办？”吕惠卿说：“坐仓得到百万斛米，就节省东南百万的漕运费用，用那些钱供给京城，还担心什么没钱？”司马光说：“东南缺钱而米多，现在不收购米而漕运钱，舍弃多余的，索取没有的，农民和商人都受害了。”侍讲吴申说：“司马光的话是极正确的论断。”司马光说：“这些都是小事，不值得烦劳君主，只应当选择人才并任用他们，有功就赏赐，有罪就惩罚，这是陛下要做的事。”皇帝说：“对。”有一天留司马光应对，皇帝说：“现在天下议论纷纷，孙叔敖所说的国家有这种情况，是众人所厌恶的。”司马光说：“对，陛下应当论断它的是非，现在条例司所做的事，只有王安石、韩缜、吕惠卿认为是对的，天下人都认为是错的。陛下难道能只和这三个人共同治理天下吗？”陈升之担任宰相，皇帝问司马光：“外面的议论怎么样？”司马光说：“陈升之确实有才智，只是恐怕他不能在大节面前坚定不移罢了。”又问王安石怎么样？司马光说：“人们说王安石奸邪，那是毁谤他太过分了，只是他不明白事理，又固执罢了。”问吕惠卿，司马光说：“吕惠卿奸诈巧伪，不是好人，使王安石背负骂名，朝廷内外都是吕惠卿做的。”皇帝说：“吕惠卿明辨事理，也像是有美好才能。”司马光说：“吕惠卿文学明辨聪慧，确实如圣上所说，但是用心不正，江充、李训，如果没有才能，怎么能打动君主？”于是论及台谏官，司马光说：“台谏官是天子的耳目，陛下应当自己选择人，现在议论执政大臣短长的都被斥逐，全部换成执政大臣的党羽，臣担心圣明的视听将被遮蔽。”皇帝说：“谏官难得，你替我选择人选。”司马光退朝后举荐苏轼、王元规、赵彦若等人。韩琦上疏论述青苗法的危害，皇帝感悟想废除这个法令，王安石在家卧病不起。皇帝于是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推辞说：“陛下之所以任用臣，大概是察觉臣狂放直率，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如果只用俸禄地位来荣耀臣而不采纳臣的言论，是用天子的官职私相授受给不适当的人。臣只凭俸禄地位自我荣耀，而没有一点补益，这是窃取名器来私利自己。陛下如果真的能废除制置条例司，召回提举官不让他们执行。青苗、助役等法即使不实行，臣受到的恩赐也多了。现在说青苗法危害的，不过是说使者骚扰州县，是今天的祸患罢了。臣所担忧的，是在十年之后，不是今天。拿出钱借贷给百姓而收取利息，富人既然不愿意借，而使者以多发放为能事，一概强行摊派，又担心他们拖欠，一定让贫富互相担保。穷人无法偿还，就流散到四方；富人不能离开，一定责成他们代为偿还几家的债务。春季核算秋季计息，辗转日益增加，穷人已经穷尽，富人也变穷。十年之后，百姓没有再存在的了。又全部散尽常平仓的钱粮，专门实行青苗法，日后富户已经穷尽，常平仓已经废除，加上战争，接着发生饥荒，百姓瘦弱的死在沟壑，强壮的聚集成为盗贼，这是必然到来的事情。”直言力争多达七八次，皇帝派人告诉他说：“枢密院掌管军事，官员各有职责，不应当用其他事作为推辞的理由。”司马光回答说：“臣没有接受任命，就还是侍从官，对于事情没有不可以说的。”王安石起来处理政务，司马光于是请求离职，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出任永兴军知府。本路宣抚使命令分派义勇戍守边疆，挑选各军骁勇以及市井恶少年作为奇兵，调派百姓制造干粮，修筑城池楼橹，关中地区骚动不安。司马光一概不听从，并且上奏说：“公私困顿疲敝，不可以兴办事情。京兆一路都是内地，修缮治理不是急务，如果缺乏军需，臣应当承担责任。”于是，这一路独自得以免除。调任许州知府，请求判西京御史台，回到洛阳，从此闭口不再议论政事。熙宁七年，天下旱灾蝗灾，下诏征求直言。司马光读诏书流泪，于是再次上奏陈述那些特别危害百姓的六件事，请求先废除它们：一、青苗法；二、免役法；三、市易法；四、边疆事务；五、保甲法；六、水利法。又用言语责备宰相吴充说：“天子仁德圣明如此，而您不说话，为什么呢？”蔡天申担任察访使，妄自尊大，河南尹转运使侍奉他像侍奉上级官员一样。恰逢朝拜应天院神御殿，只为他设置一个班次。司马光对台吏说：“引导蔡寺丞回到本班。”吏立即引导蔡天申站在监竹木务官富赞善的下面，蔡天申窘迫沮丧，当天就离开了。皇帝曾经对蒲宗孟说：“像司马光

译不论其他事，仅就辞去枢密使一职而言，我即位以来，只见到这个人。”又说：“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常在身边，自然不会有差错。”等到元丰年间官制确立，皇帝指着御史大夫的位置说：“非司马光不可担任。”因蔡确的阻挠而作罢。皇帝病愈后，对宰相和辅臣说：“明年春天确立太子，让司马光、吕公着担任师保。”皇帝对他的了解深厚到如此地步。司马光回到洛阳十五年，天下人都盼望他出任宰相，田间农夫和乡野老人都称他为“司马相公”，妇女小孩也知道他是君实。神宗去世，司马光赶赴京城，卫士望见他都把手放在额头上说：“这是司马相公啊。”所到之处，百姓拦路聚集观看，马匹无法前行，说：“您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活百姓。”当时哲宗年幼，太皇太后临朝听政，派遣使者询问政事应当先做什么，司马光说：“近年士大夫以进言为忌讳，民间愁苦在下，而皇上在上却不知情；英明的君主在上忧虑勤政，而百姓在下无处申诉。罪责在于群臣，而愚昧的百姓无知，将怨恨归咎于先帝。应当下诏引咎自责，广开言路。”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然而有大臣不愿意，在诏书中设置了六条限制说：“如果暗中怀有私心，越权行事；或者煽动动摇机密大事；或者迎合已经施行的法令，向上窥探朝廷意图，以侥幸谋求晋升；向下迷惑世俗人心，以博取虚名。像这样的人，处罚绝不赦免。”太皇太后将诏书草稿封好询问司马光，司马光说：“这不是求取谏言，而是拒绝谏言。臣子只要不说话，一说话就落入这六条罪状中了。请求修改诏书。”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各地官吏百姓上书说新法不便的数以千计。司马光正在起草应当施行的政令，而太皇太后已经下令遣散修筑京城的巡逻士兵，罢减皇宫内的侦察人员，停止御前的工程，驱逐行为不端的近侍三千多人，告诫内外官员不敢苛刻暴敛，废除导洛司的货物市场及民间户马，放宽保马法的期限，这些都是出自宫廷的命令。大臣们没有参与，司马光上疏谢恩。于是召司马光任命为门下侍郎。这时百姓日夜翘首以观新政，司马光慨然建议罢除保甲团的训练，废除市易法，所储存的货物都出售而不取利息，百姓所欠的钱都免除利息。京东铸造铁钱，河北、江西、福建、湖南的盐法及福建的茶法都恢复旧制，只有川陕的茶法因边防费用未罢，派遣使者视察，去除其中过于严苛的部分。户部的钱粮都归尚书统领，三司使事务中涉及五曹及寺监的，都归户部，让尚书周知收入数量以决定支出。请求设立经明行修科，以勉励天下，敦促士人的品行，显示不专门取用文学的意思。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凡是遇到科举考试，让升朝官各自举荐经明行修之士一人，如同进士高选。又因为人才难以兼长，如果专门引荐有知识的人，则有私心的嫌疑；如果只按资历晋升，未必都是有才能的人。奏请设立德行、文学、吏事、武略等十科，侍从中以上官员每年从十科中举荐三人，中书省设立名册记录，有事需要人才，执政官员查阅名册看其所举荐的科目，随事试用，有功劳又记录在案，内外官职空缺时选取尝试有效的人，随科授职。所赐给的任命文书，仍要写明所举荐官员的姓名。那人任职无状，追究举荐人的责任。当司马光将要改革新法时，有人对司马光说：“熙宁、元丰年间的旧臣多是奸巧小人，日后有人用父子大义离间皇上，那么祸患就发生了。”司马光严肃地说：“上天如果保佑宋朝，必定没有这种事。”于是毫不迟疑地改革。元祐元年，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当时司马光已经患病，而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仍然存在，与西夏和议未决。司马光叹息说：“四大祸患未除，我死也不能闭眼。”写信给吕公着说：“我将身体托付给医生，将家事托付给愚笨的儿子，只有国事没有托付的人。现在托付给您。”于是论述免役法的五大危害，请求下诏废除。各路将领的军队都归州县管辖，军政由太守和县令共同决断，废除提举常平司，将其事务归给转运使、提点刑狱、边计，认为与西夏和戎为宜。说监司多为新进少年，务求苛刻急切，让近臣从郡王中选举，从通判中举荐转运判官，都听从了他的建议。下诏免除朝见，允许乘坐轿子，三天入省一次。司马光不敢承受，说：“不见君主，不可以处理政务。”下诏让儿子司马康扶他入朝应对，并且说：“不用拜见。”于是罢除青苗钱，恢复常平法的粜籴制度。两宫虚己听从。司马光自见言行计从，想要以身殉国，亲自处理各种事务，不分昼夜。宾客见他身体瘦弱，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为例作为告诫。司马光说：“生死由命，更加尽力。”病重时不再自觉，絮絮叨叨如同梦中语，但都是朝廷天下的大事。这一年九月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说后悲痛，与皇帝立即亲临丧礼，追赠太师温国公。下诏户部侍郎赵瞻、内侍冯宗道护送灵柩归葬，谥号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京城人罢市前往吊唁，卖衣来祭奠，在巷中哭泣送过灵车。等到下葬，哭的人如同哭自己的亲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也相继准备祭品。都城及四方都画像祭祀，饮食必祈祷。司马光孝顺友爱、忠诚守信，恭敬节俭、正直，居处有法度，动作有礼仪。从少到老，说话从未虚妄。自己说：“我没有过人之处，只是平生所为从未有不可对人言的事罢了。”诚心自然，天下敬重信任。陕西、洛阳一带都受其德行感化。有人做了不善的事说：“君实难道不知道吗？”在财利

译他身处繁华之中，却淡泊宁静，没有什么嗜好。他学识广博，没有不通晓的，音乐、律历、天文、术数都达到了精妙的境界。晚年尤其崇尚礼制，制定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规范，斟酌古今的适宜之处。他不喜好佛教和道教，说：“他们的精微言论不能超出我的书籍，他们的荒诞言论我不相信。”他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在洛阳买了宅第，仅仅能遮风挡雨而已。有三顷田地，妻子去世后，卖掉田地来安葬她。穿粗布衣服，吃粗劣食物，直到去世。他与兄长司马旦友爱特别深厚。司马旦年纪将近八十岁时，司马光侍奉他像对待严父一样，保护他像对待婴儿一样。每次吃饭不久，就问：“难道不饿吗？”天气稍微变冷，就抚摸他的背说：“衣服难道不薄吗？”当初司马光入朝时，苏轼从登州被召回，沿途的道人相聚号哭说：“请转告司马相公，不要离开朝廷，好好保重自己来救活我们。”辽国和西夏的使者到来，必定询问司马光的起居情况。命令边境官吏说：“中原任命了司马相公，不要轻举妄动开启边境争端。”等到宋徽宗时期，蔡京独揽朝政，撰写党人碑，把司马光列为首位，命令各郡国都刻石立碑。长安的石工安民应当镌刻文字，推辞说：“我是愚笨的人，本来不知道立碑的意思。但是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天下人称颂他正直，现在却称他为奸邪，我不忍心刻。”府官发怒，想要加罪于他，安民哭着说：“我被役使不敢推辞，请求免除在石碑末尾镌刻‘安民’二字，恐怕得罪于后世。”听到这件事的人都感到惭愧。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任用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作为属官，十九年才完成，共三百五十四卷，文集八十卷，其他著述二十种。

译论曰：宋朝到了元丰末年，仁宗、英宗时期的老臣几乎都去世了，司马光与吕公着、范纯仁等人被罢免官职，闲居在乡野，年纪都已接近暮年。而吕惠卿、蔡确、章惇、曾布一党，上自公卿侍从，下到州郡地方，盘根错节，遍布天下，贪污受贿，祸害百姓，倚仗兵权，专断杀戮。在这个时候，天下已经困苦，民心已经背离，局势已经败坏。而宣仁太后以年老的女主身份，熟察三朝以来的变故，感慨奋发，立志实现太平，提拔任用年高德劭的老臣，与百姓重新开始。虽然在几年之间，成效显著，但好比夕阳返照的光芒，不能长久。而绍圣以后，数十年衰败的运势，势头正盛，已如北风凄厉，冰雹大雪交加，奔腾澎湃，不可阻挡。那些奸逆之人的气焰炽盛，即使在被贬斥藏匿之中，尚能举手投足，摇目示意，虚张声势，恐吓疑惧，使当权之人寒心自危，变色回顾。有人倡导调停之说，有人就采取中立之谋，难道不知道这不可行吗？是被他们的气焰所迫才这样的。司马光以旧臣身份起用，正值两宫（太后与皇帝）的眷顾，他誓心刻骨，处理众事，如同救溺水者、追逃亡者，惟恐不及。保甲、青苗之法，在前面被废除；章惇、蔡确之徒，在后面被流放。一个月的时间，各项政务……

吕公着字晦叔，从小好学，甚至到了忘记睡觉吃饭的地步。父亲吕夷简看重他，说：“他日必定成为公辅之臣。”因恩荫补任奉礼郎，考中进士，任颍州通判。郡守欧阳修推荐吕公着，说他的文学品行，适宜在皇帝左右，他清静寡欲，有古代君子的风范。判吏部南曹，仁宗奖赏他淡泊退让，赐给他五品官服。任崇文院检讨，同判太常寺、寿皇观。恰逢营建真宗神御殿，吕公着说：“先帝已有三座神御殿，却还不停止营建，大概不符合祭祀不崇尚丰盛亲密的原则。”改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读，与司马光一同在经筵侍讲。司马光退下来对人说：“每次听晦叔讲经，便觉得自己的话显得烦琐。”一天讲《论语》：“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吕公着说：“在下位而不被上位者了解的人有，但在上位者也未曾被下位者了解过。所以古代的君主，政令有所未信服，人心有所未服从，就反身修德，而不把愠怒加于他人，如舜广泛宣扬文德，文王恭敬修德就是如此。”皇帝改变神色点头赞许。英宗治平初年，上奏请求每天在迩英阁讲经，以遵循先帝旧例。又认为《尚书》具备二帝三王之道，尤其切合治国之术，请求等讲完《论语》后，每天进讲《尚书》，皇帝听从了。加官龙图阁直学士，当时正商议追崇濮王，有人想称崇伯考。吕公着说：“这是真宗用来称呼太祖的，怎么能用于濮王？”等到下诏称亲，并且颁布避讳，吕公着又说：“称亲就有两个父亲的嫌疑，濮王的讳只可在皇帝面前避讳，不应与七庙同制。”吕诲等人因议论濮王礼制被罢官，吕公着争辩不被听从，于是请求外调。将要出发时，上言：“臣看到程颐年三十四，有特立的操守，出众的姿质。嘉祐四年已参加殿试落榜，此后绝意进取。以前在太学，诸生愿意以他为师。臣当时掌管国子监，亲自前往敦请，最终不能使他屈服。臣曾与他交谈，他洞明经术，通晓古今治乱的要旨，实在有经世济物之才。如果他在朝廷，必定是国家的栋梁，希望破格任用。”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司马光子因论事被罢免中丞，回到经筵。吕公着封还诏命说：“司马光因履行职责而被罢免，这是让有言责的人不能尽言。”诏书将告身直接交给阁门，吕公着又说：“制命不由门下省，那么封驳的职责就因我而废弛，希望治我的罪，以正纪纲。”皇帝说：“所以调任司马光，是依靠他劝学，不是因为言事。”吕公着请求不止，被罢知开封府。当时夏秋淫雨，京师地震，吕公着上疏说：“君主，去除偏听独任的弊病，而不主先入之言，就不会被邪说所扰乱。”颜渊问治国，孔子告诉他要远离奸佞之人，大概因为奸佞之人容易亲近，正直之人容易疏远，希望陛下明察。又推荐周敦颐，提拔为广东转运判官。礼官沿用唐代旧例，请求在五月于大庆殿受朝，因此上尊号。吕公着说：“陛下才度超越汉唐，追复三代，何必在阴气增长的日子举行非礼的集会，接受无益的名号？”皇帝听从了。二年，拜御史中丞，入朝应对，皇帝谈到西陲事务，吕公着说：“只应当严修武备，敌人来就应对，以逸待劳。如果临派遣大臣，张皇武事，或者议论深入敌境，或者寻求奇功，都不是国家的最佳计策。”当时程颢任晋城令，吕公着推荐他为监察御史，又推荐张载为崇文院校书。王安石正推行青苗法，吕公着极力进言说：“自古有作为的君主，没有失去人心而能图治的，也没有以威势胁迫，以辩才取胜，而能得人心的。昔日所谓贤者，都以此举为非，而主议者一概诋为流俗浮论，难道以前都是贤者而现在都是不肖吗？”王安石恼怒他言辞深切，皇帝让举荐吕惠卿为御史，吕公着说：“吕惠卿固然有才，但奸邪不可用。”皇帝把这话告诉王安石，王安石大怒，用恶语诬陷，吕公着出知颍州。熙宁八年

译彗星出现，皇帝下诏征求直言，公着上疏说：“陛下临朝希望治理好国家，日子已经很久了，但是左右前后的人都不敢说正直的话，使得陛下有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心，却没有实现治理好的实际效果，这是当权的大臣辜负了陛下。古代执政，起初不被百姓信任的情况是有的，比如子产治理郑国，一年时百姓怨恨他，三年后百姓歌颂他。陛下垂衣拱手仰赖臣下成就功业，到现在已经七年了，然而百姓的议论，也和以前没有不同，陛下难道没有察觉吗？”公着出任河阳知州，升任端明殿学士。皇帝从容地和他谈论治国之道，于是涉及佛教和道教，公着说：“尧舜知道这些吗？”皇帝说：“尧舜难道不知道吗？”公着说：“尧舜虽然知道这些，但只以知人安民为最难，这就是他们成为尧舜的原因。”皇帝又说：“唐太宗能够用权谋智慧驾驭臣下。”公着回答说：“太宗的德行，在于能够委屈自己听从劝谏罢了。”皇帝认为他的话很好。不久，公着任同知枢密院事，于是上奏说熙宁以来朝廷议论不同，正直善良的人通常被小人阻挠排斥，被指责为破坏法度，不能再任用，这不是对国家有利的。皇帝说：“应当依次收用他们。”皇帝因为慈圣太后升祔太庙，推恩曹氏家族，进官受赏的有二百多人。公着于是进言：“自古以来国家败亡，不过是亲近小人，任用宦官，勾结女宠，宠信外戚这几件事罢了。”皇帝非常认为他说得对。元丰二年，召程颢任武学判官，李定、何正臣弹劾他的学术迂阔，在新法刚开始时，首先提出不同意见，罢免了他。公着上言说：“程颢立身行事一向有根本和条理，过去在言官任上时，有议论陈述，都言辞忠厚，不失臣子的体统。所任命的武学职位，并不是做官的要害之处，而小人却纷纷认为不可以，只是想要深深阻塞正道，他们用心之处，不只是针对一两个人罢了。”皇帝没有采纳。西夏人囚禁了他们的君主秉常，朝廷商议讨伐他们。公着说：“问罪的军队，应当先选择主帅，如果没有得到合适的人，不如不发动。”等到战争兴起，秦晋地区的民力非常困乏，公着又多次上疏陈述其中的危害。元丰五年，公着因病请求罢免，出任定州安抚使。到达定州后，谢表中写道：“进不敢希求功名而制造事端，退不敢放松防备而荒废官职。”等到永乐城陷落，皇帝临朝感叹说：“边境百姓疲惫到这种地步，只有公着为我陈述，其他人未曾提及。”当时很多人进献北伐的计策，公着说：“中原与契丹通好日子很久了，塞上驻军一向有节制，只适宜安静地镇守。”保甲法实行，边境都设立教场，公着认为派遣边境人在边境学习战法，不符合管子寓令的意思，请求全部废除，皇帝没有听从。哲宗即位，公着以侍读身份回朝，太皇太后派使者迎接询问他想说什么，公着说：“先帝本意是以宽省民力为先，而建议的人以变法侵害百姓为务，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全部排斥，所以日子久了弊病更深，法令实行而百姓更加困顿。如果真的能得到中正之士，讲求天下的利弊，齐心协力去做，应该不难了。”到京后上言说：“君主即位之初，应当端正开始以昭示天下，修养德行以安定百姓。修养德行的关键，没有比学习更优先的。谨冒死陈述十件事，以辅助圣明：一是敬畏上天，二是爱护百姓，三是修养自身，四是讲习学问，五是任用贤能，六是采纳谏言，七是减轻赋税，八是去除奢侈，九是减少刑罚，十是不安逸享乐。”又请求配备谏官，以开通言路。公着被任命为尚书左丞、门下侍郎。元祐元年，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在此之前，程颐在治平、元丰年间多次被推荐都不起用，到了这时，公着与司马光共同在朝廷上疏陈述他的品行道义说：“臣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于贫困坚守节操，说话一定忠信，行动遵循礼法，年龄超过五十岁，不求做官进取，真是儒者的高尚行为，圣世的隐逸之人。希望破格提拔，使士人有所效法。”皇帝下诏授予崇政殿说书。官制改革后三省同时建立，而中书省独揽取旨之地，门下省和尚书省只是奉行而已。公着说：“三省都是辅佐大臣，从今以后事情涉及三省的，请求共同取旨然后各自执行。”于是定为法令。起初，执政官三五天在都堂集会一次，长官专断决策，同僚大多不参与议论。等到公着执政，没有特殊情况每天在都堂聚会，于是成为惯例。公着与司马光同心辅佐朝政，推究先帝的志向，凡是想要改革而没有来得及，以及改革了而没有确定的，一一实行。百姓欢呼鼓舞，都认为很方便。司马光去世后，公着独自主持国政，任命官吏都是一时的优秀人才。起初，司马光议论凡是服役的人都不允许雇人代替，然而东南和西蜀各路百姓中有高资产的，或者子弟从事儒学的，都应当担任弓手等贱役，既然不允许招募代替，非常痛苦。公着听说这种情况，就命令一律允许雇募，民情非常高兴。公着在仁宗朝，曾经请求进士先考策论。神宗初年，又进言以经术取士。等到主持熙宁二年贡举，于是秘密启奏皇帝，专门用策试。不久，王安石专权，废除《春秋》，编定各经解说，凡是士子不采用新义就不被录用，学者甚至不诵读原经，只窃取王安石的书来求取功名，精通熟练的能考中高等，所以科举更加混乱。公着于是命令禁止主考官不得用老庄命题，经义参用古今各儒家的解说，不得专门采用王氏学说。恢复贤良方正科，右司谏贾易议论事情直言不讳，将要受到严厉责罚，公着为他说话，于是罢免他出任怀州知州。公着

译认为谏官所议论的得失还不足以称道，只是考虑到皇上正值壮年，担心将来会有进献谄媚之言、迷惑扰乱朝政的人，正依靠左右敢于直谏的大臣，不可预先使君主轻视厌恶进言的人，他的防备之心就是这样的。皇帝在资善堂宴请近臣，拿出自己书写的唐人诗作分赐给大家，吕公着于是汇集所讲授经书中关乎治国之道、明白切要的一百篇语句进献，以备皇帝在游赏翰墨时阅览，作为圣学的辅助。元祐三年四月，吕公着辞去相位，被任命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诏令在东府以南建造府第，开启北面的门以便与执政大臣会议，凡是三省和枢密院的职务他都能总管，每隔一天上朝一次，有时也到都堂，他外出没有固定的时间，这大概是特殊的礼遇。第二年二月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太皇太后见到辅政大臣哭泣说：“国家不幸，司马相公已经去世，吕司空又离世了，悲痛哀怜了很久。”皇帝也悲伤感动，立即前往吕公着家中吊唁祭奠，赏赐金银布帛数以万计，追赠太师、申国公。谥号为正献。皇帝亲笔书写碑额曰：“纯诚厚德。”吕公着从年轻时讲学，就把修养心性作为根本。平时没有疾言厉色，对于声色利禄的繁华，淡泊而没有喜好。夏天不挥扇，冬天不靠近火，简约庄重清静，是天性自然如此。他的见识思虑深沉敏锐，遇到事情善于决断。如果有利于国家，不会因为个人利害而动摇他的心志。与人交往出于至诚，喜爱贤才乐于行善。见到以举荐人才为意的士大夫，必定询问他所知道的人和所听闻的事，参互考证核实后上报给皇上。每当议论政事，广泛采纳众人的优点作为善政。至于应当坚守的原则，则坚决不动摇。神宗曾经称赞他对人才不欺骗，就像用秤称量物品一样公正。尤其能够远离名声和踪迹，不把自己当作知人善任的人。王安石博学善辩，驰骋辞藻，没有人敢与他抗衡。吕公着用精深的见识和简练的语言使他信服。王安石曾经说：“我的缺点和吝啬常常不能自制，一旦拜访长者，就立刻放弃而返回。所谓使人消除邪念的人，我在吕晦叔身上看到了。”又说：“吕晦叔担任宰相，我们这些人就可以谈论出仕了。”他敬重吕公着到了这样的地步。

译论曰：从前魏文侯向李克询问谁可以担任宰相，李克说：“人在困窘时，看他和什么样的人交往；人在显达时，看他举荐什么样的人，这就足以确定人选了。”魏文侯因为魏成子所推荐的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都是当世著名的贤人，于是任命魏成子为宰相。范纯仁同时代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等人，都是具有极高德行的人。范纯仁屡次上奏章，再三极力推荐他们，如果不是有宽广的胸襟、深远的见识，超群出众，怎么能识别当世的大贤呢？元祐年间三位宰相相继任职，司马光最为高尚，他处理事务、综合万物，权衡变通；范纯仁的才能确实有超过常人的地方。至于身居要职、处于中枢，心境凝定如同静止的水面，召之不来，挥之不去，这是范纯仁所具备的。竭尽忠诚和思虑来效忠国家，这一点他们是相同的。观察范纯仁辨析理论、处理事务，言语简练而切中要害，如果不是内心正直、道理明达的人，又有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

范纯仁

范纯仁字尧夫，是范仲淹的次子。刚出生的那天晚上，母亲李氏梦见孩子从月亮中坠落，她用衣襟接住了他。范纯仁年幼时聪敏悟性高，八岁就能讲解所授的书籍。凭借父亲的恩荫担任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考中进士，调任武进县知县，因为远离亲人而没有赴任，改任长葛县，也没有去。范仲淹说：“现在离得近了，为什么还要推辞？”范纯仁说：“难道可以看重爵位俸禄而轻视离开父亲生活的地方吗？”范仲淹门下有很多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人，范纯仁都和他们交往，昼夜学习，直到半夜也不睡觉，把灯放在帐子里。等到后来显贵了，夫人收起那帐子，颜色像墨一样黑，用来给子孙看，说：“这是你父亲年轻时勤奋学习留下的灯烟痕迹。”范仲淹去世后，范纯仁才开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的身份担任襄城县知县。哥哥范纯祐有心病，范纯仁侍奉他如同父亲，医药、饮食、居住、穿着，都亲自照料。贾昌朝镇守北都，邀请他担任幕僚，他因为哥哥而推辞。宋庠推荐他参加馆职考试，他因为哥哥生病而没有赴考。富弼责备他说：“台阁的职位，难道容易得到吗？小官出仕通常的调任，也是难事，何必苦苦推辞？”范纯仁说：“富贵有命，最终没有就任。”襄城县百姓不从事养蚕织布，范纯仁劝勉他们种植桑树。有罪但情节轻微的，酌情让他们种植多少桑树，免除他们的刑罚，所以后人称那些桑树为“著作林”。“著作”是范纯仁担任县令时的官职。哥哥死后葬在洛阳，韩琦、富弼写信给洛阳长官，让他资助安葬。范纯仁说：“我的力量足以办理，难道应该打扰你们吗？”改任许州观察判官，又担任襄邑县知县。牧场旧例不归县管辖，卫士放牧马匹践踏百姓庄稼，范纯仁抓捕并杖责了他们。主管的人愤怒地说：“天子宿卫的命令，敢这样吗？”把这件事上报给皇上，弹劾治罪很紧急。范纯仁说：“养兵的费用出自田赋，如果侵害百姓田地而不能过问，军粮从哪里出？”皇帝下诏释放了他，并且允许牧场归县管辖。当时长期干旱不下雨，范纯仁估计必定会缺粮，于是登记境内的商船，告诉他们说：“百姓将要没有粮食吃，你们所贩卖的五谷储存在佛寺中，等到缺粮时，我替你们主持出售。”众商人听从命令，运输贩卖不停，积蓄了数十万斛粮食。到了春天，各县都闹饥荒，唯独范纯仁辖区内的百姓不知道饥荒。治平年间，提拔为江东转运判官，召入朝廷担任殿中侍御史。当时正议论濮王的礼仪，宰相韩琦、参政欧阳修等人议论，推崇翰林学士王珪等人议论应当像先朝追赠期亲尊属的旧例。范纯仁说：“陛下受命于仁宗而成为他的儿子，与前代定策入继大统的君主不同，应当像王珪等人的议论。”皇帝不听从，范纯仁退还所授予的告敕，在家等待治罪。不久皇太子亲手书写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范纯仁又说：“陛下以成年君主临朝统治，为什么让命令出自后宫？将来或许成为权臣假托借口的地方，不适宜。”不久下诏停止追尊，起用范纯仁就职。范纯仁坚决请求外放，于是通判安州，改任蕲州知州，历任京西提点刑狱、京西陕西转运副使。召还朝廷，神宗问陕西城郭、甲兵、粮储怎么样？回答说：“城郭大致完好，甲兵大致修缮，粮储大致完备。”皇帝说：“你的才能，是我所倚重信任的，为什么都说‘大致’？”回答说：“‘大致’是尚未精良的说法，像这样就足够了。希望陛下暂且不要留意边功，恐怕边臣观望邀功，生事留下以后的意外忧患。”任命为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上奏说：“王安石改变祖宗法度，搜刮财利，民心不安。《尚书》说：‘怨恨难道在于明显吗？看不见的时候就要图谋。’希望陛下图谋看不见的怨恨。”皇帝说：“什么叫看不见的怨恨？”回答说：“杜牧所说的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就是这样。”神宗嘉奖采纳了他的意见，说：“你善于论事，应该为我条陈古今治乱可以作为鉴戒的事情。”于是撰写《尚书解》进献，说：“都是尧舜禹汤文武的事情，治理天下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希望深入探究并努力实行。”加官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神宗多次接见疏远的小臣，咨询缺失。范纯仁说：“小人的言论，听上去似乎可以采纳，实行起来必定有累害。大概是因为知道小事而忘记大事，贪图近利而蒙蔽远见，希望加深考察。”又议论吕诲不应当罢免御史中丞，李师中不可以镇守边疆，薛向担任发运使，在六路实行均输法，搜刮百姓，积聚怨恨酿成祸患。王安石用富国强兵的方法启发圣上之心，想要追求近功，忘记了旧学，崇尚法令就称颂商鞅，谈论财利就背离孟子，轻视老成为因循守旧，抛弃公论为流俗，把意见不同的人看作不肖，把合意的人看作贤人。刘琦、钱顗一句话就被降职罢黜，在朝廷

译臣下大半趋炎附势，陛下又顺势驱使他们，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路途遥远的事理应当循序渐进，大事不可急于求成，人才不可急切搜求，积弊不可骤然革除。倘若想要事功迅速成就，必定会被奸佞小人所乘虚而入，应当迅速召回进言的人并让他们退下。王安石回答内外众人的期望，（皇帝）不听从，于是请求罢免谏官职务，改任国子监判官，去职的意志更加坚定。他所上的奏章，言语多激烈直切，神宗全部不交给外朝，纯仁全部抄录上报中书省。王安石大怒，请求加重贬谪。神宗说：“他没有罪，暂且给他一个好地方。”任命他任河中府知府，调任成都路转运使，因为新法不便，告诫州县不得立即施行。王安石愤怒他阻挠，借事将他左迁为和州知州，又调任邢州，未到任，加官直龙图阁，任庆州知州。经过京城入宫应对，神宗说：“你父亲在庆州有威名，你跟随父亲时间久，兵法必定精通，边事不熟悉。”纯仁担心皇帝喜好边功，就回答说：“臣是儒家未曾学过兵法，先臣守边时，臣还年幼，不再记忆。况且今日事势应当不同，陛下让臣修缮城垒，爱护养育百姓，愿竭尽愚忠。如果开拓侵夺，请求另谋帅才。”臣于是出行。环庆发生大饥荒，饿死的人布满道路，纯仁发放常平仓的粟麦赈济他们。僚属请求上奏等待批复，纯仁说：“批复到了就来不及了，各位只要不干预，我独自承担其责任。”有人诽谤他救活的人数不实，皇帝派遣使者查视。恰逢秋天大丰收，百姓欢呼说：“公确实救活了我们！忍心连累公吗！”昼夜争着归还粮食。使者到，已经无所亏欠。邠宁之间有丛冢，使者说：“救活人数不实的罪责，在这里得到了。”发掘登记骸骨上报。诏令本路监司彻底查办，乃是前任帅臣楚建中所封存的。朝廷治楚建中的罪，纯仁上言：“建中在守法申请期间，不免有饿死的人，已经定罪罢免。现在因按察臣又牵连建中，是一罪再刑。”建中通过赎铜免罪。种古诬告熟羌为盗，流放到南方，经过庆州喊冤。纯仁认为属吏不是盗贼，种古避罪诉讼纯仁。诏令御史在宁州治罪，纯仁就逮。百姓数以万计拦住马匹，涕泗横流不能前行，甚至有自投于河的。狱案成，种古因诬告被贬，也加给纯仁其他过错，贬任信阳军知军。调任齐州，齐地风俗凶悍，人轻率为盗。有西司理院囚犯常满，都是屠贩盗窃而督促赔偿的人。纯仁说：“这何不保外让他们输纳呢？”通判说：“这释放他们又扰乱官司，往往等待他们因病死在狱中，这是为民除害罢了。”纯仁说：“法律不至于死，以情杀之，难道合理吗？”全部召到庭下，训导使他们自新，随即释放离去。一年，盗贼减少大半。请求罢免提举西京留司御史台，当时洛中多耆旧，纯仁与司马光都好客而家贫，相约为真率会，粗饭一餐，酒数行，洛中以为胜事。又任河中知府，各路阅看保甲，妨害农事，论救非常有力。录事参军宋儋年暴死，纯仁让子弟视丧，小敛时口鼻出血，纯仁怀疑其非命，查得其妾与小吏通奸，因在酒中下毒而杀之，于是正其罪。哲宗立，召为天章阁侍制兼侍讲，任给事中。当时宣仁太后垂帘，司马光秉政，将要全部更改熙宁元丰法度，纯仁对光说去掉其太甚的可以，差役一事尤其应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希望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划必自己出，则谄谀得以乘间迎合。役议或难回，则请求先行之一路以观其究竟，光不听从。又说：按问自首之法既已施行，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比旧数倍，恐怕不是先王宁失不经之意。纯仁素来与光同志，及临事规正，类似这样。光想让进士由朝官保任然后应举，又更改贡举法，纯仁说：举人难得，朝士相知，士族近京城还可以，寒远之士尤其不易了。孟子恐怕不可轻废，犹如六经之春秋。光都听从。元祐初，进吏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制。学士苏轼因发策问被言者所攻，韩维罢门下侍郎补外任，纯仁奏苏轼无罪，而韩维尽心于国事，请求留下他。当时朝议想要治熙宁、元丰诸乱政者章惇，蔡确、邓绾等，太师文彦博主张将蔡确窜逐到岭峤，左相吕大防奏蔡确私党甚盛，不可不问，纯仁都力争认为不宜录人之过太深，恐怕伤仁厚之化。而司谏吴安、正言刘安世交章攻击纯仁党附蔡确，纯仁也力求罢免。明年，以观文殿学士任颍昌府知府，过一年改任太原府，其境土狭民众，惜地不葬，纯仁派遣僚属收无主烬骨，分别男女异穴埋葬者三千余，又推广到一路埋葬以万计。调任河南府，再调任颍昌，召还，拜右仆射。当时吕大防想要引杨畏为谏议大夫，纯仁说：谏官当用正人，杨畏不可用。大防不听，后杨畏得志，凡可以害大防者无不至，吕大防于是后悔。宣仁太后寝疾，召纯仁说：你父亲仲淹可谓忠臣，在明肃太后时，只劝明肃尽母

译道，明肃皇太后去世，只劝神宗尽做儿子的孝道，你应当效仿她。范纯仁哭着说：“怎敢不竭尽忠心。”宣仁太后驾崩，哲宗亲政，范纯仁请求辞去职位。哲宗对吕大防说：“范纯仁有声望，不宜离去，可以为我挽留他。”随即召范纯仁入朝觐见，问先朝实行青苗法怎么样？范纯仁回答说：“先帝爱民的本意很深，只是王安石立法过于严苛，用赏罚来刺激，所以官吏急切以致为害，百姓退避而上疏，陈述青苗法的不便之处。”当时任用两三位大臣从中选拔，侍从台谏官也多不由皇帝亲自拟定。范纯仁上奏说：“陛下初登大位，四方瞩目。舜举用皋陶，汤举用伊尹，不仁的人就会远离。纵然不能像古人那样，也须极尽天下之选。”又遭到群小极力排挤。关于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时的事情，范纯仁上奏说：“太皇太后保佑圣上身体，功业诚心，天地鬼神共同鉴证。议论的人不体恤国事，多么浅薄啊！”于是将仁宗禁止言论、明肃太后垂帘听政的诏书上呈，说：“希望陛下考察仿效而行，以警戒浅薄的世俗。”苏辙议论殿试策问，引用汉昭帝改变汉武帝法度的事情，哲宗震怒说：“怎么能拿汉武帝比先帝！”苏辙下殿待罪，群臣不敢说话。范纯仁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史书没有贬词，苏辙用来比先帝，不是诽谤。”哲宗说：“人们说秦始皇、汉武帝。”范纯仁说：“苏辙所论的是事与时，不是人。”哲宗怒气稍减，苏辙最终被免职任汝州知州。台谏官议论苏轼撰写吕惠卿的告词，因此被贬任英州知州。范纯仁上疏救他。范纯仁凡是推荐引进人才，一定以天下公议为准，那些人不知道出自范纯仁门下。有人说：“做宰相，怎么能不笼络天下士人，让他们知道出自门下？”范纯仁说：“只愿朝廷进用不失去正直的人，何必让他们知道出自我呢？”章惇做宰相，范纯仁极力请求外任，任颍昌府知府，又调任陈州。起初，哲宗曾说：“被贬谪的人，几乎像永远废弃。”范纯仁上前祝贺说：“陛下考虑到这一点，是尧舜的用心。”不久吕大防等人流放到岭南，恰逢明堂大赦，章惇事先说这几十人应当终身不得调任。范纯仁听说后忧愤，想上疏申辩。亲近的人劝他不要触怒皇帝，万一被远斥，不适合高龄之人。范纯仁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没有一个人敢说话，如果圣上心意回转，关系重大。不然，死又有什么遗憾！”于是上疏说：“吕大防等年老多病，不习惯水土，炎热荒远不是久居之地，忧虑惊惧不可预测，怎么自存？我曾与吕大防共事，多次被排斥，陛下亲眼所见。我的激切，只是仰报圣德。希望陛下决断，将吕大防等依赦免释放。”奏疏呈上，章惇诋毁为同罪，贬任随州知州。第二年又贬为武安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永州。当时范纯仁病重失明，听到命令立即上路，严厉告诫子弟不得稍有不满，说：“不被认可而没有烦闷，你们努力吧。”有人说这是近名，范纯仁说：“七十岁的年纪，双眼都失明，万里之行，难道是想要的吗？只是区区爱君之心，不能自己。人如果避讳好名的嫌疑，就没有行善的路了。”到永州，听说韩维被责授均州知州，他的儿子申诉韩维执政时与司马光不合，得以免罪。范纯仁的儿子们想以范纯仁与司马光议论役法不同为由请求，范纯仁说：“过去同朝议论事情不合可以，你们把它作为今天的话就不可以。”也有愧心而生，不如无愧心而死，于是停止。居住三年，徽宗即位，钦圣显肃皇后共同听政，当天派遣中使赐茶药，告诉说：“知道您先朝言事忠直，现在空出相位等待您。”范纯仁叩头谢恩。不到几个月，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命，诏书说：“岂只是尊德尚齿，昭示宠优，希望刚直的言论和美好的谋略每天听到忠告。”范纯仁捧着诏书哭泣说：“皇上果然用我了，死有余责。”又赐药催促入朝觐见，而范纯仁已有病，请求归乡。皇帝不得已允许，于是说：“范纯仁得一识面足矣。”派遣上医看病，病稍好，诏赐医官章服。病危，神色不乱，叫诸子口述遗表，命门生李之仪整理。其大略说：“大概曾经先天下而忧，期望不辜负圣人的学问，这是先臣教导儿子，而微臣凭借它侍奉君主。”又说：“如果宣仁的诬谤未明，致使保佑的忧勤不显，本权臣以快其私愤，不是泰陵实谓之当然。”又说：“未解疆场之严，几乎空帑藏之积，有城必守，得土难耕。”共八件事。建中靖国改元的那天，接受家人祝贺，第二天熟睡而死，享年七十五岁。诏书赐白金三千两，敕令允许洛官给其谥号忠宣，御书碑额曰“世济忠直碑”。范纯仁坦率平易宽厚简略，不以声色加人，义理所在，则挺然不少屈。从布衣到宰相，廉洁节俭如一，所得俸禄赏赐，都用来扩大义庄。前后任子恩多，先疏族。去世时，五个孙子还未做官。曾说：“我生平所学，只得到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以至于立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 未尝须臾离此也。每戒子弟说：“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聰明，恕己則

译傍晚。如果人们能够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去宽恕别人，就不必担心不能达到圣贤的境界。”又告诫说：“六经记载的是圣人的事迹，懂得一个字就践行一个字，务必做到在仓促匆忙、困顿流离时也一定如此，那么所说的‘有所作为的人也能像圣人一样’，难道不取决于人吗？”又说：“人才难得，想要随时都有可用之人，那么在紧急时刻就会无计可施；治疗七年的重病，需要陈放三年的艾草，如果不预先储备以待用，那对病人有什么办法呢？因此他一向以选拔人才为己任，每次推荐引荐，必定先经过公众评议。亲戚子弟有向他请教的，纯仁说：‘只有节俭可以帮助防范过失，只有宽恕可以成就德行。’那人把这话写在座位旁边，终身铭记在心。他有文集五十卷。纯仁每次议论都依据公平宽恕的原则，不做过分的事，务求以宽宏博大的胸怀开导君主的意旨，以忠诚厚道的态度改变士人的风气。世人认为，如果他的言论能在熙宁、元丰年间施行，后来必定不至于出现政令频繁变更的局面；如果能在元祐年间充分推行，必定不会有绍圣年间大臣报复陷害的祸患。”

译论曰：范纯仁忠诚守信、仁爱宽厚，且擅长治理。看他侍奉神宗时，议论王安石的过失；以及元祐初年，与司马光争论变法，都透彻通达事理，审慎把握权变的关键，轻重得当，可以施行。他济世救民的方略，同时代的人没有谁能超过他。范纯仁在朝廷任职时，事权归于同僚，他的长处未能完全施展。等到他出任州郡长官，仁爱足以惠及下属，明察足以揭发奸邪，建立法规制度，百姓依赖其利益。以至于刑罚不用，而顽固不化的人也归服，这不就是所谓“中孚”的吉祥，能感化豚鱼吗？然而范纯仁也把这方法用在熙宁、元丰年间的小人身上，宽恕贷免以使他们内心羞愧，施予恩惠以使他们意志归正，却不知道这些人都是凭借欺诈谄媚，导致自身经历艰难，反而更加磨砺机变的手段，牢固地结在胸中，贪婪毒辣的本性深入骨髓。凭借神宗的英明，王安石的刚劲，终身陷入他们的圈套而不觉悟。范纯仁却想收到晚年补救的效果，最终如同揖盗养虎，自招灾祸。可悲啊！虽然如此，范纯仁在困顿时能通达，穷困时不失正道，所谓在仓促匆忙、颠沛流离时必定坚守正道，他大概践行了这句话，也可以说是贤人了。

史传三编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史传三编卷三十三

大学士朱轼撰

名臣传二十五

宋

范镇

范镇字景仁，成都华阳人。考中进士，礼部奏报名单时名列第一。按照旧例，殿廷唱名超过三人，那么礼部选拔的首名就会越次自我陈述，通常能排在前列。吴育、欧阳修号称刚直，也顺从众人，只有范镇不这样。同僚多次催促他，他都不为所动。调任新安主簿，西京防守。宋绶推荐他担任国子直讲，召试学士院，应当得到馆阁校理的职位，主考官压制他，补任校勘。范镇对此安然处之。凭借庞籍的推荐，授任开封府推官。提拔为起居舍人，知谏院。上疏议论民田困顿，请求约略祖宗以来官吏士兵的数量，斟酌取其中间数为定制。就当今赋税收入的数量，以十分之七作为经费，而储备十分之三以备水旱非常之事。又说古代冢宰制定国家用度，唐代由宰相判理盐铁度支。如今中书主管民政，枢密院主管军事，三司主管财政，彼此不相知晓，所以财力已经匮乏而枢密院增加军队无穷无尽，百姓已经困苦而三司索取财物不停止。请求让中书、枢密院通晓兵民财利的大计，与三司共同制定国家用度。旧制商人输送粮食到河北，在京师取得补偿，而货物不立即给予钞引，久了才卖出，十成才得到六成。有人议论拿出内帑钱稍微增加价格来购买，每年可多得五十万盈余。范镇说外府、内帑都是有司，如今外府滞留商人，而内帑趁急牟利，严重损害国家体统。皇帝立刻制止了他。等到安葬温成皇后，太常寺议定礼仪，以前称为园，后来称为陵。宰相刘沆以前担任监护使，后来担任园陵使。范镇说：“曾经听说法吏舞弄法律，没听说礼官舞弄礼仪。”请求查问前后不同的情况，又请求停止焚烧锦绣珠玉以缓解国家用度，皇帝听从了。石全赟护卫陵寝，转任观察使，其他官吏都优厚升迁两官。范镇说：“章献、章懿、章惠三位皇后的推恩，都没有这样的先例。”请求追回石全赟等人的告敕。当时有敕令：“凡是内降不符合律令的，都允许执奏。”还没一个月，大臣就废除不执行。范镇请求治中书、枢密院的罪，以昭示天下。皇帝天性宽仁，言事的人竞相激烈攻击，甚至用帷帐内不可明说的事来污蔑人。范镇只致力于引证大体，不关乎朝廷安危、百姓利害，就宽略不言。陈执中任宰相，范镇议论他没有学术，不是宰相的器量。等到宠妾笞打杀死婢女，御史弹劾奏请要驱逐他。范镇说：“如今阴阳不和，财力匮乏百姓困苦，盗贼滋长炽盛，监狱充斥，陈执中应当承担罪责。御史舍大责小，暴露宣扬私事。如果以此作为进退标准，是因为一个婢女驱逐宰相，这不是用来明辨等级，区分堂陛的。”识时务的人认为他正确。当时正禁止百官不得在私宅拜见宰相，等到文彦博、富弼入朝为相，诏令百官在郊外迎接，范镇于是说：“用虚礼尊崇他们，不如用至诚开启他们，请求罢免郊迎而解除谒见禁令，以通达天下之情。”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没有继嗣。嘉祐初年患病，朝廷内外危惧恐慌，范镇独自奋起说：“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立即上疏说：“太祖舍弃他的儿子而立太宗，这是天下的大公。周王已经去世，真宗选取宗室子弟养在禁中，这是天下的大虑。希望陛下以太祖的心，行真宗的旧事，选择宗室贤能的人，区别他的礼物而试以政事，以维系天下人心。”奏章屡次上呈没有回复，于是闭门待罪。恰逢有星变，占卜为急兵，范镇说：“国家根本未立，如果变故起于仓促，祸患不能预先预料。还有什么比这更急迫的呢？”陛下得到臣的奏疏不以防中而付给中书，是想让大臣奉行。臣两次到中书，大臣设辞拒绝臣，这是陛下想为宗庙社稷考虑，而大臣不想。臣私下推究他们的意思，只是担心施行后陛下中途改变罢了。中途改变的祸患，死了也没有愧疚；急兵的忧患，死了也有罪。希望以此示谕大臣，让他们自己选择并审慎处理。听到的人为之腿抖。授任兼侍御史知杂事，范镇因为言论不被听从，坚决辞谢不接受。凡是在皇帝面前陈述的有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