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卷三十　山陕义兵列传（二十四）

译这一年冬十一月，又奉到上谕说：“崇尚褒奖忠贞，是为了教化激励臣子的节操。然而自古以来历代更替，凡是前朝为国死难的臣子，很少有特别赐予谥号的。只有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对崇祯末年殉难的大学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加恩典赐予谥号。由此可以仰见圣度如天，深切抚恤前朝遗留的忠臣，实在是亘古少有的盛典。只是当时主要依据传闻考察，没有来得及普遍搜访，所以能够得到表彰的，只有这些人。后来随着时间推移，遗留事迹逐渐显明，又经过评定；如今《明史》中所载，已经可以考察知晓。至于史可法支撑残局，竭力守护孤忠，最终以死殉国；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人在朝廷上正直敢言，抗拒众多奸邪之人；以及遭逢时局艰难，临危受命者：都足以称为一代完人，理应得到褒扬。其他人有的死守城池，有的战死阵中，还有的被俘后成排杀戮，却视死如归；当时王师出征，自然不得不申明法令，以辨明顺逆。但事后平心而论，这些人都无愧于疾风中的劲草。即使以自尽来保全名节，他们的内心也同样值得怜悯。虽然福王只是在仓促中偏安，唐、桂二王又流离逃窜，已经不能再成其为国；但这些人忍受艰苦跟随他们，舍弃生命而取大义，各自都能忠于所事，难道可以让他们湮没而不彰显吗？自然应当考察史书，一律予以表彰、赐谥。其中那些诸生、韦布以及不知姓名而同样能够慷慨轻生的人，议定谥号固然难以一概涉及，也应当让他们在家乡享受祭祀，以昭示朕的深切抚恤。恭敬阅读我太祖《实录》，其中记载萨尔浒之战：明朝杨镐等集结军队二十万，分四路出兵侵犯我兴京；我太祖、太宗以及贝勒、大臣等率领数千精锐部队，歼灭明兵过半，一时的名将如刘铤、杜松等人也都战死阵中。近来朕曾亲自撰写《书事》一篇，用来发扬祖先的功烈并昭示信史。只是当时王业刚刚奠基，那些正面抗拒我军的人，本来应当大肆诛除；但考察他们冒着箭矢、迎击锋刃，竭尽忠诚效命，未尝不值得嘉许和怜悯。又如明朝宗社将要易主时，孙承宗、卢象升等抗拒王师，尸身遍陈原野；周遇吉、蔡懋德、孙传庭等抵御闯、献而死于贼手，至今仍凛然如有生气。这一切总是由于明朝政纲败坏，从万历到崇祯，权奸接连出现，宦官横行；于是黑白混淆，忠良被埋没，实在令人切齿而为之不平。” 福王时期，虽然偶尔有追赐谥号的人，但取舍并不公正，也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朕只以大公至正为准绳，凡明朝末年殉节的臣子，既然能够为国家竭尽忠诚，就一律优厚奖赏。至于钱谦益自称清流，却厚着脸皮投降依附；以及金堡、屈大均一类人贪生怕死，假托为僧，均属于丧失良心、毫无羞耻之徒。这些人如果果真能够为节义而死，今天也应当在朕予以表彰的范围内。可是他们既不能舍弃性命，又借助言语文字为自己图谋掩饰苟生；因此必定要明确斥责他们进退无据的过错，以此暗中惩罚他们昏昧无知的魂魄。一褒一贬，如同衮服与斧钺，界限昭然。使天下万世共同知道朕依据情理公正地判断好恶。用这个来树立纲常，也用这个来表明赏善罚恶。所有应当赐谥的人，都查考《明史》和《辑览》的记载，遵照世祖时的先例，保留其原有官职，赐予谥号。至于如何分别定谥，着令大学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等共同议定后奏闻。钦此。” ●御制《书事》朕年幼时就羡慕听闻我摄政睿亲王写信给明臣史可法的事情，却没有见过那篇文章。昨天编纂《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才得以读到这篇文章。文章揭示大义，阐明正理，引用《春秋》的法则斥责偏安的错误。旨意正确，言辞严正，朕心中实在嘉许它。但文中说史可法派人回信，言语多不屈服，却确实没有载录他的回信内容。史可法是明朝的臣子，他不屈服，是正义的表现。不载录他的言语，岂不是有损忠臣的心志吗？况且如果不载录这些话，后世的人将不知道究竟说了什么；必然有人怀疑这些言语不好而把它删去，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因此命儒臣到书市和藏书家中寻找，却也没有找到；又命人在内阁册库中搜求，这才得到。朕读完一两遍，惋惜史可法的孤忠，感叹福王的不明智；有这样的臣子却不能信任任用，反而让权奸牵制他的手脚，最终导致国亡，实在令人痛惜！即使福王信任史可法，他能否守住长江，形成南宋式的偏安，尚且还不能确定；何况君臣像燕雀一样安处堂屋，没有深谋远虑，致使军队疲敝、粮饷枯竭，忠臣流泪跺脚，感叹无能为力，只有以死报国，这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况且史可法信中的言语，原本没有辱骂或荒诞不经的话；虽然内心折服于睿王，却不得不勉强措辞加以申辩，也仍然是‘明臣尊明’的道义罢了。朕认为不必讳言，也不能讳言，所以把这件事如上记载。并且命令把史可法的书信附录在后面。史可法确实可以同文天祥相提并论，并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明史》本传却说他母亲梦见文天祥后生下他，这是出自民间传闻的附会，失于荒诞不经。” 《东华录》载有我纯庙御制的一篇文章，现恭敬抄录如下。恭敬推绎圣上的文章，其中深切惋惜督辅史可法的孤忠和福王的孱弱昏愦，甚至把他同厓山的大节相提并论；对于史可法答复睿王书信一事，又特别嘉许他‘明臣尊明’的道义。这些崇高宏大的议论，足以照耀千秋。《绎史勘本》起初在督辅传记的篇目中，节录了若干文字，以表示盛世昭彰忠节的意思。现在恭敬地完整列出全文，希望使天下臣民都能普遍瞻仰皇帝的文藻；圣上的谋略浩大广大，实在合乎事理人情的至当之处，并足以垂示万世，成为法则。道光庚寅闰夏，臣李瑶恭敬作跋。●御制《题胜朝殉节诸臣录》（并序）

译昨天因为前朝殉节的臣子都能忠于自己的君主，不可以让他们湮没而不彰显，特意命大学士、九卿等考察史书，核议后赐谥并入祠，以昭示朕的深切抚恤。建文时期那些死难的臣子，也一并命令甄别议定。现在大学士等议定上报，记录其中生平大节卓著、足以表彰的人，赐予专谥；其余则通谥为‘忠烈’、‘忠节’，次一等通谥为‘烈愍’、‘节愍’，总计一千六百多人。至于诸生、韦布，即未列入仕籍者，以及姓名无从考知、如山樵市隐之类的人，则收入所在地的忠义祠祭祀，总计又有二千多人，各编成一册进呈。朕阅览后，认为都允当协调。因此命名为《胜朝殉节诸臣录》；在卷首冠以所颁谕旨，附载廷臣的议疏，汇编刊刻颁行，使天下后世读史的人有所考察核实。明朝末年死难的臣子多到如此程度，远非汉、唐、宋所能相比。将他们记录下来并加以表彰，也是历代从未举行过的事；似乎足以褒扬显彰忠贞，教化激励臣节。实在不必像张若溎所请求的那样普遍查访，徒然增添纷扰，导致没有结束之日。况且即使再增加数千人，对于表彰大义也没有什么增减。” 朝廷大臣驳议中唯一正确的意见，也一并载入。于是我在卷首题诗，以表示其中的大意。编写真正的史书，历来重视彰善罚恶；前朝殉节之臣，也应享有祭祀。五常之道既然万古长存而树立，隐微的德行和幽深的光辉，确实有赖于发扬。等到辽、宋的事迹早已流传，前后直可超过汉、唐。诸位臣子在黄泉之下应当彼此庆贺，舍身赴死的初心终于在长久之后得到偿报。（宋朝李若水跟随钦宗到金营，不屈而死。金人相互说道：‘辽国灭亡时，为义而死的还有十多人，南朝只有李侍郎一人。’） 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从两都以下，闽地、浙地，以及粤地和滇黔等地，凡是为国尽难的诸臣、士民、妇女，都广泛搜罗列入，一律予以赐谥、祭祀；并且上及建文、革除时期的各位忠臣。皇恩广泛施及远方，连重泉之下也都受到恩泽。我恭敬阅读这部书卷首所冠列的御制诗和序，仰见纯庙对于改朝换代以后前朝孤忠遗烈的深切怜恤。皇帝亲笔加以褒奖，实在使人再三致意。其《四库全书提要》和‘议疏’两篇涉及史事，现在一并附录。谨作此跋。《四库全书提要》臣等谨案：《胜朝殉节诸臣录》是乾隆四十一年奉敕撰成的。明朝自万历以来，朝廷纲纪日益紊乱，中原土崩瓦解。天命暗中转移，我国家在东土开创大业；王师顺应天命行动，百姓盼望它如同久旱盼云霓。而当时守土的各位臣子各自效忠其君，往往丧身碎首，鲜血洒遍危急的疆场。等到扫荡妖氛，占有中原、定都建国，天地重新得到整治，边远地区也全都归附，而前朝遗老臣子还想用螳臂阻挡车轮，以致劳烦王师施行诛伐；这些事载在史册中，一一都可以考查。我皇上在政务之余阅览古事，深切怜悯前朝遗留下来的忠臣。想到他们冒着刀刃迎击锋芒，虽然属于不知天命；但在疾风中仍是劲草，历经百折而不改，终究是至死不忘君主，并不有愧于臣节。因此加以赠赐典礼，以激励纲常。特命大学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在朝廷集体议定，使他们各按原官赐予新的谥号。这大概是圣人的心意，大公至正，把天下人的善行同等看待。至于崇祯末年，铜马般的乱军纵横，有的历经百战而舍生，有的在孤城中以死效忠；大厦将倾，虽然一根木头难以支撑，但刚毅的魂魄、英烈的精神自然足以流传千古。自从范景文等二十多人已经蒙世祖章皇帝改赐名号、赐祭，名垂史册之外，凡在甲申三月以前被捆住马匹、埋轮阻军，或投身深渊、伏剑自杀的人，也一并命令广泛征求典籍，详细记录他们的芳名事迹。至于壬午‘革除传疑行遯致身’一案，虽然见闻记载各有不同，但抗节诸臣的生死大义终究有确定依据；也都详细加以甄别记录，以进一步慰藉忠魂。大体以钦定《明史》为主，并参考官修《大清一统志》和各省通志等书，全部列出姓名，考证事迹，编成一部书。凡立身处世始终卓异、足以流传后世，同时又能取义成仁、支撑名教的人，各赐专谥，共三十三人。若一生没有重大显著事迹，却能慷慨赴死、发誓至死不改志向的，汇总赐予通谥：其中事迹较显著的，称‘忠烈’，共一百二十四人；称‘忠节’，共一百二十二人；其次称‘烈愍’，共三百七十七人；称‘节愍’，共八百八十二人。至于官职卑微、品秩低下的官员，诸生、韦布以及山樵、市隐等姓名无从考查、不能逐一议定谥号的人，一并在所在地忠义祠祭祀，共二千二百四十九人。像杨维垣等失身于阉党，只以一死勉强赎罪的人，则不滥行收入。书成后，命名为《胜朝殉节诸臣录》；又新制御文置于书册卷首，交付武英殿刊刻颁行，以垂示久远。臣等私下认为，自古以来朝代更替之际，那些为旧国献身的人，大多反而蒙受恶名，所以郑樵说：“《晋史》偏袒晋而不承认魏，凡是忠于魏的人，都指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毌丘俭这些人，含冤埋骨黄土；《齐史》偏袒齐而不承认宋，凡是忠于宋的人，都指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这些人，含冤于九泉。”由此可见，徇私偏袒，往往沿袭这种陋习。其间即使有后来追加褒奖和赠官的，如唐太宗对于姚君素、宋太祖对于韩通，也不过偶尔涉及一两个人而已。实在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从未有像我皇上这样以天地为心，完全融通彼此，阐明风俗教化、培植常伦，不因属于不同朝代而加以歧视的。臣等恭敬研读诏旨，仰见皇上对于赏罚予夺的权衡，褒贬之权昭然可见。不仅刚强守节、孤忠无援的人都蒙受深厚恩泽，而且明辨彰显与惩戒，树立了千古臣道的规范；《春秋》的大义，也像日月星辰一样光明。恭敬阅读这部书，更加敬畏皇上所垂示的常道训诫了。干隆五十四年四月，恭敬校订后呈上。《殉节录》议毓。大学士臣舒赫德、臣于敏中等谨慎奏报：奏请遵照圣旨一并议奏此事。

译左都御史张若溎上奏《请交直省督抚采访明季殉节事迹》一折，干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旨：“此折交大学士、九卿等一并议奏。钦此。”臣等恭敬遵奉。张若溎所说：“臣私下听说，负责定稿的衙门以《明史》和各省《通志》为依据，这个说法是对的。然而，《明史》《通志》固然是本朝纂修的书，抗拒志向、抵抗流贼的人，或许能够记载其中；但如果是冒犯我朝、违抗圣驾的人，尚且被指为不顺，谁还敢大书特书，记载他们以求不朽呢？这样看来，如果只从《明史》《通志》中搜求，除了官阶高、职位显赫且关系全局的人以外，其余人物，臣恐怕很难看到很多。请先查考《明史》《通志》，编次进呈；并请发文给各直省督抚，再加以采访，务必做到确实无误、文献可凭，记录他们的姓名和事迹；限期半年以内，陆续具奏。臣等再详细考核，选取真实可信、确有依据的人编纂成书。”臣等查考，明末殉节的诸位臣子，蒙我皇上赐谥并褒扬忠节；臣等奉命集体议论，谨遵原先奉到的谕旨，就《明史》和《辑览》中所载内容详细摘录。臣等又想到，历经官府修纂的《大清一统志》以及各直省《通志》，比正史的体例宽泛，所收内容都较为详细可信，也应当酌情参考，以扩大搜罗范围。至于一切野史、稗官之书，确实因为传述多有讹误，臣等不敢一概引用。如今左都御史认为《明史》《通志》所载不多，请求各督抚再行采访，这固然也是推广圣上仁德、阐明幽微、显扬被埋没者的深意。臣等恭敬研读钦定《明史》一书，原本就是仰承皇上的明断裁决，删削取舍公正无私。凡是与本朝有关的交涉事迹，没有不详细准确记载的，丝毫没有避讳。因此，上自辽东为国死事的诸人，下至福王、唐王、桂王诸王及其臣子中抗兵违命的人，全都编入《列传》，大书特书。不仅官位显赫、品秩尊贵的人都详细记载其始末，即使是读书人和普通百姓，也一一附载姓名。史册和档案都保存着，没有什么难以考见的。臣等目前核办的各项人物，实际上有十分之七八依据《明史》，并不像左都御史所说的那样难以看到很多，以致有埋没遗漏之处。至于文集、说部一类的书，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依据的地方。然而，像李国桢误国辱身，谷应泰作《纪事本末》却说他激烈殉义，这足以看出野史泛滥，难以凭信；又如吴继善投降流贼后被杀，吴伟业为他作传却称他大骂贼人、捐躯而死，更可见私家文集的阿谀之辞难以凭据。因此，从前修史时有时加以删削，实在有不得不严格谨慎的地方。如今臣等办理谥典，拟在《明史》以外兼及志书，搜辑范围已经很广；因此专谥、通谥的人数竟有一千五六百人。圣上的恩泽广泛施及，极其周遍。如果因为其中还可能有遗漏，又命令督抚采访增补，那么距离本朝定鼎已有一百多年，正史既未记载姓名，故老又无法询问，文献也不足以作为证据；仅仅依据其子孙呈报的话，又将凭什么考核来辨别其真实还是虚妄？反而恐怕真假混杂，不能有助于彰明善恶。况且天下人的忠义是相同的，我皇上褒崇节烈、奖恤遗芳，本来就是为了扶植纲常、教化万世。这不仅是那些已经获得改定谥号之典的人共同蒙受优厚的特别恩典；即使当日传闻有所缺略，偶尔有尚未显露的幽隐事迹，也应当没有不使正气得到伸张、使地下泉壤共同感受到恩泽的。又何必规定期限命令查访，徒然增加纷扰？左都御史所奏之事，应当不必议论。除谥典各项条款已经另行拟议具奏外，臣等谨遵圣旨，将此折一并议论。是否妥当，恭候圣上训示，以便遵照施行。谨奏。●自序 世上读《明史》的人很多。读《明史》读到闯王、献王毁坏国家、毒害百姓，有谁不会怒目切齿、发指痛恨呢？读《明史》读到我朝顺应天命，整军入关，在定鼎之初首先褒奖殉难诸臣，有谁不会举手加额表示庆幸呢？何况我纯庙钦定《明史》，对于思宗的实际情况不写作“亡”，对于赧王直到贲方才写作“绝”；这不只是给予他们名号和地位，而且暗中采用了蜀汉承接两汉正统的先例。即使论及唐王、桂王二王自行建立政权、举兵抗争，仍可谅解为宗室支系相继兴起，并不等同于异姓之间的纷争；把他们归入正统之臣，而不斥为伪政权；记录他们的事迹，并且一并抚恤为忠臣。圣上的胸襟如天，大公至正，正是为万世史册树立准则。明朝末年自南渡以后，软弱的君主接连兴起，孤立的忠臣危急支撑，又延续了十八年之久。其间那些值得怜悯、令人惊叹的行为，以及从困境中脱出又陷入险境、历经百折而不回的气节，对于名教也大有功劳。直到今天，二百年来我国家涵养百姓，大家都享受太平的福泽；至于改朝换代之际容易引起嫌疑的文字和应当避讳的事情，早已奉行宽大的诏令，一概不必回避。光明显赫的诏书，谨慎地置于卷首加以刊录。当福王性情柔弱昏暗而在南都被拥立时，江左诸公本来应当献纳土地、修明诚信，以求逃脱天命的惩罚。晋元帝、宋高宗偏守一隅、苟安偏安，钱氏子孙归顺朝廷而得以延续祭祀；遥想历代圣君宏大的仁德，能够使灭亡者复兴、断绝者延续。诚如谕旨所说，倘若允许南渡政权算作偏安与否，尚且难以断定。无奈马士英、阮大铖助长奸邪、结党营私而误国；群丑煽动暴虐，忠臣良臣相继败亡。虽然有史督辅忠贞明亮、足与日月争辉，却处处受人牵制，又被谗言蒙蔽，最终使他用尽才智，也急切地无法找到挽救的办法！扬州一失，形势便瓦解冰消了。到了闽疆唐王稍稍能够自治时，内部受制于曾妃，外部困于郑氏；强悍的将帅倚仗战功而骄横，良臣丧命，即使有何忠烈那样的坚贞之臣，也无法任用。登坛授予斧钺，勉强号称亲自统兵；看看风一吹起、烛火便熄灭的情形，就可以知道天意了。只是徒然讲求表面文章，最终没有实际成效；过了一年，也看到了汀州的败亡。永明王则流离迁徙，辗转播迁于粤中，屡次经历丧败；倚靠贼臣作为辅弼，依附缅甸酋长作为寄居之所，已经不能再成其为君主，唯独可以赞许李晋王呼天发誓、真心效忠罢了。至于鲁监国，不过是末世最后的一点光芒，显得像身体上的赘疣。然而他登山渡海，聚集在身边的确实是孤忠留下的余气，仿佛只是在这里寻求一个可以赴死的地方；因此尽节的诸位臣子，比南都、福京两都时期更多。君子说：这难道可以用成败来衡量吗？正好足以与山河争辉啊！

译这部《南疆佚史》，原本出自吴兴温氏。书中论述三朝逸事，体例颇为简洁得当。过去只有传抄本流传，以致脱漏很多；而且书中有些帝王名号不应如此书写，有些事迹也没有记载完整。现在全部考证其中的得失，补缀得更加周详，另题名为《绎史勘本》，共三十卷；其余忠贤义烈以及闺中、方外那些在世间显现出卓越大节的人，又分别补充编纂，作《摭遗》附在后面，共十八卷。采用毕昇活字法排印成书，使后来的阅读者能够目光贯通、意思连贯，清楚辨别正伪和贤奸。所以借“绎”字代替“佚”字，并不是沿袭马骕的书名；只是因为这四十八卷是我这个不才之人寻绎各史编成的书，而事情已经在相隔三个甲子之后，虽然书名相同、事情相同，但文辞和见识与温氏原书已经不同了。唉！明朝末年的政局，第一次败坏于宦官，第二次败坏于盗贼。宦官无法控制，就假借给他们事权；盗贼无法制止，就用爵禄收买他们，毒害遍及天下，国家社稷成为废墟。试想南都的灭亡，是亡于左良玉从内部侵犯；闽疆的灭亡，是亡于郑芝龙迎接并投降；滇中的灭亡，是亡于孙可望逃走投降：这些就是南渡以后的兴亡关键。因此，祸乱由闯王奠基，最终由献王完成；真人出现，四海便统一了。所以我说：读《明史》读到改朝换代以后褒奖忠臣、抚恤赐谥而不感动，读《明史》读到闯王和献王破坏国家、使君主丧亡而不憎恶，那就不是君子了。我早年遭逢家难，浪迹于游■〈车从〉；岁月徒然流逝，头颅依旧如此。在我的先世中，也曾有人成为亡国的大夫。支派流传已经久远，祖先的德行仍有所耳闻。只是因为我这个不才之人荒疏落魄，竟得以与当代显贵交往，这已经超过二十年了。钻研旧纸之后，壮志已经消磨殆尽。既没有奇异华美的文章，可以横扫笔战中的千军；也姑且凭一腔热血，在万古之中诛讨奸徒：因此又不仅仅是怒目切齿、发指和举手加额而已。道光十年（岁在上章摄提格）夏至后，太阳运行到鹑首之次，古高阳氏、吴郡李瑶作序。●蔡序 《汉志》说：“《史记》一百三十篇。”世上读《史记》的人，也都说是一百三十篇；起初并不知道其中哪些是缺失的，哪些是补写的。然而，其中缺少的是十篇，补写的作者是褚少孙。考察《汉志》而没有说是缺篇，可见褚少孙补写的十篇，在当时已经合在全书中成为一体了。这种古代补缺的体例，确实从《史记》开始；而宋代裴骃的《集解》、唐代司马贞的《索隐》、张守节的《正义》，又另创了给史书作注的体例。我的朋友中吴李子玉才华横溢、多才多艺，喜爱古代事物，也喜爱游历。游历疲倦后就抱着书坐下，即使客居在外，也常常读到忘记睡觉和吃饭。戊子年冬天，他因为探访旧友来到浙江，寄居在吴山，偶然得到温氏《佚史》的旧抄本若干卷。他竭尽力量刊正错误，疏通体例；对于缺漏的地方加以补充，对于有疑问的地方作《书后》附在后面。经过一个春天直到秋天，他召集工匠刻版，书的篇数不到一百，却已经使旅居者困顿至极，而子玉毫不在意。我也因此得以同他结交。又曾听说子玉过去也曾散尽万金，而在这件事上却甘心安守困顿，以坚持最终完成的志向，这尤其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岁末，我于是催促他渡江，修葺一座楼房同他居住，半夜也不停息。敲门询问，才知道他又在从事勘校补订的文字。凡是前朝诸臣为南疆尽力、被前史遗漏的人，南渡以后得到我纯庙奖赏和赐谥的人，以及东江监国时期有的以诸生身份倡导义举、有的以遗民身份守持志节的人，没有不分别整理、完备列出的。由此我知道，子玉对于这件事既专心而且擅长。于是又为他制作所谓聚珍版，以帮助实现他的志向。有位客人来拜访我，对我说：“给史书作注的方法，应当以刘昭、裴松之两家为最高准则。但李子玉打通并改变这种体例，把文字窜入古本，恐怕在体例上还没有做到恰当。”我回答说：“是这样。不过如果确实有这类问题，请把它拿去质问太史公，删去褚少孙的文字，也未尝不可。” 道光庚寅闰夏，萧山蔡聘珍篴椽氏在城南草堂作序。●凡例 一、《佚史》原本，对于三朝的帝王都称帝，并且依次称其帝号，使用他们的年号纪年。写史是为了流传后世，是为了阐扬名节、激发忠贞。如果违背功令，而所持观点又有所偏颇，那就是野人的私说，哪里值得让它流传后世呢？现在依照正史加以论定和删削。凡是《纪略》中按年纪事的，遵从本朝正朔，在下方附列相应的帝王称号，注明其年次；其余则用干支统摄纪年：这是为了尊重当时所奉的统治。一、佚史氏从康熙年间就写有这部编书，因此国初表彰遗民烈士的事迹还能够有所听闻，但仍然有些事情因为有所嫌疑和避讳而没有记载。后来恭敬奉到纯庙两道宽谅的谕旨，普遍施行抚恤，实在是旷古少有的典章。又因为史阁部给睿亲王的书信，得到《御制书事》一篇，再次加以嘉奖。现在恭敬汇集抄录，置于卷首。一、《纪略》中福王的事情繁多，《原本》最初列为一卷；现在《勘本》内容增加了一倍，因此在冬十月以后，整理为两卷。卷中关于削夺温体仁谥号和荫封的议论出现过几次，原书全都缺载，这是因为佚史氏对家事有所避讳；现在依照正史核对补入，另起一行阅读。一、唐王在闽疆所用的称号只超过一年，到丙戌八月就在汀州被俘了。而赣州杨、万二处的守卫，在十月溃败；《原本》没有记载赣州全部的事迹，现在一并补入。一、永明王流离迁徙，辗转停留在粤中；从广东到安隆，再到缅甸，诸臣零散相随，总共十五年。现在按年份分别注出，使眉目清楚；也编作两卷。一、鲁监国在越东被拥立，在江岸驻防，在海上依船而居两年，在舟山建立朝廷也有两年。后来漂泊无定，而诸臣艰难曲折地相随，他的臣子中尽节而死的人比南都、福京两都时期最多。《原本》脱漏过于严重，现在全部按事情考订补足。一、《列传》中的诸位臣子，很多曾侍奉崇祯并历任三朝官职，温氏对于他们的章奏和事迹，有些地方删略得过于严重。现在凡是有关政教、足以作为规范的文字，以及涉及本事异同、确实有依据的文字，有的补入正传，有的附列于《书后》。一、史督辅传中没有记载他给睿亲王的书信，督辅的答书也有许多删脱。这两封书信是南渡时期的重要文章，也是千古的重要文章；记载它们应当详细，现在一并勘校补足。

译一、《四镇传》原本只有四百二十多字，不知道温氏为什么唯独在这里删减到这种程度？另有别本把云间王氏《史稿》中的文字繁衍抄录在后面，称为温氏足本，这是错误的。靖南因忠而死，兴平因冤而死，唉，他们的传记难道可以简略吗？一、各篇传记的姓名，全都大书特书；温氏认为这是崇尚他们的一死。然而正传和附传没有区分，轻重也无法辨别。现在凡是主持其事而死节事迹显著的人，列为正传；凡是参与其事而仅仅以一死留名的人，都旁列在正传末尾。姓名较多的，称作“等”；事迹无法详细记载、姓名又不能磨灭而见于《书后》的，称作“附”。一、每册每卷，开头都有引文，末尾都有跋文。《原本》强行分割为二十卷，结果引文和跋文颠倒混乱；抄写者又沿袭错误，奇怪的讹误层出不穷。现在逐一整理明白，并按类别区分，使读者不至于在阅读时受到阻碍。一、凡是分卷小引，《佚史》所说的文字，都以“ ○”作为标识；《勘本》所说的文字，都以“◎”作为标识。跋尾、书后，则分别用“佚史曰”“勘本曰”加以区别。一、《原本》的二十条《凡例》以及卷首卷尾的引文、跋文和评论，间或有所偏颇；不得已删去替换的，也有数百字，希望使全书归于纯一，不让传流中夹杂无稽之说。后来的君子，希望能够体谅我吧！一、《原本》的篇目，有时在三朝中称帝，有时称谥；各传的卷次、名次也多有混乱。比如周、雷罪案的引文和跋文，本来应当分开，应当单独作为一卷阅读；其他情况可以类推。原来的目录附在后面，也是为了让人知道天下本来还存有《原本》。把它收藏起来用作比较，就足以看出《勘本》整理卷次的功劳。一、《勘本》《摭遗》中的文章虽然引用了各种书籍，但一概以《通鉴辑览》和各位大家的文集为准，例如云间王氏横云山人《史稿》、萧山毛氏《合集》、甬上全氏《鲒埼内、外集》，以及当时专门记载三朝事迹的各书。至于小家杂说，往往充满个人爱憎之辞，必须相互参照、考订到确实可信之后才保存；如果连我自己都不能相信，就绝不敢把它作为可信之说告诉天下人。实在无法判断的，有时就在《书后》中把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以等待博雅之士裁定。一、各部史书对于后妃，必定另立篇目作传，温氏却遗漏了这一点。现在在“摭遗”之首，增补“宫壶”一门，编为一卷。一、关于鲁监国的事，“佚史”认为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大概是考证时遗漏了。越东起初建立政权时，一时勇敢忠义之士中，有许多声名显著、为人所知的人；到了闽海、舟山，先后为此事竭尽心力的人，又有很多。现在编写“摭遗”补稿，分列为两卷。一、何、瞿、堵三位公卿历任四朝官职，最终死于粤地，因此列在粤臣传的开头。粤地自桂林失守后，便流徙到安隆，被孙可望挟制，又发生了“十八先生之狱”；这是粤中事情中最为重大的。李定国在缅地竭尽心力，郑成功独自雄踞海上；现在都依照“佚史”的体例，编入补订之中。一、前史按时代编次，统合记载而不加区分；“勘本”已经对它作了约束和厘定。然而，像“儒行”中的“文艺”、“逸民”中的“独行”，又不能不分别列出；其他如“列女”、“方外”，也都不可缺少：一并补编。一、对于奸逆之徒，按照温氏的说法，只有金声桓一传列入“逆臣”，其他人则完全缺载。左良玉有始无终，他的罪责又与黄澍有关，也不能不加以说明。至于马、阮结党作奸、误国害民，如果把他们看作千古罪魁，虽然奸恶行状在其他传记中也有所涉及，终究仍不完备；难道删去他们的姓名，就反而能够遮掩他们的罪恶吗！现在依照史书体例，增设“奸臣”一门置于末尾。一、明末三朝的零散事迹非常多，其中近于穿凿附会的，不敢收入。只有那些遗闻、逸说确实可以征引，并且能够与正文相互验证、与时事有所关联的，才间或附在“书后”之中，以补正文的不足。一、本书按照毕升活字印刷的方式排版完成，所有刊刻、注释和补辑的文字，分别称为“纪略”、“列传”、“摭遗”，共四十八卷。不过，这只是凭我个人微薄的才智，就江、浙一带所见到的书本编成的。体例关系到确实的史书，希望能够长久流传；倘若海内鉴别、收藏书籍的人，对于这三朝的政绩、文章、故老传闻、家乘轶事，有能够加以证明、纠正错误、增补完善，使它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希望恭敬地寄信到萧然山下；或许可以随时改版订正，那就非常幸运了。以上“凡例”二十二条，是去年秋天开始确定的规章，又加上今年春天校勘补订的各条内容。我没有什么才干，对于这部史书，去年以寓居外地的身份、又处在困窘乡里的境况，苦心孤诣，花了三个月以上校勘定稿，又用了五个月完成排版。起初只是想对温氏原文中的讹误和缺漏，大致加以搜集补缀而已；后来考索日益深入，异同之处日益显现，涉及三朝的人物、事件和文章，越是搜求便越多，终于不能停止编补、重订和考证。现在凡是前史三十卷中有疑问、文字又可以征实的地方，或者在正传、小引、书后中，分别按事作注，并附加辨论。“摭遗”初刻的十卷以外，又按门类引述归类，编成续稿：例如宫壶诸妃、监国诸臣、逸民、列女等类别，共有一十八卷。只是遗闻逸说，随见随有〔原文“轃”字疑误〕；头绪终始纷繁，恐怕最终仍不免留下遗漏的讥议。古人说：“编纂确实的史书很难，必须亲手执笔，才知道其中的苦处，也才知道其中另有一种乐趣。”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引用书目 《御批通鉴辑览》、《四库全书提要》、《东华录》、《明史稿》、《绥寇纪略》（未刻编）、《贡举考》、《三朝备要》、《明季遗闻》、《甲乙编年》、《旧京志》、《扬州殉难觚》、《残明书》、《中兴金鉴》、《两朝识小录》、《三垣笔记》、《绥史》（后编）、《三藩纪事本末》、《金陵剩事》、《赣难纪实》、《江东事案》（正续编）、《浮海记》、《滇考》、《滇缅日记》、《劫灰录》、《孑遗录》、《三冈志略》、《湖录》。以上书籍共二十七种，都是当时相互参照、考核、征引的。因此附记在这里，特意说明“勘本”、“摭遗”中的事情必定有来源，所说的话必定有根据，并非杜撰。各书没有按年代先后排列，是为了使用方便；不列作者姓氏，是为了省略文字。

译续用书目 《皇朝武功纪盛》、《江南义师始末》、《福人录》、《续鉴》、《明季辑略》、《鲁乘》、《广见闻》、《舟山忠节表》、《闽小史》、《闰余逸事》、《梦华潭水榭丛录》、《澳门图志》、《浙东郡县新旧志》。此外，后来看到的各书，也随时在纪传中加以增删。书稿难以排版印成，其中也多有按事改写的地方。一并附记于此。唉！我年轻时很少从事交游，缺少知己；追求声名的心早已冷却，侠义的骨气也只是徒然张扬。从前总是急人之所急，每每因此使自己的负担一重再重。如今编纂这部旧史，依附骏马之后、追逐蝇头小利，也不过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罢了。回想过去，我曾在都转幕下任事，带着家眷漂泊在西子湖边，月光照满一楼，花色映亮四壁。举行诗酒壶矢之会，每十天总要举办一次；亲疏依附而来的人，每天都有更多。到了如今，黄金散尽，白发渐渐生出。我划船重来，进山暂住，听万籁俱已寂静，面对一盏孤灯独自凄清。我因为注释史书而闭门不出，别人也抛弃交往、断绝踪迹。抚今追昔，还能忍心说什么呢！这部书开始编写时，帮助我借书考证、作为镜鉴的，是苕上坊友吴寿昌；帮助我借到资金、开始付梓的，是盘石九品官周剑堂。后来，我的儿子辛生从芜湖回来，我让他校对文字。纸张本钱不够，就把我的行装全部拿到当铺抵押；还不够，就向市侩乞求资助，忍受他们的诽谤嘲笑。从夏天到秋天，工匠有一百多人，工程危急得几乎要崩溃；也不亚于当时江上的防守只靠一人独守，我的心情虽然涣散，却又重新振作起来。起初我曾写信给吴门幕中的旧日朋友，有人用危言来恐吓我；间或到盐政衙门拜访共同办事的人，几乎到了叩门却不被接纳的地步。竭尽智力和力量，书才终于完成。书完成时，幸得钱塘大令同里石敦夫（同福）、前汉阳观察富春周芸皋（凯）、前湖州太守赣榆董奕山（梁）、杭州别驾同郡吴兼山（）先后分出俸禄资助我；如果仍然不够，又得到萧山蔡氏松町封翁（鹤）和他的侄子孝廉篴椽年丈（聘珍）一起为我借贷，以增加经费。这部书初次印刷，计划印八十部，工程历时二百四十多天，耗费平泉三十万有余。我把自己历来亲身经历、了解筹办此事的艰难写在这里，是想让后人知道，靠卖文章维持生活，究竟是多么艰难！凡是长江上下、前后十年间曾举杯为我祝寿、写信与我结盟，以及以世交相称、曾经稍稍受过我恩惠的人，有的呼唤他却不回应，有的看见我就立即逃走，连非难、讥笑我都来不及，却全都把我当作冰炭一样彼此不能相容。唉！己丑年秋天吴山观潮之日，七宝转轮藏主古高阳氏一并记于十二峰寓楼。补勘书目 《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国殇事略》、《三朝闰余年表》、《国变难臣钞记》、《南渡录》（无名氏著，与李暎碧所著不同）、《吴下旧闻》、《天南逸史》、《平定台海事略》、《国初七子遗书》、《明通事案》、《越中殉义传》、《越东郡县新旧志》、《鲒埼亭集内、外编》、《明文授读》、《西河合集》、《天都文类》、《诸名家专集》（凡是集中有一篇文章或一件事与本史有关的，都摘录下来；来不及一一列出其书名）。《绎史》完成后的第二年庚寅年春天，再次进行校勘补订。萧山蔡氏丈篴椽孝廉为此召集工匠排版，传布到海内的又有一百部。凡是后来看到的书，书名都列在上面。温氏原史所详细列出的书目只有四十多种，如今根据吴兴杨氏跋尾中所称述的，以及我个人在一隅之地听闻、见到的，粗略计算仍在一百种以上；这就是温氏史书之所以不完备、不详尽的原因。以上续引的各书，就人物记载的完备而言，没有比《胜朝殉节录》更好的；就人事记载的详细而言，没有比全氏《内、外编》更好的。庚寅年闰夏，子玉氏一并记。●温氏原序 《南疆佚史》是什么书？是记载金陵、闽、粤三朝遗事的书。为什么不说“朝”？因为它们没有形成一个朝代。为什么称为“南疆”？因为都属于南方土地。假如说这是某一时期据有的南疆，那么又为什么要记载它呢？回答说：疆域反复变化，攻守错综复杂，政令有得有失，岁月有兴有替，成败的迹象不可磨灭；忠臣和奸臣杂然并列，贤能与奸恶各自出现，奇才杰士的谋略、武夫猛士的忠勇、老成正直之人的持论、谗佞欺诈者的诡辩，以及忠义奋发之人冒霜犯雪的操守、叛逆残杀之人狐媚虎噬般的情状，都不可以略去。事变越是繁多，各种情态越是充分显露，可以让人下拜，可以让人起舞，可以让人按剑瞪眼，可以让人悲恸流泪，甚至让人敲缺唾壶来抒发悲愤了。

译我曾经评论明朝的灭亡，起始于朋党，形成于宦官，最后终于盗贼。南渡以后，马、阮得势，借朋党来肆意施毒，联合宦官来巩固宠幸，假借盗贼来扩张威势；朝廷昏庸，沉湎歌舞，不顾忠贞之士被贬退，贪污放纵横行，纲纪颠倒，是非混淆，以至于内部自相争斗，灭亡很快便到来。思文是贤明的君主；但疆域狭小，反而依靠寇乱、招来寇乱。永明仁慈有余，英明决断不足；在崎岖的山海之间辗转迁徙、流离失所，收纳遗留下来的祸害作为心腹，把遥远绝域当作禁卫屏障，实在令人痛惜！当时坐在朝廷中议论国政的人，并不缺少具有道德声望、忠诚正直、诚恳深厚的儒者；那些守卫边疆、筹划海外事务的人，也有很多英明通达、敏锐干练、能够承担艰难重任的人才。那些史、姜、刘、黄、袁、何、瞿、堵诸位君子，都学识通达天人，忠心贯穿日月；面对常态和变故都不改志，文臣武将相互辅助，也可以说是祖宗留给王国的栋梁。可是他们喜好的爵禄徒然耗费，大权却不肯授予；有的被排斥在外而不得入朝，有的地位虽尊贵却不得亲近。最终只能靠一根木头支撑将要倾倒的大厦，用一丸泥土堵塞已经溃决的堤坝，碧血青磷，凭借忠诚抗争、自信不屈。可悲啊，可悲啊！天命不能延续，人心再次败坏。遇到丙子百六之会，又怎么能够逃脱呢！大概明朝长期积累的弊病，约有三端：第一，追求虚名，不采纳实际有用的东西。高谈性命之学，却把农田、军旅看作粗俗之事；钻研辞藻文章，却把刑法、钱粮看作庸俗之事。以至于吏治不加整顿，武备完全废弛；把斧钺之权交给武夫，把成功寄托于胥吏，这是第一种弊病。第二，区别门第流品，不寻求真正的人才。古代求取士人，有的在草泽之中，有的在山林之间，甚至羁囚、饿隶、降卒、仇人都可以列入班次，授予宠信和重任；从未听说因为他们与朝廷中人同列而遭到诽谤。如今却只尊崇甲第出身的人，鄙弃通过举荐、质询等途径得到的人才；即使才能足以比肩管仲、诸葛亮，品行如同伯夷、柳下惠，升迁也遥遥无期，排挤却有种种借口。楚国的人才被晋国任用，究竟是谁造成的呢？这是第二种弊病。第三，争逐浮华的文章，不考虑切实的功效。用太平时期的虚骄之气来抗击强敌，用祖训中的空泛言辞来震慑强大的寇敌；想要与他们通和，反而树立了怨恨；想要使他们效忠，反而更加滋长了他们的愤怒。等到后悔已晚、肌肤受伤，身影消失、烟尘散尽，这就是第三种弊病。积累了这三种弊病，直到败亡仍不醒悟。那么误国的罪责，难道能够只归咎于小人吗！这就是我禁不住掩卷长叹的原因。唉！故国旧都，远远望去便令人惆怅。何况开创基业时一同显赫的姓氏，连同爵位和官命，最终都一起陨落！从开端到结局，先臣确实亲自经历并见证了这些。俯仰今昔，反复感慨追慕，不知眼泪从何处流出！也姑且把这些附在《西台之纪》之后罢了。古高阳氏说：以上原序一篇，共一千多字，其中有不少语病之处。不得已，对于那些确实不能保留的部分，删改了一百几十字；希望文辞归于顺畅谨严，可以流传后世而不受非议。后面的“原例”也同样处理。“勘本”三十卷中，增益的地方很多，而删改的不到十分之一；之所以删改，也只是因为其中有些词句确实不能保留。一并记下。●原例 从前我的朋友万子季野正在编纂《明史》，对我说：“鼎革之际，事变繁多。金陵、闽、粤三地辗转迁徙，历时二十年。遗留下来的事情零散不全，你何不把它们辑录起来加以记载呢？”我说：“这些都是《明史》应该包容的内容，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万子说：“不是这样。《明史》把福、唐、鲁、桂附入《怀宗》一书，记载寥寥，遗漏很多。倘若专门取三朝编成一部外史，趁如今故老尚在、遗文还存，还可以搜罗。再拖延几十年，遗留下来的东西就全没有了。野史没有刊本，也会日渐散失；后世的人，可能会只听说隆、永的年号而茫然无知。我们难道可以听任这种情况发生吗？”我说：“确实如此。但其中本来有些人抗颜逆行，伏尸都市，难道不是违反法令的罪人吗？把他们取来记载，似乎涉及忌讳；删掉他们，又凭什么成书呢？”万子说：“不是这样。国家的兴亡，哪个朝代没有呢？他们也各自为自己的君主效力。凡是处在兴盛朝代的人，必定不会认为这是罪恶；不过是不得已而追求自己的志向罢了。本朝刚刚定鼎，首先褒扬殉难的诸臣，以此表示激励。那些身在外地的人，有的或许还来不及顾及。褒扬和哀悼，可以同时进行。如今正要开设《明史》局，已经奉有命令：‘各种野史都应送交礼部，不必因为有所忌讳而嫌疑；’ 把它们采集编纂起来，又有什么妨害呢！”我于是说：“好吧。”然而世事牵累，因循拖延，最终没有实现。后来我得到野史几十种，正想访求材料、说明体例，而万子突然先去世了；《明史》的列传刚刚脱稿，还没有订正。想到亡友恳切的话，不忍违背他的雅意。我闲居在京城寓所，放逐废弃，无事可做。汇集、编纂各书，用来消磨漫长的时日；题名为《南疆佚史》。不敢把它比附于名山藏书，只是认为这样总比下棋赌博好些罢了。

译野史中有兼记三朝事情的，吴伟业《绥寇纪略》、邹漪《明季遗闻》就是；有记载国变和南渡事情的，夏允彝《幸存录》、文秉《甲乙事案》、许重熙《甲乙汇略》、李清《三垣笔记》就是；有专门记载弘光事情的，顾炎武《圣安本纪》、黄宗羲《弘光实录》、李清《南渡录》就是；有兼记弘、永两朝事情的，黄宗羲《行朝录》、钱秉镫《所知录》、瞿昌文《天南逸史》、刘湘客《行在阳秋》就是；有专门记载隆武〔事〕情的，闽人《思文大纪》就是；〔有〕专门记载永历事情的，沈佳《存信编》、鲁可藻《岭表纪年》、刘湘客、杨在、綦毋邃《象郡纪事》、冯苏《劫灰录》、某《南粤新书》、《粤纪事略》、邓凯《滇缅纪闻》、《滇缅日记》就是；有专门记载一个人或一件事的，应廷吉《青磷屑》、史得威《维扬殉节始末》、袁继咸《浔江纪事》、某《北使记》、康范生《虔事始末》、某《赣州乙丙纪略》、徐世溥《江变纪略》、章旷《楚事绝略》、沈荀蔚《蜀难叙略》、杨在《朱容藩乱蜀始末》、《武冈播迁始末》、《孙可望胁王始末》、《犯阙始末》、《安隆纪事》、邓凯《遗忠录》、《求野录》就是；有专门记载鲁监国事情的，黄宗羲《鲁纪年》、《四明山寨记》、《舟山兴废记》、《日本乞师记》、冯京第《浮海记》、鲍泽《甲子纪略》、陈睿思《闽海见闻纪略》就是：总共四十多种。这些书之间，记载有详有略，年月有先有后，是非有不同，毁誉也各不相同；我取万子季野所编明末诸传以及徐阁学《明季忠烈纪实》中的各传，合并起来加以订正，改正错误，删去繁冗，补足缺漏，撰写尚未完备的部分，编成这部书。其他没有见到的书，还等待以后再考察；但大略已经齐备于此了。一、古代史书对于帝王称“本纪”，对于各位大臣称“列传”。这是因为“纪”概括一个时期政令的大纲，“列传”只记载一个人的一件事，所以称为“纪”以加以区别。不过，太史公对于项羽也称“本纪”，因为项羽一时号令天下，所经历的事情很多，记载也较为详细。如今金陵、闽、粤虽然都没有始终保持其政权，却也各自在当地称王，各有政令教化，按理应当予以记载。如果拘泥于“附入怀宗”的惯例，那么连“传”都不应列入，又何必列“纪”呢？这就不是一代史书的体例了。因此本书第一卷先称“纪略”，不称“本纪”，是因为它统属于本朝；称“略”，是因为事情本来就无法详细记载。一、古人作史，有专传、合传、附传，并不是因为人物有高下优劣，而是因为事情有繁简之别。专传，必定是因为这个人的事迹很多。合传，则是因为他们的学术相同、行为相同、官职相同、时代相同、姓名相同，或偶然有一件事相同。老子、庄子、孟子、荀子，是学术相同；刺客、游侠、酷吏，是行为相同；张苍、申屠嘉，是官职相同；娄敬、叔孙通，是时代相同；管婴、晏婴，是姓名相同；屈原、贾谊，则是偶然都有被放逐这一件事相同。至于附传，是因为某人的事迹太少，不能单独成传，所以附带记载，并不是轻视这个人。本书各篇列传，也私下仿照这种用意，按事情、时代分类；有时即使人物品德相差悬殊，也来不及一一计较。一、各位大臣中有曾经赶上侍奉崇祯帝的人，他们在那以前的行事、奏章一概从略，因为本书重在南渡以后，而且这些内容已经载入《明史》；之所以一定列入，是因为他们最终的事情发生在后来。不过其中有关大节的内容，也只概括写上几句话，不敢完全遗漏。一、各篇列传的次序，先金陵，次闽，再次浙东，最后是粤。各位大臣中有历经三朝的，就按照他事迹较重的朝代排列。吕大器最终死在粤地，却把他列在前面，是因为他迎立君主时持有不同意见，而吕大器支持君主，是一朝人物中的关键人物；至于他后来在粤地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可以表彰的。一、古人写附传，按惯例不列姓名，唯独我不这样做。因为这些人忠义节烈，本来都是贤者，只是事迹已经湮没，没有什么可供记载，仅仅凭一死成名。如果连他们的姓氏也不列出，读者就会更加忽视他们。所以每篇都把姓名大书、特书，使人一看到贤者的姓名便肃然起敬。至于那些本人本来就不值得重视的人，即使附带记载，也不列姓名。一、徐阁学的《忠烈纪实》中，即使某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记载，也一定另列一行大书姓名；我则不这样做。那部书专门记载忠烈之士，没有其他人物可以附带书写；我这里则把一朝之中的忠臣、奸臣、贤者、奸人都列入，有时还附带记载，难道会因此掩盖这个人的忠烈吗？这就是两者不同的地方。没有事迹而只列姓名作为一篇传记，古代没有这种体例。一、义士、义兵等传，古代没有这样的名称；如今这样称呼难道不可以吗？回答说：没有妨害。伯夷、叔齐拦马进谏，太公称他们为义士；这是出自兴朝辅佐开国之人的口中，并不是出自胜国之人。何况各朝史书都有忠义传：在胜国被称为忠臣的，在兴朝看来就是不忠；在胜国被称为义士的，在兴朝看来就是不义。然而史书都由兴朝修撰，却一定不废弃“忠义”这个称呼，是因为要保存事实。这样命名，仍然是义。

译一、有人说，黄陶庵学问淳厚、文章高妙，《明史》把他列入《儒学传》；侯通政、沈总督、邱巡抚、揭傅两位太史、曾吏部等人官位尊贵显要，却与方都司、茹参将等武夫并列在《义兵传》中，其中还有一同仗义的平民也列在里面，难道不是不合体例吗？我说：这是你的固陋见解。名位有贵贱，忠义却没有贵贱。能够忠义，平民也就尊贵；不能忠义，卿相也就卑贱。汉人所说的“桀、纣虽然地位极其尊贵，下士都以同他们为伍为羞；伯夷、叔齐虽然地位极其卑贱，王公却不敢同他们抗衡”，就是这个意思，难道在于名位吗？鲁哀公十一年郊地之战，公叔务人与他宠爱的童子汪锜同乘一车，都战死了。鲁国人想不把汪锜按成年礼安葬，便向孔子询问；孔子说：“能够拿起武器保卫国家，就可以不按童子礼安葬吗？”汪锜只是一个童子，但他的名字却同国君的儿子一起流传；鲁人以礼安葬他，圣人称许他，千年以后仍然令人凛然感到有生气，比鲁国三位卿大夫还要刚烈。既然不是因为他为义而死感到羞耻，又有什么不能把他与那些人并列的呢？至于道学，正应当从舍生取义上看出来。陶庵作为一个读书人，枕着武器、睡卧在兵戈之间，同武夫一起奋战，这正说明他的实际行为符合道学；这同那些口头谈论仁义、身体却对国家之事胆怯的人不同。唉！世道衰败，道义衰微，学术不明，人们只追逐声名和利益；甚至对于纲常大义，也首先看重名位，难道不值得叹息吗！一、周镳、周钟、雷演祚三人，从未在南渡政权中做官，是南渡政权杀了他们；为什么还要为他们立传？回答说：这是南渡时期的一大案件。马士英竭尽智力和力量扶植阮大铖，却把这桩案件归罪于那些跟随叛逆的大臣；对那些跟随叛逆的人无法治罪，又把罪责归到周镳、雷演祚身上。于是周镳、雷演祚被杀，阮大铖得到任用；清流人士害怕祸患，终于酿成左镇军队内部侵犯朝廷的事，国家也因此灭亡。那么这三个人怎么能不记载呢！一、四镇是功劳相同、属于一体的人。列入黄得功、高杰，而删去刘泽清、刘良佐，是因为他们没有始终如一；他们的事情已经附带记载了。李成栋的事情见于《李元胤传》，是因为他没有从一开始就参加；难道成栋不应与声桓同样看待吗？回答说：这两人有区别。粤中的不安定，是李成栋扰乱造成的；等到他反正时，百姓已经遭受涂炭，忠烈而有才干的人也已经被消灭了。只是李成栋后来小心听命，至死勤于职事，这一点不同于借“内附”之名却仍然横暴，如“忠贞”等人。至于声桓，他始终只是一个贼；归附朝廷以后，不请求任命官吏，不交纳土地，不离开自己的巢穴，擅自设置官吏，私自征收财赋，任意杀戮。考察他后来的行为，完全没有王法，以致烦劳朝廷出兵讨伐，所以列入《逆臣传》。一、孙可望的事情同粤地政权始终相连：粤地建立政权时，孙可望进入滇地；孙可望投降后，粤地也随之灭亡。况且他邀取王爵封号、谋求接受禅让、擅自杀害大臣、劫持并设置安隆，以及出兵侵入内部，都是粤地的大事。不记载不可以；但一旦记载，孙可望已经归降，按惯例又不应记载。如今他的详细事迹见于《李定国传》，并杂见于同时各位大臣的传记中，也可以得到大概情况了。一、各朝史书必定有《儒学传》《孝友传》《独行传》《文苑传》《隐逸传》《方伎传》等，本书人物不多，无法分门别类。唯独《隐逸传》想列为一篇，但搜访所得特别少。明朝末年，各地洁身自守、远离尘俗的人很多。然而这些人既不求名，交往的人中又有的缺少喜好义理和文学的人，不能为他们作传叙述；后来子孙衰微，于是终于湮没无闻，难道不可惜吗！广泛搜集各处材料，发掘并彰显隐没的德行，这也是四方君子的责任。一、金陵灭亡后，闽地有了君主；闽地灭亡后，粤地又有了君主。这样一来，鲁监国的纪事难道不是多余的吗？回答说：这是为了保存各位遗臣的事迹。各位大臣中有许多同时侍奉唐王、鲁王、桂王；像钱、张诸公，就是同鲁王始终相伴的人。没有鲁王，哪里会有这些大臣？凭他们雄才大略、精忠烈志，都是可以同日月争光的人，难道可以略去吗？既然不能略去这些大臣，监国的事情怎么能不记载呢？况且闽地灭亡以后，各位大臣奉鲁监国驻于长垣、健跳、中左、舟山，使闽中震动；这难道不是国事吗？这些事情都不能附带记在闽、粤纪事之中。从前梁朝尚未灭亡，萧詧便自行建立政权，称为“后梁”，史书尚且不能略去并列为帝的萧詧；何况鲁监国胸怀谦逊守持监国之位，没有自行称王的骄傲意志，我认为他比靖江王、广州王贤能万万，所以删去前者而记载此人。一、明太祖鉴于胡惟庸、汪广洋的祸患，不再设置宰相；把各项政务归于六部，而大权由皇帝独自掌握，使最高权力不旁落，这是很好的。但后世子孙却难以遵守。明成祖开始起用学士参与裁决机务，于是设置了内阁；明英宗年幼即位，政权掌握在宦官手中，于是开始有票拟制度。此后都给六卿加上宫保一类的官衔，于是权力同宰相相当了。怀宗英明敏察，稍稍有猜疑嫌隙；掌握政权的宰辅不能得到专一信任，十七年之间竟换了五十人。于是宦官得以钳制他们，台谏官得以排斥攻击他们，朝廷没有政务，天下分崩离析；这难道不是轻视大臣、只有君主而没有辅佐造成的吗？南渡以后，贵阳煽动暴虐，仍然有承平时期权奸当政的势头，所以江左最终被他们倾覆。至于闽、粤，政府的地位反而轻于一般官员：一句话合乎皇帝旨意，马上就能执掌枢密；边疆将帅，也都授予内阁官衔。只有起用二三位遗老，希望借助他们筹划谋略，但他们碌碌无为、尸位素餐，声望也与职责不相称；然而这些事情不能遗漏，所以各自列入一篇传记。一、明世宗的宗室支系繁衍众多，被贼人消灭的已经十有八九。后来他们分散居住在各地，义军相互推戴他们；由此可知历代圣君的恩德仍在人心，人们把他们的后裔看作祖宗的后代。可惜他们的才具浅陋低劣，不足以承担鼎器；刚刚起兵便又倒下，比起圣公、孺子，有的还要差。受到他们祸害的人，甚至把他们同盗贼等同。唉！他们难道不都是天潢贵胄的支流吗？仇敌在于君父，祸患涉及宗庙社稷，枕戈待旦、复仇报国的志向，谁能指责呢！即使他们没有成功，也足以令人悲悯。然而事情发生在战乱之后，无法搜集完整；谋略不全，始末不完，只能偶尔在别人的传记中保存大概情况。

译一、郑芝龙承受明朝深厚恩遇却没有始终效忠，郑成功又以儿子的身份反对父亲，这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呢？回答说：凡是为人立传，难道只是为了这个人本身，也是为了考察国家的是非。闽地建立政权，唯独依靠郑氏。国事由郑芝龙决定，而他辜负恩德、丧失国家，论他的罪过，应当列入叛逆一类。郑成功痛恨父亲不忠，决心报国，奉行粤地正朔，不敢有二心；直到粤地灭亡，仍然依靠海角之地，暗中归附而不失“天复”的义理。明朝一代的功臣、宗室外戚以及将相大臣，承受历代深厚恩遇的，没有一个能像他这样效忠；所以君子深深悲悯他的志向。有人说：他拒绝鲁王、不接受鲁王，是不是因为有专擅恣意的心呢？回答说：不是。鲁王同闽地本来就不和，双方互相讥刺。闽地灭亡后再奉鲁王，思文帝难道不会含恨于地下吗？归附粤地，是为了表明身为明臣的心志；拒绝鲁王，是为了保存旧主的情感，这是英雄不得已而采取的智慧。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进入粤地呢？回答说：因为两地相隔；这里有土地和根据地，形势上不能舍弃它来奉事粤地。如果舍弃这里而奉事粤地，那么也只会成为壬寅年的一个俘囚，怎么能够在海角延续明朝残余的气息呢？所以把他们父子祖孙自成一传，仿照五代《吴越世家》的体例；究竟是忠还是叛，由读者来评判！有人说：佚史不同于正史，正是因为记载的轶事较多。你对于轶事却往往略去：例如德昌的事情疑似不真实，大悲、童氏、太子案件隐晦不明，难道不是应当加以辨明的吗？永明被拘禁时梦见神灵告知真符、进入寺中后木偶自行站立，难道不是有天命的征兆吗？瞿留守预先确定松山，难道不是管、郭一类的人吗？像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你却全都不记载，为什么？回答说：德昌的事情无法辨明，越辨反而越令人疑惑；删去它，议论反而可以确定。永明的梦、松山的数理接近禨祥之说，君子不谈论这些。本书虽是外史，也不敢违背史书体例。如果琐碎地记述这些事情，笔端就会增添瑕疵，所以略去。略去这些事情，人们反而将把本书看作正史了。明朝到了定陵年间，不仅朝廷事务逐渐松弛，士大夫的学术也日益浅薄。当时精通经学、研究古代的士人极少。逐渐到了启、祯年间，士大夫大半都是没有学问的人。《野史》记载：怀宗曾询问内阁大臣：“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这是什么意思？”众大臣不能回答。首辅徐某奏道：“请容许我们到内阁商议后再具奏。”内侍没有不掩口发笑的。唉！让没有学问的人侥幸考中，去处理军国重事，正处在寇盗交错的时期，希望国家不灭亡，能够做到吗？《明史》从开国到嘉、隆年间，大多有很好的传记；即使事实较少，文字也简洁而有体例。万历以后，就变得冗长杂乱了。大概是因为此前的编纂著述都出自名家之手，而后来所依据的材料不堪采用。我取正史遗漏、传闻中十分确实的材料，另编为两部书，名为《吾征录》和《南渡轶事》；并附有评论，私下仿效中垒校尉刘向《说苑》的体例。将来归隐田园时，姑且用它来助兴取笑，也借此夸耀十多年游学所得的书囊。●（附）《温氏佚史考》所谓“佚史氏”，姓温，名睿临，字邻翼，另一个字是哂园；是湖州乌程人。康熙初年，他在乡试中中举；他是前宰辅体仁的族孙。他博通群书，而且熟悉史学；同鄞县征士贞文先生万季野（斯同）交往最为友好。当时朝廷正开设明史馆，昆山徐大司寇召请贞文主持编纂。睿临因参加礼部试而赴京，得以时时同贞文交往，参与讨论了很多问题；贞文于是把明朝南渡以后到三朝的事迹交给他，让他独自编成一部史书。读到贞文的《纪元汇考》时，康熙癸未年睿临为它作序说：“我来到京师，同他交游已有十多年。每次见面，他都问我看了什么书，有什么著述；又殷切地以年老时光将逝、不可荒废岁月来告诫我。”推究这段话的语气，同本书卷中的原有体例相符合。大概《佚史》一书，确实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郑余庆《湖录》说：“温睿撰写《南疆佚史》四十卷，以及《吾征录》《钧役全书》《游西山吟稿》。”查《归安县志》说：“余庆著《湖录》，考索二十年，称得上详细完备。”只是它把“睿临”写作“睿”，这是什么说法呢？如今天下所能见到的《佚史》遗本只有二十卷，而且没有署作者姓氏；世人几乎不知道它是温氏的著作。由于语句错误相沿、篇章脱落，大概是因为辗转传抄，终于错到这种程度。推究它失去作者姓名的原因，应当是最初承受禁令时，子孙害怕遭祸而把姓名挖去；删去姓名已经很久，后来便再没有人替它说明了。原本说有四十卷，而如今只保存二十卷，现今查考各项史料，永明一朝的内容完全缺失。根据各篇引文、题跋以及篇页次序来判断，情况或许并非如此。近来又在藏书家那里见到所谓足本，竟是在二十卷之外另行编排起止；例如把四镇的旧文四百多字列在前面，后来又分别列出黄得功、高杰等人的传记，并且同横云山人的《史稿》有许多相合之处。不仅文辞不像一气贯通的作品，又怎么会有这样的体例？我对此已经不能没有疑惑了。《史稿》中三王及各位大臣的传记，原来都以本书为蓝本，但绝没有文字雷同的情况。甲申以后，记事之书聚集到一百十多种，全都是当时局中人所写，爱憎各不相同，见闻也有差异，自然应当把本书保存下来，作为折中裁判的依据。●《南疆绎史》总目录 勘本三十卷………………………………（一） 纪略六卷…………………………………（一） 列传二十四卷……………………………（九五） 摭遗十八卷………………………………（四二九） 恤谥考八卷………………………………（七二一） 附录《南疆逸史》跋（一至十二）………杨凤苞（八一七） ●《南疆绎史》勘本目录 卷一 南都纪略（一） 福王（上）………………………………（一） 卷二 南都纪略（二） 福王（下）………………………………（一七） 卷三 闽疆纪略（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