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十

译《弘道录》说：孔子、颜子所享有的快乐，是龙德而处于正中。大人的德性同天地相合，他的胸襟悠然开阔，确实同万物上下共同流行，难道可以测度吗？茂叔所希望的，是龙德而又能隐居的人。君子以成就德性作为行动，和蔼如和风，明洁如皎月，难道可以矫揉造作出来吗？这大概是上天所授予他的，用来开启万世道学的传承。他从观感中所得的，不只是吟风弄月；后来傍花随柳，也同样都是一道。这是圣人所赞美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妙处，不是泛泛的言语文字所能相比的。明道先生程颢十五六岁时就厌恶科举的习气，慨然立下求道的志向，反过来从六经中探求而自有所得。他认为孟子去世以后圣学失传，便以振兴斯文为自己的责任：仕进时将使世人觉悟，退居时将阐明圣贤之书。他不幸早逝。他的言论平易易懂，贤者和愚者都能从中得到益处，就像众人一起饮河水，各自都按自己的容量取饮。他说：‘道之所以不能彰明，是异端损害了它。过去的损害近而容易了解，现在的损害深而难以辨别。过去迷惑人，是利用人的昏暗；现在进入人的内心，是借助人的高明。有人自称能够穷尽神妙、知晓变化，却不足以开通万物、成就事务；言论似乎无所不包，实际上却脱离伦理；探究深奥、穷极微妙，却不能进入尧舜之道。天下的学问，不是浅陋固执，就是必然流入这一类。自从道不能彰明以来，邪诞妖异的学说竞相兴起，蒙蔽百姓的耳目，使天下沉溺于污浊之中。即使有高才明智的人，也会胶着于见闻，醉生梦死而不自觉。这些都是正道上的荆棘，圣门中的障蔽。必须辟除它们，之后才可以进入道。’ 《弘道录》说：孔门弟子中，颜子居四科之首。当时称赞他好学，说他‘不迁怒，不贰过’；又说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还说他‘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较’。这些方面，并不是伯淳勉强做出来的。试看他临终时端坐，像泥塑的人；但他一接待别人，便满身和气，确实从未迁怒、重犯过错。他的充养有道，表现在声音和容色上，远望便觉得崇高深厚，不敢轻慢。他遇到事情，处理得从容有余，不慌不迫；探察他的内心，确实令人钦敬，不敢有所轻忽。他什么时候有过妄言妄动呢？他宁愿学习圣人而尚未达到，也不愿凭一项善行成就名声；宁愿把有一事一物未能做到作为自己的毛病，也不愿把一时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功劳。这难道不也是‘如同没有、如同空虚’吗？所以他在诸位儒者中，独自得到了精纯之处，没有什么不同。伊川先生程颐十八岁时向宫阙上书，希望天子斥退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他游学太学，拜见安定先生，询问颜子所喜爱的是学习什么，便撰写文章说：‘学习，是为了达到圣人的境界。学习的方法是什么？天地积聚精气，得到五行秀气的人，成为人；人的根本是真而且静。它尚未发动时，五性都具备，即仁、义、礼、智、信。形体既已生成，外物接触形体，便在内心发动；内心发动而七情产生，即喜、怒、哀、惧、爱、恶、欲。情感既炽烈又日益放纵，本性便被凿伤了。因此，有觉悟的人约束自己的情感，使它合于中道，端正内心，涵养本性；愚昧的人则不知道控制它，放纵情感，以至于性命沦亡。然而学习的人必须先明察自己的内心，知道本性所在，然后努力实行，使仁义忠信达到不离于心的程度，即使在仓促困顿之时，长久也不失去它，这样便能安处于道中。举止周旋合乎礼，邪僻的心念便没有由此产生的机会。’安定先生得到这篇文章后大为惊异，便让他留在学校任职。吕希哲以学生礼节拜他为师，努力践行并喜好古道，安于贫困，守持节操。这些书他没有不读的；他的学习必定以诚为根本，行动、停止、言语、沉默，全都以圣人为老师；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他就不停止。所以他最终得到孔子、孟子失传的学问，成为诸儒的倡导者。他曾说：‘作为士人，如果没有功业和恩泽施及他人，却白白度过岁月，安然成为天地间的一条蛀虫；只有编纂整理圣人的遗书，或许才稍有补益。’于是撰写《易春秋传》，流传于世。《弘道录》说：濂溪所探求的，是仲尼、颜子因何事而快乐；安定所询问的，是颜子喜爱学习什么。由此可见，老师所教的、弟子所学的，全都以道德、性命和大圣大贤为归依。这就是有宋一代道学的传承超过前代，而世道兴隆、风俗美善也由此而来。横渠先生张载学问有根本，喜好古道而努力践行，是关中学者所尊奉的宗师。他作《西铭》说：‘乾称为父，坤称为母；我这样渺小的身躯，便处在天地混然之中。因此，天地所充塞的气是我的身体，天地所统帅的理是我的本性。天下百姓，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同伴。天子是父母的嫡长子；大臣，是嫡长子家中的辅佐。尊敬年长者，是为了使我同他们一起尊敬长者；慈爱孤弱者，是为了使我同他们一起爱护幼小。圣人，是与天地合德的人；贤人，是其中秀异的人。天下凡是疲惫、困苦、残疾、凶悍、孤独、鳏寡的人，都是我兄弟中颠沛流离而无处申诉的人。时时保养、安护他们，是做儿子的敬意。安乐而不忧，是纯粹的孝。违背它叫悖德，伤害仁叫贼害。助长恶行的人是不才之人；能够践履人的形体而不失其本性，才是真正相似于人的人。知晓变化，便能善于述行天道的事业；穷究神妙，便能善于继承天道的志意。不愧对暗室之中的神明，是无所羞惭；存养本心、涵养本性，是不懈怠。厌恶美酒，是尊崇伯夷、子推那样的顾养；培育英才，是像颖封人那样推恩及类。不施加劳苦而使人欢悦，是舜的功劳；没有过错却等待烹杀，是申生的恭顺。体察自己所受的身体而归还完整，是曾参；勇于顺从而顺应天命，是伯奇。富贵福泽，将会使我的生命得到丰厚；贫贱忧患，正可以磨炼玉成我。’ 活着，我顺从事理而行；死去，我便安宁。伊川曾说：《西铭》阐明了理的一体和分殊，发挥了前代圣人没有说出的道理，同孟子关于性善、养气的论说功效相同；自孟子以后，只有张载一人而已。《弘道录》说：二程天资明备，所以一见濂溪、安定，听到孔子、颜子所处的快乐，就像亲眼看见、亲手指示一样，不需要反复思考。这是他们明睿之光所照，浑然一体而没有阻碍的缘故。横渠的学问，主要有苦心极力所得的功效，却缺少从容不迫的意味；立意措辞不能完全浑然无碍。因此读他言论的人，起初似乎还不能畅达理解，看到后来才开始没有疑惑。这就是二程与张子各自不同的地方。试看龟山在前面反复进行辩难，朱子后来又委曲详尽地撰文阐说，《西铭》直到今天仍盛行，由此可见当时哪里只是以文章会友，更是以朋友辅助仁德，这一点在这里更加明显。

译康节先生邵雍年轻时以自己的才华自负，慷慨地想建立功名，坚苦刻励，寒冷时不靠近火炉，暑热时不使用扇子，夜里不登床睡觉，这样坚持了好几年。北海李之才听说他喜好学习，对他说：‘您也听说过探究物理、性命的学问吗？’邵雍于是侍奉他，李之才把《河图》《洛书》的玄妙义理传给他。八卦、六十四卦的图象，李之才所传授的学问，源流久远而有端绪；邵雍探究幽深，寻求隐微，奇妙地领悟并与神理相契，洞彻深奥，境界广大博大，很多地方都是自己悟得的。随着学问增长，他年纪也越大；随着德性增长，他更加高明，寄托心意于高明之境，观察天地运行变化、阴阳消长；远则考察古今世变，细则探究飞鸟、走兽、草木的性情。他造诣深厚而曲尽其理，于是推演伏羲先天之旨，著书十多万言。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贤人退居洛中，非常敬重康节，为他购置园宅，题名为‘安乐窝’，因此号称安乐先生。司马光以兄长之礼侍奉邵雍，二人德性纯厚，尤其受到乡里的向往仰慕。他们常常互相告诫说：‘不要做不善的事，恐怕司马端明知道。’邵尧夫的德性气质纯粹，远望就知道他是贤人；然而他不事张扬，也不设置防备，与众人一起宴饮欢笑，终日不显得过分奇异；同人谈话时乐于讲道、共同向善，却隐瞒别人的恶处。有人前来请教学习，他便回答，从来不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言语；无论贵贱、少长，一接待都以诚相待。因此贤者喜欢他的德性，不贤者也服从他的教化。当时洛中人才特别兴盛，而忠厚的风气传遍天下。《弘道录》说：我看古人德性器识的成就，有的得自纯正的天资，有的由丰富的学力充实，有的借助美好的风俗而成就。先生三者全都具备，所以挺然出现在千载之后，实在只有这一人。龟山先生杨时天资平易旷达，造诣深厚长远。他从小就聪颖奇异，德性器识早早成熟；积蓄于内心的纯粹而深宏，表现于外的简易而平淡。他闲居时和乐，神色笑容令人亲近；遇到事情裁决处理，不动声色。与他交游的人，即使整天群居，也会安静得几乎不说话；他以和气感染别人，使鄙薄的态态自然不显露。他宽大而能容纳万物，起初看不出边际。他又不做高峻怪异、远离世俗的行为，积蓄涵养越广，越不敢轻易放纵自己。活到八十岁，志气仍未衰退，精力即使年轻人也几乎比不上。至于裁决危险疑难、处理世间事务，他就像烛火照见、筹算计数和龟卜一样明白。豫章先生罗从彦天性明敏而有修养，操行完美而纯洁，以广大充实自己，以仁恕践履自身；精深微妙，多方面都达到极致，汉唐诸儒没有人能够接近他。至于他不发一言便能以和气感染别人，同人并立便能使人受到教化，就像春风使万物萌发，大概也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他听说龟山得到程氏学问，慨然仰慕，便徒步前往求学。他说：‘如果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几乎就是虚度一生。’他潜心思考，努力践行，以自身承担重任。在罗浮山静坐三年，用来穷究天地万物的道理，充实而自得。他曾说：‘祖宗的法度不可废弃，先人的德泽也不可依赖。’又说：‘士人立身于朝廷，关键要以正直忠厚为根本。正直，朝廷就没有过失；忠厚，天下就没有怨言。只有正直而不忠厚，就会渐渐流于刻薄；只有忠厚而不正直，就会流于懦弱。’他的议论醇正，大多都属于这一类。延平先生李侗天资禀赋刚劲奇特，气象豪迈，但涵养完备纯粹，已经没有棱角；精纯之气显现在面容上，神色温和而言语严肃，精神安定而气息平和。他在言语、沉默、行动、静止之间，端庄详审、闲适安泰而自然，仿佛自有一定法则。平时谦恭谨慎，遇事似乎没有特别的是非取舍；等到应对事变、依据义理裁断时，却有截然不可侵犯的一面。他讲诵之余，整日端坐，以考察喜怒哀乐尚未发生之前所谓‘中’的状态，认为天下的道理无不由此产生。既然掌握了根本，那么由此产生的一切，虽然品类节次各不相同、曲折变化千差万别，也没有不被它统摄贯通的；都可以依次融会解释，而各自有条有理。大的方面，如天地为何高厚；小的方面，如万物为何生长变化；以至经训中的微言、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拿这个道理加以裁度，没有一件不能得到它的正当中道。因此，他操守存养更加坚定，涵养更加纯熟，精明纯一，触及任何事物都洞然明白，广泛应对、曲尽酬答，发自内心而合乎中节。当时学者极力称赞他，说：‘他的涵养如冰壶秋月，晶莹透彻而没有瑕疵，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赶上的。’ 《弘道录》说：这三位先生，是程朱正统的传承，也是后世学者的榜样。他们的言论和气象，明显足以为师为法，不只在当时如此；百世以后，只要同有这种良心，就会同有这种至德。因此应当诚恳地牢记并奉行，不能失去。晦庵先生朱熹从小就立志学习圣贤之学。他的父亲韦斋承接中原文献的传统，推明圣贤遗留下来的旨意，把力量用在致知、诚意上。先生年轻时已经懂得这些学说，内心十分喜爱。延平同韦斋是同门好友，不远数百里前去跟从他。延平称赞朱熹说：‘乐于行善、喜好义理，很少有人能同他相比。’又说：‘聪颖明悟超过常人，努力践行令人敬畏。’他做学问，穷究事理以达到自己的知识，反省自身以践履真实。居敬，是使学问有始有终的方法。他说，致知如果不以敬为本，内心昏惑纷扰，就无法察知义理的归宿；亲身实行如果不以敬为本，便会懈怠放纵，无法达到义理的实际。持守敬意的方法，没有比专一主宰心念更重要的；终日庄严端坐，讨论经典法则。从自己的一心一身，直到万事万物，没有一样没有道理。在斋庄、安静、专一之中保存这颗心，在学习、询问、思考、辨析之际穷究这个道理。然而，把自己的知识充实起来并表现在行动上，又没有不反求于自身的。在尚未见闻、尚未接触事物以前，用来戒惧的心越发严谨恭敬；在隐微、幽独的时刻，用来反省察验的心越发精细周密。思虑尚未萌发时，知觉不昏暗；事物已经接触时，品节没有差错。这样就没有容纳私欲的地方，而能够保全天理的正当。道统的正传就在这里了。《弘道录》说：这就是文公学问的渊源。以韦斋作为他的父亲，所以成就他的因素深远；籍溪、白水、屏山、延平作为他的老师，所以帮助他的力量深厚。至于以居敬树立根本、穷究事理以达到知识、反求自身以践履实际这三句话，是先生自己所体悟到的；他始终达到道的境界，都没有超出这三点。这是自秦汉以来一千数百年间仅仅见到的一人。

译他从自身所得而成为德性：用一颗心穷究造化的本源，尽知性情的妙处，通达圣贤的深意；用一身践履天地之道，完备事物之理，承担纲常的责任。他存养它时，虚而诚；发动它时，果断而确实；运用它时，应对事务、接待万物而有方法；守持它时，经历变化、履行危险而不改变。等到涵养深厚，沉潜变得纯熟，严厉变得和平。心不必等待操持便能自存，学问不必等待讲解便能自精；但他仍认为义理无穷而岁月有限，常常觉得自己还有不足。《弘道录》说：这就是文公道德的成就。他在自赞中说：‘从容地处在礼法的场域，深沉地潜入仁义的府藏。’只有这样合宜而显明，或许差不多可以达到这句话和孟子的境界。自己有所体悟，便能安处其中。安处其中，资质便深厚，取用便能左右逢源。伟大啊！先生的境界大概已经达到极致了。他说，圣贤道统的传承，散见在各种典籍中。圣贤的旨意不明白，道统的传承就开始昏暗。因此竭尽精力研究，穷究圣贤的经训。对于《大学》《中庸》，便补充它们的阙遗，辨别篇章次第，使纲领条目清楚；对于《论语》《孟子》，便深入探究当时问答的本意，使阅读并体味的人仿佛亲自看见圣贤、当面接受教诲；对于《易》和《诗》，便寻求本义，纠正末流的失误，深入得到数千年前古人的遗意；对于《书》，便怀疑今文经的艰涩，反而认为不如古文经平易；对于《春秋》，便怀疑圣人之心正大光明，不像传注那样穿凿附会；对于《礼》，便以王安石废止《仪礼》而只保存传记为忧；对于《乐》，便哀悯后世律尺已经失传，清浊高下没有依据。至于历代史记，他又考察评论从西周以来直到五代的历史，采用统系、编年之书，以《春秋》纪事的方法编纂成纲，举其大要而不繁琐，铺陈开来而不空疏。《弘道录》说：这就是文公对于继承前代圣人的功劳。自汉代以来，儒者穿凿附会、支离破碎，仿佛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和确切的见解。比如《易传》《诗序》，不下数千百家；各种专门的注疏，也都浩博而没有要领，想求得确切的解释十分困难。至于天命的微妙、人心的深奥、进入德性的门径，今人的传注没有能够接近的。他使一字一义都道理明白、文辞通顺，成为千百世学者的指南，与天地同样长久。周、程、张、邵的著作，是继承孔孟道统的传承。时代过去不久，微言大义便不再彰明，先生为此搜集、阐发，之后才得以在世间盛行。《太极先天图》精微而广大，边际不可测量；他为它分剖条理、绘明纲目，之后天地的本原、圣贤的深奥才不至于湮没。南轩张公、东莱吕公同生于这一时代，先生因为他们志趣相同、道义相合，乐意同他们交友；有时见解稍有不同，也一定相互讲究、切磋、辩难，使归宿一致。后来有人厌恶传注诵习的烦琐，认为不立文字便可以认识本心、看见本性。学者贪图简便，偏僻固陋，自以为已经悟道；更低下的，又推崇汉唐以来比附三代的说法，以便满足自己的功利私心，先生极力排斥这些做法。他教导人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作为入道的次序，然后才学习其他经书。他认为不先学习《大学》，就无法提纲挈领而贯通；不参究《论语》《孟子》的精微，谈论《孟子》便无法融会贯通，也无法极尽《中庸》的旨趣。然而如果不能在《中庸》中达到极致，又凭什么建立大本、治理大经，并阅读天下的书、讨论天下的事呢？这大概是上天用来扶助斯文的办法，特意降生一位哲人，来弘大这道统的传承。孔子以后，曾子、子思接续它的微妙传承，到孟子时才彰明；孟子以后，周敦颐、二程、张子接续它的绝传，到先生才又彰明！《弘道录》说：这就是文公对于启发后来学者的功劳。孔夫子汇集诸位圣人的大成，因此被认为胜过尧舜；朱子汇集诸位儒者的大成，他的功劳难道会低于孟子吗？万世以来的学者玩味他的文辞，探求他的意义，一生受用不尽，却不知道他当时深入研究、穷究精微、沉潜反复，有时通宵不眠，有时数月不息，只是孜孜不已，那是怎样的情形。这样的至大盛德，无论贤愚、大小、少长、贵贱，都周遍而恳切，没有人能同他相比。南轩先生张栻天生有奇异的资质，聪颖明悟，早早成熟。他的父亲忠献公教他忠孝仁义的实际；长大后，让他到胡仁仲门下游学。胡仁仲一见便知道他是大器，立即把自己所听闻的孔门论仁深切的旨意告诉他。张栻回去思考，仿佛有所领悟，便写信求教。胡公答复说：‘圣门有人，我的道统有幸了。’从此他更加奋发自励，直接以古代圣贤自我期许，撰写《希颜录》来自我警策。他的造诣已经很深，却仍不敢自满；交游四方，越发努力寻求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他反复玩味探索、讲论评议，亲身践行体验，于是从前的造诣更加精深长远，反而达到了简易平实的境地。对于天下的道理，他都在心目之间明白可见；实际上也确实看见自己不能停止前进。因此他有奋勇的志气、践行的力量和坚守的坚定。凡是他笃行孝亲敬长、专一遵守道义、为世事奔走而不忘道义，起初并不是有所勉强仰慕而硬做出来的。他教人时，必定先使人明察义利的区别，然后明白义理、居敬守持，以达到极致。他剖析阐明，倾心尽意而恳切周到，必定把正反两端都说尽才停止。他常说：‘学习没有比辨别义利更重要的。所谓义，是本心所应当做、不能自己停止的事，并不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去做。’ 一旦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去做，那么全都是人的私欲，而不是天理所存。说得真好！这句话可以说是阐发了前代圣人尚未说尽的道理，同孟子关于性善、养气的功效相同吧。《弘道录》说：自从义利之说不能明辨，人心受到的祸害就极其严重；其祸乱发展到夷灭人民、毁弃城邑，囚系君臣，倾覆国家社稷，不只是战国时代才有。到了后来，把苟且安逸当作上策，把和议当作得计，甘心侍奉仇敌，降低志节而接受异族服饰，也不只是管仲、商鞅对待其君那样而已。当时朝廷之上、君臣之间，难道都是丧失心志、精神错乱的人吗？然而敬夫父子却越发用力争辩，为此更加奋发。如果不是真正看见天理本来如此，而知道那不是人欲的私伪，他们怎么会勇往直前而不顾一切呢？这就是他们辨别义利，亲身践履并竭力察验，并不是把它寄托在空话上，只用来欺骗世人。

译真西山先生真德秀，当时学禁越来越严厉，他慨然以传承斯文为己任，讲习并且践行它。他编修《读书记》，认为性命是义理的本源，所以把它列在首篇。性发而为情，心则统摄性情，这三者是全书的纲领。具体条目中，仁、义、礼、智、信，是天命之性；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是顺着本性而行的道。人们共同遵循的叫道，自己得到它叫德，实质并不是两回事。因此接着说中、说一、说极、说诚，这些都是道，只是名称不同。又接着说，士人追求道，要从哪里开始？敬，是学习的根本。因此篇首先列出师道、教法、圣人；又辨别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以及吾道同异端的区别，这些都是《大学》的内容。接着讲阴阳造化的道理；其中大略已经见于性命篇，不完备的部分又在结尾补充。他撰写《衍义》一书，认为君主如果不知道《大学》，就无法澄清治道的源头；臣子如果不知道《大学》，就无法尽到君臣之法。这部书所陈述的，实在是百世传授本心的要典，并不是孔氏一家的私言。近世大儒曾经为它作章句、或问，来剖析其意义；我私下思考如何为它辅助阐发。这部书以圣贤之学为根本，用来阐明帝王之治；根据过去的经验，等待未来的事务，明确地把它看作统治天下的律令格式。因此，把阐明道术、辨别人才、审察治理体制、体察百姓情状作为格物致知的要务；把崇敬、畏惧、戒慎、逸乐和欲望作为诚意正心的要务；把谨慎言行、端正威仪作为修身的要务；把重视婚配、严格内治、确定国家根本、教导亲属作为齐家的要务。四方面的道理都能做到，治国平天下就在其中了。《弘道录》说：我观察这两部书的义理，私下把它同撰写这部《弘道录》相比。它引用先圣先贤直到当今作者的嘉言善行，一概以《大学衍义》为准而加以记录；至于体例，则参照已有的体例，却不拘泥于一种主张，所以常常不胶着于训诂。这也是我没有题明的私意。假如在道学大为彰明的时候，家家诵读、人人学习，一概拘守旧常，难道还需要《弘道录》吗？然而义理无穷，人心有所感，千变万化都从这里产生；如果拘泥训诂，岂不是自己划定了进步的界限吗？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并不是道来弘扬人。’后世学者怎敢不勉励自己，思考如何达到这种境界呢？亲近有道之人而匡正自己，我私下对真文公再三赞叹。鹤山先生魏了翁从小就聪慧出众，人们称他为神童。当时正忌讳谈论道学；他考中进士后，正逢韩侂胄、史弥远相继掌权，于是极力辞绝诏命，在白鹤山筑室，把从辅廉李燔那里听到的学问开门教授弟子。由此，蜀地人全都知道义理之学。他做学问，接触事物以明白义理，反求自身以求得仁；审察小学中六艺等细节，进而推及礼的兴起和会通之大；以平居至微至隐之处为根本，充实扩展到天地鬼神显著的境界。他认为圣贤之书，自汉代以来由诸儒诵读传授，才流传到今天。师弟子各自专门崇尚其学，虽然最终未必能得到要领，但古人的遗制、前哲的绪言还保存在其中，实在有不可废弃的地方。自从濂洛之说流行，朱子加以继承、阐发，学者知道趋向道德性命的根本，视野便开阔了。然而从事这种学习的人，整日诵习成语还嫌时间不够，所以广博文章、增长见闻的功夫仿佛被忽略了。何况近世的弊病，是喜欢粗疏草率；有些人求学于此，还没有切实落实到身心，却把所学放到外部事务上，甚至连详细博学都没有做到。于是传注中保存的内容，其相互承袭的错乱、伪误和抵牾，既无法明辨是非；至于名物、度数等尚存的内容，又不考察它们的本原。假使要在世上有所作为，又凭什么考察圣人制作制度的本意，并成为因时变革、损益制度的依据呢？先生大概正为此忧虑，所以特别用心于《仪礼》《周官》以及大小戴《礼记》的记载，又选取九经佳疏中阐明正意的文字，根据事类分别编录，称为《九经要义》。他的志向，是要显示道与器不可分离，并纠正那些凭臆测立说、聚众争论而迷惑世人的弊病。这正是张氏所说以礼为教，以及程氏所说贯通上下的道理。《弘道录》说：我看鹤山的议论，不禁感叹今天的学者，实在更加不忍心说下去。他们攻治口耳之学的圈套，便不看传注；为了求得仕进的捷径，名物制度仿佛全不闻知。他们知道自己的过失，却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才停止。此前还有存心讲学的人，曾在一时之间受到众人非议；到了今天，几乎无人听闻，最终也没有人觉得奇怪，只是一味趋向浅近卑陋。他们使人心沉陷，损害治理之道，影响绝非浅薄。魏氏的忧虑，有谁能警醒而感到恐惧呢？这就是我编录此书所以孜孜不息的原因。元代许鲁斋先生许衡刚毅弘大，出于天性；他从雪斋姚枢门下得到河洛之学。无论所到之处，弟子都林立，盛大德行的声誉在当时南北广为传播。世祖忽必烈能够听闻帝王之道，实在是先生启发的；儒道也因此得以不坠。所以世祖不吝惜名位爵禄，用来振兴天下士人；许衡极力辞去执政之任，主持国子监的教育。他的教学从小学开始，进而讲四书，之后学习《易》《诗》《书》《春秋》，耳提面命，无不以孝悌忠信为根本。人人都受到感化，父亲用这个教训儿子，兄长用这个勉励弟弟。他不只是根据各人的才质施教，又随着各人所达到的程度逐步推进；依据他已经明白的地方，开启他被蒙蔽的地方，使他进入善道；观察他的行动和休息，适时施展教化；谨慎对待萌芽，防范过失。日积月累，自己也不知道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凡是到他门下的人，都受到如同父子一样的恩惠，最终能够自立而为世所用。他又说：‘做学问，先要治理生计。如果生活资料不足，那么学习之道便有所妨碍，人就会向旁门寻求、妄自求进；等到做官而贪图利益，也大概是生活困窘所导致的。士君子应当以农务为主；商贾虽然属于追逐末业，也有可以做的地方，如果确实能够处之而不失义理，姑且救济一时，也没有什么不可。’ 如果把教学和做官当作谋划生计的手段，恐怕不是古人的本意。

译《弘道录》说：过去有人把许衡同扬雄、王安石相比，难道真是这样吗？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做的事情，都不是许衡同那两个人相同，为什么呢？扬雄所处的时代，天下只有一个太阳，而王莽隐藏的心意还可以推测。像逢萌、谯玄那样做，也可以说是合宜的。神宗在位时，天下只有一个君王，而王安石的私意大致可以看出。像他们所说的内华夏、外夷狄，已经是很严厉了。许衡生于四海分裂的时代，亲眼看见奸邪误国之事，正所谓夷狄有君，还不如中原没有君主；难道可以责备他违背《春秋》的义理，走上暴秦的旧路吗？看他自元世祖至元年间以来，十次接受召旨，最终也不肯委屈自己迁就权势，极力辞去中书之任而就任大学，未曾借机提出僭越称王、扰乱华夏的议论，只是一心孜孜不倦地与人为善。他这样的人，是生在乱世中的不幸，并不是行险求取侥幸。本朝薛文清公薛瑄，从小讲明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的学问，感叹说：‘这是道学的正脉。’他专心致志于此，以至于忘记吃饭。长大后刚正方直、正大光明，处己待人不诡诈随从、不屈曲挠折。他曾说：‘读书穷理，必须真正有所见，然后在身心上验证，亲身体现并实行；否则就同买下匮而退还珍珠一样。’他诚恳地以复性教人，说：‘这正是程朱为人处世最紧要的地方。六经四书，一个“性”字可以全部概括。孟子以后，道统不能成就，只是因为本性没有明白。’因此他的学问心契濂洛，神会洙泗，从一心一身推及万事万物，然后约束归于一。他常常闭目端坐，思考而有所领悟，喜悦显现在脸上。大概已经达到以道为乐的境界。至于风月之乐、鸢鱼之咏，独自知晓、自得其境，抬眼便可看见，真可以同曾点一起游息吟弄、共同适意了。至于辞让和接受、取舍和给予、出仕和退隐、任职长久和迅速离开，他光明峻洁；自鲁斋以后，没有人能同他相比。他飘然洒脱，无所顾虑，即使刘静修那种‘凤凰翔于千仞’的气象，又怎么能超过他呢。《录》说：本朝讲理学的儒者，从汪环谷、赵考古、宋潜溪、方正学以后，又有薛文清、吴康斋、杨文懿、丘文庄。到了成化年间，人才相继涌现，如罗一峰、章枫山、黄未轩、庄定山、贺医闲，又有胡敬齐、邹立斋、陈白沙、陈布衣、周翠渠、张束白；那时可以说盛极一时了。然而，他们都还没有说明自己的学术渊源在哪里、道统归向何处；去世以后，也没有见到他们所传授的具体指向，以及各派事业的分别。至于周、程、张、朱、何、王、金、许，难道是道学大为彰明之后，人们各自分属朱熹、陆九渊两派，各家自称游酢、杨时的门徒，还是因为天资相近便自以为有功，而不是通过师承暗合道体吗？现在看敬轩一心一意以恢复本性为要旨，从一心一身推及万事万物，最后又把它们约束归结于“一”，可以说是得到了圣学的根本。所以特意把他的言论记录下来，使有志于学的人依此进入；这样，不但程朱的事业容易看清，孔子、颜回的传授也不在此之外了。《弘道录》卷第十完。《弘道录》卷第十一。义。君臣之义。尧说：啊，舜！上天所定的帝王次序已经落在你的身上了。你要真正把握中道；如果天下四海陷于困穷，上天赐予你的禄位也会永远终止。《录》说：“中”这个字，从尧开始提出，是道统的深远源头。君臣之义，并不只是尊卑相互隶属、各自按等级临御而已。天所不能澄清的，地所不能安定的，鬼神所不能取信的，日月所不能照明的，没有不依赖它。因此《易》爻中有参合三极之道，用它来配合乾坤，使万事贯通会合，充满流行于天地之间；但这并不是凭个人私智穿凿出来的。自从我们明白人性本善，便知道其中有不偏不倚、不过不及的道理，这就是天命本来如此的规定。精微到了极点，只有至圣才能真正把握它；如同天在上运行，天所定的气数没有什么能在它之外。假如没有这个中道，那么天地虽广大、百姓虽众多，也会茫然互不相关，怎么能保证四海不陷于困穷、天禄不永远终止呢？这就是提纲挈领、继承天道而建立准则，并开启万古君臣第一义的道理。舜命令禹说：人心危险难安，道心幽微难明。要精心专一，真正把握其中正之道。《录》说：这个“中”的意义，分析得越精细越不紊乱，探究得越深越无穷尽，求取它越切近越不费力，参究它越简约越不繁杂；同尧的一句话相比，已经达到极致、说尽了。但舜又增加了三句话，并不是有所增益，而是因为还没有达到“钦明文思”和“浚哲文明”的境界，就难免把天理和人欲混作一条道路。二者相距只差毫末，但毫厘的差别，却会造成千里的错误。这正表现出忧虑道统之深、用功之切，是后世明君贤臣应当仔细体察的。《大禹谟》说：君主应当知道治理君主之位的艰难，臣子应当知道做臣子的艰难。《录》说：这是《大禹谟》陈述谋略的第一句话。舜、禹自身经历过这些艰难，所以说得亲切而有意味。舜从地位卑微到被征召任用，经过多次考验，直到摄政；后来归来面见帝尧，治理四方，其中像调齐七政、总领百揆、任命九官、诛杀四凶等事，哪一件是轻而易举的呢？到了禹，更有甚于此。治理水土的辛劳，比不是父亲还要痛苦；手脚磨出老茧的劳苦，成就于不能做普通百姓；治水八年奔波，鳏居而无室；驾乘四车奔走的艰苦，比舍弃自身还严重。假如以轻易的心态去承担，怎么能挽救覆辙呢？所以，戒绝美酒，是克服欲望；珍惜片刻光阴，是克服对时日的怠慢；声律、仪容和身体尺度，是克制自己；左手持绳、右手执矩，是治理天下；一天之中多次起身，是勤勉；沐浴时多次握发，是谨慎。从劳心焦思一直到“我没有什么可问的”，哪一件不是难事呢？唉！知艰难就能治理，不知艰难就会混乱；知艰难就能安定，不知艰难就会危险。后来孔子曾紧要地说：“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一句话也可以使国家丧亡。”唉，怎么能不深思呢！皋陶说：不要让一个国家有教人安逸、放纵欲望的风气；要兢兢业业。每天从早到晚处理万端事务，不要使众官旷废职守；上天的事务，要由人来代行。《录》说：皋陶的意思，大概是越勤勉就越周密吧。所谓不能知艰难，问题在于心；而要把它贯彻到极致，就在于处理万端事务。现在说天在一昼夜之间运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日月的旋转、星辰的运行、阴阳的交错、五行的聚散，哪里只是万分之一的变化呢？君主也是如此。从每日处理事务之间，从修整、洒扫一直到车马、兵戎，从近侍、内官一直到夷狄、蛮貊，朝廷的治乱，百姓的休戚，社稷的安危，天下的盛衰，哪里只是万种差别呢？然而全都系于一个念头。心中最微细的发动，如果趋向善，就没有不善的事，万般头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