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二

译《弘道录》说：孟子称赞文王时，一定说“罪人不牵连家属”。皇帝虽然还没有完全推究并扩充这一原则，但汉朝的元气已经蓬勃兴盛了。贾山之所以说，山束带一样的诏令发布后，百姓即使年老、瘦弱、患病，也扶着拐杖前去听诏，愿意暂且多活一会儿，不要立刻死去，就是因为希望看到德政教化实现，正是这种情形。二年秋九月，诏令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事业。但百姓有的不能致力于根本，却去从事末业，所以生活不能顺遂。朕为此忧虑。因此今年亲自率领群臣耕作来勉励百姓，并赐给天下今年田租的一半。” 录说：这是文帝采用贾谊的意见。贾谊是通晓国家大体的人，难道不知道舍本逐末的弊端吗？任凭百姓耕种，不限制田地多少，终于导致豪强兼并土地，贫民弃农从末业；这就是探究根本的论说。那些从事末技、游荡求食的人，不是不想回乡务农，而是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又能把脚安放在哪里呢？拥有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不努力通权达变吗？贾谊曾劝文帝建立汉代制度、改变秦代法令，但这些话没有得到实际采纳，所以便顺着文帝所能做到的范围来劝说。文帝爱民的本性出于天性，他亲自耕作以率领天下，又把百姓田租减免一半，难道不是千古美谈吗？然而不知道从有识之士看来，这只会被认为是在劝豪强兼并；小民也不过是被有势力的人役使，并不是夏、商、周三代劝农的道路。十二年春，文帝下诏说：引导百姓的道路，在于致力于农业这个根本。我亲自率领天下农民已经十年，到如今田野仍没有更多开辟，一年中还常有歉收，百姓面带饥色，这是因为从事农业的人还太少，而官吏也没有更加勤勉。我多次下诏，每年劝百姓种树，可是功效还没有兴起，这是官吏奉行我的诏令不勤勉，劝导百姓也不明确。况且农民非常劳苦，官吏却没有体察他们的忧苦，将凭什么来劝勉他们呢？把今年田租的一半赐给农民。录说：这是文帝采用晁错的意见。晁错是刻薄少恩的人，却还能知道务农、重视粮食的道理。他招募百姓缴纳粮食来授予爵位，尚未经过一两年，边境粮食就可以支用五年，郡县粮食可以支用一年，于是又两次把百姓田租减免一半。后世招募百姓缴纳粮食，接连多年屡次实行，却不能像这样。为什么呢？大概是文帝招募百姓是为了百姓，后世招募百姓却是为了自己。前者用无穷的财物供给有限的用度，后者却用有限的财物满足无穷的耗费；这就是二者不同的地方。十三年六月，文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务。如今朕亲自从事农业，却还有租税的负担，这就等于使根本和末业没有区别。劝农的办法还不完备，应当免除田地的租税；又赐给天下孤儿、寡妇布帛和丝絮，各有定数。录说：从这一年开始，十多年不收百姓的田租，难道不是千古少有的吗？大概是皇帝亲自实行清静无为，而将相少文饰、多质朴，所以官吏安于职守，百姓乐于本业，积蓄年年增加，户口也逐渐安定。然而，文帝的富足，都是从自身节损而来，并没有损害百姓来增加自己。豪强占有的田地越多，所征收的算赋反而大半归于官府；官府免除田租，却使私人之家多方取利。即使是尧、舜，也不能因此有所增益。所以皇帝的恩泽重过三代，而百姓所受的苛酷却超过秦朝灭亡之时。这都是当时君臣不能深入探究根本，只把资财用来助长豪强的结果。可惜啊。十六年春三月，文帝下诏说：近年来年成屡屡不好，又有水灾、旱灾、疾病和瘟疫，我对此非常忧虑。我愚昧而不明智，不能通晓造成这些灾害的原因。莫非是我的政事有所失误，行为有所过错吗？或者是天道不顺，地利没有得到，人事多有失和，鬼神被废弃而无人祭祀，所以造成了这些吗？将相百官的供养或许有耗费，无用的事务或许太多，所以百姓的粮食才这样缺乏吗？近年来丈量田地，并没有使田地减少，计算人口也没有使人口增加；按人口计算土地，古代尚且有余，而如今粮食却严重不足，过错究竟在哪里呢？莫非百姓从事末业，因而危害农业的越来越多；酿酒而耗费粮食的人很多；六畜所吃掉的粮食也很多吗？这些大大小小的原因，我还不能得到其中的实情。让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和博士共同讨论，凡有可以帮助百姓的办法，都尽量按自己的意见深思远虑，不要有所隐瞒。录说：文帝为百姓着想，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他。可是为什么要说自己愚昧而不明智呢？丞相，是君主用来备咨询、指引迷误、解除疑惑的人。像张苍这样连水土之事都不能辨明的人，怎么能责望他尽心深思远虑呢？一句话概括，就是：不是田地太少，而是分配不均。如果有使百姓均平的心意，按田地计算就足够，按人口计算就会有增加；为什么古代粮食有余而如今反而不足呢？只是知道反省自身，却不知道应当怎样反省；只是承认过错，却不知道过错究竟在哪里；只是让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和博士讨论，却不知道应当怎样讨论。孟子不是说过吗：至于润泽天下，就在于君主和太子。读到这里以后，才知道文帝所说的原因仍没有真正通达。孝景皇帝元年五月，又实行三十税一的田租征收制度。录说：责备文帝，是《春秋》的义理；称许景帝，是褒扬善行的心意。景帝对于文帝，并没有自行惭愧；而且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难道不能称为孝吗？东汉光武帝六年下诏，按现有田地三十税一，依照旧制。这个旧制，就是景帝元年的制度。文帝、景帝的恩泽，流传得很长久吧。后二年夏四月，景帝下诏说：雕文刻镂，会损害农业；锦绣纂组，会妨害妇女的纺织。农业受到损害，是饥荒的根本；女红受到妨害，是寒冷的根源。饥寒同时到来，却还能不做坏事的人，就少了。朕亲自耕田，皇后亲自养蚕，以供奉宗庙、制作盛大祭祀的服装，为天下作表率；不接受献物，减少太官的开支，减省县里的赋税，希望天下专心务农，积蓄粮食来防备灾害。使强者不能侵夺弱者，众多者不能欺凌寡少者，老人能够寿终，幼孤能够顺利长大。如今有时年成不好，百姓粮食颇为缺乏，过错究竟在哪里？或许有奸诈虚伪的人充任官吏，官吏把货赂当作交易，搜刮掠夺百姓，侵害万民。县丞是长吏，竟然违犯法令、与盗贼同谋盗窃，实在太不像话了。命令二千石各自整治自己的职务。录说：在文帝、景帝的时代，竟然还有奸诈虚伪的官吏，接受货赂、搜刮掠夺百姓，与盗贼没有区别，为什么不责备辅相，却只命令二千石各自整饬职务呢？大概自从萧何、曹参制定统一的政策以后，陈平被问到钱粮之事答不上来，反而得到称赞；丙吉不询问道路旁的死人，被认为懂得大体；王陵只按正理回答，便被谢绝罢免；周亚夫奉行皇帝的约定，又被罢免；而陶青、刘舍、卫绾都是庸碌无能的人，怎么能责望他们裁成辅相、扶助百姓呢？所以整个汉代，没有一个丞相的功业值得称道。做君主的任意施行自己的意志，就像盲人摸索着摘取东西一样，又怎么敢希望县丞、长吏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呢？

译三年春正月，景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饥饿时不能吃，寒冷时不能穿，只能作为货币使用；我不知道它最终会造成什么结果。询问年成有时不好，可能是从事末业的人太多、务农的人太少。命令郡国都要努力劝勉农业和蚕桑，增加种树，这样可以得到衣食之物。官吏如果发动百姓，像征发劳役一样去采集黄金珠玉，就以贪赃论罪，视同盗贼。录说：景帝不兴作雕文刻镂，也不制作锦绣纂组；又禁止搜求黄金珠玉，与文帝的敦厚朴实没有区别。两位皇帝能够使国家富足的根本，正在这里。对百姓的宽免是有限的，而上层的耗费却没有穷尽。如果只宽免其中一项，却把另一项的开支增加，即使有宽免百姓的名声，实际也正是景帝所告诫的。因此，才会有把贪赃视同盗贼的法令，后来却又出现佩牛带犊、以畜牧农作相夸耀的风气。处在君上地位的人，不可以不明察。《汉书·食货志》说：汉朝兴起时，天子尚且不能备齐四匹同色的马，将相有时还乘牛车，普通百姓没有储藏。天下已经平定，高祖命令商人不得穿丝绸、乘车。孝惠帝和高皇后时期，酌量官吏俸禄，估计官府用度，把赋税加在百姓身上。山川、园地和市井租税的收入，从天子直到封君的汤沐邑，都各自用来供养私家，不列入天下的经常经费。通过漕运转送山中的粟米，供给中都官，每年不过几十万石。后来孝文帝、孝景帝清静谦恭、崇尚节俭，使天下得到安养。七十多年之间，国家没有大事，除非遇到水旱灾害，百姓都家给人足，城市乡里的粮仓都装满，府库也有余财。京师的钱积累到数以千万贯，有的腐朽得无法清点；太仓的粮食陈陈相因，充满到堆积在外面，甚至腐败得不能食用。普通百姓的街巷中都有马，田间道路上成群结队；乘母牛和小牛的人受到鄙视而不能参加聚会；守门的里巷小吏也能吃梁肉；做官的人能使子孙长期承袭，居官者甚至把官职作为姓号。所以人人自爱而重视犯法，先实行仁义而使耻辱被排斥。于是法网疏而百姓富足。但役使财物而骄纵过度，有时发展到豪强党徒兼并土地、凭武力在乡里专断。宗室有封地，公卿大夫以下争相奢侈，住宅、车辆和服饰都超过制度限制。事物盛极就会衰败，本来就是它的变化规律。即使这样，虽有董仲舒那样高明光大的贤者，也无法改变汉武帝好大喜功的时代；即使有少年才俊的贾谊，也怎能胜过多质朴、少文饰的绛侯周勃和灌婴呢？这正是伊尹、周公遇到明主，商汤、周文王共同成就事业，彼此同心同德的情形难以再次出现。《西汉循吏传》说：景帝时，文翁任蜀郡太守，仁爱而喜好教化。蜀地偏僻鄙陋，带有蛮夷风俗，文翁想引导他们进步，于是选取郡县中聪敏有才的小吏张叔等一千多人，亲自督促劝勉，派往京师向博士学习。几年后，蜀地学生都学有所成，返回故乡。文翁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按次序察举，其中有人做到郡守、刺史。又在成都市中修建学校，招收下县子弟作为学生，免除他们的更卒劳役，成绩优异的补任郡县吏。对于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努力耕田的人，常从学校中选取童子，让他们在便坐接受事务。每次巡行县邑，便增加跟随的学校生员，选择明通经书、品行端正的人，与使者一起传播教化，让他们出入官府内室；县邑官吏和百姓见到他们，都以为荣耀。几年后，人人争着想成为学校弟子，富人甚至拿钱来求学，县中教化大兴，终于可以和齐、鲁相比。到武帝时，才命令天下各郡国都设立学校官，这是从文翁开始的。文翁后来死在蜀地，官吏百姓为他建立祠堂，四时祭祀，直到今天没有断绝。巴蜀崇尚文雅，是文翁教化的结果。录说：文翁能够身体力行，确实是有原因的。兴办学校教育，再以孝悌的道理加以教导，这才是王政的根本。文帝、景帝的宏大功业，可惜唯独少了这一点。上天特意深厚地降生了文翁这样的人；虽然他没有在汉朝身居要职，后世却沿袭他的做法，使郡国都设立学校官，一直流传到今天。他不但可以作为君王的老师，也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为他建立祠堂祭祀，并不是偶然的。南越尉佗自立为帝，文帝召来尉佗的兄弟，以恩德安抚他，尉佗于是称臣，并与匈奴结为和亲。后来尉佗背约入侵，暗中命令边境加强防备；文帝担心出兵会加重百姓负担，便让守边者不发兵。吴王诈称有病而不来朝见，文帝赐给他几案和手杖；群臣袁盎等人的劝谏虽然恳切，文帝常常宽容地采纳。张武收受金钱贿赂，被发觉后，文帝反而加以赏赐，以此安定他的心。文帝专心用德化来治理百姓，因此天下富足，人人思慕礼义。所判的案件只有几百件，几乎达到不用刑罚的地步。唉，真仁厚啊！又说：孔子称赞这些百姓，说三代之所以能够直道而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百姓，确实如此。周、秦的弊病在于法网严密，却不能胜任治理；汉朝兴起后，扫除烦苛法令，使百姓休养生息；到孝文帝又加上恭敬节俭，孝景帝遵循这一事业，五六十年之间，终于移风易俗，百姓淳厚。周代称成王、康王，汉代称文帝、景帝，确实美盛。录说：详细读这两篇赞文，没有一次不抚然叹息，感受到先王遗留下来的恩德，所以把它们完整记录下来。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可以同三代的君主相比吗？《易》说：穷尽事理、充分发挥本性，以达到天命。《中庸》说：次一等的做法，是从细微曲折处致力。人的本性不能停止修养，正是这样。喜怒哀乐尚未发出叫作中，发出后都合乎节度叫作和。次一等的人，则从自身已经显露出的偏失处加以克制，达到天命本然的境界。《洪范》所说建立皇极、再施行三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古代圣王治理社会、应对万物，顺应时势制定政令，有时以阳道舒展，有时以阴道收敛，把握两端而取其中道来治理百姓，因此能够使天下归于皇极。文帝的天资已经接近这个境界，却不能穷究事物的道理，推极本体的性质，广泛求取元圣与自己同道，在内朝夕接受教诲、启发心中的天理。因此他的功用只达到一个层次，确实不能进到三代的功业。

译黄霸明察而内心敏捷，温和善良而谦让。自从武帝用法严酷，昭帝遵循这一做法，以刑罚严厉约束下属和庸俗官吏，皇上严厉苛酷，唯独黄霸以宽和著名。宣帝很重视治理，恩泽诏令屡次下达，官吏却不奉行。黄霸任太守时，选用良吏，分派到各部宣布诏令，使百姓都知道皇上的心意。他让邮亭、乡官都蓄养鸡、猪，并救济鳏寡贫穷者。然后制定条文教令，率领伍长，把它们颁行给百姓；又劝百姓务农养蚕，革除浪费粮食、养马耗费米粟等弊端，黄霸竭尽精力推行。官吏百姓见到他，都察访询问隐情，互相参照核实。他曾想办理某件事，便选择年长廉洁的官吏派遣出行，命令安排周密；官吏出行后不敢离开邮亭，也不敢在路旁人家吃饭，所询问的事情即使极细微也不敢隐瞒。有人死了而无钱安葬，乡部上书说明情况；某处有大树可以做棺材并用来祭祀，官吏便依言前往办理。他辨识事务如此聪明，官吏百姓都不知道他如何做到，全都称他神明。奸人离去，盗贼减少，乡里教化成就，孝子悌弟增多，能够赡养父母、尊敬老师；他劝人行善、防奸、节用、增殖财产，种树、畜养牲畜等事情看起来琐碎繁杂，但逐渐推行之后，都因黄霸全面了解其根本而获得成功。他把鳏寡孤独分别安置在各亭，让他们能够努力接受教化，然后才施行诛罚，务求使他们成就、保全、安定。因此得到官吏百姓的爱戴，年年增加，治理成绩成为天下第一。皇帝下诏说：颖川太守黄霸治理得好，男女相互谦让，耕田时让出田界，道路上没有人拾取遗物；天子把他的治理成绩宣布给各地百姓，并称道他大量养护、救济鳏寡贫穷者。有八年没有重大罪囚，户口增加，官吏百姓受到赡养帮助，乡里兴起教化，盛行德行义理，可以说是贤人君子了。录说：孔子告诉鲁哀公：有那样的人在，政事就能兴举；那样的人不在，政事就会停息。孟子告诉齐国、梁国的君主，都曾说过要养育鸡、猪、狗等家畜，供养鳏寡孤独者。各位君主都不能实行，到了汉代以后，黄霸才有力量承担并做到这些。可见圣贤的话与日月一样永恒；人的本心如同天性，不分古今。治理政事就像蒲卢生长一样容易，百姓之间没有秦越那样的隔阂。可惜黄霸的才力局限于颖川，不能推广到天下；他只是长于治理百姓，却不擅长辅佐君相。这种治理不能达到三代的境界，功效不能达到圣贤的程度，原因就在这里。龚遂忠厚刚毅，有大节。宣帝在位很久时，渤海及其附近郡县连年饥荒，盗贼一起兴起，二千石不能制止。皇帝选拔能治理的人，丞相、御史推荐龚遂，便任命他为渤海太守，当时龚遂已经七十多岁。宣帝对他说：渤海荒乱，我非常忧虑。您准备怎样平息盗贼？龚遂回答：渤海靠近海边而偏远，不能沾受圣人的教化。百姓困于饥寒，官吏又不体恤，所以使这些赤子只好在盐池中拿起武器罢了。如今您是想让我战胜他们，还是想安抚他们呢？皇帝听了非常高兴，便说：选用贤良，本来就是想使他们安定。龚遂说：我听说治理乱民，就像整理乱绳，不能急迫；只有放缓，才可以治理。我希望丞相、御史暂且不要拘束我，允许我根据文法自行处置一切适宜的事务。皇帝答应了他。郡中听说新太守到来，派兵迎接，龚遂都遣散回去。他发文书给所属县，全部撤销追捕盗贼的官吏；凡是拿着锄钩等农具的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查问；拿着兵器的，才算盗贼。他乘一辆车到达府署，郡中顿时安定，盗贼也都停止活动。海边又有许多劫掠者，听到龚遂的教令，立即解散，丢弃兵器弓弩，拿起钦组。于是全郡平定，百姓安居乐业。龚遂便打开仓廪，借粮给贫民，选用良吏，安抚牧养百姓。龚遂发现齐地风俗奢侈，喜欢从事末技而不务农，便亲自以俭朴率领百姓，劝他们务农养蚕。命令每户种一棵树、榆树一百株、枣树五十株，种一畦葱和韭菜，每家养两头母猪、五只鸡。百姓中有佩带刀剑的，就让他们卖剑买牛、卖刀买小牛。他说：为什么要佩牛带犊？春夏不能不赶赴田亩，秋冬还要督促收敛增加；蓄养果实、菱角、芦苇，劳慰百姓，巡行劝导。郡中都有积蓄，官吏百姓富足充实，诉讼停止。录说：龚遂的回答，是古今的名言。皇帝称道诚信，赏赐和惩罚必定兑现，官吏称道百姓安定，说的就是这一类。若只有一项真实、百项虚假，凭什么说这是中兴、比德于商周呢？唉！龚遂已经过去了，钩、钮、刀、剑，牛、鸡、犊，也不能同他一起留下；我所能做的，只是善于怀念罢了。如今如果家家养鸡养牲畜，人人佩牛带犊，却仍然不能止息祸乱、治理天下；反而口中如刀、舌中如剑，挥戈露刃，使善良百姓都互相成为仇敌，这究竟是什么心肠，究竟是什么心肠啊！召信臣凭借明通经书考取甲科，视百姓如同自己的子女，所到之处都受到称誉。他升任南阳太守，为人勤勉尽力，有谋略，喜欢为百姓兴办有利之事，务求使他们富足。他亲自劝导耕作，出入田间小路，停宿乡亭，很少安居在府舍，时常巡视郡中。开通水泉，疏浚沟渠，修建水门、堤堰，凡几十处，以扩大灌溉。年年增加，最多达到三万顷，百姓得到水利之便，积蓄有余。召信臣为百姓制定均分用水的约定，把它刻在石头上立于田边，以防止争端。禁止婚嫁、丧葬奢靡，务求实行俭约。府县官吏的子弟喜欢游荡放纵，不把耕田作为正事，便斥退罢免；严重的还查办其违法行为，以此表明好恶。他的教化大为推行，郡中没有不耕种尽力务农的，百姓归附于他，户口增加一倍，盗贼和诉讼减少停止，官吏百姓亲近爱戴，称他为“召父”。杜诗年轻时就有才能，建武年间任侍御史，安定、集合洛阳百姓。后来又奉命到河东，诛灭投降后反叛的贼人，被任命为成皋令。任职三年，政绩尤其突出，升任南阳太守。他性情节俭，政治清明平正；通过诛罚暴徒树立威信，善于谋划，减少爱惜百姓的劳役；制造水排，铸成农具，使人力使用少而取得的功效多，百姓认为便利。又修治陂池，广泛开拓田地，郡内家家富足。当时人把他比作召信臣。因此南阳有俗语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录说：《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我听过这句话，却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到这里才开始见到。难道不是千古以来的一大快事吗？

译东汉张堪志向美好，品行严正。十六岁时到长安受业，诸位儒者称他为“圣童”。世祖时，被征召任命为骑都尉，后来兼任骠骑将军。杜茂在高柳营击破匈奴，张堪被任命为渔阳太守。他捕捉拘系奸猾之人，赏罚必定兑现，官吏百姓都乐意为他效力。匈奴曾准备率一万骑兵进入渔阳，张堪率几千骑兵奔驰出击，大败匈奴，郡界因此安定。于是他在狐奴开垦稻田八千多顷，劝百姓耕种，使当地富足。百姓歌唱说：桑树没有旁枝，麦穗分成两岐；张君治理政事，使人快乐得无法支撑。张堪任职多年，匈奴不敢侵犯边塞。皇帝听说后，召见各郡计吏，询问当地风土以及前后任太守县令的才能。蜀郡计吏樊显进言说：渔阳太守张堪，从前在蜀地时，仁爱惠及百姓，威严能够讨伐奸邪。公孙述失败时，珍宝堆积如山，而张堪离职时，只乘着破旧车辕的车，带着布制行囊而已。录说：汉文帝曾说：如果我得到廉颇、李牧来任将领，我还忧虑匈奴吗？古代的渔阳，就是今天京兆附近的地方。嘉靖年间，那里多次产出祥瑞的麦子，像张堪歌谣所说的麦穗两岐，已经出现了；像张堪那样的志行，世上难道会没有这样的人吗？行子说：人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这样看来，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哪里比得上麦穗两岐呢？君子可以用此自我勉励了。卓茂宽厚仁慈、恭敬慈爱，同乡和旧交即使品行才能各不相同，也都对他爱慕欣喜。他升任密县令，劳心尽力，恳切教导，视百姓如子女，举荐善人并加以教化，口中不说恶言，官吏百姓亲近爱戴，不忍心欺骗他。有人曾说部亭长接受了他赠送的米肉，卓茂问：亭长向你索取了吗？还是因为替你办了事，你托付他而送给他的吗？或者平日里你自己出于好意送给他的吗？那人说：是我前去送给他的。卓茂说：既然是送给他而他接受了，为什么还要说这件事呢？那人说：我私下听说贤明的君主使人不害怕官吏，官吏也不取用百姓的财物。如今我害怕官吏，所以送给他。官吏最终接受了，所以我来告诉您。卓茂说：你是在蒙蔽别人。凡人之所以比禽兽高贵，是因为有仁爱之心，知道互相尊敬、彼此礼待。你唯独不愿修养这种品德，难道还能高飞远走，不处在人世之间吗？亭长一向是好官吏，逢年过节送给他，这是礼节，你回去好好想想。于是百姓接受他的教训，官吏感念他的恩德，教化大兴，道路上没有人拾取遗物。光武帝初年访求卓茂，下诏说：从前密县令卓茂约束自身、修养品德，操守纯厚坚定，确实能够做到常人不能做到的事。名声冠绝天下，应当接受天下最重的赏赐。如今任命卓茂为太傅，封为褒德侯。录说：范晔评论说：建武初年，雄豪正相互扰乱，这本来是仓促混乱、无暇顾及其他的时期；卓茂不过是谨慎诚实的小县宰，没有其他特别的功劳，光武帝却首先加以征聘任命，给以优厚言辞和隆重礼仪，这同周武王以礼相待、设置显位有什么不同呢？这样看来，即使说是卓茂有淳厚的德行，实际上也是皇帝极其仁厚。光武帝在这一点上，是别人不能比的。鲁恭被任命为中牟令，专门用德行教化来治理，不依靠刑罚。诉讼者许伯等人因田地边界争执累年，郡守县令都不能裁决。鲁恭为他们辨明曲直，双方退下后都自我责备，停止耕作而互相让田。于是官吏百姓信服。建初七年，各郡国的螟虫伤害庄稼，唯独不进入中牟境内。河南尹袁安听说后，怀疑事情不实，派遣肥亲前往查访。鲁恭跟随他走在田间小路上，两人一起坐在桑树下。有只野鸡经过，停在他们旁边；旁边有个儿童，肥亲对他说：孩子，你为什么不捕捉它？孩子说：野鸡正要带小鸡。肥亲惊讶地站起来，同鲁恭告别说：我这次来，是想考察您的政绩是否属实。如今虫害不侵犯境界，这是第一件奇异的事；教化影响到鸟兽，这是第二件奇异的事；童子有仁爱之心，这是第三件奇异的事。回到府中后，他把情况全部报告给袁安。这一年又有嘉禾生长，鲁恭坐在便坐处理政务，河南尹袁安于是上书说明情况，皇帝认为奇异。录说：从汉代到现在，已经一千五百多年，龚遂、黄霸、鲁恭的名声从未泯灭；他们不只是生前荣耀、死后令人哀悼，实际上还超越当代、胜过古人。真是贤能啊！唐代以后，就很难再达到这样的境界了。《弘道录》卷之二完。＃１后文有缺。查《汉书·食货志》，后文记载为：“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块辱焉。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无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２前文有缺。《弘道录》卷之三。仁。君臣之间的仁。《唐书·食货志》说：唐朝初年，把口分田和永业田授给百姓，又按照租庸调法征收。使用赋税有节制。因为以府兵、卫士制度蓄养军队，所以军队虽多，却没有造成损耗；设置官吏有固定员额，所以官职不泛滥，俸禄也容易供给。虽然比不上三代盛时，但也可以作为经常实行的制度。录说：唐太宗还不能同古代帝王排列相比；这里把他作为贤君记录，不能没有遗憾。董仲舒曾经建议说：秦朝采用商鞅的法令，废除井田制，百姓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富人的田地连绵到田间小路，贫民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小民怎么能不困苦？井田制虽然难以立即实行，也应当稍稍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占有田地的数额，用来供养不足的人，堵塞兼并的道路。当时汉武帝正兴办功利之事，最终不能采用。哀帝时，师丹又说：历代承平日久，豪富之家资财达到数千万，而贫弱者更加困苦，应当略加限制。当时贵近之臣认为不便，也没有实行。于是让王莽借王田之名，反而增加混乱、加长祸患，又有什么益处呢？晋武帝平定吴国以后，虽有占田七十亩的制度，但不久发生五胡之乱；到魏孝文帝时，才采纳李安世的意见，实行均田法，齐、周、隋都沿袭它。唉！谁能想到大汉四百多年之间，贤人屡次提出建议却不能实行；而短短六朝时期，李安世一句话便得以实行，到了唐代又毅然推行，怎能不使我高兴得跃然而起呢？大汉四百多年中，大贤的建议屡次提出却没有成效；而短短六朝之际，李安世一句话便有成效，到了唐代又毅然实行它，我怎能不因这件事而高兴雀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