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三编卷三十一

译都是为自己谋划，不是为国家考虑。”契丹主惊讶地说：“这是什么意思？”富弼说：“晋高祖欺天叛君，向北朝求取功劳，末帝昏庸混乱，疆域狭小，上下离心，所以契丹全军独自攻克。虽然所得的金帛充满了各位大臣的家，但壮士健马死伤大半。现在中原地区疆域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条心。北朝想要用兵，能保证一定胜利吗？即使胜利，损失的士兵和马匹，是由群臣承担呢？还是由君主承担呢？如果通好不绝，岁币全部归于君主，臣下所得的只是每年奉命出使的一两个人，群臣有什么利益呢？”契丹主大悟，点头赞同了很久。富弼又说：“封锁雁门关，是为了防备元昊；增加塘水，始于何承矩，事情发生在通好之前；城墙都是修缮旧的，民兵也是补充缺额，不是违背盟约。”契丹主说：“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不知道这些详情。但是我想要的，是祖宗留下的故地罢了。”富弼说：“晋高祖把卢龙一道贿赂给契丹，周世宗又收复关南，都是不同朝代的事情。如果各自都想索取土地，难道对北朝有利吗？”退下后，萧六符说：“我的君主耻于接受金帛，坚决想要十个县，怎么办？”富弼说：“本朝皇帝说：‘我为祖宗守国，怎敢随便把土地给人？’北朝想要的不过是租赋罢了。我不忍心多杀两朝的百姓，所以委屈自己增加岁币来代替。如果一定要得到土地，这是志在破坏盟约，借这个作为借口罢了。我怎能独自避免用兵呢？”澶渊之盟，天地鬼神都亲临见证。现在北朝首先挑起战端，过错不在我们。天地鬼神可以欺骗吗？第二天，契丹主召富弼一起打猎，拉着富弼的马靠近自己，还说着索取土地的事。富弼反复陈述不可行的理由，并且说：“北朝既然以得到土地为荣，南朝必然以失去土地为辱。兄弟之国，怎能让一方荣一方辱呢？”打猎结束，萧六符说：“我的君主听到荣辱的话，心意很醒悟。现在只有和亲可以商议了。”富弼说：“婚姻容易产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嫁，赠送不过十万缗，怎比得上岁币无穷的利益呢？”契丹主于是派富弼回国。富弼回去复命，皇帝又派他持和亲、增币两议，以及誓书前往，并且命令他在政府接受口传的辞令。出发后到达乐寿，富弼对副使张茂实说：“我作为使者却不见国书，万一书词与口传的不同，那么我的事情就失败了。”打开看果然不同，于是骑马返回京城，傍晚时分入见，上奏说：“执政故意这样做，想置我于死地。我死不足惜，国家大事怎么办？”吕夷简推辞说：“是失误，应当让人改定。”晏殊也说：“吕夷简决不会这样。”富弼愤怒地说：“晏殊奸邪，结党吕夷简来欺骗陛下。晏殊，是我的岳父。”富弼更换国书后出发。到达契丹后，不再求婚，专门想要增加岁币。说：“南朝给我的书，应当说‘献’，否则说‘纳’。”富弼争辩不可。契丹主说：“南朝既然怕我，何必吝惜这两个字？如果我拥兵南下，会后悔吗？”富弼说：“本朝皇帝兼爱南北的百姓，不忍心让他们遭受刀兵，所以委屈自己增加岁币，怎么能说是害怕呢？如果不得已至于用兵，那么应当以曲直决定胜负，这不是使臣所担忧的。”契丹主说：“你不要固执，古代已有先例。”富弼说：“自古只有唐高祖向突厥借兵，所以臣事突厥。当时或许称‘献’‘纳’则不可知，后来颉利被太宗擒获，难道还有这种礼节吗？”富弼声色俱厉。契丹主知道不可改变，于是留下所许诺增加岁币的誓书，而让萧六符带着本国的誓书来，并且要求“献纳”二字。富弼回去上奏说：“我以死拒绝，他们气势折服了，可以不答应。”朝廷最终用“纳”字给他们增加了二十万岁币，而契丹平定。开始受命时，听说一个女儿去世，再次受命，听说一个儿子出生，都不顾。得到家书，不打开就烧掉，说：“只是扰乱人心罢了。”又授任枢密直学士，升任翰林学士，都极力推辞，说：“增加岁币不是我的本意。只是因为朝廷正在讨伐元昊，无暇与他们角力，所以不敢以死争辩罢了。怎敢接受爵位呢？”庆历三年三月，任命为枢密副使，推辞更加坚决。到七月，又重申前命。富弼说：“契丹已经和好，主张和议的人便说无事，边防立刻松弛，万一破坏盟约，我死且有罪。希望陛下思考被轻侮的耻辱，坐薪尝胆，不忘修明政治，把誓书放在面前而罢免我的职务。”过一个月，皇帝派宰相传达旨意说：“这是朝廷特别任用，不是因为出使契丹的缘故。”富弼不得已，才接受。这时仁宗锐意兴太平，进用的人都是一时之选，而尤其责成范仲淹和富弼。多次用手诏督促富弼等人，让他们条列具体事项，又打开天章阁召富弼等人坐下，给予笔纸，让他们写下想要做的事，并且命令范仲淹主管西边事务，富弼主管北边事务。富弼上呈当世要务十余条，又上呈河北安边十三策，大致以进用贤能、斥退不肖，制止侥幸，去除积弊为根本，想要稍微更换各路监司中不才的人，让他们澄汰所部官吏。于是小人开始不高兴了。元昊来信，称男不称臣。富弼说：“契丹臣服元昊，而我们不臣服，那么契丹就无敌于天下，不可答应。”于是退回他们的使者，最终使元昊称臣。十二月，下诏

译册封元昊为夏国主，派使者前往，但走到半路又让他回来，以等待北朝的使者。富弼说：“如果北朝使者还没到就出发，那么这件事就是由我们发起的；如果等他们到了再出发，那么恩惠就归于契丹了。”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庆历四年，契丹发兵会同元昊在河东讨伐爱勒族，因为离边境很近，皇帝怀疑两边是同谋。富弼说：“出兵没有正当理由，契丹不会这么做。元昊本来与契丹约定互相支持，现在契丹独自获得了重礼，元昊有怨言，所以修筑威塞城来防备他们。爱勒族屡次侵犯威塞，契丹怀疑是元昊指使的，所以进行这次军事行动。他们怎么能联合来侵犯我们呢？”有人请求调兵防备，富弼说：“这样做正好落入他们的计谋，我请求负责此事。”皇帝于是停止调兵，契丹最终没有行动。夏竦用流言中伤富弼，富弼心中不安，请求外任宣抚河北，回到京城城门，没能见到皇帝，被任命为郓州知州。过了一年，调任青州知州。这时黄河以北发生大水灾，百姓流亡到京东地区谋生，富弼挑选辖区内丰收的三个州，劝谕百姓拿出粮食，得到十五万斛，加上官府的粮仓储备，随所在地方储存，得到公私房屋十余万间，分散安置流民，以便获取柴火和水。官吏，包括以前任职等待补缺寄居的人，都供给他们的俸禄，让他们就在流民聚集的地方，挑选年老体弱、瘦弱的人供给粮食。山林河泊的利益，有可以获取来谋生的，听任流民获取，主人不得禁止。官吏都记录他们的功劳，约定奏请朝廷，日后可以依次受到朝廷赏赐。每隔五天就派人用酒肉干粮慰劳他们，出于至诚，人人都尽力。流民死者，用大坟埋葬，称为丛冢，自己写文章祭祀他们。第二年麦子大丰收，流民各自根据远近领取粮食回家，总共救活了五十多万人。招募为士兵的数以万计。皇帝听说后，派使者褒奖慰劳，任命他为礼部侍郎。富弼说：“这是守臣的职责。”推辞不接受。以前救灾的人，都聚集百姓在城郭中，煮粥给他们吃，蒸腾引发疾病瘟疫，以及互相践踏借贷，有的等待几天吃不到粥而倒下。自从富弼制定的方法简便周全，天下传为典范。王则在齐州叛乱，禁军想要响应他。齐州不是富弼管辖的地区，富弼担心事情泄露发生变故，正好中贵人张从训奉命到青州，富弼估计他可用，秘密托付给他事情，让他快马加鞭到齐州，发动吏卒逮捕他们，没有逃脱的。随即自我弹劾专断擅权的罪过，皇帝更加嘉奖他，再次任命他为礼部侍郎，又推辞不接受。至和二年，召见任命为同平章事，与文彦博同时任命。宣布诏令的那天，士大夫在朝廷互相庆贺。皇帝暗中知道这件事，对欧阳修说：“古代寻求宰相的人，有的通过梦卜决定，现在我任用两位宰相，人心如此，难道不比梦卜好吗？”欧阳修叩头称贺。起初，皇帝向王素询问任命宰相的事，王素回答说：“只有宦官宫妾不知道姓名的人可以充任这个职位。”皇帝说：“这样的话就是富弼了。”所以有这个任命。当时契丹使者正好到来，对王德用说：“天子任命您为枢密使，而任用富公为宰相，都得到合适的人了。”富弼担任宰相，遵守法规，执行旧例，而附以公议，心中没有私意，所以百官尽职，天下无事。因为各地民力困乏，每年徭役不均，派遣使者分道视察，裁减徭役，又放宽茶禁以利于商贾，减少刑狱，天下人感到便利。嘉祐六年，因为母亲去世离职，皇帝五次起用他，富弼说：“这是金革变礼，不能施行于太平盛世”，最终不听从命令。英宗即位，召任为枢密使。英宗因为疾病不上朝，太后垂帘听政。英宗病愈后，韩琦奏报台谏有疏请太后归政，韩琦急忙命令撤帘。富弼奇怪韩琦不通报枢密院，又欧阳修担任参政，首先提议追尊濮王，富弼说：“欧阳修读书知道礼法，所以做这件事，是忘记仁宗屡次主持欺瞒韩公罢了。”于是当面奏报说：仁宗的即位，是陛下和太后的功劳。现在太后对臣与胡宿、吴奎等说：“没有丈夫，妇人无处诉说，以至于不忍听闻。”臣实在痛心，这难道是仁宗对陛下的期望吗？用笏板指着御床说：“如果不是陛下有孝德，谁可以坐在这里？”英宗俯身说：“不敢。”富弼请求离职非常坚决，于是出京判河阳。英宗刚即位时，韩琦进拟几个宦官策立有功，应当升官。富弼说：“先帝把神器托付给陛下，这些人有什么功劳可记？”韩琦有愧色。后来韩琦统帅长安，对范纯仁说起这件事说：“韩琦畏惧富公。”神宗刚入朝觐见，皇帝从容询问治国之道。富弼知道皇帝果于有为，回答说：“君主的好恶不可让人窥测，可以穷尽推测那么奸人得以附会。应当像天鉴察人，善恶都是自取，然后诛赏随之，那么功罪都得到真实了。”又问边事，回答说：“陛下临御不久，应当先布德泽。二十年不说兵事，不宜重赏边功，干戈一起，祸福不小。”皇帝沉默，想要挽留他极力推辞回归郡县。熙宁三年，召拜司空、侍中、平昌事，还没到，听说有人说灾异都是天数，不是人事所致。富弼叹息说：“人君所畏惧的是天，如果不畏惧天，什么事不可以做？这一定是奸人想要进献邪说，以动摇上心，使辅弼谏诤之臣无处施展力量。这是治乱的关键，不可不迅速挽救。”立即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说明其不然。等到入对，又说：“君子小人的进退，关系王道的消长，希望深入辨察，不要以同异为喜

译“愤怒，以喜怒作为任用或罢黜的标准。”如今朝廷内外的政务渐渐有所变更，这一定是小人向陛下进献的邪说。大抵小人喜欢兴作生事，是因为其中有所图谋；如果朝廷保持安静，那么事务就有常法，小人还有什么指望呢？希望陛下深刻洞察其中的道理，不要使将来有悔恨。当时久旱，群臣请求给皇帝上尊号以及使用音乐，皇帝不允许。到了同天节，契丹使者应当来祝寿，富弼说：“这是显示盛德的事，正应当以此展示给他们，请求一并取消祝寿。”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当天就停止了。富弼又上疏，希望更加畏惧上天的警戒，远离奸佞，亲近忠良。皇帝亲手写诏书褒奖回答他。王安石掌权，向来与富弼不合，富弼估量不能争辩，称病请求退职，奏章上了几十次。神宗才答应他，问道：“你如果离去，谁可以代替你？”富弼推荐文彦博。神宗沉默了很久说：“王安石怎么样？”富弼也沉默不语，于是出任亳州知州。当时正在推行青苗法，富弼说：“这个法令实行，那么财富就会聚集在上面，百姓就会离散在下面。”坚持不执行，提举常平赵济弹劾富弼，以大臣阻挠新法的罪名，改任汝州知州。富弼说：“新法我不了解，不可以再治理郡县，希望回到洛阳养病。”皇帝允许了，于是请求退休。加封为司空，进封韩国公，退休。富弼虽然居家，但朝廷有重大利害，知道的没有不说的。交趾叛乱，下诏让郭逵讨伐。富弼说：“海边偏远深远，不能要求他一定进军，希望下诏让郭逵选择有利的时机进退，以保全王师。”契丹争夺河南地界，皇帝亲手写诏书询问富弼。富弼说：“熙河各郡都不足以防守，河南地界决不能答应。”星象有变化，请求扩大言论渠道，又请求迅速更改新法，以解除倒悬般的危急。皇帝虽然没有采纳，但恩宠礼遇没有减退。曾经因为王安石有所建议，却回答说：“富弼手写的奏疏说‘老臣无处诉说，只是望着屋顶暗自叹息’，马上就要到了。”他敬重富弼到了这种地步。故参知政事王尧臣的儿子王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身体不适，他的父亲与文彦博、刘沆以及富弼共同决定重大策略，请求确立储君。恰逢第二天病愈，所以延缓了这件事，没有人再知道了。”把王尧臣所写的诏书草稿呈上，皇帝拿这件事询问文彦博。文彦博说的与王同老相符，皇帝嘉奖富弼不自夸，下诏加封司徒，推辞一次后就接受了。有人问富弼：“治平初年屡次辞官，现在不这样是为什么呢？”富弼说：“治平初年是我自己辞官，今天潞公（文彦博）都升迁了，我怎敢坚持辞官妨碍别人呢？”大概是因为文彦博议论新法不合皇帝心意，七年没有被召见，到现在恩宠礼遇又深厚了。富弼多次上疏说：“天子没有具体的职事，只有辨别君子和小人并提拔或罢黜他们，这是天子的职事。君子和小人相处，他们的形势必然争斗。君子不能取胜，就带着自身退隐；小人不能取胜，就勾结煽动，千方百计，一定要取胜才罢休。小人再次取胜，必然对善良的人施加毒害，无所不为，想要天下不混乱是不可能的。”元丰六年去世，享年八十岁。亲手封好遗奏，让他的儿子富绍庭呈上。大致说：“陛下即位之初，邪臣进献邪说，在图谋任用的时候，听信接受不适宜，上面误导了圣明的听闻，渐渐形成了祸患。现在上自辅佐大臣，下到众多士人，畏惧祸患图谋私利，习成了坏风气，忠言正论，不再能够上达。臣年老多病将要死去，还有什么顾念追求，只是不忍心辜负圣明的陛下，于是倾吐肝胆，希望怜悯愚忠，曲折地垂听采纳。去年永乐之战，士兵百姓死亡数十万，现在长期戍守没有解除，百姓困穷，希望归还侵占的土地，休兵息民，使关陕之间稍微能够维持生计。加上陕西再次编组保甲，又修缮教场，州县奉行，形势如同星火般紧急，人心……”惶恐惊骇，难以再次使用，不如停止以安抚他们。臣所陈述的，急于救急办事。至于根本之道，就在于圣心所存，以及所用君子和小人的辨别罢了。皇帝看了奏章，震惊哀悼，停止朝会三天，追赠太尉，谥号文忠。富弼天性极孝，恭敬节俭喜好修养，与人说话一定竭尽敬意，即使是微官和布衣，都与他平等相待，气色温和，看不出喜怒。他喜好善行憎恶邪恶，出于天性。晚年清心学习道术，独居还政堂，每天早晨起床，放下中门的钥匙，进入瞻仰礼拜家庙，对待夫人像对待宾客一样，子孙不穿戴冠带不见他，内室严肃如同官府。平时谢绝宾客。文彦博担任留守时，节制往来。八十岁时，自己在坐屏上写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平生所推荐的士人很多，尤其有名的如王质和他的弟弟王素，余靖，孙复，石介，吴奎、韩维、陈襄等十余人，都在世上有名声，世人认为他知人。出使契丹，功劳很大，但每次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到了担任青州知州，救活饥民五十万，就每次自己说：“这超过了我在中书省二十四年的政绩。”评论说：韩琦和富弼的不同，从英宗临朝，太后垂帘听政时就开始了。然而韩琦居于枢机重地，就以安定国家根本为急；富弼位列辅弼之臣，就以端正君主品德为先。交换位置也是这样，不容易论断他们的优劣。富弼侍奉君主结交朋友，正道直行，直言正论，遇事直陈，未曾稍有回护曲折。等到他面临机变应对敌人，因权制变，军事之事，动辄符合时机，多么英明啊！施行于州郡，救活百姓百万；安居庙堂，不劳而治，可以说是才德兼备的君子了。

译欧阳修，字永叔，是庐陵人。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郑氏坚守节操，发誓亲自教导他。家中贫穷，甚至用荻草在地上画字来学习写字。他幼年聪慧领悟力强，从邻里间借书抄写，还没抄完就已经能背诵了。宋朝建立将近百年，文章的体裁仍然沿袭五代时期的残余习气。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有意张扬这种风气，但还没有大力振兴。欧阳修在随州游历时，在废弃的书箱中发现了韩愈的遗稿，内心非常仰慕，刻苦立志极力探求，希望与韩愈比肩。他两次参加国子监考试，一次参加礼部考试，都得了第一名，于是考中甲科，补任西京留守推官。起初他跟随尹洙交游，写作古文，议论当世事务，彼此互为师友。他与梅尧臣交游，写诗歌唱和，于是凭借文章名冠天下。入朝担任馆阁校勘。范仲淹因为议论政事被贬谪，在朝廷中很多人议论救他，司谏高若讷唯独认为范仲淹应当被罢黜。欧阳修写信责备他，说（高若讷）不再知道人间有羞耻之事。高若讷把信呈给皇帝，欧阳修因此获罪被贬为夷陵县令，后调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范仲淹统帅陕西，征召欧阳修担任掌书记。欧阳修说：“当初的举动，难道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一同退隐，不同进仕，是可以的。”推辞不就任。过了很久又恢复校勘之职，晋升为集贤校理。庆历三年，任谏院知院。这年秋天，皇帝下诏谏官每天赴内朝，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这是采纳了欧阳修的意见。皇帝正打算更换任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在位，增加谏官名额，任用天下的名士。欧阳修每次进见，皇帝都延请询问，执政大臣咨询应当推行的措施。既然多有张弛变化，小人纷纷感到不便。欧阳修担心好人一定不能取胜，多次为皇帝分别陈述。欧阳修议论事情恳切直率，人们把他看作仇敌。唯独皇帝奖赏他敢于直言，赐给他五品官服，看着侍臣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从哪里能得到？”澧州进献柿木，上面有天然的“太平”字样。欧阳修说：“四海动荡不安，没有见到太平的景象，请求不要向外面宣示。”淮南漕臣进献盈余的十万贯钱，欧阳修请求拒绝，以防苛剥百姓。共同修撰起居注，于是任知制诰。旧例一定要经过考试然后任命，皇帝了解欧阳修，下诏特别授予他官职。奉命出使河东，自从西方用兵以来，议论的人想要废除麟州以节省粮饷。欧阳修说：“麟州是天险不可废除，废除了它，黄河内的郡县百姓都不能安居了。不如分派它的军队驻扎在并河内的各个堡垒，紧急时得以应援，而平时可以节省转运，在策略上更为便利。”因此麟州得以保存。他又说：“忻州、代州、岢岚多是被禁止耕种的废田，希望让百姓得以耕种，否则将被敌人占有。”朝廷下达他的建议，很久才实行，每年获得粮食数百万斛。凡是河东赋税过重，百姓所不能承受的，上奏罢免了十几件事。出使回来。恰逢保州兵乱，任命欧阳修为河北转运使，辞别皇帝时，皇帝告诫说：“不要做久留的计划，有什么想说的，就说。”欧阳修说：“谏官可以听到风声就议论政事，外官超越职权而言，是罪过。”皇上说：“只管上报，不要在意内外之别。”河北各军依仗兵乱骄横放纵，稍微不如意，就胁迫州郡，欧阳修请求优待宽假将帅以镇压军心，军中才安定。起初，保州的乱兵都被招抚承诺不杀，后来全部诛杀，被胁迫跟随的二千人，分散到各州。富弼担任宣抚使，担心后来生变，与欧阳修在内黄相遇，半夜屏退旁人，谋划让各州在同一天诛杀他们。欧阳修说：“祸患没有比杀害已投降的人更大的了，何况是被胁迫跟随的人呢？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州郡有一个不听从，引发的变乱就不小。”富弼醒悟，于是停止。欧阳修上奏设置御河催纲司，以督促粮饷，边州依赖它。又设置磁州、相州都作院，以修缮一路的军器，河北方才稍微治理好。而二府的各位大臣相继被罢免，欧阳修感慨地上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都知道他们有可任用的贤能，而没有听说他们有可罢免的罪过。正直之士在朝廷，群小所忌惮，谋臣不被任用，是敌国的福气。现在这四人一旦罢免，使群小在内部互相庆贺，敌国在外部互相庆贺，我为朝廷感到惋惜。”于是群小更加忌惮欧阳修，借着他孤甥张氏的案件，罗织罪名，于是降职任滁州知州。居住两年，调任扬州、颍州。当时吕夷简的儿子吕公着担任通判，有贤良的品行，当时的人还不知道，欧阳修极力推荐他，因此逐渐被提拔任用。复任学士，留守南京，因母亲去世离职。守丧期满，召任判流内铨，当时他在外任职十二年。皇帝见他的头发白了，慰劳询问非常周到。小人担心欧阳修再次被任用，伪造欧阳修的奏章，请求清除宦官，宦官果然愤怒，暗中找事中伤欧阳修，于是命令他出任同州知州。因为吴充的话，才停止。升任翰林学士。皇帝有一天看到御阁春帖子，读了很喜欢，问知道是欧阳修写的，于是全部取出宫中的帖子阅读，感叹说：“下笔不忘规劝谏诤，真是侍从之臣啊。”嘉祐二年，暂代知贡举，当时进士写文章以诡异相高，号称“太学体”，欧阳修对此感到忧虑，所录取的大都以词义接近古人为贵，那些凭借险怪知名的多不在录取之列，怨恨议论纷纷。欧阳修出来，聚集喧哗在马前，但是考场上的习气从此改变，而这科号称得到人才，程颢、朱光庭、曾巩、苏洵、苏辙等人脱颖而出。加官龙图阁学士，任开封府知府。先前包拯以威严驾驭下属，名声震动都城，欧阳修简易遵循事理，不求赫赫之名，而京师也治理得很好。用包拯的政令，严厉对待欧阳修的人，欧阳修说：凡人的才能性情不一，用其长处，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强

译他的短处，势必赶不上。我也只是发挥我的长处罢了。听闻的人称赞他做得好，任命他为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在翰林院八年，知道的事情没有不说的。黄河在商湖决口，北京留守贾昌朝想开通横垅故道，让河水向东流。有个叫李仲昌的人，想把河水导入六塔河，议论的人不知道听从谁。欧阳修认为河水重浊，按理没有不淤塞的，下游既然淤塞，上游必定决口。用近事来验证，决口的河不是不能尽力堵塞，故道不是不能尽力恢复，只是形势不能长久罢了。横垅工程大难以成功，即使成功了也将再次决口。六塔河狭窄细小，把整个黄河的水注入其中，滨州、棣州、德州、博州必定遭受其害。不如顺着水势，加高堤坝，疏通下游，即使让它流入大海，这也是几十年的利益。宰相陈执中支持贾昌朝，文彦博支持李仲昌，最终成为河北的祸患。欧阳修曾经因为水灾上疏说：陛下统治三十年，而太子尚未确立。从前汉文帝刚即位，采纳群臣的建议，立即立太子，因而享国长久，成为汉太宗。唐明宗厌恶别人谈论继承人的事，不肯早定，导致秦王之乱，宗庙社稷于是覆灭。陛下有什么疑虑而久久不决定呢？后来确立英宗，大概源于此。五年任命为枢密副使，六年任参知政事。欧阳修在枢密院，与曾公亮考核天下的兵数以及三路屯戍的多少，地理的远近，重新制作图册。凡是边防长久缺少屯戍的，必定加以搜罗补充。他在政府任职，与韩琦同心辅佐朝政，凡是兵民、官吏、财利的重要事项，中书应当知道的，汇集为总目，遇事不必麻烦去询问有关部门。当时东宫太子尚未确定，欧阳修与韩琦等商定大计，先让英宗掌管宗正寺，但英宗坚决卧病不起。欧阳修上奏说：宗室向来不担任职事，现在破格提拔外人，大家都知道将要立为皇子，不如直接确定名分，命令学士写一道诏书，告知天下，事情就确定了。韩琦极力赞同，于是确定立为皇子。英宗即位后，因为疾病不能亲自处理政务，太后垂帘听政，左右的人互相构陷，几乎造成嫌隙。韩琦奏事，太后哭着对他说，所以韩琦用皇帝生病来解释，太后心里仍未释怀。欧阳修进言说：太后侍奉仁宗几十年，仁德显扬于天下。从前温成皇后受宠，太后处理得宽裕从容，如今母子之间，反而不能相容吗？太后心里稍微平和。欧阳修又说：仁宗在位时间久，恩德施于百姓，所以一旦驾崩，天下拥戴嗣君，没有一个人敢有不同意见。现在太后只是一个妇人，我们等五六个人罢了，如果不是仁宗的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沉默了很久才停止。自从嘉祐以后，朝廷致力于珍惜名位，进用人的途径稍微狭窄。欧阳修屡次进言，馆阁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人才既然难得，又难以了解，应当广泛采集而多储备。杰出的人出来成为名臣，其余的也不失为好士。于是下诏两府各举荐五人。欧阳修平生与人说话坦诚，没有隐瞒。等到执政时，士大夫有所请求，就当面告知可行与否。即使是台谏官议论事情，也必定以是非来质问他们。因此怨恨诽谤的人日益增多。因为议论尊奉濮王的事被台谏官弹劾，又彭思永、蒋之奇制造没有根据的诽谤，上章弹劾欧阳修。恰逢神宗即位，命令审问彭思永等人，他们理屈词穷，被定罪贬黜。而欧阳修也极力请求退职，任刑部尚书，知亳州。第二年改任兵部尚书，知青州。各县散发青苗钱，欧阳修请求让百姓只缴纳本金，以显示不谋取利益，罢免提举管勾官，听任百姓自愿申请，没有答复。改任判太原府，欧阳修辞谢请求知蔡州，并且说：“时人多喜欢新奇，而我想要守拙。众人正兴起公利，而我想要寻常。”于是以本官知蔡州。欧阳修一向以风操节操自持，既然多次被污蔑，又多次与执政者违背，于是接连请求辞职。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退休。五年去世，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欧阳修天性刚劲，见义勇为，被放逐流离，以至于再三，志气依然如故。学者求见，他只谈论政事，很少涉及文章。张舜民问他原因，欧阳修说：“文章只在于修饰自身，政事可以惠及他人。我从前被贬到夷陵，没有什么来自我排遣，寻找《史记》《汉书》来看，没有，于是取陈年的公案反复观看，看到其中的冤屈和错误，不可胜数。以夷陵的荒远狭小，尚且如此，天下可以知道了。”当时仰天发誓说：“从此遇事不敢忽视。”现在出入朝廷内外，忝列三公，以此自勉。人们期望我，一定认为我是靠文章显达，以我自己来看，确实是当时一言之报。又说：“凡是治理百姓的人，不问官吏才能如何，措施怎样，只要百姓称便就是好官吏。”所以欧阳修为几个郡所居住的百姓，便利；所离开的百姓思念，如扬州、青州、南京都是大郡，欧阳修到任三五天，事情已减少十分之五六，一两月后，官府像僧舍一样清净。有人问公政事宽简而事情不废弛，为什么呢？欧阳修说：“以放纵为宽，以粗略为简，就会松弛废弛而百姓遭受其害。我所说的宽，是不苛刻；所说的简，是不繁碎。”欧阳修幼年丧父，母亲告诉他。说：“你父亲做官吏，常常夜里点烛处理官书，多次废书叹息。”我问原因，就说：“这是死狱，我寻求让他活命的方法却得不到。”我说：“活命可以寻求吗？”说：“寻求让他活命而得不到，那么死者和我都没有遗憾了，何况寻求而得到呢？常常寻求让他活命，尚且还有失之死的情况；而世人常常寻求让他死。”

译欧阳修听说后，终身对他敬佩信服。凡是死罪中并非杀人的案件，他大多予以平反，大概是成全了他先前的志向。欧阳修写文章，天赋自然，繁简适中，舒缓详尽，曲折反复却条理通达，疏朗畅达没有阻碍。归结于根本的道理，以使人信服，所以天下人一致尊奉他如老师。他奖掖提携后辈，唯恐来不及，在他赏识之下，大多成为知名人士。曾巩、王安石、苏洵以及苏洵的儿子苏轼、苏辙，当他们还是平民隐居、不为人知时，欧阳修就宣扬他们的名声，使他们都显扬于世。他对朋友情谊深厚，朋友在世时扶持帮助，去世后则抚恤其家。他喜好古物、热爱学习，从周秦以来，金石遗文、残缺的简册，全都搜集起来，研究考证其中的异同，确凿地可以表明验证，称为《集古录》。他与宋祁共同编修《唐书》，欧阳修负责纪传和志，而宋祁负责列传。等到书成呈报皇帝，按照旧例只列官职高的一人的姓名，而欧阳修官职高，应当署名。欧阳修说：“宋公在列传上功劳多，我怎么可以掩盖他的名字呢？”于是纪传和志署欧阳修的名，列传署宋祁的名。宋祁听说后认为他做得好。欧阳修又独自编修《五代史》，秉承《春秋》的遗意，篇幅比旧史减少一半，而记载的事迹却增加了几倍。苏轼为他的文章作序说：“论述大道像韩愈，议论政事像陆贽，记载史事像司马迁，诗赋像李白。”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知人之言。

译论曰：五代衰微，学术沦丧，文风败坏，而尹洙在周敦颐、程颢、程颐尚未出世之前，首先倡导古文，推究大道的要领，阐发六经和圣贤的宗旨，使学者清楚地知道论说必须本于仁义，对世道人心有功，在这方面的贡献很大；而文章的复古，不过是末节罢了。尹洙担任台谏官时，打击奸邪，扶持正气，议论很多，多次历任州郡长官，声望事迹值得记载。等到仁宗、英宗权力交接之际，他辅佐韩琦，功劳在于国家社稷。韩琦最初推荐尹洙，只是因为他文名高重，恐怕世人认为不任用他是国家的损失，这大概是一时的权宜之词，不知情的人以为是实情，那就错了。

文彦博

文彦博字宽夫，是汾州介休人。他的祖先本姓敬，因为要避晋高祖和宋翼祖的名讳，才改姓文。考中进士，担任翼城县知县，后任绛州通判。转任殿中侍御史。西部边境用兵，偏将中有临阵先退、望敌不进的，旧法令规定都要上报复核。文彦博说：“这种法令只适用于平时无事的时候，现在拥有几十万军队，如果将帅权力不专一、军法不严厉，将凭什么取胜？”仁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黄德和诬陷刘平投降敌人时，用金带贿赂刘平的奴仆，让他作证。刘平全家二百口人都被戴上手铐脚镣关押。朝廷下诏让文彦博在河中府审理此案。既然审讯查清了事实，黄德和谋划翻案，又派遣其他御史前来。文彦博拒绝接纳，说：“朝廷担心案件不能结案，所以派遣您来。现在案卷已经完备，您应该尽快回去。”如果事情办不成，文彦博愿意承担罪责。黄德和连同奴仆最终都被处死。文彦博以直史馆的身份担任河东转运副使。鄜州的粮道迂回遥远，银城河外有唐代的旧道，废弃没有治理。文彦博的父亲文洎担任转运使时，打算恢复这条道路，还没来得及完成就去世了。文彦博继承并完成父亲的志向，更加储备粮食。元昊来侵犯，包围城池十天，知道城中有防备，就解围离去。文彦博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担任泰州知州，改任益州知州。当时成都米价暴涨，文彦博在靠近各城门的院落共十八处，减价卖米，不限数量。米价于是下降。在此之前，有时限制每升米的售价来卖，有时压制市场物价，这恰好足以助长米商的嚣张气焰，而米价无法下降。这才知道他的方法高明。曾经在宴会上，随从士兵擅自折断马厩的木材当柴烧，无法阻止。军校报告此事，在座的客人吓得腿发抖。文彦博说：“天气确实寒冷，可以折断给他们。”神色自若，饮酒吃饭像往常一样。士兵气势沮丧，无法作乱。被召回朝廷任命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贝州人王则反叛，明镐讨伐他，很久不能攻克。文彦博请求前往，被任命为宣抚使，监督各路军队。当时枢密使夏竦厌恶明镐，凡是明镐所奏请的事多从中阻挠，只怕他成功。文彦博请求获得便宜行事的权力，不必上报复核。皇帝允许了。到达贝州后，与明镐督促各位将领修筑拒马墙来攻城，十多天不能攻克。有牢城卒董秀、刘炳请求挖地道来攻城。贝州城南面临御河，董秀等人在夜里于河边挖洞，把土丢弃在水中，白天藏在洞中，城里人看不见。过了很久地道挖成，董秀等人跑去报告文彦博。挑选敢死队二百人，嘴里衔着枚（防止出声）从地道进入，登上城墙杀死守军，放下绳子来牵引外面的人。城中惊扰，于是活捉王则，用囚车押送京城。文彦博被任命为同平章事。于是进宫对答说：“曾经听到圣上的德音，认为士大夫多致力于奔走钻营，不加以裁抑就无法淳厚风俗。不如稍微表彰那些恬淡退让的人，那么浮躁钻营的人自然知道羞愧，于是推荐王安石、韩维、张瓌，都被提拔任用。与枢密使庞籍商议裁减冗兵六万，减半供给的又两万人，议论的人纷纷反对，担心他们聚集成为盗贼，皇帝也怀疑。文彦博说：“现在公私困顿枯竭，正是由于冗兵，如果有变故，臣请求以死谢罪。”又减少陕西的士兵屯驻内地，以节省边防费用。士兵无事可做，御史唐介弹劾文彦博在蜀地时，用奇异的锦缎结交后宫，皇帝大怒，下诏送交御史台弹劾。文彦博独自留下再次拜谢说：“御史言事，是职责，希望不要加罪。”唐介既然被贬，文彦博也被罢免，担任许州知州，改任忠武军节度使，担任永兴军知军。起初，起居舍人母湜请求废除陕西铁钱，朝廷虽然没有听从，但陕西人听说后，争着用铁钱买东西，卖东西的人不肯接受，长安因此混乱。文彦博于是召集丝绢商人，拿出家里的缣帛数百匹，让他们卖，说：“收取的价款，全部用铁钱，不要用铜钱。”于是众人知道铁钱不废除，市场恢复安定。至和二年，再次以吏部尚书的身份担任同平章事，与富弼同时任命，士大夫都认为得到了人才而庆幸。三年正月，皇帝突然病重，文彦博召见内侍史志聪等人询问病情，史志聪回答说宫中事情机密，不敢泄露。文彦博斥责他说：“你们出入宫门，不让宰相知道天子的起居，想干什么？从今以后病情增减，必须一一报告，不然将执行军法。”又与同僚刘沆、富弼留在殿庐住宿。史志聪等人说：“没有先例。”文彦博说：“这难道是讨论先例的时候吗？”于是赦免死罪以下的人，命令辅政大臣祈祷天地、宗庙、社稷。开封府知府王素夜里敲宫门报告变故，文彦博不听。进入宫门，等到天亮审问他，原来是禁卒有告发都虞候作乱的。刘沆想要逮捕治罪，文彦博问：“都虞候是什么样的人？”都指挥使许怀德称赞他忠厚可以担保。文彦博说：“那么是士兵有怨恨诬陷他，应当迅速诛杀士兵来安定众人。”于是请刘沆在判决书末尾签字，在军门斩首。在此之前，富弼采用朝士李仲昌的策略，从澶州商湖河开凿六漯渠进入横垅故道，北京留守贾昌朝

译富弼向来厌恶吕公著，暗中勾结内侍武继隆，指使两位司天官在殿庭上直言国家不应开凿黄河以北的河道，导致皇上身体不安。几天后，这两人又说请皇后一同听政。史志聪将情况禀报给执政大臣，吕公著看了奏状后揣在怀里，不拿给同僚看，慢慢召来这两人责备他们说：“天文出现变异，是你说话的职分，怎么能擅自干预国家大事？你们的罪过应当灭族。”两人大惧，脸色大变，吕公著说：“看你们只是狂妄愚昧罢了，我不忍心治你们的罪，从今以后不要再这样了。”两人退下后，吕公著才拿出奏状给同僚看，同僚都愤怒地说：“为什么不杀了他们？”吕公著说：“杀了他们事情就会暴露，会让中宫（皇后）心里不安。”众人都说：“好。”不久，朝廷商议派遣司天官确定六漯（地名）的方位，吕公著又派这两人前往。武继隆请求留下他们，吕公著说：“他们本来不敢胡说，是有教唆他们的人罢了。”武继隆沉默不敢回答。两人到了六漯，害怕追究以前的罪责，改口说六漯在东北，不是正北。皇帝病愈，吕公著等人才回到府第。当时，京城人心惶惶，依赖吕公著、富弼持重，众心才安定下来。不久，王沆秘密禀告皇帝说：“陛下生病时，吕公著擅自斩杀告发谋反的人。”吕公著听说后，把王沆的判词呈给皇帝，皇帝的疑心才消除。御史吴中复请求召回唐介，吕公著说：“唐介不久前任御史，议论我的事多切中我的毛病，其中虽然有传闻失实的地方，但当时责备他太深，请按照吴中复的奏请。”于是召唐介任谏院知院，当时人称吕公著是长者。很久以后，吕公著以宰相身份出任河南府判官，封潞国公，接连改任大名、太原府判官，在河南遭遇母亲丧事。英宗即位，起用他恢复成德军节度使职务，他三次上表请求守完丧期，皇帝允许了。起初，仁宗身体不适时，吕公著与富弼等人请求确立皇位继承人，仁宗答应了，但后宫将有怀孕的妃子，所以这件事拖延了。吕公著守丧期满后，以原官职任河南府判官，入京朝见，英宗说：“我的即位，是你的功劳。”吕公著惊惧地说：“陛下入继大统，是先帝的圣意，太后协助赞成的力量，我有什么功劳？陛下登上储君之位，我恰好在外面，韩琦等人秉承圣旨接受顾命，我没有参与。”皇帝说：“我完全知道最初的议论，你对我有恩。”吕公著谦逊推辞不敢承受。调任镇守淮南，任永兴军判官，入朝任枢密使。熙宁二年，陈升之拜相，诏令吕公著是朝廷宗臣，让陈升之位居吕公著之下。吕公著说：“本朝枢密使没有位居宰相之上的，只有曹利用曾经在王曾、张知白之上，我愧知礼义，不敢效仿曹利用的做法。”于是作罢。吕公著对皇帝说：“朝廷处理事务务必合乎人心，应当兼采众议，以安静稳重为先。陛下励精图治，而人心不安的原因，是变革过度了。祖宗的法度未必都不可行，只是有偏废而不推行的情况罢了。”王安石知道吕公著的话是针对自己说的，极力排斥他。吕公著又说：“设立市易司，下至水果也官家垄断售卖，有损国家体面。凡是衣冠之家在市场中牟利，清议尚且不容，难道堂堂大国，公然求利而不被非议吗？”皇帝没有回复，吕公著因此请求离职，于是以司空身份任河阳府判官。元丰三年，拜太尉，再次任河南府判官。这时王同老说：“至和年间议论确立皇位继承人时，吕公著恰入朝，神宗问他。吕公著把以前对英宗说的话又对皇帝说了，皇帝说：‘你深厚不夸耀自己的善行，阴德像丙吉，真是安定社稷的大臣。’吕公著说：‘像周勃、霍光那样才叫定策。自从至和以来，朝廷内外大臣献言很多，我们虽然曾经请求，但没有实行。后来韩琦等人最终成就了大事，那是他们的功劳。’皇帝说：‘发起倡议最难，那时仁宗的意思已定，嘉祐末年只是重申前诏，正像丙吉、霍光互不掩盖一样。’于是加封吕公著两镇节度使，他推辞不接受。很久以后，请求退休，以太师身份致仕，居住在洛阳。元祐初年，司马光推荐吕公著是宿德元老，应当起用来自辅佐，于是任命他平章军国重事，六天朝见一次皇帝，一个月两次参加经筵，恩宠礼遇非常优厚。然而吕公著每年都不求退，居住五年后又致仕。绍圣初年去世，享年九十二岁。后来追谥忠烈。吕公著虽然有时在外地，但皇帝的眷顾有加。在大名时，转运使汪辅之奏报吕公著不处理政事，皇帝批阅奏章交给吕公著说：“侍中是旧德，所以烦劳你卧镇北门，细微事务不必劳心。汪辅之是小臣无礼，将另有处置。”不久罢免了汪辅之。王中正经制边事，所到之处称奉密旨，招募禁兵，吕公著以没有诏令为由拒绝他，王中正不敢招募而离去。吕公著侍奉过四朝，担任将相五十年，名声远播外国。元祐年间，契丹使者来聘，在殿门外见到吕公著，退后站立改变脸色说：“这就是潞公吗？”问他的年龄，说：“怎么这么健壮？”馆客苏轼说：“使者只看到他的容貌，没听到他的言语。他综理各种事务，即使精练的少年也有不如他的；他贯通古今，即使专门名家也有不及他的。”使者拱手说：“天下异人啊。”吕公著虽然富贵，但待人谦下，尊重道德乐于行善，唯恐不及。他在洛阳时，洛阳人邵雍、程颢兄弟都以道自高，他像对待布衣之交一样接待他们。与富弼、司马光等十三人，沿用白居易九老会的旧例，置酒赋诗取乐，按年龄排序不按官职排序，建堂绘像其中，称为洛阳

译耆英会。神宗皇帝开凿洛水连通汴河，但主管官员阻挡截断洛水，不让它流入城中，洛阳百姓为此深受其苦。吕公著（彦博）借由中使刘惟简来到洛阳的机会，向他说明了其中的原委，刘惟简将此事上报，皇帝下诏命令洛水像当初一样畅通无阻，这便成了洛阳城无穷无尽的便利。吕公著小时候和一群孩子踢球，球掉进了柱子底下的孔洞里，取不出来。吕公著用水灌进去，球就浮了出来，这与司马光砸缸救人的事情相同，有见识的人那时就已经知道这两位公子的仁爱智慧非同一般了。

译评论说：吕公著的才能和德行，也是韩琦、富弼这一类的人物。三位三公都是国家重臣，兼具文武之才，光耀四朝，交替担任将相，而吕公著尤其长寿，名声远播蛮夷之地，天下人都仰慕他的风采。自从熙宁、元丰年间以后，朝廷一切抛弃旧制而谋求新政，使得嘉祐年间的遗老们闭口不敢进言，无法施展才能，真是可惜啊！蜀锦这件事，被唐介弹劾，古今都没有人能说清楚。只有《闻见录》说：“那是他家赠送的，而吕公著并不知情。”这大概符合事实了。

赵抃

赵抃字阅道，是衢州人。考中进士，担任武安军节度推官，先后任崇安、海陵、江原三个县的县令。任泗州通判时，濠州知州发给士兵的粮饷不合法规，扬言要造反。知州害怕不敢出面，转运使发公文让赵抃代理处理此事。赵抃到了那里，从容不迫像平时一样。州里因此没有发生变故。曾公亮推荐他担任殿中侍御史，他弹劾权贵宠臣毫不避忌，声望凛然，京城里的人称他为“铁面御史”。他的言论常常希望朝廷能分清君子和小人，认为小人即使犯小错，也应当极力排斥并断绝其路，这样以后就没有祸患。君子不幸而有失误，应当保全爱惜，以成就他的德行。他论奏宰相刘沆、陈执中，宣徽使王拱辰，翰林学士李淑不称职，这些人全都被罢免。台谏官吴充、鞠真卿、刁约、马遵、吕京初、吴中复都因为直言相继被贬逐，因为赵抃的进言才得以召回。欧阳修、贾黯请求外放做地方官，赵抃说：“近来正直的士人纷纷引退，侍从中的贤臣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现在都想离开，是因为他们以正直的态度立于朝廷，不能谄媚侍奉权贵，伤害他们的人太多了。”欧阳修、贾黯因此得以留任，正直的士人依靠他而重新安定。外放任睦州知州，睦州每年为杭州市场供应羊，赵抃发文拒绝。百姓户籍中有茶税却没有种茶的土地，赵抃上奏免除这项税收。调任梓州路转运使，改任益州知州。蜀地偏远，百姓软弱，官吏肆意违法，州郡公然互相馈赠贿赂，赵抃以身作则率领他们，蜀地的风气因此改变。穷困的城池和小的县邑，百姓有的出生了也不认识使者，赵抃巡视辖区没有不到的地方，老人们高兴互相安慰，奸诈的官吏敬畏信服。被召回担任右司谏，极力论奏内侍邓保信引退兵董吉在禁中烧炼，拿文成五利、郑注来相比。又论奏陈升之奸邪勾结宦官谋求进身，奏章上了二十多份。陈升之离去，赵抃也被罢免去任防州知州。防州向来难以治理，赵抃驾驭严厉而不苛刻。召集告诫各县县令，让人各自治理，县令们都高兴争着尽力，监狱因此屡次空无囚犯。岭南做官的人客死他乡不能归葬的，赵抃造了一百艘船，移告各郡，一并资助他们的路费，让他们相继归葬。被召回担任侍御史，改任度支副使，晋升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当时贾昌朝以前任宰相的身份守卫魏州，赵抃到任就检查府库，贾昌朝非常不高兴。在此之前有诏书招募义勇，过期不能完成，官吏应当治罪的有八百多人，赵抃奉旨督促，上奏说：“河北连年丰收，所以应募的人少，请求宽恕他们的罪过以等待农闲。”朝廷听从了他，获罪的人得以赦免，而招募也随即充足。贾昌朝惭愧信服。加官龙图阁直学士，任成都知州，以宽厚为政。赵抃先前在蜀地时，有聚众搞妖术祭祀的人，他用严刑峻法处理。等到这时又发生这类案件，大家都认为难免受罚。赵抃察知他们没有其他阴谋，只惩罚首恶，其余释放不再追究。蜀地百姓非常高兴。英宗曾经称赞他说：“赵抃在成都施行的是中和之政。”神宗即位，召他任谏院知院，入朝谢恩。皇帝说：“听说你匹马入蜀，带着一琴一鹤随行，为政简易，也符合这个名声吗？”不久，提拔为参知政事。赵抃感激知遇之恩，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朝政有不协调的地方，一定秘密启奏让皇帝知道。皇帝亲手写诏书褒奖回答。当时王安石掌权，赵抃屡次指责他的不便之处。韩琦上疏极力论奏青苗法。皇帝告诉执政官让他们罢免。王安石当时生病请求离职，赵抃说：“新法都是王安石建立的，不如等他自动罢免。”王安石出来后，坚持新法更加坚定，赵抃非常悔恨，立即上奏说：“制置条例司建立使者四十人，搅动天下。”王安石强辩自用，诋毁天下公论，认为是流俗违背众意欺骗百姓顺从错误掩饰过错。近来台谏侍从大多因为言论不被听从而离去。司马光被任命为枢密使，不肯接受，而且财利于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于体制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的任用为大。现在舍弃重要的而选取轻的，失去大的而得到小的，不是国家的福气。奏章呈入恳求离职，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任杭州知州，改任青州知州。因为当地风俗朴实厚道，他用清静无为来治理。当时山东旱灾蝗灾，只有青州多麦。蝗虫来到边境，遇到风退飞落入水中全部死亡。恰逢成都担忧戍卒作乱，皇帝因为赵抃在蜀地有遗爱，想让他再次任成都知州，召见慰劳他说：“以前没有从政府前往的，能为我走这一趟吗？”赵抃说：“陛下所说的就是法度，哪里有什么成例呢？”于是请求便宜行事。到了蜀地后，治理更加崇尚宽厚。有卒长站在堂下，他呼唤告诫说：“我和你年纪相仿，我凭一己之力入蜀为天子安抚一方，你也应当清廉谨慎敬畏约束来率领众人。”等到戍守回来，剩下的资财拿回去为家人打算也可以。人们高兴互相转告，没有人敢做坏事。蜀郡安然无事。剑州百姓私自制作僧人度牒，有人认为是谋逆告发，赵抃不把案件交给狱吏，凭自己的意思判决，全都从轻处理。诽谤的人说他放纵逆党，朝廷取来案卷查阅，都符合法律。改任越州知州。这时吴越地区发生大饥荒，赵抃在百姓未饥之前，为

译赵抃写信询问所属各县：“遭受灾害的地区涉及几个乡？能够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的百姓有多少？应当由官府供给粮食的有多少人？沟渠堤防等工程可以雇佣百姓去修缮的有几处？仓库里的钱和粮食可以发放的有多少？富裕人家可以募集出粮食的有几家？僧人道士食用后剩余的粮食登记在账册上的，具体还有多少？让各县分别书面回答，并谨慎做好防备措施。”州县官吏统计了百姓中孤老病弱、无法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的有两万一千九百多人，上报给赵抃。按照旧例，每年救济贫困百姓应当发放三千石粮食就停止了。赵抃征收富户缴纳的以及僧人道士食用后剩余的粮食，共得到四万八千多石，用来补助费用。从十月初一开始，每人每天领取一升粮食，幼儿减半。担心人多拥挤踩踏，让领取粮食的人男女分日领取，每人领取两天的口粮。担心百姓即将流亡，在城市和郊野设立发放粮食的地方，共五十七处。让百姓就近领取，并告知离开家乡的人不予发放。估计官府的经费不够用，就征召那些不在职但寄居在本地的官吏，供给他们食物并让他们承担事务。对于不能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的人，有了这些措施；对于能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的人，也为他们做了安排。告诫富户不得囤积居奇，又拿出官府的粮食，得到五万二千多石，平价卖给百姓，设立卖粮点共十八处。让买粮的人方便购买，如同领取粮食一样。又雇佣百姓修缮城墙四千一百丈，用工三万八千，计算他们的工钱，又加倍给予粮食。百姓借取高利贷的，告诫富户放宽期限借给他们，等到庄稼成熟，由官府督促偿还。被遗弃的男女，让人收养他们。第二年春天，发生大瘟疫，设立病坊安置无处可去的病人。招募两名僧人，嘱咐他们负责医药饮食，不让延误时机。凡是死者，让当地随时收殓埋葬。按规定救济贫困百姓到三月就停止，这一年到五月才停止。赵抃在这个时候，竭尽心力，早晚不懈怠。供给病人药食，多次拿出自己的钱财。凡是事情中不符合常规文书规定的，一概自己承担责任，不麻烦下属。有向上级请示的，有时根据实际情况多自行决断。百姓得以避免辗转死亡，即使死了也能收殓埋葬，都是赵抃的功劳。又两浙地区旱灾蝗灾，米价暴涨，各州都在街道路口张贴榜文禁止增加米价，唯独赵抃在街道路口张贴榜文允许有米的人随意涨价出售。于是各州的米商纷纷来到越州，米价反而更便宜，百姓没有挨饿的。后来调任杭州知州，杭州是天下难治的大郡，赵抃从容治理。他的政令根本在于孝悌，虽然不严厉却令人敬畏，百姓不敢违犯。元丰二年，以太子少保的身份退休，朝廷任命他的儿子赵屼担任提举两浙常平，以便供养他。赵屼奉养赵抃遍游名山，吴地人以此为荣耀。七年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追赠太子少师，谥号清献。赵抃忠厚清廉修养，人们看不到他喜怒的表情，平生不置办产业，不蓄养歌伎，嫁出了兄弟的女儿十几人，其他孤女二十多人，施恩于寡妇贫民不可胜数。白天所做的事，晚上一定要焚香禀告上天，不可禀告的就不敢做。他治理政事，善于根据风俗施行措施，宽严不同，总之以惠民利为本。在福州和成都，尤其被世人称道。神宗每次下诏任命两郡太守，必定提到赵抃。韩琦曾经称赞赵抃“真是世人的表率”。起初，赵抃因为母亲去世，在墓旁结庐守孝三年，不住在家里。县里在他居住的里巷张贴榜文称为“孝悌处士”。孙侔为他写了《孝子传》。等到赵屼为父亲守丧，甘露降在墓地的树木上。赵屼去世后，儿子赵云也因哀毁过度而死。人们称赞他们世家的孝行。孝论说：“赵抃治理郡县所到之处都能治理好，固然他的筹划才能，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吗？还是清廉谨慎真诚恭敬，有不说话就能感化人的地方吗？”史书记载的其他事情，只得到大概。唯独越州救灾，在曾巩所记载的非常详细，确实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知名人士贤良之士救民恤物，他们的方法在当时施行却不流传到后世的，大概不可胜数。赵抃每晚禀告上天，而清廉修养不接近声色，那么他内心有所自得，不仅仅是外表如此。

译蔡襄，字君谟，是兴化仙游人。考中进士后，担任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范仲淹因直言进谏被罢免，余靖、尹洙一同被贬，欧阳修写信责备司谏高若讷，也被贬官。蔡襄写了《四贤一不肖》诗，京城的人争相传诵。庆历三年，宋仁宗亲自提拔欧阳修、余靖以及王素为谏官，蔡襄又写诗祝贺并勉励他们。这三个人将这首诗上报给皇帝，皇帝也任命蔡襄掌管谏院。蔡襄高兴言路开通，但担心正直的人难以长久立足，于是上疏说：“朝廷增加任用谏臣，而欧阳修、余靖、王素一天之内同时被任命，朝廷内外互相庆贺。这三个人忠诚刚正，一定能畅所欲言。我担心奸邪之人不利，一定会编造三种说法来抵御他们。第一种说法是好名声，忠臣引导君主走正道议论政事，只怕不能尽言，如果回避好名声的嫌疑，就没有可以进言的途径了。第二种说法是好求进身，前代进谏的人艰难，是激于忠愤，祸患尚且不避，哪里有好求进身的意思？如果能尽到职责，即使死在这个官位上，也没有悔恨。第三种说法是彰显君主的过错，进谏争辩的大臣本来就是负责举发过错的，君主听从并施行，足以获得听从劝谏的美誉，怎么能彰显过错呢？希望陛下明察。”当时有旱灾、蝗灾、日食、地震等灾异，蔡襄认为灾害的到来都由于人事，推究其产生的原因，君臣上下都有缺失。不专断听信裁决，不揽取威权，使得号令不被人们信任，恩泽不能普及到下层，这是陛下的过失。掌握天下的权柄，掌管百姓的生命，没有好的谋略和非凡的计策来矫正时弊，不竭尽忠诚节义来符合任命的期望，这是大臣的过失。朝廷有弊政而不能纠正，百姓有疾苦而不能去除，陛下宽厚仁爱但缺乏决断而不能规劝，大臣顺从沉默回避事务而不能斥责，这是我们臣下的罪过。陛下既然有引咎自责的话，已经通达天地神灵了，希望思考实际措施来回应它。奏疏传出，听到的人都感到震惊。蔡襄晋升为直史馆，兼修起居注。开宝寺塔发生火灾，下面有旧时埋藏的舍利，皇帝下诏取来放入宫中，很多人烧灼手臂、剃去头发，议论要重新营建。蔡襄劝谏说：“不合道理的福分，不可以侥幸求得。现在百姓困苦，四方蛮夷骄横傲慢，陛下应当修明人事，怎么能用佛法来求取福分呢？上天降下灾异以示警戒，反而大兴工程劳役，这是要用人力去排斥天意啊。”吕夷简平章国事，宰相及以下官员到他府邸议事，蔡襄上奏请求罢免这种做法。元昊归顺，起初自称乌珠，后来又翻译为吾祖，蔡襄说：“吾祖就是说我翁，侮辱太严重了。”派遣朝廷赐给他诏书，却也说“吾祖”，这是什么话呢？夏竦被罢免，韩琦、范仲淹在位，蔡襄说：“陛下罢免夏竦而任用韩琦和范仲淹，士大夫在朝廷祝贺，百姓在路上歌唱。虽然如此，用治疗疾病来比喻，陛下既然得到了良医，信任而不怀疑，不仅能治好病，而且能长寿百姓。医生虽然医术高明，如果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即使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难以要求见效。”保州士兵作乱，推举十几个懦弱士兵为首领，邪恶之人杀死他们以求招抚。蔡襄说：“天下士兵百万，如果没有赏罚，必定执行法令，必定开启骄横暴乱的根源。现在州兵杀害官吏，关闭城门，不能讨伐，反而招抚他们，难道不被四方耻笑吗？”请求带兵入城诛杀他们，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当时天子感慨地想要整顿各项政务，以振兴太平盛世。蔡襄感激皇帝知遇之恩，每次议论政事都奋发有为，无所回避。权贵幸臣畏惧收敛，不敢违犯法律。蔡襄因母亲年老，请求外放福州，改任福建路转运使，开凿古五塘灌溉民田，上奏减免五代时期丁口税的一半。再次修撰起居注。唐介攻击宰相，触怒皇帝盛怒，蔡襄快步上前说：“唐介确实狂妄愚昧，但出于进献忠诚，一定希望保全宽恕。”后来唐介被贬到春州，蔡襄又上疏认为这一定是死谪，得以改贬英州。晋升为知制诰。御史吕景初、吴中复马遵因议论丞相梁适而被罢免台职，改任其他官职，蔡襄封还词头，不起草诏书。后来每次任命不当，就封还诏书。皇帝对待蔡襄更加优厚，说：“有这样的儿子，他母亲的贤德可以知道了。”命令特别赐予冠帔以宠幸他，又亲手书写“君谟”二字，派遣使者特别诏令给予他。升任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蔡襄精通吏治，谈笑间剖决案件，破除奸邪发现线索，官吏不能欺骗他。以枢密直学士再次知福州。过去福建士人多好学，但专门用诗赋来应对科举，蔡襄得到郡中士人周希孟、陈烈、陈襄、郑穆，都以品行道义著称，蔡襄备礼招揽，用经术教授，求学的人达到数百人。蔡襄亲自到学舍，拿着经书讲问，为诸生表率。风俗重视丧葬礼仪，亲人去世有时隐瞒不办丧事，直到破产请僧人吃饭，蔡襄下令禁止。调任知泉州，距离州城二十里的万安渡，渡海而行，往来的人畏惧其险峻，蔡襄立石为桥梁，长三百六十丈，在桥基种植牡蛎以加固，至今依赖它。又种植松树七百里以庇护道路，福建人刻碑记载他的功德。召为翰林学士三司使，比较天下的盈亏出入，量力制定用度，剔除弊端，簿书纪纲细致都可效法。英宗即位，以端明殿学士知杭州。治平三年遭母丧，第二年去世，享年五十六岁。赠吏部侍郎。蔡襄擅长书法，为当时第一，仁宗尤其喜爱称赞他，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下诏让蔡襄书写。后来命令学士撰写《温成皇后父碑》，又敕令蔡襄书写，蔡襄推辞说：“这是待诏的职责。”乾道中

译赐予谥号为忠惠。

译论曰：苏轼曾说：“我曾侍奉仁宗皇帝，私下观察四十多年间身边前后的人，其中地位高的人本来就已经光明俊伟，深厚雄杰，无法窥测比较；地位低的人尚且能够敦厚朴实、和乐平易，恭敬谨慎稳重，被称为长者。因此天地人和，上下欢心，而福禄无穷。”像襄公，大概是深厚雄杰中的一位。当他在朝廷时，受到仁宗的眷顾优待，所说的都是当时最迫切的事务，而且是别人不敢说的。等到他退居地方历任州郡，惩治奸邪、恩惠善良，使百姓富裕并加以教化。他那些丰功伟绩，施予后代的，历经长久还未被遗忘。难道不伟大吗！

史传三编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史传三编卷三十二

大学士朱轼撰

名臣传二十四

宋

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是陕州夏县人。父亲司马池，任天章阁待制。司马光七岁时，庄重严肃像成年人，听到讲解《左氏春秋》，就明白了它的大意。一群孩子在庭院里玩耍，一个孩子爬上水缸，掉进水中，大家都丢弃他离开了，司马光拿着石头砸破水缸，水涌出，孩子得以活命。宝元初年考中进士甲科，授奉礼郎，请求方便奉养父母，任苏州通判。当时年纪还轻，每次躺在书房中，突然跳起来，穿上公服拿着手板，端正地坐着。别人问他缘故，回答说：“我那时忽然想到天下大事。”把天下安危放在心上，难道可以不恭敬吗？遭遇父母丧事，因哀伤过度而消瘦，合乎礼制。服丧期满，判武成军，改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庞籍推荐他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宦官麦允言死了，赐予卤簿仪仗。司马光说：“繁缨用于朝见孔子，尚且不可以。麦允言是亲近宠幸的臣子，没有元勋大劳，却赠予三公头衔，赐予一品卤簿，这比起繁缨，不是更过分吗？”夏竦赐谥号文正，司马光驳斥，改为文庄。跟随庞籍征召判并州，改任直秘阁、开封府推官。交趾进贡奇异野兽，指称为麒麟。司马光说：“真假不可知，假如是真的，不是自己来的，不算祥瑞。如果是伪装的，远方的人会嘲笑。希望厚赐并归还它。”修起居注，判礼部。有关部门奏报日食不满一分，或者京城看不见，都应当祝贺。司马光说：“四方都看见，京城看不见，不应当祝贺。”听从了他的意见。同知谏院苏辙回答策问切直，考官胡宿打算黜落他，依靠司马光进言，诏令列到末等。起初至和三年，仁宗身体不适，太子未立，天下人心惶惶。司马光上疏请求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让他代理储君，不然就掌管宿卫，治理京城，也足以维系天下人的期望。疏奏三次上呈，一次留在宫中，两次交给中书省。到这时又当面说：“臣以前判并州时所上的三章奏疏，希望陛下果断防范并努力实行。”皇帝沉思很久，说：“莫非是想选宗室作为继承人吗？这是忠言，只是别人不敢提及罢了。”司马光退下后又上疏说：“臣以前向陛下进言，陛下欣然听纳，以为马上就会实行。现在寂静无声，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值壮年，何必急着做这件事？小人没有长远考虑，只想在仓促之际，实现他们的私谋罢了。”皇帝大为感动，说：“送交中书省。”司马光到中书省，见到韩琦等人说：“各位如果不趁现在定下议决，将来半夜禁中拿出一寸纸，指定某人为嗣，那么天下没有人敢违背。”韩琦等人拱手说：“怎敢不尽力。”不久，诏令英宗判宗正寺，推辞不就，立为皇子，又声称有病不入宫。司马光说：“皇子推辞不可估量的富贵，长达几十天，他的贤能远超常人。然而父亲召唤没有不答应的，君主命令召唤不等车马驾好就出发，希望用臣子的大义责备皇子，他一定会入宫。英宗于是接受任命，改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议院。当时朝政崇尚姑息，等级威严逐渐衰落，如胥吏喧哗，辇官傲慢，卫士凶暴叛逆，军卒辱骂。三司使司马光上疏，都请求依法纠正。充媛董氏去世，赠淑妃，停止朝会成服，定谥号，举行册礼，赐予卤簿。司马光说：“董氏原本品秩卑微，病危时才拜为充媛。古代妇人没有谥号，近来的制度只有皇后有。卤簿本来用来赏赐军功，未曾施用于妇人。唐代平阳公主有辅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才得以赐予。到韦庶人才命令妃主去世那天都赐予鼓吹，这不是合法的典制，不值得效法。”等到有关部门制定后宫封赠法规，皇后和妃子都赠予三代，司马光又说：“妃子不应当与皇后相同。”袁盎拉退慎夫人的席位，正是为此。天圣年间亲祭郊庙，太妃只赠予两代，何况妃子呢？英宗即位，遭遇疾病，太后共同听政，司马光上疏说：“以前章献明肃太后有保佑先帝的功劳，只是因为她亲自任用外戚小人，背负海内的诽谤。现在摄政之际，大臣中有忠厚如王曾，清纯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质朴正直如薛奎的人，应当信用他们。卑鄙如马季良，谗言奸佞如罗崇勋的人，应当疏远他们，那么天下人就会信服。”皇帝病愈，太后还政，司马光上疏说：“修养自身没有比孝更重要的，治理国家没有比公正更重要的，这都是母子之间别人难以言说的。”等到讨论濮王的礼仪，司马光说：“汉宣帝作为昭帝的继承人，最终没有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帝上继元帝，也没有追尊钜鹿南顿君，这是万世的法则。”又诏令两制集议，学士王珪等人互相看着不敢先开口，司马光独自奋笔写道：“作为继承人的人就是他的儿子，不得顾念私亲。王应当参照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