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四十七
申屠蟠禀气玄妙，性敏心通，丧亲尽礼，几於毁灭。至行美义，人所鲜能，安贫乐潜，味道守真，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蔡邕自拟，以齿则长，以德财贤。后郡召为主簿，不行隐居，精学博贯五经，兼明图纬。郭林宗见而奇之。先是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警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逶梁殇之问，因树为屋，自同庸人，家贫，佣为漆工。居二年，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蟠确然免於疑论。中平五年，与荀爽、桥玄、韩融、陈纪等十四人，共公车征，幡独不赴，人咸劝之，笑而不应。居无几，爽等为卓所胁。及大驾西迁，京师扰乱，公卿多遇兵饥，室 家流散，唯蟠终全高志，年七十四终于家。录曰：史称申屠蟠见几，岂惟几哉。其见道也，审矣。夫以非讦朝政，而致公卿之折节；以污秽朝廷，而成一己之高尚，此何等事哉。《中庸》曰：人皆曰予智，驱而纳诸罟获陷弈之中，而莫之知。正此谓也。以蟠之禀气玄妙，性敏心通，故能始则确然，免於疑论，继则悠然，成其远图，正《易》所谓嘉逐贞吉者也，终全高志，不亦宜乎。许助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成称许助。常到颖川，多长者之游，唯不候陈皇。又陈蕃丧妻还葬，乡人毕至，而助独不往。或问其故。助曰：太丘道广，广则难周。仲举性峻，峻则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助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助，助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与从兄靖俱有高明，好共窍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录曰：愚观许助月旦之评，与季野春秋之鉴，何其不相及哉。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圣人之酬世御物，盖如此。彼既以太丘为难周，仲举为少通，裁量审矣，而何已之不暇顾也。以操之校猾多智，尚未逢时，及其末也，一鹞肋而不相容，其能免祸幸矣，非明哲保身之道也。《晋书》：皇甫谧沈静寡欲，勤力不息，博综典籍百家之言，以着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着经乐圣真之论。或劝以修名广交，谧谓：人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安贫躬稼，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后为名乎。作《玄守论》，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疾病也。若扰全道以损性命，安得去贫贱存所欲哉。夫一人死，而号者以为损也；一人生，而笑者以为益也。然则号笑，非益死损生也。是以至道不损，至德不益。何哉。体足也。如回天下之念，以追损生之祸，，运四海之心，以广非益之病，岂道德之至乎。夫惟无损，则至坚矣；夫唯无益，则至厚矣。坚故终不损，厚故终不薄。苟能体坚厚之实，居不薄之真，立乎损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则我道全矣。遂不仕。武帝下诏敦逼，谧上疏自称草莽，臣就弟借书，帝送一车书与之。录曰：哲哉，玄晏子乎。盖不唯得以行乎。贫贱且能周於疢疾，免於乱世，其学起於清虚，志存於礼法，既非流俗可方，而视富贵如浮云，亦非若人可比。玄守之论，达於死生，有足观者。录之。韦忠慷慨好学，闭门修己，不交当世。裴顾数言之於张华，华辟之，辞疾不起。人问其故，忠曰：吾茨檐贱士，本无宦情。且茂先华而不实，裴颇欲而无厌，弃典礼而附贼后，岂大丈夫之所宜行耶。裴常有心托，我常恐洪涛荡岳，余波见漂，况可临尾闻而阀沃焦哉。张翰有清才，善属文。会稽贺循赴命入洛，经昊闻门，於红中弹琴。翰初不相识，就循言谭，，大相钦悦，且问知其入洛，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载而去，不告家人。齐王同辟为束曹橡。同时执权，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问人，无望於时。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执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耳。翰因见秋风起，乃思昊中菰莱、尊美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轿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人谓之见几。录曰：韦子节之辞张茂先也，见几於未动之先，所谓果行育德者也。是故山下之泉出，而遇险未有所之，若山之未云，水之未波，不可及也。张季鹰之辞顾彦先也，惧祸於既见之后，所谓险德避难者也。是故天地不交，小人道长，君子道消，若水之沉溺，火之焚灼，不可缓也。孟子不云，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岂非明智之士欤。
译申屠蟠禀受的气质玄妙，性情敏锐，内心通达。父母去世时，他完全依礼办理丧事，几乎因哀毁而死亡。他的至高品行和美好义行，是一般人很少能做到的；他安于贫困而以潜隐为乐，体味道义，守护真性，不因环境的燥湿、轻重而改变，也不因穷困或显达而改变节操。蔡邕曾把自己同他相比，说按年龄自己较长，按德行才学则申屠蟠更贤。后来郡中征召他任主簿，他没有前往而隐居，精心学习，博通五经，又兼明图纬。郭林宗见到他，认为他非同寻常。此前范滂等人非难、攻击朝政，从公卿以下都降低身份礼敬他们。太学生争相仰慕这种风气，以为文学将要兴盛，处士又将被任用。申屠蟠独自叹息说：“从前战国时代，处士纵横议论，各国君王甚至替他们执鞭先导，最终却有坑杀儒生、焚烧书籍的灾祸。如今的情形正是这样。”于是断绝了对权贵的往来问候，依树搭屋，使自己同于普通人。家里贫穷，便受雇做漆工。过了两年，果然遭逢党锢之祸，被处死或受刑的有数百人，申屠蟠坚定不移地免于非议。中平五年，他与荀爽、桥玄、韩融、陈纪等十四人一同被公车征召，唯独申屠蟠没有赴召。众人都劝他，他只是笑而不答。过了不久，荀爽等人被董卓胁迫。等到天子大驾向西迁徙，京师扰乱，公卿多遭兵乱饥荒，家室妻子流离失散，只有申屠蟠始终保全了高尚志向，七十四岁时死在家中。《录》说：史书称申屠蟠能察觉事变的征兆，难道只是察觉征兆而已吗？他对道的认识实在深审。因为非难朝政，便使公卿折节礼敬；因为朝廷污秽，反而成就一己的高尚，这是什么样的事情呢？《中庸》说：“人人都说自己聪明，却被驱赶着投入罗网、陷阱之中，没有人知道。”正是说这种情形。凭申屠蟠禀气玄妙、性敏心通，所以开始时坚定不移，免于非议；后来从容自守，成就长远谋划，正是《易》所谓“嘉遁贞吉”的道理。最终保全高尚志向，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许劭年轻时便以严峻的名节著称，喜好品评人物，赏识了很多人，如樊子昭、和阳士等，都在世上显扬名声。因此天下谈论拔擢士人，都称许劭。许劭常到颍川，与许多长者交游，唯独不去拜访陈皇。又有一次陈蕃丧妻归葬，乡人全都前往，只有许劭不去。有人问他原因，许劭说：“太丘的道术广博，广博就难以周遍；仲举的性情严峻，严峻就少有通融。所以我不去拜访。”他对于人物多有裁量，大都如此。曹操尚未显达时，常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求许劭为自己品评。许劭鄙视他的为人，不肯回答。曹操于是伺机胁迫许劭，许劭不得已说：“您是清平时代的奸贼，乱世中的英雄。”曹操非常高兴地离开了。许劭与堂兄许靖都见识高明，喜欢共同品评乡党人物，每月更换一次品题，所以汝南有“月旦评”的习俗。《录》说：我看许劭的月旦之评，与季野那种鉴察春秋的眼光相比，为什么相差如此之远呢？孔子说：“赐啊，你真贤能吗？我却没有闲暇。”圣人应对世事、驾驭万物，大概就是这样。许劭既然认为太丘难以周遍、仲举少有通融，裁量已经很审慎了，可为什么唯独无暇顾及自己呢？以曹操的狡猾多智，尚且还没有遇到时机；到了后来，他同许劭之间竟彼此不能相容，许劭能够免祸已经是幸运，并不能算明哲保身之道。《晋书》说：皇甫谧沉静寡欲，勤勉不息，广泛综合典籍和诸子百家的言论，以著述为事业，自号玄晏先生，著有《释劝论》《圣真之论》。有人劝他修饰名声、广交朋友，皇甫谧说：“人不是圣人，谁能兼顾出仕和退处？居住在乡野之间，安于贫困，亲自耕作，也可以以尧舜之道为乐，何必尊崇交接世俗利益、忙于仕宦，然后才算有名呢？”他作《玄守论》说：“人最珍惜的是生命，道最必须保全的是形体。性命和形体所不能承受的，是疾病。如果扰乱、损害全道而伤害性命，怎么能摆脱贫贱而保全所欲呢？一个人死了，哭号的人以为这是损失；一个人生了，欢笑的人以为这是利益。然而哭号和欢笑，并不能使死亡受益或使生存受损。因此，至道不会减少，至德不会增加。为什么呢？因为本体已经完足。假如把天下人的心思都转去追逐损害生命的祸患，把四海人的心思都用来扩大并非真正利益的弊病，难道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吗？正因为没有损害，所以最为坚固；正因为没有增益，所以最为厚实。坚固，所以始终不会损耗；厚实，所以始终不会浅薄。如果能够体认坚固厚实的真实，安处于不浅薄的本真，站立在损益之外，遨游于形骸之表，那么我的道就完整了。” 于是皇甫谧没有出仕。武帝下诏敦促逼迫他，他上疏自称是草野之臣，说自己向弟弟借书；武帝便送给他一车书。《录》说：玄晏先生真是明智啊！大概不只是能够实行自己的道吧。他处于贫贱之中，尚且能够周全地应对疾病，避免乱世祸患；他的学问起于清静虚无，志向存于礼法，既不是流俗之人所能比拟，又把富贵看得如同浮云，也不是常人所能相比。《玄守论》通达死生之理，很有值得观览之处。特此记载。韦忠慷慨好学，闭门修养自己，不与当世人物交往。裴顾多次向张华称说他，张华征召他，他以疾病为辞没有起身。有人问他原因，韦忠说：“我是住在茅檐下的卑贱士人，本来就没有做官的心思。况且茂先华而不实，裴顾欲望很多而不知满足，抛弃典礼而依附贼臣之后，这难道是大丈夫应当做的事吗？裴顾常存心想托身于我，我常担心洪涛会冲荡高山，余波尚且会把人漂走，何况能到洪涛末端去听任其冲刷沃焦山吗？” 张翰有清俊的才华，善于写文章。会稽人贺循奉召入洛阳，经过吴郡阊门时，在红桥边弹琴。张翰起初不认识他，便上前同贺循交谈，两人非常钦佩喜悦；张翰又问得知贺循要入洛阳，便说：“我也有事要到京城去。”于是与贺循同车而去，没有告诉家人。齐王召二人一同任职，张翰任东曹掾。同时掌握权力的官员很多，张翰对同郡的顾荣说：“天下纷乱，祸难还没有结束。拥有天下声名的人，想求退身实在困难。我本是山林间的人，对时世没有奢望。您善于在事情发生前用明察防备，在事情发生后用智慧思虑。”顾荣握着他的手，悲怆地说：“我也只想和您一起到南山采蕨，饮三江之水罢了。”张翰因见秋风吹起，便想起吴中的菰菜、蓴羹和鲈鱼脍，说：“人生贵在能够使志意舒适，怎么能为了求取名爵而驾车奔波数千里呢？”于是命人驾车回乡，人们称许他能察觉事变的征兆。《录》说：韦忠推辞张华的征召，是在事变尚未发动以前便察觉了征兆，这就是所谓果断行动以培育德行。因此，山下的泉水刚刚涌出，遇到险阻还没有流向远方，就像山中尚未聚云、水面尚未起波一样，祸患还不可预测。张翰推辞顾荣，则是在祸患已经显现以后才害怕并躲避，这是所谓识别险恶、避开灾难。因此天地之气不相交，小人之道增长，君子之道消退，就像水中沉溺、烈火焚烧一样，不能迟缓。孟子不是说过吗？有时远离，有时接近；有时离去，有时不离去，归根结底只是使自身保持洁净罢了。难道他们不是明智之士吗？
颜含裁智为众所推。与邓攸探交，尝曰：周伯仁之正，邓伯道之清，卞望之之节。余则吾不知。太常冯怀以王导时为帝师，名位隆重，百僚宜降礼，问於含，含曰：王公虽重，理无偏敬。降礼之言，或是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识时务。既而告人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向冯祖思问佞於我，我有雅德乎。其邪重行实，抑绝浮伪，类如此。尝论少正卯、盗蹶，其恶孰甚。或曰：正卯虽奸，不至剖人充膳。盗蹶为甚。含曰：为恶彰露，人思加戮。隐伏之奸，非圣不诛。由此言之，少正为甚。众咸服焉。郭璞遇含，欲为之筮。辞白：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与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无劳曹龟。桓温常求婚，以其盛满不许。后年老逊位，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禄大夫，赐床帐被褥，大官致膳，悉固辞，一无所受。录曰：愚观世之虚望隆而实德病，与夫馅谈集而降礼尊者，岂独一马祖思哉。故如含者勤兄於既没之余，未足为的；而议导於方柄之日，确然可准。含乎，吾知免矣，非所称豪杰乎哉。《唐书》：娄师德尝荐狄仁杰，而仁杰不知意，颇轻师德，数挤之於外。天后觉之，因问仁杰曰：师德知人乎。对曰：臣尝同僚，未闻其知人也。后曰：朕之知卿，乃帅德所荐，亦可谓知人矣。仁杰既出，叹曰：娄公盛德，我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窥其际也。是时罢识纷纭，师德久为将相，独能以功名终，人以是智之。录曰：仁杰能知五王，而不能知一师德，何也。《易》称或默或语，而又曰：二人同心。夫娄狄，乃心王室，本无异也。然而一则好面折廷争，知无不言；一则以哩面不拭，始终自负，其语默各有异也。以外之不同，若相矛盾，而中之所存，实同金石。此仁杰之於师德，始虽泛，而终乃服也。亦何害其为同哉。裴行俭有知人之何。前进士王勃，咸阳尉苏味道，皆未知名，一见谓之曰：二君后当相次掌铨衡，仆有弱息，愿以为托。是时其弟勃，与华阴杨炯、范阳卢照邻、义乌珞宾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以为必显达。行俭曰：士之致远，当先器识，而后才艺。勃等虽有文华，而浮躁浅露，岂飨爵禄之器。杨子稍沈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幸矣。既而勃溺南海，照邻赴颖水，宾王反诛，炯终盈川令，勃、味道皆典选，悉如行俭之言。录曰：孔子以瑚涟许子贡，若所谓器识是已。文王以械朴誉髦士，若所谓才艺是已。然叉金玉其相，而后追琢其章。若彼瓦缶，虽有绚然之饰，岂庙堂之器哉。以贾谊之隽类，君子犹病其志大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况四杰乎。故君子益自贵重，无徒斐然成章而已也。《宋史》：张咏与青州傅霖少同学。霖隐不仕，咏既显，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一旦来谒，合吏白傅霖请见，咏责之曰：傅先生，天下士，吾尚不得为友，汝何人敢名之乎。霖笑曰：别子一世，尚尔耶，是岂知世问有傅霖者乎。咏问：昔何隐，今何出。曰：子将去矣，来报子尔。咏曰：亦自知之。霖曰：知复何言。翌曰别玄，后一月而咏卒。录曰：此与元伯巨卿相似，乃诚之相感，无乎不至。故心之相照，无乎或违。虽然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蚓如霖之静处三十年乎。其不为物诱，而能脱展富贵，又可见矣。毕仲游受知於司马光、吕公着、范纯仁最探。时苏轼在馆阁，颇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顾惜乎。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於诗歌，赞於赋颂，托於碑铭序记者，皆是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昆其有耶。官非谏官，职非御史，危身触忌，以游其问，殆犹转石而梂溺也。录曰：史传巢谷与三苏同乡，素与之游，甫昆弟同朝显贵，未尝一来会。及相继谪岭海，平生亲旧无相闻者，谷有眉山独步访两苏，於是相惊喜曰：此非今之人，古之人也。愚窃谓古之人所以异於今者，责善为重。而责善之道，明哲为先。苟使二公早因仲游之言，资其直谅之益，未铃天之涯，海之角。而巢谷之名，憎耳之迹，不见於史册矣。不思忠告之可嘉，辄夸卓行之尤异，此录舍元修而叔公叔，亦保身慎言之意也。
译颜含裁量才智，为众人所推重。他与邓攸交好，曾说：“周伯仁的正直，邓伯道的清廉，卞望之的节操，至于我自己，我就不知道了。”太常冯怀认为王导当时是皇帝的老师，名位隆重，百官应当降低身份行礼，便去问颜含。颜含说：“王公虽然尊贵，按道理也没有偏私敬重的必要。至于降低身份行礼的说法，或许是诸位应当办理的事情；我老了，不懂得顺应时务。”不久他告诉别人说：“我听说攻伐别国，不去询问仁人。先前冯祖思向我询问谄佞之事，难道我有高雅的德行吗？”他重视实际品行、抑制断绝浮伪，大多如此。他曾评论少正卯和盗跖，问二人的恶谁更严重。有人说：“少正卯虽奸邪，却没有剖取活人作为膳食；盗跖更严重。”颜含说：“恶行显露在外，人们都想加以诛戮；隐藏的奸恶，不是圣人就无法诛除。由此说来，少正卯更为严重。”众人都心悦诚服。郭璞遇到颜含，想为他占筮。颜含辞谢说：“年寿在于天，职位在于人。修养自己而上天不给予机会，这是命；守道而人们不了解，这是性。既然各有性命，就不必劳烦蓍龟。”桓温常想与他结亲，他因桓温声势过盛而不答应。后来年老退位，皇帝赞美他的平素品行，特意加授右光禄大夫，赐给床榻、帐幔、被褥，又让太官供应膳食；这些他全都坚决推辞，一样也没有接受。《录》说：我愚见世上虚有声望而实际德行衰病的人，以及凭浮夸言谈聚集而以降低身份来尊重人的人，难道只有冯祖思一人吗？所以，像颜含这样的人，在冯祖思已经去世之后才勤勉自守，还不足以作为确切的例证；但在王导正掌权的日子里，他却坚定不移地应对，确实可以作为准则。颜含啊，我知道您可以免祸了，难道不是所称的豪杰吗？《唐书》说：娄师德曾经推荐狄仁杰，但狄仁杰不知道其中原委，很是轻视娄师德，屡次把他排挤到外地。天后察觉了这件事，于是问狄仁杰：“娄师德善于识人吗？”狄仁杰回答：“臣曾与他同僚，没有听说他善于识人。”天后说：“朕之所以知道并任用你，正是娄师德推荐的；这也可以说是他善于识人了。”狄仁杰出宫后，叹息说：“娄公的盛大德行，我被他包容已经很久了，只是我一直不能看透他的深厚程度。”当时政局纷乱，娄师德长期担任将相，却独能以功名善终，人们因此认为他有智慧。《录》说：狄仁杰能够识别五王，却不能识别一个娄师德，这是为什么呢？《易》说有时沉默、有时说话，又说“二人同心”。娄师德和狄仁杰本来都一心忠于王室，并没有不同。然而一个喜欢当面折辱、在朝廷上争辩，知道的没有不说；一个则以唾面自干的方式始终自我承受，他们在言语和沉默上各有不同。表面上的不同，似乎互相矛盾；内心所存的忠贞，实际上坚如金石。这就是狄仁杰对娄师德开始虽未能认识，最终却心悦诚服的原因。这又怎么妨碍他们同心呢？裴行俭有识人的才能。前进士王勃、咸阳尉苏味道都还没有名声，裴行俭一见到他们就说：“二位将来应当相继掌管铨选，我有个年幼的儿子，希望把他托付给二位。”当时王勃和华阴杨炯、范阳卢照邻、义乌骆宾王，都因文章而享有盛名，李敬玄尤其看重他们，认为他们一定会显达。裴行俭说：“士人要取得远大成就，应先看器量和见识，然后才看才艺。王勃等人虽然有文采，却浮躁浅露，哪里是享受爵禄的器材？杨炯稍微沉静一些，应当可以做到县令、县长；其余几人能够善终，就算幸运了。”后来王勃溺死于南海，卢照邻投水于颍水，骆宾王反而被诛杀，杨炯最终任盈川县令，王勃、苏味道都掌管铨选，全都如裴行俭所说。《录》说：孔子用“瑚琏”来赞许子贡，正是所谓器量和见识；周文王用“梧桐”来赞誉俊士，正是所谓才艺。然而还要先使其质地如金玉，然后加以雕琢，才能显出文采。像瓦罐一样的人，即使有鲜艳的装饰，难道是宗庙朝堂所用的器物吗？凭贾谊那样的俊才，君子尚且忧虑他志向大而器量小、才华有余而见识不足，何况王勃等四人呢？所以君子更应自我珍重，不能只满足于文采斐然、成章成篇。《宋史》说：张咏与青州人傅霖年轻时同学。傅霖隐居不仕，张咏显达后，寻找傅霖三十年也没有找到。一天傅霖来拜访，吏员禀告说傅霖求见，张咏责备道：“傅先生是天下士人，我尚且不能与他成为朋友，你是什么人，竟敢直呼他的名字？”傅霖笑着说：“同你分别一世了，你还这样吗？难道这世上真有一个傅霖，你也知道吗？”张咏问：“从前为什么隐居，现在为什么出来？”傅霖说：“您将要离去了，我是来向您报信的。”张咏说：“我自己也知道。”傅霖说：“既然知道，还说什么呢？”第二天两人告别，一个月后张咏去世。《录》说：这件事与元伯、巨卿的故事相似，确实是诚意相互感应，什么都能达到。因此，心意相互照见，也没有什么会违背。即使蜀地山人不动念便能在十年以前预知事情，何况傅霖静处三十年呢？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不受外物诱惑，能够超脱富贵。毕仲游深受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的知遇。当时苏轼在馆阁任职，常常以言语文章规劝、切责时政，毕仲游担心他因此遭祸，写信告诫他说：“孟轲是不得已之后才辩说，孔子甚至想要不说话。古人之所以精心谋划、竭尽思虑，以巩固功业、保养寿命，未尝不出于这个道理。您自从入朝以来，祸福利害关系到自身，却从来没有顾惜过吗？言语造成的牵累，不只是从口中说出的才叫言语；表现在诗歌中、寄托在赋颂中、托付在碑铭序记中的，也都属于言语。如今您只知道害怕口头言语，却还不知道害怕文章：文章说该说的，看到的人会高兴；文章说不该说的，受到非难的人就会怨恨。高兴的人未必能帮助您的谋划，而怨恨的人却可能已经败坏您的事业。天下人评论您的文章，本来已经指名道姓了。即使没有明确的是非之言，也还有引起是非的嫌疑。何况还可能有别的事情呢？您的官职不是谏官，职掌也不是御史，却冒险触犯禁忌，在其中游走，几乎如同转动石头而自取沉溺。” 《录》说：史传巢谷与苏轼、苏辙三人同乡，平素同他们交游；当他们兄弟在朝廷显贵时，巢谷从未前往相会。等到三人相继被贬谪到岭海，平生亲旧也没有人与他们联系，巢谷却从眉山独自前去探访两位苏氏，于是两人又惊又喜，说：“这不是今天的人，而是古代的人啊！”我私下认为，古人之所以不同于今人，是把责善看得很重要；而责善的方法，首先在于明哲。假如两位先生早些听从毕仲游的话，借助他直率诚信的益处，就不至于流落到天涯海角；巢谷的姓名和事迹，也就不会出现在史册上了。不能想到忠告值得嘉奖，却只夸耀卓异行为的特别，这部《录》舍弃元修而称许叔公叔，大概也是出于保全自身、谨慎言语的意思。
邵伯温，雍之子也。雍名重一时，与司马光、二程诸名公交，以是入闻父教，出事诸公，所闻曰博，而尤孰当口之务。神宗崩，哲宗立，蔡确方在相位，刑恕自襄州移河阳，诣确谋造定策事。时光已卒，子康当诣阙，恕召诣河阳。伯温谓：公休除丧。未见君，不宜枉道，先见朋友。康曰：已诺之。伯温曰：恕倾巧，或以事要。若从之，必为异曰之悔。康竟往，恕果劝作书称确。康与恕同年，又出光门下，逐作书，如恕言。盖以康为光子，言确有定策功，世必见信，以为他日全身保家计。既而梁焘以谏议召，恕亦要至河阳，连曰夜论，确以康书为证，焘不悦。会昊处厚奏确诗谤朝政，焘与刘安世共请诛确，且论恕罪，朝廷命康分折，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僩之，吕太防谓康素以伯温可托，请以为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温既至，诲曰：温公之孙，大谏之子，贤愚在，天下可畏也。植闻之，力学不懈，卒有立。绍圣初，章惇为相。惇常事康节，欲用伯温，伯温不往。会法当赴吏部铨，程颐谓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温曰：岂不欲见先公於地下耶。至则先就部拟官，而后见宰相。惇遂论及康节之学，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业也。伯温曰：先君先天之学，论天地万物，未有不尽者。其信也，则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时惇方兴党狱，故以是动之，惇悚然犹荐之於朝，而伯温愿补郡县，惇不悦，遂得监永兴军铸钱监。适元枯诸贤方南迁，士鲜访之者，伯温见范祖禹於咸平，见范纯仁於颖昌，或为之恐不顾也。初雍尝曰：世将乱，惟蜀安，可避及。宣和末，伯温载家使蜀，故免於难。赵鼎少从伯温游，尝表其墓曰：以学行起元佑，以名节居绍圣，以古废於崇宁。世以此三语尽伯温出处云。录曰：愚观康节，不但知兴衰於既往，实能验理乱於将来。其子伯温，不但无黍於其父，实欲兼善於其友。自今观之，元佑重臣，胼首就戮，全身者何人也；二程高第，阖门遇害，保家者何人也。动而有悔，而名亦车，出而殉人，而己先丧。陷仇怨，则人情可惜；甘洪认，则物理全乖。盍若奋身於治朝，免祸於乱世耶。进於圣门，可谓先觉，是贯智者不惑，不得以气数之学者累之也。《近思录》：张横渠问於程明道曰：定性未能不动，犹累於外物，何如。明道曰：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性为随物於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於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太公，物来而顺应。《易》曰：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苟规规於外诱之除，将见灭於束，而生於西，非惟曰之不足顾，其端无穷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太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迩；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於心，而击於物也。是则圣人岂不应於物哉，乌得以从外者为非，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视圣人喜怒之正，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第能於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於道亦思过半矣。录曰：愚观定性一书，乃知先生深造独得，而非诸子之所能及也。夫以人之累於外物，乃不能收其放心。至於定性，则无将迎，无内外，合动静，而如一矣。其所至妙至妙者，莫如廓然而太公，物来而顺应。反覆辩证，不越乎此。然可指而易老者，莫如其情，故又以喜怒言。若乃直指所由进之路，则自忘怒，观理始也。一篇之中，大要在於明觉自然，大戒在於自私用智，与颜子之明睿所照，曾子之定静安虑，子思之诚明谓性，孟子之以利为本，周子之明通公溥，无乎不尽。此其所以超出千古，又何待於着迷而后为成书也哉。
译邵伯温是邵雍的儿子。邵雍当时名重一世，与司马光、二程等名公交往；因此邵伯温在家听受父亲教诲，出外侍奉诸位名公，所听闻的学问很广博，尤其熟悉当时的要务。神宗去世，哲宗即位，蔡确正在相位。刑恕从襄州调往河阳，前往拜见蔡确，谋划撰造拥立定策之事。当时司马光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司马康应当入朝，刑恕召他到河阳。邵伯温说：“您刚服除丧服，还没有拜见君主，不应绕道先去见朋友。”司马康说：“我已经答应他了。”邵伯温说：“刑恕奸巧，也许会用事情来要挟您。如果听从他，必定会成为日后的悔恨。”司马康最终还是去了，刑恕果然劝他写信称颂蔡确。司马康与刑恕同年，又都是出自司马光门下，于是便按刑恕的话写了信，大概是因为司马康是司马光的儿子，他说蔡确有定策之功，世人一定会相信，以此作为将来保全自身和家族的计策。不久，梁焘以谏议身份被召，刑恕也邀请他到河阳，连续昼夜讨论此事；蔡确拿司马康的信作证，梁焘很不高兴。适逢吴处厚上奏说蔡确的诗诽谤朝政，梁焘与刘安世共同请求诛杀蔡确，并且论奏刑恕的罪过。朝廷命司马康分辨说明，司马康这才后悔。司马康去世时，儿子司马植年幼，宣仁太后怜悯他，吕太防说司马康一向认为邵伯温可以托付，便请求任命邵伯温为西京教授来教导司马植。邵伯温到任后，教导司马植说：“您是温公的孙子、大谏的儿子，贤明还是愚昧，天下人都在看着，实在可畏。”司马植听了，努力学习不懈怠，最终有所成就。绍圣初年，章惇任宰相。章惇曾经侍奉邵雍，想任用邵伯温，邵伯温没有前往。适逢按法应当赴吏部铨选，程颐对他说：“我担心您此行。”邵伯温说：“难道我不想在地下见到先父吗？”到了那里，他先到吏部参加铨选，然后才去拜见宰相。章惇于是谈到邵雍的学问，说：“唉，我对于先生的学问，不能最终完成学习。”邵伯温说：“先父的先天之学，论述天地万物，没有什么不能穷尽。如果相信这一点，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仇怨反复，都可以忘掉。”当时章惇正在兴起党狱，所以用这话打动他；章惇悚然，仍向朝廷推荐邵伯温，而邵伯温只愿意补任郡县官，章惇很不高兴，于是邵伯温得以担任永兴军铸钱监的监官。正值元祐诸贤被贬往南方，士人很少有人去拜访他们；邵伯温却在咸平拜访范祖禹，在颍昌拜访范纯仁，有人因此替他担心，他也不顾。起初邵雍曾说：“天下将要乱，只有蜀地安定，可以前往躲避。”宣和末年，邵伯温带着家人前往蜀地，所以免于灾难。赵鼎年轻时曾跟随邵伯温交游，后来题表他的墓道说：“以学行起于元祐，以名节处于绍圣，以古道废于崇宁。” 世人认为这三句话概括尽了邵伯温的出仕和退处。《录》说：我看邵康节，不只是能够知道过去的兴衰，实际上还能验证未来的治乱。他的儿子邵伯温，不只是没有辜负父亲，实际上还想兼善朋友。从今天回头看，元祐重臣争相伏首受死，最终保全自身的是谁？二程的高足满门遇害，能够保全家族的是谁？行动便有悔恨，声名也随之毁坏；出仕去殉人为事，自己却先丧失性命。陷入仇怨，便使人情令人惋惜；甘心承受祸患，则完全违背事物的道理。为什么不在政治清明的朝廷中奋身进取，在乱世中避免祸患呢？邵伯温进入圣人之门，可以说是先知先觉；这是智慧者不被迷惑的表现，不能拿气数之学来牵累他。《近思录》说：张横渠问程明道：“我还不能做到定性不动，仍然被外物牵累，该怎么办？”程明道说：“所谓定，是动时也定，静时也定；不预先迎接，也不拒绝；不分内外。如果把外物看作外在之物，被它牵引而随从它，就是把自己的本性看成有内外之分。况且如果认为本性会随着外物而处在外面，那么它处在外面时，什么又算是处在里面呢？这就是有意要隔绝外在诱惑，却不知道本性没有内外之分。既然已经把内外看成两个根本，又怎么能立即谈定性呢？天地的常道，是以自己的心普遍涵容万物，却无所偏私；圣人的常道，是顺应万事的实际情状，却无所执着。因此君子求学，莫过于使心胸廓然广大而公正，事物来到时便顺势应对。《易》说：‘守正则吉，悔恨消失；心意纷扰地来来往往，朋友都随从你的思虑。’如果拘谨地专注于排除外在诱惑，就会看到东方的事物刚灭，西方的事物又生；不只是一天之内无暇顾及，连它的端绪也无穷无尽，无法一一除去。人的情感各有蒙蔽，所以不能合于道；大体上，弊病在于自私而运用机巧。自私，就不能把有作为看成对事物的自然应对；运用机巧，就不能把明觉看成自然本性。如今用厌恶外物的心，去寻求没有外物的境界，正如背对着镜子却想求得光明。” 《易》说：“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与其认为外在是错误、内在是正确，不如内外两方面都忘掉。内外两忘，心境就澄澈而无事；无事便能定，定便能明，明便能通达，又有什么应对事物的事会成为牵累呢？圣人的喜，是因为事物本来值得喜；圣人的怒，是因为事物本来值得怒。这样，圣人的喜怒不是系缚于内心，而是由外物所触发。因此圣人难道不应对外物吗？怎么能把随从外物看成错误，反而寻求只在内心才是正确呢？如今以自私和机巧所发的喜怒，来观看圣人正当的喜怒，这该怎样看呢？人的情感容易发作而难以控制，其中以愤怒最为严重。如果能在发怒时立即忘掉自己的愤怒，转而观察道理的是非，也就能看出外在诱惑并不值得厌恶，在求道方面也就领会过半了。《录》说：我读《定性书》，才知道程先生的造诣深厚、见解独得，并非其他诸子所能达到。人之所以被外物牵累，是因为不能收回自己放失的心。到了定性境界，便不预先迎接、不拒绝，也不分内外，动静合一。其最为精妙的地方，莫过于心胸廓然广大而公正，事物来到便顺应它。反复辨析论证，也没有超出这一点。然而最容易直接指出、使人明白的，莫过于人的情感，所以又以喜怒来说明。若要直接指明由此进步的道路，就是先忘掉愤怒，观察道理。一篇文章的要旨，在于说明明觉是自然的；最大的戒忌，在于自私和运用机巧。这与颜子的明睿所照、曾子的定静安虑、子思所谓诚明即本性、孟子以利为根本的反面、周濂溪的明通公溥，没有一处不相贯通。这正是它超越千古之处，哪里还需要等到著述完成以后才算成书呢？
陆九渊生三四岁，问其父曰：天地何所穷际。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志寝室。及总角，与止异，凡儿见者敬之，谓人曰：闻人诵伊川语，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初读《论语》，即疑有子之言。他曰读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尝曰：束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此心此理，亦无不同也。后登进士，至行在，士争从之游，言论感发，闻而兴起者甚众。教人不用学规，有小过，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怀於中而不能自晓者，为之条析其故，悉知其心。亦有相去千里，闻其大盘，而得其为人。尝曰：念虑之不正者，顷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虑之正者，顷刻而失之，即为不正。谓学者曰：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阙，不必他求。又曰：此道与溺於利欲之人言，犹易，与溺於意见之人言，却难。或劝其着书，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尝与朱熹会於鹅湖，论辩所学，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渊访之，熹与至白鹿洞，九渊为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探疯之病，至听之有泣下者。录曰：愚观朱陆之学，所以异者，良由资禀之不同也。九渊自三四岁时，已穷究天地之所际，则其长也，安得不主於性。朱子则铢铢而累之，寸寸而积之，及其至也，安得不主於学。然则二夫子之所长，各有所究，本不相悖，不相害也。譬之圣门，曾子之才鲁，子贡之质敏，然同归于一贯者，有夫子为之点化也。时圣人不作，诸子各立门墙，而无统会依归之所，是以纷纷异同，蚓及门者从而咻之，不知尊德性，道问学。子思传于仲尼，未尝偏废，初不可岐而二也。曷若大道为公，智虑其不切於己也，不铃异己；学虑其无补於人也，不叉为人。使当时莫得而议，后世无得而非，兹非所谓大同者哉。愚恐后之议者，愈繁愈远，斯录，所以弘道，故不可不着。《水东曰记》：明昊思庵先生讷，常言世俗浅学，谈及后进，辄曰：此韵府覃玉，秀才好趁航船耳。盖言其破碎摘裂，祗如往来草坐偶语，无有一高智识关键也。先生尝熟《世家》，自少警敏，绝人於书，无所不读。尝从其先君子游宦四方，阅历既广，退而昆潜含养三四十年，所以其学博而核，其气刚而大，其识卓而明，所着性理旱书，补注小学集解，有功於儒先，其立论於性理之奥，尤多所阐明。录曰：公盖起於荐举，不由科目，而其言乃切中当今学士大夫之病，视昔张程朱陆大不伴矣。然则，学者其可不猛省乎。此录之所以终也。弘道录卷之四十七竟＃１『辆』原作『两』。＃２『昼』原作『书』，今据文义改。弘道录卷之四十八信君臣之信《汉书》：楚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之杀项梁，奋身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栗悍猾贼。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诸所过，无不残灭。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无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怀王乃不许羽，而遣沛公西略地。录曰：楚怀王，岂比於汉更始乎。怀王优沛公而否项羽，观其遣将之言，庶几南面之庶，然而卒陷强暴之辱，所谓过涉灭顶，不可咎者也。更始忌刘稷而并执演，观其愧作之态，真乃庸劣之流，然而自取贼刘之辜，所谓何校灭，耳聪不明者也。夫是而有异也。沛公既定关中，乃悉召诸县父老豪杰，谓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吾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食粟多，非乏，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录曰：西汉二百年之业，所以卒定於关中者，约法之肇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贾生之论，亦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今观汉庭之论，纷纷不一，娄敬田肯之徒不足深究，至於张良之智，宜乎有见，顾亦蹈奉春之绪余，而不切根本之实意，殊不知三章之约贤於百二之形，按堵之情便於建瓶之势。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然则金城之固，宁比於父老之心，沃野之饶，孰愈於壶浆之薄。羽虽能违一时之约，独能技百世之鼎乎。
译陆九渊三四岁时，问父亲：“天地的边际到哪里才算穷尽？”父亲笑而不答。陆九渊于是深思，直到影响睡眠。到了童年后期，他与众不同，凡是儿童见到他都敬畏他；他对人说：“听人诵读伊川的话，为什么与孔子、孟子的言论不相似？”他起初读《论语》，就怀疑有子的话。他有一天读书，读到“宇宙”二字，解释的人说：“四方上下叫作宇，往古来今叫作宙。”他忽然大为省悟，说：“宇宙之内的事情，就是自己分内的事情；自己分内的事情，就是宇宙之内的事情。”他又曾说：“东海有圣人出现，他的心与我的心相同，他的理与我的理相同；直到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现，也没有不是这样。千百世以前有圣人出现，他的心与我的心相同，他的理与我的理相同；直到千百世以后有圣人出现，他的心和这个理，也没有不同。”后来他考中进士，到行在，士人争相跟随他交游；他的言论能使人感动奋发，听到后受到激励而奋起的人很多。他教人不采用固定的学规；学生有小过错，他的话能直接说中其内心，有时甚至使人流汗。有人心中有疑惑而自己不能明白，他便替对方分析其中缘故，使其完全了解自己的内心。也有人相隔千里，只听到他的大略言论，便能了解他的为人。他曾说：“不正当的念头和思虑，片刻之间就能察觉，察觉后便可以使它归正；正当的念头和思虑，片刻之间失去它，就变成不正。”他对求学的人说：“你们的耳朵自然聪敏，眼睛自然明亮，侍奉父亲自然能够尽孝，侍奉兄长自然能够尽悌，本来没有欠缺，不必向外寻求。”又说：“对于沉溺于利欲的人谈道理，还容易；对于沉溺于自己意见的人谈道理，却很难。”有人劝他著书，他说：“六经为我作注，我为六经作注。求学如果真正知道道理，六经全都是我的注脚。”他曾与朱熹在鹅湖会面，讨论所学，多有不合。后来朱熹镇守南康，陆九渊去拜访他，朱熹与他一同到白鹿洞，陆九渊为众人讲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朱熹认为这深切说中了求学者隐微而深重的弊病，听讲的人中甚至有人流下眼泪。《录》说：我看朱熹、陆九渊的学问之所以不同，实在是由于禀赋资质不同。陆九渊三四岁时就已经穷究天地的边际，那么他长大以后，怎么能不以本性为主呢？朱子则一点一点地积累，分寸分寸地累积，等到造诣深厚时，怎么能不以学习为主呢？然而两位先生各自的长处，都有自己的探究，本来并不相悖，也不相害。譬如圣人门下，曾子的才能质朴，子贡的资质敏锐，但都归于一以贯之，是因为有孔子为他们点化。当时圣人已经不再出现，诸子各自建立门户，却没有统一会通、共同归依的地方，于是纷纷争论异同，甚至连入门的学生也跟着喧嚷，不知道尊崇德性、讲求问学。子思从仲尼传承下来，从未偏废任何一方，起初就不应分成两端。若能使大道归于公正，智慧和思虑不局限于自己，不排斥异己；学问和思虑不以对人无益为由，也不刻意迎合他人，使当时没有人能够非议，后世也没有人能够指责，这不就是所谓大同吗？我担心后世的议论越来越繁杂、越来越远离本旨，所以记录这些来弘扬道义，因而不能不写下它。《水东日记》说：明昊思庵先生讷，常说世俗的浅薄学问；谈到后辈时，总说：“这不过是韵府覃玉，是秀才们喜欢乘坐的航船罢了。”意思是说他们的学问破碎割裂，只像往来草野间偶然交谈，没有一种高明的见识，也没有把握关键。先生曾经熟读《世家》，从小就机警敏捷，在读书方面超过常人，没有什么不读的。他曾跟随父亲到各地任官，经历已经很广；退居以后又潜心涵养三四十年，所以他的学问广博而精核，气质刚健而宏大，见识卓越而明达。他所著的《性理类书》《补注小学集解》，对儒学先贤很有功劳；他对于性理奥义的立论，也有许多阐发说明。《录》说：先生大概是通过荐举起身，并非由科举入仕；但他的言论却切中当今学士大夫的弊病，比起从前的张、程、朱、陆来，实在大不相同。如此说来，求学的人难道可以不猛然省悟吗？这就是本《录》结尾的原因。《弘道录》第四十七卷完。＃1：“辆”原作“两”。＃2：“昼”原作“书”，今据文义改。《弘道录》第四十八卷 信 君臣之间的信任 《汉书》说：楚怀王与诸将约定，先进入并平定关中者就封他为王。当时秦兵强盛，常常乘胜追击，诸将都不愿冒险先入关，只有项羽因秦军杀害项梁而怨恨秦朝，奋身愿意与沛公向西进入关中。怀王的老将们都说：“项羽这个人勇猛暴躁、狡猾残暴。他曾攻打襄城，襄城没有留下一个活人；大概凡是他经过的地方，没有不残杀毁灭的。不如另外派一位忠厚长者，扶持义兵向西，去告谕秦地父老。秦地父老长期苦于秦王。如今如果真能得到一位长者前往，又不侵扰暴虐，应该可以攻下关中。项羽不能派遣，只有一向宽厚长者的沛公可以派遣。”于是楚怀王没有答应项羽，而派沛公向西攻取土地。《录》说：楚怀王难道可以同汉更始帝相比吗？怀王优待沛公而拒绝项羽，观察他派遣将领时所说的话，差不多有南面为王者的气度；然而最终却陷入强暴者的羞辱，这正是所谓涉水过河而被水淹没头顶的灾祸，也不能责怪他。更始帝忌恨刘稷，连刘演也一并逮捕；看他惭愧作色的样子，实在是庸劣之流。然而他却自取杀害刘氏的罪过，正是所谓“何校灭耳”而耳目不明的人。这两者实在不同。沛公平定关中后，就把各县的父老豪杰全部召来，对他们说：“父老们苦于秦朝严酷的法令已经很久了。诽谤朝廷的人灭族，私下交谈的人在市集处死。我将要在关中称王，只同父老们约定三条法令：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和盗窃者依法治罪，其余秦朝的法令全部废除。官吏百姓都像原来一样安居不动。凡是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替父老们除害，并不是要侵扰或施暴。不要害怕。我之所以把军队退驻霸上，只是等待诸侯到来，订立约束罢了。”于是派人和秦朝官吏巡行各县乡邑，向百姓说明这些事。秦地百姓非常高兴，争着拿牛羊和酒食来献给军士，沛公又推辞不接受，说：“粮食很多，并不缺乏，不愿耗费百姓的东西。”百姓更加高兴，只怕沛公不做秦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录》说：西汉二百年的基业之所以最终在关中奠定，起因就在于约法三章。孟子说：“地势的有利不如人心的和睦。”贾谊的议论也说：“不施行仁义，攻守的形势就会发生变化。”如今考察汉廷关于此事的议论，纷纷不一；娄敬、田肯之流，不值得深入研究。至于张良的智谋，本来应当有所见识，但他也只是承袭奉春君的一些余绪，没有切中根本的真实意义，实在不知道约法三章胜过关中的险固地形，百姓安居的情势胜过建瓴之势。即使想不采用它，山川险要难道能舍弃人心吗？这样看来，金城般坚固的城防，哪里比得上父老的心；沃野的富饶，哪一样胜过百姓捧着壶浆来迎接的微薄心意？项羽虽然能违背一时的约定，难道独能长久掌握百世相传的天下大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