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三编卷二十

译卜伯兴等人，都与袁粲联合。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萧道成亲自去见袁粲，袁粲称病不见。袁粲的同宗袁达认为不应该树立异己，袁粲说：“他如果胁迫我进入台省，我就没有理由拒绝，即使想出去，难道能办得到吗？”当时萧道成入屯朝堂，刘秉的堂弟刘韫以领军将军的身份入值门下省，卜伯兴担任直阁，黄回等将领都率领军队出屯新亭。袁粲选定日期谋划矫诏太后令，刘韫、卜伯兴率领禁卫军攻打在朝堂的萧道成，黄回等人率领所部作为接应。刘秉、任候伯等都奔赴石头城。原本约定壬申夜发动，刘秉惊慌失措不知该怎么办，傍晚后就收拾行李带着全家奔向石头城。袁粲吃惊地说：“为什么这么快就来了，现在事情败露了！”此前褚渊把袁粲的谋反计划告诉了萧道成，萧道成随即派遣将领薛渊等人领兵戍守石头城，说是去帮助袁粲，实际上是防备他。又让心腹王敬则担任直阁，与卜伯兴共同统领禁军。王蕴听说刘秉已经逃跑，于是狼狈地率领部曲向石头城进发。薛渊等人据门射击，王蕴以为袁粲已经失败，于是便溃散逃走。萧道成将此事报告给王敬则，王敬则杀死了刘韫和卜伯兴，又派遣戴僧静前往石头城协助薛渊，从仓门进入。当时袁粲与刘秉等人列兵登上东门，戴僧静分兵攻打府署西门，刘秉与儿子翻墙逃出。袁粲回到座位上，排列蜡烛照亮自己，对他的儿子袁最说：“本来知道一根木头不能阻止大厦的崩塌，只是出于名节义理到了这一步罢了。”戴僧静挥刀直前想要斩首他，袁最大声哭叫抱住父亲请求先死，士兵们无不流泪。袁粲说：“我不失为忠臣，你也不失为孝子。”于是请求拿笔写奏章说：“臣大义奉事大宋，保全了忠孝的名节，现在便归魂于坟墓，永远埋入山丘。”戴僧静将父子一并斩首。任候伯当夜奔赴石头城，都被杀。袁粲的小儿子才几岁，乳母带着他投奔袁粲的门生狄灵庆。狄灵庆说：“我听说交出这孩子有厚赏，于是抱着他自首。”乳母呼天抢地说：“您过去对他有恩，所以他冒着危难归附您，怎么想要杀这孩子来求取小利？天地鬼神若有知，马上就会让你灭门。”这孩子死后，狄灵庆经常看见孩子骑在大狗上玩耍，像生前一样。过了一年，忽然看见一条狗跑进他家，在庭院里遇到狄灵庆，咬死了他。不久，他的妻子儿女也都死了。袁粲自负才华崇尚意气，爱好清高深远，当他得意时，悠然自得忘了返回。郡南有一家颇有竹石景致，他随意步行前往，没有通报主人。主人出来，谈笑亲切。不久车马随从到了，才知道是袁公。又曾经步行郊野，路上遇到一位士大夫，便招呼他一起饮酒。第二天这个人以为被赏识，到门请求进见，袁粲不见，说：“昨天饮酒无聊，偶然相邀罢了。”身居重任，不肯处理政务。有时高声吟咏面对众人，门庭没有杂客，但与外界人情不接触。等到失败时，人们为他作谚语说：“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做褚渊生。”父子死于忠孝，尤其不朽。

译论曰：袁粲为人简朴淡泊、平素清正，喜好饮酒、吟咏讽诵，缺乏治理世务的才能，然而忠孝的本性始终没有改变。在魏晋六朝之间，有才能的臣子和名士代代不乏，但是廉耻之道丧失，往往有人身居高官厚禄，暗中依附权奸，谋求成为辅佐新朝建立功勋的人，所在之处都不免安然自若、不以为怪，几乎忘记自己原本效忠的本朝。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这几百年间，几乎没有品德完美的士人。袁粲在桂阳王叛乱时，穿着丧服入宫侍奉，奖赏鼓励忠义之士，最终平定了急难。等到萧道成革命，有征召，袁粲唯独与刘秉、王蕴等人深深结盟，想要诛灭大恶之人，事情虽然未能成功，但是袁粲作为臣子为忠而死，作为儿子为孝而死，在南北两朝交替之际，尤其可以说是高冈上鸣叫的凤凰。所以特别表彰他。

北朝魏

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蓨县人，是汉代太傅高裒的后代。曾祖父高庆祖、祖父高泰，都曾在慕容垂手下做官，达到了显赫的官位。父亲高韬，归顺魏国，后来官至丞相参军，早逝。高允幼年丧父，有非凡的气度。清河人崔宏看见他感叹道：“这孩子内心纯厚滋润，文明光辉外显，必定成为一代杰出的人才。”十多岁时，为祖父服丧，回到本郡，把家产推让给两个弟弟。他生性喜好文学，背着书箱去求学，广泛通晓经史、天文术数，尤其喜好《春秋》《公羊传》。郡里征召他担任功曹。神䴥三年，他已经四十多岁了。担任阳平王、征南大将军杜超的从事中郎。杜超当时镇守邺城，派遣高允和吕熙等人分别到各州审理案件。吕熙等人因为贪婪污秽获罪，高允因为清廉公正独自受到赏识。回家后教授学生一千多人。四年，被征召任命为中书博士，升任侍郎。以原官职担任乐安王高范的从事中郎。高范当时镇守邺城，高允很有匡正补益之功。被征召回京，参与乐平王高丕的军事，辅助平定凉州，赐爵位汶阳子，兼任著作郎。太武帝命令他与司徒崔浩修撰国史。崔浩当时召集各位历法家，考校汉朝元年以来的日月食、五星运行度数，并讥讽前代史书的错误，另外制定魏历给高允看。高允说：“汉朝元年十月，五星聚集在东井宿。按照星传，金星、水星常常依附太阳运行。十月太阳在尾宿、箕宿，黄昏时在申方南边落下，而东井宿才在寅方北边升起。这两颗星怎么能背离太阳运行？这是历法浅显的事情，而史家想要神化他们的说法，不再从道理上推究。现在讥讽汉史，却没有察觉这个错误，恐怕后人讥讽现在，就像现在讥讽古代一样。”崔浩当时不以为然。高允说：“这不能凭空争辩，应该再仔细审查。”一年多后，崔浩对高允说：“先前所讨论的，果然如你所说，五星是在前三个月聚集在东井宿，不是在十月。”众人都赞叹信服。高允虽然通晓历法，起初并不推演论述。只有东宫少傅游雅知道他的才能，多次拿灾异现象问高允说：“天道难以知晓，既然知道了又恐怕泄露，不如不知道的好。”天下的精妙道理非常多，为什么急着问这个？不久下诏让高允用经书教导景穆太子，非常受到礼遇。与游雅等人共同修订法律，多有增减。太武帝曾经问高允：“什么政事应该优先？”当时有很多禁止封占良田的情况，又京城游手好闲的人很多。高允于是说：“我年少时地位卑贱，所知道的只有农业，请说说农事。古人说：方圆一里就是田地三顷七十亩，方圆百里就是田地三万七千顷。如果勤劳耕作，每亩增产三升，不勤劳则每亩减产三升。方圆百里的损益比率是粮食二百二十二万斛，何况以天下之广阔呢？如果公私都有储备，即使遇到饥荒年份，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皇帝于是全部废除田禁，把田地赋给百姓。起初，崔浩因为才略被皇帝宠信任用，多次跟随征伐，有功，颇能控制朝政大权。曾经推荐冀州、定州等五州的士人几十人，都起家担任郡守。太子说：“先前征召的人，也是州郡选拔的，在职已久，勤劳没有得到报答，应该先补任郡县官职，而让新征召的人代替担任郎吏。况且郡守县令治理百姓，应该得到更有经验的人。”崔浩坚持争辩并派遣了他们。高允听说后说：“崔公大概不能免于祸患吧？如果坚持他的错误，而在校验中胜过皇上，将怎么承受呢？”当时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性格巧诈谄媚，曾经上疏说崔浩所注释的《诗经》《论语》《尚书》《易经》超过马融、郑玄、王肃、贾逵，请求收缴境内各种书籍，只颁布崔浩所注释的，让天下人学习，并请求命令崔浩注释《礼记》，让后辈得以观看正义。崔浩于是信任他们，推荐他们有著述的才能。皇帝起初命令崔浩等人撰写史书，务必遵循实录。书成之后，闵湛、郗标于是劝崔浩刻在石头上，以彰显直笔。高允私下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所谋划的，在分寸之间，恐怕成为崔家万世的祸患，我们这些人也没有活口了。”崔浩竟然刻石，陈列在通衢大道，北方人没有不愤恨的，一起诬陷崔浩，认为他暴露宣扬国家的丑恶。皇帝大怒，下诏逮捕崔浩、高允等人审问罪行。先前，辽东公翟黑子奉命出使并州，收受布匹一千匹，事情败露，向高允谋划说：“皇上问我，是坦白还是隐瞒？”高允说：“您是帷幄宠臣，有罪坦白实情，或许能被原谅，不可再欺骗蒙蔽。”中书侍郎崔鉴等人对他说：“如果坦白实情，罪行不可估量，不如隐瞒。”翟黑子因为崔鉴等人是亲信，后来反而怨恨高允说：“你怎么诱人进入死地！”入朝见皇帝，于是没有如实回答，最终获罪被杀。等到崔浩被逮捕，太子召见高允对他说：“入朝见至尊，我亲自引导你。如果至尊有问，只依照我的话。”太子入朝进言，高允小心谨慎严密，而且地位微贱，政令由崔浩制定，请求赦免他的死罪。皇帝

译有人问高允说：“国书都是崔浩写的吗？”高允回答说：“臣与崔浩共同撰写，但崔浩所负责的事务多只是总体裁断而已，至于具体的著述，臣比崔浩要多。”皇帝愤怒地说：“高允的罪过比崔浩还重，为什么能活下来？”太子害怕地说：“天威严肃，高允这个小臣因为迷乱而失态罢了。臣刚才问时，他都说是崔浩写的。”皇帝问高允是否真的像东宫所说的那样？高允说：“臣凭借低下的才能，错误地参与著作，冒犯天威，罪该灭族，不敢虚妄。殿下怜惜臣担任侍讲日久，想乞求保全臣的性命罢了。实际上并没有问臣，臣如实回答，不敢迷乱。”皇帝回头对太子说：“这个人真直啊，在情势艰难时高允能做到这样。临死不改口，这是诚信；作为臣子不欺骗君主，这是贞正，应当特别赦免他的罪过，来表彰他。”于是召崔浩来审问，崔浩惶恐困惑不能回答。高允对每件事都申明清楚，都有条理。皇帝命令高允起草诏书，诛杀崔浩及其僚属、僮仆、吏员，共一百二十八人，都夷灭五族。高允持疑不写，皇帝多次催促急切。高允请求再拜见一次皇帝，皇帝下诏让他上前。高允说：“崔浩所犯的罪，如果还有其他的罪状，不是臣敢知道的。如果只是因为触犯了忌讳，不至于死。”皇帝再次发怒，命令武士逮捕高允。太子下拜请求，皇帝的怒气才消解，于是说：“没有这个人，应当还有几千人要死呢。”崔浩最终被灭族，其余人只诛杀本人。宗钦临刑时感叹说：“高允大概是圣人吧！”后来太子责备高允说：“人应当懂得识时务，不识时务，学习又有什么益处？我想为你脱去死罪，而你始终不从，竟然激怒至尊如此。每次想到这件事，都让人心悸。”高允说：“臣是东海的普通百姓，本无做官的意愿，恰逢休明之世，得以释褐入仕凤池，又参与麟阁之事，妨碍贤能已经很久了。史书是用来记载当时的善恶，作为将来的警戒，所以君主对此很慎重。崔浩辜负圣恩，用私欲淹没他的公廉，用爱憎遮蔽他的直理，确实不能无罪。至于记载朝廷的起居，谈论国家的得失，这是史家的本分，不算多违背。臣与崔浩确实同做此事，死生荣辱，道义上不应有单独的区别。确实蒙受殿下再造的慈恩，违背良心苟且免死，不是臣所愿的。”太子感动赞叹。高允退下后对人说：“我不听从东宫指导的原因，是怕辜负翟黑子啊。”太子晚年颇信任左右，经营田园以收取利益。高允劝谏说：“天地无私，所以能覆盖承载；王者无私，所以能包容养育。以前的明王，用至公治理万物，所以把金子藏在山里，把珍珠藏在深渊，向天下显示无私，用至俭训导天下，所以美好的名声充盈。现在殿下是国家的储君，是各方效法的榜样，却经营私田，蓄养鸡犬，甚至到市场贩卖，与百姓争利，议论的声音流传，无法掩盖。天下是殿下的天下，富有四海，什么求取不能得到，什么欲望不能实现？却与贩夫贩妇竞争这尺寸之利。从前虢国将要灭亡，神就降临，赐给他土地，最终丧失了他的国家。汉灵帝不修习君主的庄重，喜欢与宫人列肆贩卖，私设府库，经营小利，最终有颠覆的祸患。作为君主，必须审慎选择人。《商书》说：‘不要亲近小人。’孔子说：‘小人亲近他就不恭敬，疏远他就怨恨。’周武王喜爱周公、召公、齐公、毕公，所以能王天下；殷纣王喜爱飞廉、恶来，所以丧失了他的国家。古今存亡，没有不是由于这个原因的。现在东宫确实缺乏人才，俊乂不少，近来侍奉在左右，恐怕不是朝廷的选择，希望殿下稍微体察愚言，斥退奸邪，亲近忠良，所在的田园分给贫苦百姓，牲畜财产贩卖，按时收散，这样美好的名声就会每天到来，诽谤的议论可以消除。”太子不采纳。等到太子去世，高允见到皇帝悲伤得不能停止。高允奉命汇集天文灾异使事，简约而可观。完成后，上表说：“臣听说箕子陈述谋略而《洪范》作成，孔子叙述历史而《春秋》著成，都随着得失而效验祸福。天人虽然遥远，但报应如响，很可畏惧。自古帝王没有不尊崇其道，而考察其法数以自修，告诫史官并记载其事，作为鉴诫。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见汉朝国运将危，权力归于外戚，屡次陈述妖异而不见采纳，于是依据《洪范》《春秋》灾异报应者为其传，希望以此感悟君主，最终不听察，终于导致危亡。伏惟陛下神武圣天，钦若稽古，遵循旧章，前言往行无不究鉴。臣学问不广博，见识寡薄，害怕无以裨益圣聪，仰酬明命。谨依据《洪范传》《天文志》，撮取其事要略，其文词共八篇。”皇帝阅览后说：“高允通晓天文，难道比崔浩差吗？”等到文成帝即位，高允参与谋划，司徒陆丽等都受到赏赐而没有高允，高允始终不言。当时皇帝大建宫室，高允劝谏说：“太祖开始建立都邑，其所营建的，不在农闲时不兴工。现在建国已久，宫室已备，永安前殿足以朝见万国，西堂温室足以安御圣躬，紫楼登高足以观望远近。如果想修广异观，应当逐渐进行，不可仓促。现在计算砍材运土及诸杂役，需要两万人，丁夫充作老弱供饷，共四万人，半年可完成。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何况四万之众，其所损费也已经很多了。圣主应当思量。”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高允认为文成帝继承太平之业

译然而风俗依旧，婚嫁丧葬不遵循古制，高允上奏疏，其大略说：“前朝屡次颁布明诏，禁止各种婚嫁不得奏乐，以及丧葬之日歌谣鼓舞焚烧，一切禁断，虽然条文禁令长久颁布，但习俗不革除改变，大概是因为居上位者未能悔改，在下位的人习以为常，教化衰微，竟至于此。为政者先从亲近的人开始，《诗经》说：‘你教导了，百姓都效仿。’人君的举动不可不谨慎。《礼记》说：‘娶媳妇的人家，三天不奏乐。’现在纳娶妻妾都由乐部供给役使。”当作嬉戏，却只禁止平民，这是第一点不同。古代结婚的人，都挑选有德义的门户，精心选择贞静的女子，必定先由媒人聘问，接着用礼物，聚集僚友以加重分别，亲自驾驭车轮以推崇敬意。婚姻之际，如此艰难。现在娶配的，有的长幼错乱，有的罪犯进入后宫，失礼纷纭，却命令小民必须依礼限制，这是第二点不同。万物生长，没有不死的。古代先哲王，制定礼制，用来养生送死，合乎人情。如果毁坏生者来奉养死者，这是圣人所禁止的。从前尧葬在谷林，农夫不改变田亩；舜葬在苍梧，市场不改变店铺。秦始皇建造地宫，下面禁锢到三层泉水，金玉宝货不可胜计。死后不久，尸体焚烧，坟墓挖掘。尧舜的节俭，秦始皇的奢侈，是非可见。现在国家营造墓葬，耗费巨大，一旦焚烧，化为灰烬。如果浪费对死者有益，古人为什么唯独不这样？现在皇上不停止，却禁止平民必须停止，这是第三点不同。古代祭祀必定立尸，排列昭穆次序，使死者有所依托，致送饮食之礼。现在已葬的灵魂，寻找相貌相似的人侍奉，像父母一样，燕好像夫妻一样，败坏风俗，亵渎情理。皇上不禁止，下人不改绝，这是第四点不同。宴饮，用来确定礼仪，训导万国，所以圣王重视它。甚至酒杯满了不喝，菜肴干了不吃，音乐不是雅乐不奏，物品不是正色不陈列。现在的大会，内外混杂，酒醉喧哗，没有仪式。又有俳优鄙陋，污辱视听，朝廷积习以为美，却责备风俗清纯，这是第五点不同。陛下处于百王之后，沿袭混乱晋朝的弊端，而不毅然纠正以激励颓废的习俗，臣担心天下百姓永远听不到礼教了。高允的话如此，不是一篇文章能完成的，从容听取。事情有不方便的，就请求屏退旁人极力讨论，有时从早到晚，有时连续几天不出来。甚至有痛切到皇帝不忍心听的，命令左右扶出，但最终善待他，礼敬很重。当时有上书激切揭发的人，皇帝对群臣说：“君父是一样的。父亲有过错，儿子在私室谏诤，不想彰示于外。至于事奉君主，难道忍心张扬君主的过错来沽取直名吗？”高允对于我的过失，常常正言面论，甚至我不乐意听的，都侃侃而谈，无所避就。使我能听到他的过错，而天下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忠臣。高允所一起征召的人，游雅等都做大官封侯。高允部下的官吏百数十人，也做到刺史二千石，而高允做郎官二十七年不升迁。皇帝对群臣说：“你们在我左右，不曾有一言规劝纠正，只是窥探我高兴的时候，求官乞职。你们拿着弓刀侍奉左右，只是站立劳苦罢了，都做到王公。至于像高允执笔匡辅数十年，不过做郎官，你们不也惭愧吗？”于是任命高允为中书令。当时魏朝百官没有俸禄，高允曾让儿子们砍柴自给。陆丽对皇帝说，皇帝说：“为什么不早说？”当天就到他的家，只有几间草屋，布被破袍，厨房中只有盐菜而已。皇帝叹息，赐帛五百匹，粟千斛，任命他的儿子高忱为郡守。高允坚决推辞不被允许，转任太常卿，进爵梁城侯。皇帝重视高允，常称呼他为令公而不叫名字。游雅曾说：“前史称卓子康、刘文饶为人褊狭，有人不信。我和高子交往几十年，不曾见他喜怒之色，才知道古人没有欺骗。”高子内心文明而外表柔顺，说话呐呐不能出口。从前崔司徒浩曾说高生丰才博学，一代推崇，所缺的是矫矫风节罢了。我开始认为这样，等到司徒得罪，诏令临责，声音嘶哑腿抖，几乎不能说话。宗钦以下都面无人色，高子独自陈述事理，词义清辨，明君为之动容，仁爱及于僚友，保全这位元老，这不是所说的矫矫吗？宗爱威震朝廷，王公以下趋庭望拜，高子独自升阶长揖，这不是所说的风节吗？人本来不容易了解，我既在心里失误，崔又泄露于外，管仲所以为鲍叔恸哭。等到文成帝去世，乙弗浑因为献文帝在丧期，就擅权多杀。冯太后诛杀他，引高允参与决断大政，想要修明学校，在郡国立学。诏令高允与中秘二省参议后上报。高允上表请求：大郡设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设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设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设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那些博士选取博通经典、世代忠诚清廉、堪为人师的人，年龄四十岁以上；助教也这样，年龄三十岁以上。那些学业早成、才能胜任教职的，不拘年龄。

译学生选取郡中清高有威望、品行严谨、能够遵循名教的人，首先尽选高门子弟，其次及于中等门第。显祖采纳了他的建议，郡国立学从此开始。后来他因年老多病多次请求退休，诏书不许，于是写下告老诗。又因为昔日一同被征召的人凋零将尽，感怀旧事思念故人，作《征士颂》。不久诏书准许他到兖州祭祀孔子庙，说：“这是简拔德行而施行教化，你不要推辞。”随后跟随显祖北伐，大防作《北伐颂》献文帝后来有遗世隐居的志向，因为孝文帝年幼，想要禅位给他的叔叔京兆王子推，召集公卿会议，大家都不敢说话。李允上前跪着说：“臣不敢多言，以免劳烦圣听，希望陛下上思祖宗托付的重任，追念周公怀抱成王的事迹。”皇帝感悟，于是商议传位给孝文帝，由众公辅佐。从文成帝到献文帝，军国文书檄文，大多是李允写的。晚年于是推荐高闾来代替自己，晋升李允为中书监、散骑常侍。不久因定议的功勋，进爵为咸阳公，持节征西将军、怀州刺史。李允在秋月巡视境内，询问百姓疾苦，看到召公庙毁坏，当时他年龄将近九十岁了，劝勉百姓学习学业，风化颇为盛行。太和二年，因病请求回家，诏书用安车征召李允，扶持引导进入内殿，改定皇诰，作《酒颂》，寄托规劝孝文帝之意，孝文帝很喜欢，把它放在座位右边。诏书允许李允乘车入殿朝贺，不必跪拜。第二年，诏书商议制定法律，李允虽然年老，但志识不衰。诏书因为李允家贫供养微薄，命令乐部每十天去一次，以娱乐他的心志，早晚供给膳食，初一十五赠送牛酒，每月供给衣服绵绢。入朝觐见时配备几杖，询问他政治事务，朝廷的重大议论，都咨询他。魏初法律严苛，朝中士人多被杖罚，李允历任五位君主，出入三省五十多年，未曾有过谴责。在中书省引用经典断案，内外都称赞公正。李允性情仁恕，简静，兴寿称与李允共事三年，未曾见过他发怒的脸色。虽然身处尊贵之位，情同寒素，手持书卷吟咏阅览，昼夜不离手，教诲人恳切，不知疲倦。尤其笃念亲故，颁赐的东西全部分给他们，贫困者没有遗弃的。起初，献文帝迁徙青徐望族到代地，那些人士多与李允联姻，有流离饥寒的，李允就倾家赈济施舍，使他们都能得到安置。又根据他们的才能德行，推荐任用他们，有人以初附为疑，李允回答说：“任贤使能，何有新旧？”当时贵臣的门下都罗列显官，李允的儿子都没有官爵，他的廉洁退让就是这样。孝文帝太和十一年正月去世，享年九十八岁，赠司空，谥号文，赙赠很丰厚。魏初以来，存亡赙赠，都没有超过他的。所著诗文、《左氏》《公羊》《释毛》《诗拾遗》《何郑膏盲》等百余篇，又有《算法》《算术》三卷

译《北史》评论说：“高允身处危祸的关头，表现出对抗雷霆的气势，面对死亡安然自若，忘却自身以解救危难，最终使英明的君主醒悟，保全了自己并成就了美名。如果不是他天性近于知命，洞察通达与困厄的道理，又怎么能做到这样呢？他应当受到四代人的荣耀恩宠，最终享尽百岁高龄。自北魏建立以来，只有这个人罢了。”

评论说：孔子曾说：“才能像周公那样美好，如果骄傲吝啬尚且不值得称道，何况不如他的人呢？”崔浩谋划军国大事，确有成功的算计，战胜攻取，加上他才智渊博，制定法令，阐明历法天象，编撰国史，都详细明确且切中要害，足以与高允相匹敌。然而他为人沾沾自喜，起初倚仗长处傲视他人，后来则掩饰短处欺凌上级。至于听信邪说谄媚，想要沽名钓誉以显示自己笔直的品格，忠诚淡薄而谗言构陷兴起，这固然不能单独归咎于太武帝残酷刻薄、缺乏恩德。所谓小有才识而未闻大道的人，不正是这样吗？才能靠学习成就，学习靠修养确立，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难道能在生死攸关之际不扰乱心神而保持常态吗？高允忠诚不欺骗君主，守信不背叛朋友，学术内在充实，忠诚纯正如一，既然克服了险恶浮躁，吉祥随之而来。《诗经》说：“自己求得许多福气”，大概是善气所迎接，这样行动而天地回应。北魏孝文帝，是夏商周三代以后贤明的君主，高允在之前决断防备，在之后熏陶感化，从而开启了不世出的君主。自晋、魏以来，像高允这样的美德美名，不可能有第二个，难道只是冠绝北朝吗？

苏绰

苏绰字令绰，武功人，是魏侍中苏则的九世孙。世代担任二千石的高官，父亲苏协，任武功郡守。苏绰年少时博学，擅长算术。堂兄苏让担任汾州刺史，宇文泰在都门为他饯行，对他说：“你家子弟中谁可以任用？”于是推荐了苏绰，被召任为行台郎中。过了一年多，宇文泰还没有了解他，但行台中的人都称赞他有才能，有疑难事情一定找他决断。宇文泰曾与仆射周惠达议论政事，周惠达请求出去商议，把情况告诉苏绰，苏绰为他筹划安排。周惠达进去禀报，宇文泰称赞说：“是谁和你一起商议这个计划的？”周惠达回答是苏绰，并且称赞他有辅佐帝王的才能。恰逢宇文泰与公卿大臣到昆明池观看捕鱼，走到汉代旧仓库的地方，回头问左右随从，没有人知道，有人说：“苏绰博学多通。”于是召来苏绰，苏绰详细地回答了情况，宇文泰非常高兴，于是问他天地造化的起源，历代兴亡的事迹，苏绰对答如流，宇文泰更加赞赏他，于是与苏绰并马慢慢走到池边，最终没有设置渔网就返回了，于是留宿到夜里，询问政事，躺着听他讲述。苏绰指出陈述治理的要领，宇文泰起身整理衣服端正地坐着，不知不觉膝盖向前移动靠近席子，谈话直到天亮也不厌倦。第二天早晨对周惠达说：“苏绰真是奇才，我正要任用他掌管政事。”当即任命他为左丞，参与掌管机密。从此宠信待遇日益隆重。苏绰开始制定文案程式，朱笔支出墨笔收入以及计帐户籍的方法。大统三年，东魏高欢分三路入侵，各位将领都商议分兵抵御，宇文泰认为不如集中兵力在西面抵御窦泰，只有苏绰的意见与他相合，于是在潼关擒获窦泰，封苏绰为美阳县伯，授予大行台度支尚书。宇文泰想要改革时政，制定强国富民的法令，苏绰于是竭尽智能赞成此事，于是减少官员，设置二长，并设置屯田来资助军国，又制定六条诏书，第一条先讲治心说：“凡是现在的方伯守令，都是古代的诸侯，所以前代帝王常说共同治理天下的，只有贤良的守宰罢了。凡是治理百姓的根本，应当先治理内心。心是一个人的主宰，各种行为的根本。心不清净，就会产生妄念；妄念产生，就看不清事理，是非混乱。一个人不能治理自己，怎么能治理百姓呢？所谓清心，不是说不要贪图财物，而是想要使心气清和，意志端正宁静。心和志静，那么邪僻的念头就没有原因产生。凡所思考的，没有不得到至公的道理。遵循至公的道理来治理百姓，下面的百姓谁不听从教化？”第二条又在治身。凡是君主的身体，是百姓的表率，表率不正就不能要求影子直。君主不修身而希望治理百姓，这就像弯曲的标杆却要求直的影子。作为君主，一定要心如清水，形如白玉，亲身实行仁义，亲身实行孝悌，亲身实行忠信，亲身实行礼让，亲身实行廉平，亲身实行俭约，然后继之以不懈怠，加上明察，来训导百姓。因此百姓敬畏又爱戴他，效法他，不需要家教而自然兴起行善。第三条，敦教化说：天地的本性，人是最尊贵的，明白人有中和的心，仁恕的行为，不同于木石，不同于禽兽，所以尊贵他。然而本性没有恒常的坚守，随着教化而改变，教化于敦厚朴实的，就质朴正直；教化于浇薄虚伪的，就浮薄。浮薄是衰败的风气；质朴正直是淳和的习俗。衰败则祸乱交相兴起，淳和则天下自然治理。世道衰败已经几百年，百姓看不到德行，只听到兵革之声；上面没有教化，只使用刑罚。凡事草创，大多权宜之计，近年稍微丰收，衣食不迫切，那么教化可以修明。凡是各牧守令长，应当洗心革意，上承朝廷法令，下宣教化。所谓教化，贵在能用淳厚的风气扇动，用太和之气浸润，用道德覆盖，用朴素示范，使百姓勤勉地一天天向善，邪伪的心，嗜欲的本性，潜移默化地消化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叫教化。然后教以孝悌，使百姓慈爱；教以仁顺，使百姓和睦；教以礼义，使百姓敬让。慈爱就不遗弃亲人，

译和睦相处，就不会对他人产生怨恨；恭敬谦让，就不会与外物争竞。这三者都具备了，王道就成就了，这就叫做教化。先王用来移风易俗、回归淳朴素真的，正是这条重要途径。

第三，充分利用地利，说：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以衣食为性命。古代的圣王，先使百姓衣食充足，然后教化随之推行。衣食之所以能够充足，在于充分利用地利；地利之所以能够充分利用，在于劝导督促有方法。主持这项教化的，在于州郡县的长官罢了。各州郡县，每到年初，必定告诫训诫所属百姓，老少都出全力，男女都共同劳作。如果有游手好闲、不勤于生计的人，就由正长登记姓名，州郡长官根据情况加以惩罚，惩罚一人以劝诫百人。对于贫困单薄的户和无生计的家庭，劝导他们互通有无，使得彼此都能得到救济。在农闲之时以及阴雨的闲暇，又应当教导百姓种植桑树，栽培果树，种植蔬菜，饲养鸡猪，以储备生活所需的物资，以供养老之用。治理政事不希望过于琐碎，琐碎则百姓烦扰；劝导督促也不允许太简略，简略则百姓懈怠。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必定斟酌时宜，而达到烦琐与简略之间的适中。所以《诗经》说：“不刚不柔，施政从容，百福汇聚。”如果不能这样，就会陷入刑罚的困境了。

第四，推举贤良，说：上天生育众民，不能自我治理，设立君主来治理他们，设置臣子来辅佐他们。上至帝王，下及郡国，任用臣子得到贤能则天下大治，失去贤能则天下大乱。现在的刺史、太守、县令都有僚属官吏，都是辅佐治理的人。刺史的府官由朝廷任命，其州吏以下都由牧守自行设置。自古以来，州郡的大吏只看重门第资历，大多不选择贤良；末等小吏只测试刀笔技能，并不询问志向品行。现在的选拔举荐，应当不限定资历荫庇，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凡是所求的材能技艺，是说他们可以用来治理百姓。如果有材能技艺而以正直为本的，必定会用他们的材能来治理；如果有材能技艺而以奸诈虚伪为本的，将会凭借他们的官位来作乱。所以将要寻求材能技艺，必须先选择志向品行。志向品行好的就举荐，志向品行不好的就罢免。而现在选拔人的人，大多说国家没有贤才，不知道举荐谁，只是寻求不勤奋，选择不审慎，或者任用不得其所，委任不尽其材罢了。良玉未经剖开，与瓦石混杂；名马未经奔驰，与劣马混杂。从前吕望、百里奚、管夷吾，那些瑰伟的材能，不世出的豪杰，尚且不能在未遇之时自我区别于凡品，何况低于他们的人呢？然而善于观察人的人，必定先精简其官职。官职精简则好人容易充实，容易充实则事情没有不治理好的。所以谚语说：“官职精简则事情精简，事情精简则百姓清静；官职烦琐则事情烦琐，事情烦琐则百姓浑浊。”现在吏员数量不少，在下级州郡还有兼任代理，扰乱小民，都应当罢黜，不得习以为常。不只是州郡的官员需要好人，至于党族、闾里的正长职位，都应当审慎选择，各得乡里的优秀人选，以相互监督统领。正长是治理百姓的基础。基础不倾斜，上面必定安定。凡是求贤的途径，不是任职一次就试用，考核就观察，而是从居家开始，直到乡党，访查他们的缘由，观察他们的途径，那么人道就明白了，贤与不肖就区别开了。

第五，体恤狱讼，说：人承受阴阳之气而生，有情有性，善恶既已区分，而赏罚随之而来。赏罚得当，则恶行停止而善行得到劝勉；赏罚不当，则百姓无所适从。因此先王特别加以戒慎，让审理案件的官员精心尽意，推究事端本源，先用五听之法，参之以证据验证，如同目睹情状，使奸邪无处容身，然后根据事情施加刑罚，轻重都恰当。赦免过错，怜悯愚昧，弄清真情不要喜悦，又能斟酌事理，权衡礼法，无不曲尽人心。先王的制度说：“与其错杀无辜，宁可违背常法。”现在的执政者却不是这样，深究文法，巧加弹劾，宁可让好人陷入法网，也不免让有罪者受到刑罚。之所以这样，不是喜好杀人，只是说做官吏，宁可严酷可以避免后患。这就是心存自便，不考虑至公。奉行法律像这样，都是奸邪之人。人，是天地间的珍贵之物，一死不可复生。凡是砍伐树木、割杀草木，田猎不顺时节，尚且违背时令而亏损帝道，何况刑罚不当，伤害天心，触犯和气，而想要阴阳调和，万物富足安定，是不可能的。所有守宰，能不谨慎吗？如果有深奸巨猾，伤害教化败坏风俗，悖乱人伦，故意违背正道的人，杀一儆百，以澄清王化，用重刑是可以的。明白这两条途径，那么刑政就完备了。

第六，平均赋役，说：圣人的大宝叫做地位，用什么来守住地位？说仁。用什么来聚集百姓？说财。明白先王必定用财聚集百姓，用仁守住地位。国家没有财，地位不可守住。所以自三皇五帝以来，都有征税的法令，虽然轻重不同，而济助用度是一致的。现在寇贼未平，军费资用广大，虽然来不及减省以防患民困，但应当令其平均，使下层不匮乏。所谓平均，是不舍弃豪强而征敛贫弱，不纵容奸巧而征敛愚拙，这就叫做平均。开始要有渐进，必须勤奋督促，提前准备，到时就缴纳。如果不预先劝诫，临时逼迫，又恐怕拖延认为已过，鞭打扑击交至。富商大贾借此射利，纳税的百姓于是受害了。租税虽然有大致的格式，至于斟酌贫富，区分先后次序，都起于正长，而系于守令。如果斟酌得当，则政和而民悦；如果检理无方，则吏奸而民怨。

译（他们）大多不放在心上，导致贫弱的人有的承担繁重的徭役并被派往遥远的戍所，富强的人有的只受轻微的差遣而在近处防守。法令中不存有体恤百姓的心意，这些都是王政的罪人。宇文泰把它放在座位右边，让百官学习诵读。不通晓六条诏书及计帐的人，不得担任官职。在此之前，宇文泰因为战事未停，官吏百姓劳苦困顿，命令有关部门斟酌古今可以适应时势、利于治理的措施，制定了二十四条新制并施行。到这时又更改权衡度量，命令苏绰增删新旧条文为三十六条，总共编成五卷颁布施行。搜求选拔贤才，担任州牧、县令、郡守、县长，都依照新制派遣。几年之间，百姓感到便利。自从晋朝以来，文章竞相追求浮华，宇文泰想要革除这种弊端，命令苏绰撰写《大诰》，向群臣宣示，用政事来告诫他们。并且命令从此以后的文笔都依照这种文体。苏绰生性节俭朴素，不经营产业，常把丧乱未平作为自己的忧虑，推荐贤才提拔能人，整顿各项政务。宇文泰推心置腹地信任他，有时外出游玩，曾经预先在空纸上签署好名字交给苏绰。有需要处理的事情，就随事施行。苏绰曾说：“治理国家的方法，应当像慈父一样爱护人民，像严师一样训导人民。”每次与公卿议论，从白天到夜晚，事情无论大小，都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因积劳成疾而去世。宇文泰非常痛惜，对群官说：“苏尚书平生廉洁谦让，我想成全他平素的志向，又怕世俗之人不能理解；如果厚加赠予谥号，又违背了往日相知的心意。该怎么办才好？”令史麻瑶越级进言说：“节俭朴素正是用来彰显他美德的。”宇文泰听从了他的建议。归葬于武功，用车只有一辆布车。宇文泰与群公步行送葬，洒酒祭奠说：“你了解我的心，我了解你的志向。正想共同平定天下，你却突然离我而去，怎么办？”于是高声痛哭，不知不觉酒杯从手中落下。到安葬那天，宇文泰又亲自写文章祭奠他。后来宇文毓篡位，让苏绰配享宇文泰的宗庙。《北史》评论说：“周文帝提剑而起，各项制度草创，在争逐的时期施行简约的法令，在鼎峙的日子修治太平的礼制。最终能够去除雕饰回归质朴，改变奢侈趋向节俭，教化已经普及，下面肃敬上面尊贵。边境战事屡次发生，而内部安定外部归附。这大概是苏绰的功劳啊。”

译论曰：宇文泰与高欢，都趁着拓跋氏的丧乱，名义上各自拥戴君主，实际上却是共同瓜分国家。当时虽然互相指责推让，但归根结底，前者如虎般窥视，后者如狼般贪婪。裴侠告诫孝武帝，以避开汤火之灾，这确实是先见之明。然而考察他们的规划与举措，宇文泰似乎比高欢更胜一筹，这大概不仅是因为他们个人的才识不同，他们的臣下也各有差异。苏绰在内出谋划策，他的忠诚恭敬、节俭，不像崔暹、崔季舒等人那样倾邪不正。韦孝宽在外抵御敌人，他的干练通达、明察敏锐，不像高敖曹、窦泰等人那样粗豪莽撞。韦孝宽六十岁时抵御高欢，用三条计策平定高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愧是将才。至于制定经制，确立章程，使国家焕然一新，呈现出新的气象，苏绰的贤能更是远远超出常人。

史传三编卷二十

<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史推三编>

钦定四库全书

史传三编卷二十一

大学士朱轼撰

名臣传十三

唐

房元龄

房元龄，名乔，以字行于世，是齐州临淄人。父亲房彦谦在隋朝做官，担任司〇刺史。房元龄小时候就机警聪敏，善于写文章，擅长书法。开皇年间，天下统一，大家都认为隋朝的国运正长久，房元龄却私下告诉父亲说：“隋朝没有功德，胡乱诛杀，夺取神器，嫡庶混淆，奢侈僭越互相倾轧，灭亡可以翘首以待。”父亲惊讶地说：“不要胡说。”十八岁时，考中进士。吏部侍郎高孝基对裴矩说：“这位郎君是国家栋梁，终将耸立深谷、昂首云霄，遗憾的是我赶不上看见这一天了。”补任隰城尉，不久因汉王杨谅之案受牵连，屡次被贬至上郡。他看到中原正陷入混乱，感慨地怀有忧念天下的志向。恰逢父亲生病，他连续一百天不解衣侍奉，等到父亲去世，他五天不吃不喝。太宗以敦煌公的身份巡视渭北，房元龄拄着拐杖到军门拜谒，被任命为行军记室参军。秦王成为秦王后，授任府记室，每次跟随征伐，众人争着掠夺财物珍宝，只有房元龄收罗人才，招致幕府，与各位将领互相结交，人人都愿意为他效死力。秦王把他比作光武帝得到邓禹。在府中出入十年，军中的符节文书，有时他骑马停下就能办好，文字简约而道理详尽，起初不打草稿。高祖说：“这个人机敏有见识，应该委任他，每次替我儿子陈述事情，千里之外就像当面说话一样。”隐太子与秦王有嫌隙，房元龄劝秦王行周公之事，引荐杜如晦协助决断大计。太子忌恨这两人，都向皇帝进谗言，将他们斥退。事变即将发生，秦王夜里召见两人，他们穿着方士的衣服进入府中计议事情。事情平定后，提拔为右庶子。等到太宗即位，任中书令，按功劳班赏排第一，封为邢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现在房元龄等人凭刀笔之吏位居我之上，我私下里不服。”皇帝说：“叔父虽然首先倡导起兵，大概也是为了自己营脱祸患，刘黑闼再次集结时，望风就逃跑。房元龄等人有决胜帷幄、安定社稷的功劳，这就是萧何之所以排在众将之前的原因。”贞观三年，晋升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皇帝曾经对房元龄和杜如晦说：“你们担任仆射，应当帮助我忧虑操劳，广开耳目。近来听说你们听受诉讼，每天有数百件，这样就连阅读符牒都来不及，怎么能帮助我求贤呢？”于是敕令尚书省琐碎的事务都交给左右丞，只有冤滞的大事应当奏闻的才上报给仆射。评论的人认为房元龄等人确实是贤相，然而太宗委任责成，掌握了驾驭宰相的方法。皇帝曾经问创业与守成哪个更难，房元龄说：“草创之初，群雄并起，较量力量然后使他们臣服，创业难。”魏征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是在艰难中得到天下，在安逸中失去天下的，守成难。”皇帝说：“房元龄跟随我平定天下，冒百死，得一生，所以知道创业的难。魏征与我安定天下，常担心骄奢生于富贵，祸乱伏于忽视，所以知道守成的难。然而创业已经过去，守成的难，正要与你们谨慎对待。”不久，改封梁国公，加太子少师，担任宰相累计十五年。女儿成为王妃，儿子娶公主，自认为权宠达到极点，屡次上表辞位，不被允许。不久，晋升为司空，仍然总揽朝政，又辞让。皇帝派使者对他说：“辞让确实是美德，然而国家长久依赖你们，不能一天离开左右。”改任太子太傅，知门下省事。贞观十八年，皇帝征伐辽东，留守京师，诏书说：“你担任萧何的职责，我没有西顾之忧了。凡是粮械的运输，军队的行进停留，都交由你裁断综理。”房元龄多次上书劝皇帝不要轻敌，不要长久在外夷用兵，坚决辞让太子太傅，因多病被允许卧床处理政务，允许坐轿入殿。皇帝对他流泪，每天派人问候起居，稍有好转就喜形于色。房元龄对儿子们说：“如今天下无事，只有讨伐高丽没有停止，群臣不敢劝谏，我如果不说，抱愧而死。”于是上疏说：“上古所不臣服的，陛下都使他们臣服了。突厥可汗束手握刀，分管禁卫；延陀、铁勒设置郡县；高昌、吐谷浑偏师扫除。只有高丽违抗命令，如今亲自率领六军，不到十天攻克辽东，擒获数十万人，可以说功劳倍于前世。传书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已经足够了，拓地开疆也可以停止了。况且陛下每次决断死罪，必定三次复核五次奏报，进粗食，停音乐，因为重视人命。如今士兵无罪，驱使他们行走在阵前，托付于锋刃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