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绎史勘本卷三十

译唐王听说后，派使者从隐蔽道路前往，封孙守法、武大定二人都为伯爵。然而当时大军中巡行秦地的部队很多，孙守法所攻占的郡县很快就被恢复，声势逐渐衰落。六月，孙守法退回五郎山。八月，武大定在兴安境内战败，后来逃入四川。九月，王光泰等人战败退回郧城，又败退到房县。丁亥年正月，孙守法逃到石子城；二月，逃到长安石鳌谷。三月初一，他又同高勋等人攻破宁州，攻取兴安的乔麦山。总督孟乔芳带兵前来围剿；四月初八，在深林中埋伏甲兵，用轻骑诱使孙守法出来，将他擒获。孙守法被捕后挥舞铁鞭，格杀一百多人，才被杀死；首级传送到西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日、百十人〕 《佚史》说：有人问我：“您认为各路义军的起兵，是对还是不对？”我说：“对君主来说怎么样呢？”那人说：“这是不了解天命的人罢了。从前在国势全盛的时代，有九重之尊、四海之富、山川的阻隔、关塞的险要，拿着兵器、张弓搭弩防卫的人到处都是，然而仍有一个人袒露手臂，便有成百上千的人聚集起来，穿着蓑衣、拿着白木棍，望见房屋就进去取食，使各座城池都为之关闭；他们的势力逐渐蔓延，攻打城郭，抢掠官府和市镇，屠杀乡民。于是天子赫然震怒，选拔士卒、调动军队，贤相制定谋略，良将发挥威势，清廉能干的官吏供应军饷；即使不惜授予高爵、给予厚赏，还招揽勇武奇能之士来制伏狂贼、拯救百姓。然而这里刚被击败，那里又兴盛起来，早晨散去、晚上聚集，军队丧失、国家失守，处处都传来这样的消息。那些头戴高冠、身系紫绶、乘华盖高车的人，丢下官印，捧着符节文书，望着贼军尘土便归顺投降；长驱直入到京城，不到三天就开门迎贼，帝后仓皇间用一尺长的绳子自尽。等到紫盖南渡，长江天险尚且足以立国，晋元帝、宋高宗的事业或许还没有穷尽。不久元帅请求出兵，王师进入关内；凭着正在增长的暴虐气焰，百万大军势如拉朽。” “随后真人应天命而出，逐步收取天下大权，任命官员、设置吏属，筹定中原。旌旗向南指去，战马所向，敌军便倒戈；前锋还没有抵达京城近郊，逃窜的船只已经驶出横江。君主和宰相逃亡，臣民惊恐，拿着酒浆、挑着竹筐和礼物，络绎不绝地慰劳军队；一纸檄文传下去，吴越废墟便平定了，这也足以说明天命已有归属，国运气数已经确定。可是那些诸臣却吹燃已经化为灰烬的余火，疏导将要干涸的水流，竟妄图以螳螂之臂抵挡雷车，驱使乌合之众，招集亡命之徒，依靠狡猾之人做谋臣，凭借士卒做将帅。使安宁的州县最终遭受刀兵；尸骨堆积成丘，鲜血流成河。宗族、党羽、亲戚、姻亲，全都一个接一个地死尽；历代积蓄的财物，洒落在地，没有一点留下。军队驻扎之处，荆棘丛生，满眼都是荒芜。可悲啊！竟因一次追求虚名的错误，葬送三百年的休养生息。明知事情不能成功却仍去做，是不智；明知不能成功还驱使父兄子弟为万分之一的侥幸去送死，是不仁。不仁不义的事情，君子是避讳谈论的。可是您还把这些人逐一列举并记述下来，莫不是在奖励作乱吗？”我长叹说：“确实有道理！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那么胶鬲就不必奋身从军，箕子也不必因看到《麦秀》而伤心；伍子胥在秦国朝廷哭诉就是妄为，田单使用火牛阵就是愚蠢了。” “难道真是这样吗！孝子不会因为父亲生病就斥责医生，贞洁的妇人不会因为丈夫死亡就轻视他的遗孤。在险境中反而更加奋勉，是忠臣的义理；面对危难而不躲避，是志士的壮烈。所以说，天气寒冷才知道松柏的坚劲，世道动荡才识别出忠臣。您却把他们看作不智、不仁，那么把君父当作棋子一样侍奉、把国家社稷看作旅舍，厚着脸皮蒙住面孔去侍奉仇敌的人，难道都算聪明吗？只顾私护家室、保全妻子儿女、贪恋利禄、经营爵位、出卖别人的城池社稷、倾覆别人的宗族来谋求升迁的人，难道都算仁德吗？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三纲将要沦丧，九流将要败坏，礼乐崩溃，诗书灭绝，还能称为宇宙吗！南都建立国家，已经十分艰难了。那些制造祸败的小人，不值得谈论。至于平日高谈名节、号召党徒把自己附会为清流，忽然丧失志向、屈膝献国的人，却不如那些被放逐的孤臣、被斥退疏远的下级官员，他们激发忠义，发誓至死不顾。穷山深谷中身穿布衣、束着革带的人，慷慨陈述意见，流着眼泪书写檄文，而四方响应；相隔千里也仿佛共同处在一个社坛，僧人、道士带着粮食，展示才能，接踵而来。事情虽然没有成功，却震动了天地。他们的志气是如此伟大、光明，足以同天日相照，成败、利害、顺逆，又有什么可计较的呢！” “说得好！赵襄子曾说：‘智伯灭亡而没有后代，他的臣子还想替他报仇，这是天下的贤人。’这句话中有三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气。唉！在天下土崩瓦解之时，支撑着局面于小小的闽、粤一隅，甚至在海滨蛮岛之间，驾着风帆浪船，保全他们的衣冠制度几十年而不改变，这些全都是各位义士的声望所激发的。可惜啊！能够记载的只有这些了。其他怀有忠诚和信义、姓名湮没而自身事迹不显的人，哪里能叹息得尽！后来的君子，如果继续为他们传述，一定会有人相信我的话。”

译《勘本》说：《佚史》原本全面记载各传，从南渡以后直接写到唐藩、鲁藩；但鲁藩诸臣多有缺载，永明一朝的人事只在金道隐一传中见到，而闽藩诸臣也有许多没有详细记载。考察杨氏跋语说：“《南疆佚史》是我的同乡温孝廉温睿临撰写的，大概记述明末福、唐、桂三藩的遗事，最后附带写到鲁藩。全书有《纪略》四卷、《列传》五十二卷，共计五十六卷；开头列有自序和凡例二十条。文字简约而有法度，是非判断大体没有违背《春秋》的义理，世人称为信史；不只是搜罗散佚的史料，也完备了前朝的旧闻。然而略有遗憾的是失于过于简略，必定要替它作注来补足缺漏，就像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那样，这样以后文献才足以考证。”古高阳氏说：郑氏《湖录》称全书为四十卷，这里杨氏又说是五十六卷；这篇文章本来经过长期辗转传抄，缺漏和伪误很多，卷数又怎么会相差如此之大呢？说四十卷、说五十六卷，难道仍然不足以令人相信吗！如今我编纂《勘本》，凡是《纪略》部分，南都按日记载，闽、粤按年记载；至于浙东，则把全篇重新辑录。” 凡是列传，都是按人物、按事件，详尽采用原文，并附上“书后”，增补注释的地方已经不下千万字。有位客人经过，笑着说：“您这部史书，不过是演绎、窜改旧文，剽取前人遗名罢了。就像‘义兵’一门，没有增加什么人物事迹，却把一卷分成六卷，不过是把书页中厚的地方翻成薄的罢了！”我于是叹息说：“见识浅陋啊！世上本来有善于读书的人，只是难以向见识浅薄、孤陋寡闻的人说明罢了；正因为把厚的削薄了，所以被削薄的内容反而更加丰富了。从来注释史书的惯例，本来不允许任意增删，但有所增删也确实没有妨害。《汉书》实际上沿用了《史记》的旧文，但篇章、字句常有改动，所以宋代倪思有《班马异同》，吴仁杰有《两汉刊误》。凡是汇集评论、考订史书的著作，有《唐书纠缪》《通鉴考异》《五代史补逸》，都是各自独立成书的。至于《战国策》三十三卷，是汉代刘向编定、高诱作注的；到了宋代，高诱注本只残存八卷，姚宏为它补注后才流传于世，如今只称作‘诱注’，是不对的。后来鲍彪又按照自己的意见，改动刘向原编各章的次序，自己命名为《鲍氏战国策注》。元代吴师道又取姚、鲍两家的说法，参照群书加以校订，另编成一书，名为《战国策校注》；其实仍是同一本书。明代李清作《南北史合注》一百五卷，对李延寿原文作了许多改订。这些做法虽然是窜改、扰乱古本的开端，但文辞明白、义理通畅，千百年来改本和原本一直并行而不相冲突。我编这部书，是因为温氏原书的缺漏很多，脱失的内容超过一半，想求得完备，扩大它的流传：一方面用来表明圣明，另一方面用来阐扬忠贞节义；所以在卷首反复剖析说明，又怎么肯掠取他人功劳来博取名声呢！统计纪传各篇，校勘补充的约占十分之七，替换改写的约占十分之三；不得已删去的，不到十分之一。我也知道卷目之间一定会有人问为什么标作温氏之书，正是为了说明当世自有原本，自有定论。”客人又说：“看您编写这部书，心力和手力都已经疲惫不堪，稿本反复修改，钱袋已经空了，工匠却大量聚集；聚沙捉雾，人与墨相互消磨。书虽然完成了，您的病却加重了。既然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途径，为什么还要安心做这件事？凭您的才华和美德，什么事情不能做，却偏偏以此为乐？”我说：“唉！这番话也只能对智者说。” 大丈夫活在世上，只应尽力做事；事情的成败在于天命，而力量是否坚定在于自己。看看明末三朝的臣子，他们成为忠臣贤臣、义士烈士，无不经历困厄、陷入险境，直到死也不改变，守住这一片心志，寻求一个正确的立足之处。如今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生逢盛世，才智又不足以供廊庙任用；于是甘愿抛弃蓬蒿间的生活，沉浸玩味于史册之中，也曾广泛阅览千秋史事，纵观万里形势，从少年到壮年直到默默无闻，只靠这件事收取研田之税、淘取墨海之金，实在可悲！近来我刻意编纂这部书，虽然事情微小，却备尝艰辛，也只是依靠这一片心志安定牢固、不为外物动摇，守着‘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来享受自己的快乐罢了。”客人于是收敛容色起身，徘徊着拱手道谢说：“明白了！若不是您的学问和力量，我不会懂得这些。这样看来，只有贤者才会以此为乐啊！”书完成后，我把这段话附在末尾，借此告诉天下善于读书的人。附录杨氏《跋尾》一则

译注释史书的方法，以刘昭、裴松之两家为最高准则。本朝徐氏炯之《五代史记注》、厉氏鹗之《辽史摭遗》、杭氏世骏之《北齐书疏证》《金史补阙》，都是仿照这种方法编写的。杭氏又有《陈寿三国志补注》，增补裴松之没有完备的地方；徐氏在死难之臣的传记中补入“三臣传”，似乎更使刘昭、裴松之两家的体例贯通了。温孝廉编《佚史》一书，我认为它过于简略；因此嘱托我的同宗〔□□〕替它讨论群书，旁参互证，草创成篇并加以注释。但后来重新审阅体例，又嫌它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后妃、皇子不另立专传，附在《纪略》末尾；前代史书有这样的体例，因时制宜也可以。然而列传不分别设立儒林、孝友、文苑、隐逸、独行、方技等名目，却说人数很少，无法分别编排；如果用一篇隐逸传概括他们，我私下认为不对。鼎革之际，士人出仕或退隐的操守，本来是评论者首先应当讨论的；难道没有不专门以隐逸一节标明的人吗？因此列传不能不分别设立名目，应当选择其中重要的人特别立传记载。至于列女传，搜集幽贞节烈的事迹，按照史家的惯例不能缺少。“志”用来铺陈政体，“表”用来谱列年代和爵位，这些在当时都可以考察。其中记载详实的，有历法、兵制、食货，志分为三类；有宰辅、七卿、封爵、职方，表分为四类：这些志、表不能不补。其余如传记中的四夷外国，志中的礼乐刑法，表中的公王宗藩之类，也都不能不补。为什么呢？强盛的正统和残余的偏统交替，人民迁徙流离，国家受到逼迫而国祚短促，声教不能远播，制度无暇修明；百年以后，执笔写史的人又从哪里搜求真实材料呢？唉！简略的地方就为它作注，以说明首尾次序；缺失的地方就替它补上，以斟酌事例条目。像这样的分类，万代都可以作为准则。然而作者的事业已经开始却没有完备，续作者有时只续到末尾却没有完成；如果任凭个人感情而妄加纠正，我对此就更加恐惧。若说这样做是为了宣扬褒奖、裁断贬斥，因而互相以此为绳墨约束，那么我哪里敢这样做！” 《梦华潭丛录》的跋语有一册，没有列出姓氏。读它的文字，可知写于昭阳赤奋若年，即干隆五十八年，完成于嘉庆三年。考察青浦王先生述庵《西湖柳枝词》附刻的文字，题作“湖州杨凤苞作”，注说：“凤苞著有《南畺佚史》跋尾十二则。”这篇跋尾是从杭州司马河东月沧年丈那里借来抄录，附在这里的。杨氏自称愿意做温氏的诤臣；就其考辨异同、辨明诬说、发掘说明和补充遗漏而言，功劳并不小。《勘本》中多处引用、断取其说，也由此可见，百代以后、三十多年之外，竟也有志同道合者如此。上章摄提格年闰夏，太阳运行到鹑首之次，古高阳氏在萧山蔡氏城南草堂补充校勘。●《绎史摭遗》卷一 吴郡李瑶子玉编纂 目录 宫壶妃御列传 唐元妃曾氏 鲁妃张氏（附从难宫嫔周氏）；元妃张氏（在舟山册立） 桂太妃王氏、太妃马氏（永明王生母）；桂元妃王氏（附从难宫嫔某氏） 考察《梦华潭丛录》说：“自古以来，宫壶中的肃穆和谐，没有超过胜国的；嫱媛妃嫔殉难的刚烈，也没有超过胜国的。一个朝代的家法真严啊！二祖留下的谋划真深远啊！所以甲申三月发生变乱时，孝哀、孝烈二皇后与妃侍十多人、宫女二百多人一同殉国。等到南都被攻下，潞王向杭州投降，福藩邹太后向北而去；渡过淮水时，太后趁机奋身跃下，坠入急流而死。”考察有关质疑的文章，却说：“马士英挟持带入浙江的太后，是假的。”质疑者说那人就是士英的母亲，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但还不便把她列入传记次序。福王故妃童氏案件，已经详细附在《南都纪》后；有关她的说法彼此分歧，而且终究不是正式的妃子，这也不足以为她立传。赧王的前妃黄氏、继妃李氏，都早早去世；甲申秋，南都追谥黄妃为“孝哲懿庄、温贞仁靖皇后”，李妃为“孝义端仁、肃明贞洁皇后”。第二年三月，在童妃案件之后，又加上黄妃谥号为“孝哀慈靖、恭惠温贞、偕天协圣哲皇后”，妃子的外戚黄九鼎封为雒中伯。列传一 唐妃曾氏 唐王元妃曾氏，南阳人，是诸生曾文彦的女儿。崇祯五年，唐王承袭王位，已经三十一岁；妃十九岁，被选入宫。她颇知书礼，负责内政，唐王非常亲近她。崇祯九年秋，京师戒严，唐王因擅自调发护军勤王获罪，被废为庶人，安置在凤阳高墙。押送官张有度准备把他用槛车押上路，唐王自杀但没有死成。等到抵达高墙，宦官索要贿赂而没有得到，就用石墩锁住他，使他极为困苦；唐王病得濒临死亡，官医给他下药，妃担心其中有诈，不让他饮用。到了夜里，她默默向上天祈祷，亲自割下大腿上的肉送给他；自己吃清淡食物、承受艰苦来生活。唐王痊愈后才知道这件事，于是两人更加怜惜相爱。南都建立后，朝廷大赦，命令他们迁往广西平乐；乙酉夏，抵达浙江时南都覆亡，妃暗中劝唐王谋求自立。六月，进入福建。抵达福州后，群臣拥立唐王监国。唐王即位后，在秋八月壬辰奉册立曾氏为皇后；她的父亲曾文彦封为吉水伯。命妇入朝太和殿，朝廷都有赏赐。唐王生性节俭，宫中也屏除金玉、锦绣等一切供奉装饰；甚至帷幕、被褥，也大多用粗布制成。不设置嫔妃，只不过有三十多名办事人员而已。因此，原郑氏最初进献的美女十二人，唐王虽然留下她们，却完全没有临幸。妃本来一向能够处理政事，到这时更参与外朝政务。凡是唐王批阅章奏，她多有参驳。每当唐王临朝，她就垂帘坐在御座之后，共同听取和裁决政事；朝臣私下对此有所议论。总宪张肯堂上疏论说此事，大意是：“本朝高、文二后都有圣明贤善的德行，帮助成就王业；然而都只是在宫闱之中默默辅助。像垂帘听政这样的制度，并非圣明时代所宜，不可以拿它给远方之人看！”奏疏呈上后，妃大为恼怒。张肯堂因此便被唐王疏远。议论者说，唐王在烈庙时期有英明洞察的声誉；到了这里，虽然锐意图谋中兴，却如此沉溺于内宠，由此可知他不能成就大功。这年冬十二月，唐王亲自统领军队；由水路进军，妃也乘船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