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三编卷三

译太极殿上，演奏《太平十二防》，遵循王道，推行霸略，考察古代验证当今，从容不迫地将天下运筹于指掌之间。皇帝非常高兴地说：“得到你，我简直太晚了！”将他的建议下达给公卿大臣，公卿大臣们不高兴。杨素、苏夔、李德林接见王通，与他交谈了一整天，回去后脸上露出忧虑的神色。门人问王通说：“杨素谈论政事却不及教化，这是天下没有礼制；苏夔谈论音乐却不及雅正，这是天下没有乐教；李德林谈论文章却不及义理，这是天下没有真正的文化。王道从哪里兴起呢？”当时朝廷内部将要有祸乱，王通知道自己的谋略不被采用，便创作了《东征》之歌后回家。皇帝听说后，再次征召他，他不到。大业二年，征召他，他又不来，于是皇帝说：“我看千年以上，没有像周公那样的人，他的道统一而经典完备，制度宏大完备，后世执政的人有所遵循。我看千年以下，没有像孔子那样的人。他的道统一，而著述阐明大道。后世修习文化的人有所折衷了。于是续写诗书，端正礼乐，修撰元经，赞颂易道。九年而六经大体完成，门人从远方而来。他的教化兴起于河汾之间，和谐融洽的样子。王通闲居在家，庄重严肃。他的动作缓慢，好像有所顾虑；他的行为方正，好像有所敬畏。他接待长辈，恭敬的样子好像觉得接待得还不够；接待晚辈，温和的样子好像有所亲近。他使唤人，即使是童仆也一定收敛神色。乡里有丧事，王通一定先前往，返回一定最后。有水土工程的劳役，他就准备好畚箕铁锹前往，说：“我不是跟从大夫去服役的。”他的言论回应别人而不主动倡导，倡导一定有大道理。有人问别人的优点，他说：“你知道他的优点就称赞他，不知道就说没有和他长久相处过。”他的族人婚嫁，一定具备六礼。他说：“这种道，现在已经亡失了。三纲之首，不可废弃。”我从古时常说：“冠礼废弃，天下就没有成人了；婚礼废弃，天下就没有家道了；丧礼耗费，天下就遗弃亲人了；祭礼废弃，天下就忘记祖先了。”门人问姚义关于孔庭之法，说：“《诗》曰礼，不及四经为什么呢？”姚义说：“曾经听夫子说过。《春秋》断决事物，志向确定后才涉及；乐用来调和德行，德行完备后才涉及；《书》用来制定法度，从事政务后才涉及；《易》用来穷究义理知晓天命，然后才涉及。所以不学《春秋》，无法主持决断；不学乐，无法知晓和谐；不学《书》，无法议论制度；不学《易》，无法通晓义理。这四者不具备整体不能涉及，所以圣人放在后面。那么《诗》《礼》为什么放在前面呢？”回答说：“用《诗》来教导，那么言辞语气，这就远离粗暴傲慢了；用礼来约束，那么举止容貌，这就树立威严了。衡量他的言语，考察他的志向，考核他的行为，辨别他的德行。志向确定就用《春秋》启发他，于是就能决断而能变通；德行完备就用乐引导他，于是就能和谐而知道节制；可以从事政务就用《书》通达他，于是就可以建立制度；知晓天命就用《易》申明他，于是就可以尽性。如果突然谈论《春秋》，就会放纵志向轻视道义；突然谈论乐，就会喧哗德行败坏法度；突然谈论《书》，就会轻慢法度；突然谈论《易》，就会玩弄神通。”听到后说：“姚子得到真谛了。”魏征问：“圣人有忧虑吗？”回答说：“天下都忧虑，我难道能不忧虑吗？”问疑惑说：“天下都疑惑，我难道能不疑惑吗？”魏征退下后，王通对董常说：“乐天知命，我有什么忧虑；穷理尽性，我有什么疑惑？”贾琼问：“用什么来止息诽谤？”回答说：“不辩解。”用什么来止息怨恨？回答说：“不争夺。”问侍奉人的道理，回答说：“疏远而没有隔阂，接近而没有谄媚，广泛地以利讽喻。”没有争斗，他的晚辈问君子的道理说：一定要先宽恕吗？做儿子的，以父亲的心为心；做弟弟的，以哥哥的心为心。推广而通达，天下就可以治理了。李密问英雄说：自知的人，是英；自胜的人，是雄。问勇敢说：一定是义吗？问王霸的策略说：不拿天下交换一个百姓的生命。房玄龄问侍奉君主的道理说：无私。问使唤人的道理说：不偏私。问教化人的道理说：先端正他的心。曾经说：不用伊尹、周公的道来安定国家，不是大臣；不用霍光、诸葛亮的心来侍奉君主，都是具臣。又说：人不聚居，地不井田授予，终究是苟且之道。封禅的费用，不是古制，那是秦汉的奢侈之心吧？又说：没有赦免的国家，刑罚一定公平；多征收的国家，财富一定削减。又说：政令严厉宁可像恩惠？法律迅速宁可像缓慢？诉讼繁多宁可像简略？君臣之间，猜忌宁可相信？王通看到州牧太守频繁更换说：尧舜三年考核政绩，孔子三年有成。三代的兴盛，邦国家族有社稷；两汉的强盛，州牧太守有子孙。不像这样急切，没有固定的君主却要求他们忠诚，没有固定的百姓却要求他们教化，即使想顺从，也没有办法了。他的嘉言懿论，门人一起收集记载，称为《中说》。十年，召任蜀司户，不去。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征召，都不到。十三年，江都事变发生，王通卧病，忽然起身说：百姓厌恶战乱很久了，上天或许将开启尧舜的运势，而我不能参与，这是命运！于是去世。门人谥他为文中。所续礼论二十五篇，列为十卷；

译《易》有七十篇，编列为十卷。都还没来得及施行。两个儿子中，年长的叫福郊，年幼的叫福畤。

译评论说：王通的姓名事迹没有记载在隋朝史书中，所以司马光对此表示怀疑。他所引用的弟子大多是唐初的名臣，朱熹认为这是王福郊、王福畤伪造的，并非王通的本意。然而，这也正是王通平日喜好高谈阔论、自视甚高的心态，导致了这种局面的发生。又有人非议他续写经典的僭越行为，甚至将其比作吴、楚那样的僭主。虽然如此，但在隋朝时期，学术道统分裂已经很久了，只有王通毅然修习周公、孔子的学业，在河汾一带倡导教化，培养后辈。他的学问和见识，确实大有过人之处，所以朱熹又称赞他的学问有实用的价值，荀子、扬雄、韩愈都比不上他。这难道不是公允的评价吗！康节邵雍也曾为他作赞说：“采纳他正确的地方，舍弃他错误的地方，君子有所归依，这确实是平正宽恕的论断。”

唐朝

薛收

薛收字伯裦，蒲州汾阴人，是薛道衡的儿子。他十二岁就能写文章，因为父亲没有在隋朝善终，所以不肯出仕。郡里举荐他为秀才，他不赴任。他侍奉王通，与董常、仇璋、程元一起听闻六经的要义，成绩优异。王通称赞他说：“薛收真是孝顺啊，行为不负神明。”薛收问什么是仁，王通说：“仁是五常的起始。”问什么是性，王通说：“性是五常的根本。”问什么是道，王通说：“道就是五常的统一。”薛收向仲长子光请教为政之道，子光说：“提起一根纲绳，众目就张开；放松一个机关，万事就败坏。这就是不知道为政的道理。”薛收把这话告诉王通，王通说：“子光说得对。”等到唐高祖起兵，薛收逃入首阳山，准备响应义军。尧君素察觉了此事，迎请薛收的母亲安置在城中，薛收无法离开。后来尧君素向东联合王世充，薛收于是挺身而出归顺唐朝。房玄龄极力推荐他，秦王李世民召见他，询问方略，意见相合，任命他为府主簿，代理陕西大行台金部郎中。当时正讨伐王世充，军事繁杂，薛收起草文书、露布，有时在马上构思辞藻，全面敏捷如同预先构思好的一样，起初不需要修改。窦建德来援助王世充，众将争着请求收兵以避开他的锋芒，只有薛收说：“不对，王世充占据东都，府库充盈，所率领的士兵都是江淮的精锐，只是苦于缺乏粮食，被我们牵制。现在窦建德统领大军前来，如果放任他到达，一定会转运河北的粮食来供给洛阳，那么战争才刚刚开始，休兵的日子遥遥无期，统一天下的希望更是渺茫。不如分兵守卫洛阳，挖深沟筑高垒，千万不要与他交战。大王亲自督率骁勇精锐，先占据成臯，磨兵按甲，截断窦建德的道路，以逸待劳，一定可以战胜。窦建德既被攻破，王世充自然就会投降，不过二十天，两个首领就被擒获了。”秦王说：“好。”于是擒获窦建德，王世充投降，完全符合薛收的计策。秦王进入观看隋朝宫室，奢华无度，薛进言说：“高峻的房屋雕花的墙壁，殷纣王因此灭亡；土筑的台阶茅草的屋顶，唐尧因此昌盛。秦始皇兴建阿房宫而秦朝的祸患加速，汉文帝废除露台而汉朝的国运长久。隋炀帝不曾察觉这些，反而以奢侈暴虐为荣耀，最终死在一个人的手中，成为后世的笑柄，怎么能保住这样的基业呢？”秦王重视他的话，不久任命他为天策府记室参军，跟随平定刘黑闼，封为汾阴县男。他曾上书劝谏秦王打猎，秦王回答说：“成就我的是你啊。”明珠兼乘，也不如一句话，赐给他黄金四十铤。武德七年，薛收卧病在床，秦王派遣使者慰问，使者在路上络绎不绝，又命令用车将他抬到府中，举起衣袖抚摸他，谈论平生往事，激动得流下眼泪。薛收去世，享年三十三岁。秦王痛哭失声。等到秦王即位，对房玄龄说：“如果薛收还在，应当让他担任中书令。”

评论说：凭借嵇绍的忠诚，却侍奉晋朝，后世还有遗留的议论。薛收不在隋朝做官，比嵇绍更高明。在唐朝初年，那些登上瀛洲（指被重用）的人，大多是隋朝的旧臣。只有薛收起自布衣，辅佐新兴的王朝，他出身为官最为端正。等到在东都之下决断机宜，料敌制胜，即使是张良、陈平的智慧，又能增加什么呢？王福畤又记载太宗想要兴办礼乐，房玄龄、魏征等人苦于没有素来的学业基础，最终不能确定。太宗临朝叹息，房玄龄退下后对魏征说：“如果董常、薛收在，就不会到这种地步了。”董常就是董常，薛收就是薛收。

孔颖达

孔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人。从小诵读记忆，每天能背诵千余字，能够默记三礼的要义。长大后，精通服虔的《春秋传》、郑玄的《尚书》、《诗经》、《礼记》、王弼的《周易》，善于写文章，通晓历法。他曾拜访同郡的刘焯，刘焯名重海内，起初不以礼相待，等到与他辩论质疑，刘焯非常敬畏佩服。大业初年，考中明经科高等，在隋朝做官至太学助教。隋朝动乱，他避居虎牢。唐太宗平定洛阳，任命他为文学馆学士，升任国子博士。太宗亲自披挂铠甲，风吹日晒，但仍然热衷于经学。在秦王府开设文学馆，召请十八名名儒为学士，与他们商议天下大事。即位后，在殿左侧设置文馆，全部接纳学士，轮流值班休息。听政的间隙，就与他们探讨古今道理，前代帝王成败的原因，有时直到太阳偏西、夜深人静，不曾稍有懈怠。于是封孔颖达为曲阜县男，转任给事中。孔颖达也多次进献忠言。皇帝问他说：“‘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这是什么意思？”孔颖达回答说：“这是教导人谦虚，不仅仅是普通人，君主的德行也是如此。所以《易经》说‘谦以养正’，如果占据尊贵的地位，聪明显耀，依仗才华而放肆，那么上下就不通畅，君臣之道就背离，自古以来的灭亡，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皇帝称赞他说得好，任命他为国子司业。一年多后，以太子右庶子兼任司业，与各位儒生商议历法及明堂的事情

译朝廷多采纳他的学说。因他撰写论著辛劳，加授散骑常侍，封爵为子爵。皇太子命孔颖达撰著《孝经》章句，他借文辞来尽到规劝讽谏之责，又多次争辩太子的过失。皇帝听说后，用金帛慰劳他。过了很久，任命他为祭酒，在东宫侍奉讲授经义。皇帝亲临太学观看释菜礼，命孔颖达讲解经义。太子长大后，逐渐行为不法，孔颖达不停地争辩，甚至当面驳斥他。有人因此责备孔颖达，孔颖达说：“国家对我的恩惠深厚，即使死也不遗憾。”他的劝谏更加恳切周到。后来他退休，去世，陪葬昭陵，谥号叫宪。起初，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奉诏撰著各经的义理训释，包容贯通各家学说，内容详尽广博，号称《义赞》。皇帝下诏改为《正义》。到了永徽年间，皇帝下诏让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等人在此基础上加以增删修改，于是颁布此书，流行于世。

译论曰：唐代儒者研究经学，不如汉代；剖析义理，不如宋代。因此在这三百年间，以诗文闻名的人极多，而儒学纯正的人却很少，难以见到。贞观初年，号称老儒众多，然而在被选入瀛洲馆的人中，对经史有功劳的，只有孔颖达和颜籕最为突出。所以当时的人把颜籕比作班固那样的功臣，而孔颖达所撰写的诸经正义，程颐、朱熹尚且依靠它来阐明训诂，直到如今在学宫中传诵，仍未废止。颜籕的才能超过德行，颇被清议所轻视；如果像孔颖达那样坚持道义、陈述善道，具有正直敢谏的节操，他的品行就优于颜籕了。

褚无量

褚无量字宏度，杭州盐官人。年轻时专心研读古代典籍，家靠近平湖，湖中龙群出现，大家都跑去观看。褚无量读书，好像没听见一样，人们对此感到诧异。他尤其精通《礼》和司马迁的《史记》，考中明经科，多次升迁任国子博士，后升任司业兼修文馆学士。中宗将要举行南郊祭天确定仪典时，当时议论皇后作为亚献（第二献祭者），褚无量坚决争辩，认为郊祀是国家大事，折中裁定没有比《周礼》更好的了。《周礼》规定冬至在圜丘祭天，不以地配享，只以始祖为主祭，也不以先妣配享，所以皇后不能参与。又《周礼》巾车、内司服掌管皇后的六种礼服和五种车驾，没有皇后祭天的礼服和车驾，这说明皇后不辅助祭天。他的意见未被采纳，于是因母亲年老而辞官。明皇做太子时，再次任命他为国子司业兼侍读，撰写《翼善记》进献，受到优厚的礼遇和答复。太子在国学举行释奠礼，命令他讲经，他确立主旨、树立义理，博学敏捷且善辩，晋升为银青光禄大夫。等到明皇即位，升任左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封为舒国公。母亲去世辞官，在墓旁结庐守孝，左鹿冲撞了他种植的松柏，褚无量喊道：“山林不缺，怎忍心侵犯我的墓地树木呢？”从此群鹿驯服，褚无量终身不吃鹿肉。守丧期满恢复原官，因年老随仗队听令慢行，又为他设置腰舆，允许乘入殿中。他频繁上书陈述得失。开元五年，皇帝将要前往东都，而太庙毁坏，姚崇认为太庙本是苻坚的旧殿，长久腐朽所以毁坏，不必停止行程。褚无量鄙视他的话，认为不值得听，于是上疏说：“君王阴盛阳微，则先祖显现变故，现在后宫未被皇帝宠幸的，应当全部遣出。”举荐贤良，节制奢侈，减轻赋税慎用刑罚，采纳谏争，察辨谄媚，延续断绝的世系，那么天人和谐，灾异就会停止。皇帝最终听从了姚崇的话，车驾于是向东出发。褚无量又上言：“从前虞舜巡狩，排列山川，遍祭群神。希望陛下所经过的名山大川，古代帝王贤臣在祀典中的，一并下诏致祭。自古承受天命，必定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崇尚德行报答功劳，所以保存他人的国家大于救济他人的灾难，确立他人的后代重于封赏他人的坟墓。希望到达东都后，收编叙录唐初至今功臣世系断绝的，即使在旁支，都得以承袭。”皇帝采纳了他的话，立即下诏让褚无量祭祀尧于平阳，宋璟祭祀舜于蒲坂，苏颋祭祀禹于安邑，又寻求武德以来功臣的后裔继承其封爵。起初，内府旧书自高宗时甲乙次序混乱，褚无量请求缮写补正，以扩充秘籍，下诏在东都乾元殿东厢汇集，并让褚无量担任使者。又寻求天下遗书以补全缺文，不到几年四库图书整理完备。皇帝西迁，书籍移至丽正殿，又下诏让褚无量在丽正殿继续前功。皇太子及四位王子尚未入学，褚无量献上《孝经》《论语》五通。皇帝说：“我知道了。”于是选拔儒臣担任太子诸王的侍读。开元七年，太子入学，下诏让褚无量升座讲经劝学，百官观礼。七十五岁去世，所著述有一百多篇。去世后，有人在书殿得到他讲《史记》的言论十二篇，呈献给皇帝。皇帝为之叹息。起初，褚无量与马怀素担任侍读，深受宠信。后来，秘书少监康子原、国子博士侯行继任，虽然赏赐频繁，但礼遇稍减。

论曰：褚无量平生刚直以规劝君主，尽孝以侍奉双亲。至于拂逆牝鸡（指皇后干政），感化麋鹿，他的品行道义几乎远远超过瀛洲诸学士。只是因著述不显扬，被后世儒者很少称道。表彰并宣扬他，这是史官的责任。况且四库遗编，如果不是褚无量，零落谬误丢失的不知有多少。他对艺文的功劳，又怎能埋没呢！

啖助

啖助字叔佐，赵州人，后来迁居关中。精通经术，天宝末年，调任临海尉、丹阳主簿。任期届满，隐居甘足，吃粗劣食物。擅长研究《春秋》，考证三家（《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短长，缝合遗漏缺失。称为《集传》，共十年才完成。又概括其纲条作为例统。啖助喜爱《公羊》《谷梁》二家，认为《左氏》解释义理多谬误，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论语所引左丘明，大概是史佚、迟、任之类的人。后人就把《左氏》当作丘明，这是错误的。四十七岁去世。门人河东赵匡、吴郡陆质，是他的优秀弟子。赵匡字伯循，官至洋州刺史。陆质字元冲，本名淳，避宪宗名讳，赐现在的名。历任尚书郎、国子博士、给事中、皇太子侍讲。啖助去世后，陆质与其子啖异收集啖助所写的《春秋集传》《例统》，请赵匡增删，而陆质编纂，成为《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片、《微指》二篇，称为《纂例》。柳宗元称赞其阐明章句，大中发露，公器认为其道以圣人为主，以尧舜为目标，包罗广泛，贯通上下，而不

译端正。它的方法是以文王、武王为首领，以周公为辅佐，在作揖谦让、登阶降阶的礼仪中，以及喜好厌恶、愤怒喜悦的情感表达上，都不超出事物的常理。

译论曰：《左传》所记载的内容，截止到三家分晋，其作者大概与《公羊传》、《谷梁传》的作者同时代，而自汉代儒者说左丘明失明后写了《国语》，后世便沿袭这种说法，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唯独驳斥这种说法是对的。至于《左传》所编纂的内容，至今仍在流传，柳宗元赞誉它，或许有过誉之处。但就其经学而言，对《春秋》大有裨益。大概自汉晋以来，解释《春秋》的人大多相信传文来推测经文，直到啖助、赵匡、陆质三家出现，才开始依据经文来考核传文，颇为符合孔子微言大义的旨趣。到了宋代各家纷纷出现，其中伊川程子以及刘敞、胡安国最为出色。

韩愈

韩愈，字退之，河内郡南阳人。从懂事读书起，每天能记诵数千上百字。等到长大，完全通晓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问。二十五岁时，考中进士。董晋任宣武节度使，上表任命他为观察推官。董晋去世，韩愈跟随灵柩出殡，不到四天，汴州军队发生叛乱，于是依附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张建封征召他为府推官。他操守坚贞正直，直言不讳无所顾忌。调任四门博士，升任监察御史。他议论旱灾饥荒以及宫市弊政。这时王叔文等人掌权，排挤他，贬为阳山县令。他在任上爱护百姓，百姓生了孩子多取他的姓作为名字。顺宗即位，改任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初年，暂代国子博士，在东都分司任职，改任都官员外郎。随即拜授河南县令。河南旧有魏博、郓州、幽州、镇州留下的邸店，都暗藏私兵，因为都是犯法获罪的军官，没有人敢过问。韩愈打算揭发他们的禁令以壮大朝廷声威，留守尹大害怕，急忙制止他。有人把这事报告给宪宗，宪宗高兴地说：“韩愈帮助我。”升任职方员外郎。华阴县令柳涧有罪，前任刺史弹劾他尚未得到批复，而刺史被罢免，柳涧暗示百姓拦截刺史索要军需役使的报酬。后任刺史厌恶他，查办他的案件，贬柳涧为房州司马。韩愈路过华州，认为刺史暗中与柳涧勾结，弹劾治罪他。后来御史复查，查出柳涧的赃物，再次贬柳涧为封溪尉。韩愈因此事又复任博士。韩愈既然才华高却多次被贬，于是作《进学解》来自我宽慰。执政者认为他的才华奇特，改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任考工郎中知制诰，升任中书舍人。起初，宪宗将要平定蔡州，命令御史中丞裴度巡视各军。等到裴度回来，详细陈述贼寇可以消灭。韩愈也说淮西败亡指日可待，军队不可停息。宰相不高兴，借其他事改任韩愈为右庶子。等到裴度以宰相身份宣慰淮西，奏请韩愈任行军司马。韩愈请求乘驿车先入汴州游说韩弘，协力作战，韩弘果然服从命令。韩愈又告诉裴度：“蔡州精锐部队聚集在边界，守城必定空虚，请从小路进入。”裴度还没来得及行动，而李愬果然从文城带领士兵夜间到达蔡州，捆绑吴元济正如韩愈所预料。蔡州平定，平民柏耆用计谋求见韩愈，韩愈认为他奇特。告诉裴度说：“淮西灭亡，王承宗胆破，如果派遣辩士为他说明祸福，可以不劳师动众而使他屈服。”裴度认为对。韩愈口授书信，让柏耆带着前往。王承宗果然非常害怕，献出德、棣二州，派遣儿子入朝侍奉。因功升任刑部侍郎。宪宗迎接佛骨进入宫中三天，然后送到僧寺，王公士庶奔走膜拜，甚至灼烧身体皮肤，奉献珍宝，络绎不绝。韩愈厌恶这事，上表极力劝谏。皇帝大怒，将处以死罪。裴度、崔群救他说：“韩愈的话确实触犯忌讳，然而如果不是内心怀着极度的忠诚，怎么能做到这样？”皇帝心意还未消解，于是朝廷内外都为韩愈担忧，即使是皇亲国戚也替他说话，于是贬为潮州刺史。到达潮州，上表谢恩，皇帝颇为感悟，说：“韩愈以前所议论的是对的，非常爱我，但不该说天子事佛就会短命。”将要召回任用，皇甫镈阻挠他，酌情给予内迁，改任袁州刺史。韩愈刚到潮州，询问百姓疾苦，都说：“恶溪有鳄鱼吃百姓的牲畜，百姓因此贫困。”韩愈亲自前往查看，投放羊猪并写文章驱逐它们。当晚，暴风雷电，几天后，溪水完全干涸，向西迁徙六十里。从此潮州没有鳄鱼祸患。袁州人把男女作为奴婢，过期不赎回就没收他们。韩愈到任，允许他们计算佣工费用赎回回家，于是与他们约定禁止他们为奴婢。召回拜授国子祭酒，转任兵部侍郎。镇州发生叛乱，杀死田弘正而立王庭凑，诏令韩愈前往宣抚。众人都为他担忧。出发后，元稹说韩愈可惜，穆宗也后悔，诏令事情从宜处理，不必一定进入。韩愈说：“阻止君主是仁，死是臣子的义。”于是快速驱车进入。王庭凑严阵以待接见他，王庭凑说：“之所以纷纷扰扰，是因为这些士兵。”韩愈大声说：“天子认为你有将帅之才，所以赐给你节钺，哪里想到你同贼人反叛呢？”话没说完，披甲士兵上前奋起说：“先太师为国家攻打朱滔，血衣还在这里，军队辜负朝廷什么，竟然认为是贼人？”韩愈说：“以为你们不记得先太师了，如果还记得，固然好，况且叛逆与顺从的利害，不能远引古事。”自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吴元济、李師道，有子孙在的吗？众人说：“没有。”韩愈说：“田公把魏博六州归顺朝廷，官拜中书令，父子接受旗节，刘悟、李祐都是大镇，这是你们军队共同听说的。”众人说：“田弘正苛刻的缘故，军队不安。”韩愈说：“对，你们害了田公，又残害他的家了，还有什么说的？”众人于是欢呼说：“侍郎说得对。”王庭凑怕众人心动，急忙挥手让他们离开，哭着对韩愈说：“现在想要王庭凑怎么样？”韩愈说：“神策六军的将领如牛元翼，近来不少，只是朝

译李绛顾全大局，认为不可抛弃而不救助。您长久地围困他们，是为什么呢？”王廷凑说：“我这就放他出来。”恰逢元翼突破包围出来，王廷凑没有追击。韩愈回来，向皇帝奏报了这番话，皇帝非常高兴，提拔韩愈为吏部侍郎。当时宰相李逢吉厌恶李绅，想驱逐他，于是任命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别下诏让韩愈不参加御史台的参议，而任命李绅为御史中丞。韩愈不参加李绅的参议，李绅于是弹劾韩愈，韩愈用诏书为自己辩解，御史台和京兆府的文告往来频繁，于是罢免韩愈为兵部侍郎外放，李绅为江西观察使。李绅见到皇上得以留任。韩愈又复任吏部侍郎。韩愈任京兆尹时，六军将士私下互相告诫说：“这是曾经想烧佛骨的人，怎么可以触犯他！”所以盗贼止息。遇到旱灾，米价不敢暴涨。长庆四年去世，享年五十七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叫文。韩愈性格明察敏锐，不虚伪随俗，与人交往始终如一，没有丝毫改变。他成就后辈士人，往往因此闻名。经过韩愈指授的人，都称为韩门弟子。凡是内外亲属以及朋友中没有后代的，他替他们嫁遣孤女，并赡养他们的家。韩愈幼年丧父，由嫂子郑氏抚养。嫂子去世，他按规定的服丧期限报丧。病重时，留下遗命说丧事没有不依照礼制的。凡是佛教、阴阳家、吉凶禁忌，一概不玷污我。他坚守礼法，排斥异端邪说，至死不变，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他常说文章自汉代司马相如、司马迁、刘向、扬雄之后，作者不是每代都有，所以他深入探究本源，卓越地树立起一家之言。他文章达到极致之处，深奥广博宏大深远，与孟子、扬雄互为表里，从而辅佐六经。至于其他文章开头措辞，主要是不沿袭前人，然而只有韩愈能做到，充沛自然好像还有余力。至于他的门徒李翱、李汉、皇甫湜跟着效仿他，远远不及他。跟从韩愈交游的人如孟郊、张籍，也都当时自成一派。

译《新唐书》赞曰：“唐朝兴起，承接五代分裂的局面，文风浮华而质朴穷尽，天下平定后，治理荒废，剔除弊病，探讨研究儒学，使其熏陶浸染。到了贞元、元和年间，韩愈于是以六经的文章作为众儒者的倡导。韩愈的才华，自视可与司马迁、扬雄比肩，至于班固以下的人就不屑一提了。当他有所心得时，纯粹地出于正道，删削陈旧言辞，纵横驰骋，汪洋恣肆，总之没有违背圣人的地方。他的道统大概自比孟子，认为荀况、扬雄不够纯正，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至于他进谏陈述谋略，排除危难，保护孤弱，矫正违背世俗的弊端，热心于仁义，可以说是笃行大道的君子了。从晋朝到隋朝，老庄和佛教盛行，圣人的道统细弱如带，众儒者咬噬天下的正义，助长怪异神道。韩愈独自慨叹地援引圣人之道，与四海之惑争辩，虽然遭受讥笑，跌倒后又奋起，起初好像不被信任，最终在当时大显声名。从前孟子排斥杨朱、墨翟，距离孔子才二百年；韩愈排斥这两家，却相隔一千多年，拨乱反正，功劳与孟子相当而力气加倍。他超过荀况、扬雄的地方不少了。”

程子说：“韩愈是近世的豪杰之士。古代的学者修养德行，那么言语可以不学而能。韩愈却因为学习文章的原因，每天追求尚未达到的境界，所以见解很高。他说：‘孟子死后，道统没有传承，这不是从前有所沿袭的。如果没有所见，所谓的传承，究竟是什么呢？’”

论曰：韩愈是通过文章来体现道的。他克制自己、努力践行，虽然不如宋儒那样坚定确凿，但不可不说是刚强有操守的人。读他写的杂文，不免有谋求进取、愤激不平的言辞。然而他刚在朝廷做官，就因谏阻宫市而触怒李德裕被贬到阳山。跌倒后又起来，不后悔。不久又因谏阻迎佛骨，触犯皇帝威严，差点死掉并被远谪，再次起用，又不后悔。又因出使招抚刘廷凑而折服强藩，这不是有‘朝闻道夕死可矣’、‘舍生取义’的领悟的人能做到的吗？至于他经世济民的谋略，大致见于《淮西事宜》中。

宋

王昭素

王昭素，开封酸枣人。年少时笃志好学，不做官，有高尚的品行。常常聚集门徒教授，以此自给自足。乡里发生争讼，不去官府，大多找王昭素裁决。王昭素博通九经，尤其精通《诗经》和《易经》。因为疏注有时未尽善，于是撰写《易论》二十三篇。开宝年间，李穆推荐他，召他赴京城，在便殿接见。当时他七十七岁，精神不衰。太祖遗憾相见太晚，赐坐讲解《易经》乾卦到第五爻。太祖说：“这难道可以让普通人看见吗？”王昭素说：“没有妨害。如果臣等占卜遇到这一爻，那么陛下就是飞龙在天，臣等就是利见大人。”于是询问他治理天下和修养身心的方法。回答说：“治理天下不如爱民，修养身心不如减少欲望。”太祖喜爱他的话，写在屏风几案上。又询问民间事务，王昭素诚实无隐瞒。太祖嘉奖他，因年老请求归乡。授予国子博士，退休。八十九岁去世。起初，李穆和他的弟弟李肃跟随王昭素学习。王昭素常对人说：“这两个孩子都是好器，李穆尤其深沉厚重，将来必定做到公辅之位。”后来李穆果然参与政事。每次买东西，随对方索要的价格给钱，不曾计较高低。市人甚至互相告诫不要再向王先生索要高价。盗贼夜里撬他的门，门上有横木，盗贼没能立即进入。王昭素察觉后，暗中扔下横木。盗贼惭愧而离去。从此乡里没有盗贼。家里养一头驴，常借给别人。每次出门必问：“有没有借驴的人？”僮仆说：“没有。”然后才出门。他的纯朴质朴就是这样。

论曰：“《易经》作为书籍，不可拘泥于典要。它的占卜方法也是考察实际以等待虚应，保存本体而应用。自从各家喜好广泛考证事迹，在卦爻之下指实，占卜方法几乎阻塞不行。必须像王昭素所说的那样，才能交替为贞悔，以完成天下的能事。所以朱子采用焦氏的方法以穷尽易的变化，依据王昭素的意图以神化易的占卜。后世圣人再兴起，也不能改变这一点。”

孙奭

孙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后来迁居须城。以九经考中进士，授莒县主簿，升任大理评事，任国子监直讲。太宗驾临太学，召孙奭讲解《尚书·说命》三篇，音读详实润饰，皇上称赞好，赐绯色官服。咸平年间，任诸王府侍读。恰逢诏令百官轮流对答，孙奭上奏十件事。判太常礼院、国子监、司农事，多次升迁至工部郎中，提拔为龙图阁待制。孙奭凭借经术进身，坚守道义自处，即使有所言论，不曾阿谀附会取悦。大中祥符初年，皇上将要迎接天书，宰相王旦以下都再拜称万岁，孙奭独自说：“臣愚昧所闻，上天何曾说话，哪有书呢？”皇上既然亲自接受符命，于是议论封禅制作礼乐。四年将要祭祀汾阴后土，孙奭上疏极力劝谏，陈述十不可。皇上派遣宦官皇甫继明去询问，又上疏回答说：“从前陈胜起于徭役戍边，黄巢出于凶年饥荒，隋炀帝勤于远略而唐高祖兴起于晋阳，晋少主惑于小人而耶律德光长驱直入中国。陛下俯从奸佞，远弃京师，涉足连年饥荒的废墟，修习违背经典久废的祭祀，不念百姓疲惫，不防备边患，怎么知道今日戍卒没有陈胜，饥民没有黄巢，英雄将领没有窥伺于肘腋，外敌没有观衅于边陲呢？”六年将要祭祀太清宫，孙奭又上疏劝谏，引用明皇天宝之乱作为鉴戒。皇上作《辨疑论》来解释，但知道孙奭质朴忠诚，虽然言论极其切直，还是派遣中使慰谕他。过了很久，

译因父亲年老请求辞官归养，朝廷不许。外任担任密州知州，任职两年，升任左谏议大夫，免去待制职务，回朝纠察在京刑狱。当时刚设立天庆、天祺、天贶、先天、降等节日，天下设立斋醮，大摆宴席耗费极多，王奭请求裁减不必要的开支，皇帝没有答复。外任担任河阳知州，请求解除官职回家奉养父母，升任给事中，调任兖州知州。天禧年间，朱能进献干祐天书，王奭上疏劝谏，言辞尤其恳切。不久，朱能败露。皇上曾让王奭陈述时政的得失，王奭以纳谏、宽恕正直、减轻徭役、减少赋税四件事进言，大多被施行。仁宗即位，宰相请求选择著名儒士侍奉讲读，于是召王奭担任翰林侍讲学士，掌管审官院，判国子监，修撰真宗实录。遭遇父亲丧事，起复任职，兼任判太常寺及礼院。三次升迁至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王奭在宫中劝讲二十多年，每当讲到前世乱君亡国的情况，必定反复阐释，从不忌讳，借此规劝讽谏。仁宗心思有时不在书上，王奭就拱手沉默等待，皇上因此惊惧而改变态度认真听讲。又选取五经中切合治国大道的内容，编成五十篇，名为《经典徽言》，以及《画无逸图》，一并进献。皇上将图悬挂在讲读阁，皇太后尤其重视。每次进见，皇上没有不加以礼遇的。年龄超过七十岁，坚决请求退休，甚至哭了出来。皇帝怜悯，仍然极力挽留，于是请求调任近郡优待任职，授工部尚书，再次担任兖州知州。不久改任礼部尚书，多次上表请求归乡，于是以太子少傅退休。曾经对客人说：“白居易有诗说，多少朱门锁空宅，主人到老不曾归。如今我回家了。”喜悦之情流露在神色上。病重时，搬入正室，屏退婢妾，对儿子王瑜说：“不要让我死在女人手里。”奏报传到皇上那里，皇上叹息惋惜，停止朝会。一天，追赠左仆射，谥号宣。王奭性格方正庄重，侍奉父母孝顺，在朝廷正直，言论劝谏争辩有古人的风范。晚年勇于退隐，在乡里悠闲自得，始终保全德行。在此之前，郊庙礼乐尚多错误缺失，王奭援引古制上奏纠正，都著录于礼制。又撰写《崇祀录》《乐记图》《五经解》《五服制度》，所奉诏校定的，又有好几种。

译论曰：宋朝初年尊崇奖赏儒臣，其中胡瑗与邢昺最为显赫。邢昺选取儒生依顺迎合，萦绕于禄位利禄，其志向本来就已经卑下了。胡瑗独自正直，行事侍奉君主，依据道义决定进退，合乎礼制，可以说是儒者的高尚节操，士大夫的楷模。用当时著名的宰相王旦来相比，王旦尚且感到惭愧，何况邢昺呢？至于他在宫中劝讲，不仅有益于学问，而且时常用来收敛君主的安逸之心，这正是圣明恭敬日益增进的原因，实在是天德的根本。仁宗成为宋朝的贤明君主，是理所当然的。

周子

周子名敦颐，字茂叔，是道州营道县莲溪人。本名敦实，为避英宗名讳而改名。十八岁时，凭借舅舅郑向的恩荫担任将作监主簿。康定元年，调任分宁县主簿。县里有疑难案件，周子一次审讯就立即辨明。他处理政务精密严格而宽恕，力求穷尽道理，士人和百姓交口称赞。庆历五年，升任南安司理参军。有个囚犯按法律不该处死，转运使王逵想从重治罪。王逵是个残酷凶悍的官吏，周子争辩不能取胜，就放下手板，准备弃官离去，说：“这还能做官吗？杀人来讨好别人，我不做。”王逵醒悟，囚犯得以免死。当时程珦暂代南安副职，看到周子气度相貌非同常人，与他交谈，认为他深通大道，于是与他结为朋友，让两个儿子拜他为师。皇祐二年，调任郴州桂阳县令。郴州太守李初平认为他贤能，向朝廷推荐，并且问他说：“我想读书，怎么样？”周子说：“您年纪大了，来不及了。请让我为您讲解。”李初平每天听他讲解，两年后果然有所收获。不久李初平去世，儿子年幼，周子说：“这是我的责任。”为他办理丧事，回家料理家事，始终不懈怠。周子为人砥砺名节，做官后奉养自己非常节俭，俸禄收入全部用来周济宗族、招待宾客朋友，家里有时连一百钱的积蓄都没有。至和元年，改任大理丞，知南昌县。南昌人都说：“这是能辨明分宁案件的人，我们有所申诉了。”于是豪强之家和狡猾的官吏互相告诫，害怕获罪，并且以玷污善政为耻。嘉祐元年，改任太子中舍，判合州。到了那里，民心信服喜悦，事情不经他手，官吏不敢决断，即使是下层的百姓也不服从。部使者赵抃受谗言迷惑，对他非常威严，周子处之超然。六年，转任国子博士，判濠州，而赵抃又任濠州太守，仔细观察他的作为，大悟，握着他的手说：“我差点失去了您。从今以后才知道周茂叔了。”不久调任永州，又代理邵州知州。熙宁初年，因吕公著和赵抃推荐，任广东转运判官。三年，升任虞部郎中，提点广东刑狱。尽心于职务，在于怜悯宽恕，即使是荒远的崖岸和绝岛，都从容查看，不畏惧瘴疠之气的侵袭，以洗雪冤屈、恩泽万物为己任。不久得病，又听说水侵蚀了他母亲的坟墓，请求知南康军。改任后，说：“我带病而来，是为了完成职责。现在还想用疾病玷污官服吗？”于是辞官，居住在庐山莲花峰下。前面有溪流汇入湓江，于是取营道所居的濓溪来命名。从此以后，新法大行，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赵抃再次镇守蜀地，又上奏起用他。朝廷命令到达门前，而周子已去世，是六年六月七日，享年五十七岁。周子面色如玉，声音如金，从容温和而坚毅。窗前草常不除去，寄托情怀于尘世之外。做官所到之处，如春风和气，滋润万物。黄庭坚称他人品很高，胸怀洒脱，如光风霁月。在取名方面廉洁，而在求志方面锐利；在求福方面淡薄，而在得民心方面厚重；在奉养自身方面菲薄，而在惠及鳏寡方面安乐；在迎合世俗方面鄙陋，而在与千古贤人交友方面崇尚。二程既从周子受业，常让他们寻找孔子、颜回快乐的地方，所乐的是什么事？程伯子称说：“自从再次见到周茂叔，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的意味。”侯师圣向程叔子学习，没有领悟，去拜见周子。周子留他同榻两日，才回去。叔子惊异说：“不是从茂叔那里来吗？”他善于启发人，就是这样。著有《太极图说》《易通》《易说》，《易说》失传。宁宗时追谥为元，理宗亲临太学，封为汝南伯。

真德秀说：自从荀子、扬雄以恶与混浊为性，而不知道天命本来如此；老子、庄子以虚无为道，而不知道天理极其真实；佛教以铲除伦理为教，而不知道天理秩序不可改变。周子出生在绝学之后，独自探求本源，揭示幽深秘密。二程见而知之，朱子闻而知之，著述相承，本末具备。从此人们知道性不外乎仁义礼智，而恶与混浊不是性；道不离乎日用事物，而虚无不是道；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而铲除伦理不是教。开辟圣学的门户，去除世人的蒙昧。千载相传的正统，难道不在此吗？论曰：周子的学问，不知道渊源来自哪里，而《太极图说》《易通》两书，实在是六经以后仅有的编著。所以朱子推究本源于集奎之祥，认为不靠师传，默契道体。虽然如此，书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以陆九渊的高明，尚且怀疑他的学说，何况其他人呢？二程不把图传授给人，但平生发挥阐明，不离其宗旨。到朱子表彰尊崇这两本书，于是列为经典。唐韩愈曾说：“南条之南，郁积旁魄，穷于郴州，其下必产异人。”过了几百年而周子出现。唉！星精兆示祥瑞，岳镇显灵，上天赐福斯文，可不说是生知仅次于圣人的人吗？

胡瑗

胡瑗字翼之，是泰州海陵人。布衣时读书泰山，刻苦攻读，饮食清淡，十年不归。得到家信，看到平安二字就投入涧下，不再看。他专心如此。四十多岁，未曾求仕。景祐初年，更定雅乐，因通晓音律被任用。范仲淹推荐，召对。到了之后，按惯例先在阁门学习礼仪，胡瑗推辞说：

译平生所读的书籍，就是侍奉君主的礼仪，何必再去刻意练习呢？”等到他回答完毕，皇上非常高兴，对身边的人说：“胡瑗进退周旋，一举一动都符合古代礼仪。”命令他与阮逸一同校订钟律。他们的方法是用大黍米累加来定尺，用小黍米实充来定龠，胡瑗和阮逸各自制造了一套钟磬。丁度认为这不是古制，都予以罢废，而授予胡瑗试秘书省校书郎的职务。范仲淹经略陕西，征辟胡瑗为丹州军事推官，后改任密州观察推官。胡瑗遭逢父亲丧事，守孝期满后，以保宁节度推官的身份在湖州任教授。胡瑗曾忧虑自隋唐以来，学界崇尚文辞，荒废了经学事业，于是制定科条规定，并以身作则带头实行。即使在盛夏酷暑，他也必定穿着公服坐在堂上，严格遵循师生之礼，讲解经书义理，恳切地对学生们讲述先修养自身而后治理他人的道理。他看待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弟，学生们也信任喜爱胡瑗如同父兄。他设置了经义斋，用来安置那些通达事理、有器量且崇尚经术的人；又设置了治事斋，让每个人专治一事，同时兼治一事，凡是农田、水利、边防、算数等方面的学问，没有不讲解的。既让他们聚集在一起共同生活，互相切磋砥砺，又让他们自己论述所学，或者提出一个义理，让他们各自以己意回答，而胡瑗亲自评判对错，因此人们都乐于跟随他，才能也适合世用。庆历四年春，天子在天章阁召见大臣，讲求治国之道，感慨地诏令州县全部设立学校。于是在京师建立了太学，并下诏湖州取用胡瑗的科条作为太学的法规，颁布为法令。不久召胡瑗任诸王宫教授，因病免职。不久以太子中舍的身份退休，在家中被迁升为殿内丞。皇祐二年，重新铸造太常寺的钟磬，再次召胡瑗和阮逸在秘阁设局商议此事，任命胡瑗为大理评事兼太常主簿，他推辞了一年多，才授予光禄寺丞。四年，任国子监直讲。胡瑗在太学任职后，跟随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校舍甚至容纳不下，于是扩建旁边的官舍来扩大空间。这时伊川先生也在太游学，写了《好学论》，胡瑗立即延请接见，安排他担任学职。每次讲学结束，有时引用当时的世事来证明经义。曾经讲解《易经·小畜卦》说：“畜是止的意思，臣下制止君主。”接着便讲述了赵普中令修补被撕碎的诏书，再次呈给宋太祖的事情。学生们才能学业各不相同，但都淳朴厚道，修饰衣着仪态，往往旁人遇到他们，不用问就知道是胡瑗的弟子。每次礼部选拔的士人，胡瑗的弟子常常占十之四五。有个番禺人派儿子带着丰厚的资财来求学，他的儿子轻浮放荡，花光了所有资财，生病几乎死掉。恰逢父亲到来，带着儿子去拜见胡瑗，说明了原委。胡瑗说：“这应当先警醒他的心，于是给他一帙书。”他的儿子看那书，原来是《素问》。还没读完，就惶恐不安地痛悔自责。胡瑗于是召来教导他说：“知道爱惜身体就可以修养身心，从今天开始，洗心革面向道。圣人不看重无过错，而看重改过。不要沉溺于过去的悔恨，只管努力新的学业。”这个人既然聪颖，感奋更加自力更生，最终考中进士。乐成迁任大理寺丞。嘉祐初年，提拔为太子中允，充任天章阁侍讲，仍主持太学。曾经在皇上面前讲解“元亨利贞”，不避讳皇帝名讳，左右的人都变了脸色，皇上也很惊讶。胡瑗缓缓说道：“临文不讳。”皇上的心意于是化解。不久因病不能上朝，以太常博士的身份退休回家。朝中士人和学生们为他饯行时，认为这是荣耀的事。胡瑗治家严格谨慎，内外儿媳除非在节令初一十五，不得回娘家。他曾说：“嫁女儿要胜过我家，娶媳妇要不及我家。”问他原因，他说：“胜过我家，女儿侍奉人必定恭敬谨慎；不及我家，媳妇侍奉公婆必定恪守妇道。”等到他去世，皇帝下诏赐钱助葬。起初，师法久已废弛，等到胡瑗与孙复、石介三人出现，然后学者有了老师，而胡瑗的门徒最为兴盛。福唐人刘彝，是胡瑗的高材生。胡瑗曾说刘彝擅长水利，后来刘彝试任政事，所到之处都兴修水利有功。熙宁初年，刘彝得到召见应对，皇上问胡瑗的文章与王安石相比谁更好？刘彝说：“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国家选拔士人不以体用为本，而崇尚声律浮华的文章，因此风俗浇薄。我的老师胡瑗曾忧虑这种弊病，于是阐明体用之学来传授给学生。从他门下出来的不下千人，如今学者渐渐知道阐明体用、适合应用作为政教之本，这是胡瑗的功劳。”皇上很高兴。胡瑗在太学时所讲解的《五经异论》，弟子们记录下来，题为《胡氏口义》，在世间流传。

译论曰：六经都是圣人治理天下的著作。抛开经典来谈论政事，其弊端在于杂乱；脱离政事来空谈经典，其弊端在于迂腐。圣人的教化，涵盖德行、道义、学问、技艺，精微与粗浅的内容都一并举出。难道那个时代的士人都是全才吗？教化虽然全面，但学习的人仍然可能有所缺失而偏向一端。如果仅仅用偏颇的内容来教化，那么那些有始有终的士人就会更加稀少了。胡瑗设立两座斋舍，将治经和治事分为两条途径，虽然与圣人的本意似乎稍有不同，但他摒弃浮华，崇尚实用，在成就人才方面的功绩，确实不可抹杀。史书称宋代师道之确立，实际上是从胡瑗开始的，这难道不卓越吗？

孙复

孙复字明复，是晋州平阳人，考进士没有及第，不久便退居泰山，研习《春秋》，撰写了《尊王发微》十二篇。山东地区学者众多，其中石介最为知名。从石介以下，都以对待老师的礼节侍奉孙复。孔道辅听说后去拜访孙复，石介手持手杖和鞋子侍立在左右，上下台阶时搀扶他。等到孙复前去答谢，孔道辅对待石介的态度也是如此。山东人从此开始懂得师生之间的礼节。前宰相李迪知道孙复贤能，打算把弟弟的女儿嫁给他，当时孙复已经四十岁了，心里犹豫不决。石介和众弟子请求说：“公卿大臣不礼遇士人已经很久了，现在丞相不因为先生贫穷，想要托付女儿，应当借此成全丞相的贤德。”孙复于是听从了。等到石介担任学官，对人说：“孙先生不是隐居的人。”于是范仲淹、富弼相继推荐他，被召任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起初，范仲淹在睢阳主持学政，有个叫孙秀才的人，索要游历的费用并拜见范仲淹，范仲淹给他一千钱。第二年他又来了，范仲淹又像以前那样给他钱。于是问他：“为什么如此奔波来到这里？”孙秀才愁苦地说：“母亲年老没有东西供养，如果每天能得到一百钱，那么饮食就足够了。”范仲淹说：“看你的言辞气度，不是乞讨的人。”便补授他学职，每月供给三千钱，并传授他《春秋》。孙秀才于是专心学习，日夜不休息。第二年，范仲淹离开睢阳，孙秀才也辞别回家。十年后，听说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用《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尚超迈。等到召他到来，发现就是昔日那个索要游历费用的孙秀才。过了很久，皇帝驾临太学，赐给他绯色官服和银鱼袋，任命为迩英阁祗候说书。不久被罢免。孔直温经常写诗送给孙复，孔直温败落后，孙复受牵连被贬为防州监税，后调任泗州，历任长水县知县，签书应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还未上任，因赵槩等人的建议，留任直讲，逐渐升迁为殿中丞，去世时，赐钱十万。孙复与胡瑗不和，在太学时常常互相回避。孙复教育培养诸生不如胡瑗，但研究经学超过胡瑗。孙复生病后，韩琦向仁宗进言，选派书吏供给笔墨纸砚，命令他的门人祖无择到孙复家中抄录他的著作，共十余万字，收藏在秘阁。

论曰：孙复与胡瑗、石介，是朱熹所说的宋初三先生。而石介确实侍奉孙复，在宋朝兴盛时期，名臣辈出，至于奖掖人才，必定以范仲淹为首位。孙复学业的成就，源于范仲淹。后来他又与胡瑗、石介以及李觏一起被范仲淹招致，与范纯仁共同学习。所以北宋臣子最推崇范仲淹，而师道的确立，是从这三人开始的。从此以后，大儒相继兴起，圣人的学问于是显明。师道确立，好人就多，难道不确实如此吗！

石介

石介字守道，是兖州奉符人。做举子时寄居在南都，安守贫困刻苦学习。王洙送给他盘中的饭菜，石介推辞说：“美味佳肴也是我的愿望，但明天靠什么来维持呢？”早上吃膏粱美味，晚上厌弃粗劣食物，这是人的常情。石介不敢接受赏赐。王洙对他更加敬重。考中进士后，历任郓州、南京推官，乐善好施，疾恶如仇，喜好名声，遇事奋然敢为。御史台征召他为主簿，还未到任，恰逢赦书，其中寻求五代及诸伪国后裔，石介上疏论奏此事，被罢免不再召用。任期届满，升任镇南军掌书记。代替父亲石逺做官，任嘉州军事判官。遭父母丧事，在徂徕山下耕作，安葬了五代以来未安葬的七十具尸骨，在家以教授《易经》为生。山东人不称他的官职而称颂他的德行，认为徂徕是山东的期望，而石介是山东人所尊崇的，所以用他所居住的山来配合他有德行的称号，称他为“徂徕先生”。石介相貌敦厚而气度完整，学问笃实而志向远大，即使在田间，也不忘天下的忧患。曾经担忧扬雄、刘歆危害文章，佛教、道教危害道义，撰写《怪说》《中国论》来排斥它们。又撰写《唐鉴》以警戒奸臣、宦官、宫女。凡是抒发愤慨而写的文章，都极力陈述古今治乱成败，以指摘当世的贤愚善恶，是非分明，无所忌讳。因此诽谤议论喧嚣，而小人尤其嫉恨他。石介不迷惑不变节，说：“我的道本来就是这样，我的勇气超过孟子了。”服丧期满，被召入国子监任直讲，以师道自居，跟随他的弟子很多。一年多后，因杜衍、韩琦推荐，升任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庆历三年，天子用军队讨伐元昊，久无战果，天下深受困扰，奋然想要振兴威德，而进退二三大臣，增设谏官、御史。于是罢免宰相吕夷简，枢密使夏竦，而杜衍、韩琦以及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详、富弼等人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并任谏官。石介高兴地说：“这是盛事啊，歌颂是我的职责，怎么能停止呢？”于是作《庆历圣德诗》，诗中称颂的多是一时的名臣，其中所说的“大奸”，大概是指斥夏竦。诗作出来后，孙复看了说：“你

译祸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过了很久，石介心中不安，请求外调担任濮州通判，但还未赴任。五年七月，他在家中去世。恰逢徐狂人孔直温谋反，搜查石介家时发现了石介的书信。夏竦对石介怀恨在心，于是进言说石介没有死，而是向北逃往契丹了。皇帝下诏将石介的妻子儿女编管到江淮地区，并派出中使准备剖开棺木来验尸，幸亏有杜衍、吕居简等人保全，才免去了剖棺之事。过了很久，石介的妻子儿女也被放还。石介家原本贫穷，妻子儿女难免遭受冻饿之苦。富弼、韩琦各自分出俸禄购买田地来供养他们。有《徂徕集》在世间流传。

译论曰：仁宗，是一位宽厚仁德的君主。当时朝廷多君子，宋朝的基业最为兴盛。然而范纯仁仅因一首诗，几乎遭受死后的祸患。为什么呢？从前吴国的张温获罪，诸葛亮听说后，思考其中的缘故，过了很久才说：“我明白原因了。善恶区分得太分明。分明，确实是君子所崇尚的，然而甄别考核流品，断绝得太过分了。以至于使小人自甘成为被抛弃的人，那么没有不激愤而产生变乱的。”《易经》中的姤卦，以阳制约阴，但其爻辞却说：“苞有鱼，曰以杞苞〇。”只有能够包容他们，才能制约他们。贵在不要激怒他们。

刘敞字原父，是临江新喻人。庆历年间考中进士甲科，任蔡州通判，入朝在集贤院值班。当时正讨论制定大乐，皇上派宦官赵谈参与此事，刘敞进谏认为王事没有比乐更重要的，现在儒学之士满朝，却让宦官参与，恐怕会被袁盎嘲笑。不久任考功判官，夏竦去世，赐谥号文正，刘敞认为夏竦的行为不符合法度，三次上疏陈述，最终改谥号为文庄。代理度支判官，调任三司使。恰逢秦州与羌人争夺古渭地，皇上拿此事询问刘敞，刘敞说：“如果新城可以遮蔽秦州，或者地形险要有利，争夺它也可以。现在何必看重轻利，而耗尽财力困顿百姓，损害士卒性命，去谋取小利，使理亏在中国，这不是好计策。”当时议论的人大多不同意，最终坚守他的意见。秦州因此多事。因同修起居注，不到一个月，提拔为知制诰。宰相陈执中阻挠他，皇上不听。宦官石全彬兼任观察使，过了三天就转为正式任命，刘敞封还任命文书，不起草制书。于是吴充、冯京都因无罪被罢官，刘敞趁机当面议论此事。皇上说：“吴充能振兴职守，冯京也没有其他过错，中书省厌恶他们太直率，不能相容罢了。”刘敞说：“皇上喜好进谏，而中书省却驱逐进言的人，这是遮蔽君主的英明，阻止君主的善政，臣担心会感动阴阳，出现日食、地震、风霾等异常现象。”过了五天，镇戎军发生地震，京城连续几天阴霾，太阳颜色昏暗，大致如刘敞所言。刘敞学问渊博，从佛老、卜筮、天文、方药、山川地理，都探究知晓大概。写文章丰富敏捷，曾经将要下班，恰逢封王的主公九人需要九篇制书，他骑马坐在马上就完成了。欧阳修每次写信询问所疑惑的，刘敞对使者挥笔回答，不停手，欧阳修深深佩服他。后来出使契丹，对道路山川原本熟悉，而契丹向导故意绕路一千多里，以显示其国家险远。刘敞问翻译说：“从松亭直奔柳河很直且近，为什么不走那条路而走这条路？”翻译惊讶回顾，羞愧不已。顺州山中有异兽，像马吃虎豹，契丹不认识，拿来问刘敞，刘敞说：“这是駮。”为他描述其形状声音，契丹更加叹服。出使回来，请求任扬州知州，以宽简安抚百姓，民用大和，调任郓州，判决狱讼明察，赏罚境内政治清明，道不拾遗，蝗虫都出境。召任纠察在京刑狱，当时近例凡是上报及中书、枢密院审讯的狱案，都不复审，直接弃市，刘敞上奏革除，定为法令。正值皇上将要举行祫享，宰相想加上尊号，刘敞阻止他说：“皇上持盈好谦，不接受尊号将近二十年，现在加几个字不足以尽述圣德，而前美尽弃，实在可惜。”宰相不听。刘敞退下就上疏进谏，并且说：“现在百姓多困顿，仓廪不实，风俗未清，贤与不肖混淆，狱讼繁多，盗贼迭起，水灾旱灾相继发生。四夷虽然大致安定，也是本以重赂厚利羁縻他们，并非畏惧威势羡慕道义。希望陛下永远执守至道，以顺应天心，必有一谦四益的回报。”皇上于是没有接受。蜀人龙昌期著书传经，诡异偏僻惑乱众人，文彦博推荐他，赐五品服。刘敞说：“昌期学问不正而广博，没有立即处以少正卯的刑罚，已经幸运了，又何必赏赐？”昌期听说后，不敢接受赐服。他的识见议论与众人相悖，〇这时请求外任，拜翰林侍读学士，任永兴军知州。召还任三班院判官。英宗初年，刘敞曾经侍讲，当时两宫正有闲话，刘敞指事据经，借此讽谏。读《史记》到尧授舜以天下，拱手而言说：“舜极其卑微，尧禅让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没有其他道理，只有孝友的德行光耀于上下罢了。”皇上知道他的意思，改容肃然倾听。皇太后听说后，也非常高兴，以苦〇予告。皇上看重这个人，每次宴见其他学士，必问刘敞安好。病稍好，又请求外任，任汝州知州。不久改任集贤书院学士，判南京御史台。熙宁元年年卒，年五十。刘敞明于礼学，曾经说《仪礼》有士冠礼、士昏礼，而《戴记》则有冠义、昏义，以至于乡饮酒、乡射、燕聘都是这样，唯独士相见、公食大夫礼没有其义，于是采集古经以补之。又定为兄后之义，认为弟弟继承兄长后，兄长应当为昭，弟弟应当为穆，以承国与天下为重，并引用《春秋》讥讽闵僖逆祀，以纠正汉朝惠、文、昭、宣不相为后的过失。又有奔丧议，并且说臣僚因丧去位，应当量给禄俸，以表明朝廷笃于礼而厚于教。尤其精粹于《春秋》，著书四十卷，行于世。

论曰：现在治《春秋》的人，尊崇胡氏传，以安国所著实在采纳程子、邵子、张子及孙觉等人的学说，词严义正，确实可以范世。然而读

译陈敞所著的《春秋贯穿》，在经传中其防患之意深远，其文辞多能契合圣人的本意，与那些牵强附会、穿凿附会的做法截然不同，与胡安国的《春秋传》相比，没有哪方面不如它。至于他在做官时以风骨节操自我激励，对上则进谏阻止皇帝加尊号，以匡正君主；对下则考核谥法，以匡正臣子，尤其符合《春秋》严谨严密的法度。从前刘向研究《谷梁春秋》，常常考察灾异现象，希望以此警醒皇帝的内心，陈敞也根据具体事件推演道理，以补救时弊，这两位刘氏（刘向与陈敞）的意图，难道有什么不同吗？

译陈襄，字述古，是福州侯官人。年少时父亲去世，侍奉继母孝顺，教导弟弟妹妹有合乎道义的方法。当时学者都沉溺于辞藻文章，陈襄唯独与陈烈、周希孟、郑穆结为朋友，气质古朴，品行高尚，互相切磋砥砺，以承担天下重任相互期许。听到的人嘲笑他们迂腐不切实际，后来人们才信服并跟随他们，号称“四先生”。“四先生”的名声传遍四方。等到陈襄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浦城县主簿。浦城多世代豪门大族，以请托、胁迫为常事，县令不能制约。陈襄代理县令，想要革除这种风俗，每次审理诉讼，必定让几名吏员环绕站立在前面，私下拜见的人不能开口，老奸巨猾之徒缩手不敢妄为。恰逢诏令各郡县兴办学校，陈襄于是修缮校舍，招收县里的子弟教导他们，百姓敬畏且爱戴他，争着画像供奉他，如同神明一样。改任河阳县知县，富弼担任太守，一见便对他以礼相待。起初教导百姓种植水稻，又留心教化。富弼推荐他担任秘阁校理、判祠部。遇到权贵有人求取寺观名额以及度僧人道士的，陈襄都抑制不批准。出任常州知州，运河横截震泽，积水常成为常州、苏州两府的祸害。陈襄测量运河的丈尺，对照民田的步亩，分别授予，使疏浚的深度和广度有制度，于是削去望亭古堰，水不再积聚，百姓的祸害得以消除。郡学狭小，陈襄重新规划建造，早晨进入其中，坐着传授诸生经义，旁边裁决郡中事务。因此毗陵的学者兴盛于两浙地区。陈襄对自己用度微薄，等到将要被召回，公家库房盈余的钱达到数百万，于是召集积年拖欠官款未偿还、情有可悯而力量不足的人，全部用来抵偿。入朝担任开封府推官、盐铁判官。神宗即位，奉命出使契丹，回来出任明州知州。第二年，同修起居注，知谏院，改任侍御史知杂事。议论青苗法不便，请求斥退王安石、吕惠卿以谢天下，不被听从。召试知制诰，陈襄因为言论不被采纳而推辞，不愿应试，说：“义之所在，知无不言，臣哪里知道刀斧在前而宠禄在后呢？一旦有顾利避害之心，就会依违姑息，无所不至，自身尚且不正，怎么能正人？”于是请求补任外官。皇帝爱惜他，留下他修起居注，过了一年才知制诰。王安石屡次想把他排挤出朝，皇帝不允许。不久直学士院，王安石更加忌恨他，吹求小过失，出任陈州知州，调任杭州，又入朝担任枢密直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兼侍读、判尚书都省。病重时，索要纸笔写下“先圣先师”四个字交给他的儿子，然后去世，享年六十四岁。陈襄任职所到之处，务必兴办学校，每次经过社稷、孔子庙，必定下车快步走过，士人知道有所敬仰效法。平时急于讲求利弊，死后友人寻找他原来的箱子，得到手写的书信几十幅，满纸细楷，大抵都是民间的事情。在经筵上，皇帝对他待遇很厚，询问人才，他举荐司马光等三十三人回答。说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苏颂、范纯仁都是股肱心膂之臣，不应当长期在外。苏轼、郑侠愚直敢言，出于忠义，被流放到瘴疠之地，朝不保夕，希望让他们生还。皇帝不能采纳。

评论说：四先生兴起，海滨有了邹鲁的称号，儒者的风气本来就是这样。等到陈襄所到之处，兴办学校成为士民的老师，临终还念念不忘先圣先师，大概他终身无时无刻不精神凝聚在两楹之间。《吕氏家塾记》又记载：陈襄是富弼的上宾，所以告诉富弼的都是仁义。与富弼不同的人，造出五鬼的名目，而陈襄位列其一。世人尊奉他们为先生，而那个自称“夫已氏”的人却反而指斥他们为鬼，名号顿时不同，小人的肆无忌惮，又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

史传三编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史传三编卷四

大学士朱轼撰

名儒传四

宋

邵子

邵子名雍，字尧夫，祖先是范阳人，曾祖邵令进，迁居衡漳，父亲邵古，又迁居共城。邵子年轻时自恃才华出众，后来致力学习，仰慕高远，后来母亲去世，在苏门山百源之上结庐守丧，坚苦刻苦，冬天不生炉，夏天不摇扇，夜里不睡席子，持续数年。这时北海李之才以获嘉主簿的身份代理共城令，听说后造访他的草庐，对他说：“你也听说过物理性命的学问吗？”回答说：“没有，希望能接受教诲。”于是侍奉李之才，接受李之才传授的《易经》，渊源有端绪，而邵子探究深奥隐秘，妙悟神契，多有自得。大名王豫，是瑰伟博达的士人，号称精通《易经》，造访邵子与他交谈，惊叹佩服，于是舍弃所学而向他学习。邵子于是感慨地说：“古人尚且与古人交朋友，我独自未能遍游四方。”于是前往吴地，到达楚国，经过齐鲁，客居梁晋，很久后回来，说：“道就在这里了。”三十多岁时，游历河南，在伊水边安葬亲人，于是定居于此。刚到那里，蓬草为门，土墙环绕，平时常常空乏，却怡然自得，非常快乐，每年耕种庄稼，仅够衣食，给他的居所命名为“安乐窝”，因此自号“安乐先生”。早晨焚香安坐，傍晚酌酒三四杯，微醉即止，不到醉，兴致来了就吟诗。春秋时节出游城中，风雨天常不出门，出门乘坐小车，一人拉着，随心所欲。士大夫家听到他的车声，争相迎候，童仆都欢快地说：“我们家的先生到了。”不再称呼他的姓字，有时留住两夜才离开。好事的人另外建造房屋像他的居所一样等候他到来，命名为“行窝”。与司马光都以纯德尤为乡里所仰慕，向来互相告诫不要做不善之事，恐怕司马端明、邵先生知道。士人路过洛阳的，不去官府，必定去邵子那里。邵子德气纯粹，望而知其贤，不事张扬，不设界限，与众人聚居宴饮谈笑，终日不显得特别怪异。与人说话必定依据仁义忠信，乐于道人之善而隐去其恶，有人问就回答，不曾强加于人。人无贵贱、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