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三编卷四

译邵雍为人宽厚，待人以诚，所以贤者喜爱他的德行，不贤者信服他的教化。嘉祐年间，富弼入朝为相，打算任用邵雍，于是趁着明堂合祭祖先的机会，下诏举荐隐居的人才，心里认为河南必定会推举邵雍来应诏。当时文彦博以枢密使的身份兼任河南知府，用两府大臣的礼仪召见邵雍，但不能使他屈从，于是放弃邵雍，举荐了黄景弼。邵雍不愿接受诏书再次举荐，留守王拱辰才将邵雍推荐上去，但富弼已经因母丧离职了。朝廷授予邵雍将作监主簿的官职，他不赴任。熙宁二年，朝廷再次举荐隐居人才，凭借吕诲等人的推荐，授予邵雍秘书省校书郎、颍州团练推官的官职，他又不赴任。熙宁三年，王安石刚开始推行新法，天下动荡不安。富弼、司马光以及吕公著等人都退居洛阳，非常敬重邵雍，经常与他交往，为他购买了园宅。于是那些在朝做官的故旧门生，大多想辞职离去去拜访邵雍。邵雍说：“新法虽然严厉，正是贤者尽力效力的时候。能宽缓一分，百姓就能受到一分恩赐。辞职有什么益处呢？”等到王安石罢相，吕惠卿参知政事，富弼面露忧虑之色。邵雍对他说：“您不必忧虑，这两个人，本来是因为权势利益而结合，权势利益相互抗衡，他们将会自己成为仇敌，没空去害别人。”不久，吕惠卿果然背叛了王安石。熙宁十年夏天，邵雍感染轻微疾病，对司马光说：“我要去观察天地变化走一遭了。”司马光说：“怎么会到这种地步？”邵雍笑着说：“生死是平常事罢了。”张载来探病，于是说：“先生何不谈谈命运？”邵雍说：“如果是天命，我已经知道了。世俗所说的命运，我本来就不懂。”张载说：“先生知道天命了。”等到病重时，二程、张载、司马光早晚都去探望他，外面庭院里讨论丧葬事宜，邵雍都能听到。他召来儿子邵伯温说：“各位想把我葬在近城的地方，墓地应当跟随先人的坟茔。”邵雍去世，享年六十七岁。追赠秘书省著作郎。程颢为他撰写墓志铭。起初，程颢跟随父亲程珦去见邵雍，回来后赞叹说：“邵雍是内圣外王的学问。他的内心虚静明澈，遇事能预先知道。学者因此认为，邵雍能够根据声音气息的变化来推演其感应，像管辂、郭璞那样的方术。其实邵雍未必是这样。”他所著的书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诗集叫《击壤集》。元祐年间，追谥他为康节。在此之前，章惇曾经侍奉邵雍，后来章惇执政想任用邵伯温，邵伯温不去，恰逢赴吏部铨选，先拜见吏部尚书而后才去见章惇。章惇谈到邵雍的学问时说：“唉，我在先生那里没能完成学业。”邵伯温说：“先父先天之学，论述天地万物没有不详尽的。如果相信这一点，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仇怨反复就可以忘记了。”当时章惇正兴起党争案件，所以用这些话触动他。章惇感到惊惧，仍然向朝廷推荐邵伯温，但邵伯温愿意补任外官，章惇不高兴，于是让他监永兴军铸钱监。当时元祐诸贤南迁，没人敢去拜访，只有邵伯温在咸平会见范祖禹，在颍昌会见范纯仁。有人替他担心，他不顾这些。任期届满，因为躲避章惇的缘故，按道义不到京师，接受外地的征召。徽宗初年，上书请求恢复祖宗法度，辩白宣仁皇后的诬谤，解除元祐党人的禁锢，以及告诫不要劳民伤财用兵。曾经评论元祐、绍圣时期的政治说：“公卿应当懂得国家体制，蔡确因奸邪而死，有什么可惜的？但既然做了宰相，就应当以宰相的礼节对待他。”他立论忠厚就像这样。起初，邵雍曾说：“世道混乱，蜀地安定可以躲避。”等到宣和末年，邵伯温携带家眷前往蜀地，最终免于战乱。

译论曰：孔子传授《说卦》，只有后天方位最为明确。汉代儒者相互传授，至于先天八卦，以及圆图、横图等各种图式，都出自邵雍。邵雍曾说：“先天图，是心法。我整天讲学，未曾离开过这个。”那么图的义理精妙了。横图就是明道先生程颢所说的“加一倍法”。《易经》用以阐明阴阳，所以数字从二开始；规范用以排列天、地、人三才，所以数字从三开始。圣人依据数理确立法则，各有其取用之处。扬雄作《太玄》，模仿《易经》，而数理却用三，他的方法原本就已经错乱了。然而邵雍平生乐于讲道，扬雄难道不是那种层层累积、生生不息的推演方式，有所启发他的妙悟吗？朱熹谈论《易经》义理则尊崇程颐，数理只推崇邵雍，是有原因的。

张子

张子名载，字子厚，世代是大梁人。父亲张迪，任涪州知州，死在任上，儿子张载没能回去安葬，寄居在凤翔府郿县横渠镇的南边，于是把家迁到了那里。张子年轻时喜欢谈论军事，甚至想要结交门客夺取洮西之地。二十一岁时，他写信去拜见范仲淹。范仲淹知道他是远大的人才，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中可乐的事，何必去从事军事呢？”把《中庸》传授给他。张子读了《中庸》，还觉得不够，又向佛、道两家寻求，多年探究他们的学说，知道没有什么收获，于是反过来向六经寻求。曾经身披虎皮在京城讲解《易经》，跟随听讲的人很多。一天晚上，二程来到，和他讨论《易经》，于是撤去坐席停止讲解。对别人说：“他们深明《易经》之道，我比不上他们。”于是和二程讨论道学的要领，豁然开朗自信地说：“我的道已经自足，何必向外旁求？”于是完全抛弃异端学说，纯正专一。嘉祐二年，考中进士，授予祁州司法参军，升任云岩县令。为政以敦厚根本、改善风俗为优先，每月初一准备好酒食，召集高龄老人亲自劝酒酬答，使人们懂得养老敬长的义理。趁机询问百姓的疾苦，并告诫他们训诫子弟的意图。曾经对学者说：“谁能稍微放下科举的心思，跟我一起进入尧舜的境界呢？”学者听到这番正言，多有跟从的。渭州主帅蔡子正特别尊敬礼遇他，军府政事无论大小都咨询他，所赞助的尤其多。神宗确立新法，想得到有才德智慧的士人。吕公着说张子学问有本源，召见询问治国之道。回答说：“为政不效法夏、商、周三代的，终究是苟且之道。”皇上高兴，任命他为崇文院校书。王安石拿新政问他，回答说：“您与人为善，那么人们就会把善归于您。如果像教玉匠雕琢玉石一样，那么应该有不接受命令的人了。”王安石沉默，渐渐不高兴。明州苗振案件发生，命令他去处理。程颢说张载凭借经术德义进身，不应该让他处理案件。王安石说：“善于审问像皋陶，还要审讯囚犯，这有什么妨碍？”这时张子的弟弟张戬和程颢同为御史里行，极力议论王安石扰乱法度，陈升之等人模棱两可地顺从。奏章已经呈上，又到中书省争辩。王安石举起扇子掩面而笑。张戬说：“我狂妄直率，应该被您嘲笑。然而天下嘲笑您的人不少了。”陈升之从旁边解围。张戬说：“您也不能说没有罪过。”陈升之露出惭愧的神色，于是和程颢同时被外放。张子审案回来，程颢等人已经外调，于是称病离职，隐居在终南山下，穿着破旧衣服，吃着粗淡食物，端坐在一间屋里，低头读书，抬头思考，有心得就记录下来，有时半夜起来取蜡烛来书写。他立志求道、精思，未曾片刻停息。曾经就定性之学向程颢请教，程颢回答他说：天地的常规，以其心普遍万物而没有私心；圣人的常规，以其情感顺应万事而没有私情。所以君子的学习，不如开阔而大公，事物来了就顺应。张子非常高兴，后来学问成就、德行尊贵，常常担心学者虽然见闻广博，不致力于蓄养德行，只是擅长口耳之学罢了。因此还秘藏他的学问，不多对人说。讲明道对他说：“道不明久矣，人们擅长他们所习得的，自认为达到极致，一定像孔子门下那样不愤不启、不悱不发，那么师生之间势必有隔阂，而先王的道或许几乎熄灭了。”当今之时，应当随着他们的资质来诱导他们，虽然见识有明暗，志向有深浅，也将各有收获。张子采纳他的话，常告诉学者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道理，认为知道人而不知道天，追求做贤人而不追求做圣人，这是秦汉以来学者的最大弊病。所以关中学者亲身践行，大多与洛学人士并列。张子气质刚毅，德行盛大、容貌严肃，然而和人相处久了就日渐亲近。他治家待人，端正自己来感动别人，别人不信任，就反省自身修养，不拿话来说别人。听到别人的善行，喜悦表现在脸上，回答学者的问题虽然多也不疲倦。他家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采用先王的意图，而附以今礼。起初处理期功之服，实行四时之荐，听到的人有的怀疑嘲笑，最终才相信跟从，改变而从古礼的很多，都从张子倡导开始。又曾经认为戍卒往来不可用，不如减少数量来招募本地人，以及井田、宅里、发敛、学校之法，都想条理成书，使可以举而施行于事业。十年，吕大防推荐他，诏令任太常礼院知院，意见不合，又因病归家。路过洛阳见到程颢说：“我的病已经严重，将不起，还可以赶到长安。”那年冬天十一月到达临潼，沐浴更衣后躺下，等到天亮看他，就去世了。贫穷没有钱安葬，门人买棺材护送他的灵柩回去，全用古礼，以完成他的志向。后来门人想谥号为明诚，中子张质向程颢询问，程颢向司马光询问，司马光说：

译子厚用心想要恢复三代的礼制，礼制上说：“活着没有爵位，死后没有谥号。”又说：“卑贱者不为尊贵者作诔文，年少者不为年长者作诔文。”诸侯之间互相作诔文尚且被认为不合礼制，何况弟子为老师作诔文呢？孔子去世后，鲁哀公为他作诔文，没听说弟子再为他定谥号。现在想要给子厚定谥号，恐怕不符合古制，也不是子厚的本意。”于是作罢。学者称他为横渠先生。张子的学问，以《易经》为宗旨，以《中庸》为根本，摒弃怪异虚妄之说，辨析鬼神之事。所著《正蒙》流传于世。他曾对门人说：“这是我多年深思所得，其言论几乎与前代圣人相合，大旨在于启发引导世人，至于广泛推演扩充，则有赖于学者。正像一株老树，枝干自然存在，所缺少的只是润泽的枝叶罢了。最后两篇，是两扇窗户上的铭文。一篇叫《砭愚》，一篇叫《订顽》。《砭愚》就是《东铭》；《订顽》就是《西铭》。伊川曾言，《西铭》我领悟了它的意旨，只是没有子厚的笔力。又说，《西铭》阐明了理一而分殊的道理，发扬了前代圣人所未曾阐发的内容，与性善养气的论述功效相同。自孟子之后，大概未曾见过这样的论述。孝宗时追封他为郿伯，宁宗时赐谥号为明。

译论曰：井田制度，不仅仅是授予百姓固定的产业。它有田界来区分公田与私田，从而确定上下尊卑的等级；它有沟渠来蓄积和排泄雨水，从而消除旱灾和水涝的祸患。用它来征收赋税，赋税就治理得当；用它来征发徭役，徭役就公平合理；用它来寓兵于农，军队就强大。井田制既然已经废除，历代议论田制的人，议论纷纭。即使兼采各种防范措施，限制百姓占有田地的数量，禁止买卖土地，又兴修水利来补救，仍然不如井田制完善。所以虽然实行三十税一的轻税，豪强之家却收取大半的租税；一旦有事征发徭役，无论是差役还是雇役，利弊各半。军队有常设的编制，士兵就骄横；国家有常年消耗的军饷，财政就匮乏。这些弊端都起因于井田制不能实行的缘故。然而井田制与分封制实际上是互为表里的，自从郡县制设立以来，百姓没有固定的君主，官吏没有固定的治民对象，仅仅依靠朝廷的英明神武，来治理疆土，想要实行分田、换田、授田、归田，一切都像周朝召公那样立法严密，形势上已经行不通了。只有效法其精神，权衡变通，根据各地的风土民俗来划定田界，或许可以逐渐恢复古制。张载所论述确定的方案，自期不刑罚一人，几年内就可以恢复条理，还没来得及写成书，真是可惜啊！

程伯子

程伯子名颢，字伯淳，世代居住在中山，后来从开封迁徙到河南。太宗朝时，他的高祖程羽担任三司使。仁宗朝录用旧臣的后代，因为他的父亲程珦担任黄陂尉，历任龚、磁、汉等州的知州，退休时累迁至大中大夫。程珦为人慈爱宽恕而刚毅果断，平时与地位低下的人相处，唯恐伤害他们，但到了触犯义理的原则问题上，一点也不宽容。身边的仆役，没有一天不考察他们的饥饱冷暖。前后五次获得恩荫任子的机会，都用来分给叔伯父的子孙。所得的俸禄，分给赡养贫困的亲戚。跟随出嫁的姐姐守寡，接回家中，抚养教育她的儿子，与自己的儿子同等对待。伯子在明道元年出生，十二三岁在乡学读书，就像成年人一样稳重。十五岁时，奉父亲之命，跟随弟弟程颐在濂溪向周敦颐求学，感慨地立下求道的志向。广泛涉猎各家学说，出入于老庄、佛释之间几十年，后来反过来从六经中寻求真理，然后才有所得。嘉祐二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鄠县主簿。多有不同于常人的政绩。境内遭遇水灾，仓促间兴发徭役，其他各县都狼狈不堪，只有伯子管辖的地区不劳民伤财就办成了事。他告诉别人说：“我督率徭役用的是军法。”当权者将要推荐他，问他想要什么，伯子说：“推荐人才应当问才能是否胜任，不应当问想要什么。”调任江宁上元县主簿，正值县令空缺，代理县政。制定法律平均赋税，富人起初大多不习惯，散布谣言，后来没有人敢不服从。盛夏堤坝决口，按规定应当由府衙禀报漕司，然后征发徭役。伯子说：“如果一定要等命令，庄稼就枯死了。”于是立即发动百姓堵塞决口。这一年获得大丰收。该县是水运的枢纽，旧时设有小营房安置生病的漕运士兵，但必须请示府衙才开始供给食物，因此很多人病死。伯子禀告漕司预先储存米粮来喂养生病的士兵，保全了大半。他曾经说：“一个受命任职的士人，如果心存爱护万物之心，对人一定有所救助。”调任晋城县令，百姓因事到县衙，一定告诉他们孝悌忠信的道理。根据村乡的远近设立伍保组织，使患难时相互救助，奸诈虚伪无处容身。孤寡残疾的人，责成亲属照顾，使他们不失所。行旅之人患病，都有人供养。乡里必须有学校，闲暇时亲自前往，召集父老交谈，纠正儿童读书的句读，教导者不好就更换。乡民聚会，为他们制定科条，表彰善恶，使人们有劝勉有羞耻。诉讼的人有时不拿状纸直接到庭陈述，从容告知劝解，大多感动信服离去。河东义勇在农闲时演习武艺，多应合文辞，伯子到晋城后，百姓于是成为精兵。常在座右书写“视民如伤”四字，说：“我常为此感到惭愧。”熙宁二年八月，吕公着推荐他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神宗一向知道他的名声，多次召见，每次退朝后一定说：“频繁请求对答，想要常常相见。”一天从容咨询访问，直到正午才快步走出。宦官说：“御史不知道皇上还没吃饭吗？所进献的言论很多，不修饰辞令辩解，务求以诚意感悟皇上之心。”当时王安石更加受到重用，伯子每次进见一定谈论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根本，未曾谈及功利。曾经极力陈说治国之道，皇上说：“这是尧舜的事业，我怎敢当？”伯子脸色严肃地说：“陛下这句话，不是百姓的福气。”皇上让推举选拔人才，他推荐了几十人，以父亲表兄弟张载和弟弟程颐为首。曾经劝皇上防范未萌发的欲望，以及不要轻视天下的士人。皇上俯身说：“应当为你警戒。”章疏屡次上呈，都关系到教化的根本。论述君道的大略说：“君道的大要，在于考察古史、端正学问。君主的志向先确定，天下的治理就成功了。所谓确定志向，就是专一诚意，选择善道而坚定执着。把圣人的训诫作为必须遵从的，先王的治理作为必须效法的，不被后世驳杂的政治所牵制，不被流俗因循的言论所迷惑。一定期望使世道达到三代的兴盛，然后才停止。然而祸患常产生于细微之处，志向也迷惑于逐渐的习惯。希望陛下礼聘老成贤能的儒者，不必用职事劳累他们，使他们每天亲近御座讲论道义。又选拔贤才使他们在早晚陪侍，开陈善道，那么王道的道理就充实了。”论述修学校、尊师儒、取士的大略说：“古代用统一的道德来使风俗相同，如今人们固执私见，每家都有不同的学说，支离破碎地解释经训，不再有统一。应当先礼聘近侍贤儒以及地方长官，悉心推举访求，凡是明白先王道德、学业充实完备的人，其次志向笃实好学、材能良好品行修养的人，都上报姓名。高蹈隐逸之士，厚礼延聘，其余命令州县敦促派遣，聚集在京城，安置在宽敞空闲的屋宇，丰厚他们的俸禄供给，防备他们家中的有无，由贤能的大臣统领此事，使群儒早晚讲明正学。其道必须本于人伦，明白物理，其教化从洒扫应对开始，修养孝悌忠信，周旋礼乐，所以诱导激励、逐渐磨砺成就的方法，都有节次顺序。其关键在于选择善道修养自身。”

译至于教化成就天下，从乡里之人也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稍过一段时间，就选择那些学业高深、道德仁义值得尊敬的人担任太学的老师，其次让他们分别到天下的学校任教，从藩王府邸一直到各郡，选拔百姓中的俊秀之才入学，都优厚地供给他们的衣食并免除他们的徭役，那些非常不听从教导的人就斥退他们。渐渐地又选择那些道业有成的人，让他们在县学任教，日后就连十户人家的小乡邑也都应当设立学校，为他们聘请老师，县令每年与。学校的老师推举那些精通经义、品行端正、才能可以任用的人，升入州学。郡守又每年与学校的老师一起推荐人才到太学。太学每年向朝廷评定那些贤能的人，朝廷通过询问经义来考察他们的言论，通过试用职务来观察他们的才能，然后辨别他们的等级差别而授予官职。既然统一用仁义道德来教养他们，又专门依据品行、实绩、才能、学问来提拔晋升，废除声律小碎、糊名誊录等一切没有义理的弊端。不出几年，风气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难道只是使得获得的人才日益广泛吗，天下的风俗也将日渐变得醇厚纯正，这是王道教化的根本。论述十件事的大略说：古代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必须有老师和朋友。如今老师的职责不修明，朋友辅佐臣子的道义不明显，所以尊崇道德、乐于道义的风气没有在天下形成。天地四时的职责历经二帝三王，未曾有所改变。如今官阶混乱，职责废弛，太平盛世之所以没有到来。上天生育百姓，设立官吏来管理他们，一定要制定他们恒定的产业。如今富人跨越州县占有土地，穷人流离失所、饿死街头，人口日益增多却不为他们制定制度，那么衣食就会日益困窘。古代政教从比、闾、族、党、州、县、酂、遂层层相连隶属统治，所以百姓相亲相爱，很少触犯刑法，这是人情自然的道理，实行它就能见效。学校的教化用来成就天下的教化，如今学校废弃而道德不统一，乡射礼消亡而礼义不兴盛，推荐人才不本于乡里而品行不修，优秀的人才不在学校培养而人才多被废弃。古代府史胥徒从国家领取俸禄，而士兵和百姓未曾分离。如今骄兵耗费匮乏，禁卫军之外如果不逐渐让他们回归农业，将会留下深远的忧虑。府史胥徒的徭役毒害遍及天下，不改革制度就难免大患。古代百姓有九年的粮食储备，如今耕种的人少而吃饭的人多，土地的力量没有充分发挥，人的劳力不够勤勉，即使是富户强宗也很少有剩余的积蓄，应该逐渐遵循古制，平均田产、致力于农业，公私共同储备粮食作为防备。古代士农工商各有固定的职业，而农民占十之八九。如今京城流动人口百万，穷困辛苦，日益增多，长久下去将如何？这在于斟酌古法变通今制，平均多寡，逐渐为他们安排职业来救济他们。山林川泽的管理，古代有固定的禁令，如今使用没有节制，索取不合时宜，只有修明虞衡的职事，才有变通长久之势。古代冠婚丧祭、车服器用的等级差别分明，没有人敢僭越。如今礼制没有修明，奢侈靡费互相攀比，既然没有固定的名分，那么奸诈抢夺，求得满足后才停止，这是争夺混乱的途径。当时王安石执政，频繁更改法令，朝廷内外都认为不便。伯子既然多次进言不被采纳，于是请求离职，接到旨意到中书省商议，王安石严厉地对待他。伯子缓缓地说：“天下大事，不是一家私事，希望平心静气地听我陈述。”王安石为此感到惭愧屈服。在此之前，王安石变法，进言的人大多肆意诋毁，伯子唯独以至诚之心开导接纳，所以王安石虽然多次驱逐不依附自己的人，但内心佩服伯子。至此，仍然敬重他的忠信，只是将他外放担任提点京西刑狱。伯子上疏辞谢，其中有说：“臣每次议论陈述，只知道以忧国爱君为心，不敢以宣扬自己、矜夸众人作为事。知道君主不应当自以为是，就不曾说过谄媚逢迎的话；知道臣子道义上不能有私交，就不忍心做结党营私的打算。明则有陛下，幽则有鬼神，臣的微小诚实实在仰赖您的监察。然而徒有捧日之心，曾无回天之力，被投放到荒远之地，实在甘心接受。”于是改任佥书镇宁军节度判官，入朝辞行，皇上问他想说什么，伯子说：“希望陛下不要轻易用兵罢了。”当时镇宁军守臣怀疑伯子从御史台出来，必定轻视自己、不尽职事，而伯子对他以礼相待，恭敬地处理无论大小事务，不敢不勤勉，守臣于是非常高兴。多次平反重案，依靠他而免于死刑的人很多。这时黄河在澶州曹村决口，伯子快马加鞭告诉州帅刘涣说：“曹村决口，京师值得担忧，作为臣子的本分，即使牺牲身体也去做。何不把厢兵全部交给我？”刘涣把兵权交给他，他立刻跑去，在决口处激励告诫士卒，命令善于游泳的人含着细绳渡过决口，然后牵引大绳来渡河，众人两岸并进，几天后合拢。五年，父亲王珦因为抗议新法不便，退休回家。又恰逢郊祀大赦，伯子说：“我的罪过洗清了。”于是请求担任监局官职以奉养双亲，得到西京竹木务监的职位，与弟弟王颐从容地在庭院中往来，读书讲学，士大夫多跟随他学习。不久改任太常丞。六年，设置经义局，修撰《诗》《书》《周礼》，皇上想召见伯子，王安石不同意。八年冬十月乙未日，彗星出现在轸宿，伯子应诏论述时政极其切直，被差遣担任扶沟县知县。居住在蔡河边的百姓，多有不逞之徒，专门胁迫夺取行船上的财物，每年必定焚烧船只十几艘。伯子抓捕一人，让他带领同伙，都赦免他们过去的罪恶不予追究，分别安置他们，命令他们以拉纤为业，并且监察作奸犯科的人，从此焚烧抢劫就绝迹了。常常权宜谷物价格，不让它太贵或太贱，适逢旱灾，教导百姓挖井，每一口井可以灌溉几亩地，邑人依靠他。曾经抓捕一个盗贼，听任他改过自新，后来他又做盗贼，事情败露，盗贼对妻子说：“我与县令约定不再做盗贼，如今有什么面目见他？”于是自缢身亡。元丰二年，召

译判武学，被李定、何正臣弹劾，还是因为在新法初行时，首先提出异议的缘故。不久授奉议郎，仍任扶沟县令。扶沟地势低洼，正规划沟渠排水的方法，还没来得及动工，因盗贼逃脱的案子被罢免。伯子感叹说：“如果把扶沟的土地全部用来修筑沟渠，必定要几年才能完成。我进行规划，在十里范围内，开创其端绪，后人知道它的好处，一定会有继承的人。做县令，一定要使境内的百姓，在灾荒年岁免于死亡，吃饱穿暖安居乐业，有礼义道德的教诲，然后才算尽职。所以我在扶沟兴办学校，聚集子弟教育他们，也几乎成功却废弃了，难道不是命运吗！”离任那天，老人小孩攀着车马哭号，打发他们也不肯离去，遇到赦令，因父母年老又请求担任监司属官，得以监管汝州酒税，改任承议郎。平时粗茶淡饭仅够温饱，而父母各自得到尽孝的欢愉。内外孤弱无依的人，都收养他们。嫁娶时先安排孤儿的婚事，然后才轮到自己的子女。当时，各地的学者不远千里而来。元祐八年，神宗去世，伯子到府城穿丧服。韩宗师问朝廷事务将会怎样，伯子说：“司马君实、吕晦叔将担任宰相了。”宗师说：“担任宰相将会怎样？”伯子说：“应当与元丰年间的大臣同等对待。如果先划分党派，日后令人担忧。”宗师说：“担忧什么？”伯子说：“元丰年间的大臣都是贪图利益的人，让他们自己改变那些害民已极的法令就好了，不然的话，士大夫的祸患不会停止。”司马光、吕公着果然同时被召为宰相，伯子任宗正寺丞，因病没有赴任。那年六月丁丑日去世，享年五十四岁。伯子道德品性充实完美，外表温和内心刚强，胸怀坦荡，整天和乐平易，见到善行就像出于自己一样，自己不愿承受的就不强加给别人。待人接物明辨而不疏远，感应而能通达。教导别人而别人容易听从，发怒别人却不怨恨。贤者愚者善人恶人，都能得到他们的真心。狡诈虚伪的人献出真诚，粗暴傲慢的人表现出恭敬。听到风声的人诚心信服，见到德行的人心醉神迷。治理政务厌恶苛刻，以宽厚处理繁杂事务而从容有余。当法令繁密的时候，人们都苦于受拘束限制，而他处理起来宽绰有余，即使在仓促之间也不动声色。等到下葬时，文彦博题写他的墓碑说：“明道先生，大概是自孟子之后一人罢了。”宁宗时追谥为“纯”，理宗时封为河南伯。

译吕大临说：“先生具有特立独行的才能，深知《大学》的要旨，亲身践行，极力探究，明察人伦，通晓万物，心中豁然开朗，透彻地见到了道的本体。遇事从容应对，诚心恳切。他对自己责任看得很重，宁愿学习圣人而未能达到，也不愿凭借一件善事来成名；宁愿因为有一物未蒙受恩泽而自责，也不愿将一时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功劳。他自信非常坚定，认为自己的志向可以实行，就不苟且地保持清高而决定去留；认为自己的道义可以心安，即使是小官职也有所不屑。”

评论说：从前庞士元、蒋公琰治理县邑不得法，评论的人说他们不是治理百里之地的才能。等到观察周敦颐、程颢二人，大用就能有大成效，小用也能有小成效。由此知道即使是管理仓库、放牧牲畜，无不是经世济民的事业，而庞、蒋的学问就显得疏浅了。程伯子在谏院任职仅九个月，所上的奏章，引经据义，陈述善政，斟酌古法以变革今制，天德王道，灿烂鲜明，完备无缺。有能将这些主张付诸实施的人，那就是周公那样的人了。神宗皇帝既然不实行他的道，而编纂经书的命令也最终被王安石阻止，于是使赞颂阐述的功业不能施加于后世。然而他的声教遗言，纯粹地与六经相互表里，对道术的辅助作用也非常显著。范祖禹说：“不迁怒，不贰过，只有程伯淳能做到。”难道不确实吗！

程叔子

程叔子名颐，字正叔，比程伯子小一岁，十八岁时，到朝廷上书，劝仁宗以王道为心念，以百姓为挂念，摒弃世俗的议论，期望建立非凡的功业，并且请求召见应对，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游学太学，见到胡瑗，胡瑗用“颜回所喜好的是什么学问”来测试诸生，叔子的论述中有很多奇特之处，胡瑗让他担任学职。嘉祐四年参加进士考试，落榜，于是回家，不再参加考试。英宗朝，曾代替父亲程珦上书，陈述治国之道，一是立志，二是承担责任，三是求取贤才，恳切详尽，可以立即施行。他性格通达简易而庄重有法度，衣服虽然破旧素净，但帽子和衣襟必定整齐，饮食虽然粗简，但蔬菜和米饭必定洁净。父亲程珦年老，左右侍奉供养没有违背礼法，家事尽力操办，细微的事务必定亲自供给，内外亲族八十多口人。吕公着掌管太学，很了解叔子，聘请他担任太学正，他没有去。近臣屡次推荐，他自认为学问不足，不愿做官。等到哲宗即位，司马光和吕公着等人推荐他，叔子说：“这会连累别人的。”如果让韩富当权，我还能够有所作为。有诏书授予西京国子监教授，他推辞。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又推辞。论述经筵三件事，并且说：“如果言论可行，怎敢不就职；如果不可用，希望允许我推辞。”于是任命为通直郎，充任崇政殿说书，再次推辞才接受。接受任命后，立即上书说：“习惯随着智慧增长，教化随着心意形成。陛下正值壮年，希望选拔名儒入宫侍讲，讲学结束后入宫分直，以备咨询。如果有小的过失，随时进献规劝。”又说：“辅助培养君主的德行，不仅仅是涉猎书史，阅览古今而已，也要使每一步都不离开正人，才能涵育熏陶，成就圣德。”现在每隔一天讲一次，解释几行文字，益处既少，又从四月停止讲学，直到中秋，不符合古人早晚辅佐的意思。又说：“设立讲学的礼仪，始于明肃太后。从前王昭素讲《易经》，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都在殿上坐着讲学，这是祖宗尊重德行、重视道义的美德，万世都应当效法。”当时，潞公文彦博年纪将近九十岁了，每次侍立整天，皇上让他休息，他不敢退下。有人对叔子说：“潞公非常恭敬，而您却太严厉，为什么呢？”叔子说：“潞公是三朝元老，侍奉君主不能不恭敬。我出身布衣成为师傅，怎敢不自重。”然而彦博每次感叹叔子才是真正的侍讲。叔子曾说：“天下重任，只有宰相和经筵。天下的治乱系于宰相，君主德行的成就责成于经筵。”每当进讲，必定提前斋戒，暗中思考，保持诚心，希望感动皇上。所说的话常常在文义之外。反复推演陈述，归结到人主身上。一天讲颜回，不改其乐。讲完后又说：“住在陋巷的士人，仁义在身。人主地位崇高，如果不知道学习，怎么能不被富贵所动摇？况且颜回，是辅佐王者的才能，却箪食瓢饮；季氏，是鲁国的蛀虫，却富有超过周公。鲁君任用舍弃如此，不是后世的鉴戒吗？”听到的人赞叹佩服。五月，差遣审察国子监条制，请求将考试改为考核，不再评定高低，以消除争竞，成就礼让。建立尊贤堂，以延请道德之士。削减录取名额，以去除利诱。省去繁文缛节，以专一委任。激励行为检点，以厚植风化。共十数件事。司马光大变熙宁、元丰年间的法令，叔子对他说：“役法应当讨论，不可轻易更改。”司马光不听。后来几年，纷纷扰扰不能确定。先前讲官因为俸禄微薄，惯例兼任其他职务。八月，差遣判登闻鼓院。叔子说：“古代用蒲芦比喻教化，是说应当以诚心感化。如果忙于职事，那么临时进讲，只是善于辞令罢了。”推辞不接受。在职数月，不领取俸禄。各位公卿知道了，于是让户曹持给。等到冬至郊祀大赦，不为妻子请求封号。有人问他：“您出身草野，被召见两次推辞不得命令，难道为妻子请求封号吗？”于是百官将要上表祝贺，叔子认为居丧未满，节令变迁，思慕更加深切，请求将祝贺改为慰问，皇上听从了。等到丧期结束，有关部门请求张乐设宴。叔子说：“通丧虽然结束，还应当因事用乐。现在特意设置

译宴，是喜之也。」于是停止音乐。程颐进讲，神色非常庄重，接着进行讽喻教导。听说皇上在宫中漱口以避开蚂蚁，问是否有这回事？皇上说：「是的，确实害怕伤害它们。」程颐说：「这是恻隐之心，推广开来可以遍及天下。」曾经讲完书，皇上起身折断柳枝，程颐进言说：「正值春天万物生长，不能无故摧折。」所讲的书中若有「容」字，是皇上藩邸时的嫌名。宦官用黄纸遮盖它。讲完后程颐于是说：「君主的权势，不担心不尊贵，只担心臣下尊崇过度，从而产生骄傲之心。请从今以后，旧名、嫌名不再避讳。」他随事进献有益之言大多像这样。当时跟随他学习的人士越来越多，而苏轼在翰林院，也多有依附他的人，于是有了洛党、蜀党的议论。吕公著既然受到重用，程颐受到厚待，吕公著向他咨询访问很多。苏轼及弟弟苏辙怀疑程颐在人才任免上有进退之权，更加忌恨他。恰逢朝廷商议任命游酢为右正言，苏辙于是阻挠他，诋毁波及程颐。正值皇上患疹病，多日不上迩英阁讲读，而宰相不知道这件事。程颐亲自到宰相府，质问责备宰相，并且说：「皇上不上朝，太后不应当独自临朝。」于是大臣入宫问安，皇上心里也不高兴。苏轼既然厌恶程颐，贾易、朱光庭不能平心，合力攻击苏轼，而胡宗愈、顾临也弹劾程颐。谏议大夫孔文仲向来有刚直的名声，然而愚钝不懂事，被苏轼欺骗，上疏极力诋毁程颐。程颐于是罢免讲书之职，改任同管勾西京国子监，再次以父亲去世为由辞官回家，守丧完毕。三省上奏授予馆职，苏辙又阻挠，于是授予直秘阁，仍然判西京国子监。又再次辞官。董敦逸搜集他有怨恨不满的话语，改任左通直郎，管勾嵩山崇福宫。尚未就任，绍圣元年重申秘阁、西京国子监的命令，又再次辞官。四年党祸兴起，放归田里。不久，哲宗因为辅臣的话，说程颐在经筵多有不恭，言官顺承风向议论他，于是削去官籍流放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当天逼迫他离开，他想入内告别叔母，不被允许。既已出发，谢良佐说：“这次出行，我知道，是族子公孙与邢恕所为。”程颐说：“族子极其愚蠢不值得责备，邢恕是故交情谊深厚，不敢怀疑。”孟氏既然知道，天安用尤。臧氏路过汉江，江心遭遇风浪，船几乎翻覆，同船的人都惊恐呼号。程颐正襟危坐，没有恐惧的神色。有父老问说：“唯独你不害怕为什么呢？”程颐说：“心存诚敬罢了。”父老说：“心存诚敬，何不无心？”程颐想与他交谈，他不顾而去。徽宗即位，改移峡州，被赦免恢复宣德郎，任便居住。程颐在涪州讲学不停，等到归来，气色胡须头发都比平时更好。门人问他，程颐说：“是学习的力量。所谓学习，是学习身处患难，富贵荣达不需要学习。”又以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接受任命就请假。不久供职，尹焞怀疑他。程颐说：“皇上刚即位，首先受到大恩，不能以虚情假意对待。我不能做官，也已经决定了。领一个月俸禄就实行我的志向罢了。”建中靖国二年追回所复官职，依旧致仕。崇宁二年，蔡京掌权，诏令追回出身以来的文字及所著书。范致虚又请求驱逐他的学徒，程颐于是迁居龙门之南，告诉四方学者说：“尊重所听到的，实行所知道的，就可以了，不必到我门下。”程颐受气甚薄，三十岁逐渐旺盛，四十五十岁而后完备。到这一年七十多岁，筋骨无损。曾经自述以告张绎，张绎说：“先生难道因为受气薄而厚为保生吗？”程颐说：“我以忘生徇欲为深耻。”五年正月彗星出现在西方，太白昼见，开始放松党禁，恢复宣议郎致仕。大观元年九月去世，享年七十五岁。程颐的学问根本在于诚，以四子为标的，而通达六经，动静语默，一以圣人为师，最终得到孔孟不传的统绪，为诸儒宗师，出自他门下的最多。从涪州归来时，《易传》已经完成，还逐旋修改，未曾示人。有人请求说：“自揣精力未衰，尚希望有少许进步。”有问难及之，则取箧亲自开发示。又著《春秋》未完成，《中庸》成而失传。起初与兄长伯子向周子求学，周子手授《太极图》给二程。程颐的讲学论道，渊源大概出于此。伯子曾说：“正叔平生不读庄列，非礼不动不视，出于天与。”又说：“日后能使人尊严师道的，是我的弟弟。”至于接引后学，随才而成就之，则是我不能推让的。学者称为伊川先生，理宗朝赐谥曰正，追封伊阳伯。

译胡安国说：“程氏的文章，在《周易》方面，依据义理来阐明卦象，从而知道本体与作用同出一源；在《春秋》方面，通过具体的行事来体现，从而知道圣人的宏大作用；在《论语》《孟子》等经典方面，阐发其精微的旨意，从而知道追求仁德的方法、进入德行的次序。他修身待人，忠诚感动乡里；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孝悌显扬于家庭；对于辞让接受、取舍取舍，如果不合乎道义，那么即使是一根草也不去获取或给予。其他人即使给他千钟的俸禄，他也不会顾惜。”

评论说：二程的道，中正明净纯粹，如同符节相合。假使他们能进入孔子的门下，那么就是颜回、孟子的伴侣，而冉有、闵子骞以下的人，大概比不上他们了。他们的父亲程珦任汉州知州时，两个儿子一同进入僧寺。长子程颢进入后向右走，众位堂兄弟都跟着向右；幼子程颐进入后向左走，回头看看没有跟随的人。到了厅堂，他说：“这是我比不上家兄的地方。”所以朱熹说：“明道（程颢）德性宽厚，规模广阔；伊川（程颐）气质刚正，文理细密严谨。他们的道虽然相同，但修养德行的方式却不同。”唉！先哲深奥精微的境界，不是懂得德行的人谁能认识呢？从前颜回、孟子潜在的表现不同，张载论述得非常恰当。在元丰以前，程颐不做官，难道是因为程颢在朝廷，有颜回潜退的意思吗？

吕大临

吕大临字与叔，他的祖先原是汲郡人，从祖父以下葬在蓝田，所以他是京兆人。起初他和兄长吕大钧一同师从张载，吕大钧字和叔，是张载的同榜进士，内心信服张载的学问，于是恭敬地行弟子之礼。张载的学问，以诚明为根本，以礼乐为实践，其他弟子只是诵读他的话，只有吕大钧如同走在宽阔的大道上，日常早晚都依此作为准则。办理父亲的丧事，从刚死到安葬祭祀，完全仿效古礼，能够做到的，已经推而广之。冠礼、婚礼、饮酒、相见、庆贺、吊唁等事，礼节文饰彬彬有礼，关中地区受到感化。他又曾经讲解井田制和兵制，编写成图籍，好像可以施行，他尊崇信奉张载就是这样。吕大临也尊崇张载的学问，张载去世后，他才向东去拜见二程。他的学问博涉群书，精妙地通达义理，却好像不从口中说出。他的行为以圣贤为榜样，爱护百姓、利于万物，却好像无能的人。他的文章如同万马千兵，饱满刚健，几乎达到古人的水平，却轻视而不为。即使在盛夏闲暇时，也必定严肃端正地坐着，常常想要搜集三代遗留的文章和旧制，让它们可以施行，不做空谈。凭借门荫入仕，不参加科举，有人问他原因，他说：“不敢掩盖祖宗的恩德。”元祐年间，被任命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曾经议论选举制度说：“古代培养人才以多为乐，现在的选举以多为患。古代用礼聘请士人，常常担心他们不来；现在用法律对待士人，常常担心他们争相进取。治理国家的要点，不过在于得到人来处理事务。如果治理国家一定要得到人才，只担心人才不足，何必担心人多？如果处理事务都承担责任，只担心士人不到，何必担心他们争相进取？现在选取人而任用，不选择所任用的职位；任用人才处理事务，不问其能力是否胜任，所以进入仕途的路多得不胜枚举，而为官职选择士人则常常担心缺乏人才。等待补缺的官吏，多年不调任，而考核他们的职务则常常担心治理不好。只有建立士人的规范来培养德行、砥砺行为，更改学制来衡量才能、增进技艺，确定考试方法来甄别贤才、区别劣才，修订征辟方法来兴起能人、以备任用，严格举荐方法来核实得到人才，制定考核方法来承担责任、考核功绩，或许逐渐可以恢复古制。”等到富弼退休居家，颇好佛学，吕大临写信给他：“古代三公没有具体职务，在内则在朝廷议论大道，在外则在乡里主持教化，必定要用这道来觉悟百姓，难道会因为爵位进退、体力盛衰而改变吗？现在大道未明，人们趋向异端之学，这是老成大人恻隐存心的时候，如果转移精神、改变气质，务求长寿，那是山谷避世者所喜欢的，不是对您的期望。”富弼向他谢罪。后来范祖禹因为吕大临修身力学，适宜担任讲官，推荐他。还未任用，他就去世了。起初吕大钧为人刚正，对于所确信的事，身体力行，不再怀疑畏惧。识者把他比作子路，而吕大临是张戬的女婿。张戬高兴地说：“我得到颜回做女婿了。”两人涵养的深浅，大概可以想见。所以程颐称赞说：“和叔（吕大钧）承担道义，风力很强劲；至于深潜缜密，则不如与叔（吕大临）。”他受到重视就是这样。

评论说：铨选法律的弊端，很久了。刚任用就刚退下，当任用的时候，不曾为官职选择人才，衡量才能授予官职，那么他们退下时，必定有用才不当而横受罪责的人。从前皋陶安于理官，后稷自称善于用人，他们都是圣贤的伴侣，任用尚且各有适宜，何况中等才能的人呢？所以知道资历年劳的循例，是汉晋的弊法。为政之道，培养人才很重要，审慎选官很紧急。如果采用吕大临的议论，与明道（程颢）学校取士的制度相配合，或许教化兴起，而唐虞官人的盛况可以重新看到了。

朱光庭

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师人嘉祐二年考中进士，调任万年县主簿，多次代理县政，人们称他为明镜。文彦博举荐他参加制科考试，恰逢仁宗去世，停止考试。遭遇父母丧事，服丧期满，担任修武县令。县里有牧地，百姓长久侵占作为税籍，朝廷派遣使者按亩增加税额，总共四万余石，朱光庭争辩，得以减免万余石。改任垣曲县令，其他县征收青苗钱大多用严厉手段催办，朱光庭没有鞭打一个人，而按时足额缴纳。枢密院大臣推荐他应对，神宗问他在内外听到什么，回答说：“陛下即位以来更改法度，臣下执行或许不符合圣意，所以有不便利的地方。如果真的能去掉那些不便利的，那么天

译下等人也蒙受福泽了。”吕大防镇守长安，征召他担任佥书判官。朝廷讨伐西夏，五路出兵，雍州作为都会，许多事务都依赖他办理。征调发派中有不符合朝廷本意却急于按期完成的，光庭坚持不听从。神宗驾崩，任命他负责山陵事务。洛阳人不知道有重大的劳役，司马光推荐召他担任左正言，他首先以辨别大臣的忠奸邪正进言。又请求天子在闲暇时与儒臣讲习，罢免提举常平官，不发放青苗钱，广泛储备粮食以防备水旱灾害。在太学设置明师以培养人才，议论奏报没有虚耗时日，推荐提拔了许多人，人们却不知道是他做的。升任左司谏，论述紧急事务十件。河北发生饥荒，派遣他去赈济，保全活命的人很多。拜授右谏议大夫，请求召见讲官到便殿，咨询治国之道。这一年发生旱灾，论述救灾十件事。升任给事中，有诏令皇帝驾临后苑赏花宴饮群臣，恰逢春寒，请求罢免宴饮以顺应上天的警戒。那年夏天发生日食，上疏论述修养德行以应对变故，请求告诫各州审理案件不得使用模棱两可的言辞。因为议论政事请求外放补任，授集贤殿修撰，知亳州。几个月后再次召为给事中。刘挚罢相守郓州，光庭封还任命诏书，因此被免职，复任知亳州，改任知潞州。升任集贤院学士。绍圣元年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光庭天性纯孝，在父亲丧期于墓旁结庐守孝三年。修身治家，居官立朝，全都以真诚为本。镇守亳州及潞州时，赈济饥荒体恤灾民，百姓感念他的恩德。曾经跟随孙复学习《春秋》，师从胡瑗，胡瑗告诉他忠信是治学的根本，光庭终身努力践行。后来又跟随二程子游学，知道《大学》是入德的途径，铭记于心并付诸实践，仓促匆忙时也不忘记。初次在汝州拜见程明道，过了一个月回去，对人说：“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了。”程伊川称赞他笃志学习努力践行，直到年老，志向不改变如同金石，行为可以昭示神明，忠诚正直的大臣节操，令人敬畏的循吏风范显著。所见所闻，都可以记述。

译论曰：程门推崇游酢、杨时、谢良佐、吕大临四位先生，然而自绍圣以前，那些采纳议论、在朝廷上显赫著明的人，则以吕希哲最为著名。当他在程门受教时，恭敬谨慎、温良恭顺，涵养克制，唯恐有所疏漏。等到他入朝任职，正直刚毅，安抚百姓、培育万物，卓越的表现十分明显，像这样难道不是从学问中有所领悟才能做到的吗？

吕希哲

吕希哲字原明，是吕公著的长子。吕公著简朴庄重、沉默寡言，而申国夫人性格严厉、有法度。吕希哲刚满十岁，每次侍立一整天，不被命令坐下，就不敢坐。每天必定穿戴整齐去拜见长辈，即使是盛夏酷暑，也不允许随意脱去头巾、袜子和束裤。市井的粗俗言语，郑卫的淫靡音乐，从未进入他的耳朵。不正经的书籍，不合礼法的颜色，从未映入他的眼帘。又聘请焦千之来教导他。焦千之为人方正严肃，学生们稍有过错，他就端正地坐着召见他们，相对整日甚至整夜，不说话。等到学生悔悟，才略微缓和言辞脸色。因此吕希哲的品德器量成就，远远超过平常人。吕希哲曾说：“人如果内无贤良的父亲兄长，外无贤良的老师朋友，而能有所成就的很少了。”长大以后，凭借恩荫补授官职，在太学师从胡瑗，于是广泛跟随孙复、石介、王安石游学。王安石对他说：“士人从事科举考试，是因为贫穷。已经有官职了，还从事科举，这是侥幸求取显达，求学的人不这样做。”吕希哲立刻放弃了科举之业。等到程颐来到太学，与吕希哲同斋，吕希哲比程颐小仅一 two 岁，然而他察觉程颐的学问渊源非凡人可比，于是首先以师礼侍奉他。由此又得以在程颢、张载等贤者之间游学，见识更加广博。吕希哲的学问，大致以明辨言辞为先，以自得为本，以亲身实践为实，不崇尚空谈，不做奇异的行为。他读书平直简要，不专主一家。等到王安石纷纷更改各项政务，刚愎自用、自信不听劝谏，动不动就失去人心。吕希哲虽然与他有旧交，也不苟且附和。王安石想用王雩在殿中侍讲，因为吕希哲也是大臣之子，想先引荐他作为例子，吕希哲坚决推辞。到了元祐年间，才任命他为兵部员外郎，充任崇政殿说书，早晚劝谏皇上以修身为根本。很久以后，升任谏官，直言进谏，苏轼开玩笑对他说：“法筵龙象，当观第一义。”吕希哲笑着不回答。后来对范祖禹说：“如果推辞不掉任命，一定要以杨畏为首。”当时杨畏在言官职位上，正以险诈的手段厚待苏轼，所以吕希哲提及他。于是皇上才听从他的辞呈。绍圣初年，出任太平州知州，因党争被贬谪居住在和州。徽宗即位，恢复官职任单州知州，召为光禄少卿，直秘阁，后又出任曹州知州，不久被剥夺职务，又任相州、邢州知州，奉祠。吕希哲性情极其和乐平易，然而从未假借他人的脸色，用私情取悦他人。在京城做官时，不拜谒台谏，遇到升迁调任才见一次执政大臣，除此之外不见。每次讲述他堂兄吕舜徒的事情说：“堂兄守会稽，有人责怪他不求被人了解，回答说：‘勤于职事，其他不敢不谨慎，这就是求被人了解的方法。’”晚年居住在宿州、真州、扬州之间十余年，静坐一室，不过问家计，衣食供给不足，有时甚至几天断粮，而处之泰然。曾说：“孝子对于父母的事，必须亲身去做，不可委托给仆役。”《谷梁传》说：“天子亲自耕种以供给祭祀用的谷物，王后亲自养蚕以供给祭祀用的衣服。国家并非没有良农和工女，因为人们尽力侍奉祖先，不如用自己亲自做的。”这个说法最尽事亲之道。又说：“初学应当理会气象，言辞容貌举止，轻重疾徐之间，不仅君子小人在此区分，也是贵贱寿夭所由决定的。”又说：“攻其恶，无攻人恶。日夜防备检点，丝毫未尽，就不心安了。哪有空闲防备检点他人呢？”每天必读《易经》一爻，遍考诸儒的说法，默坐深思，随事解释。夜晚则与子孙评论古今，商讨得失，很久才停止。与仙源为夫妇六十年，从未有一天脸红。从少到老，即使在床席之上，也从未戏笑。政和年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论曰：自小学废止以来，士人失去道德根基，已经很久了。吕希哲平生不欺暗室，推究他的成就，则从小时候德性就已坚定，又在有道师友间观摩学习，所以所学所守一出于正。谁不爱自己的儿子，但有的拘泥于岁月富裕，则教育常不预备；有的受姑息私情的干扰，则教育又不严格。在贵族子弟中，祸患又加倍。根基不培养，枝叶怎能通达？人才衰息，正是由此造成的。像吕公著这样，难道只有家法吗？执政者推广这种方法来选拔优秀人才，是可以的。

史传三编卷四

<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史谢三编>

钦定四库全书

史传三编卷五

大学士朱轼撰

名儒传五

宋

谢良佐

谢良佐字显道，寿春上蔡人。起初致力于记忆问答，以求广博。等到见到程颢，列举史书无一字遗漏。程颢警示他说：“可以说是玩物丧志。”谢良佐听到这话，汗流浃背，头发发红。程颢于是说：“这就是恻隐之心。”一天又对他说：“你们互相跟随，只学我的言语，所以心口不相应，何不实行呢？”请问怎么做，回答说：“且静坐。”谢良佐资质虽然稍显迟钝，但立志求学极其笃定。事情有未透彻的，他的额头就有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