绎史恤谥考卷八

译昆阳人。流寇到来后，一家七口都投水而死。胡郁然，廪生 昆阳人。昆阳被寇贼攻陷后，他的母亲先死；他因为守护母亲的尸体，被杀。王开，生员 宁州人。流寇进入云南时，他的母亲和妻子先投昆明池而死。他后来被捕，遭杀害。陈士道，举人 朱国龙，贡生 两人都是福建人。邓贵、戴凤，福建布衣 与揭重熙一同被杀。蔡绍周，贡生 胡修超、王孙齐，都是贵阳诸生 与兴宁知县吴子麒等抗拒孙寇，被捕后不屈而死。王家祥，廪生 楚雄人。流寇攻入城中后，一家二十九口全都投水尽节。单武襄，贡生 昆明人。遭遇军队溃败后，全家放火自焚而死。施于京，生员 昆明人。流寇攻破城池后，全家自焚而死。席上珍，举人 姚安人。孙可望等攻打姚安时，他与知州何思起兵守城。城陷后，他辱骂贼寇，被肢解而死。全家投水而死（传记列于《勘本》）。杜天祯，举人 楚雄人。当初，他辅佐杨畏知抗拒沙贼有功。后来杨畏知统率军队进攻孙寇，战败，他便自缢而死。饶谟、王道中、顾从龙、黄文芳、李一龙、夏朝卿、李二龙、尹汤傅、尹汤卿、熊化、毛一练、杨东明、唐琏、贾翰、张新建、王仰、王基昌，都是定番诸生（饶谟为贡生）。孙寇攻城时，他们一同在巷战中战死。毛琛，举人 投井而死。尹汤宾、周卜年、熊钟、杜凡六，都是生员 跟随乡约投火而死。谢赐璠、黎应阳、江山秀、潘达、黎应辰 都投泮池而死。蒙九锡，武举 被贼将艾能奇逼迫投降而不屈，中箭而死。段伯美，举人 余继善、耿希哲，都是生员 晋宁人。余继善、耿希哲都是段伯美的门人。他们一同帮助冷阳春登城抵抗守御；城陷后，都为此而死（三人附见于《勘本》）。李开芳，贡生 富民人。孙寇攻陷城池后，他先命令妻子和两个儿子投井而死，随后在松花坝自缢。王朝贺，生员 富民人。是李开芳的朋友。李开芳死后，他替他掩埋完毕，随即自缢。曾和应，布衣 临川人。主事曾亨应的弟弟。江西失守后，他侍奉父亲进入福建；又逃往肇庆，遇到变乱，投井而死。陈文豹，布衣 新安人。招募军队保卫乡境。跟随张家玉攻取新安、袭击东莞；在赤冈战败，为此而死。李师泌，武生 姚州人。土寇吾必奎叛乱，杨畏知委派他协同守卫州城。城破后，被捕而死。冯师宠 湄潭人。隐居。城破后，绝食而死。李方泌，布衣 昆阳人。被流寇俘获后不屈，被杀。他的妻子抱着孩子辱骂贼寇，投水而死。左廷皋，进士 陈怀瑾，生员 两人都是蒙化人。丙戌年沙定洲作乱时，他们登上城墙守御；城破后，不屈而死。高拱极，举人 大理人。沙贼攻陷城池后，投池而死。杨士俊，举人 太和人。城陷后，与母亲、妻子、妹妹一同自焚而死。杨瑡、李褒、宋应奎、马斯龙、张相业、王宁、陈捷、尹亮工、苏升、杨大鸿、胡康、尹宏载、李元凤、张景仲、张书绅、杨先芔、杨宪，都是太和诸生 沙贼作乱时，他们都殉节而死。张景仲的妻子、女儿投井而死。杨宪倡导义举守城，全家都焚烧而死。杨毓华及其弟时华、振华，李嗣淳 都是太和人。沙贼攻陷城池后，杨毓华一家焚烧而死，李嗣淳投五印庵池而死。司慎 昆明人。任沐天波的参随。沙定洲袭击沐天波，直接闯入府第；司慎斥责他，被刀杀死。向六、马三 都是昆明人。沙贼反叛后，暗中约集敢死之士共同谋划对付贼寇；事情未成功，被杀。冯大成、尹梦旗、尹梦符，都是生员 大理人。沙贼攻城时，他们倡导义举，协助守城；战败被捕后，都辱骂贼寇而死。马生，布衣 保山人。流贼来到永郡后，全家放火而死。莫贵德，布衣 宜良人。流寇攻陷城池后，与妻子麻氏一同投井而死。简成书 定番州人。孙寇攻陷定番州后，殉节而死。——以上桂王殉节的士人和百姓，共一百十一人。●蔡序 赐谥是为了尊崇名节、统一志向；为死者举行饰终之礼，各代都有固定的制度。到了明朝末年，南渡以后，荒乱残破、纷扰丛生；即使是用“谥”这两个字来褒奖功勋，也大多存在偏私和滥用。等到我朝高庙重新加以权衡，特别施行旷世的典礼；这样或许可以使当时那些为国事殉难的诸臣、诸士人和百姓，其志节得到充分彰明，千古无憾。近来，子玉氏在《绎史》中完成勘补事务、刻版成书后，便利用灯火之余，另编成八卷，名为《恤谥考》。此书以《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为宗旨；其中圣谕、诗文以及奏疏议论等篇，先前已经录在《勘本》卷首，这里只摘取福、唐、桂三朝以及鲁监国时期那些与军事始终相关的人物，分为专谥、通谥和祠祀，共若干人，略作区别，并列在《摭遗》之首。这一方面是补足《绎史》纪传中有所遗漏的内容，另一方面是使天下后世阅读这部史书的人知道，我朝至高的德政所加的这两个字公平明确，如同衮服和斧钺一般昭著，确实足以作为千秋不变的定论。庚寅年秋七月既望，萧山蔡聘珍作序。●《绎史摭遗》卷目 卷一：宫壶妃御列传………………………………………………………………（四二九） 卷二：南都遗臣、闽疆阁部从难诸臣列传………………………………………（四三九） 卷三：闽疆督师守赣诸臣列传……………………………………………………（四五七） 卷四：浙东监国诸臣列传…………………………………………………………（四七一） 卷五：闽粤义臣列传………………………………………………………………（四八九） 卷六：闽粤督辅从事诸臣列传……………………………………………………（四九九） 卷七：粤中阁辅留守从难诸臣列传………………………………………………（五 ○九） 卷八：粤中阁部督师诸臣列传……………………………………………………（五二三） 卷九：安隆、缅甸尽难诸臣列传…………………………………………………（五三五） 卷十：武臣列传……………………………………………………………………（五四七）

译卷十一　勋戚、世禄诸臣列传（五六五） 卷十二　舟山尽节、江东殉事诸臣列传（五七九） 卷十三　文学、儒行列传（六 ○五） 卷十四　逸民、独行列传（六三一） 卷十五　列女列传（六五一） 卷十六　方外列传（六七三） 卷十七　逆臣列传（六九一） 卷十八　奸臣列传（七 ○五） 以上《绎史摭遗》的列传目录共十八卷。己丑年确定的是十卷，先前曾刊印附行；庚寅年考订补充的有：宫壶妃御、浙东监国诸臣、勋戚世禄、舟山尽节江东殉义、文学儒行、逸民独行艺术、列女、方外，共八卷。就南渡以后三个朝代的人事而言，这里也颇为完备贯通；但若说一件不遗漏，我哪里敢这样说！历来各史的正传和附传，本来不嫌修订得精审、续补得详尽。这部书问世后，我希望海内志同道合的人，能像吴兴氏那样为著作撰写跋尾，再来帮助我，那就非常幸运了。道光十年重午，七宝生一并记。●《绎史恤谥考》目录 卷一　专谥诸臣（七二一） 卷二　通谥（南都诸臣）（七二七） 卷三　通谥（闽疆诸臣）（七三九） 卷四　通谥（浙中监国诸臣）（七五七） 卷五　通谥（粤中诸臣）（七六五） 卷六　入祠职官（七八七） 卷七　入祠士民（上）（七九五） 卷八　入祠士民（下）（八 ○九） 《南疆逸史跋》　　（清）杨凤苞撰 《南疆逸史跋》《南疆逸史》（一作《南疆佚史》）的跋共有十二篇，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归安杨凤苞（字傅九，号秋室）所撰。据杨氏同乡后人陆心源编纂的《杨秋室先生集》（简称《秋室集》）序文说：杨氏“早年擅长词章，以《西湖秋柳词》知名。后来致力于考证经书、研究史学，尤其留心明末遗事。曾经认为温氏《南疆逸史》的体例不够纯正，史实多有讹误和遗漏；打算另写一部书却没有完成，大致内容见于十三篇跋文中”（按：世间传称十二篇跋，十三或十二当有一处错误）：这就是《南疆逸史》十二篇跋的由来。李瑶所订的“勘本”和他的《摭遗》，曾多处采用杨氏跋文并加以截取；现在把十二篇跋的全文抄录附在本书末尾，以便查阅。至于所录各篇跋文，是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梦华潭水榭丛录》抄本为依据的。只是第十二篇跋文末尾约缺七百多字，另据《秋室集》刊本补足；其余各篇遇到与《秋室集》不同的地方，也分别加上“注语”以备考证。又，本书卷首原来载有一则“杨氏跋语”，按内容就是第十二篇跋文的后半段，抄自《梦华潭水榭丛录》。为避免重复，已经略去。特此说明。（编者） 一 《南疆逸史》是我乡温孝廉睿临所撰，大概记述明末福、唐、桂三藩的遗事，最后附记鲁藩。全书有纪略四篇、列传五十二篇，共五十六卷；开头列有自序和“凡例”二十条。文字简约而有法度，是非判断没有严重违背《春秋》的义理，世人称为信史；它不只是搜罗散佚史料、保存前朝旧闻而已。然而略嫌过于简略，必定要给它作注，以补充缺漏，正如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体例；这样以后，文献才足以相互征考。

译考察它的“凡例”，列举所引用的书目有四十多种，也可以说相当完备；只是据我所知，三藩的野史，还有很多没有被这部书采录。兼记三藩史事的，有吴蕃昌《三朝大事纪》、沈东生《三朝宰辅年表》《大臣年表》《封爵年表》、韩昌箕（《秋室集》作“箕作基”）《日昃月亏录》、潘居贞《鞠旃小史》（此书和《甬东余气录》都属于编年体；从甲申到辛丑为止，共两大册。我过去曾在舅父沈北垞先生那里见过。按郑氏《湖录》说：“我想求看《鞠旃日记》却没能得到，听说它把鼎革时期的事情记得非常详细；至于庚子、辛丑几年间，苕上各大案件的始末，也历历如绘。所以对此书看得很秘密，不拿给别人看。”据此，则《小史》《余气录》二书就是从《日记》中抄出的）、某氏《残明纪事》《明末纪事》《明季南略》《南北实钞》、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兼记北都国变和南都史事的，有沈国元《甲申大事记》、钱■〈甹只〉《甲申传信录》、释法遯《甲申核真略》、李延是《崇祯甲申录》、碧水翁《甲乙编年录》、徐肇台《甲乙纪政录》、东村老人《明季甲乙事略》、李逊之《三朝野记》、王世德《崇祯遗录》、某氏《崇祯纪略》《崇祯纪事》《甲申纪事》《国变纪实》（原名《北都叙略》，后来续附南都乙酉年事，才改为此名）；专记福藩史事的，有顾绅《中兴颂治》《中兴纪录》、朱鉴等《中兴肇记》、何光显《中兴全盛录》、冯梦龙《中兴从信录》、永历史臣《圣安实录》（董丈希辂曾对我说：“《圣安实录》十二卷，从前我在羊城旧家见过，还是当时进呈的原本；前面有敕撰旨一道、表一道、总裁纂修和誊录官衔名一道。我曾抄录卷首几页，列入所见书目中；当时偶然忘了借来抄写。”董丈现在去世已经十年了，他的儿子传先也早已去世；伯道无儿，遗书散失，实在可叹）、吴应箕《留都见闻录》、顾炎武《南都时事》、黄宗羲《汰存录》、夏完淳《续幸存录》、史元《旧京遗事》、某氏《南渡录》（与李清所撰者同名）、《南都大略》《南都杂著》《留都怆见录》；兼记唐、桂两藩史事的，有周齐曾《闽粤春秋》、吴晋锡《孤臣泣血录》、吴系《蹈东小史》、朱继升《三闽四广后录》、天末山樵《南樵外记》；专记唐藩史事的，有徐肇台《续丙纪政录》、褚廷绾《闽史》、李令晰《福京大事略》、吴门啸客《镇海春秋》、某氏《闽海纪略》（陈睿思所撰者记鲁藩史事）、《中兴录》《铁函录》（又名《思文大政记》）；专记桂藩史事的，有冯苏《永历编年》（这是《劫灰录》的定本）、《见闻随笔》、释明心《永历纪年》、胡钦华《永历本末》、沧洲渔隐（或作溪上樵隐）《安龙逸史》、郭良史《滇黔近事》、戴有孚《辛壬录》、某氏《永历纪事》《粤游纪闻野笔》；专记一人一事以及合记殉难之事的，有朱子素《乙酉纪》（《秋室集》作《乙酉纪事》）、墙东先生《识小录》、王玑（《秋室集》“玑”作“几”）《信书》、某氏《扬州十日录》（《秋室集》作王秀楚《扬州十日纪》）、沈彦章《四镇始末》、顾苓《三大忠行实》（一为赠太师史忠清公，一为赠粤国公瞿文忠公，一为赠中湘王何忠烈公）、某氏《江左二臣传》（史、黄二公）、沈虬《三吴义旅记》、施世杰《酉戌杂记》《孙烈士传》、姜廷梧《守浙纪闻》、戴东旻《行间纪略》、熊纬《幸赣行程日记》、曾畹《赣州守御日志》《金王反正事迹》、宋之盛《江难述》、严炜《蜀滇梼杌》（记述孙可望之事）、《李晋王事述》（又名《晋乘》，记李定国之事）、彭遵泗《蜀碧》、释金种《寅卯军中别集》、李延是《南吴旧话录》、史惇《恸余杂记》、八十朽人《遗事琐谈》、某氏《生还纪事》（有人说是邓凯所撰，不是）、《天潢谱》（本书自称姓名为玙，没有写姓）、李清《诸忠纪略》、高承埏《自靖录》（高承埏辑录，自崇祯以来殉节诸臣，至丁亥年为止；他的儿子佑■〈金己〉续成）、陈济生《忠节录》、戴笠《殉国汇编》（又名《则堂纪事》）、《骨香集》（记女子死节之事）、《耆旧集》（记隐逸者死后的事迹）、《发潜录》、赵庾《殉节诸臣传》、徐与参（《秋室集》作徐兴）《本朝生气录》、金种《四朝成仁录》、黄容《忠烈编》、郑亦邹《明季遂志录》、赵吉士（《秋室集》作赵哲士）《二续表忠记》、葛世振《昭忠录》（《秋室集》作《照忠录》）、任皞臣（《秋室集》作任皞）《表忠纪略》、某氏《国殇纪略》《丹忠录》《南忠纪实》《明末忠节列传》；

译专记鲁藩史事的，有周齐曾《鲁春秋》、韦全祉《鲁监国宰臣卿寺年表》、潘居贞《甬东余气录》、张煌言《北征纪略》、徐芳烈《浙东纪略》、闵及申《海岛闰历》、于颖《今鲁史》、余增远《鲁历》，总共一百一十多种。加上原来采录的书目，共有一百六十多家。又有各种《明史》定本（三朝史馆分纂的纪传稿本）以及各种《通纪》《编年》，约有一百多家；此外，故老遗民的奏疏、文集、私家史乘、家谱、稗官小说又不下二百家；山经、地志之书还不包括在这个数字内。如今这些书籍大多保存完好，如果取来综合考察，核对它们的异同，删去错误，搜集散佚，补充缺略，把这些内容分别作注放在纪、传之下，使亡国之君迁徙流离的惨状，在史书之外不再遗漏任何踪迹；同时让后世有国之人读到它，也足以作为深刻的借鉴。（我的同族拙园（“拙园”二字，原抄本空缺，《秋室集》补出；下同）精通明代旧事，过去曾向我借这部书；因此写下这篇跋赠给他，希望他广泛搜求掌故，专心编纂，将来能够写成定稿。） 我虽然愚昧，仍然能够参加校勘工作；拙园，请努力吧！昭阳赤奋若年，修寎之月，在月初生霸之时，由小玲珑山樵题写。附录《逸史》“凡例”一则 野史中兼记三个朝代史事的，有吴伟业《绥寇纪略》、邹漪《明季遗闻》；记国变和南渡史事的，有夏允彝《幸存录》、文秉《甲乙事案》、许重熙《甲乙汇略》、李清《三垣笔记》；专记宏光史事的，有顾炎武《圣安本纪》、黄宗羲《宏光实录》、李清《南渡录》；记隆武、永历两朝史事的，有黄宗羲《行朝录》、钱秉镫《所知录》、瞿昌文《天南逸史》、刘湘客《行在阳秋》；专记隆武史事的，有闽人《思文大纪》；专记永历史事的，有沈佳《存信编》、鲁可藻《岭表纪年》、刘湘客、杨在、綦母邃《象郡纪事》、冯苏《劫灰录》、某氏《南粤新书》《粤事纪略》、邓凯《滇缅纪闻》《滇缅日记》；专记一人一事的，有应廷吉《青磷屑》、史德威《维扬殉节始末》、袁继咸《浔江纪事》、某氏《北使记》、康范生《虔事始末》、某氏《赣州乙丙纪略》、某氏《江人事纪》、徐世溥《江变纪略》、章旷《楚事纪略》、沈荀蔚《蜀难叙略》、杨在《朱容藩乱蜀始末》《武岗播迁始末》《孙可望胁王始末》《犯阙始末》《犯隆纪事》（《秋室集》作《安隆纪事》）、邓凯《遗忠录》《求野录》《也是录》；专记鲁监国史事的，有黄宗羲《鲁纪年》《四明山寨纪》《舟山兴废纪》《日本乞师纪》、冯京第《浮海纪》、鲍泽《甲子纪略》、陈睿思《闽海见闻纪略》（《秋室集》作《闽海见闻纪》）、阮畴生《海上见闻录》，共四十多种。这些书所记有详略之别，年月有先后之异，是非有不同，毁誉也各不相同；于是取史馆所修《明末诸传》和徐阁学《明季忠烈纪实》中的各传，合在一起订正，编成这部书。其他尚未见到的书，还等待以后考察；但大致内容已经具备了。按：《赣州乙丙纪略》是雩水易学所撰。《宏光实录》又名《宏光实录钞》，也名《宏光纪年》；《行朝录》是把《隆武纪年》和《永历纪年》两书合并而成；《舟山兴废记》又名《舟山纪闻》。闽人《思文大纪》又名《三山野录》。

译又，按谢山在《鲒埼亭外集》所写《题天南逸史》说：“这部书大概是瞿留守的族人所作，所以多次称他为‘先太师’；又间或称稼轩，并叙述留守的话，称留守为‘弟’。又说自己曾在留守幕府中办理钱局事务，那么也曾在桂王处做官。但我考察《庚寅桂林百官簿》，没有这个人。他自称这一年计划入蜀却没有成功，又往来于恭城，和永国公曹志建很友好；并且自称乙酉年差点死在詹世勋手里，那么他就是参加了豫于太湖集结军队之役的人。《岭表纪年》说：‘己丑年，守辅瞿式耜的同族瞿共美来到广东，也是从海上来的。第二年，题授行人。’那么这部书大概就是他所作。他所记载的留守死后之事，有御史姚端、杨艺，也有阳羡僧人清凝。如今《明史》只有杨艺的记载，这些内容可以采来补充它的缺漏。”我认为谢山以为是瞿某所撰，接近事实；哂园误认为是瞿昌文所作，错误非常严重。书中叙述留守称此人为“弟”，难道不知道昌文是稼轩的孙子，而不是稼轩的弟弟吗？昌文自有《粤中纪事》和《粤行纪》，方简讨密之在《粤行纪》后题诗说：“我读《粤行纪》，长歌三、四阕。这件事应当载入青史，金石也可以刻下。中兴依赖留守，功劳高过齐嶪■〈山辟〉。浮海而来的公孙，公孙确实是人杰；自从统领广东军队，国家就令人悲痛而危险！大地般席卷的风波，使山陵谷地都变了形。五年间田园倾覆，只剩下勉强支撑的穹窒。为了探望父母而代父母尽责，仰望云彩时眼睛几乎要抠出；孤苦伶仃的书生，身历艰难而忧愁踉跄！独自一人走了万余里，出门时是多么果决！戊子年腊月初一，从此背负羁绊。恰好有刘文华，备好船来扶携；吹箫筹措路费，袋中钱还不到三锊。到南屏叩拜老僧，老僧倾尽钱袋，在旁边为我践行。经过蒿坝逃脱绿林，到了天台又遭遇雨雪；两脚冻得寒气入髓，五更时仍然寒冷刺骨。趁黑夜冲入毒雾，夜饭只是裹麦糊。十天后看见瓯城，旅舍中匆匆相逢；同盟赵秋屋已经先行渡过东浙。接到高堂来信，回头一想心中忧惧不安。刘君回去取钱，我拾柴早晨自己生火；而且还害怕关卡盘查，缩着头苦苦忍受暑热。幸而遇到新安商人，靠互相吐气扶持孤单的我；于是进入沙埕关，街巷里人们整肃衣冠。随即搭乘安海船，火岛已远远望不见；在昏暗雾气中指向高州，海外音信从此断绝。到了石井又扬帆，黑洋风暴猛烈；波涛震撼天地，喧声使人心胆俱裂。悲痛的呼啸惊动蛟龙，水中浮沉的影子也使鱼鳖叹息！河伯真是望洋兴叹，海赋所说的险恶确实如此；幼安能够从容应对，恭祖也免于失足跌倒。依靠东北风的庇护，调整船舵以挽救漂流；终于停泊在吴川港，陆路行程已有道路可走。五月到达苍梧，抬头听鹳鸟在土堆上鸣叫。寻找船只并叩见郡守，探问文书并拜见藩臬；却听到桂林省失守的谣言，烽火正迅速蔓延。赵子请求先行，在郡斋休息疲劳；第二天绣衣使者召见，衣衫破旧，羞惭得说不出话。开始看到王父的书信，信中安排周密，像修筑桑土堤防一样彻底。于是整理衣服催促开船，水涨得越过堤岸；一夜之间上涨三十丈，城门和市区都被水淹没。突然有持弓弩的军队拥来，像盗贼一样抢掠；蛇豕般的军队荡乱神州，留下残酷祸害。为躲避战火逃向封川，只能徒步疾走，奔跑得几乎跌倒；小路通往临贺，茅屋下只能暂且栖身。荒村长期害怕军队，柴门大半都紧闭；盛暑中顶着烈日喘息，雨水和汗水混在一起喝下。终于到达昭江郡，脚底重重磨伤，体力已经耗尽。听说孙氏来到桂林，倚门盼望直到日偏西；大母更加焦虑忧愁，病中几次惊惧失神。哪里料到他竟在大墟，于是先与他永诀！听到这话仰天号哭，奔驰前去探看。到了以后拜见王父，穿着齐衰，系着牡麻绖；千声哭泣、万语悲诉，左右的人也帮助哭泣。我提笔记下这件事，其中曲折非常多。我感叹公孙的到来，《春秋》应当大书特书！”这段叙述说昌文在戊子年腊月从吴地前往广东，己丑年盛暑时才抵达桂林；与《岭表纪年》所说“己丑年瞿共美到广东，也是从海上来”的记载，年份相合。共美是瞿纯仁（元初）的儿子；见东涧（《秋室集》作某氏，下同）的《元初墓志铭》。墓志说，他交友以瞿汝说星卿为主，留守称他为弟。那么《天南逸史》出自共美编纂，还有什么可疑的呢！

译又按谢山题写《岭表纪年》说：“不知道这部书出自何人之手？似乎对稼轩和别山有所不满。书中说稼轩的仆人周文、顾成横行霸道，甚至把他们比作江陵的游七；岭外大臣只有于元晔、鲁可藻没有向他们屈服，其余人即使是别山也不能避免。周文死后，顾成官至锦衣佥事；后来被稼轩的孙子昌文在桂林勒死。稼轩不应当做到这种地步，别山也不应当做到这种地步。又说别山和元晔争当督师，激怒稼轩，使稼轩收回成命。如果真是这样，别山就不是真正的士人了。又说稼轩也标榜五虎，免不了有勋镇的习气；这恐怕出自爱憎之人的言论。明末野史家极难相信，但以二公的大节，可以保证他们不会有这些事；不过士大夫也不能不以此为戒。”又题说：“鲁尚书可藻在桂王处任职，大概仅次于章旷，却在堵胤锡之上。事情失败以后能洁身自守而不受辱，也很难得。《明史》没有为他立传，是一件缺失。《岭表纪年》记载他在己丑年冬上疏请求召用、记录诸贤时，杨廷枢已经殉节，追赠侍读；并召张自烈为简讨，同时任沈寿民、刘城、康范生为给事，杜如兰、金光豸为礼部、兵部二部郎，张之升、金光旻为行人。在这样仓促的情况下仍把搜求遗逸人才当作要务，也可以看出有明三百年培养士人、实行善政的传统并未废弃。《明史·杨廷枢传》也漏载了这件事。《纪年》一路诋毁稼轩，可知作者必定与稼轩不和。哂园认为是鲁可藻所述，不对。”考察可藻与稼轩全心协力共同守卫桂林，焦琏感叹说：“文官能做到这样，我就能在今天消灭这个朝廷！”可藻曾自署“两广总制”的官衔，稼轩说：“如今武臣多自署督镇，妄自尊大，给远方人留下笑柄；您为什么也要这样做！如果真想兼任巡抚，何不让我替您请命呢？”可藻于是谦逊谢绝。仅凭这两件事，就知道可藻绝不会诋毁稼轩。《纪年》一书，肯定不是可藻所作。稼轩标榜五虎，本来就是事实，并不是出于爱憎而添饰。我曾见过稼轩亲笔批评金道隐《岭海焚余》，击节赞叹。到了五虎失败时，他七次上疏申救，又另写密揭封好进呈桂王太后；他袒护五虎到了极点，但也不必替稼轩隐讳。谢山对于明末诸王的事情熟悉得如数家珍，却唯独不知道稼轩把五虎相提并论的事，为什么呢？可见考订史事实在太难了！哂园撰写《可藻传》，记载他建议劝学，又请求抚恤周镳、雷演祚、郑元勋等人，却唯独没有提到请求召录诸贤的一道奏疏；这也是他的疏漏。因此抄录谢山的跋语来补充它。着雍敦牂寎月辛卯。二 注释史书的方法，以刘昭、裴松之两家为最高准则。本朝徐氏炯的《五代史记注》、厉氏鹗的《辽史拾遗》、杭氏世骏的《北齐书疏证》《金史补阙》，都是仿照这种方法编写的。杭氏又有《陈寿〈三国志〉补注》，增补了裴松之没有完备之处；徐氏把三位大臣补入死事传，似乎更进一步使刘、裴两家的体例彼此贯通了。温孝廉的《逸史》一书，我嫌它过于简略。因此嘱托同族拙园考论群书，旁采参照，互相审订，草创注释。重新审阅体例后，又觉得它有许多没有尽善之处。后妃、皇子不另立专传，而附在《纪略》末尾；前史有这样的体例，因时制宜，也可以。可是列传不分别设立儒林、孝友、文苑、隐逸、独行、方技等名目，却说“人数没有多少，无法分别；只能用‘隐逸’一传概括”。我私下认为不对。鼎革之际，士人出仕或退处的操守，本来就是论史者首先应当讨论的；难道不应该另外以“隐逸”一类标明吗？因此列传不能不分立，应当按照重要程度特别记载。当时儒林中大有其人，如孙奇逢（夏峰）、张履祥（杨园）、顾炎武（亭林）、黄宗羲（梨洲）诸位就是；不另立儒林传，怎么可以呢（张、顾二人的原编缺载）？孝友之人也很多，如严书开（三求）、姜廷梧（桐音）、黄向坚（端木）、刘龙光（蓼萧）诸位就是；不另立孝友传，怎么可以呢（姜、黄、刘三人的原编缺载）？文苑中也大有其人，如王猷定（于一）、魏禧（叔子）、韩洽（君望）、董说（若雨）诸位就是；不另立文苑传，怎么可以呢（王、韩、董三人的原编缺载）？又如王鸿羽、杨大器、曾尧晃（《秋室集》“晃”作“昶”）、李潜蛟、魏允禧、杨忠（《秋室集》“忠”作“宗”）、罗牧、杨艺、程观生、卢之颐、李无垢等人，收入“附传”就记载不详，列入“遗民”又不相类；那么不分别设立“独行”“方技”二传，又怎么可以呢（魏、杨、罗、程、卢、二李七人的原编缺载）？至于列女传，史家按惯例不能缺少。当时慷慨赴死的，有左萝石的母亲徐氏、钱田间的妻子方氏；从容殉节的，有朱君舆的妻子赵氏、顾亭林的母亲王氏：她们显著地成为妇女中的表率，其他人更是难以一一列举。搜集这些幽贞之士，本传不可不补。志书用来铺陈政体，表用来谱列年爵。当时可以考察得较为详实的，有历法、兵制、食货，志分为三类；有宰辅、七卿、封爵、职方，表分为四类：这些志、表不可不补。至于列传中的四夷、外国，志书中的礼乐、刑法，表中的公主、宗藩之类，都不能补写，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强阳余闰的时代，人民迁徙流离，国家受到逼迫而国祚短促；声教无法远播，制度也来不及修明。百年以后，执笔作史的人又从哪里搜求确实材料呢！唉！对于简略之处加以注释，是为了说明篇首到篇末的次序；对于缺失之处加以补充，是为了斟酌品评史事的条理。像这样的原则，可以作为万代共同的准绳。然而有些作者已经开始编写却没有完整叙述，有的续写到末尾却没有完成，有的任凭感情而失去公正；我对此很忧惧！如果说这是为了宣扬褒奖、裁断贬斥而彼此以法绳相约束，那我哪里敢这样做呢！寎月既望。三 按这部书体例上的不完善，只是小问题。记载事情却不加核实，凭什么把事实传给后世？所以又不能不加以辨析。

译刘、黄等殉节传记中，叙述列入迎降的公侯共二十人，其中有怀远侯常延龄；这是诬陷，也是其中最大的失实之处。考察常延龄字乔石，号苍谷，是开平王常遇春的第十二世孙（一说第十四世孙，待考）；性情刚强爽直，有远大志向。承袭封爵后，任南京锦衣卫指挥使，遇到事情敢于直言。崇祯年间，曾分条陈述时政，上疏十二次，皇帝深为嘉许叹赏。当时姜采、熊开元因弹劾周延儒而下狱，他抗疏请求释放二人；又写信给周延儒，以文彦博营救唐介的故事激励劝说，朝廷舆论赞许他。福藩建立政权后，他又弹劾马、阮扰乱政事的罪行，没有得到答复；于是立即辞官离去（一说出家为僧，号苍谷）。乙酉年以后，他和夫人徐氏——中山上公的爱女（《秋室集》作“季女”）——在金陵湖墅种菜，携手隐居，靠贫困生活也安然自得。死时没有钱办理殓葬，友人白大生、胡星卿凑钱赠送丧资，才得以下葬。乾隆初年，后裔执桓向各位名士求诗，众人竞相作《开平王孙种菜歌》来赞美他；厉征君鹗所说“可怜一纸《鉏奸疏》，却裹长街卖菜钱”，指的就是这件事。乔石的志向操守，本应与徐逸度、刘雪舫合传，却竟然和叩头投降之流相提并论，记载失实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唉！世事沧桑，田园如瓜地，旧侯爵漂泊无定；偶然相逢于宝玦之间，洒泪时又有谁怜惜！他没有穷困到无路可走、乞求卖身为奴，已经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而像常延龄、徐氏等几位君子那样始终不改其节操，实在是史册中罕见的事；钟山、太坛也因此增色。逸度，就是世人所称的遂初老人。仁和吴处士颍芳曾为他撰写传记，大意说：“老人姓李，名南；字逸度，号遂初。家在金陵。国初来到杭州，隐居东郭艮山，以卖药自给；八十五岁去世。起初，老人隐藏踪迹、隐去姓名，抛弃家业远走，和昆山李氏的儿子一起逃亡，彼此以伯、季相称，所以姓李；来到南方，故名南，但都不是真实姓名。病危时，儿子嘉锡跪下请求他说明宗族姓氏来源和姓名；他瞪眼斥责，始终不说。因此他的子孙茫然不知自己出自哪一姓氏。老人不与世人交往，来往的遗民、隐逸老人只有徐坚石、施蕙农几人。颍芳得以见到金翁厚余，他是徐坚石的弟子；颍芳从老师那里听说：‘老人是徐中山的后人。’ 先人又属于外家吕氏，曾任韶州司马。遭逢国难，辗转艰难来到这里。诗歌郁结而豪迈，令人可叹可泣，大多已经失传；现存的有《楚归吟》一卷、《村居漫兴》一卷、前后《梅花二百咏》。”关于逸度的事，其他地方没有见过；如果没有吴处士为他撰传，也将湮没无闻了。雪舫名叫文照（《秋室集》作“照”），就是所谓的新乐小侯；附见于魏禧、王源两家所作《新乐侯传》中。因为乔石被诬陷，连带说到他们，是想让撰写史事的人知道，考核事实不可懈怠。虽然如此，孝廉向来很有史才，也颇能裁断。他诬陷乔石，确实是被野史传闻的错误迷惑，没有来得及汇集材料加以核实罢了；评论者千万不要因为一件事的过失就概然怀疑他！余月癸亥朔，□□书于葿香■〈厂外串内〉。起初，寎月下旬，仁和□□□邀请我一同到□□月湖，留在南山房三天，把谈论史事作为饮酒的助兴。又一起拜访□□□，主人在芳椒堂留客，我们三人谈论史事一整夜才分别。这一天，我刚从石溪回来。附录钱秉镫《田间诗集·湖塾种菜歌》金陵城东湖塾村中，住着隐居的开平王孙；通侯的高门府第如今已经没有了，往日豪华的气概也不复存在。开平王距今已经多少代，五王之后只有您还在。过去人们争相称说青门（《秋室集》作“故侯”）瓜，如今却只有湖塾菜值得一提。问谁把新鲜蔬菜种满一畦？全家生计只有三个人；一年到头拿着锄头在菜畦里，妻子能够做饭，儿子负责拾柴。作为您的妻子也实在太辛苦了，当年娇贵的生活难以相比；头戴翟珈、受赐出嫁的小侯妻，是珠翠装饰的上公之女。城里人还记得她出嫁时的服饰，妾媵多得如云，衣饰珠光灿烂；台前照镜转动梳髻，架上熏衣飘散管香。一旦家业散尽，最后相对的只有两头白发；早已厌弃府中的笙歌，迁到村里操持汲水舂米。村中井臼靠着柴门，卖菜还担心一年到头挨饿；漫漫长夜不肯烧柴取暖，只能坐着，十指被寒冷冻裂，旧衣也破了。东川子孙是公主后裔，妻子儿女贫困而行将沦没，心中常常惭愧；听说您的妻子十分悲伤，也无心再打算求买奴婢。又有胡星卿的《茅屋歌》。白鹭洲连接着大江的水边，牧马的孩子来往，马群因此惊动；先生避世隐居，究竟去了哪里？原来全家住在公主坟附近。三间茅屋靠着坟脚，门户歪斜，用草绳捆扎；篱笆外时时听见砍柴妇人的喧声，树下常有渔船停泊。先生田里没有一石租粮，只靠《青囊书》勉强糊口；春意深浓时，妻子儿女争着锄菜，水位下降后，兄弟们共同养鱼。可怜茅屋多年破败，五柳树荫下还留下让客人坐的地方；风雨连绵十多天不能出门，先生高卧不起，全家都挨饿。先生本是公主的孙子，当年驸马最受皇帝恩宠。驯象门西边曾建有府第，直到今天遗址仍清晰可见；府第荒废，坟园冷落，细竹寒花徒然布满山岭；洗菜还传说要经过金水桥，灌溉菜畦争着到琉璃井汲水。东川的战功到晚年才得到酬报，驸马还蒙受少主优待；靖难的军队到来时家已经破败，子孙不久便失去了东川侯爵位。虽被夺爵，仍加授主国的名号；上书请求恩典，没有不获答复的。下降一事听说在高帝年间，问安时还看到了英宗的诏书。诏书历经数朝，墨迹仍有光泽，龙纹纸和宝篆字样的诏书珍藏在枕中；主家的法物一朝散尽，朴素的只留下驸马的床。驸马的床竟如此朴素，由此可见建国初年的风俗并不奢侈；当年从椒房宫赐出，如今却锁在茅屋里。茅屋相对，已经过了多少个春天；终年抱膝而坐，竟不知道贫困。敲门来访的，多半是先朝的爵臣；失意困顿时，常怜惜自己是帝室的亲属。先朝帝室如今还剩下谁呢？住在茅屋里苟且度日的人，请不要责怪！你没看见开平王的孙子、怀远侯吗？他让妻子儿女背柴，自己亲手种菜。

译厉鹗《樊榭山房续集·开平王孙种菜歌序》说：“常延龄，字乔石，号苍谷，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十二世孙。承袭怀远侯爵位，任南京锦衣卫指挥使。他有贤能的品行，曾上疏弹劾马、阮。明朝鼎革以后，他和夫人徐氏——中山上公的爱女——在金陵湖墅种菜。裔孙执桓请求作诗，诗说：‘高皇刚平定江南的那一天，采石矶头的功劳最大；横行十万军中的常将军，使山河永远稳固不失。历经沧桑仍守节，有这样贤能的孙辈，钟山秋色苍青，映入泪痕；飘零的大树已经看不见了，困顿的故侯又何足论说！中山王志同道合的深闺妇人，曲折地把天吴纹样从旧绣品上移来；谁知道一同隐居灌园的人，都是异姓受封分茅的后代！几道田埂的荒畦并不是赐田，晚菘早韭靠寒泉滋养；可怜那一纸《锄奸疏》，如今却只能换来在里巷长街卖菜的钱。归来后仰卧俯坐，栖身在简陋屋舍，仍胜过戴貂蝉冠、乘舆车、混迹皂隶之中；凤台园里花木荒芜，仿佛鬼迷其间，鸡鸣庙前狐狸在雨中长啸。徒然向金陵凭吊夕阳，百年寂静，只剩一座孤坟；篱笆边还开着东风菜，任凭空旷原野被野火焚烧。’” 四 明末南都的灭亡，是亡于左良玉向内部进犯；福京的灭亡，是亡于郑芝龙接受敌方款约；滇中的灭亡，是亡于孙可望迎接投降。这三个人，是南疆兴亡的一个重大关键，都应列入叛臣之中。《逸史》把郑芝龙列在《郑成功传》之前，又把孙可望附在《李定国传》中，这是对的；却唯独不为左良玉立传，为什么呢？庄烈愍皇帝临天下十七年，而内阁宰臣竟至五十人；与汉武帝五十四年间任相的十三人相比，几乎超过十倍。国变以后，在朝廷和民间幸存的有十九人；南北死难的三人（范景文、傅冠、蒋德璟）；被贼人拷打掠夺而死的四人（陈演、魏藻德、方贡岳、邱瑜）；出仕本朝的二人（谢升、李建泰）；起兵保卫乡邦的一人（王应熊）；诈降的一人（方逢年）；出仕闽、粤的三人（黄景昉、何吾驺、黄士俊）；在家终老的五人（钱龙锡、吴甡、孔贞运、钱士升、范复粹〔范复粹，据《秋室集》补〕）。五人之中，机山去世时，王师还没有攻下金陵，那里仍是赵家的土地，他还算得上没有愧对完人的人。至于兴化自我表白，说道：‘远远追随微子、箕子的狂放逃遁之迹，始终坚守龚胜、谢夷吾称病隐卧的心志；凛然守住岁寒不改的节操，归来朝见君父。’又说：‘把溪塘当作大地窖，把胆薪当作毡雪，把冠履当作汉节。’他的志向和操行虽未必完全如此，但与香山、顺德相比，显然大不相同。《逸史》记载了何、黄，却遗漏钱、吴，为什么呢？史阁部开府扬州时，礼贤馆中的士人有桐城蒋臣（一个）、长兴李令晢（霜回）、归德侯方岩（叔岱）、乌程韩绎祖（茂贻）等人；瞿留守驻守桂林、何督师镇守长沙时，两位公卿幕下有吉州施□□（伟长）、益阳郭良史（野臣）、长洲史记言（伯顾）、钱塘潘问奇（云客）、临山倪国锦（玉成）等人：有的核查军粮军需，有的筹划战守，有的谋划控制荆襄、扼守巩洛，有的提出收复山东、攻取河南的策略，有的守卫被围城池、共同保卫山河疆土达四年，有的监制降将、商议分守雄镇达十三年。后来天命已经转移，人力谋略很少能奏效；三位公卿杀身成仁，诸位君子也隐迹于汐社，发誓守持谷音，难道与西台痛哭的谢参军、向北遥祭的王上舍有什么不同吗？可是《逸史》竟一概没有编写他们，这又是为什么呢？协助督师筹划南楚军务的，除了章、堵二公以外，长沙陶汝鼐（仲调）、宿松张凤翥（威赤）、吴江吴晋锡（兹受）是其中的次要人物。他们在崎岖的衡、永之间跋涉，转战湖、湘，挥动仿佛能使太阳回转的戈，拔出刺穿冲天星辰的剑；在军中竭尽劳瘁，与南北两院大致相同。然而《逸史》连他们的姓氏也遗漏了，这又是为什么呢？甲、乙年间，大河以北树立义旗的人纷纷响应：长山有刘孔和，掖县有赵士哲（《秋室集》作赵哲文），文登有满之章，鸡泽有殷渊，上谷有周永宪，德州有谢陛，沛县有阎尔梅。这些人都是临江节士、扶风豪士一类的人物，事情不能以成败来评定，君子应当取其志向才是。可是《逸史》只在《凌駉传》中附带提到谢陛的姓名，在《义士传》中叙述刘孔和的事，其余人连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这又是为什么呢？其他如记载殉节之士，遗漏了洪后府祖烈、蒋都督若来；叙述贼臣，却混入了顾镇远鸣郊、唐左都世济；记载义兵，则没有列入周耀始等人；记录宗室后裔，则没有提到朱谊■〈氵斗〉一类的人；以至于苏门三贤、海虞三义、西泠五君、中吴四文学、四明六狂生这类声名显著、众所周知的人物，遗漏的还很多；更何况那些退隐逃遁的大臣、隐晦自守的士人，失于编录的又怎能一一列举呢！三藩的记载相当繁多，就我所见并加以评论的而言，没有比这部书记载得更详细完备的了，但仍有这样的遗憾。史才实在太难了！南丰曾氏说：‘修史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即使有非同寻常的功勋、伟大的德行和奇特的事迹，也会被掩暗而不彰显、郁结而不得发扬；而那些残暴琐碎、奸邪凶恶的形状，却可能侥幸被掩盖。这难道不是所谓黑白颠倒、律吕失序吗？’所以我为这部书作跋，不怕一再招致言辞烦琐的讥评，根本都是以曾氏这番话为准则；实在是因为修史的规程，必定要为万世留下可以效法和警戒的准则，不能拘泥于个人的是非。何况明朝南疆国统多次更替，史家又放任疏略；如果不趁现在评论编次，过了几十、上百年，文献无从查考，那么掌握笔削之权的人将凭什么取信呢？因此，揭发隐情、惩治奸恶、补缀缺漏，正是希望我辈君子去做的事！昭阳干月之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五

译关于三藩的野史，我嫌《逸史》采录得还不完备，已经把它们一一摘出名目，杂入第一篇跋文中；近年来浏览群书，拿所见所闻加以核对，又知道前一篇跋文遗漏的仍然很多。现在续列如下，以作补充：有《三朝备要》（邹洁）、《三朝诏令》、《三朝奏议》（两种都是沈宋圻）、《三藩总记》（茅元铭）、《三藩遗事》（吴锵）、《三王纪载》（《秋室集》作《五王纪载》）（沉谀）、《野史亭剩录》（钮应斗）、《明末闰录》（胡虞裔）、《明季闰历》（唐元迪）、《残明册府拾遗》（金邦柱）、《残明书》（瞿某）、《樵史》（无名氏）：这些都是合并记载三藩的。有《光武纪年》（吴鉏）、《乙丙时事》（周灿）、《南福两京实录》（李沂）、《余烬前录》（呼谷）：这些都是兼记福藩、唐藩的。有《中兴金鉴》（张应鳌）、《中兴时政录》（金镜）、《白云述》（张鹿征）、《山阳录》（陈贞慧）。大概是借用了汉献帝的事，并不是取法向秀《思旧》的意思）、《圣安书法》（戴笠）、《圣安北狩事迹》（无名氏）：这些都是专门记载福藩的。有《闽粤外史》（殳京）、《闽广遗闻》（沉应瑞）、《隆永编年》（王隼）、《隆永两朝统纪》（郑逢元）、《隆永两朝奏议略》（无名氏）：这些都是兼记唐藩、桂藩的。有《浙闽交恶事略》、《江东争诏录》（两种都是无名氏）：这些都是兼记唐藩、鲁藩的。有《闽小史》（沉应旦）、《思文纪略》（戴笠）、《福京遗事》（林佳玑）、《绍宗实录》（永历史臣）、《唐王始末》（无名氏）：这些都是专门记载唐藩的。有《粤滇小史》（沉应旦）、《粤滇播迁录》（孙尔元）、《滇黔逸事》（韦人龙）、《滇南外史》（昆明无名氏辑录）、《黔史》（钱某）、《余烬后录》（呼某）。谷的儿子）、《行在春秋》（《秋室集》作《行在阳秋》）（戴笠）、《残明纪事》（无名氏，另一作《大明纪事》。前有桐山罗谦的序；与第一篇跋中所列合记三藩的书名相同而实际不是同一本）：这些都是专门记载桂藩的。有《海外》（一作《上》）《恸哭记》（黄宗羲）、《玺庵逸史》（林时对）、《鲁春秋》（戴笠，与周齐曾所撰者同名）、《雪交亭录》（高宇泰）、《井中录》（李文缵）、《闻变录》（朱金芝）、《江东闰位记》（沉自鋋）（《秋室集》将“鋋”作“诞”）、《沧田录》（《秋室集》作《圣田录》）（全祖望）、《舟山纪略》（无名氏）：这些都是专门记载鲁藩的。有《福王谥法考》（周朱耒）、《甲乙义师始末》（陆云祥）、《蜀乱纪略》（费经虞）、《赣州失事》、《绍武争立》、《沙定洲纪乱》、《赐姓本末》（四种都是黄宗羲）、《南楚抚贼记》（李夏器）、《楚事略》（郭贤）、《粤中记事》（瞿昌文）、《东宁纪年》（陈忱）、《东宁纪年续》（钱元觉）、《翁洲寓公诗小传》（全祖望）、《扬州殉节纪略》（无名氏）：这些都是专门记载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有《忠孝见闻录》、《甲子纪言》（两种都是邵泰清）、《丙丁杂志》（侯岐曾）、《思旧录》（黄宗羲）、《三冈志略》（董舍，另名《莼芗赘笔》）、《余生录》（张茂滋）、《见闻实录》（拜鹃山人，《秋室集》作拜鹘山人）、《乙丙日记》（叶继武）、《硕果录》（沈兰谷）、《正气录》（共两种：一为林时跃，一为张贞生）、《破梦闲谈》（沉寿世）、《忠烈传》（陈鼎。按陈鼎撰写《东林列传》的自序说：“我带着笔在国内奔走，凡舟车能够到达的地方，足迹全都到过。二十多年间，访查死难、死事的忠臣义士，共得到四千六百多人，节妇烈女还不在内；摘录他们的事实，写成《忠烈传》六十多卷。稿子写成后，想把它呈送史馆。带到京师，寄居崇文门；夜里被小偷剖取而去，只剩下姓名录五卷，那其实只是目录。这部传记中的忠烈人物，只剩下五十分之一罢了”）、《明遗民所知传》（邵廷荣）、《金陵小史》、《殷顽录》、《大事记》、《山中见闻录》、《北楼日记》、《野老漫录》、《梦华潭客谭》、《乙丙识小录》、《龙汉纪年》、《劫末记》、《偷生私记》、《嘘烬杂言》、《菜圃旧话》、《蕉园录余》、《旧京纪闻》（十五种都是无名氏）：这些都是杂记时事，有的专门记载殉难者，有的兼及遗民。

译有《平寇志》（彭孙贻）、《寇事编年》（戴笠）、《甲申杂记》（无名氏）、《崇祯五十辅臣传》（曹溶）、《崇祯四十九阁臣传》（吴世杰）、《崇祯阁臣行略》（陈盟）：这些都是牵涉并记及三藩的。有《宏光大统历元》、《东武四先历》、《永历大统历书》、《鲁监国大统历》：这些都是历志取材所用的书。有《南京缙绅录》（共三种：宏光甲申年两种，秋、冬；乙酉年一种，春）、《福京缙绅录》（另名《行在缙绅便览》，有唐藩的序，共两种：隆武乙酉年一种，冬；丙戌年一种，春）、《行在缙绅录》（共三十五种：永历丁亥年两种，缺春、夏；戊子年四种；己丑年三种，缺夏；庚寅年三种，缺秋；辛卯年两种，缺春、冬；壬辰年四种；癸巳年四种；甲午年四种；乙未年四种；丙申年两种，缺夏、冬；丁酉年一种，缺春、夏、冬；辛丑年三种，缺冬）（《秋室集》将“辛丑三，阙冬”作“戊戌二，阙秋、冬”）、〔《监国搢绅录》（共十六种：乙酉年一种，冬；丙戌年四种；丁亥年三种，缺秋；戊子年四种；己丑年两种，缺夏、秋；庚寅年一种，夏；辛卯年三种，缺冬〕（据《秋室集》补）：这些都是年表取材所用的书，也足以考察当时各位大臣历任的官职。那些收藏在破墙中的书、废阁里的藏书、铁匣中的书、辗转收藏的典籍，当时怎么可能全部见到；不只是书本身，连书名目录也有无法知道的。此前后两篇跋文所列的各种书，我通过借阅、在书市查阅得到的不过十分之五；大半是从传记以及藏书家著录中零散看到的。如果有一天打开名山中的藏书，能够见到从未见过的书和书目，那么对于编纂校注《逸史》的人帮助会很大，难道仅仅是补足我这点遗漏吗！旃蒙单阏年闰月二十五日，丁未日。按：朱英《播迁日记》一卷，记载南都城破之事。《说铃》中有《谈往》一卷，是花村看行待者所著，其中颇多涉及项煜、丁魁楚等人的事情。林评事荔堂（时跃）的《正气录》，专门记载四明殉节的士人，所以又名《甬东正气录》。大概是他与徐监纪霜皋（凤垣）、高员外隐学（宇泰）共同编写的。荔堂另有《甲申以后丹史》，见于全氏《鲒埼亭》集。集中又收载吴少保峦稚（钟峦）的《稚山丛谭》、《文史》（全氏《稚山先生残稿》序说：“听说先生在翁洲编纂《文史》一书，都是同时诸公的作品，足以作为桑海以来的史料，篇帙很多；这是前朝的珍宝。如今也无法查问了。”我的舅父沈明府北垞说：“我见过这部书，没有卷帙名称，共二十册，每册约一百多页；是金处士耿庵亲手抄写的。后面有自跋，只记下写完的年月。朱上舍文游旧藏的记载江东之事的抄本，大多是讹传，即使黄耒史也不能避免。”《文史》大半可以作为鲁监国实录，我又把从亡诸君子的《指南录》、《蹈海编》收入其中。可惜黄、全两位先生都没有见过它）、冯侍郎簟溪（京第）的《中兴十二论》、华简讨默农（夏）的《对簿录》、全征君北空（吾骐）的《梓里诸忠传略》，以及无名氏的《海上遂志录》、《使臣碧血录》、《南都杂志》、《戾园疑迹》等书。王文简《池北偶谈》记载有《弘光大事记》（一作《弘光大纪》）。这些都是残明的史料。现在抄录出来，以补足前后两篇跋文的缺漏。

译关于鲁藩的事迹，没有比耒史记载得更详细的，也没有比谢山考订得更精确的。读《鲒埼亭内集》、《外集》，哪里只是一本《鲁春秋》；其中还间或涉及三藩。他的文辞慷慨淋漓，比耒史更加充沛，仿佛出自邓光荐、谢皋羽、郑所南一流人物之手。而谢山本来就是奎章阁中的人物，竟也有这样的文章，真是奇异！两集都还没有付雕刊刻，传抄本彼此不同。因此把碑版、事状、传记以及杂著的目录全部抄列在后面，使将来重新承担兰台史职的人有所依据，应当胜过吕复所说欧阳佑、黄盅的记录了。碑版六十二篇：直隶宁国知府玉尘钱公神道表（敬忠）、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保吏部尚书谥忠介钱公神道第二碑铭（肃乐）、兵科都给事中董公神道表（志宁）、锦衣徐公墓柱文（启睿）、处士四岑张先生墓版文（槤）、建宁兵备道佥事鄞倪公坟版文（懋熹）、翰林院简讨兼兵科给事中箕仲钱公些词（肃范）、故张侍御哀词（梦锡）、管江杜秀才窆石志（懋俊）、雪窦山人坟版文（魏璧）、故兵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煌言）、太傅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华亭张公神道碑铭（肯堂）、太傅大学士张公神道碑侧记、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黄宗羲）、亭林先生神道表（顾炎武）、二曲先生窆石文（李颙）、应潜斋先生神道表（应撝谦）、施石农先生墓志铭（相）、祁六公子墓碣铭（班孙）、沈甸华先生墓碣铭（兰先）、蜃园先生神道表（李天植）、鹧鸪先生神道表（黄宗炎）、中条陆先生墓表（宝）、忍辱道人些词（朱金芝）、故兵部员外郎叶庵高公墓石表（宇泰）、李驾部墓志铭（文缵）、天多老人墓石铭（杨秉弦）、钱东庐征君墓表（廉）、南岳和尚退翁第二碑（李宏绪）、子刘子祠堂配享碑、舟山宫井碑文（以上《内集》）、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保谥忠襄孙公神道碑铭（嘉绩）、户部右侍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赠户部尚书崇明沈公神道碑铭（廷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公墓前石碑（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公神道阙铭（江）、太师定西侯张公墓碑文（名振）、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眉仙冯公神道阙文（元飂）、仪部韦庵李公阡表（棡）、监察御史退山钱公墓石盖文（肃圃）、职方主事兼三钱公坟铭（肃遴）、监纪推官叶虞钱公墓志铭（肃典）、钱八将军墓表（肃绣）、都督江公墓碑铭（汉）、张太傅守墓僧无凡塔志铭（汝应元）、大理寺评事林先生阡表（时跃）、淮扬监军道佥事鄞王公神道碑铭（缵爵）、嵩明州牧房仲钱公两世窆域志铭（士骕、美恭）、按察副使监军赣庵陆公墓碑铭（宇■〈火鼎〉）、杨职方莹志（文琮）、晦溪汪参军墓碣（涵）、施公子墓碣铭（邦玠）、娄秀才窆石志（文焕）、薛高士冢阙文（士术）、湖上社老晓山董先生墓版文（剑锷）、陆佛民先生志（观）、陆披云先生阡表（宇燝）、宗征君墓幢铭（宜）、范处士坟版文（兆芝）、叶处士志（谦）、穆翁全先生墓志（美樟）、族祖苇翁先生墓志（美闲）、先曾王父先王父神道阙文（大和、吾骐）。以上属于《外集》。事状十八篇：浙抚右佥都御史分巡宁绍台道金坛于公事略（颍）、太常寺卿晋秩右副都御史玺庵林公逸事状（时对）、阳曲傅先生事略（山）、陆丽京先生事略（圻）、邵得鲁先生事略（以贯；以上《内集》）、礼部尚书仍兼通政使武进吴公事状（钟峦）、工部尚书仍兼吏部侍郎上海朱公事状（永佑）、兵部尚书兼掌都察院事钟祥李公事状（向中）、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达州李公研斋行状（长祥）、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尚书督师金华朱公事状（大典）、华氏忠烈合状（夏、张夫人）、杨氏四忠烈合状（监纪推官赠兵科给事中文琦、职方郎中文琮、监察御史赠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文瓒、都督府都事文球、张夫人、沈夫人）、屠董二君子合状（驾部屠献宸、推官董德钦）、王评事事状（家勤）、都督张公行状（廷绶）、兵科都给事中前知慈绤县事江都王公事略（玉藻）、李杲堂先生轶事状（邺嗣）、钱蛰庵征君述（光绣）。

译以上属于《外集》。传二十五篇：庄太常传（元辰）、周思南传（元懋）、陈光禄传（士京）、沉太仆传（光文）、贞愍李先生传（桐）、周监军传（元初）、毛户部传（聚奎）、周布衣传（西）、陆桴亭先生传（世仪）、万贞文先生传（斯同）、刘继庄传（献廷）、李元仲别传（世熊；以上《内集》）、吴职方传（祖识）、徐都御史传（孚远）、推官温公传（璜）、夏万亨传、周之藩传、宋菊斋传（龙）、陆雪樵传（昆）、陈仙传（王宾）、李梅岑小传（国标）、沉隐传、甬上桂国三公传（任斗墟、余鲲起、陈纯采）、七贤传（周昌会、周昌时、邵以殴、邵似雍、姚胤昌、姚宇昌、陈自舜）、石萨传（以上《外集》）。记十三篇：太保钱忠介公画像记（肃乐）、钱忠介公降神记（同上）、涧上徐先生祠堂记（枋）、访寒崖草堂记（骆国梃）。以上属于《内集》）、张督师画像记（煌言）、义武将军戴少峰画像记（尔惠）、《梅花岭记》（史可法）、张相国寓生居记（肯堂）、囊云先生云树记（周齐曾）、枝隐轩记（周元懋）、余先生借鉴楼记（■〈木上品下〉）、方子留湖槎记（授）、不波航记（陆宇■〈火鼎〉；以上《外集》）。序十九篇：明故太仆思庵沉公诗集序（光文）、姜贞文先生集序（垓）、钱侍御东村集序（肃图）、董高士晓山墨阳集序（剑锷；以上《内集》）、钱忠介公全集序（肃乐）、张尚书集序（煌言）、雪交亭集序（高宇泰）、周先生囊云集序（齐曾）、观日堂集序（陆宇）、董户部揽兰集题词（守谕）、稚山先生残集序（吴钟峦）、吴少保集序（同上）、冯侍郎遗书序（京第）、陆大行环堵集序（文虎）、明鹤草堂集序（林时跃）、春酒堂文集序、□杲堂诗文续钞序（李邺嗣）、礐樵先生集序（李文缵）、耕石老人诗集序（李文纯）。以上属于《外集》。杂著四十六篇：题《三山野录》、为明故相胶州高公立祠议、与绍守杜君考正成仁祠祀典议、示定海令、《节愍赵先生传》纠缪、记范孝子事、《周躄堂事辨诬》（以上《内集》）、题《江变纪略》后（两则）、《残明东江丙戌历书》、跋梨洲先生《行朝录》（两则）、彭仲谋《流寇志》跋、题《天南逸史》、题《岭表纪年》（两则）、题《庚寅桂林百官簿》、题《所知录》、题《也是录》、题《海上遂志录》、读《使臣碧血录》、《幸存录》跋、《续幸存录》跋、《汰存录》跋、题《蝗蝻录》、题《南都杂志》、题《戾园疑迹》（三则）、跋《三垣笔记》后、题《潭西草堂忆记》、题恽氏《刘忠正公行实》后、《明大学士熊公行状》跋、题《陆鲲庭陈元倩传》、题《马士英传》、题史阁部传、跋《始宁倪尚书墓铭》、题薛岁星作《王武宁传》、题《徐俟斋传》、题《田间先生墓表后》、跋《明崇祯十七年进士录》、题《徐狷石传后》、跋王节愍公札高鸿胪梦箕手迹后、跋林太常《挽姜给事诗》、答陆聚缑编修《论三藩纪事帖子》、与史雪汀论《明季纪述》帖子、答赵征君谷林《论啸台集》帖、与绍守杜君、札移广东志局论佟督不当立传帖子、与卢玉溪先生求钞《续表忠记》帖、答万西郭问魏衣白《息贤堂集》帖（以上《外集》）：以上总共一百八十三篇。六 前明功臣中六位亲王的后代，世代承袭公侯爵位，全都与国家共始终。等到明朝灭亡，殉难的只有黔宁沐氏一家，可以说没有辜负世代为臣的身份。至于中山徐允爵、宏爵，开平常应俊，岐阳李祖述，宁河邓文郁，东瓯汤国祚这些人，当豫王攻下金陵时，争先恐后迎接投降；虽说是认识到天命所在，但为什么把故国抛弃得像破鞋一样呢！他们是曾在白马盟誓、丹书立誓的世代贵胄，三百年来长久保有分封玉玺的封爵，永远免除酎金之罚；一旦羸弱的君王捧着璧玉投降，贵族大族丢下武器，龙种无所归依，转眼间全都化作尘土；难道不可悲吗！何况陪都赐葬之地，紧邻孝陵；剑、鞋、衣冠等遗物，仿佛每月还在游历，情景如同昨日。他们徐允爵等人踏着陵寝园林的霜露，心怀创业初年的风云，却从未听说因之激发孤愤，反而低头屈心，苟且偷生，真是徒有人的面孔而已！后来在金山整军、远望陵墓遥拜而三军都痛哭的，究竟是谁呢？我知道明太祖在天之灵和五位亲王，一定会痛心皱眉，不愿有这样的臣子，也不愿有这样的孙辈。

译然而五王的后代，也不能说真的没有人了。我曾经表彰常延龄、徐南。近来又搜集考订遗文，得到徐宏基、仁爵、李升、李锡祚、锡贡、邓文昌、汤南金、常元亮几个人，他们都无愧于旧家乔木。徐宏基在崇祯年间承袭魏国公；甲申之变时，南都诸臣迎立福王，在他家中议定。第二年金陵失守，宏基带着妻子儿女逃到吴江，藏身于进士袁世奇家。宏基身材魁梧高大，胡须长过腹部，骨节清奇；每天和村童、牧童在田间小路上闲游为乐。袁世奇是个迂腐的读书人，不懂时势，常常以匡复明朝相劝；并且称宏基地位高、声望重，举事一定会成功。宏基心意被打动，于是树立旗帜招兵，但粮饷接济不上，便制定助饷的办法，劝说村庄富户捐助。当时有个叫陆醇儒的人，家境富裕而且强悍；他的弟弟和客人一同经过邻村，宏基派人邀来，把他按在厅堂中强迫跪拜，告知他要助饷，他坚决不从；宏基便把他拘禁在暗室里，使他受困受苦。客人逃回去，报告了陆醇儒；醇儒十分害怕，悬重赏召集兵众，应召的人像麇鹿一样纷纷而来。正逢吴淞总兵黄蜚战败而死，他的部将田胜嘉收拾残兵败卒，在湖、泖之间徘徊；醇儒用厚重的钱财向田胜嘉求兵，得到三百人带来。于是乘夜出发，先派健壮的仆人登上袁家屋舍，进入囚室，把他的弟弟扶出来；随后率兵进攻，把袁、徐两家的家属全部拘捕杀死，投入湖中，连同躲在袁家避难的湖郡绅士也全都遭难。宏基拿着长矛冲出，投奔湖边的叶氏；叶氏害怕招来祸患，把他捆起来送给陆醇儒。陆醇儒把他拴在柳树上，命军士集合鸟枪将他击毙。他的儿子十五岁，刚被围困时，登上屋顶射出三支箭，杀死三个人；不久被擒，也被乱箭射死。田胜嘉、陆醇儒抄没袁家的财产，装满两艘大船离去。（沉彤《吴江县志》说：“《明史·徐达传》：宏基死，谥号‘庄武’；儿子文爵，承袭爵位。”又《南都缙绅录》说：“甲申秋，宏基守备南京。”乙酉春没有他的名字，怀疑《大事记》所说的不是宏基的事。按施世杰《酉戌杂记》、茅元铭《三藩总记》、陆云祥《甲乙义师始末》都记载了此事。施氏说：“宏基在南都时，与马、阮不合，退职；儿子文爵承袭公爵。”茅氏说：“永明王听说宏基倡导义兵而被害，赐谥‘庄武’。” 据此看来，《明史》把退休误作死亡，又把永明王赐谥误说成福藩所赐。又按吴伟业《绥寇纪略未刻编》虞渊沉卷中说：“宏基于宏光元年春去世，谥号‘庄武’。”这就是《明史》所依据的材料。）宏基有个侄子叫仁爵，跟随鲁王到台州；鲁王在绍兴监国时，因功封为定南伯。长江上的军队溃败，他护送鲁王入海。丙申年，他和张名振一起攻打崇明，在海岛交战；战败后，与刘永锡同日死去。刘永锡，世人称为郁离公子，是文成十五世孙、孔昭的儿子；死时十七岁。李升字东君，是岐阳王的十七世孙。他身材矮小而精悍，善于骑马射箭，喜欢吟诗。任某军都督同知，年仅十四岁。甲申年春，闯贼逼近畿辅，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传檄各镇起兵勤王；李升向史可法请求说：‘君父遭难，臣子恨不得奋飞前往救援；我愿作为前军，飞驰而去抵抗贼军锋芒，只要给我五百人就够了。’史可法认为他说得豪壮；但因为他还是童子，没有答应。第二天（《秋室集》作‘异日’），大规模检阅军营时，李升拉开强弩射出九支箭，箭箭命中目标；史可法更加器重史德威。适逢援军尚未会合，而北都已经陷落。福王建立政权后，诚意伯孔昭与马士英、阮大铖相互依附，残害善类，史德威积愤难平。有一天，他在路上遇见孔昭，便举戟指着他，唾骂不止。孔昭大为恼怒，上奏章弹劾，罢免了史德威。史德威于是前往史可法军中任事，因为劳累过度，得了吐血病，回家休养。第二年南都陷落，他逃到天台做和尚。丙戌年，浙东又陷落，他痛哭发狂而死。他曾作诗说：“只听说绛帊离开淝水，转眼又见青衣出洛阳”；又说：“天下仍悬着唐朝的日月，海中不要倚仗汉家的金汤！”这是为福王北去、监国入海而悲伤。锡祚也是岐阳王的后裔；他和弟弟锡贡都以勇武闻名。庚寅年，他们一同到舟山拜见鲁王，鲁王命令他们辅佐阮进镇守螺头门。大兵分三路攻下滃州，阮进在横水洋迎战，向敌船投掷火球，却因风向反转，火势转而烧到阮进面前，受伤很重；锡祚赶去救援，也被创伤，和阮进一起赴水而死。舟山城被攻破后，锡贡率兵进行巷战；战马跌倒，他被擒获，在四明被斩。文昌，字汝言，是文郁的弟弟。南渡时，任后军左都督。左军东下时，马士英把防守黄河的各军全部撤回抵御敌军。文昌到中书堂争辩，反复陈述其中的利害和大计。马士英理屈词穷，厉声说：“您是勋臣，不要干预国家大事！”文昌叹息着出来，于是弃官隐居在伞山天开岩。留都灭亡后，他听说唐王在福建即位，便渡海赶赴朝廷；唐王嘉奖他，命令他袭封定远侯，加授中府职务。他多次上疏请求唐王出关恢复国土，唐王下优厚的诏旨答复他；但受到郑氏牵制，始终不能任用。不久，唐王巡幸建宁，文昌与大学士曾樱留守福京。大兵进入景宁关，曾樱出逃，投奔厦门的郑成功；文昌慷慨激烈，割断喉咙而死，当时十九岁。他的妻子徐氏，是宏基的女儿，比文昌小两岁；先服毒而死。临死时，她对文昌说：“您不要自取侮辱！请让我先到地下等您。”闽人哀悼他们，把两人合葬在城北芙蓉山。南金，字廷献，是允廷的九世孙，对于宁河王来说是十三世孙。崇祯末年，任南京指挥使。他改变志趣，专心读书，借居中山徐氏的西园；招集名流组成诗社，颇有太平盛世王孙的风度。福王建立政权后，有人以将帅之才推荐他；南金见马士英、阮大铖扰乱政事，知道江南必然守不住，坚决推辞归去，隐居在都梁。

译国家变故后，他不再同世人交往，努力耕作来养活自己；他与常元亮是诗友。常元亮，字亦陶，是开平王的后裔。大雪之中，常元亮前去拜访他；只见三间草屋，屋顶破漏，雪水渗入，南金端坐在唯一没有渗水的一角，神态自若地吟诗。两人清谈了一整天，烧糠煨芋，各自吃了一碗，便告别了。戊戌年，永明王逃入缅甸；南金听说后，绝食而死。几年以后，常元亮因为郑成功己亥年长江之战无功而返，准备前往东宁，劝说郑成功再次起兵；他向妻子告别，对祖坟发誓，改装出行。到了浙右，在澉、乍两个海口想找船渡海，却没有找到；转到甬东，又没有渡成。他愤懑绝望，于是投海而死。唉！世代受国恩的勋臣之家，应当与国家同生死，在道义上不能再侍奉别的姓氏。宏基家的这些人都能舍生取义、实现志愿，没有辱没前人，也为五王洗刷了一次耻辱；即使说他们的光辉可以同日月争辉，也是可以的！古人曾对褚彦回说：“人们嘲笑褚公，直到今天想起这件事还觉得牙齿发冷！”那么，凡是甘愿做臣仆的人，难道还少有知道惭愧的吗？唉！旃蒙单阏年闰月己卯日。七 自古以来，宫廷内的严肃和谐，没有超过前代亡国之君的；妃嫔宫人的殉节刚烈，也没有超过前代亡国之君的。三代的情况姑且不论，自秦、汉以来，邯郸宫中鼓瑟，便有矫造玉玺、吝惜年寿的丑事；太液池边吹笙，便有踏歌于温室的淫乐。南风受到小吏宠幸，献容在荤庭受辱。杨花入宫门的歌谣，使丑陋的邻鸭受到讥刺；桑条回波的乐曲，使人以轻蔑的目光看待龙涎。齐、魏、周的中宫重婚，丑态毕露；安、齐、肃三位贵主两度嫁人，骞污不堪；金轮有聚麀的恶行，玉环承受鱼网的羞耻：这些都是所谓宫闱丑闻，是不便明说的。到了天水一朝建立国家，才稍稍整治宫廷教化；然而纳入祀像的俘虏嫔妃、宠幸提鞋的降后，任情纵欲，轻视礼法、放松禁防，也仍然损害并玷污了君主的德行。最后二圣在青城低头，三宫在紫盖山屈心；帝姬、御妾有一半进入金源的后宫，霞帔、孟蝉全都归入怯薛的帷帐。天道喜欢循环报应，难道不可信吗？明朝拥有天下三百年，历代皇帝很少有沉溺于专宠一人的，后宫也没有干预政事的嫌疑；约束自身有法度，险诈的进谒不能实行。像万贵妃、刘夫人、郑贵妃、李选侍这类人，虽然当时宠冠后宫，却没有被私下授予权力。这样看来，哪一代不是因为女祸兴起而发生大乱呢？然而，一个朝代的家法确实严明，太祖、太宗二祖留下的谋略也确实深远，所以甲申三月发生变故时，孝哀、孝烈二位皇后以及妃嫔侍从十多人、宫女二百多人，都一同为国难殉死。唉！铁骑攻打京城，宦官向盗贼作揖投降，皇帝与皇后相互扶持，仓促自尽；鲜血溅满宫门台阶，尸体堆积在瑶池。遍观往代史籍，记载亡国之事的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情形。后来各地藩王僭越称号，南疆流离困苦；但在宫廷和府第之中整顿妇女制度，前代的美好遗风仍没有消失。到了危亡关头，她们都能够显现节操。南都陷落时，潞王在杭州投降，潞王与福王的邹太后一起北去；渡过淮水时，太后窥见空隙，奋身跳跃，坠入急流而死。这一年唐王在福建即位，未满一年，唐王巡幸汀州，曾皇后随行；唐王将巡行江西，命皇后先行。刚出城西门，便突然遇到王师，皇后急忙投水而死。在此以前，杭州投降的第二年，江上的军队溃败，鲁王想逃往台州，催促元妃张氏一同出发；元妃拜了两拜，推辞说：“不要因为我而成为大王的拖累。”于是打碎瓷盘自刎而死。（《监国纪年》说：“鲁王命保定伯毛有伦护送元妃张氏与世子从定海出走，总兵张国柱劫持宫眷投降大清，元妃打碎瓷盘自刎而死。又有人传说世子被义士申毅暗中挟持带走，不知最终下落。”又说：“也有人传说，刎死的是宫嫔周氏，而张氏被杀。”考察《鲁纪年》《海上见闻纪》，记载与此相同。但《鲁春秋》《今鲁史》《江东闰位纪》《舟山纪略》等书都写作“元妃辞别鲁王而死”；应当是后者属实，现从此说。）监国后来又册立陈氏为妃；五年以后，舟山城陷，陈妃也投宫井而死，跟随她赴死的有十三人。（陈氏，《监国纪年》写作张氏，说她就是元妃的妹妹。考察《舟山兴废纪》《雪交亭录》《鲒埼亭集》等书，都写作陈氏。）又过了十一年，永明王在昆明遭难；马太后与王后从滇地进入燕地，走到黄茅驿时，两位太后推着车相互对望，因被扼住喉咙而不能说话，同时窒息而死。又考察与各位妃嫔一同殉难的人数，虽然没有北都那次多，但相对于孝哀、孝烈二位皇后，也足以增光。起初，永明王受制于孙可望时，寄居安隆；名义上拥有虚位，实际上和囚徒相似。永历六年十一月，发生了用杖刑打死坤宁宫常在郭良璞的事情。（常在是宫女的官衔。她的等级在夫人、婆子以下一级，在近侍之上。）安隆行宫局促狭小，宦官、宫人分班值宿护卫，其余人全都住在宫外。郭良璞原是宦官夏国祥的对食妻；十九岁，容貌美丽，机敏快捷，素来擅长三种绝技，能够击剑、骑马。她在安隆时，与巴东王妃关系很好。孙可望的亲信张应科有一天偷看见郭良璞，心里喜欢她。于是搬到巴东王府附近居住，早晚对她献殷勤，并且同巴东王关系十分密切，巴东王也亲近张应科；王妃也出来会见张应科，称呼郭良璞为“嫂子”，又对她非常尊敬。张应科因此得以同郭良璞私通。事情过了很久才被发觉，巴东王命令用杖刑打死郭良璞，又杀了内监李安国，并赐令巴东王与王妃都自行裁决。巴东王畏惧孙可望，只特意下了一道玺书，向他说明张应科的事情；孙可望只命令在朝门外杖打张应科。当时，皇帝的仪仗飘零萧瑟，翠华旗帜零落：在濮铅剑荔之间、木栏竹栈之中，这就是帝王居住的华丽宫阙；土灶芦帘，就是宫室的彩饰；蒟酱藤酒，就是御厨房的玉食；桂布賨幪，就是尚方所制的衮服；蛮地的花、犵族的鸟，就是上林苑的春色；露犬纨牛，就是帝王法驾的骏马。手持长枪、架起弩机，就算是大驾出行的仪仗了。流离播迁的惨状已经如此，而宫廷法令却仍然那样严肃；那么，有明一代宫禁之中帷帐内外有规矩，床席之间有区别，自始至终没有一时放纵；又有谁能因此怀疑燕归龙帐的春色、犬吠羊车的影子呢？《逸史》只详细记载曾皇后的事，其余都埋没不书。这样怎么能够彰明信史呢？像这些妃嫔，都应当在《纪略》中大书特书；否则，就另立《后妃传》来彰明她们，并附带记载郭良璞的事情，作为后世明亮的鉴戒，这样或许才可以。端蒙亶安窒寎之月壬子初一日，过了五日为丙辰日。八

译唉！迂腐空疏、平庸鄙陋的儒生，难道可以同他们谋划国家大事吗？他们的才干似乎宏大，实际上浅薄；见识似乎卓越，实际上鄙陋；器量似乎宽厚，实际上狭隘；学问似乎端正，实际上偏曲；操守似乎谨慎，实际上放纵。他们往往性情固执乖僻，放任残忍之心；挟持骄傲自大的气势，逞强发表执拗的议论。遇到事情便发言，不是说要以史书和鉴戒为证，就是说要援引经义；不是说要遵循古训，就是说要效法祖制。因此，明君会被他们弄得昏乱，分不清是非；聪明之士也不能洞察他们的诡诈。像这样的人，幸而处在太平盛世，把他们安置在闲散职位、奉行礼法、恪守职分，也就可以了；即使有所建议，也不会造成大害。不幸遇到世道艰难、国势危急，却又让他们掌握高位、占据要津，他们不懂得权宜变通，不考察时势，没有根据地强行聒噪，自夸敢于直言；怀有成见地妄加张扬，动辄夸耀自己竭尽劳瘁，那么他们给人和国家造成的祸害，就会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这就像桂藩诸臣阻止孙可望封王的事情。永历三年，孙可望请求内附并要求封王，是杨文烈劝说他而来的；满朝却说，本朝没有把王爵封给异姓的先例，三百年的定制不应当从今天破坏。首先提出这种说法的是金堡，主张这一说的是严起恒，帮助他的是文安之。杨文烈的话说得好：“国家危急了！不以虚名来招徕孙可望，难道要自行树立敌人吗？况且他本来就是大盗，过去使天下遭受毒害，宗庙社稷成为废墟；如今一旦归向义理，难道是朝廷的威势和恩德所能控制的吗？这大概是历代圣明先帝的神灵暗中启发了他。既然他前来，就应当明白显示给他异乎寻常的恩典，他一定会踊跃听命，也许可以收取万分之一的实效。为什么要听一两个腐儒的话，白白丧失大计呢？法律有沿袭和变革，形势有变化和转移；如今疆土已非从前，各项事务都已败坏，区区封王之事，难道还一定要拘泥于旧法吗？”等到宗室朱议■〈雨上豕下〉弹劾金堡把持朝政、误国时，杨文烈又说：“唉！朱君错了。给事中争论此事，朝廷下旨准许封王，使滇地归恩于皇上，又畏惧朝廷有人，这不是既怀德又畏威，两方面都得到吗？”杨文烈这些话，确实是通晓国家大体的人才能说出的。可惜各人对这些褒奖的话都像充耳不闻，没有一个人醒悟；最后只议定封孙可望为景国公，赐名朝宗。而堵允锡、胡执恭却都假传诏令，分别封孙可望为平辽王、秦王。孙可望的意图在于一定要得到“秦”王的封号；第二年，朝廷封他为冀王，他又不接受，反而派贺九仪等率兵入朝护卫，贼兵杀死严起恒以及杨鼎和、刘尧珍、吴霖、张再述等不肯给他秦王封号的人。于是，才真正把孙可望封为秦王。又过了一年，秦王的车驾到了安隆；每年制作开销银米册，向孙可望报告时，竟大书：“皇帝一员，每月支用若干；皇后一口，每月支用若干。”身处虎狼之地、蛇蝎之乡，苟延残喘，难道不是坚持反对封王造成的吗？否则，正如杨文烈所说，他虽然是盗贼，也未必不会接受诏命、感念恩德，始终守住臣节；怎么会萌生王莽、董卓那样的野心，效法李傕、郭汜那样的计谋呢？况且这些人难道没有听说唐德宗逃到梁州时，陆忠宣请求安抚李楚琳的事吗？李楚琳已经杀死张鉴，叛变投附朱泚；奉天之围解除后，又派使者入朝进贡。德宗不得已，任命他为凤翔节度使，但内心厌恶他；群臣又说：“如果不加防备，恐怕会产生窥伺之心！”因此李楚琳的使者几批到来，都被留下不予遣返。陆宣公上奏，大意说：“皇帝的车驾尚未恢复，最大的敌人仍然存在；勤王军队全在京畿以内，应当赶快召集，必须争分夺秒。商岭道路迂回而且遥远，雒谷又被盗贼扼守；现在仅能通行王命的，只有褒斜道。如果这条路又被阻塞，南北就将彻底隔绝。倘若李楚琳因此发怒，公然放肆猖狂；南面堵塞要冲，东面又牵连大奸，那么我们的咽喉就会被卡住，心腹和四肢也会分裂了！况且李楚琳本来的心意，只在于专门作恶。如今他能够在两方面观望，仍然是上天诱导他的内心；所以应当打通归附的道路，以成就大业。”又说：“自古以来，能够建立奇功、或拯救危难的人，未必都是行为端正的人。对于温良之徒，只要加以驱使、驾驭和驯服，关键在于掌握驾驭的方法。早晨还称他凶暴悖逆，晚上就说他忠诚纯正；开始把他当作仇敌，最后却任用他为卿相。知道陈平品行不端却不弃置他，恼怒韩信自立为王却最终仍封他为王，这正是汉高祖能够扩大帝业的原因；留下曾射中齐桓公带钩的贼人并任用他的才能，放下斩断齐桓公衣袖的怨恨而免除危难，这正是齐桓公、晋文公能够扩大霸业的原因。因此，处理当时事务的关键在于：即使有罪恶，也不得不容纳；适应时势的需要在于：即使是仇敌，也不得不用。千万不要接受浅陋儒生那种小节上的忠诚，以致损害恢复大业的谋划！”唐德宗看了这篇奏状，释然醒悟；善待李楚琳的使者，下优诏安抚慰问他，最终成就了中兴。所以史书说，唐德宗能够平定寇乱，不仅依靠神武之功和将士效力，也借助了文德之臣、心腹之士的帮助。孙可望的事情，同李楚琳大致相似；这些人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所以唐德宗的臣子中有一个陆忠宣，就足以匡正恢复社稷；桂藩的臣子中没有一个陆忠宣，就不足以偏据滇、黔。这并不是因为桂藩的才智不如唐德宗。《逸史》评论说：“小人败坏国家，人人都知道；至于庸臣败坏国家，即使贤能聪明的人也不能挽救，因为他们借用的托词看起来正当，却把祸患遗留给后世。”唉！这句话说尽了。即使如此，严起恒、金堡等人还不值得责备，我却又不能不对瞿文忠留守一事发出叹息！寎月祓还后的第十日甲子。九

译宋朝极其重视史官的职责，所以一代史事首尾完整而精详，足以传信。眉山李文简公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还认为日历有错漏，便仿照司马光《考异》的体例，参考家谱、墓志、野史、方志等材料，详细辨析，判定真伪。井研李氏撰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宋高宗一朝的事情，与《长编》相衔接，并附有考辨，体例大致相同；又另外撰写《旧闻证误》若干卷，驳正北宋私史的错误，间或涉及南宋，就补充《要录》遗漏的内容：这些都是写史的良法。明朝史馆所编《蕉园之草》，大多有意曲笔；而稗官野史之流又多属于郢书燕说，全都不足为凭。因此，无名氏力田生写了《太祖实录辨证》《国史考异》。到了三藩僭号、半壁江山只剩下荒残朝廷的时候，史官职位全部废弃。记载虽然很多，传闻却越来越荒谬；又有人凭空臆测，只根据自己的好恶增删，导致事迹真假相杂，是非混淆而无法辨明，更加无从追究。最严重的，像伪先帝、伪太子、伪定王、伪福王之父恭王、伪故妃童氏、伪太后、伪齐王、伪潞王的弟弟郡公、伪皇姑，究竟真伪都已有争议，却仍然出现许多不同说法。至于说福王也是伪王，则出自东林、复社诸人的爱憎之言。（全祖望《题戾园疑迹》说：“福王也是伪王，这见于《所知录》；我又在林太常的《玺庵集》中看到，比《所知录》说得更加详细，那就更奇怪了。堂堂留都，凭史大司马的定策，而且其中又有许多名贤，却让王郎一类的卜者登上天子之位，难道不是怪事吗！”考察全祖望颇相信福王是伪王；我考察各种野记，认为福王确实不是伪王，姑且说一句来驳正他：马士英挟持逃亡而来的太后固然是伪太后，南都迎奉的太后难道也是伪太后吗？哪里会有母子相认，却不能察觉对方是伪冒者的呢？大概是阮大铖想把东林、复社诸君子全部杀掉；后来诸君子追恨这件事，又痛恨福王任用阮大铖，于是不断造谣污蔑福王，还断然说：“他不是明朝宗室！”这只是因为极端憎恨他而设的祠堂罢了。）再加上有人纷纷诋毁福王荒淫无道，于是借李映碧的《南渡录》以及东涧《读梅村艳诗书后》《一年》《鸡人》等诗，为他洗雪冤屈。至于史忠正公在扬州殉节，有人诬称：“史公骑着白驴离去，像姚平仲的旧事一样。” 有人诬称：“他从城上缒绳逃走，自己投江而死。”有人说：“城破后，拘押了他三天，他不投降，于是把他杀死。”（《逸史》采用这种说法。）这也不是事实。得到杨遇蕃、安珠护、史德威的叙述以后，才知道史公是在城破当天就舍生取义的。（王源在《史阁部遗文》序后亲笔写道：“王源在京师遇到王筠长先生，王先生向我讲述杨遇蕃的事情。杨遇蕃是凤阳人；他的父亲是舒城教谕，代理县事。流寇攻破舒城时，他的父亲骂贼而死。杨遇蕃被贼人的刀刃刺伤，百姓救了他，他死而复苏。史公巡抚安庆，把他父亲死节的事情上报，给他的抚恤非常优厚；杨遇蕃于是投身史公幕下。扬州陷落时，史公自刎未死，乱兵把他拥到西城城头。史公看见大帅，大帅问他是谁；史公说：‘我是史阁部！’当时杨遇蕃也被擒获，大帅命令擒获他的人辨认史公；杨遇蕃说：‘是的。’大帅劝史公投降，史公大骂。杨遇蕃也劝他忍辱偷生以救百姓；史公斥责说：‘你的父亲不过是代理县事的教谕，尚且能够为节义而死；我今天除了死以外，哪里还顾得上其他事情！’史公骂得更加厉害，大帅拔刀起身砍他，史公挺身用头迎向刀锋；大帅退后停手，赞叹说：‘好男子！’ 大帅的左右把史公杀死，肢解了他的尸体。杨遇蕃暗中逃走，寻找史公的尸骸却没有找到。”又说：“四明万斯同说：‘吴兆骞是吴地人；康熙某年流放到宁古塔，后来获释回归。宁古塔守将安珠护对他说：乙酉年扬州被攻破时，我正在军中，亲眼看见史阁部死去。起初城破后，找不到史公；过了很久，他才自己出来。众人挟持他去见豫王，豫王怀疑他是假冒的；史公说：我出来就是为了明白地赴死，难道还会是假的吗！豫王命人辨认，果然是他；劝他投降，他不答应。于是把他杀死；豫王说：我平生只听说有忠臣，不知道忠臣是什么样子；等见到史公，才知道世上确实有忠臣。但汉人不知道，有人竟诬说史公逃走了。现在听说朝廷正在修《明史》，徐立斋先生主持史事；你回去后，希望把我的话告诉他。’”考察《池北偶谈》，记载与此略有不同。黎士宏的《殉扬州事》说：“四月二十五日，豫王亲自督率精兵，急攻城西北角。城将陷落，史公知道大势已去，于是同史德威诀别，举刀自刎；参将许谨哭泣着抱住他，鲜血溅满衣袖，但还没有死。史公仍命史德威再加一刀，史德威不忍；许谨便和几十人拥护史公下城，史公骂他们。到了小东门，许谨中箭而死。史公问前面带路的是谁，史德威说是豫王；史公大声呼喊：“史可法在这里！”众人惊愕，把他押到新城门楼上。豫王以礼相待，称他为先生，说：“您已经成就忠义，如今替我收拾江南，我一定不会吝惜授予重任！”史公愤怒地说：“我是天朝重臣，怎么能苟且偷生，做万世的罪人！我的头可以被砍断，身体却不能屈服，愿意赶快去死，在地下追随先帝！”史德威拿着遗书，跑到城中的旌忠寺寄藏；回来后，看见史公仍在同豫王说话，言辞和神色更加严厉。豫王说：“既然是忠臣，就应当杀了他，以成全他的名节！”史公厉声说：“城亡我亡，我的心意已经决定了！即使把我碎尸万段，我也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百姓，不可以遭到杀戮！”于是慨然赴死。史德威被押到军营，发往许定国那里，审问史公后代的真假，查明属实；豫王命令释放他，以保全忠臣的后代。五月初七日，史德威回到扬州，入城寻找史公尸体。当时天气正热，尸骸塞满道路，腐烂变形，已经无法辨认。于是他奉着史公的官袍和笏板，招魂后葬在扬州城北梅花岭右侧，立碑封土，然后离去。”其余事例难以一一列举，这里只举最显著的几个，以此作为例证。以后应当广泛考察各种典籍，以求得一个正确结论；效法司马光和李氏二人的方法，继承钱谦益、潘柽章之后，撰成《攻异》一书，作为《逸史》议论史事的范例，这样也应当算是温公所说的诤臣吧。强梧大芒落陬月十日。〔钱〕东涧《读梅村艳诗书后》笺

译《南渡录》和《逸史》已经采录并附载。《圣安纪略》中原有的东涧诗笺，现附录在这里。《读梅村宫詹艳诗有感书后》四首的序说：“我读杨孟载评论李义山无题诗的话，认为诗的音调清婉，虽然极其浓艳华丽，却都是寄托于‘臣子不忘君主’的意思，因此深深体会到《诗经》作者寄托讽谏的旨意。韩致尧（《秋室集》作‘韩致光’，不对）遭逢唐朝末世，流离于闽越；他纵情于香奁诗，也大概是借事起兴、托物取比，申述寄托奇意，并不是像小人浪子那样沉溺流连。近来读梅村宫詹的艳体诗，见其声律妍美秀丽，情怀哀婉；在歌咏禾稼、赋写麦苗的诗中，写题咏柳树、观赏桃花的作品，我徘徊吟咏欣赏，私下觉得其中有李义山、韩致尧遗留下来的遗憾。雨窗无聊，提笔唱和；秋天的寒蝉吟叫嘈杂，哪里能够同婉转高下的声音相比，向河上的歌声求取风韵呢？听诗的人将会因为同病而相怜，还是会认为我们同床异梦，因而笑起来呢？时在庚寅年玄冥之小月二十五日。”笺注说：“梅村集中这些艳诗，都是庚寅年以后写的；每一首都有本事可考，也没有故国之感。东涧所读的诗已经散佚了。他所说的“同床各梦”，难道是指东涧感念陪都、梅村思念北都吗？第一章说：“上林苑的明珠树如今聚集着啼哭的乌鸦，阿阁在斜阳下映着碧绿的梧桐；棋局未成，白帝已经输掉，聘礼的钱没有凭据来赎回织女。投壶的玉女知道上天在发笑，偷药的姮娥成为孤独的月亮。禁宫围墙内芳草地令人凄断，滴落的清泪流到蘼芜。”笺注说：“这一章指福王采选淑女的事情。考察史书，甲申八月庚寅日，命令选取淑女；十月丙寅日，命令在杭州选取淑女；乙酉二月甲寅朔日，命令在嘉兴、绍兴选取淑女；四月丁卯日，在元晖殿选取淑女。此前二月乙丑日，命令苏州织造制造大婚冠服。还没有举行婚礼，南都就陷落，福王北去了，所以作了这首诗。上林苑的明珠树，是鸾凤栖息的地方，如今却‘聚集啼哭的乌鸦’；这是比喻小人当权，也如《鲁颂》所说的‘飞翔的鹗鸟，聚集在泮林’。说的就是马士英、阮大铖一类人。阿阁、碧梧，本应如《卷阿》所说的‘梧桐生长起来，在那朝阳之地’，才是盛明气象；如今却被斜阳照着，是比喻国家将要灭亡。当时陪都岌岌可危的形势，一句话就写尽了。棋局未成，是说通问使被扣留，和议已经废止，又怎么能够阻止本朝军队南下呢？福王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卧薪尝胆，慢慢谋划恢复；却只因为中宫尚未正位，急着采选淑女，难道不是糊涂吗？然而福王虽然偏安南方，仍奉行正朔，所以说‘没有凭据来赎回聘钱’。玉女，是指中山上公的女儿，入选中宫的人，因此说她投壶时知道上天发笑。姮娥，是指福王原来的妃子童氏。她南来时，福王认为她是假冒的，把她交给锦衣卫监狱，所以说‘偷药成为孤独的月亮’。没过多久，福王就失去了太平，宫禁之地遍地长满茂草；对于那些旧人、新人的蘼芜之咏，难道能不作吗？只是让亡国遗臣面对这些景象而流泪罢了。”笺注又说：“来元成《南行载笔》说：‘据邸报，钦天监上奏，奉旨：六名淑女在十月初十日午时送进宫来选择。礼部上奏，奉旨：京城一百多万户，难道没有淑女可以供采选吗？还应当广泛访求，仔细选取，以光大典礼。司礼监上奏，奉旨：淑女一时缺少，前往杭州等地选取。此前圣旨所说的六女，是嫔御一类；后面两道圣旨所说的，才是淑女；于是江、浙一带骚动不安。南京选定七十人，其中选取了一位阮淑女；浙江选了五人，其中选取了一位王淑女。京城附近又有一位周淑女，她的父亲通过攀附关系自行把女儿献上，也被选取。三宫已经确定，六礼却还没有完成；在西华门外设立场所供奉，门上悬挂彩饰，每天让女奴练习，彩车在道路上行驶。礼官正选择大婚日期，战鼓却震动大地，惊破了《霓裳羽衣》的乐声。初十日传旨：‘三位淑女放归母家。’梅村《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说：‘玉京告别我往南方去，家住大功坊底；小院在青楼大道旁，对门正是中山王府。中山王有个女儿娇美无双，眼眸清澈、牙齿洁白，耳垂上挂着明珰；曾因宫中宴会值班歌舞，在席间一眼看见她涂着淡黄妆。问她年纪，十六岁还未出嫁；她知音识曲，弹奏清商曲调。回去后女伴为她洗去红妆，她白白凭着绝技在平康坊自夸，像这样的才足以匹配侯王。南渡之时万事仓皇，大家还能支撑几天；诏书忽然下来选取美人，轻车快马不知有多少。中山王的美丽女儿光彩徘徊，一时之间其他粉黛无人顾及；她的艳丽容色注定传遍天下，高门之家却担心被旁人嫉妒。人人都说眼前的皇帝尊贵无比，谁知道转眼之间红颜就误了自身；南内刚开始修建，梁苑即将落成，北方军队已经传来扬州陷落的消息。听说君王骑着玉骢逃走，便不用牛车去聘取昭容；幸亏迟了一步没有进入陈宫，却早已把名字填入代王的名册。依稀记得祁氏与阮氏，同时也被选入三宫；可怜她们都还没有见过君王，就被军府抄录姓名，驱逐遣散。徒然吟咏临春阁琼树的篇章，美丽容颜零落，华美首饰委弃尘土。当时错误地怨恨韩擒虎，张孔已经承受恩宠十年；只要有一天见到天子，玉儿甘愿像张丽华那样为东昏侯而死。盼望羊车临幸的人有谁知道，青冢竟凄凉到这种地步！”又有《过锦陀林玉京道人墓诗》的序说：“玉京忽然来到，取出所带的琴为我弹奏两遍后便要离去，泪流满面地说：我在秦淮时，看到中山王府旧宅有一位绝世美女，名字列在南内的选秀名单中；还没有入宫，战乱就发生了，军府用马鞭赶走了她。

译我们这些人的沦落是命中注定的，又还能怨谁呢！”在座的人都流下了眼泪。考察这段话与《南行载笔》的记载差异很大，只有所说的阮淑女相同。我的意见是：玉女一定指中山上公的女儿，其他普通女子不敢当此称呼。因此笺注依据梅村的诗。第二章说：“灵璅深沉，宫扇回转；随从车辆轰轰而行，像轻雷震动；江长海阔，却欺骗了鱼素书信；天地荒老，竟相信了进献鸩毒的媒人。袖上唾痕看去已经变成深青，怀中的哭泣忍着化作美玉。可怜银烛风前的泪水，留下来让胡僧辨认劫后的灰烬。”笺注说：“这一章指福王像北京方面一样被带走。‘灵璅森沉’，是说君王既已出亡，皇宫帝阙空寂无人；平时宫扇开合、能够瞻仰龙颜的人，如今在哪里呢？只听到低沉雷声响起，疑心是君王车驾的声音。造成这场灾祸的原因，是和议没有成功，如通问副使陈洪范向本朝输诚投降，本朝又放他南归；这就是所谓‘欺鱼素’。江长海阔，嫌隙由此产生，也由于小人蒙蔽君王，如马士英、阮大铖内外勾结作奸，而福王偏偏重用他们；这就是所谓‘信鸩媒’。天地荒老，悔恨又哪里有穷尽！又因田雄挟持福王投降，刘良佐、刘泽清争相把这件事当作功劳，无异于赵家姊妹争宠；所以用‘袖上唾痕’作比。乙酉九月福王北去，第二年五月与潞王等一同遇害，所以借声伯‘琼瑰’的占辞作比，说想回来却不能回来。唉！故宫中的烛泪已经付给劫后的灰烬，谁还会再请胡僧来辨认呢！”第三章说：“摘下鼓吹、吹箫，后庭的乐声停止；书帷别殿冷落，只有流萤；宫衣上的蛱蝶被晨风吹起，画帐上的梅花停在夜月之中。金灯上衔璧的装饰可怜而旖旎，台阶旁盛开的红药笑得娉婷。水天之间闲谈皇家的事情，把它传到人间，总会使人泪流满面。（自注：蝶衣、梅帐，都寄托天宝年间的事情。）”笺注说：“这一章说福王不亲近声色，与长干《塔光集》中‘一年天子小朝廷’一首诗的意思相同。第一句说福王没有音乐之好，第二句说没有妃嫔之娱，第三句说宫中的衣履简陋，第四句说福王服饰器用俭朴，第五、第六句用汉、唐的奢侈作为衬托，末联的‘天家事’三个字使隐微的意思显明，也把前两章的意思一并收束在内。蝶衣比喻破旧的衣服，如蝴蝶翻飞；就像所说的衣服破敝、衣服像鸡窝，又如所谓凤尾衫。注释引用唐明皇宠幸蝴蝶的故事，大错；梅帐，就是梅花纸帐。” 第四章说：“银河依旧守卫着玉清宫，竹宫中的香已经燃尽，承露盘也倾倒了。口中衔着石碑，谁能够说话；棋局中心，自己内心不平。上巳节更换衣服已经成为往事，秋风中的纨扇也属于前生。寒窗之下拥髻悲啼的夜晚，只有暮雨残灯能够体会这种心情！”笺注说：“东涧另抱琵琶，不能再掩饰自己，所以用梁玉清奔赴太白山的事情自比。‘银河依然守卫’的意思，是说自己被本朝拘系，如同玉清被贬到北斗之下服苦役。‘竹宫香尽、露盘倾倒’，是说国家灭亡已经很久了。于是口不能说话，就像衔石碑一样；心中不能平静，就像弹棋局一样。‘禊日’一句，是说弘光时期福王宠爱自己，如同卫国的夫人受到汉武帝宠幸。东涧在乙酉三月初三日拜任礼部尚书，所以说‘禊日更衣’；如今却已经成了‘故事’。‘秋风’一句，是说崇祯时期皇帝抛弃自己，如同班婕妤被汉成帝疏远。东涧在崇祯二年秋被罢免礼部侍郎，所以说‘秋风纨扇’；如今又已经属于‘前生’。结尾说自己负有记载有明一代史事的责任，而甲、乙年间宗社再次成为废墟，朝廷和身边的局势都是自己亲身经历、亲眼见到的，所以把这些写入诗中。这首诗就是史书，正如樊通德亲自侍奉赵飞燕，把亲见的事情讲给伶玄，由伶玄写成《外传》。然而寒窗静夜之中拥髻悲啼，又有谁知道呢？或许只有暮雨残灯，才能体会这种心情。这两句话不只是收束本章，实际上也是四章的结穴。”笺注又说：“崇祯元年（戊辰）十一月初三日（庚申），会同推举内阁大臣，列出吏部侍郎成基命等七人，准备进呈；礼部尚书温体仁上奏攻击东涧，说他有浙江科场旧事，不应滥列在推选阁臣的名单中，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在背后指使他。初六日（癸亥），皇帝在文华殿召见并询问朝臣，命温体仁与东涧当面对质；于是罢免东涧。崇祯二年（己丑）五月，内阁争论结束，推选阁臣一事没有获准实行。六月南归，《舟行》诗中有‘世事悲纨扇’一句。又有《团扇篇》说：‘碧蓝天空一夜之间秋意如水，炎凉冷暖全在君王心中；不怨秋风把我坐弃，只愁明月长久相似。’又说：‘我侍奉君王为君王消暑，也为君王修饰容貌；不要说恩情中途落空，蛛丝虫网频频垂泪，还感念君王的恩德留在箱中。’大概是记载推选阁臣一事既已停止，却始终不忘君主的心意，可以说是有怨而不愤怒了。所谓“秋风纨扇”，以及“前生”，都是追忆往事的说法。十 王师平定江南以后，三吴地区举起义旗的人蜂拥聚集；从京口直到余杭，到处杀死长官来响应。云间夏吏部瑗公提出一个奇计：命一军据守苏州，截断敌军首尾；一军攻破杭州城，联络越中的六支军队；一军歼灭沿海各处的守军；一军直捣金陵，飞檄传告九江，以窥伺豫章；再等清军兵势困窘时，渡江北进，渡到江中一半便发动攻击：约定日期同时出兵。计策已经定下，却没有成功。大概天命已有归属，谋划即使高明，又怎么能够成功呢！从前我曾向董上舍借书，他有一座“传缃梅阁”，在那里得到施世杰的《酉戌杂记》；书中记载义士的筹划，像夏瑗公这样的人还有五六位。上舍去世以后，遗书全都搬到西湖别墅去了，如今已经无法再询问。我寻找这部《杂记》十多年，未能再次看到，私下恐怕世上已经没有传本了。可惜啊！诸位先生的奇策也终于湮没，没能附在夏瑗公事迹之后流传下来。施世杰的著述，有《丹桂楼杂制》二十六种；《杂记》是其中一种，只有《孙烈士传》还有抄写本流传。他深知时势，精通军事机宜，议论卓异，足以补充殉难诸臣传记的缺漏。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

译大意说：“本朝顺治元年定都燕京，黄河以北的秦、晋各郡都纳入版图。于是命豫王率领西征的精锐部队，调转旗帜向东，平定山东，进取河南。顺治二年，终于攻破广陵；从仪真渡江，攻下陪京，攻破太平。豫王留守金陵，派遣贝勒王统率水陆军队从苏州平定浙西。当时大军向南渡江，声势如暴风骤雨。苏州攻下以后，我县叶令嵋弃官逃走；朱县丞廷佐迎接投降，百姓纷纷归顺，唯恐落后。然而举人孙兆奎一向怀有以身殉国的志向，奋勇而出，不顾艰难；他与职方吴易等倡议复兴明朝，散尽家财招募水军，十天之内得到三千多人。于是推举吴易为主盟，孙兆奎辅佐他。六月初一在湖中起兵，传檄远近，广泛建立声援；于是云间沉犹龙、昆山顾锡畴、秀水陈谟、平湖倪长圩等，也都同时起兵。鲁王在浙东监国，孙兆奎等远受他的节制。从京口到余杭八百多里，东西各地风雷般震动，到处同时起兵；四处呼啸顾盼，船只像雨点般聚集：都是孙兆奎等人倡导的。此前，议论时局的人认为天下的形势从北方开始而在南方结束，一气的运行在子时建立而到午时衰竭。本朝起于辽东，胁迫西虏、驱逐土蛮，又把高丽五边合并为一体。明朝自神宗以来，竭尽中华全部力量，谋臣武士竭力筹划，也只能勉强支撑；如今清军已经占据幽都的险要形势之地，跨有燕、赵骑兵驰骋的地区，荡平群寇，混一南北，内部已经稳固，外部声势也已形成。他们的精兵突骑，所到之处必然攻破。江南所能依仗的，只有水战。但清军大军深入，占据湖山的地利，各处险要全都被他们控制，舟船无法发挥长处，奇谋也无法施展。时势如此，要想建立功业就困难了！孙兆奎说：“我难道不知道国家的大势不在江南吗！骑兵到了这里还想抵御它，就好比在牛蹄印里漫步、在井底行军一样。但我只恨神州陆沉，两都长满荒草；北方的诸臣为国死节者寥寥无几，南方的诸臣宣扬义声者也寂然无闻，一个养育士人三百年的天下，一旦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令人愤恨！所以我想亲身殉国，一来鼓舞义士的志气，二来使懦夫感到羞惭；上不辜负列祖列宗世代积累的厚恩，下不辜负男子一生的壮志。成败与否，听凭天意罢了！”于是整顿军队出发。闰六月，攻下县城，朱廷佐被杀。军队推进逼近郡城，城内城外大为骚动。适逢明将吴志葵也声称要来进攻，他的前锋鲁瑟若聚集数千艘船，首先冲击城门进入，放火焚烧官署；城中居民呼喊响应，火光直冲云天。吴易的军队在后面，侍郎李延龄、中丞土国宝只有一千多骑兵，全都退到城东南角，登上盘门的浮屠观察外来军队的形势；彼此商议说：“近来因为剃发的命令，外来军队才得以乘此间隙而来。但敌军虽然人数众多，没有谋士、勇将、骑兵和精锐士卒，不过是趁时机抢掠的乌合之众；攻击他们的前方，后方就无法支撑；攻击右边，左边就不能相应。如今人多而喧嚣，说明没有纪律；穿城而进，是轻视我们的表现。现在应当暂时收拢守军，避开他们的锐气；等过了中午，他们的气势一定衰怠。突然选拔精锐骑兵践踏冲击他们，攻破前锋，其余人就会全都溃散，不值得忧虑！”于是喂饱战马，准备好干粮，磨砺兵器等待。过了很久，看见外来军队都丢弃兵器，拿着抢来的财物。于是选出一百多名士兵出盘门，绕城而行，广泛张挂旗帜作为疑兵，并扬言江宁的救兵即将到达；外来军队纷纷渐渐退到城外。先派轻兵挑衅他们，敌众于是混乱；接着放出虎骑从两面夹击，箭如雨下，大败敌军。乘胜追击败逃的敌军，杀死一千多人。先前派出的骑兵又突然赶到阊门截杀，敌众争相奔向船只，喧声如雷，全都逃散。城中百姓震恐，又关闭城门守城；吴易的军队也退到离城几十里的地方，在县境大漾设营，往来担任游兵，曾在五龙桥击败清军。当时有浙东人李九成假借建立义军的名义，拥有战舰一千艘，昼夜劫掠，百姓深受其害。孙兆奎与吴易秘密谋划消灭他，假装与他结好来放松他的戒备；约定某日两军合营。众人认为军队形势弱小，而强敌正盛，不应自行削弱力量。孙兆奎说：“不是这样！今天的形势，正像用寸铁刺鲸、赤手搏虎；我们用来号令众人、使人归附的，只有这一点信义罢了。如果放纵他们焚烧劫掠，又借用我的名义，那么各处百姓谁不是我们的仇敌？敌人尚未到来，我们就先自行失败了。”于是秘密约定乡里的豪杰作为内应。八月初七，派骁将许某率领十三艘船进攻讨伐。此前，有一道像长堤一样的黑气正对着李九成的营地坠落；北风大起，尘埃遮天。不久又起大雾，近在咫尺也看不见人。军队已经逐渐逼近李九成的营地，李九成的部众都很高兴，以为是吴易的军队来合营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日〕 不一会儿炮声突然响起，军队已经从四面包围，李九成的部众大败溃散。李九成冲出包围想向西逃往北麻乡，军队已经堵住他的前路；李九成的士兵大为惊慌，丢下兵器接受捆绑，于是把李九成斩杀在烂溪。俘获的妇女全部遣送回去。又有参将杨应泰在简村大肆掠夺，每天俘虏良民和妇女，遗民对此怨恨愤怒。孙兆奎率领水军前往，先假装引兵退走；杨应泰很高兴，放纵饮酒，解除戒备。孙兆奎侦察得知他没有防备，便暗中回军，趁夜袭击，大败杨应泰；斩杀杨应泰，俘获他的部众。当时起事的各路人都隐蔽行动于水乡，聚集水军，从未遇到过大敌；拥有人马一两千，志气充盈，自以为封金挂印、分封土地指日可待。因此人们没有战斗之心，敌军一到便冲散了队伍，甚至有彼此违背、互相叛离而溃散的。只有孙兆奎整顿编制军队，告诫不得侵扰掠夺，众人很是听命。不久，贝勒王留下内院张存仁守卫临安，以抵御浙东军；自己率领步兵骑兵十多万人击鼓向东进军，于是从崇德进攻嘉兴。吴易的侦察兵远远看见红色伞盖映照着太阳，旌旗遮蔽天空，形势如长蛇，横亘几十里；很快包围嘉兴城，炮声连续不断。刚经过一天一夜，城就被攻破。又分兵攻下附近的郡县，全都设置军队坚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人〕

译贝勒王整军返回京城，走到八斥时，孙兆奎等用神枪攻击，清军颇有伤亡。又有明将黄蜚率数万士卒在太湖中，他的军势比各营都强；时而前进，时而退却，以观察时局。孙兆奎劝吴易写信给黄蜚，想同他联合；但黄蜚已经从吴淞江屯驻泖湖，想出兵到云间与沉犹龙的军队会合。李延龄率八百骑兵从苏州追杀，松江李成栋又率水军合战，黄蜚的军队大败；于是擒获黄蜚，其余军队全部投降。江宁以南、钱塘以北，只有吴易、孙兆奎这一支军队了。七月二十日，嘉兴总镇李遇春率五十四艘船经过吴江，从平望到白龙桥列阵三十里，吴易和孙兆奎前来攻击；适逢陈湖的沉某正好赶到，吴、沉两军彼此形成犄角之势，李遇春兵败退走。不久，吴提督胜兆的军队到来，与之交战，双方互有胜负。孙兆奎留下吴易守营，自己率精锐士卒埋伏在芦苇中；黄昏时清军经过那里，被伏兵袭击杀死很多人。胜兆回军后，吴易的部众都斟酒互相庆贺；孙兆奎却告诫众人谨慎防备，不可懈怠，因为他知道胜兆将要大量聚集军队，一举把他们消灭。不久，胜兆会合四郡军队到达石椿桥，各条港道都被截断。吴易的军队见粮食没有了，营中震恐，劝孙兆奎逃往海上。孙兆奎说：“如今四面都是军队，即使想逃到海上，能够到达吗？事情不能成功，我应当横尸水上，以实现用身体报国的志向；难道能逃窜躲藏在海上，苟且求生吗！”黎明时分，清军密集而来，从八面包围进攻；炮火如雷飞射，箭如暴雨倾注。恰逢阴雨接连十天，吴易的营地泥泞难行，举炮时炮不能发响，持弓时弓弦松脱；孙兆奎往来督战，从寅时到午时，清军越来越多，吴易的部众从内部溃败，自相砍杀，跳水而死的无法数清。孙兆奎见形势无法挽回，便同父亲诀别；先把妻子儿女沉入河中，看到他们死后自己才投水，父亲死于清军之手。吴易改换服装，和几名骁骑乘小船向南逃走；他的父亲也遇害，其余士兵全被清军俘获：这是八月二十二日的事。从六月起，到这里还不到三个月就失败了。孙兆奎溺水后气息尚未断绝，被清军捆缚。到了苏州，土国宝想劝他投降，他不屈服；于是解送他到江宁去见内院洪承畴。孙兆奎厉声责问洪承畴说：“先帝时，我听说督师洪承畴战死，曾亲自祭奠并为他哭泣；如今又有一个洪承畴，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洪承畴无法回答，只说：“你不要问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你自己只管做你一个人的事罢了。” 把他押出去杀了。孙兆奎临刑时作诗，面色不变；当时三十九岁。吴易第二年又聚集溃散的部众起兵，到嘉善时被擒获，死在杭州。” 施世杰字汉三，另一字宾王；是吴江人，原为明朝的诸生。《丹桂楼杂著》虽然已经散佚，但看它的目录，其中多是兵家言论，同时又慨叹议论时事；大概是一个留心有用之学的人。嘉庆二年疆圉大荒落如月望日。有人传说孙孝廉兵败后被押到白下；经略洪承畴与他过去有交情，问他说：“先生在军中，确实知道原扬州阁部史公究竟死了，还是没有死吗？”孝廉回答说：“经略从北方来，确实知道原松山殉难督师洪公究竟死了，还是没有死吗？”洪承畴大为恼怒，呼唤部下把他押出去斩杀。这与施世杰的记载不同。附录在这里，以备参考。寎月载生霸又记。十一 鄞县全庶常谢山撰写《推官温公璜传》说：“我曾经同明史馆的诸位先生谈论，说明朝宰相中，江夏贺公（逢圣）、高阳孙公（承宗）的许多子弟跟随父辈而死的事姑且不论；至于世代做臣子而死于国事的，有昆山顾文康公（鼎臣）的曾孙、延安推官咸正，钱塘知县咸建以及他的弟弟举人咸受，推官的儿子天逵、天遴；江陵张文忠公（居正）的孙子、侍郎同敞；蒲州韩公（矿）的从孙、历城知县承宣、青州兵道昭宣（《秋室集》作招宣）；余姚孙文恭公（如游）的孙子、相国嘉绩；长山刘公（鸿训）的儿子、都督孔和；嘉善钱公（士升）的儿子、吏部棅；长洲文文肃公（震孟）的弟弟、舍人震亨以及儿子乘。唉，真是盛大啊！乌程（体仁）有一位推官，也是宰相家的子弟。华亭徐文贞公（阶）的族孙、中丞孚远，也跟随明朝灭亡而死，在海上始终保全了名节。而温公之死，尤其足以替他的宰相先人洗刷门户的污点：这些人都是《唐宰相世系表》所不及的。”他又撰写《明翰林院简讨兼兵科给事中箕仲钱公些词》，历数世臣中殉难的人，比《推官传》记载得更加完备。其中说，铅山费文宪公（宏）家有曾谋，太仓王文肃公（锡爵）家有湛、有淳，秀水朱文恪公（国祚）家有大定，东阿于文定公（慎行）家有元晔，宣城丘氏（瑜）家有之陶；又在华亭增加了念祖，在江陵增加了允修，在嘉善增加了柟。又说：“我们鄞县钱忠介公（肃乐）的几个弟弟相继为国而死的有三人：简讨肃范，是他的第五弟，在福安殉难；第九弟、监纪推官肃典，在鄞县殉难；第七弟、职方主事肃遴，逃亡后假装癫狂，死在昆山。”庶常谢山的详细叙述，可以说很完备了；然而遗憾的是仍有遗漏。南昌被攻破时，新建姜公（曰广）投偰家池而死，全家都殉难。浙东被平定以后，金华朱公（大典）全家自焚。而南海陈文忠公（子壮）的儿子上庸在九江村起兵，战死在阵中。昆山朱文靖公（天麟）的儿子、行人斗垣，死于孙可望进犯京城之时。我同乡朱文肃公（国桢）的几个孙子中，后军都督府都事鉴如，在甲申年闯贼之难中殉难。又有一个孙子某，乙酉年在南浔起兵，率领数千人向北抵抗王师。不久战败，被擒获，言语不屈服，大帅割断他的喉咙，使他殉难。友人暗中抱走尸体，用楮纸封住喉部替他入殓，送回他家。妻子某氏悲痛大哭一声便气绝；苏醒以后，每天痛哭，终于因悲伤过度而死。唉！诸位君子纵马出征、埋轮请战、沉渊伏剑，都没有辜负富贵世家的子弟身份，不能因为他们只是微末的任子便轻视他们啊！

译哂园孝廉世代居住在辑里，距离文肃公家不过几里；他撰写史书时，距离改朝换代还不到五六十年。然而他编纂东南殉难者传记时，对于乡里的忠义之士也遗漏了许多，这是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我州自从庄廷鑨私自续写《文肃史概》的事情败露后，牵连审查了几个郡的人士；庄廷鑨又是文肃公的邻居，此后遗臣和隐居的老人一动声色就彼此告诫，再也没有人敢记录这些事。因此文献无从查考，旧闻散失，真是可叹啊！朱生的事，我是从郑氏元庆的《湖录》《五行考》中得知的（郑氏采用《罪惟录》的记载）；可惜的是，失去了他的姓名。虽然如此，他的姓名虽已散佚，但这个人的磊落高尚却自然卓立于天地之间，因为他扶持天纲，树立人伦。我从前经过吴淞江时，和一个当地人同船，他告诉我说：“你们乡里的朱少师的某位孙子，国初曾在这里举起义旗、屯兵驻扎，同大军在白龙桥北交战，兵败殉难；他的名字叫什么？”我惭愧地说自己才疏学浅，遗憾不能传述邻近义士的姓名。当时夕阳残照映在天空，水天混为一色；我慨然想象那支异军刚刚兴起时，船只如雨聚集，旌旗如星罗列，雷斧轰鸣，风帆闪耀，支撑军队奋力抵抗，挽回已经坠落的太阳，吹旺已经燃尽的灰烬。朱生真是壮烈啊！他的鬼雄毅魄长存于太虚之中，仿佛有云车霓裳猎猎作响，从空中飘然而下，我愿为他在酒船边斟酒祭奠。唉！事情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我仍觉得这个人凛然有生气。像陈演、谢升、李建泰、魏藻德这些人，恶名污秽史册，也可以在后世无穷地留名；然而人人都不屑于提到他们的名字，即使偶尔提起，随之而来的也是唾骂，简直如同猪狗一般。唉，真令人畏惧啊！着雍敦牂寎月十九日癸未、立夏的次日，写于菰城东成里寓舍鱼计亭池上。十二 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二十四日，上谕说：“此前据各省查送应当销毁的书籍中，有朱璘的《明纪辑略》一种。朕详细阅读，其中叙述明末事实时都称本朝为大清，并恭敬地记载我太祖高皇帝的庙号；用词还算恭敬顺从，没有荒诞妄诞、不合经义的字句，可以不必销毁禁止。外省之所以一律查缴，只是因为从前浙江省以此书附记明末三王年号为由，奏请销毁，曾经得到批准。后来因为编纂《通鉴辑览》，儒臣在本朝定鼎以后，便删去了福王的事实。朕认为历代更替之际，进退、褒贬关系到万世的大公，必须斟酌持平、权衡得当，才能合乎公允。像前代偏私曲徇的陋习，朕实在不赞成。比如明朝末年，李自成攻陷京师后，江左遗臣共同迎立福王，谋求保存宗社；当时江山尚存一半，疆域仍有凭借。假使福王果真能够建立国家、奋发自强，那么一线国脉延续下来，未尝不能同宋高宗建炎年间南渡相比。只是因为他荒淫软弱，君臣相继如燕雀处在堂上，终于自己招致覆亡；但偏安的规模并未丧失，不能立即按照国家已经灭亡的例子把他排除在外。” 特命在甲申以后附记福王年号，仍按照“分注”的体例，而提纲则书写“明”字以区别；直到福王在芜湖被擒，才大书“明亡”。并且在阅读时，一一详细阐明其中的道理。这样折衷处理，是务求合乎人情、天理的公允，以此昭示天下后世。至于唐王、桂王逃到闽、滇，苟延残喘，已经不能再成其为国家；正同宋末昰、昺二王流离海岛相类似，自然不能等同于福王的情况。因此《辑览》中没有载入。但想到这两位王是明室宗支，同异姓僭窃者不同，本来不是伪托；况且他们的始末虽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但称尊擅自建号，前后十多年，事迹也有很多可以

译考察的地方。与其任凭不知情的人私下流传，反而导致失实、无从稽考，倒不如约略叙述大概，使人知道当时边远地区苟且喘息，不过是这样困窘而无成，更可以纠正传闻中的讹误。至于他们手下的诸臣，当时因为抗拒王师，大多被称作伪官。然而其中如白文选、李定国等，本是献贼的义子，反复无常，他们在明朝一方已经合称为“贼”、称为“伪”，自然应当按照《春秋》记“盗”的体例来处理。又如金堡等所谓五虎横行，操持国政的人，也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至于其他人，各自为自己的君主守节不屈，以至于丧失首领、献出生命的，实在不能一概而论；同宋朝的文天祥、陆秀夫相比，确实相仿。开创之初，清军兵威迅速扫荡，不得不对抗命者施行诛罚；但这些人颠沛流离、艰难辗转，至死没有二心，按照臣子“忠于所事”的道义，实在无可惭愧。到如今时间久了，评价已经确定，朕才深为嘉奖，不愿让他们湮没而不流传。即使撰写史书有一定体例，对于涉及二王的事情，也不妨记作“彼”，稍微保留内外之别；至于他们的臣子，则记作“某王某官之某”，一概不必斥为伪臣。着令交给四库全书馆总裁，把唐、桂二王的始末撮要叙述，将当时殉难诸臣的姓名、事迹逐一载录，编次成册，具稿呈进；等候朕裁定以后，就刊附在《通鉴辑览》的末尾。使评论历史的人能够正名核实，共同知道朕大公至正，毫无偏私；同时表彰隐微、阐明幽暗，更足以体现朕宏扬节义的用意。所有《明纪辑略》一书，不必禁止销毁；并把这道谕旨通告众人。” 这一年十一月初十日，上又下谕说：“崇尚褒奖忠贞，是为了劝导激励臣子的节操。然而自古以来历代更替，凡是前朝为国死难的臣子，很少有记录并赐予谥号的；只有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对崇祯末年殉难的大学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赐谥号，足见圣度如天、怜恤遗留的忠贞，实在是古今罕见的典制。只是当时仅凭传闻征集事迹，没有时间普遍搜访；所以能够获得表彰的，只有这些人。到了后来，时间久了，遗留事迹逐渐显明，又经过评定；如今《明史》中所载，可以考察得知。至于史可法支撑残局，竭力守持孤忠，最终以一死殉国；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人在朝廷上正直敢言，触犯群小奸佞，及至遭逢时难，在危急时刻献出生命：都足以称为一代完人，应当受到褒扬。其他人有的死守城池，有的战死阵中，以及被俘后成排杀戮、视死如归的人，当时王师出征，自然不得不申明法令、辨明顺逆；但事后平心而论，这些人都无愧于疾风中的劲草。即使自杀以保全名节，他们的内心也都值得怜悯。福王虽然只是仓促偏安，唐王、桂王更是流离逃亡，已经不能再成其为国家。但诸人含辛茹苦跟随他们，舍生取义，各自能够忠于所事，难道也能让他们湮没而不彰显吗！自然应当考察史书，一体加以表彰、赐谥。至于诸生、平民以及不知姓名而能够慷慨轻生的人，讨论谥号固然难以一概涉及；也应当让乡里祭祀他们，以彰显朝廷的怜恤和安慰。恭敬阅读我太祖《实录》，其中记载萨尔浒之战：明朝杨镐等聚集二十万军队，分四路出兵侵犯我兴京，我太祖、太宗及贝勒、大臣等统率数千精兵，歼灭明兵过半；当时的名将如刘綎、杜松等也都战死阵中。近来朕曾亲自撰写《书事》一篇，用来宣扬祖先的功烈，显示传信后世。那时王业刚刚奠基，抗拒我军锋芒的人，原本应当大多遭到诛戮；然而考察他们冒着箭镞、迎击锋刃，竭尽忠诚效力，未尝不值

译得嘉许和怜悯。又如明朝宗社将要转移时，孙承宗、卢象升等抵抗王师，身体暴露于原野；周遇吉、蔡懋德、孙传庭等在闯、献蹂躏之际抵御贼军而死，凛然仍有生气。总的说来，都是因为明朝政治纲纪败坏，从万历到崇祯，权奸接连出现，宦官横行，于是黑白混淆，忠良被埋没，朕每每因此切齿不平。

译福王时期虽然间或有追赐谥号的人，但取舍并不公正，也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朕只是以大公至正为尺度，凡明末殉节的诸臣既然能够为国家抒发忠诚，优厚奖赏就一视同仁。至于钱谦益自称清流，却厚着脸皮投降归附（以下据《秋室集》补足），以及金堡、屈大均一类人贪生怕死、虚托为僧，都属于丧失良心、没有羞耻！这些人如果果真能够死守节义，那么今天也应当列入赐予表彰的行列；可是他们既不能舍弃性命，却还借助言语文字为自己图谋掩饰苟生，这就必须明确斥责他们进退无据的罪过，以此暗中惩罚他们昏昧无知的魂魄。一褒一贬，如同衮服与斧钺一样分明；使天下万世都知道朕依据情理斟酌而公正地爱憎，以此树立纲常，也以此彰显阐明正道。所有应当赐谥的人，都查考《明史》和《辑览》的记载，遵照世祖时期的例子，保留原有官职，给予谥号。至于如何分别确定谥号，着令大学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共同议论上报。”外史氏说：恭敬推究这道敕书，敬畏圣天子深厚而公平、广泛施及而没有私心的恩德；彰显微小，阐明幽隐，裁定并成就义理类别，这就是孔子作《春秋》的宗旨。从前司马氏的朝代，记述三国的人，没有听说把黄初改成章武；天水氏的时代，记述五代的人，也没有听说把开平改成天祐。景炎、祥兴建立年号，残元也避讳不称，没有听说把它们同至元一起编年。至于一个朝代褒奖崇尚的典制，真是古来罕见。沈约撰写《宋书》而不为袁粲立传，齐主说：“袁粲本来就是宋室的忠臣。”文信国死在柴市，元世祖忽必烈临朝时惊叹说：“文丞相是个好男子，不肯为我所用！”明太祖也曾感叹惋惜王保保是奇男子。像这些情况，史书中已经很少见；然而不过是赞叹他们的忠义罢了。即使偶尔有赠官、追谥，如唐太宗对于尧君素、宋太祖对于韩通，也不过偶尔涉及一两人而已。又如宋仁宗的宽厚，加上欧阳永叔执笔修史，尚且没有为周朝三位臣子立传，被刘贡父讥讽；其他情况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所以，保存偏安的闰统，记录死难的遗臣，以大公至正为原则，以天地之心为本，树立万世史法的极致，自古以来，没有像我太上皇帝这样的。如今那些抗拒王师、违逆天命而成为亡国义士的人，即使是真主统治下的顽民，又有谁会再记录他们呢？何况距离今天已经一百三十多年了！一旦把他们从尘土埋没、草木遮蔽之中发掘出来，有的赐谥，有的配享祠庙，又辑成《胜朝殉国诸臣录》来褒扬他们，那么用来劝勉忠义的作用就达到极点了。如今攀附新朝、成为辅佐新朝建立功业的人，就是故国的降臣。从前申舟刑白被用来羁縻归附，至今还使后代受到赏赐；如今一旦施加雷霆斧钺般的惩罚，有的削去谥号，有的夺去爵位，又编成《贰臣传》使他们蒙羞，那么用来警戒叛逆的作用也就严厉了。谨慎地把两道谕旨抄录在这里，准备把它们置于《逸史》篇首；这当然不只是因为如太史公所说的“文辞灿烂而值得观赏”。〔嘉庆三年余月，记于我菰城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