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绎史勘本卷十六

译呜呼！南渡后的君臣，难道不可悲吗！大军已经逼近，朝廷上却嬉戏玩乐，仿佛无事一般。等听说扬州失守，文武大臣才仓皇聚集，低声窃窃私语；后到的百官，隐约听见他们说：“即使投降而丧失名节，也心甘情愿！”原来众人都在谋划卖国。兵科吴适到兵部询问防守长江的计策，职方王期升说：“长江险要，北军难道能飞渡过来吗？你何必过分忧虑！”于是，清军一名骑兵还没有到，君主和宰相先逃走了；总督京营戎政忻城伯赵之龙、礼部尚书钱谦益率先上奏迎降。百官有的投降，有的逃窜，奔走唯恐落后。出城投降的，公侯有徐允爵、朱国弼、常延龄（常延龄是人名，温氏误列入此处，详见《摭遗·世臣》；顾鸣郊、唐世济列在这里也是误窜）、汤国祚、柳祚昌、徐弘爵、李祖述、顾鸣郊、张拱日、孙维城、邓文郁、方一元、郭永祚、焦梦熊、刘印吉、张承志、邹存义、黄中鼎、常应俊、齐赞元；大学士有王铎、蔡奕琛；都御史有李沾、唐世济、邹之麟；侍郎有李乔、朱之臣、梁云构；翰林詹事有陈于鼎、程正揆、李景濂、刘正宗、张居仁、陈之遴；给事中有钱增、陆朗、丁允之、王之晋；御史有张孙振、徐复扬、袁弘勋、王懩；其余各部曹、寺、司的下级官员，多得数不清。唯独刘成治、王端伯等几个人，挺立不屈，清白不染；难道不是世间罕见的鸣凤吗！况且这几个人，官位不高，俸禄不厚，权力不重，没有镇守疆土、守卫城池的任务，也没有统领兵马、抵御敌军的责任，不过是冷清衙门里的闲散官员，只是充数而已；然而他们据守大义，连刀锯之刑也不躲避。高皇帝陵寝的守护，正是英灵所凭借的，能够仰答高皇帝的只有这几个人。那些平日里自己讲习东林学说、号召徒众、互相标榜的人，却首先倡导邪谋，厚着脸皮屈膝投降，丝毫不感到惭愧，直到今天人们反而还称赞他们。唉，世道衰败，三代以来的正直之道已经完全泯灭了！大清豫王将要到来时，戎政府、都察院先派官员和骑兵到郊外迎接；赵之龙、钱谦益带着舆图、册籍在路上等候，向他四拜并长跪献上。将要进城时，大雨倾盆，百官撩起衣裳，唯恐落后。豫王命钱谦益率五百名骑兵进入清宫，钱谦益封闭府库，收取钥匙，引导清军入内。赵之龙召集数百名梨园子弟，摆设筵席、演奏盛乐，迎接豫王面南而坐，捧杯祝寿；又在天坛张设帷幕，宰牛滤酒，大宴将士。酒宴还没有进行到一半，广昌伯刘良佐、东平伯刘泽清率领军士放下兵器、解除铠甲，叩头归顺，并请求擒拿弘光帝来效忠。不到五天，田雄等人竟然挟持福王到来了。扬州溃败而南都不能守住，这两件事的事实是相互关联的。南都被攻下后，凡是身居高位、享受世代俸禄的人，都争相以识天命、迎接清军为名投降，竟有这么多人；而清白无瑕、坚守臣节的人，只有这五位下级官员。这五个人可以死，也可以不死，但最终还是死了；那么，他们的死或许比泰山还重吧！扬州失守时，知府任民育以及监军、佥事等官员为国而死。温氏后来为他们立传，这些人都有守土的责任，是不能不死的。至于左都督刘肇基以下几个人，都一心追随阁部，怎么可以略去而不详细叙述呢（前刻本附在史忠正传后，不对）！至于卫胤文，他获罪于清议，《佚史》删去了他，《勘本》保留了他；这不过是保留了他的死节，而没有保留他的生平。因此不能同守土诸臣并列，只能附列在各位将领的末尾。吴参军因为乡贼投诚自新，张兵部因为乡官而受到重视，所以把他们一并记载，题作“扬州从难”。刘成治、黄端伯、吴嘉胤、龚廷祥、陈于阶（附吴可箕、黄金玺等）、刘肇基（附乙邦才、庄子固、马应魁、许谨、楼挺等）、卫胤文、吴尔埙、张伯鲸（附高孝缵、王士琇等）。刘成治 户部郎中刘成治，字广如，汉阳人。崇祯甲戌进士，起初任庐陵县知县。南渡后，补任国子监助教；历次升任郎署官员。赵之龙准备出城投降时，先进入户部封闭库房；刘成治大怒，挥拳打他，赵之龙急忙逃走，才得以免受伤害。清军入城后，刘成治闭门不出。不久听说豫王命百官前去拜见，派出使者请求休假的人都要登记，早晨起床后点名，官吏都在寅时前往、午时返回；否则妻子儿女就会成为俘虏。刘成治慨然说：“国家养育士人三百年，难道竟没有一个忠义之士来报答历代的恩德吗？”随即在墙上题写：“钟山之气，赫赫洋洋；归于帝侧，保此冠裳。”然后自缢而死。黄端伯 礼部主事黄端伯，字元公，新城人。崇祯戊辰进士，任宁波、杭州二府推官；两地都是古代越地的名胜，士人汇集。黄端伯聪明颖悟，兼治儒、墨等百家学说。性情冲淡旷达，虚心礼待士人。每次出行，诸生拿着经史、文艺以及语录、禅旨、金丹符箓等争相进献，常常有几百人；黄端伯从容应接，没有不心满意足地离去的。政绩考核列为最优，被征召入京，因服丧归家。他本来不想做官，想在开元寺继承佛法却没有成功。不久便抛弃一切，专心研究儒学，慨然想要树立自己的声名和节操。年轻时，他常常想着遗弃尘世、超脱尘俗，自己刻印章文为“海岸道人”。到这时，改刻为“忠孝廉节之章”；有见识的人知道他的学问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变化。益王住在建昌，同郑芝龙结为姻亲，势力非常横行；黄端伯上疏批评他。益王大怒，也弹劾黄端伯离间亲藩，以及出妻、酗酒等事。朝廷下诏等候审查，黄端伯于是避居庐山。

译福王即位后，大学士姜曰广推荐起用他，授任礼部仪制主事。南京覆亡，有人说：“您像个老和尚，何不在山野之间随波沉浮？”黄端伯说：“临难时苟且求免，是先圣的教诲吗？我难道能借佛教之名苟且偷生吗！”百官迎接投降时，唯独黄端伯没有前往。随从坚决请求，他才写了一张帖子交给他们，上面写着“大明忠臣黄端伯”。豫王命令赶快召他前来。清兵到后，先把他的妾打了一顿；黄端伯毅然不顾，说：“要杀就杀吧，我不去投拜！”清兵把他押走，他戴着方巾而不戴官帽，也不下拜。豫王很敬重他，授给他官职，他不接受；以方外之士的礼节相待，他也不接受。豫王问：“弘光是什么样的君主？”他答：“圣君。”又问：“为什么把昏君指作圣君？”他答：“儿子不说父亲的过错。”又问：“马士英是什么样的宰相？”他答：“贤相。”又问：“为什么把奸臣说成贤相？”他答：“不投降就是贤。”于是把他下狱。他在狱中作《明夷录》自跋说：“甲戌年占卜数次，灵龟在旁显现。第一次占得明夷卦，第二次占得箕子之明夷卦。如今江南的牢狱，正应验了这个凶梦；有人想用三公之位来玷污我，我宁死也不从。薇菜荒芜、麦子吐穗，都是明夷卦的象征，难道不是确实可信并且有所应验吗！” 豫王认为他的义节高尚，想让他活下来却做不到，于是说：“文信国始终没有辜负宋朝，姑且听任他这样，以成全他的义节。”八月十三日，黄端伯端正坐着等待处死。一名士卒从左边用刀砍他，手发抖，扔下刀逃走；另一名士卒从右边用刀砍他，也手发抖，扔下刀逃走。黄端伯厉声说：“我的心没有死，头不能砍断；为什么不刺我的心！”士卒照他说的做，他才断气。有一个仆人拱手站在他身旁，驱赶也不离去；仆人也被杀了。鲁王追赠他为太常卿，谥号“忠节”。黄端伯深通禅学，最终以忠义而死。两京陷落时，那些不能为国而死的大臣，往往借故拿着禅杖、拂尘，自称是济洞宗的传人，用来文饰自己偷生到最后的行为；这难道就是黄端伯所说的借佛教之名苟且偷生吗？吴嘉胤 户部主事吴嘉胤，字绳如，松江华亭人。天启甲子年在乡试中举，历任户部主事；为人方正，不苟且随俗。南渡后，他负责管理新饷；奉命出使到丹阳，听说变故，立即骑马赶回。随从说：“回去只是送死罢了。幸而没有遇到祸难，还可以先回去另作打算！”吴嘉胤说：“这是什么话！君主灭亡，普天之下都不再是大明所有。我回去是想安定局势。”于是返回，停在城外的报恩寺；上书请求保存明朝社稷，没有得到答复。他命两个仆人带着官服来到方正学祠，拜祭说：“愿意在地下追随先生，让后世知道我和先生志同道合。”随后从容地在树上自缢。一个仆人想把他解下来，另一个仆人说：“唉！主人已经实现了他的遗言。解下来他一定也不会答应，不如就算了！”这个仆人也跟着自杀。龚廷祥 中书舍人龚廷祥，字伯兴，无锡人；是马世奇的门生。癸未进士。第二年京师陷落，福王即位；龚廷祥知道福王不能治理国家，不想出仕。后来想到母亲年老，希望取得诰命来荣耀她；又慨然说：“做不做官，我已经在吏部登名，国家有难不能逃避；难道要把做官当作娱悦母亲的办法吗！”于是前去参加选官，授任中书舍人。四月，任命下达。十天之内，扬州失守，南都接着覆亡，满朝官员都迎降归附。龚廷祥痛哭说：“我本来知道国运必定转移，却没想到竟然这么快。我难道忍心背弃国家的恩德吗！”他留下书信告诫儿子说：“舍弃生命来表明志向，是我的事情。好好侍奉祖母，不要让老人悲伤。”五月二十二日，他同吏部主事骆天闲约定一起赴死。骆天闲假装答应，和他一起到文庙跪下，准备自刎；他的仆人急忙拉住他，骆天闲最终离开了。龚廷祥于是整理衣冠，拜过孔子，大声说：“我没有辜负师友马君常、刘湛六！”然后投武定桥而死。陈于阶 钦天监五官挈壶正陈于阶，字詹一；上海人。曾经跟随大学士徐光启学习历法，因推荐而授任此职。南渡后，命令他督造火器。等到大军到来，他叹息说：“我是微小的官员，可以不死；可是将来凭什么去见徐公呢！”于是自缢于天主堂。唉！这可以说是不辜负徐公了。《勘本》说：同一时期，国子监生、徽州人吴可箕把诗题写在衣襟上，在鸡鸣山关壮缪祠自缢。金陵人黄金玺听说勋臣、大官都出城投降，便在墙上大字题写：“大明武举黄金玺以一死而愧对那些心怀二心的人臣！”随后自缢。平民陈士达也投水而死。《佚史》说：我为什么对各人都把他的官职大书特书呢？因为官职因人而显得重要。也是要借此说明，贤人君子沉沦于低级官职，而奸诈凶狠、出卖国家的人反而身居高位，这正是国家灭亡的原因。有人说：当时吏部尚书张捷、副都御史杨维垣都死了，为什么削去他们的官职而不记载呢？回答说：他们并不是为大义而死。福王出城以后，城中没有主人；百姓一起打破监狱，放出太子，拥护他入朝，途中遇到王铎，众人围殴他说：“你为什么把先帝的儿子当作养子？”并把他的胡须几乎全拔光。张捷听说后，害怕祸及自己，想逃往丹阳，但城门关闭不能出去。他仓皇与僧人怀璧逃到鸡鸣寺，寺中人又逼迫他；怀璧劝他去死，他不得已才上吊。维垣也担心祸及自身，赶走两个妾让她们投井而死；又置办三口棺材，把两个妾装殓在旁边，中间一口题上自己的名字，放在正堂。他自己换穿平民衣服连夜逃走，到土桥时被仇家杀死。像这样死去，能说是为义而死吗？况且维垣本人列入《逆案》，姓名又在《丹书》中，马士英、阮大铖宠信他，把他提拔到显要官职，并首先请求颁行《要典》。从此一群小人气焰嚣张，接连而来；祸乱政治急速实行，使败亡更快。张捷身为宰辅，却从未挽救和纠正，只奉行马、阮的意旨，这就是所谓死也不能抵偿罪责的人。从前齐庄公杀贾举、州绰等十人，他们也因此而死，《春秋》削去他们的事迹而不记载；胡文定认为，这些人都是逢迎君主的恶行，参与昏乱之事，不能用“死节”来称说。既然如此，假使张捷、杨维垣慨然为国殉难，也不过与贾举一类；何况他们是不得已被人杀死的呢！《传》说：“君子表彰隐微的善行。”我编写这部史书，正是要发掘潜藏的德行，阐明幽隐的贞节，广泛搜求、远加考察；即使是市井平民、田间奴隶，只要确实为义而死，也绝不敢遗漏，难道对于身居高位的大臣反而会略去吗？只是必须征求证据而确认可信，考查事实而核实无误，然后才敢记载并流传；流传而不虚妄，这以后才可以向天下后世交代。刘肇基（乙邦才、庄子固、马应奎、许谨、楼挺等）

译◎阁部军前将官中叛变投降的，比比皆是。只有刘都督、乙邦才、庄子固、马应魁等副将以下数人奋身追随史可法，至死不改。那些东平、广昌之类的人，难道不怕在地下相见时感到惭愧吗！温氏对此略去不载，这里特意补作传记，以“扬州从难”为名。左都督刘肇基，字鼎维，辽东人。承袭世职，任指挥佥事，升任都司佥书，隶属于山海总兵尤世威麾下，立有多次战功。尤世威被罢职后，肇基分领他的部众。贼军攻破汝州，而他所统率的都是边军，长期戍守，思念归乡，喧闹着逃走。因这件事获罪，被解除职务。不久起用为辽东副总兵，升任都督佥事。崇祯十七年春，加官都督同知，提督南京大教场。南都建立后，史可法任淮阳督师；肇基请求随军出征来效力，屡次加官为左都督、太子太保。可法商议分派各将，推荐命令肇基驻守高家集、李栖凤驻守睢宁，以防守黄河。栖凤原是甘肃总兵，因为失去辖地而留在淮扬；担任督师前锋，则使用张天禄驻守瓜州。十一月，肇基、栖凤奉可法之命，谋划夺取宿迁。初八日，渡过黄河，收复宿迁城。过了几天，大清军包围邳州，驻军于城北；肇基的军队驻在城南，相持半个月后大清军才解围离去。第二年四月，大清军抵达扬州，可法邀请各将领前往救援，肇基（栖凤？）、天禄没有到，不久都叛变投降了，只有肇基从白河率四千士兵赶来；经过高邮时，连妻子儿女也没有见到。进入城中后，他请求趁北军尚未集结，背城进行一战；可法持重，不同意。肇基于是分守北门，发炮击伤围城者，数也数不清。不久城池被攻破，他率领部下四百名敢死之士进行巷战，杀死一千多人。敌兵越来越多，力量难以支撑，被流箭射穿额头而死；全军也都覆没。乙邦才，青州人；庄子固，辽东人；马应魁，贵池人：都跟随可法在军前作战，官职为副总兵。邦才起初任队长，在河南、江北一带攻击贼军。黄得功与贼军在霍山交战时，单骑陷入泥潭，贼军包围并向他射箭，战马被射死，得功徒步作战，天将要黑时只剩下一支箭。邦才大声呼喊，冲击贼军使其退走，得功才得以脱身；邦才把自己的马给他，又分给他箭，一边奔跑一边射击，接连射死追赶的骑兵，这才得以赶上自己的军队。得功从此知道他的才能。当时颍、寿、六、霍各郡县屡遭寇乱，六安被围得很紧，凤阳总督马士英命邦才和一个叫张衡的人前往六安，索取知州的情况报告；两人挑选精锐骑兵二百人，夜间冲入贼军阵地，绕着州城高呼：“大军已经到了，牢牢守住，不要松懈！”城中因此有所倚仗，守备更加坚固。取得报告后又冲破包围出来，没有损失一名骑兵。邦才大小作战十多次，都有战功。可法镇守扬州时，带着他同行，任用为副总兵，分赴江北各地；扬州被围后，他立即率部赶来救援，分守各城门进行防御。城破后奋力作战，自刎而死。子固，字宪伯；十三岁时杀人逃亡。后来从军，积累战功升至参将。可法命令他在徐州、归德之间兴办屯田，于是他招募壮士七百人，树立旗帜，以“赤心报国”为号。听说扬州被围危急，率领众人奔驰救援，三天便赶到。城池将要攻破时，可法自刎但没有立即断气，子固与内营参将许谨一起抱住他；将要拥护他出城时，遇到我军并与之格斗，力竭而死。许谨也被流箭射中而死。应魁，字守卿，起初任小将，巡视村落。贼军到来，随从害怕逃跑，应魁呼喊道：“不要害怕死亡，死也是命中注定的！”接连射出两箭，射死两个贼兵，贼军立即退去。可法提拔他，让他统领旗鼓。每次作战都穿白甲，在背上大书“尽忠报国”。城破后，在巷战中战死。同一时期，副将楼挺、江云龙、李豫、冯国用，副旗鼓参将陶国祚，前营参将陈光玉、徐纯仁、李隆，游击李大忠、孙闻忠，都司姚怀龙、解学曾等，也都在巷战中战死。卫胤文 扬州从难卫胤文，字祥趾，韩城人。祟祯辛未年进士，授庶吉士；历任编修、司业、中允、谕德，告假回乡。十四年，闯贼进入关内，全省瓦解。胤文当时正在乡里，连夜赶赴京城，痛哭陈述剿灭贼军的谋略；说：“西部士民的危难将会蔓延到国家社稷。”并请求召集四大镇辅卫王室。接连上奏十五道，捐出钱财犒劳军队。皇帝认为他的奏言恳切，召见他并加以褒奖慰劳。京师陷落后，他藏匿在民间。贼军搜捕到他，严刑拷问；他乘机向南逃走。南渡以后，仍任原来的官职，升任御史。后来迎合马士英的意旨，上奏请求罢免督师的军队；诏书严厉斥责他，士英于是同他亲近。不久他到兴平营拜见高杰，高杰因为与他是同乡，上疏请求把他留下来监督自己的军队。高杰死后，士英推荐他，于是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统领高杰原兴平部队，经略开州、归德的军务，兼任徐州、扬州巡抚。扬州被围时，降将李遇春来到城下招降劝谕，史可法以及四位总兵、两道等官员都不听从。城破后，胤文投水而死。《勘本》说：胤文起初颇为显露忠诚恳切之心。后来迎合奸邪、依附权势，竟上奏妄加弹劾督辅，请求“解除其兵权”，因此被清正舆论所摒弃。温氏削去他的姓名，固然是理所当然；但他最终还能以一死报国，也足以逃脱一部分罪责了。这里在他的姓名前冠以“扬州从难”，大概是因为不能把他与守土殉难者同样看待。吴尔埙 阁部参军吴尔埙，崇德人。祟祯癸未年进士，授庶吉士。京师陷落后，向贼军投降。贼军败亡后，他南归拜见可法，请求从军赎罪，可法于是留下他担任参军事。他的父亲之屏，当时正在福建任督学；尔埙割断一根手指，交给故友祝渊说：“你回去告诉我的父母，把家中的全部私财拿出来给我，用作军饷。我以后如果不能回来，就把这根手指下葬也可以。”不久随高杰到睢州；高杰死后，寄居祥符，遇到一个妇人，说她是福王妃；于是通过守臣附上奏疏报告此事。诏书斥责这是妄言，将他逮捕。可法为他营救，使他免死，分派他守卫新城。城破后，他投井而死。张伯鲸（高孝缵、王士琇等） 江都乡官张伯鲸，字绳海，万历丙辰年进士，历任会稽、归安、鄞三县知县；升入朝廷任户部主事，出任延、宁二镇军储督理。后来升为兵部添设左侍郎，代理尚书事务。皇帝在万岁山召见他，他步行时受寒，脚病发作，伏在地上不能起来；皇帝命宦官扶他出去。于是请求退休。南渡以后，他居家不出。左兵起事，马士英把江北军队全部撤回进行防御；伯鲸叹息说：“天下的事情已经无法挽救了！”扬州被围后，他与当政者分守城池，坚决防守。城破后，身中数处创伤而死。他的妻子杨氏、儿媳郝氏，也都跟随他而死。

译诸生高孝缵，字申伯。城破后，他在衣襟上写道：“首阳的志向、睢阳的气节，心志不二，古今相同。”进入学宫，在先圣座下上吊而死。同时，王士琇在新城即将攻破的那天，设置庄烈帝的牌位，号哭叩拜多次，与他的弟弟一同上吊而死。又有王缵、王绩、王续兄弟三人，都投水而死。医士陈天拔、画士陆榆、武生戴之蕃、义勇张有德、市民冯应昌，也都为此而死。《勘本》说：维扬受到督辅教化的感召，一时顾惜名节、为义殉难的人颇多，可惜没有留下姓名以便流传；见于史册的，却寥寥无几。至于南都覆亡以后，如皋、六合一带也有几个人，详细内容收入《摭遗》。这里把“扬州从难”附在“南都守职”之下，是因为时间相同，事情也相类似。《原本》虽有卷次，却没有分类；所谓“南都守职”，也是《勘本》所作的区别。从刘都督的传记以下，都是《勘本》编纂补入的文字。并作说明。●《南疆绎史勘本》卷十七 霅川温氏原本 古高阳氏勘定 目录 列传十一 徐汧、华允诚、杨廷枢、刘曙、陆培、王道焜、叶向荣 ○以上是义烈诸臣列传第十一。这几位君子，都是正直诚信、具有气节的人。如果他们处在太平盛世，难道不会成为王国中彬彬有礼的表率吗！他们的学问不被当时所用，才能也不能施展，于是从容地以申明大义来完成自己的志向，这大概正是历代圣祖圣宗培养士人的恩泽，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明朝末年，江、浙一带的人文最为兴盛，士大夫的宅第遍布郊野。掌管教化的官员、执掌国政的人，翰林、侍从、台省官员在长安道上接踵而行；穿着华美官服、乘坐高车、前呼后拥的人，有一半是江、浙士人。于是崇尚诗书，讲说礼乐，彼此以文才相夸耀，以儒雅相交往。然而机巧奸诈、卖弄聪明、倚仗权势的人，也不时出现在其中。等到江山翻覆、陵墓毁坏、山谷变迁时，能够挺身而出、以纲常自任的人，每个郡也数不出几人；其余的人，大多惊惧怯弱、卑污软弱，随时势一同改变罢了。◎《原本》中，徐宫尹以下七位君子与祁忠敏合在一起列为一卷。推究温氏的说法，他认为祁忠敏之后的五位臣子是治理太平世道的人才，只是感叹他们被任用得太晚；认为徐汧以下七位君子是南方朝廷的贤士，却略微批评他们死得过于激烈：事情和文章都简略而有所缺失。这就是《勘本》增补并分类编排的原因。明朝十六朝，除去逆阉乱政之外，对待士人本来并不刻薄；而士人报效国家，也比历代更加兴盛。到了小朝廷中马士英、阮大铖得势，势必把清流人士一网打尽。假使金陵没有失守，难道勿斋先生等人能够在两个奸人的梦呓之中安然忘情，而不被他们罗织吗？何况还有柳祚昌这样的人狂吠着咬人呢！列传十一 徐汧、华允诚、杨廷枢、刘曙、陆培、王道焜、叶向荣。徐汧 徐汧，字九一，号勿斋；长洲人。崇祯戊辰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官检讨，升任右谕德。黄道周因营救钱龙锡而被贬官，倪元璐请求代替他受贬，没有获准。徐汧上疏极力称颂道周、元璐的贤能，请求自己与他们一同被罢斥；违背皇帝旨意，受到严厉斥责，于是请假回乡。过了很久才回朝，升任右庶子，充任日讲官。不久奉命出使江西册封益藩，顺路回到家乡。周延儒再次掌管国政，多次招请他，他都不答应。过了很久才出发到达镇江，听说京师陷落，悲痛得几乎昏死。徐汧平素喜欢交游，蓄养歌伎；到了这时，把她们全部遣散，独自居住在一间屋子里。南都建立后，起用他为少詹事。徐汧认为国家破亡、君主死亡，臣子不应当贪恋官位，便写好奏疏坚决推辞。并且痛惜宗庙社稷的丧失，是由于朋党之间相互倾轧；他写信给当政者，说：“今天辨别贤与不肖，不能不严格；而对于意见异同，也不能不加以化解。关键只在诸位是否以君主和百姓为心、以职掌的事务为职责。忠于君主、爱护百姓、内心清白的人，是君子；否则就是小人。修治职务、完成事业、竭尽节操办事的人，是君子；否则就是小人。拿这个作为衡量士人品流、明确考察和叙用的标准，就对了；难道一定要因为人们怀有不同意见而区分吗！先帝在位十七年，忧劳勤勉、谨慎警惕，几乎没有一天懈怠，最终却使天下沸腾、社稷成为废墟，实在是因为近年来是非混淆，士大夫的精神才智不用于君主和百姓，也不考虑自己的职掌；甚至蔑视君上，委身于仇敌，难道不可痛心吗！灾祸波及国君，自身也会随之遭殃。既然如此，朋党相互倾轧又有什么好处呢？如今在丧败之后，人们都想到危险而感到恐惧。应当以往事为戒，不要重蹈覆辙；尊重耿介独立的人，推崇诚实质朴的士人，同时任用贤哲，以功绩明确考核，各自修治职业，思想行为不要越出职分。人心没有端正的，绝不可能支撑将要倾覆的局势！”他就任后，立即陈述时政七件事：一是辨别人才，二是考核职务，三是敦促敬慎恭谨，四是激励廉耻，五是核实名声与实际，六是接纳忠诚正直的意见，七是打破徇情顾面；他又恳切地反复提出要化解恩怨、去除偏私党派。后来请求退职。等到南都失守，他慨然长叹；写信告诫两个儿子说：“国事已经无法支撑，我的死也迫在眼前了！”于是出城居住在村舍。乙酉年六月四日，听说郡城被攻破，夜里自缢，仆人将他救下使他苏醒；他的朋友朱薇说：“您是大臣，难道可以死在荒野吗？”徐汧说：“郡城不是我的土地，我还有什么家呢！”于是投身于虎邱后面的河中而死。他曾对人说：“要留下这具不向人屈膝、不剃发的身体，到地下去见先人。”当时是闰六月十一日。过了三天，面色还像活着一样。有一名老仆也跟随他去死。郡中前往哭吊的有几千人。长子枋，字昭法；二十岁时考中崇祯壬午年的贤书。为父亲为节义而死感到悲痛，隐居不做官，具有高尚的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