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绎史勘本卷十一

译刘宗周字启东，号念台，山阴人；学者称他为蕺山先生。万历辛丑年进士；因为家中有变故，过了很久才赴吏部听候选授。当时朝廷中有昆党、宣党与东林党相互为难；于是他上言：“东林是顾宪成讲学的地方，高攀龙、刘永澄、姜士昌、刘元珍等都是贤人；于玉立、丁元荐也明显不是欺骗自己志向的人，具有国士的风范。因此，可以摘取流品来评议，但不可以争论意见；可以攻击东林，但绝不可以结党依附昆党、宣党！”于是，党人一片哗然。御史弹劾他，他便请求告假回乡。天启元年，起用为仪制主事。他上疏极力说：“魏进忠引导皇上驰马射箭、嬉戏演剧，而奉圣夫人客氏自由出入，没有办法隔绝内外；而且一次就驱逐三名谏臣、罚一人，都是出自皇帝的内廷诏旨。皇帝身边的人将每天进献鹰犬、声色之物，指鹿为马，掌握国家大命的生杀予夺。如今东西两方都在用兵，怎么能把天下交给宦官小人呢！”魏进忠就是魏忠贤；魏忠贤大怒，将要重重惩罚他。后来，他屡次升迁为光禄丞、尚宝、太仆卿。魏忠贤厌恶他，不久便夺去他的官职。崇祯元年，召任顺天府尹，他多次论说当时政事的得失，以直言进谏闻名（详细言论见《明史》）；历任官职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后来因为请求释放熊、姜之狱，被斥退为平民，当时已经六十四岁。他回乡第二年，京师陷落。刘宗周听到消息，痛哭着徒步渡江到杭州，借发布丧事讨伐贼人，并责问巡抚黄鸣骏；黄鸣骏说：“哀诏还没有到，为什么发布丧事？况且现在应当用镇静来安定局势。”刘宗周勃然大怒说：“唉！这是什么时候，哪里还等得到哀诏！君主和父亲遭逢非常变故，您专掌一方军政，不想着枕戈待旦、哭泣流血来激励共同仇敌，反而借口镇静，打算退让逃避吗？”于是，他发布丧事并哭临完毕后，与朱大典、章正宸、熊汝霖召募义军。将要出发时，福王在南京即位，以原官召用他；刘宗周认为国仇尚未报，不敢接受职务。六月，他上疏陈述时政四件事，自称“草莽孤臣”；他说：“如今国家的根本大计，除了讨伐贼人、报仇雪恨，没有什么能够表明陛下渡江的心意；如果不果断决策、亲自出征，也没有什么能够振作天下忠臣义士的气节。至于讨贼的次序：第一，应当凭借有利地形谋求进取。江东不是偏安的事业，请进军谋取江北。凤阳号称中都，东面扼守徐淮，北面控制豫州，西面遥望荆楚，距离金陵南面不远。亲征的军队驻跸在那里，大小官员的任免暂且称为‘行在’，稍微保留臣子因负罪而引咎自责的心情。由此逐步推进，秦、晋、燕、齐一定会有响应而起兵的人。第二，应当重视屏藩，以资助弹压。淮阳数百里设置两名节钺也不能抵御祸乱，他们争先向南逃走，以致江北一块土地拱手交给贼人。督漕路振飞坐守淮城，却长期让家属乘船逃往远方，这是在倡导逃亡；于是镇臣刘泽清、高杰便有把家属寄居江南的说法。军法规定临阵脱逃者斩首。我认为一名巡抚、两名镇将都可以处斩。第三，应当慎重爵位赏赐，以整肃军心。请分别各位将帅的封赏，哪些应当封，哪些属于滥赏？轻的收回侯爵，重的夺去伯爵。左帅因为收复失地而封爵，高杰、刘泽清因战败逃跑也封爵，那么还有谁不该封呢！” 武臣的封赏已经泛滥，文臣也跟着泛滥；外臣的封赏已经泛滥，宦官也跟着泛滥：恐怕天下听闻后会离心瓦解。第四，应当核查旧官，以确立臣下的法纪。燕京陷落后，有接受伪命而叛变的，有接受伪官而逃跑的，有在封守之地逃跑的，有奉使命出外却逃跑的，法律都不应赦免；应当立即分别定罪，作为警戒后人。至于伪命传到南方，在顺从和反抗之间徘徊，实际上人数很多；他们一定还会倡导曲解之说来迷惑人心，更应当诛杀禁绝。”他又说：“今天讨罪的军队，应当从朝廷内外那些不称职的臣子开始。第一，贼人进入秦地、流窜晋地，逐渐逼近京畿南部，远近人心汹汹；唯独大江南北安然无事，一两个督抚却没有听说派出一名骑兵来壮大声援，贼人于是得以长驱直入攻打宫阙。坐视君主和父亲危亡却不救援，这就是封疆大臣中应当诛杀的人。第一，贼军入侵的凶信已经确实，诸臣就应当奋勇持戈而起，决战一场来赎前过，本来应当不等到早饭之后。如今却还仰赖南中的消息，争相谈论固守边境的策略；把兵权交给外镇，首先图谋拥立新君的功劳，这就是封疆大臣中尤其应当诛杀的人。第一，新朝已经建立，按理应当不等一天，首先建立北伐军队。否则，也应当赶快派一名使者从间道向北进发，传檄燕地父老，起用塞上的名王，哭祭九庙，安置梓宫，访求诸王，绝不能有任何推诿。” 再不然，就应当起用闽地将领郑芝龙，率海军直下，与九边督镇共同谋划、奋力进取，事情或许还可以有所作为。但群臣却安闲自得，计策没有一件出自这里：这就是满朝谋划国事而不忠的人中应当诛杀的。第一，获罪被废的诸臣，酌情予以昭雪，本来就应当援引先帝遗诏一并处理。如今却一概借用新恩，诛杀宦官、确定逆案前后的诏书含混不清，势必连彪虎之类的人也全部得到平反才会停止：这就是满朝谋划国事而不忠的人中尤其应当诛杀的。”诏书答复说：“亲自统率六军，光复旧有疆土；严明惩治文武臣僚怯懦的大法，激发臣子忠义的良心，慎重授予新的爵位，弹劾旧有官员：朕接受这些正直的言论，宣布交付史馆保存。”朝廷内外因此震动。当时刘宗周本来无意出仕，认为朝中党争祸乱正盛，哪里有闲暇图谋讨贼；而一时的奸人虽然不愿意任用刘宗周，却又以不能招致他为耻，急于促成他出仕。等到他刚一出仕，弹劾便接踵而来。他的言论正直不阿，追根究底，毫不宽假。因此群小侧目，马士英、高杰、刘泽清尤其痛恨他。

译刘宗周接连上疏请求告归，却没有得到批准，于是再次上疏弹劾马士英，说：“陛下在淮甸起兵，实在是上天把天下授予陛下。可是有人不过有护卫车驾的微小功劳，却进入内阁、升任中枢，官衔和世袭荫封都安然接受、毫不疑惧，这个人难道不是马士英吗？于是李沾夸大其词地说自己参与定策，挑动、激怒朝廷大臣。刘孔昭因为认为功赏不均，愤怒地攻击冢宰，朝廷上哗然争论，而各种阴谋也纷纷兴起。借着‘知兵’的名义，就可以把‘逆案’重新燃成灰烬；放宽归附正统的道路，就可以吸引逃亡的臣子；于是内阁和六部大臣又将依次被排挤离去。南朝党争正开始兴盛，哪里还有空暇谋划河北的贼寇；建国的纲纪已经疏败，又怎么谈得上匡扶辅佐的方略。高杰不过是一个逃亡来的将领，却把他奉承得像骄子一样，渐渐有尾大不掉的忧患。淮阳失事，不难用谴责巡抚、道臣来向朝廷交代；但怎么能不助长他的桀骜呢？这也是因为他倚仗马士英的庇护。刘泽清、黄得功等将领各自都有防区，却被当作棋子一样置之不理，他们气势汹汹地形成连溪之势，甚至把江北四镇分割出来安抚他们，怎么能不激发他们的野心呢？而这一切都是高杰一人首先倡导的。京营自祖宗以来，向来由勋臣主持，枢密副职辅佐。陛下刚开始建立国政，却有任命内臣卢九德的诏令；那么马士英就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总而言之，战争、兵乱和盗贼，都是由小人的同类相互感召而产生的，而小人与宦官又往往内外勾结。自古以来，从未有宦官掌权而将帅还能在地方建立功业的。只有陛下首先辨明阴阳消长的关键，调出马士英仍督理凤阳，联络各镇，决定用兵方略；史可法即使不回中枢，也应当从淮河向北，经过黄河以南，另设幕府，与马士英形成牵制。京营提督、巡省之职，应当独断废止。把这些写入史册，这将是弘光朝第一等的美政。”弘光帝下优诏答复他，却催促他赶快入朝。马士英更加愤怒，假意上疏请求辞职；并且在朝廷上扬言：“刘公自称‘草莽孤臣’，又不书写新任命的官职，这明明是在表示不臣。” 朱统■〈金类〉说：“刘宗周请求迁移车驾到凤阳。凤阳有高墙，是想把皇上安置在罪宗之处，而与史可法拥立潞王。他的军队已经埋伏在丹阳，应当赶快防备！”这时，浙江巡抚黄鸣骏入朝觐见，军队抵达京口，与防守长江的军队交战；马士英听说后信以为真，也震怒不已。刘泽清起初依附东林党，非常敬重刘宗周；到这时却对他怨恨极深，上疏痛加诋毁，言辞还牵连姜曰广、吴甡，并请求按照图谋危害君父的罪名治罪。奏疏发出后，满朝大为惊骇。黄道周于是向皇帝进言，传谕说：“从前汉宣帝在艰难中兴起，魏相、丙吉同心协力；唐肃宗在灵武兴复，李泌、郭子仪同心。如今却分成左右两派，口头制造黑白是非，天下大事禁不起再次败坏。各位大臣都应当同心协力成就国事，停止争竞而谋求功业。这样或许可以使君臣之间始终保持礼法。”刘宗周不得已接受了任命。当时刘宗周住在丹阳的僧舍里，刘泽清、高杰派了几批刺客跟踪他。刺客见他端正神色、挺直身子正坐，也从心里折服，不敢加害。七月十八日，他入朝，仍住在萧寺。马士英不让他入朝答对，给事中陈子龙替他说话，马士英却不理会。当时南渡之后政事混乱，人人都以激烈的言辞攻击奸党马士英、刘孔昭、刘泽清、高杰，他们内外勾结，没有人敢违逆；刘宗周却公开斥责排挤他们。他刚开始处理政务，就引用董仲舒的话，请求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适逢朝廷设置东厂，给事中袁彭年争辩此事而被贬，刘宗周又极力替他申诉冤屈。到阮大铖被起用时，刘宗周说：“阮大铖的进退，关系到江左的兴亡。”他看待国事的颠沛，就像疾病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流着眼泪，严正进谏，希望朝廷能够有所醒悟。但始终没有被采纳。九月，他再次上疏请求退休；皇帝允许他乘驿车回乡，并给予登极恩典。临行前，他又上疏陈述五件事：第一是修明圣政，不要因为眼前的享乐而忽略长远的谋划；第二是振兴王纲，不要因为君主的恩宠而损害臣下的纲纪；第三是明确国家大义，不要让邪恶的锋芒危害正气；第四是端正治理方法，不要把刑名放在教化之前；第五是巩固国家根本，不要让外部冲突酿成内部忧患。皇帝只下优诏表示知道了。刘宗周凭借宿儒和崇高声望，成为海内清流的领袖，人们根据他的出仕和退处来占测国家的治乱。他离开国都后，京城人士聚集观看并叹息，都知道南都已经无法有所作为了。第二年五月，南都灭亡；六月，浙江也守不住了。刘宗周当时正在吃饭，推开饭案痛哭说：“这是我以正命而死的时候了！”于是迁居城外。有门人用文天祥、谢枋得的旧事来劝他，刘宗周说：“北都变乱时我没有死，是因为我身在乡里，要留下来等待后来的君王。南都变乱时，君主自己抛弃了社稷；我已经退居家中，还可以说可以死，也可以不死。如今我的越地又投降了，我这个区区老臣还要到哪里去呢？如果说我不在职位上，不应当与城池共存亡，那么难道就不应当与土地共存亡吗？故相江万里之所以死，就是这个道理。世上没有逃生的宰相，难道也会有逃死的御史大夫吗？”他乘一叶小舟辞别祖墓，船经过西洋港时，拜了两拜，叩头后跳入水中。由于水浅，没能死成，船夫把他扶了出来。他绝食二十三日，起初还喝茶水，后来连一勺水也咽不下去，持续了十三日；期间仍像平时一样与门人问答，最终于闰六月八日去世。刘宗周死后，浙东绅士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郑遵谦等人各自起兵，迎接鲁王在绍兴监国，与清兵相持了一年。人们认为这是刘宗周倡导的结果。刘宗周是遗腹子。父亲刘坡是诸生，家中极其贫穷。母亲章氏怀孕五个月时刘坡去世，于是把他养育在外祖家。刘宗周幼年端正聪颖，稍长便立志学习圣贤之学，修养内在品行。但他的身体非常羸弱，母亲忧虑不已，因而成病；又因为贫穷，只能忍着不治。刘宗周刚刚脱去布衣、取得功名，就遭逢母丧，奔回家乡；在中门外搭设垩室，每天在里面哭泣。尚书陶望龄前来吊唁，感叹说：“世道衰败、礼法废弛以来，我还没有见过像刘子这样善于居丧的人！”服丧期满后，他被选为行人。因祖父母年老多病，他请求在家奉养；劈柴、汲水、拿药送粥，侍奉他们直到他们休息、察看他们的脸色，三年从未稍有懈怠。后来再次遭遇丧事，哀痛憔悴如同最初。居丧七年后，才赴京候补。

译他的母亲于是因为守节闻名于朝廷，朝廷为她建立牌坊，予以旌表。刘宗周取得仕籍四十五年，在朝廷任职仅四年。他坚持守护自己所学，不因时局变乱而改变方法以求进身。庄烈帝综合考核名实，群臣都惴惴不安；刘宗周认为这是刑名之术，不能用来治理天下，于是以仁义之说进谏。庄烈帝常说他清廉刚正、敢于进言，有古代大臣的风范；但最终认为他迂腐，所以不能长期任职。他居家时潜心研究理学，清正修身、笃实行事，无愧于独处之时。他性情严肃正直，曾当面指责别人的过失，不可用私情干扰他。他的学说以慎独为功夫，以知天为归宿，而以敬和诚为根本，撰写《人谱》传授给求学者。他建立古小学，每天在那里会讲。学者们推举明代的大儒为薛、胡、陈、王，而刘宗周似乎超过了他们。他所著有《刘子全书》一百余卷，以及其他著述二十余种。他的儿子刘汋，字伯绳；安于贫困而以求道为乐，能够世代守护父亲的学说，同人私下给他谥称“贞孝”。《勘本》说：蕺山先生还没有出生时，他的父亲秦台公就去世了，因此号称念台。幼年跟随外祖父南洲章公学习。家里贫穷，没有华美衣服，外祖家为他制作夹袍，穿起来宽松破旧如袯；长大后仍然穿着它。他曾经为了到寿昌求学，在烈日下步行百里，一只脚因此痉挛。后来拜许孚远为老师，辨析理欲；又从高攀龙学习《古大学》。后来与总宪邹元标在首善书院讲学，以躲避宦官之祸。当时编纂《皇明道统录》，起于逊志，终于阳明；他曾说：“我到今天才知道主静的重要。”辛卯年，他以京兆官身份请求告归，建立证人社，弟子日益增多。于是撰写《第一义》等论说，又编集《圣学宗要》。担任少司空时，记录自己独到的心得，名为《独证篇》。晚年撰写《读易经说》《易钞》《经籍考》，后来又编辑《十三经诸子史传》中有助于教化的内容。萧山毛氏说：“他的言论越广博，旨意越安静深远。”甬上全氏有《子刘子祠堂配享碑记》。他的门弟子中最著名的，是海盐吴磊斋（麟征）、顺天余伯玉（铉），二人都在甲申北都殉难；见《明史》）、山阴祁虎子（彪佳，乙酉年尽节）、海盐彭观我（期生，在赣州殉难）、会稽章格庵（正宸，浙东兵败后穿僧衣隐居，《绎史》中都有传）、润州叶润山（廷秀，福建失败后剃发为僧，因忧愁而死）、山阴何书台（宏仁，丙戌年以后穿僧衣终老）、关右董某（名标，字未详，甲申年前去世）。全氏说：“这八位先生都以弟子礼事奉他，而子刘子只把他们当作同辈朋友对待，如同蔡季通的先例。”其余还有山阴陈敬伯（尧年，党祸最惨烈时曾接受遗孤托付）、会稽章晋侯（明德）、余姚王士美（业洵，蕺山开讲时，陶石梁的门人提出异说，章晋侯、王士美、黄梨洲等人竭力驳斥）、山阴朱绵之（昌祚，二人都在甲申年前去世）、海宁祝开美（渊）、会稽王元趾（毓蓍）、山阴潘子翔（集）、诸暨傅中黄（日炯，自祝开美以下，都在乙酉年殉难；事迹附在《书后》）、武进恽逊庵（日初，晚年成为灵隐寺僧人；见《书后》）、西安叶静远（敦艮。全氏称他为大弟子，认为他能够阐明、发扬蕺山的学说）、慈溪刘瑞当（应期，丙戌年以后因愤懑而死）、山阴张奠夫（应鳌，在南都撰写《中兴金鉴》，想上呈而未能实现；丙戌年以后继承讲学于山中）、会稽董旡休（玚，有高尚品行，晚年剃发为僧，亲手编纂《刘子遗书》）、山阴戴南枝（易，吴中徐高士枋殿亲自料理他的丧事，为世人称道；是遗民中的奇士）、鄞地华吉甫（夏）、王卣一（家勤，甬上六狂生中的两人；因兵乱同时起兵、同时死去，《摭遗》有补传）、余姚张应煜（字不详，事迹见《书后》）、会稽赵禹功（甸，丙戌年以后穿僧衣隐居；见《摭遗》）、慈溪张能信（成义，丙戌年以后起兵未成，退隐避世；不知最终下落）、萧山徐徽之（芳馨）、仁和沉甸华（确）、海宁陈干初（确）、山阴周敬可（之璇，见《书后》）、诸暨陈章侯（淇绶）、余姚黄梨洲（宗羲）及其弟晦木（宗光）、泽望（宗会，均见《摭遗》），总共三十五人。其中有的成为忠臣，有的成为义士，有的成为逸民，都没有辜负所学，并且能够为师门增光。先生家境贫困，吃饭时连两样蔬菜都没有。他曾经因少宰的征召而出任官职，走到半路资财用尽，接受临朐县令赠送的十金；到了前方得到故人的资助，便按照原数催促归还。熊、姜案件发生时，他掌管宪台，任职仅六十日便罢官归乡，甚至不能成行；朝廷官员替他筹集路费和赠仪，他全部不接受。后来奉召前往南都，官帽官服已经破旧很久，便向有官职的侄子借用。等到回来，仍整理好归还；笑着说：“我不能戴着别人的帽子。”他的耿介就是这样。起初，京口发生兵乱，马士英突然指称先生怀有异心，要和黄鸣骏一起清除君侧，谋划废立；所以先生入朝后，最终没有得到召见。等到他绝食时，有位名王派人来聘请；先生已经困倦得不能说话，只能睁眼点头。去世后，先生的儿子贞孝君，又自号遯斋，带着遗书到山中避兵，大概还没有剃发。

译祝渊在崇祯癸酉年乡试中举。他认为自己的学问还不充足，借住僧舍读书三年，僧人很少见到他的面。壬午年冬天，他作为公车入都，正值先生因争论熊、姜案件而被削籍，便上疏抗辩营救，因此被罚停止参加会试，交由礼官议处；那时他还不认识先生。得到命令后，才赶去拜见先生。先生说：“你做这件事，是无所作为而做的吗，还是受到民心感动而做的呢？”祝渊于是怅然若失地说：“先生的名声传遍天下，我实在以未能列入门墙为耻！”于是带着拜师礼成为弟子。第二年，礼官议定逮捕祝渊下狱，责问指使者姓名；他慷慨回答：“男子汉大丈夫死就死了，怎么肯听别人指使！”不久，都城陷落，太常少卿吴麟征殉难，祝渊亲自制作棺材收殓他，在棺柩下守了十天。随后到南京刑部，请求办结此前的案件，尚书劝止了他。后来他又起草一份奏疏，请求诛杀奸辅，通政司却压下不奏。当时先生又被罢官回乡，祝渊便多次前去跟随学习。他有一次犯了过错，进入内室关门长跪，整日不起，流泪自我鞭打。杭州失守时，他正在山中安葬母亲，催促尽快完工；回家设祭后，就上吊而死。享年三十五岁。王毓蓍年轻时是诸生，性情放达不受拘束。后来在先生门下受业，同门学生都嘲笑他，他却不在意。乙酉年六月，先生绝食还没有死，他便上书说：“愿先生早日自行结束生命，不要成为王炎午凭吊的对象！”先生收到信后，呼喊他的字说：“元趾，我讲学几十年，能够得到你这样的弟子，也就足够了！”不久，他的朋友来探望，问毓蓍：“你打算怎么样？”朋友说：“还有陶渊明的旧事可效法。”毓蓍说：“不是这样。我们这些沉溺声色的人，时间久了就难以坚持；趁现在早死反而更好！”于是召来旧友张乐，畅饮欢聚。酒兴正浓时，他提灯出门，投水于梭桥下而死。乡人私下谥称他为“正义”。潘集听说王毓蓍死了，写文章祭奠他。他把两块石头和自己所作的诗文藏在衣袖里，来到东渡桥下，也投水而死。傅日炯在江上军队溃败时，遍访辞别亲友，先投池水而死。张应煜在先生发誓要死时，劝他拥立各藩王起兵。先生以事情不可行来谢绝，说：“既然这样，那么这座已经投降的城池，也不是先生赴死的地方。”先生惊醒般站起来，说：“你说得对。”立即出城。恽日初的气节风度很像祝渊，也曾上书为先生申诉营救。听说先生殉节后，多次到山阴哭祭；亲手撰写行状，长达几十万字。晚年剃发为僧，成为灵隐寺的嗣法僧。张之璇和先生的儿子遯斋一同入山，多次遭受巡逻搜捕的灾难，辗转流离。他常对遯斋说：“如果死，就一起死，绝不因为活命而辜负我的老师！”后来剃发令严厉，他们一起穿上僧衣，在兴福寺隐瞒身份〔原文疑有脱误〕。事情平定后回到家中，田宅全被别人夺走，以至于没有可以栖身的地方。有人劝他打官司，他说：“我不忠不孝，投奔异乡求死，还有什么脸面制造诉讼，和恶少当面对簿？”张之璇本来出身世代有功勋登记的家族。起初，证人社聚会认为左班官员的子弟轻视他，却不知道他后来守节的苦行超过常人。后来他便寄食于遯斋，直至死亡。黄道周（赵士超等） 黄道周字幼平，号石斋，是漳浦人。家境贫寒。当时他常常带着书策远游，曾在罗浮山读书。山洪暴涨时，他坠入山涧，逆流游出；遇到异人，传授给他读书的方法，使他过目不忘。他从小刻苦攻读，文章典雅深奥，以经学为根本。天启壬戌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编修。因母丧回乡。崇祯初年，起用为右中允；因营救钱龙锡而被降三级，调任其他部门。不久患病，请求离职；临行前，仍上疏引用《易》的道理作为论述治乱的准则来进谏。他多次被起用又多次受挫，五次升迁后，官至少詹事兼侍讲学士。黄道周凭借文章和气节名闻天下，但性情严厉方正刚强，不合流俗；公卿大多畏惧并忌恨他。他曾上疏陈述自己，说自己有三项罪过、四种羞耻、七个方面不如别人。三项罪过、四种羞耻是用来责备自己；所谓七个不如，是说品行高峻、卓绝超群不如刘宗周；至性奇情、纯孝无愧不如倪元璐；思想深沉、谋虑长远不如魏呈润；冒犯皇帝直言进谏、清正裁断超绝流俗不如詹尔选、吴执御；志趣高雅、博学多闻不如华亭布衣陈继儒、龙溪举人张燮；至于身陷囹圄、屡遭拘系的大臣，其质朴之心和纯正品行不如李汝璨、傅朝佑；文章气概、坎坷磊落不如钱谦益、郑鄤。当时郑鄤正因杖打母亲而受到严厉非难；皇帝得到这份奏疏后惊异不已，而忌恨黄道周的人更加把它当作攻击他的口实。最后，黄道周因弹劾杨嗣昌在居丧期间夺情入阁，被皇帝震怒，亲自召到平台责问，交付狱中并遣戍边地（事情详见《明史》）。南渡后，起用他为吏部右侍郎。道周不想出仕，马士英派人婉言劝他说：“人们的希望寄托在您身上，您如果不肯出仕，难道是想跟随史可法拥立潞王吗？”道周不得已，于是赶赴朝廷；到任后便陈述了进取的九项策略。九月，升任礼部尚书，掌管詹事府事务。不久，他因祭告禹陵而出行。临行前上言说：“如今想向东收复兖州、济州，向北攻取漳河以北，向西夺取应安，然后再追问洛阳的钟簴，扫除承德的松楸，向上谋求天寿山陵寝的恢复：这样旷日持久，实在很难成功。如果一定按臣的愚见，应得到一名沉着勇猛的将领，精选士卒三万人，携带一百日的粮食，从赣榆、韦桥出发，向东越过破车，经过临朐，走过博兴，直上盐山，到达沧州。这一带一千四百里都荒凉空旷，仿佛升虚之邑，只有临朐、安邱、乐安、阳信之间稍有屯聚，可以就地取粮食用。用七个昼夜走到武清，渡过白沟，出其不意地从天而降。然后传达陛下哀痛的心意，在十二陵祭告并洒扫陵寝，和长安的士民一起拭泪朝见九庙。回来后再把军队分成两路：一路攻下临清，以收复兖州、济州；一路攻下邯郸，以收复彰州、卫州。所费力气很少，取得的功绩却极大。这正是耿弇在祝阿奋发立功、刘裕在大岘山欢呼取胜的情形。” 南京溃败后，唐王在福州建立年号；任命他以原官兼任武英殿大学士，参与谋划军政机务。唐王一向看重他的学问和品行，对他礼敬备至。当时何吾驺、蒋德璟等人还没有到，​​道周担任首辅。适逢赐宴，郑芝龙凭侯爵身份想坐在第一位；道周说：“按照祖制，武职没有位次排在文臣前面的。”郑芝龙只得退让。因此文臣和武将之间失和。有个诸生上书诋毁道周，说他迂腐，不可以居于相位；唐王知道这是郑芝龙的意思，便交给督学御史将那名诸生杖打。然而当时国势衰弱，军队和粮饷都缺乏，政权归于郑氏，诸位大帅纷纷选择观望。

译道周看出郑芝龙完全没有筹划经略的意图，愤激地请求担任督师来效力。他请求军队、请求粮饷，郑芝龙都不答应。于是他在七月二十二日出发，只带了一个月的粮食，想用这种声势鼓舞忠义之士，十天之内招募到九千多人。他亲自写信札和副本，写上奖勉的话，发给他们作为公家赏赐；得到的人觉得比获得诰敕还荣耀。但应募者大多是没有训练的士兵，不能抵御敌人。他从广信到达衢州；婺源县令某人是他的门生，假装送来降书，道周相信了，决定深入敌境，说：“国家养士数百年，士民难道会没有人心吗？只要传檄，他们自然会归顺投命。”十二月，到达婺源明堂里，大军突然到来，全军被歼灭，道周才知道被县令出卖了。等到跟随者全都逃散，他说：“我就死在这里了！”于是被擒。他幕下有兵部职方司主事、福建人赵士超，字渊卿；中书赖维谨，字敬儒；蔡春溶，字时培；三人都是漳州人。道周的妻弟、通判毛玉洁，字去水，是六合人。这四个人都跟随他。道周绝食七天，竟没有死。到徽州时，正值元旦，张灯结彩非常盛大，表演鱼龙曼衍等各种戏；他便和士超等人惆怅地赋诗。这天夜里，雷雨大作，连续三个昼夜没有停止。训导吴士绣呼唤他的儿子祺生说：“上天震怒，大概是因为黄先生吧！”于是绝食而死。道周到达江宁，洪承畴是他的同乡；洪承畴派使者来告诉他说：“幸亏不要自我苦害，我可以保先生不死。”道周骂他说：“洪承畴早就死了！松山战败时，先帝为他的死悲痛，亲自祭奠哭泣，怎么可能还活着？这不过是无赖小人冒用他的名字罢了。”洪承畴把他安置在馆舍，按礼相待，并上疏请求免其死罪；朝廷诏旨不准。道周住在馆舍时，仍和平日一样与门生讲习、吟咏，写成诗文数卷。他一向擅长书法，城里人争相求取他的墨迹，他整天握笔书写，从不推辞。三月七日，他被押赴刑场，在衣带之间写下绝命词；经过东华门时，他坐下不肯再走，说：“这里靠近高皇帝的陵寝，可以死了！”随后看见市中有人竖立福建的门牌，便指着说：“福建，我的君主在那里，在这里死也可以！”他面向南方拜了两拜，于是接受刑罚；士超等四人也都跟随他死去。唐王听说后大哭，急忙追赠他为文明伯，谥号“忠烈”。道周写诗作文思路敏捷，精通天文、历数、皇极等书。他所著的《三易洞诠》《革象新书》，学者穷尽多年也不能通晓其中的学说；而道周却用它们推求验证治乱，其说法大多应验。他自己推算寿命终于六十三岁丙戌年，把结果写在小册子上；后来才知道他能够预知未来。《勘本》说：石斋先生任翰林时，补任经筵展书官；按照旧例，必须跪行上前。唯独先生不这样做；魏忠贤看见他便心生畏惧。后来他营救前任宰相钱龙锡，奏疏一共上了三次；钱龙锡因此得以减免死罪。等到皇帝在平台召见问对时，皇帝问：“郑鄤，是激怒父亲杖打母亲的人。你自己说不如他，为什么呢？”他回答：“匡章被全国人抛弃，孟子却没有失去礼貌。臣说在文章上不如郑鄤，而且众人都厌恶他，这些情况一定要考察。”议论了很久（详细的话见《明史》）。随后他说：“臣今天如果不把话全部说出来，就是欺骗陛下；陛下今天如果杀臣，就是陛下辜负臣。”皇帝发怒，把他下到狱中，不久又遣戍。当时有个涂仲吉，是漳浦的诸生；他因为发表议论营救先生而受廷杖，于是终身侍奉先生，从无怨言。先生所到之处，学者云集，讲论从不疲倦。他居住的铜山在孤岛之中，那里有一间石室，他从幼年起就坐卧其中；所以门下士人称他为石斋先生。他在禹航讲学时，喜爱大涤山川的美景，曾说：“大涤山是我的墓田。”后来有人为他建立祠堂祭祀。传承他学说的弟子有禹航何羲兆（瑞图），以及绍兴吕汉■〈常上心下〉（叔伦）。先生以合乎正道的方式去世后，门人四散；只有这两位先生抱着他的遗书入山，终身不出，以逸民的身份终老，他们的气节最高。其他人如甬上的董次公（守谕），年少时就接受先生教诲，在大涤山房讲学的时间最长；江东司饟，几乎到了舍身的地步。他所著的《易学》，仍然是漳海一系的遗说。以上这一卷，专门撰写两位周姓儒臣先生的传记。原本删略了大半；例如刘子门下的人全都属于有光所整理的残稿一类，特意在“书后”中把他们表列出来，以此证明当时忠义之盛。●《南疆绎史》勘本卷十二 霅川温氏原本 古高阳氏勘定 目录 列传六 左懋第（陈用极）、袁继咸 右边是《使臣封疆列传》第六。○唉！左司马的忠诚，真是壮烈啊！即便如此，我从通使这件事上深深感叹谋划国事的人才无人。当时江南虽然建立了君主政权，也不过是败亡之后的残余。而我朝顺应上天、顺合人心，应运入关，将相协调和睦，士卒战马坚强精良，渐渐有席卷天下、囊括四方的形势。替江南筹划的人，或许可以集中重兵固守河淮，同时派遣有智慧、善辞令的人准备玉帛，用谦卑的言辞表示归附，愿意为兴盛的朝廷输送岁币，以大河划界；凡是降臣家属留在城中的，都厚加赈济安抚，以笼络他们的心，不让他们进言造成内部残害：即使这样，仍担心朝廷的谋划未必会听从，南下牧马的兵势难以遏制。可是他们竟安然自得、妄自尊大，想拿太平时代的旧例来折辱和捶打对方。所派的使者固然刚直不屈，又辅以阴险奸诈、悖逆之徒；他们只知道不屈膝便是不辱使命，却不知道这样恰好会挑起事端、导致国家败亡。况且即使对于战争之事，君子尚且要加以斟酌；何况是堂堂正正的聘问吉礼，却要用丧服相随，这可以吗？家国不能两全顾及，忠孝不能两边兼顾，懋第提出这样的请求是不明智，朝廷大臣不加劝谏则是不忠；以至于皇帝的亲笔书信无法送达，使者的使命不能完成，难道不是谋划国事者的过错吗！即使没有陈洪范暗中输诚，又怎么能够妥当呢？所以忠臣的道义，应当以保全国家为上；如果我的谋划足以保卫国家，却不被采用，之后我再死去，那么或许可以没有遗憾了。江督对左懋第的判断确实很清楚。小人反而从中阻挠，使自己的藩篱自行撤除。假使江督的谋划得以实行，内外一心，即使左良玉另有异志，也还有所顾忌，必定不至于举兵向内进攻！唉！上天降祸于人国，凶恶的德行又同时聚集。君子不幸生逢这样的时代，计策只有一死来报效国家罢了。像这两位公的忠节，确实光明昭著，可以与日月争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