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三编卷一

译申公行为淫乱暴虐，与吴国勾结谋划，二人进谏他不听，最终被处以胥靡之刑。申公对此感到羞愧，回到鲁国，从事教授，终身不出家门，谢绝宾客，只有皇帝下诏召见才前往。弟子从远方来，受业的有一千多人。申公为《诗》作训诂，所以用这个来教学，有疑问的就空缺不传授。兰陵人王臧、代地人赵绾都学习《诗》。申公之后，王臧担任郎中令，赵绾担任御史大夫，请求建立明堂，不能完成这件事，于是推荐老师申公。申公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皇上让人用束帛加璧，安车蒲轮，驾四匹马去迎接他。两个弟子乘坐轺车跟随，到了之后拜见皇上，皇上问治理国家的大事，申公回答说：“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话，只看努力实行得怎么样罢了。”当时皇上正喜好文辞，看到申公沉默无言，但既然已经招致他来了，就任命他为大中大夫，住在鲁邸，商议明堂的事。窦太后喜好老子的言论，不喜欢儒术，抓住赵绾、王臧的过错来责备皇上，皇上因此废除了明堂的事，把赵绾、王臧交给官吏治罪，两人都自杀了。申公也因病免职回家，几年后去世。弟子中担任博士的有十多人，担任大夫、郎、掌故的数以百计。而他所传授的鲁地许生、免地徐公传授给王式，王式传授给山阳人张长安、东平人唐长宾、沛地人褚少孙。因此鲁诗有张、唐、褚氏的学问。而燕地韩生、齐地辕固也都研究《诗》，为之作传。韩婴在孝文帝时担任博士，景帝时做到常山太傅。韩婴也用《易》传授给燕、赵之间的人，他喜好《诗》，所以他的《易》学衰微，只有韩氏自己传授。武帝时，韩婴曾与董仲舒在皇上面前辩论，韩婴为人精悍，处事分明，董仲舒不能驳倒他。韩婴传授给河内人赵子，赵子传授给蔡谊，蔡谊传授给食子公，以及王吉，王吉传授给长孙顺则，韩。韩诗又有王、食、长孙的学问。辕固在孝景帝时担任博士，曾与黄生在皇上面前争论商汤、周武王受命于天的问题。等到窦太后喜好老子，召问辕固，辕固说：“这是家人说的话罢了。”太后愤怒地说：“哪里来的司空城旦书呢？”让他进入猪圈刺杀猪，皇上知道辕固直言无罪，借给他锋利的兵器，猪应手倒下，于是免了他的罪。武帝初年以贤良征召，当时辕固已经九十多岁了。公孙弘也被征召，斜着眼睛侍奉辕固，辕固说：“公孙先生，务必端正学问来进言，不要歪曲学问来迎合世俗。”所有齐地因《诗》而显贵的人，都是辕固的弟子。只有夏侯始昌最精通，夏侯始昌传授给后苍，后苍传授给翼奉、匡衡，匡衡传授给师丹、伏理，那么齐诗又有翼、匡、师、伏的学问。齐、鲁、韩三家《诗》都立于学宫，有的取《春秋》，采杂说，都不是它们的本义。如果不得已，鲁诗最为接近本义。论曰：后来的儒者评论申公对武帝说力行，应当明确说出所行的是什么，以启发武帝的心。又说武帝不问，所以申公不说，这两种说法固然都有道理。我私下认为申公为人，怀抱遗经而守持宁静。他所谓的力行，大抵是以清心寡欲、息事宁人为先。武帝是以雄心大略著称的君主，一看他的言辞气度，本来就不相契合，所以没有余地再问再答了。只是可惜所谓的鲁诗竟然与辕固的齐诗一同湮没而不传，使得后代好古之士无处考证。刘歆有言：“与其因过失而废弃，宁可因过失而保存。”确实如此。

译高堂生、后苍

高堂生，字伯鲁，他的祖先是齐国的公族。齐国卿大夫高敬仲在“高堂”这个地方受封食邑，于是以地名为姓氏。高堂生就是他的后裔。他传授《仪礼》。往昔帝王时代的质朴与文饰，随着世代的更替有所增减。到了周代，对细微之处都设立了防范，对事情都制定了制度，所以说“礼仪有三百条，威仪有三千条”。等到周朝衰微，诸侯将要超越法度，厌恶这些礼制对自己有害，都销毁了相关的典籍。从孔子时代起，这些典籍就不完备了。到了秦朝，遭到极大破坏。汉朝兴起，高堂生担任博士，传授《士礼》十七篇，这就是《仪礼》。到了汉武帝时，又有《礼古经》在鲁国淹中出土，而河间献王喜好古学，收集残存的典籍，获得后献上去，合并为五十六篇，连同威仪方面的内容，又得到了司马穰苴的兵法一百五十五篇，以及明堂阴阳的记载，但没有敢传授的人。只有古文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的没有不同，但文字多有差异。高堂生所传的是今文，五十六篇的文字都是篆书古文。高堂生传授给瑕丘的萧奋，萧奋传授给东海的孟卿，孟卿传授给后苍。汉朝兴起以来传授礼学的有十三家，只有高堂生所传的历经久远而愈发显明。

后苍，字近君，东海郯县人。自从汉朝兴起，高堂生担任博士，传授《士礼十七篇》。直到汉宣帝时期，后苍最为精通。后苍曾经向夏侯始昌学习《诗经》，又跟随东海的孟卿学习礼学。他解说礼学的言论共有数万字，称为《后氏曲台记》。大体上都是推演《士礼》而将其应用于天子。后苍传授给梁地的戴德、戴圣以及沛县的庆普，这三家都在学官设立博士。所以《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三家之学。戴德传授给琅邪的徐良，戴圣传授给梁地的桥仁以及杨荣。所以大戴有徐氏之学，小戴有桥氏、杨氏之学，都渊源于后苍。

论曰：往昔先王用礼来教化百姓、形成风俗，横渠张载常常教导学者通过知礼来成就本性，变化气质，礼难道不重要吗？经过秦朝焚书之后，礼学失去了传承，从高堂生开始传承，历经后苍而更加显著。这两位先生对于礼学的功劳，有人却说高堂生所传的只是士礼，怀疑是不完整的书。他们不知道朝廷、宗庙、邦国的典章制度，《周官》中有记载，《仪礼》详细记载了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推演士礼而通达于天子，本来就是这样的。周公的精微意旨就保存在其中。后来的学者每每研习《礼记》而缺失《仪礼》，《仪礼》是经，《礼记》是传，传应当分别附在经的后面，现在舍弃这个而选取那个，这就像学习《春秋》的书，舍弃孔子的经文而只学习左氏、公羊两传，这能称得上通晓《春秋》吗！

毛苌

毛苌，赵国人，擅长解说《诗经》，自称是子夏所传的。大概从孔子将《诗经》传授给子夏，子夏作《诗序》传授给鲁国人曾申，曾申传授给魏国人李克，李克传授给鲁国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授给根牟子，根牟子传授给赵国人荀卿，荀卿传授给鲁国人毛亨。毛亨在家为《诗经》作训诂传，河间献王得到后献上去。当时，毛苌向毛亨学习《诗经》，担任河间献王的博士，每次解说《诗经》，献王都很高兴，于是又取来《诗传》，加上“毛”字，以区别于齐、鲁、韩三家诗。所以世人称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毛亨的《诗传》由毛苌在汉代盛行。毛苌著有《毛诗故训》二十卷，《诗传》 ten卷。汉平帝时在学宫设立博士。毛苌传授给同国的贯长卿，贯长卿传授给解延年，解延年担任阿武令，传授给徐敖，徐敖传授给九江的陈侠，陈侠传授给同郡的谢曼卿。谢曼卿擅长毛诗，又为之作训。东海的卫敬仲向谢曼卿学习。先儒相承，认为《诗序》是子夏所创，毛公和卫敬仲又加以润色增补。郑众、贾逵、马融都作《毛诗传》，郑康成作《毛诗�》。齐诗在魏代已经亡佚，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然存在，但没有传授的人，只有毛诗、郑笺至今独立传承。

叶梦得说：“《诗经》有四家，毛诗最后出现却独自传承，为什么呢？”回答说：“六经自从秦火之后，只有《诗经》凭借讽诵相传。韩诗既然出自人的讽咏，而齐、鲁与燕地的语音不同，训诂也不同，所以其学说往往多有乖谬。唯独毛诗的出现，自认为源流得自子夏，而且其书贯穿先秦古书。它解释《鸱鸮》，与《金縢》相合；解释《北山》《烝民》，与《孟子》相合；解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相合；解释《硕人》《清人》《黄鸟》《�》与《左传》相合；而序《由庚》等六章，与《仪礼》相合。大概在毛氏时代，《左传》尚未出现，《孟子》《国语》《仪礼》尚未盛行，而学者也不能相信。只有河间献王博览异书，深知其精妙。等到晋、宋诸书盛行，研习的人众多，人们才开始一致认可其学说接近正道。况且《左传》等书，汉初诸儒都未曾见到，而毛说先与之相合，不认为其源流得自子夏可以吗？”

论曰：毛公所说的传自子夏，就是现在的大小《诗序》。在西汉时，三家诗得以设立博士，唯独毛诗没有。等到后来，唯独毛诗显著且独自流行，千数百年之间，解说《诗经》的人不敢有异议。直到朱子才开始怀疑，自立《诗集传》，但也多采纳毛诗的说法。毛公的《诗序》，说完全无本于子夏，那是不可以的；说完全出于子夏之说而没有臆测附会，那也不是的。总之，他传承经学的功劳，勤勉且伟大。

刘德

刘德，是孝景帝的儿子。前

译汉宣帝二年，刘德被立为河间王。他崇尚学问，喜好古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百姓那里得到善本，一定让人精心抄写，把原本还给主人，并赠送金帛以示招揽。因此，各地的方术之士不远千里而来，有的带着祖先遗留的古书，大多恭敬地献给河间王。所以河间王得到的书籍很多，数量与汉朝皇家藏书相当。当时，淮南王刘安也喜好书籍，但他招揽的人大多浮夸善辩。河间王所得到的书，全是先秦时期的古文旧书：如《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类，都是经传和说记，由孔子七十名弟子及其后学所论述。他的学术推崇六艺，设立毛氏《诗经》和《左氏春秋》的博士，修明礼乐，践行儒术，随时随地都遵循儒者的规范。崤山以东的儒生纷纷跟随他游学。汉武帝时，河间王来朝见，进献雅乐，并回答了关于三雍宫及诏策所问的三十多件事。他的回答依据道术来阐述，切中事理，文辞简约而意旨明确。在位二十六年去世。中尉常丽上报说：“大王品行端正，治理有方，温和仁爱，恭敬节俭，诚恳敬重并爱护下属，明智且洞察深远，对鳏夫寡妇施以恩惠。”大行令上奏谥法：“聪明睿智称为‘献’。”适宜谥号为献王。河间国传了五代到刘元，被废除。建始元年，再次立刘元的弟弟刘良为河间王。刘良效法献王的品行。母亲太后去世，他按礼制服丧三年。哀帝下诏褒扬他，增加封邑一万户。刘良去世，谥号为惠。传位给儿子刘尚，到王莽时断绝。

译论曰：周朝衰微，礼制崩坏，音乐废弛，等到经历秦朝焚书，典籍散失，汉代儒生修补整理，往往局限于专门之学。只有河间献王凭借藩王的势力，众多士人仰慕追随，所以搜集整理得最为完备。《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儒家书目中，有《河间周制》十八篇，大概是献王论述礼制的著作。又记载献王与毛生等人共同采集《周官》及诸子中关于乐事的言论，来撰写《乐记》。那么礼乐之事，能在千百中留存十分之一，至今流传而不废弃，献王的功劳，尤其不可抹杀。班固说：“只有大雅之人，卓越不凡，与众不同，难道不确实如此吗！”

董仲舒

董仲舒，是广川人。年轻时研习《春秋》。汉景帝时担任博士，放下帷幕讲授诵读，弟子们按资历先后传授学业，有的人甚至没见过他的面。大概三年不曾窥视园圃，他的专心程度就是这样。进退举止，不符合礼制的事不做。学士们都尊敬他如师如父。汉武帝即位，选拔贤良文学之士，前后有几百人。而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对策，他的对策中有这样的话：“天道最大的在于阴阳。阳代表德，阴代表刑。刑主杀戮，而德主生养。所以阳常处于盛夏，以生育养长为职事；阴常处于隆冬，积聚在空虚不用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天任用德而不任用刑。天让阳出来布施于上，而主持一年的功业；让阴退伏于下，而适时出来辅助阳。阳如果没有阴的辅助，也不能独自完成一年的终结。阳以完成一年为名，这是天的意志。君王秉承天的意志来处理政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罚不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就像阴不可以用来完成一年的功业一样。”又说：“平时不培养士人而想求得贤才，就像不雕琢玉石却想要文采一样。培养士人的大事，没有比太学更重要的了。现在以一郡一国的众多人口，面对诏书却没有应答的人，这是王道常常断绝的缘故。臣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设置贤明的老师，来培养天下的士人，多次考核询问以尽其才，那么英俊的人才就应当可以得到了。”又说：“天的命令叫做命，命不是圣人不能实行。质朴叫做性，性不是教化不能成就。人的欲望叫做情，情不是法度制度不能节制。所以君王对上谨慎地秉承天意以顺从天命，对下致力于明教化民以成就人性。端正法度的适宜，区别上下的次序，以防备欲望。修好这三者，根本的大道就举起了。”又说：“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最贵，明白天性，知道自己在万物中尊贵；知道自己在万物中尊贵，然后知道仁义；知道仁义，然后重视礼节；重视礼节，然后安心处于善道；安心处于善道，然后乐于遵循道理；乐于遵循道理，然后称为君子。’所以说：‘不知道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又说：“现在老师传授不同的道，人们议论不同，百家方法各异，旨意不同，所以上面无法保持统一，法制屡次变更，下面不知道所守。臣愚以为，那些不在六艺科目、孔子之术范围内的，都断绝他们的道路，不要让他们并进。邪僻的学说灭绝，然后纲纪可以统一，而法度可以明确，百姓知道所从了。”对策完毕，天子任命他为江都相。江都王是皇帝的哥哥，一向骄横好勇。董仲舒用礼义匡正江都王，江都王敬重他。江都王问：“越王勾践与大夫泄庸、文种、范蠡谋划伐吴，于是灭掉了吴国。孔子称殷朝有三仁，我也认为越国有三仁。”董仲舒说：“从前鲁君问柳下惠：‘我想伐齐，怎么样？’柳下惠说：‘不可以。’回去后脸上有忧色，说：‘我听说伐国不询问仁人，这话为什么落到我身上呢？仅仅被询问，尚且感到羞耻，何况设诈谋伐吴呢？’由此说来，越国本来没有一个仁人。仁人，端正其义而不谋求其利，明晓其道而不计较其功。所以孔子门下，五尺高的孩童都羞于称颂五霸，因为他们先诈力而后仁义。五霸比起其他诸侯算是贤明，但他们比起三王，就像武夫比起美玉一样。江都王说：‘好。’”董仲舒治国用《春秋》灾异的变化推究阴阳错行的原因，所以求雨时关闭诸阳，放纵诸阴；止雨时，则相反。在一个国家施行，未曾不得到想要的结果。中途被废为中大夫。在此之前，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董仲舒在家推究说明其意，草稿尚未呈上。主父偃拜访董仲舒，私下嫉妒他，偷了他的书而奏报皇上。皇上召来儒生们观看，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是他老师的书，认为是大愚，于是将董仲舒交给官吏，判处死刑。诏令赦免了他。董仲舒从此不敢再谈论灾异。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这时正对外抵御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迎合时世得以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认为公孙弘是谄媚，公孙弘嫉妒他。胶西王也是皇帝的哥哥，尤其放纵恣意，多次杀害二千石官吏。公孙弘就对皇上说：“只有董仲舒可以担任胶西王的相。”胶西王听说董仲舒是大儒，善待他。董仲舒担心久留获罪，称病免职。总共担任过两国的相，都侍奉骄横的君王，端正自身以率领下属，多次上疏谏诤，教令国中。所居之处治理得好，等到去职回家，始终不过问家产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朝廷如果有大事，派使者及廷尉张汤到他家询问，他的回答都有明确的法度。自从汉武帝初立，魏其侯、武安侯为相，就推崇儒学了。等到董仲舒对策，推明孔氏之道，抑制黜退百家，设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荐茂材孝廉，都从董仲舒开始。年老以寿终在家，儿子及孙子都

译董仲舒学问极高，官位显赫。他所撰写的著作，都是阐明经术大义以及上奏的条陈教化之文，共计一百二十三篇；其中解说《春秋》中事物得失的篇章，如《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类，又有数十篇，总字数达十余万，都流传于后世。《前汉书》赞语说：刘向称赞董仲舒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即使是伊尹、吕尚也不能超过他，管仲、晏婴这类霸主的辅佐者，大概也比不上他。等到刘向的儿子刘歆认为，伊尹、吕尚是圣人，是与王者相配的，如果不被任用就不会兴起。所以颜渊死了，孔子说：“唉！天要丧亡我啊！只有这一个人能担当得起。”至于宰我、子贡、子游、子夏都不在其中。董仲舒遭遇汉朝继承秦朝毁灭学术之后，六经散乱，他放下帷帐发愤读书，潜心致力于大业，使后来的学者有所统一，成为众儒之首。然而考察他的师友渊源所受到的影响，还比不上子游、子夏，却说“管仲、晏婴比不上，伊尹、吕尚也不能超过”，这就过分了。等到刘向的曾孙刘龚，是位议论笃实的君子，认为刘歆的话是对的。

译论曰：孔子作《春秋》，开始于春季，也结束于春季，以此来阐明千秋万代必然回归的运势，从而开启无穷无尽的太平盛世。在秦朝酷烈统治之后，阴惨之气达到了极点。于是孔子殷切地以教化为言，这体现了阳春般的德行。想要振兴教化，必须先尊崇学校；想要尊崇学校，必须先统一道术。道术统一了，学校尊崇了，然后贤能的人遵循理义、安于善道，成为君子；不贤的人也能节制情感、防范欲望，从而区别于众生物类。这实在是王道的正道，不是管仲、晏婴以下那些低劣的霸业所能依托的。刘向只粗略知道王道与霸道的区别，所以尊崇董仲舒而贬抑管仲、晏婴。刘歆不知道这样，于是超过了父亲的论断。董仲舒对于伊尹、吕尚，虽然似乎不及，但比起管仲、晏婴，本来就已经分道扬镳、殊途异辙，哪里还要再比较优劣呢？假使汉武帝深深地信任并任用他们，让董仲舒做丞相，让汲黯做御史大夫，汉朝的治理大概就接近夏商周三代了吧？

孔安国

孔安国，是孔子的后代。汉武帝时，鲁共王喜好修建宫室，拆毁孔子的住宅，想要扩大他的宫殿。在墙壁中发现了古文《尚书》以及《礼》《论语》《孝经》，共几十篇，都是蝌蚪文字。鲁共王又登上孔子的厅堂，听到了琴瑟钟磬的声音，于是感到恐惧，就停止不再拆毁，并把所有的书都还给了孔氏。蝌蚪书废弃已久，当时没有人能读懂。孔安国就用他所听到的伏生的书，进行比对考证，确定那些可以理解的为隶书古文，再用竹简抄写，增加了伏生本之外的二十五篇。其中析出的又有五篇，连同伏生的二十九篇，总共五十九篇。其余错乱磨灭、不能再知晓的，全部上送官府，收藏在书府。孔安国又奉诏为这五十九篇作传，刚完成，就遭遇了巫蛊之事，不再上报，所以没有立在学官。孔安国担任谏大夫，把书传授给都尉张朝，司马迁也曾跟随孔安国询问其后事。又有《百辆篇》，出自东莱张霸，文意浅陋，用中书校对，发现不是真的。张霸自称受于父亲，父亲有弟子尉氏的樊并、平当等人，劝他保存其学。等到后来樊并谋反，于是废黜了他的书。

论曰：各位儒生怀疑古文的，不止一人。到了朱熹亲自注解《二典》《禹谟》，并把其余篇章嘱托给蔡沈，后世仍有公然诋毁的，如吴澄之类的人，大概是《尚书》被各位儒生撕裂，已经很久了。推究他们怀疑的原因，是因为今文诘屈聱牙，而古文通顺流畅。先儒说：“记录事实的语言难以工整，润色的雅词容易。喜好文辞的参杂难以避免，其他经传都有这种情况，为什么唯独怀疑《尚书》呢？”至于伏生口授的书，偏偏得到了难懂的部分，而孔安国比对的书，反而得到了易懂的部分，这又有说法。凡是书难读的，诵读的次数一定多，诵读次数多的，记在心里一定牢固。怎么知道伏生偏偏得到难懂的部分，不是因为难而得到的呢？在秦火之后，群经散亡，而《尚书》尤其严重。百篇的意义，既然没有人能听到，仅有存留的，又指认为是伪作，这就是堵塞其余的道路，断绝微弱的学问。程子说：“《伊训》《说命》等篇，不是圣人不能作，可以作为古文的定论。”

夏侯胜

夏侯胜字长公，是鲁地东平人。年少时父亲去世，好学，跟随张始昌学习《尚书》及《洪范五行传》，后来又师从简卿，学问精熟，所问的老师不止一位。善于解说礼服，被征召为博士、光禄大夫。恰逢昭帝去世，昌邑王继位，多次外出，夏侯胜在皇帝车驾前劝谏说：“天长时间阴天而不雨，臣下有谋害君主的人，陛下外出想干什么？”昌邑王发怒，认为是妖言，把他绑起来交给官吏。官吏报告大将军霍光，霍光没有依法处置。这时，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划废黜昌邑王，霍光责怪张安世泄露了话语，张安世实际上没有说，于是召来询问夏侯胜。夏侯胜回答说：“《洪范传》说：‘皇上的行为没有准则，其惩罚就是经常阴天，这时就有臣下谋害君主的人，厌恶察察而言，所以说臣下有谋。’”霍光、张安世大惊，因此更加重视经术之士。十多天后，霍光终于与张安世一起禀告太后，废黜昌邑王，尊立宣帝。霍光认为群臣向东宫奏事，太后省视政事，应该懂得经术，禀告让夏侯胜用《尚书》教授太后，升任长信少府，赐爵关内侯，因为参与谋划废立、安定宗庙，增加食邑一千户。宣帝刚即位，想要褒扬孝武帝，下诏让群臣在朝廷中大力议论，都说：“应该按照诏书。”只有夏侯胜说：“武帝虽然有开拓疆土、扩展边境的功劳，但杀害士兵众多，耗尽民力财力，奢侈无度，天下空虚耗损，百姓流离失所，死去的人过半，积蓄至今没有恢复，没有恩德恩泽给百姓，不应该为他立庙乐。”公卿共同诘难夏侯胜说：“这是诏书。”夏侯胜说：“诏书不可以用。人臣的道义，应该直言正论，不是苟且迎合心意顺从旨意，议论已经出口，即使死也不后悔。”于是丞相等人弹劾夏侯胜非议诏书，诋毁先帝，大逆不道，以及丞相长史黄霸纵容夏侯胜不举劾，一起下狱。有关部门于是请求尊孝武庙为世宗，奏演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夏侯胜、黄霸已经被关押很久，黄霸想跟随夏侯胜学习经书，夏侯胜以罪死为由推辞。黄霸说：“早晨闻道，晚上死也可以。”夏侯胜认为他的话贤明，于是传授给他。被关押经过两个冬天，讲论不停怠。到四年夏天，关东四十九郡同一天发生地震，有的山崩塌，皇上于是穿素服避开正殿，派遣使者慰问官吏百姓。

译恰逢大赦。薛胜出任谏大夫、给事中，薛霸出任扬州刺史。薛胜为人质朴坚守正道，行事简略而没有威严仪态，当时称皇上为“君”，曾在皇上面前误称其表字，皇上也因此亲近信任他。薛胜曾对外宣扬皇上的话语，皇上听说后责备他，薛胜说：“陛下所说的话很好，所以我才宣扬它。尧的话传遍天下，至今被人传诵，我认为可以流传，所以才传扬罢了。”朝廷每当有重大议论，皇上深知薛胜一向正直，便对他说：“先生请讲正直的话，不要因前事而有所顾忌。”薛胜又担任长信少府，升任太子太傅，接受诏令撰写《尚书》《论语》的解说，被赐黄金百斤，享年九十岁在任上去世，赐坟墓葬于平陵，太后赐钱二百万，并为薛胜穿素服五天，以报答师傅的恩情，儒生们认为这是荣耀。起初薛胜每次讲授，常对诸生说：“士人只怕不通晓经术，经术如果通晓，获取高官显爵就像弯腰拾取地上的草芥一样容易；学习经术而不通晓，不如回家耕种。”

译论曰：《尚书》说：“伟大啊，君王的言论，谋略、训诫、誓师、诰命，都是言论。”却把它们记录在竹简上，流传于万世，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那些传播它们的人有什么可指责的呢？雷声，是天帝的号令；言论，是君王的号令。雷声震动百里，君王的言论传播四方。胜之对此的回答，其义理确实而深厚。唐代魏徵辅佐唐太宗，曾将事情宣付史馆记录，太宗推让，魏徵的回答大体，也大致相同。

刘向

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是楚元王刘交的第四代孙。十二岁时，因父亲刘德的恩荫担任辇郎。成年后，品行修养严谨，被提拔为谏大夫。当时，宣帝招选著名的儒生和杰出的人才，安置在左右，刘更生因为通达事理且擅长撰写文章，与王襃、张子侨等人一同进用，应对献赋颂共数十篇。起初，淮南王有《枕中鸿宝苑秘书》，讲述神仙驱使鬼物制作黄金的方法，世人没有见过。刘更生父亲刘德审理淮南王案件时，得到了这本书，刘更生小时候就诵读，认为它很奇特。到了这时，皇上又兴起神仙方术之事，刘更生献上此书，说黄金可以炼成。皇上命令他主管尚方铸造制作，花费很多却没有验证成功，于是将刘更生交给官吏，定罪当死。他的哥哥阳城侯刘安民上书，拿出封国户口的一半来赎刘更生的罪。皇上也认为他的才能奇特，得以过了冬天减死罪论处。起初设立《谷梁春秋》博士，征召刘更生学习《谷梁春秋》，在石渠阁讲论五经，又拜为郎中，在黄门供职，升任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即位后，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都接受遗诏统领尚书事务，很受尊重。刘更生的年纪比萧望之、周堪小，但这两人看重他，推荐刘更生是宗室中忠诚正直、通晓经术且有德行的人，提拔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在皇帝左右拾遗补缺。四人同心谋划议论，劝谏皇上遵循古代制度，多有想要匡正的地方，担忧苦于外戚许、史在位放纵，以及宦官弘恭、石显弄权，商议罢免他们。话还没说出口就泄露了，于是被许、史以及弘恭、石显诬陷，周堪、刘更生入狱，以及萧望之都免官。那年春天发生地震，夏天客星出现在昴宿和卷舌星之间，皇上感悟，赐给萧望之关内侯的爵位，允许他参加朝请。秋天征召周堪、刘向想让他们担任谏大夫，弘恭、石显阻挠，都只任命为中郎。冬天又发生地震，当时弘恭、石显、许、史的子弟都对萧望之等人侧目而视，刘更生害怕，于是让他的外戚上报变乱之事，请求罢免弘恭、石显，进用萧望之等人。奏书呈上，弘恭、石显怀疑是刘更生所为，请求审讯口供，于是逮捕刘更生入狱，免为平民。而萧望之也因让儿子刘向上书辩白冤屈的前事，弘恭、石显禀报让萧望之到狱中受审，萧望之自杀。天子非常哀悼遗憾，于是提拔周堪为光禄勋，周堪的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很受信任。弘恭、石显忌惮他们，刘更生见周堪、张猛在位，几乎自己得以复进，担心他们倾覆危险，又见灾异并起，天地失常，想着以骨肉之亲担任九卿，即使在田间，也不忘君主，于是上封事，推演《春秋》灾异来补救当今的事，一一列举其所以如此的原因说：“怀着狐疑之心的人，引来谗贼的口舌；持犹豫不决之意的人，打开群枉之门，邪佞进用则众贤退避；群枉兴盛则正士消亡。所以《易经》有否泰：小人之道长，君子之道消，则政治日渐混乱，所以称为否。否，是闭塞而混乱。君子之道长，小人之道消，则政治日渐治理，所以称为泰。泰，是通达而治理。弘恭、石显看到他的书，更加与许、史勾结，而怨恨刘更生等人。周堪性格公正刚直，自见孤立，于是直行正道而不弯曲。这一年，夏天寒冷，太阳青色没有光亮。弘恭、石显以及许、史都说这是周堪、张猛用事的罪过。皇上内心重视周堪，担忧众口渐渐浸润，无所取信。当时长安令杨兴，常称赞周堪，于是皇上召见询问杨兴。杨兴，是倾巧之士，认为皇上怀疑周堪，因而诋毁他。皇上于是怀疑，后来城门校尉诸葛丰也说周堪、张猛的短处，皇上发怒，罢免诸葛丰，也贬官。周堪任河东太守，张猛任槐里令。石显等人专权日益严重。三年多后，孝宣庙阙发生火灾，那晦日有日食。于是皇上召见先前说日变在周堪、张猛的人，责问，他们都叩头谢罪。于是下诏征召周堪为光禄大夫，张猛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这时，石显干预尚书事务，尚书五人都是他的党羽。周堪很少得见皇上，常通过石显禀报事情，事情由石显之口决定。后来周堪因病失声不能说话而死。石显于是诬陷张猛，令他在公车自杀。刘更生哀伤，于是著《嫉邪擿要》《救危及世颂》共八篇，依据古代事迹，哀悼自己及同僚。于是废置十余年。成帝即位，石显等人伏法，刘更生于是复进用，改名向。刘向以原九卿身份召拜为中郎，让他统领三辅都水，多次上封事，升任光禄大夫。这时，皇上的舅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倚仗太后专掌国权，兄弟七人都封为列侯。恰逢多次有大异象，而皇上正精通诗书，观看古文，诏令刘向统领校勘中五经秘书。刘向于是集合上古以来，历经春秋、六国至秦、汉的符瑞灾异记载，推究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共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上奏。天子心中知道刘向忠诚精纯，所以为凤兄弟起此论。然而终究不能夺取王氏的权力。很久之后，营建昌陵，数年不成，又还归延陵，制度太奢侈。刘向上疏谏言，言辞

译情况极其危急。皇上虽然被他的言论所感动，但不能采纳。刘向看到世俗日益奢侈淫逸，而赵飞燕、卫子夫之类的人出身微贱，却逾越礼制。刘向认为王者的教化由内而外，从亲近的人开始，所以采集《诗经》《尚书》所载的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作法则的，以及孽妾宠幸导致乱亡的，按次序编成《列女传》。共八篇，用来警戒天子；又采集传记中的事迹，编成《新序》《说苑》，共五十篇，进献给皇上。他屡次陈述得失，陈说法度警戒，上书数十次，以辅助皇上阅览，弥补遗漏缺失。皇上虽然不能全部采用，但内心赞赏他的言论，常常嗟叹。当时皇上没有继承人，政令出自王氏家族，灾异现象日益严重。刘向一向认为陈汤智谋奇特，与他亲近友好，唯独对陈汤说：“灾异如此，而外戚势力日益猖獗，其趋势必定危及刘氏江山。我有幸是同姓远支，世代蒙受汉朝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经侍奉三位君主。皇上因我是先帝的旧臣，每次进见常加优待。我如果不说，谁应当说呢？”于是上密封奏章极力劝谏，甚至说：“事物之势不能两强，王氏与刘氏也不能并存。如果下面有泰山般的安定，那么上面就有累卵般的危险。陛下作为人的子孙，守护宗庙，却让国家命脉转移到外戚手中，降为平民，即使不为自身考虑，那宗庙怎么办呢？妇人嫁入夫家，疏远父母家，这也不是皇太后的福气。”奏章呈上，天子召见刘向，叹息悲伤他的心意，对他说：“您暂且休息吧，我将考虑此事。”任命刘向为中垒校尉。刘向为人简朴平易，没有威严仪态，廉洁清静乐于道义，不结交世俗之人，专心思考经术，白天诵读书传，夜晚观察星宿，有时通宵不眠。元延年间，彗星出现在东井星宿，蜀郡岷山崩塌，雍江泛滥，刘向厌恶这些灾异，心中忧愤不能自已，再次上奏说：“如今同姓宗室疏远，母族专权，禄位离开公室，权力在外戚手中，这不是用来强化汉室宗族，压低私门势力，保守社稷，安定巩固后嗣的做法。”刘向自认为得到皇上信任，所以常常公开为宗室辩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他的言论多痛切，发自至诚。皇上多次想任用他为九卿，却被王氏占据职位的人以及丞相御史所阻挠，所以最终没有升迁，只担任列大夫官职，前后三十多年，七十二岁去世。去世后十三年，王氏便取代了汉朝。

译论曰：汉宣帝在甘露三年才开始设立《谷梁传》博士，这一年刘向三十岁，他铸造黄金的事发生在这之前，那么刘向当时还未成年。况且他的过失在于过于相信父亲的著作，考察刘向的为人，确实忠诚正直，大概算是国家的栋梁之臣，他学问的纯正，西汉的儒者中没有人能超过他。难道因为年少时的一点小错就遭到世人的非议吗？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混杂了不少迷信灾祥的内容，张载早年也喜欢谈论兵法。至于那些后来放弃佛道回归儒家，改变初衷而追求真理的人，往往是有的。如果一个人能以晚年的成就掩盖早年的过失，那么起初的技艺就不足以成为累赘，为什么偏偏对刘向一定要过分苛责呢！

戴圣

戴圣字次君，梁地人，与戴德一同向后苍学习礼学。戴德被称为大戴，戴圣被称为小戴。从汉朝建立以来，直到刘向校订的礼传，共有二百五十篇。戴德删减了其中繁重的部分，定为八十五篇。戴圣又删减为四十六篇。世人传抄的大戴礼篇目，从第三十九篇以下，只到第八十一篇，前面缺失三十八篇，末尾缺失四篇，中间又缺失第七十二篇。推测那些缺失的篇章，就是戴圣所删减的吧？戴德官至信都王太傅，戴圣曾以博士身份在石渠阁参与论辩，官至九江太守，治理政事多有不符合法律之处。前任刺史因为他是大儒，宽容纵容他。等到何武担任刺史，巡视辖区审查囚犯，有所举劾并交付郡县处理。戴圣说：“后辈学生懂什么，竟然想要扰乱人的治理？”于是都不做判决。何武派从事查清了他的罪行，戴圣害怕，自行免官受审。说：“《大学》《中庸》，是先圣设立教化、传布道统的书籍，而都出自戴圣之手，那么戴圣的功劳，难道仅仅是传承礼学这一家之学而已吗？”史书说戴圣治理政事多不守法，推测戴圣迂阔慕古，不完全遵循汉朝的法律，所以何武所举劾的囚犯，戴圣都不做判决，反而讥讽侮辱他说：“后辈学生懂什么，竟然想要扰乱人的治理！”意思是自己治理的方法，不是何武所能理解的。这就是戴圣治理政事不守法的一件事情。儒家这一流派，对于法律刑名，大多视如糟粕而抛弃。郑樵因此讥讽戴圣是礼学的宗师，却身为贪赃的官吏。郑樵怎么知道何武查清的是贪赃的罪行呢？戴圣的事迹很少显露，只在何武传中见到这样记载。因为赞赏他传承经学的功劳，而又怀疑他的罪迹，所以记录下来。至于马融为梁冀起草诏书而杀害李固，那么情罪昭彰，君子也不能为他辩解了。

史传三编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史传三编卷二

大学士朱轼撰

名儒传二

汉

杜子春

杜子春，河南缑氏人，精通《周官》。在此之前，秦始皇深恶《周官》这本书，禁止绝迹不传。汉武帝时，有李氏得到此书，献给河间献王，唯独缺少冬官一篇。献王用千金悬赏求取，没有得到，于是取《考工记》补成一篇，上奏朝廷。到了成帝时，黄门郎刘歆上表推荐并刊行，《周礼》才得以列入目录，著录于《七略》。杜子春师从刘歆，能通晓其句读，家在南山，因此教授乡里。永明初年，他已经九十岁了，还能诵读记忆。郑兴、郑众、马融、贾逵等都师从他。郑众、贾逵阐发其学说，著有《周礼解》。后来马融作《周官传》，传授给郑康成。郑康成作《周官注》，都推崇杜子春为宗师。杜子春又精通《易》，夏朝叫连山，殷朝叫归藏。杜子春说：“连山是伏羲所作，归藏是黄帝所作，应当必定有所指称。”

论曰：《周官》这本书，规模宏大，条目完备，使后世得以考察三代辨别方向、确定位置，规划国家、治理田野，设置官职、分配职责的大端。拘泥的儒生，还怀疑它，不就像怀疑《尚书》的古文一样吗？这本书最初由河间献王获得，由刘歆上表推荐，而杜子春能熟习其句读，通晓其义理，传授给众多弟子，共同为之注解，它的流传更加显著。直到今天三礼并传，难道不是杜子春的功劳吗？

孔僖

孔僖字仲和，鲁国鲁县人。自孔安国以下，世代传承古文《尚书》《毛诗》。曾祖父孔建，游学长安，与崔篆交好。等到崔篆在王莽手下做官，也劝孔建出仕，孔建说：“我有布衣的心志，你有做官的志向，各自追随所好，请从此告别。”于是回家，死在家中。孔僖与崔篆的孙子崔骃又互相友好，一同游学太学，学习《春秋》。因为读到吴王夫差的事，孔僖感叹说：“这就是所说的画虎不成反为狗。”崔骃说：“是的。从前汉武帝刚做天子时，尊崇信奉圣道，以先王为师，五六年间，号称胜过文帝、景帝。等到后来放纵自己，忘记了以前做的善事。”孔僖说：“史书记载像这样的很多。”隔壁房间的学生梁郁附和他说：“如果这样，武帝也是狗吗？”于是暗中上书告发崔骃、孔僖诽谤先帝，事情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崔骃前往官府，孔僖害怕被杀，于是自我辩解说：“凡是说诽谤的，是指没有这件事而凭空加上的。孝武政治的好坏，明显记载在汉史中，这叫做直接陈述史书记载的实事，不是凭空诽谤。帝王做善事，天下的善名就归向他；他不善，天下的恶名也聚集在他身上。这都是由他自己造成的，不可以因此杀人。陛下不深深为自己考虑，只是发泄私愤以快意，我们受死，死了就死了，只是天下人必定借此窥探陛下的心意。从今以后，如果见到不可取的事情，终究没有人再敢说了。齐桓公亲自宣扬先君的恶行以激励管仲，陛下却想要为十世以前的武帝远避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