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三编卷三十三

译吕镇哭泣，皇帝也哭着说：“我知道你忠诚，你说的对，应当再等两三年。”吕镇总共上奏章十九次，等待治罪一百多天，胡须头发都变白了，朝廷不能改变他的意志，于是罢免他谏院知事的职务，改任集贤殿修撰，主持流内铨，修撰起居注。吕镇虽然罢免了言官的职务，没有一年不重申以前的议论。看见皇帝年纪越来越高，每当因事涉及此事，希望以此感动皇帝的意志。等到任命为知制诰，因为入朝谢恩，首先说：“陛下答应臣如今已经三年了，希望早日决定大计。”后来韩琦因此决定防务，拥立英宗。不久，任命吕镇为翰林学士。英宗即位，议论追尊濮王，吕镇当时主持太常寺，率领礼官上奏说：“汉宣帝对于昭帝是孙子，光武帝对于平帝是祖父，那么他们的父亲或许可以称皇考。然而议论的人仍然认为不对，说这是以小宗合并大宗的统绪。现在陛下既以仁宗为父，又以濮王为父，那么这种过失不只是宣帝、光武帝可比了。凡是称帝或称父，建立寝庙都是不对的。”于是详细列举仪礼以及汉代儒者的议论上奏。第二年出京担任陈州知州，处理政务三天，擅自发放钱粮借贷给饥民，监司追究得很急。吕镇立即自我弹劾，皇帝下诏原谅他。这一年，陈州大丰收。神宗即位，吕镇再次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读，主持通进银台司。王安石将常平仓改为青苗法。吕镇说：“常平的法令，始于汉朝盛世，根据谷物贵贱来发放或收购，以便利于农民和商人，最接近古法，不可更改。而青苗法实行于唐朝衰世，不值得效法。况且陛下痛恨富人过多取利，而减少取利，这正是在百步与五十步之间罢了。”现在有两个人坐在市场贸易，一个人降低价格来倾轧争夺，那么人们都知道厌恶他，怎么可以用朝廷来实行市场所厌恶的事呢？奏疏三次上呈，没有回复。当时韩极力论述新法的危害，将驳斥条例司的奏疏送交。李常请求罢免青苗钱，皇帝下诏让他分析。司马光辞去枢密副使，皇帝下诏允许。吕镇又举荐苏轼为谏官，而御史谢景温上奏罢免他。举荐孔文仲参加制科，孔文仲对策论述新法不便，被罢免归还原官，这几件事，吕镇都极力争辩，没有回复。于是上疏请求退休。奏疏中又说：“青苗法有见效的，不过一年得到一百万缗钱。一百万缗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地下长出来的，不是从建议者家里出来的，大概都出自百姓罢了。百姓就像鱼，钱财就像水，养育百姓却耗尽他们的钱财，就像养鱼却抽干水一样。”奏疏五次上呈，最后直指王安石以喜怒作为赏罚，并且说：“陛下有纳谏的资质，大臣进献拒谏的计策。陛下有爱民的本性，大臣使用残害百姓的手段。”王安石大怒，拿着他的奏疏来到，手颤抖。亲自起草诏书极力诋毁他，以户部侍郎的身份退休。吕镇上表谢恩说：“臣虽然请求离职，怎敢忘记忧国之心？希望陛下汇集众人的议论作为耳目，以除去壅塞蒙蔽的奸邪；任用老成的人作为腹心，以培养和平的福气。”天下人听说后认为他壮烈。哲宗即位，韩维上奏说：“吕镇在仁宗朝，首先开启建立储君的议论，而吕镇不曾对别人说，别人也不敢替他说话。即使颜回不夸耀自己的善行，介之推不谈论自己的功劳，也不能超过他。”将吕镇十九次奏疏全部上呈，任命为端明殿学士，将任命他为门下侍郎。吕镇推辞说：“六十三岁请求离去，是因为到了退休年龄；七十九岁又回来，难道是云中的礼节吗？”再三强迫他，最终不起用。以银青光禄大夫的身份再次退休，累封为蜀郡公，八十一岁去世，谥号忠文。吕镇清廉谨慎坦荡平易，对待别人一定以诚心，口不说别人的过错，笃行仁义。哥哥吕镃去世，只有遗腹子在外，吕镇徒步在两蜀之间寻找，两年才找到，说：“我哥哥身体有四个乳头，这个孩子也必然如此。”后来果然如此。然而既然做官，面临重大节操，决定重大议论，脸色温和而语言刚强，无所回避屈服。每当遇到奏补，一定先族人而后子孙。乡人有不能婚嫁丧葬的，就为他们主持。年轻时向庞直温学习，后来庞直温的儿子庞昉去世，吕镇抚养他的妻子儿女终身。他的学问本于六经，口不谈论佛老。契丹、高丽都传诵他的文章，尤其注意音乐，自认为得到古法。退休后，请求大府铜铸造乐器，过了一年才完成。皇帝和太后在延和殿试验，赐诏褒奖。将音乐下达太常寺演奏三天，而吕镇去世。然而吕镇所主张的，实际上是房庶以律生尺的方法，司马光认为不对，与他辩论数千言。

译论曰：“凭借司马光的贤能，当时他与吕镇之齐名，那么他所坚守的道义确实足以使天下信服了。吕镇之忠诚正直、刚强端正，始终如一，他见到合乎道义的事必定去做，而不让利害祸福动摇他的心志。他大概是刘安世一流的人，假使他能够执政居位并实行自己想做的事，还不知道谁先谁后呢。然而他平时温和厚道、平易坦荡，以考证经书、讨论礼乐为事，又超脱尘俗、高远不凡了。”

吕诲

吕诲字献可，开封人，是吕端的孙子。他性格纯朴厚道，在家刻苦学习，不随便与人交往。考中进士后，由屯田员外郎担任殿中侍御史。他首先上言说：台谏官被允许根据传闻议论政事，大概是想要广泛采纳意见，弥补政治的缺失。如果这不是他们的职责范围，就是侵夺其他官员的职权。现在却诋毁斥责别人的平生事迹，揭露宣扬隐秘之事，刻薄的作风逐渐形成风气。请求下诏惩戒革除。枢密副使程勘勾结权贵宠幸，得以位居政要之地，吕诲上论罢免了他。嘉祐年间，他上疏请求尽早确立皇位继承人，说：“我私下听说朝廷内外的臣僚因为圣上还没有确立继承人，屡次有秘密奏疏。请求选择宗室子弟，希望陛下思考忠言，发扬独断之明，以遏制尚未发生的祸乱。实在担心有奸臣在其中附和，表面上装作忠实，来缓和陛下的心意，这是最大的祸患，不能不仔细考察。”仁宗把吕诲的奏章交给中书省，韩琦因此定下计议，召吕诲担任侍御史，改任同知谏院。英宗身体不适，吕诲请求皇太后每天任命一位大臣与淮阳王一起查看进献的药饵。都知任守忠掌权已久，英宗的即位不符合任守忠的心意，他多次离间东宫，散布恶言，朝廷内外惊恐不安。吕诲给两宫上书，阐明大义，言辞恳切深刻，多是别人难以说出的话。皇帝病情稍有好转，吕诲屡次请求亲自处理万机政务。等到太后归政，吕诲对皇帝说：“太后辅佐先帝，经历多年，阅览天下事务很多，大事应当禀告咨询，然后施行，表示不敢专断。”于是弹劾任守忠的罪恶，连同他的党羽史昭锡，将他们流放到南方。内臣王昭明等人担任陕西四路钤辖，专门主管蕃部。吕诲说：“自从唐朝以来，出兵不利，没有不是由于监军造成的。现在走马承受官品级很低，一路已经受不了他们的祸害，何况是钤辖呢？”最终罢免了他们。治平二年，升任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他上言说：“台谏官，是君主的耳目。过去三院御史常有二十人，后来逐渐减少。现在台谏空缺中丞，御史五人，只有三人在职。封章十份上报，能传达到皇帝耳中的只有八九份。谏官两人，一人调任他职，一人出使外地。言路堵塞，我私下为陛下惋惜。”皇帝看了奏章，立即任命邵必知谏院。因为议论濮王之事获罪，降为工部员外郎，出任蕲州知州。神宗即位，提拔为天章阁待制，复任知谏院，拜御史中丞。宫中下达旨意在京东购买数万金，又命令广东购买珍珠，吕诲急忙请求罢止。不久，王安石执政，当时多认为得到了人才，只有吕诲说他不通晓时事，重用他是不合适的。于是上疏弹劾王安石说：“大奸似忠，大佞似信。王安石外表显示朴实野性，内心藏着狡诈。陛下喜欢他的才辩而委任他之初，王安石起初没有远大的谋略，只致力于改革，标新立异欺瞒皇上，欺骗下属，用文辞掩饰错误，误天下苍生，必定是这个人。”奏疏呈上，出任邓州知州。起初，王安石刚参与政事，皇帝倾向于他。吕诲当时被召对崇政殿，在路上与司马光相遇，吕诲举手示意司马光说：“袖中的弹劾文书，是针对新参政的。”司马光制止他。吕诲说：“王安石虽然有时名，但是喜欢固执偏见，轻信奸邪之人，喜欢别人阿谀自己，听他的话则美好，施行于用则疏漏。如果在侍从之列，或许还可以容忍，放在宰辅的位置，天下必定遭受他的祸害。况且皇上刚即位，与他朝夕图议的，只有两三个执政而已。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将败坏国家大事，这是心腹之疾，救它还怕来不及，难道可以迟缓吗？”吕诲被贬斥后，王安石更加横行，司马光因此佩服吕诲的先见之明，自认为不及他。第二年改任河南知州，命令还未下达，吕诲因病上表请求退休，说：“我没有旧疾，偶然遇到医生用药方法不当，不知道脉候有虚实，阴阳有顺逆，诊察有标本，治疗有先后，胡乱投药，随意任性，指下的差错，祸延四肢。不只是畏惧肢体之苦，还将担忧腹心之变。大概是用一身的疾病，来比喻朝政。”司马光及邵雍每天到卧室问疾，吕诲所说的都是国家大事，忧愤不能忘记，不曾一语涉及私事。一天亲手写信托付司马光写墓志，司马光急忙探望他，他已经闭目了。司马光呼喊说：“还有要托付我的吗？”吕诲又睁开眼睛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努力吧。”于是去世，享年五十八岁。海内听到的人痛惜他。元祐初年，吕大防、范纯仁、刘贽上表称颂他的忠诚，诏赠通议大夫，让他的儿子吕由庚担任太常寺太祝。

论曰：王安石起初有盛名，不喜欢他的人有韩琦、张方平、孙固、李师忠。然而著论辩驳的只有苏洵，特别上疏弹劾的只有吕诲。而陆九渊认为苏洵了解王安石，不一定是特别的见识，大概是因为他们气味不相投罢了。吕诲平生清苦刚烈，比作王安石传中所称的“譬如草木，我的臭味”，唯独他能逆料其必然，如同烛照占卜。司马光推崇佩服他不是虚妄的。吕诲临终，勉励司马光说天下事尚可为，二十年后，司马光再次促成元祐的盛世，吕诲来不及看见了。等到司马光去世，吕诲的儿子吕由庚挽诗说：“地下

译如果遇见中执法，就告诉他今天又迎来了太平盛世。”大概是因为推究他先人的心意，当时的人共同为之悲伤惋惜，是有原因的啊。

译郑侠，字介夫，福建福清人。治平年间，跟随父亲在江宁任职，闭门刻苦学习。王安石知道他的名声，邀请他相见，称赞并奖赏他。郑侠考中进士高等，调任光州司法参军。王安石在政府执政，凡是所推行的政策，民间都认为不便。光州有疑难案件，郑侠审理议决后上奏，王安石全部按照他的请求办理。郑侠感激他把自己当作知己，想要竭尽忠心。任期届满进入京城，当时刚开始实行试法的命令，被选中的官员可以越级升任京官。王安石想让他借此晋升，郑侠因为未曾学习法律而推辞。郑侠三次去见王安石，王安石询问他听到了什么，郑侠回答说：“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这几件事，以及边境用兵，在我心里不能没有担忧。”王安石不回答，郑侠退下后不再相见，只是多次写信陈述法律对百姓的危害。过了很久，郑侠监安上门。王安石虽然不高兴，还是派他的儿子王雱来告诉他试法的事。当时正设置修经局，王安石又想征召他做检讨，又命令他的门客黎东美传达意思。郑侠说：“我读书不多，不足以辱没检讨的职位。我之所以来，是请求在相君门下执经侍奉罢了。然而相君发言立论，无不把官爵放在首位，对待士人的态度也太浅薄了。如果真的想提拔我并成就我，选取我所推荐的有利于百姓、便利事物的士人，实行其中的一两项，让我进身而无愧，不也很好吗？”这时从熙宁六年七月不下雨，直到七年三月，百姓没有活路。东北的流民，每当风沙昏暗时，扶老携幼堵塞道路，瘦弱病苦，身上没有完整的衣服，有的吃木实草根，甚至身上带着刑具背负瓦片揭起木头卖来偿还官府，络绎不绝。郑侠知道王安石不可劝谏，把所见到的全部画成图，上奏疏到阁门不被接纳，于是假称机密紧急，通过马递送到银台司。奏疏大意说：“去年大蝗灾，秋冬大旱，麦苗焦枯，五谷不入，群情恐惧死亡。正当春天却砍伐树木，竭泽而渔，草木鱼鳖也无法生存。于是灾祸来临，没有人能够抵御。希望陛下打开仓库赈济贫乏，把有关部门苛刻聚敛的不道之政，全部罢去，希望下面招致和气，上面顺应天心，延续万民垂死的生命。现在台谏官员充数，左右辅佐大臣又都贪婪卑鄙追求近利，使得怀抱道义、有见识的士人，都不愿意与他们说话。陛下用爵禄名器驾驭天下的忠贤，却让人如此，这绝不是宗庙社稷的福气。我私下听说南征北伐的人，都凭借胜利的形势、山川的地形画图来进献，没有一个人把天下百姓典妻卖子，砍桑毁舍，流离逃散，惶惶不安、供给不足的情况上报的。臣谨慎地把每天所见画成一图，只要经过眼目就可以让人涕泣，何况有比这更严重的呢？如果陛下实行臣的话，十天内不下雨，就请求在宣德门外斩臣，以正欺君之罪。”奏疏呈上，神宗反复观看图，长叹数次，袖着图进入内宫。当晚睡不着觉。第二天，命令开封府体恤免除行钱，三司考察市易，司农发放常平仓的粮食，三卫具报熙河所用兵力，各路上报民物流散的原因，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宝甲全部罢去，共十八件事。民间欢呼相贺。又下达责躬诏，征求言论。过了三天下了大雨，远近都得到滋润。辅臣入朝祝贺，皇帝把郑侠所进的图状给他们看，并且责备他们，他们都再次拜谢。王安石上章请求离职，外面才知道事情的原由。群奸切齿痛恨，于是把郑侠交给御史治他擅自发动马递的罪。吕惠卿、邓绾对皇帝说：“陛下多年来废寝忘食，成就这美好的政事，天下正蒙受其恩赐，一旦听从狂夫的话，全部罢废，难道不可惜吗？”他们一起在皇帝面前哭泣。于是新法全部恢复原状。王安石离职，吕惠卿执政。郑侠又上疏议论他，仍然选取唐代魏征、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的传记做成两轴，题名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在职的臣子暗中符合李林甫一类，而背离姚崇、宋璟一类的，各自归入其类。又写信进献给他。又推荐冯京可以当宰相，并说禁中有披甲登殿等事。吕惠卿上奏说这是诽谤神仙，把郑侠编管到汀州。御史台吏谒忠信拜见他，说：“御史缄默不言，而您上书不止，这是言责在监门，而台中无人了。”从怀中取出两卷名臣谏疏交给郑侠，说：“用这些作为正直人的助力。”吕惠卿揭发这件事，唆使御史张琥一并弹劾冯京为党羽。当时郑侠已经上路，吕惠卿命令奉礼郎舒亶前往抓捕，在陈州遇到，搜查他的箱子得到所抄录的名臣谏疏，有议论新法的事以及亲朋书信，全部按照姓名治罪。案件审结，吕惠卿议定把他处死。皇帝说：“郑侠所说的不是为了自身，忠诚也可以嘉奖，难道应该深罪吗？只把他迁徙到英州。”到了之后，得到一间快要倒塌的僧屋居住。英州人无论贫富贵贱都对他尊敬，争着派遣子弟跟随他学习，为他建造房屋让他迁居。哲宗即位，他才得以回归。苏轼、孙觉上表推荐他，让他担任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次被贬到英州。徽宗即位，赦免他，仍然恢复原官。又被蔡京剥夺，从此不再出仕。穿布衣吃粗食，隐居田野。然而一言一语，未曾忘记君主。宣和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乡人把他的门巷命名为郑公坊，州县都在学校祭祀他。绍熙年间，皇帝下诏追赠他为朝奉郎，让他的孙子郑嘉正担任山阴尉。评论说：郑侠一向被王安石知遇，王安石向来敬爱他。如果让他贬损依附曾布、韩绛的地位，可以立刻得到，最终他不因为那些而改变

译这是道义与私利分明、忠诚恳切胜过私欲的表现。当新法刚开始推行时，凭着韩琦的功勋德行、司马光的刚正不阿，也没有人能改变他的志向。身为监门小吏的侠，绘制图表入宫禀告，痛切地呼吁，各种新法随即全部废止，甘霖于是充沛降下。虽然神宗皇帝后来时晴时阴，但侠的赤诚之心与浩然正气，却如日月星辰般光辉灿烂，直冲云霄。被贬斥之后，便不再被起用。元祐年间，众多正直之士一同被征召任用，侠却始终困顿滞留在遥远的地方，不能与君子们一同进用，千载之下令人仍感到遗憾。

译范祖禹，字淳甫，是成都华阳人。他出生时，母亲梦见一位伟岸的男子进入寝室，说：“我本是汉代的将军邓禹。”母亲醒来后，仿佛还看见他，于是用“禹”给他取名。起初字梦得，司马光因为传记中称邓禹（字仲华）品行笃实纯备，便为他改字为淳甫。范祖禹幼年丧父，叔祖父范镇将他抚养长大，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范祖禹自认为已经孤苦，每逢岁时节日亲戚宾客聚会庆贺，他都悲伤痛苦得好像无处容身，于是闭门读书，从不参与世俗的人事应酬。到了京城，他所交往的都是当时正直的人。范镇器重他说：“这孩子是天下的人才。”范祖禹考中进士甲科，跟随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阳待了十五年，不谋求仕途进取。书修成后，司马光推荐他担任秘书省正字。当时王安石主持朝政，尤其喜爱器重他。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与范祖禹关系友好，曾传达王安石的意思，范祖禹最终也没有去拜见。富弼退休住在洛阳，一向严肃刚毅，闭门很少与人交往，唯独对待范祖禹特别厚道。富弼病重时，把密疏交给范祖禹，大致内容是论述王安石误国以及新法的危害，言辞极其愤激切直。富弼去世后，人们都认为这份密疏不能上奏，范祖禹最终还是将它呈上了。哲宗即位，范祖禹被任命为著作佐郎，修撰神宗实录。当时程颐担任崇政殿说书，程颐对司马光说：“经筵如果能得到范淳甫，那就更好了。”司马光说：“朝廷已经提拔任用他了。”程颐说：“没想到是这样，只是经筵必须使用他。”司马光问他原因，程颐说：“我自我揣度缺乏温润的气度，范淳甫面色温和而气息平和，尤其能够阐明是非，引导君主的心意。”于是范祖禹被任命为侍讲。神宗丧期已满，范祖禹上疏给宣仁太后说：“现在刚结束丧期开始穿戴吉服，一切奢俭的风气开端，都由此产生。凡是能够使人心情愉悦、眼睛喜爱的东西，不应当比旧时增加。皇帝年幼，圣明的本性尚未定型，看到节俭就会节俭，看到奢侈就会奢侈，所以用来训导成就德行的事情，举动都应当有法度。现在听说奉宸库索取珍珠，户部使用黄金，数量极多，恐怕增加没有止境，希望防患于未然，崇尚节俭敦厚朴实，辅助培养皇帝的圣明本性，使眼睛不看靡丽柔靡的色彩，耳朵不听淫邪嘈杂的声音，不合礼法的不说，不合礼法的不做，那么学问就会日益增进，圣德就会日益崇高，这是国家无边的福气。”按照旧例，丧期结束应当奏乐设宴，范祖禹认为趁着除去丧服而设宴奏乐，不符合君子不得已才除去丧服的本意，不可行。冬天严寒，宫中拿出钱一万贯来赐给贫民，范祖禹借此进言说：“嘉祐以前，各路都有广惠仓，用来救济贫苦百姓，京城有东西福田院，用来收养老弱病残。到嘉祐八年，增设南、北福田院，共有四院，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好法度。臣认为应当在四福田院增盖官房来安置贫民，不限人数。”多次委派左右厢提举使臣，预先制定方略进行救济，统计存活和死亡的人数，以此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天下的广惠仓，应当重新推行法令，官吏用心赈济抚恤，使实惠真正惠及百姓。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因此赐给他御书的唐人诗。范祖禹上表谢恩说：“臣希望陛下专心致志于学问，也如同喜好书法一样日益精进；道德修养也都如同游艺一般自然。退朝后，臣节录《尚书》《论语》《孝经》中切要的话语和训诫之言，共有一百十九件事，命名为《三经要语》，进献给陛下。”夏天暑热暂时停止讲经，范祖禹上言说：“陛下今天的学问，关系到日后的治乱。如果好学，那么天下君子就会以正道侍奉陛下，辅佐德业而达到太平；如果不学，那么小人都会动其邪念，务求奸邪谄媚以窃取富贵。凡是人进德修业，没有不在年少时进行的。现在圣上的资质日益增长，几年之后，恐怕不能像今天这样专心，臣为陛下感到惋惜。”范祖禹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首先论述君主端正内心修养身心的要点，请求太皇太后每天将天下的辛劳、万民的疾苦、群臣的正邪、政事的得失，开导皇帝的心，使其心中明确知晓并牢记，使日后各种邪说不能迷惑他，小人不能进用。蔡京镇守蜀地，范祖禹说：“蔡京小有才能，不是端正善良的人，不应当推崇提拔。”范祖禹升任给事中。吴中发生大水灾，皇帝下诏拿出米百万斛、钱二十万贯来赈救。有关部门怀疑诉说灾情的百姓是虚妄，请求加以查验。范祖禹封还奏章说：“国家的根本仰赖东南供给，现在一方百姓呼天抢地诉苦，张口等待喂养，以摆脱朝夕的危急。如果稍加惩罚谴责，恐怕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说话了。”范祖禹被任命为礼部侍郎，论述选拔监司、州守、县令时说：“祖宗将天下分为十八路，设置转运使、提点刑狱，收回乡长、镇将的权力，全部归于县；收回县的权力归于州，州的权力归于监司，监司的权力归于朝廷。上下相互维系，轻重相互制约，建置的方法最为合适。监司负责一路，州守负责一州，县令负责一县，都与天子分土而治，怎么能不慎重选择呢？祖宗曾经有考核之法，专门考察各路监司，在中书省设置簿册以稽查要点。现在应当委派吏部尚书选取应当担任州官的人，分条列出功绩上报三省。三省召见并考察他们，如果其人可以任用，就依次表奏任用。到任后让监司考核他们的政绩，一年之后可以比较优劣而实施升降。这样那么得到的人才一定很多，监司、郡守得到人才，县令没有才能，就不是所担忧的了。”曾经听说宫中寻找乳母，范祖禹认为皇帝年仅十四岁，不是亲近女色的时候，立即上疏劝勉皇帝增进德行爱护身体，又请求宣仁太后保护圣上身体，言辞非常恳切周到。不久宣仁太后告知外面的议论都是虚传，范祖禹又上疏说：“臣以前所说的事情虽然没有

译这确实足以作为事前警戒。臣侍奉陛下左右，听到一些传闻，内心实在怀着私下的忧虑，因此不敢回避妄言获罪的惩罚。凡事在事情发生之前进言，确实会被认为是过错；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又来不及补救。陛下宁愿接受事前的劝谏，不要让臣等产生来不及补救的悔恨。”曾采集帝王学问以及祖宗讲读的故事，编成《帝学》八卷呈上，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元祐七年，在迩英阁应对时，祖禹上奏说：“臣私下观察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丰功盛德，固然无法用言语详尽表达。能够看到的，有五点：敬畏上天、爱护百姓、侍奉宗庙、喜爱学习、采纳谏言。仁宗在天下推行这五点，所以称为‘仁’。仁宗每当因事显示好恶，皇祐年间，杨安国讲解‘直哉史鱼’这一章，仁宗说：‘伯玉确实是君子，但不如史鱼那样直率。’仁宗希望臣下切直敢言，所以说伯玉不如史鱼，以此打开臣下切直敢言的道路，这是圣人的大德。希望陛下以此为法则。”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宣仁太后去世，祖禹担心小人趁机危害朝政，上疏说：“陛下刚亲理政务，接见群臣，这是国家兴衰的根本，社稷安危的关键，百姓休戚的源头，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时刻，天命人心去留离合的时候，不可不慎重。先皇后对宗庙社稷有大功，对百姓有大德，九年之间，始终如一，然而群小怨恨，也不在少数，必定会以改变先帝政令、驱逐先帝臣子为借口，来进行离间。先皇后顺应天下人心变化而进行变革，既然改变了法则，那么制定旧法的人有罪应当退位，也是顺应众议而实行的，这都是上对不起先帝，下对不起万民。天下所仇视并想要除去的人，难道其中有什么憎恶吗？只要辨析是非，坚决拒绝邪说，对于用奸言迷惑圣听的人，交付法典刑罚，严惩一人以警示群恶，那么就会安然无事。这些人既误导了先帝，又想误导陛下，天下大事，难道能承受小人再次破坏吗？”起初，苏轼约定一起上章论列，谏草已经写好，看到祖禹的奏疏，于是附名一同上奏说：“您的文章，是经世致用的文章。”最终不再拿出自己的草稿。祖禹又说：“先皇后以公正无私为心，废除王安石、吕惠卿所制定的新法，实行祖宗旧政，所以社稷由危转安，人心由离转合，甚至达到如此地步。”辽主也告诫他的臣下不要生事，说：“南朝专门实行仁宗的政令了。”外国的情况如此，中国的人心可以想见。先皇后日夜苦心劳力，为陛下奠定太平基业，已有成效。希望保持安静，恭敬自身来面对，虚心来处理，那么群臣的邪正，万事的是非，在圣心中就清楚了。”奏章多次上呈没有回复。忽然有旨召见内臣十余人，祖禹说：“陛下亲政以来，天下侧耳倾听，没听说访求一位贤臣，而所召见的却是先前的内侍，必定认为陛下偏私亲近之人。希望立即赐令追回改正。”于是请求面见说：“熙宁初年，王安石、吕惠卿制定新法，完全改变祖宗政令，大量引荐小人以误国。功勋旧臣被排斥不用，忠正之士相继远离。又用兵开拓边疆，与外国结怨，天下愁苦，百姓流离失所。幸赖先帝觉悟，罢黜驱逐这两人，但他们所引荐的群小已布满朝廷内外，无法再清除。蔡确接连兴起大狱，王韶攻取熙河，章惇开辟五溪，沈起扰乱交趾、管州，沈括、徐禧、俞克、种谔兴起西边战事，兵民死伤不下二十万。先帝临朝哀悼悔恨，认为朝廷不得不承担罪责，以至于吴居厚在京东实行铁冶法，王子京在福建实行茶法，蹇周辅在江西实行盐法，李稷、陆师闵在西川实行茶法市易法，刘定在河北教习保甲，百姓都愁痛嗟怨，家家户户都想造反。幸赖陛下与先皇后起来拯救，天下百姓如同解除了倒悬之苦。只是向来被斥逐的人，窥伺事变，妄自揣测陛下不认为修改法度是对的，如果得以接近陛下，必定进献奸言，万一听信而再次任用他们，臣担心国家从此衰败无法振兴。”又论述汉唐的灭亡，都由于宦官。自熙宁、元丰年间，李宪、王中正、宋用臣等人掌权，统领军队权势显赫，王中正兼管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违抗，士兵冻饿死亡最多。李宪陈奏再举边防，导致永乐城溃败。宋用臣大兴土木工程，没有休息的时候，榨取市井微小利益，为国家招致怨恨。这三个人，即使加以诛杀，也不足以向百姓谢罪。李宪虽然已死，而王中正、宋用臣还在。现在召见内臣十人，而李宪、王中正的儿子都在其中。这两人一旦进入，那么王中正、宋用臣必定会被再次任用。希望陛下考虑。”当时绍述的议论已经兴起，有迎合章惇的意思，祖禹极力进言章惇不可任用，不被听从，于是请求外放，于是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任陕州知州。言官论奏祖禹修实录诋毁诬蔑，又搜集他谏止宫中雇佣乳母的事，接连贬为武安军节度副使、昭州别驾，安置在永州、贺州，又迁徙到宾州而死，享年五十八岁。祖禹平时温和恭顺，口中不说别人的过错，遇到事情则辨别是非，毫不隐忍。在迩英阁，坚守经典依据正道，进献纳谏尤其多。曾经讲解《尚书》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这六个字，拱手再次诵读，退后站立说：“

译希望陛下谨慎听取意见。”皇帝再三点头表示赞同，于是（祖禹）退下。每当讲经的前一夜，他必定整理好衣冠，神情庄重如同在皇帝身边一样，命令子弟先在一旁侍候，按照讲义讲解其中的学说，列举古代义理并参酌当时时事，言辞简练而得当，没有一句冗长的话，义理清晰明白，条理分明地写成文章。苏轼称赞他是讲官中的第一。祖禹又曾进献《唐鉴》十二卷、《仁宗政典》六卷。其中《唐鉴》深刻阐明唐朝三百年的治乱兴衰，学者们尊崇它，称他为《唐鉴》公。

译评论说：古语说“评价一个人，一定要追溯他的父兄师友”，真是至理名言啊！祖禹是程镇的曾孙，忠孝品德世代传承，在程氏门下学习，深得伊洛学派的渊源，又与司马光一起编撰《资治通鉴》，探讨古今治乱的得失，大概他个人的领悟非常深刻。祖禹流传于世的著作很多，至于他进讲时的言论和奏疏的文章，确实是精金美玉，世人共同珍视的宝物。

苏轼【弟弟苏辙】

苏轼字子瞻，眉州人。他出生十年时，父亲苏洵游历四方求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他听到古今成败的故事，就能说出其中的要点。等到成年，他广泛通晓经史，每天写文章几千字，喜欢贾谊、陆贽的著作。嘉祐二年，他在礼部考试中名列第二，殿试考中乙科，被任命为福昌县主簿。欧阳修因为他才识兼备而向秘阁推荐他，他参加六论考试，又应对制策考入三等，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判凤翔府事。关中自从元昊叛乱以来，百姓贫困，徭役繁重，岐山一带每年要输送南山木材的木筏，从渭水进入黄河，经过砥柱的险要地段，衙门官吏接连因此破产。苏轼考察其中的利弊，让百姓自己选择水工，按时令决定行止，从此危害减少了一半。治平二年，他入京判登闻鼓院。英宗早就听说他的名声，想任命他为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是远大的器量，将来自然会被天下所用，关键在于朝廷培养他。”于是任命他为直史馆。苏轼听说后说：“韩公可以说是爱人以德了。”父亲苏洵临终时，因为哥哥苏涣早逝，子孙尚未自立，妹妹嫁给了杜家，去世尚未安葬，托付给苏轼。苏轼守丧期满后，就安葬了姑姑。后来他得到官职推恩的机会，给了苏涣的曾孙苏彭。熙宁二年，他回朝。王安石执政，厌恶他的议论与自己不同，让他判官告院。熙宁四年，王安石想改革科举，兴办学校，下诏让两制和三馆官员议论。苏轼认为得到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责求实效，不在于变法。议论呈上后，神宗说：“我本来就怀疑这一点，得到苏轼的议论，心里就释然了。”当天就召见苏轼，问当今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陈。苏轼回答说：“陛下天生聪慧，上天赋予文武才能，不担心不明智，不担心不果断，只担心求治太急，进用人才太锐利，听取言论太广泛，希望以安静的心态等待事物的到来，然后再应对。”神宗惊惧地说：“你的三句话，我要仔细思考。”王安石听说后不高兴，任命他暂代开封府推官，想用事务困住他。苏轼判决案件精明敏捷，名声传得更远。适逢上元节皇帝下令官府购买浙灯，并且命令压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是因为喜欢灯吗，不过是为了奉承两宫太后高兴罢了。但是百姓不可能户户告知，都会认为陛下用耳目不急之玩物，夺取他们口体必需的资金，这件事虽小，影响却很大。希望追回前面的命令。”立即下诏停止。当时王安石创立实行新法，苏轼上书论说其不便，说：“我想说的有三点，希望陛下团结人心，淳厚风俗，保存纪纲罢了。君主所依靠的是人心，自古至今，没有和易同众而不安的，刚果自用而不危的。祖宗以来管理财政的不过三司，现在又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六七少年日夜在内讲求，使者四十多人在外分行营干，开端宏大，百姓确实惊疑，新法新奇，官吏都惶惑。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现在只听说江浙之间几郡雇役，就想推行到天下。女户单丁，大概是天下最穷苦的人，而陛下首先想役使他们。自从杨炎实行两税法，租调与庸已经合并了，现在两税依旧，为什么又想收取庸钱？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减除，差役依旧，推究来源，就一定有承担罪责的人了。青苗放钱，自古有禁令，现在陛下刚立下成法，每年常行。虽然说不许强配，但几代之后，陛下能保证吗？计算愿意请钱的户，一定是孤贫不济的人，鞭挞紧急，接着就是逃亡；逃亡不还，就牵连邻居保甲，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将来天下怨恨，国史记载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吗？况且常平法，可以说完美了，现在想变为青苗法，破坏旧的建立新的，损失更多。过去汉武帝用商人桑弘羊的说法，买贱卖贵，叫做均输，当时商贾不行，盗贼滋长，几乎导致动乱。孝昭帝即位后，霍光顺应百姓愿望，从而给予，天下归心，于是无事。没想到今天这种议论又复兴。立法之初，费用已经很多，即使略有收获，而征收商税的额度损失一定很多。譬如有人替主人畜牧，用一头牛换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就隐藏不说，五只羊的收获就指为劳绩。现在破坏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劳，亏损商税而取均输法的利益，有什么不同呢？议论的人一定说百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这是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的说法。还没等到乐成，怨恨已经起来了。我希望陛下团结人心的，就是这个。国家之所以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富与贫。我希望陛下务必崇尚道德而淳厚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仁宗持法极宽，用人有序，专门致力于掩盖过失，不曾轻易改变旧章。考察他的成功，就说未达到；说到用兵，就十出九败；说到

译府库中的财物，仅仅够用而没有剩余。只是因为恩德润泽百姓，风俗知道道义，所以在皇帝驾崩之日，天下人都归心于仁政。议论的人却想用苛刻的察究来矫正，用智巧来统一，招来新进勇猛的人，以图取一时速成的效果，还没有享受到利益，浇薄的风气已经形成。近年朴实敦厚的人越来越少，巧言进身的人越来越多。希望陛下哀怜并拯救他们，臣希望陛下厚待风俗的原因，就在于此。

祖宗委任台谏官员，不曾因为一句话就治罪，即使有轻微的责罚，随即就超擢升迁，允许他们根据传闻进言，而没有长官约束。言论涉及皇帝，天子就改变脸色；事情关系到朝廷，宰相就待罪。台谏固然不一定都说得对，所说的也不一定都正确，但必须培养他们的锐气并借给他们重权，是为了遏制奸臣的萌芽，而补救偏颇专断的弊端。臣听老辈人谈论，都说昔日台谏所说的，常常跟随天下的公论；如今舆论沸腾，怨恨诽谤交加而至，公论所在，也可以知道了。然而大家互相观望而不发声，朝廷内外都感到失望。臣担心从此以后，习惯成自然，台谏都成为执政者的私人，以致君主孤立，纲纪一旦败坏，什么事不会发生呢？臣希望陛下保存纲纪的原因，就在于此。

苏轼见王安石称赞皇帝独断专任，因此在考试进士时出题，以晋武帝平定东吴因独断而成功，苻坚讨伐东晋因独断而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称霸，燕王哙专任子之而败亡。事情相同而功效不同，以此询问王安石，王安石大怒，派御史谢景温弹劾他的过错，彻底查究也没有得到什么。苏轼于是请求外放，任杭州通判。

高丽入贡，向官吏散发赏赐的币帛，文书上写的是甲子年，苏轼拒绝接受，说：“高丽对本朝称臣却不遵奉正朔，我怎么敢接受？”使者更改文书，写上熙宁年号，然后才接受。当时新政不断下达，苏轼在其中，常常借用法令来便利百姓，百姓依赖他而安定。

调任密州知州，司农寺实行手实法，不按时施行的人，以违反制度论处。苏轼对提举官说：“违反制度的罪责，如果是出自朝廷，谁敢不服从？现在出自司农寺，这是擅自制定法律。”提举官惊讶地说：“您暂且缓一缓。”不久，朝廷知道法律害民，废除了它。

有盗窃案件发生，安抚司派遣三班使臣带领凶悍的士兵来抓捕，士兵凶暴杀人，于是因害怕犯罪而惊恐溃散，将要作乱，百姓奔逃到苏轼这里。苏轼扔下文书不看，说：“一定不会到这种地步。”溃散的士兵听说后稍微安定，苏轼慢慢派人招出他们，然后处决了。

调任徐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汇聚在城下，城墙将要倒塌，富人争相出城避水。苏轼说：“富人出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和谁一起守城？我在这里，水决不能冲垮城墙。”驱使他们重新进入。苏轼到武卫营，叫来卒长说：“黄河将要危害城池，事情紧急了，即使是禁军也要为我尽力。”卒长说：“太守尚且不躲避泥泞积水，我们这些小人应当效命。”率领他的部下拿着畚箕铁锹，出来修筑东南长堤，头起于戏马台，尾连接城墙。雨日夜不停，城墙没有沉没的只有三版。苏轼在堤上搭建帐篷居住，让官吏分段防守，最终保全了城池。又请求调拨明年的劳力增筑旧城作为水岸，以预备水灾再次到来，朝廷听从了他。

调任湖州知州。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摘取他谢表中的语句，连同所作的诗认为是诽谤讥讽，逮捕他入狱，想要置他于死地。皇帝怜悯他，下诏安置在黄州，三年后移任汝州。苏轼上书自陈饥寒，有田在常州，希望能居住在那里。早上奏章进入，晚上就批复同意。

哲宗即位，恢复朝奉郎，任登州知州。召为礼部郎中，升任起居舍人。元祐元年，升任中书舍人。起初，祖宗时差役法实行久了产生弊端，编户充任差役的人不熟悉差役，虐待役使多导致破产，狭乡百姓甚至有整年不得休息的。王安石改为免役法，让各户按高低出钱雇人服役。执行法律的人过度征收，成为百姓的祸害。司马光做宰相，只看到免役法的害处，不知道它的好处，想要恢复差役法，派遣官员设置局所，苏轼在其中被选中。

苏轼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弊。免役法的害处，是搜刮百姓钱财，十室九空，钱财聚集在上面，而下面有钱荒的祸患。差役法的害处，百姓常在官府服役，不能专心务农，而贪婪的官吏狡猾的胥吏得以借此作恶。这两种害处的轻重，大概差不多。”司马光说：“对你来说怎么样？”苏轼说：“法律相互沿袭就容易成功，事情有渐进就不惊动。现在想要突然废除免役法而实行差役法，大概不容易。”司马光不听，苏轼又在政事堂陈述，司马光不高兴。苏轼说：“昔日韩公刺陕西义勇，您做谏官争辩得很尽力，韩公不高兴，您也不顾。难道今天做宰相不允许苏轼尽言吗？”司马光改变脸色谢罪。

不久任命为翰林学士，元祐二年兼任侍读。每次进读到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地方，没有不反复开导，希望有所启发觉悟。哲宗虽然恭敬沉默不言，总是点头同意。曾经锁宿在禁中，在便殿召见。太皇太后问：“你现在是什么官？”回答说：“翰林学士。”说：“怎么这么快就到这个职位？”回答说：“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说：“不是这样。”说：“难道是大臣论荐吗？”说：“也不是。”苏轼惊讶地说：“臣虽然没有德行，不敢通过其他途径进身。”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诵读您的文章，一定感叹说：‘奇才奇才，只是来不及进用你罢了。’”苏轼不觉哭出声来，太皇太后和皇帝也哭泣，左右的人都感动哭泣。随后命令坐下，赐茶，撤去御前的金莲烛。

译（苏轼）被送归院中。他曾经阅读祖宗的《宝训》，借机谈论时事，苏轼逐一陈述如今赏罚不明，善恶没有鼓励和抑制。又黄河水势正向北流，却强行让它向东；西夏人入侵镇戎，杀掠数万人，主帅不向上级报告。每件事都这样，恐怕逐渐形成衰败混乱的开端。元祐三年，苏轼暂代礼部贡举主考官，巡视考场的内侍常常摧残侮辱考生，苏轼全部上奏将他们驱逐。元祐四年，苏轼请求外放，被授予龙图阁学士，任杭州知州。杭州大旱，饥荒和瘟疫同时发生，苏轼请求免除本路上供米的三分之一，又得到赐予的度僧牒，换米来救济饥民。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出售常平米，多做粥和药剂，派遣使者带着医生分方治病，救活的人很多。苏轼说：“杭州是水陆交通要道，因瘟疫而死的人常常很多，于是募集盈余的钱得到二千缗，又拿出私囊中的黄金五十两，用来建立病坊，稍微积蓄钱粮来等待（病人）。”杭州本来靠近海边，地下水咸苦，居民稀少。唐代刺史李泌开始引西湖水作六口井，百姓用水充足。白居易又疏浚西湖水流入漕河，从河流入田地，灌溉的田地多达千顷，百姓因此殷实富裕。湖中多长葑草，从唐代到钱氏吴越国，每年都疏浚治理。宋朝建立后，废弃了这项工程，葑草堆积成田，漕河失去了湖水的便利，取给于江潮，潮水浑浊多淤积，河流穿过街市，三年淘洗一次，成为市井的大患，而六口井也几乎废弃。苏轼看到茅山一条河专门接纳江潮，盐桥一条河专门接纳湖水，于是疏浚这两条河以通漕运，又建造堰闸作为湖水蓄泄的界限，江潮不再进入街市。用余力又修完六口井，又取葑田堆积在湖中，南北长三十里修筑长堤，以便行人通行。吴地人种菱角，春天就铲除不留寸草，苏轼招募人在湖中种菱角，葑草不再生长，收取其利润来准备修湖，取救荒剩余的钱一万缗，粮一万石，以及请求得到一百张度僧牒来招募役夫。堤坝建成后，在上面种植芙蓉和杨柳，望去像画图一样，杭州人称为苏公堤。高丽贡使到来，旧例吴越七州花费二万四千多缗，苏轼命令各州酌情裁减，百姓获得交易的利益，没有侵扰的危害。浙江潮水从海门东来，气势如雷霆，而浮山耸立在江中，与渔浦等山犬牙交错，水流回旋冲击，每年毁坏公私船只不可胜计。苏轼建议从浙江上游地名石门，沿着山向东开凿为漕河，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多里到达江中，又沿着山为岸，不到十里到达龙山大慈浦。从浦北折抵小岭，开凿岭六十五丈到达岭东古河，疏浚古河数里到达龙山漕河，以避开浮山的险阻，人们认为便利，上奏朝廷，有厌恶苏轼的人，极力阻挠，工程因此没有成功。苏轼又说：“三吴的水，积聚为太湖；太湖的水，溢出为松江，流入海。海每天两次潮水，潮水浑浊而江水清澈，潮水常常淤塞江路，而江水清澈湍急，随即涤去，海口常通，那么吴中少水患。”过去苏州以东，公私船只都用篙撑行，没有陆上拉纤的。自从庆历年间以来，松江大筑拉纤路，建长桥以扼塞江路，所以现在三吴多水患。想要开凿拉纤路建十座桥，以加速江势，也没有成功，用人者都以此为恨。苏轼二十年间两次治理杭州，对百姓有恩德，家家有他的画像，饮食必定祝祷，又建生祠来报答。元祐六年，苏轼入朝任翰林承旨，几个月后又请求外放，于是以龙图阁学士出任颍州知州。在此之前，开封各县多水患，官吏不究根本，决开陂泽，注入惠民河，河不能承受，导致陈州也多水。又将开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开凿黄堆，想注入淮河。苏轼刚到颍州，用水准测量，淮河的涨水高于新沟几乎一丈，如果开凿黄堆，淮水反而倒流颍地造成祸患。苏轼向朝廷进言，于是停止。郡中有老贼尹遇等人，多次抢劫杀人，抓捕不到。苏轼召见汝阴尉李直方说：“你能擒获他们，我将向朝廷进言，给予优厚赏赐；抓不到就上奏免除你的官职。”直方缉捕盗贼抓获了他们，朝廷认为不符合小罪格，推赏不及。苏轼请求用自己的年劳为直方赏赐，不被允许。其后吏部升苏轼一级，苏轼说已许诺直方，又不被答复。元祐七年，调任扬州。旧制，发运司主管东南漕运法，听任操舟者私载货物，征商不得阻难，所以操舟者往往富厚，以官船为家，修补其漏洞，并且周济船夫的匮乏，所以所载货物快速到达无虞。其后禁止而不允许，船夫困窘，多盗窃所载货物来救济饥寒，公私都受害。苏轼请求恢复旧制，朝廷听从。召任兵部尚书兼侍读。这一年，哲宗亲郊，苏轼任卤簿使，引导皇帝车驾进入太庙，恰逢皇后及大长公主争道不避仪仗。当时李之纯任仪仗使，苏轼说：“中丞职责应当肃正政事，不可不报告。”之纯不敢说，苏轼在车中上奏。哲宗派遣使者驰报太后，第二天诏令整肃仪卫，自皇后以下都不得迎谒。不久升任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任礼部尚书。元祐八年，宣仁后去世，哲宗亲政，苏轼请求补外，任定州知州。当时国事将变，苏轼不得入朝辞行。出发后，上书说天下治乱取决于下情是否通达，陛下听政之初，应当以通达下情、消除壅蔽为急务。臣每日侍奉帷幄，正应当戍边，却不得一见而行，何况疏远小臣想要求自通，难啊。然而臣愿

译效愚忠者，陛下圣明智慧超越常人，正值壮年，臣愿虚心遵循事理，默默观察各种事务的利弊以及群臣的邪正，以三年为期，等到查明实情，然后顺应事物而行动，使得行动之后，天下没有遗憾，陛下也没有后悔。臣担心急于进取、贪图利益的臣子会劝陛下轻易改变政令，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敢希望陛下谨慎注意，天下人非常幸运。皇上没有回复。定州军政败坏松弛，将领贪婪士兵懒惰，苏轼将贪污的人发配到偏远恶劣的地方，修缮营房，禁止饮酒赌博，军中衣食逐渐充足，于是部署训练战法，众人都敬畏信服。有士兵官吏因贪污之事控告他们的长官，苏轼说：“这件事我自行处理就可以，如果听任你告发，军队就要乱了。”立刻判决发配，众人于是安定。恰逢春季大规模阅兵，将领官吏穿着军服执行事务，事情结束后没有敢怠慢的。定州人说：“自从韩琦离开后，不再见到这种礼仪了。”绍圣初年，御史上奏苏轼讥讽朝政，于是以原官职任英州知州，还未到任，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惠州。居住三年，心境淡泊没有任何芥蒂，无论贤能愚笨的人，都得到他的欢心。又贬为琼州别驾，居住在昌化。昌化原是儋耳之地，不是人居住的地方，起初租赁官房，有关部门不允许，于是买地建房。儋州人搬运砖瓦泥土来帮助他，只和幼子苏过相处，著书作为乐趣。时常跟从当地父老交往。徽宗即位，调任廉州，改任舒州，迁任永州，经过三次大赦，回来提举玉局观，恢复朝奉郎官职。建中靖国元年，在常州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苏轼年轻时以苏洵为师学习作文，而多有自己独到的体会，曾说：“作文如同行云流水，起初没有固定的形态，只是常在应当行的地方行，在不可不停的地方停。”即使是嬉笑怒骂的话，都可以书写诵读。苏洵起初作《易传》没有完成，命苏轼阐述他的志向，最终完成。又作《论语说》，后来居住在海南，作《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巻，《后集》二十巻，《奏议》十五巻，《内制》十巻，《外制》三巻，《和陶诗》四巻。当时的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表、陈师道，世人未曾认识他们，苏轼对待他们如同朋友。从做举子到出入侍从，一定以爱戴君主为根本，忠诚的规劝正直的议论，刚直的大节，群臣没有超过他的，只是被小人排挤，不让他安于朝廷之上。高宗即位，追赠资政殿学士，让他的孙子苏符担任礼部尚书，经常把他的文章放在身边，整天阅读，忘记疲倦。又追赠太师，谥号文忠。苏轼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都善于作文。弟弟苏辙。

译辙字子由，十九岁时，与兄长苏轼一同考中进士，又一同参加制科考试，在禁廷极言朝政得失，言辞尤为切中要害，考官不敢录取。仁宗说：“用直言召见人才，却因直言而废弃他，天下人会怎么评价我？”宰相将他置于下等，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后改任大名府推官，遭遇父亲丧事，守孝期满除服。熙宁二年，上书议论政事，当天就被召见应对。当时王安石以执政身份兼任三司条例司长官，辙担任他的属官。一天，王安石拿出一卷文书说：“这是青苗法，各位仔细商议，如果有不便利的地方告诉我，不要有疑虑。”辙说：“把钱借贷给百姓，让他们出二分利息，本意是救济百姓，不是为了牟利。然而钱款出入之际，官吏借机作奸犯科，法律不能禁止。钱到了百姓手中，即使是良民也不免胡乱使用；等到缴纳钱款时，即使是富户也不免超过期限。这样，那么鞭打责罚必定使用，州县事务不胜其烦了。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政，不曾有所借贷，而四方丰歉情况，贵贱价格他都知道，从未超过时限，有低价必定买入，有高价必定卖出，因此四方没有极贵极贱的弊病。这是常平法的旧法，您如果切实推行，刘晏的功绩可以立刻期待。”等到青苗法实行后，辙极力陈述其不可行，王安石发怒，将他外放为河南推官，历任著作佐郎，因兄长苏轼的事获罪，贬谪监管筠州盐酒税，后调任绩溪县知县。元祐元年，入朝担任右司谏，当时宣仁太后任用司马光、吕公着等人想要革除旧政，而前宰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仍在位，窥探朝政得失，辙都上疏论劾使他们去职。又论劾吕惠卿的奸邪，吕惠卿获罪被安置在建州。任命为中书舍人。起初，元丰年间黄河在大吴决口，故道无法恢复，于是引导河水向北流，到这时执政大臣极力主张将河水导回故道的计划，辙说：“各位不沿着旧河道修缮未完全的部分，却想要取回河水，这样做费力艰难，责任重大。”朝廷不听，不久黄河以北的财力因此大为困顿。提拔为御史中丞，当时元丰旧党多兴起邪说以动摇在位者，吕大防、刘摰对此感到忧虑，想要稍微引用旧党以平息旧怨，称为“调停”，辙当面斥责其错误，又上疏说：“君子和小人，形势如同水火，共处必定争斗，一争之后，小人必定胜利，君子必定失败。为什么呢？小人贪利忍耻，打击他们难以去除；君子洁身自好重视道义，阻挠他们就会引退。这些人如果返回，岂肯就此罢休？必定会戕害正直之人，逐渐恢复旧事，以泄私愤。臣子遭受祸患，尚且不足挂齿，所可惜的是祖宗的朝廷啊。”奏疏呈入，调停的说法于是停止。绍圣初年，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舍人，邓润甫为尚书左丞，两人稍微重新议论熙宁、元丰年间的事，以激怒哲宗。恰逢廷试进士，李清臣就在策题中寓含绍述之意。辙劝谏说：“臣见御试策题，历数诋毁近年行事，有绍复熙宁、元丰的意思。臣认为先帝以天纵之才，实行大有作为的志向，他所施行的措施，超越前古，大概有百世不可更改的。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曾失坠。至于其他事有失当之处，哪个朝代没有？父亲在前做事，儿子在后补救，这是圣人的孝道。汉武帝对外征伐，对内聚敛财货，百姓不堪忍受，几乎导致动乱。昭帝委任霍光，罢除烦苛政令，汉朝才得以安定。臣希望陛下反复考虑臣的话，千万不要轻易改变。如果轻易改变九年已行之事，提拔多年不用之人，人们心怀私怨，却以先帝为借口，那么大事就去了。”哲宗不悦，削去职衔知汝州，多次贬谪为化州别驾，安置在雷州，后移任循州。徽宗朝恢复大中大夫，退休，在许州建屋居住，号颍滨遗老。自己写传万余字，不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像这样几十年。政和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淳熙年间谥号文定。辙性情沉静简洁，文章汪洋淡泊，而秀杰之气自然不可掩盖。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解》《栾城文集》都流行于世。

论曰：苏轼的才气，即使是古今以来魁伟豪杰不世出的人才，尚且兼有数子之长，何况其下者呢？议论新法的人很多，没有像苏轼那样深切显明的。他的大节巍然，不久安于朝廷，等到在郡邑施行，因事成功，法度施于千载。如果让他充分施展才能，哪里可以估量呢？辙自熙宁以前，滞留在小官位；等到元祐朝，老臣居职，未能有所施展。到了绍圣，世变不堪言说。他斥责调停，论说绍述的错误，言之有味啊？平时淡泊无营，到了引当是非，商榷对错，直言抗论，无所回挠，这值得崇尚啊。

史传三编卷三十三

<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史傳三編>

钦定四库全书

史传三编卷三十四

大学士朱轼撰

名臣传二十六

宋

陈瓘

陈瓘字莹中，南剑州沙县人。年少时喜欢读书，不喜欢为了进取功名而学习。父母强迫他，他才参加科举。一考就中了甲科，调任湖州掌书记，签书越州判官。太守蔡�11察看他贤能，礼遇有加，而陈瓘常常疏远他，屡次称病请求归乡。蔡卞不听，发公文让他代理通判明州。蔡卞一向敬重道人张怀素，当时张怀素将要来到越州，留陈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