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三十一
录曰：汉高帝之时，尝赏家令矣。以太公之迎拥警也，人皆曰：父不得而子也。又尝幸新丰矣，以太公之乐箕踞也，人皆曰：君不得而臣也。而不知乃咸丘蒙之说也。夫父子之分，本於天地自然之叔，先天地而立者也。君臣之礼，由於系属维持之故，后天地而生者也。是故父子之分可该乎君臣之礼，君臣之礼不可易乎父子之分。彼以拥蒂为敬者，曾知所谓只载见者乎；以箕踞为乐者，曾见所谓夔夔齐栗者乎。所谓父不得而子者，片言之问，毫厘千里，不可以不明辩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录曰：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舜既为天子矣，何不尊瞽映而以为帝也。又曰：为天子父，尊之至也。舜虽不尊瞽晚为帝，亦未闻称尧而以为父也。斯二者何居。曰：追王之礼，至周始备，似未可依舜以为据。而皇伯之号，自宋始有，尤不当准濮以为法。要之，天叙天，秩不可改也。继统承桃不可后也。其所以不可后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所以不可改者，行天下之达道也。二者并立并行，而自不相害不相悖也。苟徒以尊亲为重，而不以统绪为尊，是不知舜继尧之大也。徒以所后为重，而夺其私亲之恩，是不知尊瞽晚之至也。其失在於不善观为君者，有父道之言，遂以为真父而不可易，而不知其不叉真也。亦不善观为人后者，为之子之言，遂以为真子而不可改，而不知其不叉改也。故皆有所不达也。《中庸》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录曰：或问曰：舜未尝尊瞽映也，何以曰宗庙飨之也。亦未尝传子也，何以曰子孙保之也。曰：此大圣人之心，人所不能窥度者也。夫瞽映无与於帝之统者也，尊之，则未铃能飨矣。商均未及於荐之天者也，传之，则未叉能保矣。尊瞽晚为天子之父，尊之至也。飨瞽映以天子之礼，飨之至也。故曰：宗庙飨之也。虞斯封於虞，胡公封於陈，大圣人之后，封之至也。故曰：子孙保之也。《祭法》曰：夏后氏啼黄帝而郊鲧。录曰：刘氏注曰：五帝官天下，自虞以上，祖功宗德，当如郑注之说。三王家天下，则鲧当为祖，亦不当郊耳。曰：此愚所谓并立并行，不害不悖者也。夫有虞氏缔黄帝而郊誉，祖颛顼而宗尧，此纯乎统承之义，盖以官天下言也。而为天子父，瞽映之尊固自若也，初未尝并废其所亲也。至於夏之郊鲧者，禹立功本於孝，而地平天成，万世永赖殷荐之上帝，故不得不以鲧配，盖以家天下言也。蚓鲧之治水多历年所，有鲧而后有禹，则今之束渐西被，岂敢忘所自哉。然而鲧之名，亦自若也，初未尝推尊以为帝也。此二帝三王之礼，万世施行而无弊者也。高宗彤曰，越有雊雉，祖己训于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惟天监下民，典厥义。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礼无丰于呢。录曰：按高宗以上，祖丁传南庚，南庚传阳甲，乃祖丁之子。自是历盘更、小辛、小乙三传，皆祖丁之子，兄终弟及。惟高宗乃小乙之子继立，则祖己之训有自也。彤者，绎而祭之名也。、向祭於宗，而又祭於弥，乃小乙也。於是而有雊雉之异，天所警於武丁至矣。其曰：罔非天胤，即为人后者，为之子之义也。曰：典礼无丰于呢，即不得顾私亲之义也。夫高宗亲承嫡嗣，绍有父服，惟阳甲盘更小辛在上，一丰于呢，即有变征。蚓於后世，可不思哉，可不思哉。《礼》：文王之为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鹦初呜而衣服，至於寝门外，问内坚之御者曰：今曰安否＂何如。内坚曰：安。文王乃喜。及曰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坚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应曰：诺。然后退。武王帅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录曰：此常行之事而曰不敢有加焉者，盖人子之心无穷，或至於太过，则反不能及矣。宋孝宗之事高宗，父子处於一室，既同寝联榻，复截竹为筒，空其问，置金弹一九，时复往来，以通安否，则近於兄女子之态，文武之所不敢加焉者也。《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属属然，如弗胜，如恐失之可，能谓子矣。录曰：以公之擅制作而曰行无专制，事无由己，何也。盖礼乐者，朝廷之事也，己可得而专也。志行者，存及之规也，非己之可专也。人惟三年无改，而后万世不易。几有一日之专，则非终身之慕矣。此家与国之异同，人子所当知也。
译《录》说：汉高帝在位时，曾经赏赐家令。因为太公迎接他时拥警，众人都说：“父亲不能把儿子当作君主。”他又曾到新丰去，因为太公高兴时箕踞而坐，众人都说：“君主不能把臣下当作父亲。”但他们不知道，这其实是咸丘蒙的说法。父子之间的名分，本于天地自然的秩序，是先于天地而确立的；君臣之间的礼制，出于维系上下关系的需要，是在天地之后才产生的。因此，父子名分可以涵盖君臣礼制，君臣礼制却不能改变父子名分。那些以拥警为敬的人，曾经知道所谓“祇载见瞽哩”吗？那些以箕踞为乐的人，曾经见过所谓“夔夔斋栗”吗？所谓“父亲不能把儿子当作君主”，只差片言之间，便会相差千里，不能不明辨。孟子说：孝子的孝行达到极致，没有比尊敬双亲更大的；尊敬双亲达到极致，没有比用天下来奉养双亲更大的。做天子的父亲，这是尊贵到了极点；享用天下的奉养，这是奉养到了极点。《录》说：孟子说，孝子的孝行达到极致，没有比尊敬双亲更大的。舜既然已经做了天子，为什么不尊奉瞽哩，让他成为帝呢？孟子又说，做天子的父亲，是尊贵到了极点。舜虽然没有尊奉瞽哩为帝，也没有听说他称尧为父亲。这两件事应当怎样理解？回答说：追尊先王的礼制，到周代才完备，似乎不能拿舜作为依据。皇伯这一称号从宋代才出现，更不应以濮王之事作为法则。总之，上天所安排的伦次、上天所确定的秩序，不能改变；继承正统、承接宗庙，也不能延后。之所以不能延后，是因为要确立天下的大本；之所以不能改变，是因为要实行天下通行的大道。这两者并立并行，自然互不伤害，也互不违背。如果只把尊亲看得重要，却不把统绪看得尊贵，就是不知道舜继承尧的重大意义；如果只把所承继的宗统看得重要，以至于夺去对亲生父亲的恩情，就是不知道尊奉瞽哩的极致意义。他们的错误，在于不善于理解做君主的人所说的“有父亲之道”，于是便把对方当成真正的父亲而不可改变，却不知道那并不是真正的父亲；也不善于理解为人后嗣的人所说的“作为他的儿子”，于是便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儿子而不可改变，却不知道这也并非绝对不可改变。所以两方面都不能通达其义。《中庸》说：舜真是大孝啊！他的德行成为圣人，地位尊贵而成为天子，拥有四海之内的财富，后世在宗庙中祭祀他，子孙长久保有他的事业。《录》说：有人问：“舜不曾尊奉瞽哩，为什么说宗庙祭祀他？他也不曾把帝位传给儿子，为什么说子孙保有他的事业？”回答说：这是大圣人的心意，不是常人所能窥测推度的。瞽哩与帝位正统没有关系，若尊奉他为帝，就未必能够在宗庙中祭祀他；商均还没有达到可以荐告于天的条件，若把帝位传给他，也未必能够保全天下。尊奉瞽哩为天子的父亲，是尊奉到了极点；用天子的礼制祭祀瞽哩，是祭祀到了极点，所以说“宗庙祭祀他”。虞封在虞，胡公封在陈，对大圣人的后代给予封国，是封赏到了极点，所以说“子孙保有他的事业”。《祭法》说：夏后氏禘祭黄帝，并在郊外祭祀鲧。《录》说：刘氏注说：“五帝以天下为公，虞以前，应当以祖先的功业、宗族的德行来尊奉，正如郑氏注所说。三王以天下为家，那么鲧应当作为祖先，也不应当在郊外配享天帝。”我说：这正是我所说的并立并行、彼此不相妨害也不相违背。虞氏禘祭黄帝，在郊外祭祀鲧，尊黄帝为祖，尊尧为宗，这是纯粹承接正统的意义，是从以天下为公来说的。然而作为天子的父亲，瞽哩的尊贵仍然如此，并没有因此废弃对亲人的尊奉。至于夏代在郊外祭祀鲧，是因为禹建立功业根本出于孝行，治平洪水、使天地成就，万世都永远依赖他的功绩，并且在上帝前隆重荐祭，所以不得不让鲧配享，乃是从以天下为家来说的。况且鲧治理水患经历了多年，有[原文未完]有鲧，后来才有禹，那么如今事业向东渐进、向西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怎么敢忘记自己的由来呢？然而鲧的名号也仍然保持原样，并没有推尊他为帝。这就是二帝三王的礼制，能够施行万世而没有弊病。《高宗肜日》说：越地有雊雉，祖己向王训诫说：“只有先代已经达到道德境界的君王，才能端正当前的政事；只有上天在监视下民，才能确定合宜的义理。唉！君王应当掌管并敬重百姓，没有一件事不是上天所承续的，典礼不可有所偏废。” 《录》说：考察高宗以前的世系，祖丁传位给南庚，南庚传给阳甲，阳甲是祖丁的儿子。此后又经历盘庚、小辛、小乙三代传承，都是祖丁的儿子，实行兄终弟及。只有高宗是小乙的儿子，继承帝位，所以祖己的训诫是有其缘由的。“肜”是连续祭祀的名称。先前在宗庙祭祀，又再次祭祀于弥，所祭的是小乙。于是出现雊雉的异象，这是上天对武丁的警告，已经非常明显了。所说“没有一件事不是上天所承续的”，就是说明作为后嗣的人应当以继承者为父的意义；所说“典礼不可有所偏废”，就是说明不能顾念私亲的意义。高宗亲自承继嫡系，继续承受父亲的服制；只是阳甲、盘庚、小辛在上，而一旦有所偏废，便会出现变异的征兆。后世难道可以不思考吗？难道可以不思考吗？《礼》说：文王作为世子侍奉王季，每天早晨三次前往问安。鸡刚开始鸣叫，他便穿好衣服，来到寝门外，问内竖的侍者：“今天身体安否如何？”内竖说：“安。”文王才高兴。到了日中，他又前往，也像这样；到了傍晚，他又前往，也像这样。如果王季有不安的情况，内竖便告诉文王，文王面色忧虑，行走时连鞋子都不能穿正。王季恢复饮食后，文王才恢复平常。进献食物时，一定先察看寒暖是否适宜；撤下食物后，便询问王季吃了些什么。他命令膳宰说：“不要有重复。”膳宰回答：“诺。”然后退下。武王遵循并实行这种做法，不敢有所增加。《录》说：这是日常实行的事情，却说“不敢有所增加”，是因为人子对父母的心意没有穷尽；如果做得过分，反而可能达不到应有的程度。宋孝宗侍奉高宗时，父子住在同一室内，已经同寝共榻，又截竹做成竹筒，中间挖空，放入一枚金弹，时常往来传递，以互通安否；这就近似于兄弟女子之间的情态了，而文王、武王所不敢增加的，正是这种做法。《淮南子》说：周公侍奉文王，行动不擅自专断，办事不从自己出发；身体好像承受不起衣服，言语好像难以出口。他捧持文王所交付的东西，恭敬谨慎，仿佛承受不起，又仿佛害怕失掉它，这才可以称作儿子。《录》说：周公曾经擅长制作礼乐，为什么却说他的行动不擅自专断、办事不从自己出发？因为礼乐是朝廷的事务，可以由自己专掌；志向和行为，是存心及其规范，却不是自己可以专断的。人只有做到三年不改父亲的道，才能使它成为万世不变的准则。如果有一天便擅自专断，就不是终身的爱慕了。这是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异同，是做人儿女所应当知道的。
《孝经》云：昔者周公郊杞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诗》云：我将我飨，维羊维牛，维天其佑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曰靖四方，伊缎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程子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气之始也，万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飨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时也。陈氏曰：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远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亲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亲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亲文王也。尊尊而亲亲，周道备矣。然则，郊者古礼，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义起之也。录曰：愚观明堂之飨，不但崇以虚礼，而铃曰：仪式刑文王之典。此严父配天之实也。天者尊而不可尚，故曰：庶其飨之，不敢加一词焉。於文王，则所以法之，不一而足。天不待赞，法文王，所以法天也。末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统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与文王一也。后世明堂郊祀，问亦能行，而纷纷聚讼，治效不古。此则崇之以虚礼，不若隆之以实事之为愈也。又云：敢问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曰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虽得之，君子不贵也。君子则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客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武。录曰：此教敬教爱，万世人子之规范也。夫严父配天，莫大之典，未易称也。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未易法也。而不知生之膝下，一体而分，其分至严而未之或违也，其道至高而莫之与问也。能循循於言行、政事、容止、进退之问，而所以仪式刑者，不外是矣。《诗》不云乎，绍庭上下，陆降厥家。有事於尊祖配天者，当以此为法。《顾命》：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於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曰癸酉，伯相命士须材，狄设敝宸缀衣。牖问南向，敷重篾席，敝纯，华玉仍几。西序束向，重底席，缀纯，文贝仍几。束序西向，敷重丰席，画纯，雕玉仍几。西夹南向，敷重笋席，玄纷纯，漆仍几。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瑰瑛，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束序。胤之舞衣，大贝，奸鼓，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束房。大辖在宾阶面，缀辖在昨阶面，先辖在左塾之前，次辖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执惠，立于毕门之内，四人景弁，执戈上刃夹两阶儿，一人冕执刘，立于束堂，一人冕执铁，立于西堂，一人冕执敷，立于束垂，一人冕执瞿，立于西垂，一人冕执锐，立于侧阶。王麻冕敝裳，由宾阶脐；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昨阶脐。太史秉书，由宾阶脐。御王册命，曰：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汝嗣训，临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王再拜，兴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叱。上宗曰飨，太保受同，降，盥以异同，秉璋以醉，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侪，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诸侯出朝门俟。录曰：此天王之即位，天下万世敦乎。其礼夫子法之，以作《春秋》也。夫天王承天受命，与诸侯何万万也。而体元居，正大一统，正五始，则诸侯至於天子一也。故《春秋》书元年公即位，其成康周召之遗法。欤后世若汉武帝、唐太宗知有顾命而不知虎贵干戈，迎自南门，示以临君大宝之礼；周勃、狄仁杰知迎太子而不知作册度陈宝玉，命以率循大卞之法；至於宋太祖之崩，官人私侍，皆不得闻而启千万古之疑，又岂所以燮和天下之人也哉。若乃纳君拒父兄摄子，逐往往称于比戈，纳路招贿，较之斯礼，何啻径庭耶。
译《孝经》说：从前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让他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让他配享上帝。因此四海之内的诸侯各自按照职分前来祭祀。《诗经》说：我们奉献祭品、进献祭享，有羊有牛，愿上天保佑我们。礼仪法度取法文王的典章，说要安定四方；美好的文王，已经在上天那里辅佐并享用祭祀了。我们早晚都敬畏上天的威严，到了这个时候保守四方。程子说：万物的根本在于天，人类的根本在于祖先。所以冬至祭天，并让祖先配享，因为冬至是阳气开始的时候。万物在上帝那里形成，而人在父亲那里形成。所以季秋祭祀上帝，并让父亲配享，因为季秋是万物成熟的时候。陈氏说：天就是上帝。郊祭称为祭天，是为了尊崇他，所以让后稷配享。后稷的时代久远，在郊祭中让后稷配享，也是为了尊崇后稷。明堂祭祀称为祭帝，是为了亲近他，所以让文王配享。文王是亲近的祖先，在明堂让文王配享，也是为了亲近文王。尊重尊贵者，亲近亲近者，周代的礼道就完备了。这样说来，郊祭是古代的礼制，而明堂祭祀是周代的制度，是周公依据义理创立的。《录》说：我考察明堂的祭享，不只是崇尚空虚的礼仪，而一定还说：“礼仪法度取法文王的典章。”这才是以严父配享上天的实际意义。上天尊贵而不可再加尊崇，所以只说希望上天来享用祭品，不敢再增加一句赞美。对于文王，则有无穷的法则可以取法。上天不需要赞美，取法文王正是取法上天。末尾只说畏惧上天的威严而不提文王，是因为一切统摄于尊贵之中；畏惧上天，就是畏惧文王，上天与文王是一体的。后世明堂和郊祀，有时也能举行，但纷纷聚集争论，治理功效却不如古代。这是只用空虚礼仪来崇奉，不如用实际事业来隆重尊奉更好。又说：敢问圣人的德行，为什么还要加在孝之上呢？亲身出生在父母膝下，奉养父母称为严。圣人依据这种严来教导敬，依据这种亲来教导爱。圣人的教化不用严厉督促便能成功，他的政令不用严苛便能治理好，因为所依据的是根本。父子之道，是人的天性；君臣之义，也是由父母生养而来，继承关系没有比它更重大的；君主和亲长亲临其上，恩厚没有比它更深重的。因此，不爱自己的亲人而爱别人，叫作违背德行；不敬自己的亲人而敬别人，叫作违背礼制。表面顺从而实际违逆，百姓便没有准则；这不是善行，而都属于凶恶的德行。即使因此得到利益，君子也不看重。君子却不是这样：说话要考虑是否可以传道，行动要考虑是否值得喜悦，德行和义理要值得尊敬，所做的事情要可以效法，容貌举止要可以观瞻，进退要合乎法度。以这样的德行面对百姓，所以百姓既敬畏又爱戴他，拿他作准则并加以效法，因此能够成就自己的德教，实行自己的政令。《诗经》说：善良的人、君子啊，他的仪容并不威武。《录》说：这种教人敬、教人爱的道理，是万世为人子者的规范。严父配天，是最大的典礼，不容易用言语称述；文王在上，光明显耀于天，也不容易效法。然而人不知道，亲身出生于父母膝下，与父母一体而又各有分别；这种名分极其严正，从未有人敢违背，它的道理极其高远，也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只要在言语、行动、政事、容止、进退之间循序实行，那么所谓取法文王，就不在这些之外。《诗经》不是说过吗：“承接庭堂上下，降临到他的家族。”凡是举行尊祖配天之礼的人，都应当以此为法。《顾命》说：乙丑日，王去世，太保命令仲桓、南宫毛，让他们带着齐侯吕伋，拿着两件干戈和一百名虎贲，到南门外迎接太子钊。迎入翼室，使他忧劳而居守宗庙。丁卯日，命令制作册书和法度。到了七日后的癸酉日，伯相命令士须准备材料，狄设置破旧的寝宫和连缀的衣服。窗户向南，铺设重叠的竹席，席边饰以黑色，陈列华玉几。西序面向东，铺设重叠的底席，席边缀以彩饰，陈列文贝几。东序面向西，铺设重叠的丰席，席边绘有彩饰，陈列雕玉几。西夹面向南，铺设重叠的笋席，席边以黑色丝带为饰，陈列漆几。又陈列五重玉器、宝物、赤刀、大训、弘璧、瑰瑛于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于东序；胤国的舞衣、大贝、鼗鼓在西房；兑国的戈、和国的弓、垂国的竹箭在东房。大弁在宾阶前，缀弁在昨阶前，先弁在左塾之前，次弁在右塾之前。两人戴雀弁、手执惠，站在毕门以内；四人戴景弁、手执戈，刀刃向上，夹立在两阶之间；一人戴冕执刘，站在东堂；一人戴冕执钺，站在西堂；一人戴冕执敷，站在东边；一人戴冕执瞿，站在西边；一人戴冕执锐，站在侧阶。王戴着麻冕，穿着破旧的衣裳，从宾阶登堂；卿士和诸侯国君戴麻冕，穿蚁裳。入堂后就位，太保、太史、太宗都戴麻冕、穿彤裳。太保捧着介圭，上宗捧着同瑁，从昨阶登堂。太史拿着册书，从宾阶登堂。史官向王宣读册命说：“皇后凭玉几，宣扬先王临终的遗命。命令你继承教诲，临莅统治周邦，遵循大法，协调天下，以此报答并发扬文王、武王光明的教诲。”王拜了两拜，起身回答说：“我这个渺小卑微的后辈，哪里能够治理四方，只能敬畏天威。”于是接受同瑁。王三次停顿，三次祭祀，三次呵斥。上宗说“飨”，太保接受同瑁，下堂，用另一件同瑁盥洗，拿着璋酌酒，授给宗人同瑁；宗人拜，王答拜。太保接受同瑁，祭祀祭品，安置后授给宗人同瑁；宗人拜，王答拜。太保下堂，收拾祭器。诸侯退出朝门，在外等候。《录》说：这是天王即位的礼仪，足以使天下万世都受到敦厚教化。孔子效法这种礼仪，因而作《春秋》。天王承受上天之命，与诸侯相比，身份相差何止万万；然而从体察元始、居正而统一天下、端正五始来看，诸侯和天子本来是一体的。所以《春秋》记载“元年，公即位”，正是成王、康王以及周公、召公遗留下来的制度。后世如汉武帝、唐太宗，知道有顾命之事，却不知道应当尊重文德而抑制兵戈；他们从南门迎接太子，只显示临莅君位、承受大宝的礼仪。周勃、狄仁杰知道迎接太子，却不知道制作册命、陈列宝玉，命令他遵循大法。至于宋太祖去世时，宫人和近侍都不得听闻并开启遗诏，给万世留下无穷疑问，这又哪里是用来协调天下人的办法呢？至于迎立君主而拒绝父兄、摄政而放逐幼主，往往以兵戈相称，纳受贿赂、招致私利；与这种礼仪相比，岂止相差很远呢？
《冠义》：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於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冠礼，筮曰筮宾，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也。故适子冠於昨，以着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弥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是故古者重冠，故行之於庙。行之於庙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录曰：子之於亲，曰叉三朝，服叉三年。而亲之於子，冠叉三加，所以礼其子也。故冠虽有异，代士与诸侯同一昨也。季武子请及兄弟之国而假备，乃冠于卫成公之庙，则非礼也。以为敬大国之命，则可以为嘉；鲁襄之成，则不可也。《国语》：赵文子冠见乐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庄主华，则荣矣。实之不知，请务实乎。见中行，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见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贤者宠至而益戒，不足者为宠骄。故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见部驹伯，驹伯曰：美哉。然而壮不若老者多矣。见韩献子，献子曰：戒之。此谓成人。成人在始与善。始与善，善进不善。蔑由至矣。始与不善，不善进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产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犹宫室之有墙屋也。粪除而已，又何加焉。见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率以政，可不谓文乎。夫宣子尽谏於襄灵，以谏取恶，不惮死进也，可不谓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纳之以成子之文，事君不济。见若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执官者众，吾安容子。见温季子，季子曰：谁之不如，可以求之。见张老而语之，张老曰：善矣。从乐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韩子之戒，可以成物备矣。志在子。若无三合亡人之言也，何称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录曰；愚观晋诸大夫之言，乃知当时之尚礼也。夫冠者，礼之始也。蚓文子幼而无父，弱而未立，所以责其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尤与其他不同，而骄侈纵决，势所叉至。诸君子既能为之请，以复其爵邑，可谓协恭之义矣。苟责善之言不闻，忠顺之行未备，何以媲美於先子哉。有乐范献子电勉於前，有成季张老申重於后，佳哉。礼之范乎。文子之有立，非偶然矣。《春秋》：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缔于庄公。僖公八年秋七月，缔于太庙，用致夫人。录曰：此春秋第一义也。夫三代之治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礼，非自天造也，非自地出也，绿乎人情而已。缔者，从乎、帝者也。吉缔于庄公，其义何居；用致夫人，其礼安在。所谓奚取於三家之堂，夫子之所贬深矣。哀姜借乱从谈，以尊祀其夫，然后僖公背义狗情，以崇致其母，君臣不以为非，举国莫知其是。故夫子他日又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斯言所由以发，宁独为季氏之八佾哉。读者铃合而观，然后知圣心所存之深意。而胡传以致生者为义，盖不察于此也。《仪礼经传》：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寡人愿有言。孔子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盖有道焉。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是故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则大化忾乎天下矣。录曰：此一节言父敬其子之礼，以下子敬其父之礼。公曰：敢问何谓敬身。孔子对曰：君子过言则民作辞，过动则民作则。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恭。若是，则可谓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则能成其亲矣。公曰：敢问何谓成亲。孔子对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百姓归之名，谓之君子之子，则是成其亲为君子也。是为成其亲之名也已。公曰：敢问何谓成身。孔子对曰：夫其行已不过乎物，谓之成身。不过乎物，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也，如曰月束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人，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意愚，冥烦，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对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此谓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闻此言也，无如后罪何。孔子对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译《冠义》说：凡是人成为人的依据，就是礼义。礼义的开始，在于端正仪容形体，整齐面色，顺当言辞。仪容形体端正，面色整齐，言辞顺当，然后礼义才完备，从而端正君臣关系，亲爱父子关系，调和长幼关系。君臣关系端正，父子关系亲爱，长幼关系和睦，然后礼义才能确立。所以举行冠礼以后服饰才完备，服饰完备以后仪容形体才端正，面色才整齐，言辞才顺当。因此说：冠礼是礼的开始。古代圣王重视冠礼。举行冠礼时要占筮，筮选宾客，是为了敬重冠礼之事；敬重冠礼之事，是为了重视礼；重视礼，是为了以礼作为治国的根本。所以嫡长子在昨举行冠礼，以表明继承；在客位行醮礼，表示已经成人；三次加冠，礼服越来越尊贵，是用来晓喻他的志向；冠礼后给他取字，是为了尊重他的名。因此古代重视冠礼，所以在宗庙举行。之所以在宗庙举行，是为了尊重这件大事；尊重这件大事，却不敢擅自承担这件大事，是为了自居卑下而尊敬先祖。《录》说：儿子对父母，父母去世后要服丧三年；而父母对儿子，则通过三次加冠来行礼，以此礼敬自己的儿子。所以冠礼虽然有不同，世代相传的士与诸侯都同样在昨举行。季武子请求把冠礼扩大到兄弟之国，并借用礼器，竟在卫成公的宗庙举行冠礼，这就不合礼了。如果认为这是为了敬重大国的命令，那么还可以说是美事；但若说这是鲁襄公成就礼制的行为，就不可以了。《国语》说：赵文子举行冠礼，去拜见乐武子。武子说：“美好啊！从前我还来得及侍奉庄主华，真是荣耀。只是实际情况我并不了解，请务必努力求实吧。”他去见中行宣子，宣子说：“美好啊！可惜我已经老了。”去见范文子，文子说：“从今以后可以引以为戒了。贤者得到宠爱，反而更加戒慎；不足的人得到宠爱，就会骄傲。因此兴盛的君王奖赏进谏，臣下放纵，君王就惩罚他。”去见郤驹伯，驹伯说：“美好啊！然而壮年胜过老年的人，多得很呢。”去见韩献子，献子说：“要戒慎啊！这叫作成人。成人在于开始就亲近善；开始亲近善，善就会增长，不善就无从到来；开始亲近不善，不善就会增长，善也无从到来。这就像草木生长，各自依从自己的种类。人有冠礼，就像宫室有墙屋，只是清除粪土罢了，又有什么可增加的呢？”去见知武子，武子说：“您要努力。成子推行先人的志向来辅佐先君，遵守道法并以政事率领百姓，难道不能称为文吗？宣子在襄公、灵公时竭尽进谏，因为进谏而招致厌恶，却不怕死而进言，难道不能称为忠吗？您要努力。若有宣子的忠诚，却以成子的文德来容纳它，侍奉君主仍然不能成功。”去见若成叔子，叔子说：“只是年少而执掌官职的人太多了，我哪里容得下您。” 去见温季子，季子说：“谁不如人，就可以向他求教。”赵文子去见张老并把这些话告诉他，张老说：“很好。依从乐伯的话，可以增长范叔的教诲，可以弘大韩子的戒勉，也可以成就周全的品德了。志向就在您身上。若不是这三位亡人的言语，为什么还要称述它们呢？知道您的道术已经很好了，这是先主庇护、覆育您的结果。” 《录》说：我考察晋国诸大夫的话，才知道当时是多么崇尚礼。冠礼是礼的开始。范文子幼年丧父，年少而尚未立身，所以责备他作为人子、人弟、人臣和年轻人的礼节，尤其不同于其他人；而骄奢放纵，本来就是势所必至。诸位君子既然能够替他请求，使他恢复爵位和封邑，可以说符合协和恭敬的义理了。如果责善的言语没有听到，忠顺的行为没有完备，又凭什么同先人相比呢？前面有乐、范、献子勉励他，后面有成季、张老反复申说，真好啊！这就是礼的规范。文子能够立身成德，并不是偶然的。《春秋》说：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日，举行吉礼，在庄公庙举行禘祭。僖公八年秋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用以迎致夫人。《录》说：这是《春秋》的第一义。三代的治理最终相同，而礼乐的作用最为急切。礼不是由上天造作，也不是从大地生出，只不过依循人情罢了。“禘”是依从、祭祀帝的礼。吉日举行禘祭于庄公，这其中的义理在哪里？用禘祭迎致夫人，这种礼又在哪里？所谓“从三家之堂取什么”，孔子贬斥得十分深切。哀姜借乱世的机会，以尊贵礼仪祭祀她的丈夫；后来僖公又违背义理、苟且徇情，以隆重礼仪迎致他的母亲。君臣都不认为这是错误，全国也没有人知道其中的是非。所以孔子后来又说：“这种事情都可以忍心做，还有什么不能忍心做呢？”这句话的由来，难道只是针对季氏使用八佾吗？读者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看，然后才知道圣人内心深藏的深意。胡传把“致”解释为迎接在生者，大概没有察觉这一点。《仪礼经传》说：孔子陪侍哀公。哀公说：“我愿意请教一些话。”孔子说：“从前三代的明王一定敬重妻子儿女，这是有道理的。妻子，是父母亲族中的主持者，怎么敢不敬重呢？儿子，是父母亲族的后代，怎么敢不敬重呢？所以君子没有不敬重的对象。敬重自身最为重要。自身，是父母亲族的枝条，怎么敢不敬重呢？不敬重自身，就是伤害父母；伤害父母，就是伤害根本；伤害根本，枝条也会随之灭亡。由自身推及自身，由儿子推及儿子，由妻子推及妻子。君主修养好这三方面，伟大的教化就会遍及天下。” 《录》说：这一节讲父亲敬重儿子的礼，以下讲儿子敬重父亲的礼。哀公说：“请问什么叫敬重自身？”孔子回答说：“君子的言语稍有过失，百姓就会把它当作言辞；君子的行为稍有过失，百姓就会把它当作准则。君子的言语不超过应有的规范，行为不超过应有的准则，百姓不用命令就会敬重恭敬。这样，才可以说能够敬重自身。能够敬重自身，就能够成就父母的德名。”哀公说：“请问什么叫成就父母？”孔子回答说：“君子，是人成就之后的称号。百姓归附这个名号，称他为君子的儿子，这就是使他的父母成为君子的父母。这就是成就父母之名罢了。”哀公说：“请问什么叫成就自身？”孔子回答说：“他的行为不超过事物应有的尺度，就叫成就自身。不超过事物的尺度，就是合乎天道。”哀公说：“君子为什么看重天道？”孔子回答说：“看重天道永不停息。正如日月东西运行，相继而不停息，这就是天道；不闭塞而能使万物进入，这就是天道；无所作为而万物自行成就，这就是天道；事情已经成就而使它彰明，这就是天道。”哀公说：“我心意愚昧昏暗，烦劳您用心教导我。”孔子神色不安，退离席位后回答说：“仁人不超过事物的尺度，孝子也不超过事物的尺度。所以仁人侍奉父母如同侍奉上天，侍奉上天如同侍奉父母。这就叫孝子成就自身。”哀公说：“我既然听到这些话，以后再有过失又怎么办呢？” 孔子回答说：“君主能够说出这些话，就是臣下的福分。”
录曰：此极言其礼之至也。夫鹞初呜，咸盥漱者，几民之行也。成身成名者，君子之事也。推而至於天道不已，至诚无息。盖父子之道，天道也。天以至善加於父，而后及於其子。是父子之性，即天性也。君子尽性与天地参，则尽父之道。尽父之道，天道不外是矣。是真能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二者一而二，二而一也。故既曰孝子，又曰仁人，如是而后为父子之礼之至。而倡履着茶，应唯敬对，非所论矣。又曰：《中庸》论天道不已，文王纯於天道，亦不已。又曰：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其说皆本孔子对哀公之言而然。此圣神功化之极，至德渊微之妙。宜乎哀公愚冥而自失，闻言而勿罪也。可叹哉。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录曰：愚观成周之制，而有以窥见无违之旨也。夫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曰三，武王率而行之，不敢有加，此生事之礼也。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此死葬之礼也。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此祭之礼也。及其衰也，大夫用礼乐，陪臣执国命，而生事不以礼矣。视桓楹而设拨，歌雍诗以彻撰，而葬祭不以礼矣。然岂下而迁之，故其言如此。又曰：其令天下吏民，今到出临三日，皆释服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胱经带，毋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哭临官殿中。呜呼。此久以薄为其道之说，而不知父母之丧，自始至终哀伤惨怛，出於自然，非有所矫得造作而为之者。帝既深明於彼，未见於此。加以景帝天资近薄，而窦后亦好黄老言，由上至下，由君至臣，皆以其说为，至当不易之道，万世难变之法。於是断然行之，人帷不审其故，徒归罪於景帝，不知当时景帝於心无所不安，设有孟子者出於其时，与之深论性善之本原，而后及於三年之丧，自天子达於庶人，三代共之之论，则虽有遗诏在上，景帝亦铃有所不安於心，万一或能改之。呜呼。是安可及哉。故愚备录之，以见圣贤之与异端关乎世道之切。汉河问惠王，献王之曾孙也。两京藩臣多骄放其名德者，唯献王而惠王能修。献王之行母薨，丧服尽礼。一及帝下诏书褒扬之，曰：河问王良丧大后，服终三年，以为宗室仪表，增封万户。录曰：惠王，景帝之元孙也。汉至此以日易月，几四世矣。惠王独能行之，终汉之世，所仅见也。录之。弘道录卷之三十一竟弘道录卷之三十二礼父子之礼《晋史》：文帝崩，国内服三日。武帝亦遵汉魏之典，既葬除丧，然犹深衣素冠，降席撒膳。太宰司马孚等奏曰：臣闻礼典轨度，丰杀随时，虞夏商周，咸不相袭。大晋绍承汉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兴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规上古也。陛下既已俯遵汉魏降丧之典，以济时务，而躬踊大孝，情过乎哀，虽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闵履之於布衣，未足以瑜。方今荆蛮未夷，庶政未入，万机事殷，动劳神虑。臣等以为陛下宜动御府易服，内者改造，大官复膳，如旧制。诏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终直绖於草土，以存此痛，昆当食稻衣锦，诚诡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诸虚家，传礼来久，何止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从已多，可试省孔子答宰我之言，无事纷弦也。言及悲杀，奈何。奈何。孚等重奏：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万机至重，天下至众。陛下以万乘之尊，履布衣之礼，服麓席禀，水饮蔬食，殷忧内盈，毁悴外表。然而躬勤万机，坐以待旦，降心接下，反不遑食，所以劳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宁，诚惧神气用损，以疚大事。惟陛下察纳愚钦，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诏曰：重览奏议，益以悲剥，不能自胜。三年之丧，自古达礼，诚圣人称情立哀，明恕而行也。神灵日远，无所讯告，虽薄於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伤其心，言用断绝。帝遂以此礼终三年。录曰：按文帝之丧，国内服三日者，未禅代之典也。武帝亦遵汉魏，既葬除丧者，已禅代之制也。然而不过深衣素冠，降席撇膳，则帝所存者亦如心丧耳。初未尝斩哀三年也，而孚等何倦倦若是乎。盖方是时，清议不行，纵酒昏酣，轻蔑礼法，亲死不悲，一日一有如帝者悲哀之情、痛戚之意，虽未纯乎古礼，已足以倾骇国之观瞻矣。又曰：孔子抑宰予之问，盖礼莫大於朝廷，莫重於禅代。晋之丧，虽未除魏之禅，则已受其玄裒赤乌之辉煌，声名文物之布置，钟鼓玉帛之交错。虽欲弗用，谁其舍之。铃欲如晋武者，恪共臣节，誓死无二，然后避居倚庐，麓衣药食，敦曾闵之风，薄宰予之行，夫谁得而夺之。不然以承运嗣兴之初，诡乏食稻衣锦之事，吾谁欺，欺天乎。
译《录》说：这段话极力说明礼的极致。鹞鸟刚开始鸣叫，众人都盥洗漱口，这是普通百姓的行为。成就自身、成就名声，是君子的事情。推而达到天道永不停息，就是至诚没有间断。父子之道，大概就是天道。上天把至善加在父亲身上，然后又推及儿子。因此父子之性，就是天性。君子尽其本性而与天地并列参赞，就能尽到为父之道；尽到为父之道，天道也就不在此之外了。这才是真正能够侍奉父母如同侍奉上天、侍奉上天如同侍奉父母；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因此既称孝子，又称仁人，这样以后才是父子之礼的极致。至于倡导履着茶、应答恭敬之类，就不值得再论了。《中庸》又说，天道永不停息；文王纯粹合乎天道，也永不停息。又说，不显现而彰明，不活动而变化，无所作为而成就。它们的说法都本于孔子回答哀公的话。这是圣神功化的极致，是至德深远幽微的妙处。哀公愚昧昏暗而自感失误，听到这些话便不再责罪，实在令人感叹。孟懿子问孝。孔子说：“不要违背礼。”樊迟驾车，孔子告诉他说：“孟孙问我孝道，我回答说：不要违背礼。”樊迟说：“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父母活着时要依礼侍奉，去世后要依礼安葬，祭祀时也要依礼进行。” 《录》说：我考察成周的制度，因而可以窥见“不要违背”的旨意。文王作为世子，每天早晨向王季问安三次，武王遵循实行，不敢有所增加，这是父母在世时侍奉的礼。父亲是大夫，儿子是士，便按大夫的规格安葬，按士的规格祭祀，这是父亲死后的安葬礼。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便按士的规格安葬，按大夫的规格祭祀，这是祭祀之礼。到了礼制衰败时，大夫使用礼乐，陪臣执掌国政，父母在世时便不依礼侍奉了；看着桓公的楹柱设置拨车，唱《雍》诗来撤祭，却连安葬和祭祀也不依礼了。然而哪里是降低身份而改变礼制呢？所以孔子这样说。又有人说：命令天下官吏和百姓，今后到丧所哭临三天，都脱去丧服，自己料理丧事。服丧哭临的人，都不得穿丧服经带，不得超过三寸，不得用布覆盖车辆和兵器，不得在官殿中发哭哭临。唉！这正是长期把简薄当作治道，却不知道父母之丧从开始到结束，哀伤惨痛出于自然，并非刻意矫饰造作。景帝已经深明其中一方面，却没有看见这一方面。再加上景帝天性接近简薄，窦后也喜好黄老之言，从上到下、从君到臣，都把这种说法当作最正确、不可改变的道理和万世难变的法则。于是断然实行了这项制度，后人只是不了解缘故，徒然把罪过归给景帝，却不知道当时景帝内心并非没有不安。假使孟子生在那个时代，和他深入讨论性善的本原，再讲到三年之丧从天子直到庶人、三代共同实行的道理，那么即使上面已有遗诏，景帝心里也必定有所不安，说不定还能改正。唉，这又哪里还来得及呢？所以我把它详细记录下来，以显示圣贤与异端对于世道的关系是多么紧要。汉河间惠王，是献王的曾孙。两汉的藩王大多骄纵，损害自己的名德，只有献王和惠王能够修身守礼。献王的母亲去世时，他服丧完全合乎礼制。于是皇帝下诏书褒奖他说：“河间王为母亲服丧，服满三年，可以作为宗室的表率，增加封邑一万户。” 《录》说：惠王是景帝的元孙。汉代到这时已经实行以日代月，差不多四代了。只有惠王能够实行三年之丧，这在整个汉代都极为少见。因此记录下来。《弘道录》卷三十一完。《弘道录》卷三十二。礼。父子之礼。《晋史》说：文帝去世，国内服丧三日。武帝也遵循汉魏的典制，安葬后除去丧服，但仍穿深衣、戴素冠，降低坐席，减少膳食。太宰司马孚等上奏说：“臣听说礼典的制度，厚薄随时代而变化；虞、夏、商、周，彼此都不完全沿袭。大晋承继汉魏，有所改革也有所因循，只求足以兴起教化罢了，所以不能全部返回上古的纯朴制度。陛下已经俯身遵循汉魏减降丧服的典制，以成就当时政务；而亲自踊跃，行大孝，感情超过哀痛，即使武丁在殷代实行这种礼，曾参、闵子骞在平民中奉行这种礼，也不足以超过陛下。如今荆蛮尚未平定，众多政务尚未就绪，万机繁重，时时劳烦圣心。臣等认为陛下应当从御府取衣更换，内者重新制作，大官恢复膳食，依照旧制。”诏书说：“每当感念幽冥中的先帝，却不能始终身穿丧服居于草土之间，以保存这种哀痛；如今若让我吃稻米、穿锦衣，实在会使我的内心感到虚伪而激切，并不是解除哀痛的办法。我本来出身儒生之家，承传礼法已经很久，哪里能一旦之间就改变对于所承受天命之人的这种感情？我已经顺从你们很多了，可以试着省察孔子回答宰我的话，不必再烦琐争论。说到悲哀减损，又能怎么办？又能怎么办？”司马孚等再次上奏：“如今干戈尚未停息，军事尚未结束，万机极为重要，天下人口众多。” 陛下以万乘之尊，却实行平民的礼制，穿粗布衣，坐粗席，饮水吃蔬菜，内心充满忧伤，外表憔悴。然而仍亲自勤劳于万机，坐等天明，降低身份接近臣下，反而来不及进食，因此劳累得如此厉害。臣等因此恐惧不安，实在担心圣体精神受损，从而妨害大事。希望陛下明察并采纳臣等愚见，以安慰皇太后的心。”又下诏说：“再次读到奏议，更加悲痛剥裂，不能自胜。三年之丧自古就是通行的礼，确实是圣人根据人情建立哀制，以明白宽恕之道而实行。神灵日益远去，再没有办法询问告知；即使在情理上显得简薄，吃美食、穿美衣，我也实在不能承受。不应反复劝说而再次伤害我的心，今后不要再说了。”皇帝于是依照这种礼制服丧终满三年。《录》说：考察文帝的丧礼，国内服丧三日，是尚未禅代时的制度。武帝也遵循汉魏制度，安葬后除丧，是已经完成禅代后的制度。然而他不过穿深衣、戴素冠、降低坐席、减少膳食，那么武帝内心保存的也只是心丧罢了。他起初并未实行斩衰三年，司马孚等为什么如此不厌其烦地劝说呢？大概当时清议不能实行，纵酒昏醉，轻视礼法，亲人死了也不悲伤；一天之中如果有一个像武帝这样表现出悲哀痛苦之情的人，即使还没有完全符合古礼，也足以使全国的观瞻震惊了。又说：孔子压制宰予的疑问，大概是因为礼没有比朝廷更大的，也没有比禅代更重要的。晋朝的丧礼，虽然没有除去魏朝禅代的影响，却已经接受了魏朝玄裒、赤乌的辉煌，以及声名、文物的布置，钟鼓、玉帛的交错。即使想不使用这些，谁又能舍弃呢？假如真想像晋武帝那样，谨慎恭敬地守臣节，发誓至死不变，然后退居倚庐，穿粗衣，吃粗食，弘扬曾参、闵子骞的风气，鄙薄宰予的行为，又有谁能夺去他的志向呢？否则在承受天命、继承大统之初，却虚伪地声称不吃稻米、不穿锦衣，我是在欺骗谁，欺骗上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