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三十九
备诣亮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土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於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於袁绍，则若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束，已经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束连昊会，西通巴属，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间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冑，信义着刺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刻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判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孰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录曰：愚观孔明之告玄德，与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同一见也。而不能恢复帝业，何耶。盖高祖之时，三杰并用，其禽魏取代，仆赵滕燕，束击齐，南灭楚，皆信之功也。观其言曰：多多益善，则与刺颜良诛文丑者，大有问矣。今发踪指示，固斯人也；击兔伐狐，亦斯人也，世岂能并济哉。加以操之用兵，彷佛孙吴，而区区之蜀，终老云丧，谁能为之巨臂，甫孔明能走仲达，或亦晚矣。此高祖所以叹公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孙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以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耶。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尝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得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昊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录曰：古之学何为乎。美质易得，至道难闻，学之所以为诚也，为信也。今之学何为乎。事欲求可，功欲求成，学之所峡为欺也，为诈也。是故孙权未劝之前，良心未凿，天理尚存，何能见其刮目。吕蒙既学之后，役智任数，呈功计能，非复吴下阿蒙矣。然则非子明之受益，乃云长之当损乎。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寡俦。子敬因公瑾，致达於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综之势，张言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张子布言，宜遣使迎之。子敬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一快也。后虽劝我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故孤常以比方邓禹也。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图取关羽，胜於子敬。录曰：愚观破虏之言，何其不情哉。公瑾之成功一苇，蜀君臣有以激之也。不以为恩，而反以为诮，如是尚可释综而不击乎。来而不取，反为人借，以借者为短，则借之者何如也。甚矣，权之为汉贼也。至其巧於用诡，以袭关羽，不啻掩人之盗。以为胜於子敬，克其类於穿寄之事，犹可为之，何怪乎称说天命，媚於瞒贼乎。《晋书》：杜预以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勤於讲武，修立浮宫，江汉怀德，化被万里，攻破山夷，错置屯营，分据要害之地，以固维持之势。又修召信臣遗迹，激用溃清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裹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余，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录曰：夫智名勇功，人谁不慕，而欲识之哉。《书》曰：有其善，丧厥善，矜其名，丧厥功。人惟智量浅狭，是以不能知之也。夫平吴之役，其造谋定议，发迹指示者，预也。诸将徒能得走兽耳。故尝身不跨马，射不穿札，非其骄贵之靡，乃由博学多通，耽思经籍，所造益深。故有善不伐，有劳不施耳。而安不忘危之一言，足以超于众见，岂徒浚与浑之不如，华与诡亦莫能及矣。安能终损，立功立言之本欤。呜呼，可以法矣。《唐书》：太宗谓萧璃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千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悟，暴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偏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问疾苦，及政事得失。
译刘备到诸葛亮那里，屏退旁人说：“汉室倾覆衰败，奸臣窃取权命，皇帝蒙受尘辱。我没有正确估量自己的德行和力量，却想在天下伸张大义；可是智慧和谋略浅薄短促，于是接连遭受挫败，到了今天，但我的志向仍未停止。您认为应当采取什么计策？”诸葛亮回答说：“自董卓以来，豪杰纷纷起兵，占据州郡的人多得数不清。曹操与袁绍相比，本来势力小、人数少，然而曹操终于能够战胜袁绍，由弱变强，不只是由于天时，也由于人的谋略。如今曹操已经拥有百万大军，又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这实在不能同他争夺锋芒。孙权占据江东，已经三代；那里地势险要，百姓归附，贤能之士为他效力，这一方面可以同他结成援助，却不能图谋夺取。荆州北面依靠汉水、沔水，利益可以扩展到南海，东面连接吴会，西面通达巴蜀，这是用兵的地方，而它的主人却不能守住。这里大概是上天用来资助将军的地方，将军难道没有意图吗？益州地势险要，沃野千里，是天然府库之地；汉高祖凭借它成就帝业。刘璋昏弱，张鲁在北面；百姓富足，国家富裕，他却不知道存恤，贤能聪慧的人都希望得到明主。将军既是皇室后裔，信誉仁义闻名于四海，广泛收揽英雄，思慕贤才如同口渴求饮；如果能够占有荆、益二州，守住它们的险要，向西与各部戎人讲和，向南安抚夷越，对外同孙权结好，对内修明政治，天下一旦发生变化，就命令一名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进攻宛、洛，将军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出兵秦川，谁不会用箪盛饭、用壶装浆来迎接将军呢？” “果真如此，霸业就可以成就，汉室也可以复兴了。”先主说：“好。” 《录》说：我看诸葛孔明劝告玄德，与收取巴蜀、平定三秦、图谋天下，是同一种见识。然而他不能恢复帝业，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汉高祖时，三杰同时得到任用；他擒取魏国、夺取代地，击败赵国、灭掉滕国和燕国，向东攻打齐国，向南消灭楚国，都是韩信的功劳。看韩信说“我统率的军队越多越好”，那么他同斩杀颜良、诛杀文丑的人相比，差别就很大了。韩信能够追踪敌军、指示进攻方向，固然是这样的人；能够攻击兔子、讨伐狐狸，也还是这样的人。世间哪里能够让两种才能同时成就呢？何况曹操用兵，仿佛孙武、吴起；而区区蜀国，最终老死在云中而败亡，谁能成为它的强大臂助？即使孔明能够使司马懿退走，也恐怕已经太晚了。这就是汉高祖所说的：“你只知道其中一面，不知道另一面。” 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掌管军政事务，不可以不学习。”吕蒙以军中事务繁多为理由推辞。孙权说：“我难道要你研究经书成为博士吗？只是应当粗略地阅读，了解过去的事情罢了。你说事务多，哪里比得上我？我曾经读书，自己认为收获很大。”吕蒙于是开始学习。等到鲁肃经过寻阳，和吕蒙谈论议事，大吃一惊说：“你现在的才干谋略，已经不再是吴下的阿蒙了。”吕蒙说：“士人分别三日，就应当重新用新的眼光看待；大兄为什么知道事情这么晚呢？” 《录》说：古人学习是为了什么？美好的资质容易得到，最高的道理却难以听闻；学习之所以有价值，是为了诚实、为了守信。今天的人学习是为了什么？做事想求取成功，功业想求取成就；这样的学习所造成的，是欺骗，是诈伪。所以在孙权劝说以前，吕蒙的良心尚未被凿坏，天理还存在，怎么能说他已经懂得让人刮目相看呢？吕蒙学习以后，运用智谋、任用权术，显示功劳和才能，已经不再是吴下的阿蒙了。然而这样看来，不是子明得到益处，而是云长应当受到损害吗？孙权同陆逊谈论周瑜、鲁肃和吕蒙说：“公瑾英勇刚烈，胆略超过常人，于是击破孟德，开拓荆州，远远没有人能同他匹敌。子敬依靠公瑾，才得以到我这里来。我同他宴饮，一谈话便涉及大略和帝王之业，这是我感到痛快的一件事。后来孟德借着俘获刘琮的势头，张扬声势，说要率领数十万水陆军队一同南下。我召集诸将询问应当怎么办，没有人先回答，直到张子布说应当派使者迎接他。子敬劝我赶快召来公瑾，把军队交给他任用，迎击孟德，这是我感到痛快的第二件事。后来他虽然劝我把土地借给玄德，这是他的一个短处，但不足以损害他的两个长处，所以我常把他比作邓禹。子明年轻时，我只认为他不辞劳苦、不避难易，果敢有胆量而已。等到他长大，学问日益增长，筹谋谋略奇特高明，可以仅次于公瑾；图谋擒取关羽，又胜过子敬。” 《录》说：我看破虏将军孙权的话，是多么不合情理啊！公瑾以极少的兵力取得成功，是蜀国君臣有意激怒他的结果。孙权不把这看作恩惠，反而把它当作讥讽；这样还可以放过刘琮而不攻击他吗？敌人来了却不夺取，反而把土地借给别人；既然把借地说成短处，那么借地给人的又是什么呢？孙权做汉朝的贼臣，实在太过分了。至于他善于使用诡计来袭击关羽，不亚于蒙住人的眼睛去偷窃。还说吕蒙胜过子敬，能够像穿窬之事一样攻克同类，这种事尚且可以做出来，那么他后来称说天命、向瞒贼献媚，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晋书》说：杜预认为天下虽然安定，忘记战争就必然危险，因此勤于讲习武备，修建水利宫室；长江、汉水一带感念他的德行，教化遍及万里。他攻破山夷，错落设置屯营，分别占据险要之地，以巩固维持的形势。又修复召信臣留下的遗迹，引导和利用溃决、清澈的各条水流，灌溉原野田地一万多顷；划分疆界并刻石为记，使各地有固定的界限，公家和私人都得到利益。百姓依赖他，称他为“杜父”。旧日的水道只有沔水、汉水通达江陵，向北数千百里没有通路；又有巴丘湖和沅水、湘水交会，山川内外相连，实在是险要坚固之地，是荆蛮所依仗的。杜预于是开通杨口，疏通夏水，通达到巴陵一千多里；对内泄出长江多余的水势，对外沟通零陵、桂阳的漕运。南方土地上的人歌颂他说：“后世没有叛乱的缘由，杜翁谁知道您的智谋名声和勇武功劳？” 《录》说：智谋的名声、勇武的功劳，谁不仰慕，又有谁想真正认识它呢？《尚书》说：“有了那种善行，却丧失了自己的善行；夸耀自己的名声，就丧失了自己的功劳。”人只是智慧和度量浅薄狭小，所以不能认识其中的道理。平定吴国的战役，谋划计策、确定议论、首先发动并指示方向的人，是杜预；各位将领只是能够追赶逃兽罢了。所以杜预曾经不亲自跨马，不用箭射穿铠甲，这不是因为他骄傲尊贵、沉溺安逸，而是由于他博学多通，专心思考经籍，所达到的境界更加深厚。因此有功善而不夸耀，有劳绩而不自我施展。仅仅‘安定时不忘危险’这一句话，就足以超越众人的见识，哪里只是浚、浑比不上他，就是华、诡也没有谁能赶得上。安定而不自我损害，难道不正是建立功业、树立言论的根本吗？唉，真可以作为法则了。” 《唐书》说：唐太宗对萧璃说：“我年轻时喜欢弓箭，得到好弓数千张，自己认为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们。近来拿给弓工看，弓工却说：‘都不是良材。’我问他原因，弓工说：‘木心不直，纹理就都是斜的。弓虽然强劲，但射出的箭不会直。’我这才明白，过去辨别弓材还不够精细。我凭借弓箭平定四方，尚且不能完全认识它，何况天下的事务，我难道能片面地了解吗？”于是命令京官五品以上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宿，多次召见他们，询问民间疾苦以及政事的得失。
录曰：古者工执艺事以谏，其此之谓与弓工轮扁。至今犹且称之，以其言之曲尽，而达於事理，不可以不察也。是故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君心不正，则治道皆苟。弓工之所见，殆王魏之不若欤。太宗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但能延问疾苦得失之所由，而不能加慎於寡妻兄弟之所，独非好问用中之比也。上问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日达四聪，故共鲧罐兜不能蔽也。二臣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录曰：离之为卦也，明两作，故为文明之象。明夷之卦也，明入地中，故为幽暗之象。此兼听偏信之所由分也。以是为训，犹有信杨国忠，以成天宝之难；信卢杞，以启建中之乱；信李训郑注，以致甘露之变者。上问房玄龄、萧璃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於为治，每临朝，或至曰反。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於物事，皆自失不任草臣。天下之广，一日万几，虽后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草臣既知上意，唯物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真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录曰：帝之言，其君人之规鉴欤。夫不明而喜察，后世之通弊也。是非不可以一人掩，而惟凭己之可否，则是非乱矣；善恶不可以一人次，而惟恣己之好恶，则善恶惑矣；功罪不可以一人断，而惟私己之与夺，则功罪淆矣。是故以不明自诿，而责成於人，犹可言也；以苛细自任，而动疑於物，不可言也。天下至大，而心思之所量者小，兆民无穷；而耳目之所及，有限也。故己有不便，而令百司执奏，则己无偏重之息矣；人有未知，而能选贤任能，则人无废事之忧矣。此贞观之治，庶几可称。后之人君，其诸念之哉。房玄龄明达吏事，济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於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庾。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二人深相得，同心狗国。故世称贤相者，推房杜焉。录曰：愚观唐之房杜，与汉之良平不同，足未见其蹑，耳未见其附，而史称善谋。何也。曰：此善藏其用者也。夫以唐之太宗视汉之高祖，其豁达大度，有不同也。是故以帝之神采英发，举世皆拜下风，使为房杜者画一策，则挟为己长，运一筹，则伐为己有，如良平之自见，岂能始终其业哉。今上与玄龄谋事，铃曰：非如晦不能断，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君臣朋友之问，岂非善藏其用者哉。上谓长孙无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对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上曰：朕问公以己过，公等乃曲相谀说。朕欲面举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谢。上曰：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捷，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稍明远，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魉规谏耳。唐俭言辞辨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於献替。扬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怛据，经远自当，不负於物。刘汨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於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泻忠诚，亲附於朕，譬如飞乌依人，人自怜之。录曰：帝之始也，欲闻己过，而及群臣；其终也，遍举群臣，而忘己过。至他曰之评魏武，乃曰：临危制胜，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呜呼。合而观之，可以见帝之失得矣。又何必曲相谈说哉。德宗诏郭子仪还，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请留子仪，子仪给之曰：我贱中使耳，未行也。因跃马而去。光弼以骑五百，驰赴束都，夜入其卑。兵马使张用济与诸将谋，以精锐突入东京，逐光弼，请子仪，命其士皆被甲上马以待。康元宝难曰：君以兵请令公，朝廷必疑。此令公讽君为之，是破其家也。郭氏百口何负於君，而为此乎。用济乃止。
译《录》说：古代工匠掌握技艺来进谏，说的就是弓工和轮扁这类事吧。直到今天还称道他们，是因为他们的话把道理说得曲折周详，并且通达事理，不可以不察看。木心不正，纹理就都是斜的；君心不正，治国之道就都流于苟且。弓工所看见的，大概是王魏所不能比的吧？太宗只是得到弓工的话，却没有得到他这样说的根本道理；只能延请人询问民间疾苦和政事得失的原因，却不能在宠幸妻妾兄弟的事情上更加谨慎，这难道不是同善于询问、采用中道相差很远吗？皇帝问魏征：“君主怎样做会明智，怎样做会昏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偏信一方就昏暗。尧清楚地询问下民，所以有苗的罪恶能够上达天听；舜明察四方，使四方的聪明都能上达，所以共工、鲧、驩兜不能蒙蔽他。秦二世偏信赵高，造成望夷宫的灾祸；梁武帝偏信朱异，招致台城的耻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导致彭城阁的变乱。因此君主兼听并广泛采纳意见，权贵大臣就不能堵塞蒙蔽，下情也能够向上通达。”皇帝说：“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日〕 《录》说：离卦作为卦象，两个光明相重，所以是文明的象征；明夷卦的光明进入地下，所以是幽暗的象征。这就是兼听和偏信所以分开的原因。以此作为教训，后来仍有唐玄宗信任杨国忠而造成天宝之乱，唐德宗信任卢杞而开启建中之乱，唐文宗信任李训、郑注而导致甘露之变。皇帝问房玄龄、萧璃：“隋文帝是怎样的君主？”二人回答说：“隋文帝勤于治理国家，每次临朝，有时直到太阳西斜。五品以上官员都被召来坐下议事，卫士传递饭食给他们吃。他虽然天性并不仁厚，也算是励精图治的君主。”皇帝说：“你们只说对了一面，不知道另一面。隋文帝不明察却喜欢细察；不明察，照见事物就有不能通达的地方；喜欢细察，就会对各种事情多疑，结果全都亲自处理，不信任群臣。天下如此广大，一天有万般事务，即使后来劳神苦形，难道能件件都合乎道理吗？群臣知道皇上的心意后，只求按照旨意决定事务、接受成命，即使有错误违失，也没有人敢进谏争辩。这就是隋朝两代便灭亡的原因。我却不是这样：选择天下的贤能之才，任用他们为百官，使他们思考天下的事务；有关事务先由宰相审查斟酌，认为便利妥当后再奏闻。有功就赏，有罪就罚，谁敢不竭尽心力来做好职务？还忧虑什么天下不能治理呢？”于是下令各部门：“从今以后，诏令下达执行，如果有不便之处，都应当据理上奏，不得阿谀顺从，不得不尽自己的意见。” 《录》说：皇帝这些话，难道不是做君主的规范和借鉴吗？不明察却喜欢细察，是后世君主的通病。是非不能由一个人遮掩，却只凭自己的可否来决定，那么是非就会混乱；善恶不能由一个人排定，却只任凭自己的好恶，那么善恶就会混淆；功罪不能由一个人裁断，却只凭自己的私意来给予或剥夺，那么功罪就会混乱。因自己不明察而委托给别人、要求别人完成，还可以说得通；以琐碎苛细之事自任，动辄猜疑别人，就无法说得通。天下极其广大，而一个人的心思所能衡量的很小；百姓无穷无尽，而耳目所能达到的范围有限。所以自己认为不便，就命令百官据理上奏，这样自己就没有偏执专断的弊病；别人有不知道的事情，却能够选贤任能，这样别人就没有废弃事务的忧虑。这就是贞观之治，差不多可以称道了。后世的君主，难道不应当牢记这些吗？而且善恶不能由一个人安排，却只任凭自己的好恶，那么善恶就会受到迷惑；功罪不能由一个人裁决，却只凭个人的私意来给予或剥夺，那么功罪就会混淆。因此，以自己不明察为由而委托给别人、要求他们完成，还可以说得通；以苛细琐碎之事自任，动辄猜疑外物，就无从谈起。天下极其广大，而一个人的心思所能衡量的很小；兆民无穷，而耳目所能涉及的有限。所以自己认为有不便之处，就命令百官据理上奏，这样自己便没有偏执专断的弊病；别人有不了解的事情，却能够选贤任能，这样别人便没有废置事务的忧虑。这就是贞观之治，差不多可以称道了。后来的君主，应当好好想想这些。房玄龄明达吏事，又以文学修养相辅，早晚尽心尽力，只怕有一件事不能安排妥当。他使用法律宽厚平正，听见别人有善行就像自己有善行一样；不用求全责备来选取人才，也不用自己的长处去限制别人。他和杜如晦引荐提拔士人，常常唯恐来不及。至于台阁的制度规模，都由他们二人确定。皇帝每次同房玄龄谋划事务，一定说：“没有如晦就不能决断。”等杜如晦到来，最终却采用房玄龄的计策。大概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能够决断，两人彼此深相契合，同心辅佐国家。所以世人称贤相，总是推重房玄龄、杜如晦。” 《录》说：我看唐代的房玄龄、杜如晦，同汉代的张良、陈平不同；脚还没有看见他们迈步，耳还没有听见他们附和，史书却称他们善于谋划，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善于隐藏自己的作用。唐太宗同汉高祖相比，胸襟开阔、气度宏大之处有所不同。因此凭借皇帝神采英发、天下人都向他拜服的威势，如果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人提出一条计策，便会把它据为自己的长处；运用一个筹谋，便会夸耀为自己的所有，像张良、陈平那样显露自己，怎么能始终完成自己的事业呢？如今皇帝同房玄龄谋划事务，总说“没有如晦不能决断”；等如晦到来，最终采用的却是玄龄的计策。君臣朋友之间，难道不是善于隐藏自己的作用吗？皇帝对长孙无忌等人说：“人最苦的是不能自己知道自己的过错。你们可以明白地告诉我。”他们回答说：“陛下武功文德，我们顺从赞助还来不及，又有什么过错可说呢？”皇帝说：“我问你们我的过错，你们却委婉地互相谄媚。我想当面指出你们各自的得失，使你们互相警戒并加以改正，怎么样？”众人都拜谢。皇帝说：“长孙无忌善于避开嫌疑，应对事务敏捷，决断事理，古人也不过如此；但统率军队、攻战作战不是他的长处。高士廉博览古今，心胸稍明达深远，临难不改节操，任官时没有朋党；他所欠缺的，是刚强有力地规谏。唐俭言辞辩捷，善于调和人际关系，侍奉我三十年，却始终没有进献过什么可以匡正补益的话。杨师道性情品行纯厚和顺，自身没有过失，但内心确实怯懦，遇到缓急之事不能依靠。岑文本性情敦厚，文章华美丰富，但持论拘泥，经营长远之事也自有一套，不能完全胜任。刘洎性情最为坚贞，有益于政事；然而他的心意仍然偏重于对朋友的私下承诺。马周见事敏捷，性情非常正直，评论衡量人物时直道而说；我近来任用他，多能称心如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情也坚贞正直，每每倾吐忠诚，亲近依附于我，好像飞鸟依人一样，人自然怜爱他。” 《录》说：皇帝刚开始时，想听到自己的过错，并且涉及群臣；到后来却把群臣的过错全都指出来，忘记了自己的过错。后来他评论魏武帝，说：“临危制胜、料敌设奇，作为一名将领，智慧有余；作为拥有万乘之国的君主，才干却不足。”唉！合起来观察这些事，就可以看见皇帝的得失了，又何必委婉地为他辩说呢？唐德宗下诏让郭子仪回来，以李光弼代替他。士卒流泪哭泣，拦住中使请求留下郭子仪。郭子仪对他们说：“我只是轻视中使罢了，还没有出发呢。”于是跃上马离去。李光弼率领五百骑兵，奔驰赶往东都，夜里进入其府第。兵马使张用济同诸将谋划，想率精锐突入东京，驱逐李光弼，请郭子仪回来，并命令士卒都穿好铠甲、上马等待。康元宝责难说：“你凭军队请令公回来，朝廷一定会怀疑。这是令公暗示你这样做，是在毁掉他全家。郭氏全家百口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张用济于是停止了行动。
录曰：宋岳飞之班师，与郭令公之跃马，其意正同。而老儒经生或责以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宜待中原克复，而后听命。其欤用济之谋，何以异哉。《宋史》：太祖皇帝未尝为学，晚好读书，然性豁达，不事娇肴。京城新宫成，御正殿坐，令洞开诸门，皆端直轩豁，无有壅蔽。因谓左右曰：此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见之矣。又尝谓宰相薛居正等曰：古之为君，鲜能正心，自致无过之地。朕尝夙夜畏惧，防非窒欲，庶几以德化人之义。如唐太宗受人谏疏，直诋其失，曾不愧耻，岂如不为之，而使臣下无问言哉。录曰：《虞书》之人心惟危，非与欲也。《中庸》之不睹不闻，戒与慎也。帝之胸次，可与玩於千仞高明之上，夫何问然之有哉。以唐太宗能受书言，尚为僧耻，蚓於归，非文过者乎，后世无能及矣。太宗勤於为学，每临朝后观书，自己自申，然后释卷。诏史馆修《太平御览》一千卷，日进三卷。宋琪等以劳瘁为谏。帝曰：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朕欲周岁读褊是书耳。录曰：帝王之学与经生异。窃以为经生亦当体认性情，传求理趣。至於夸多斗靡，徒劳而无益也。若太祖之於二典，不惟能读，而又能行，继世之后，所当取法。乃修《太平御览》之书，支离破碎，无裨实用。虽日进三巷，果何益哉。宜乎田锡之不取也。田锡耿介寡合，多智好礼。尝奏：旧有御览，但分门事类，无益圣心。臣请别为御览。又集经史切要之言，为御屏风，置宸座之侧，庶治乱兴亡之鉴，常在目矣。其御览序曰：圣人之道，布在方册。六经，则言高指远，非讲求讨论，不可测其渊深；诸史，则迩异事殊，非参会异同，岂易记其繁杂；子书，则异端之说胜；文集，则宗经之词寡。非猎精义，以为鉴戒，举纲要，以观会通，为日览之书，资日新之德，则虽白首未能穷也。御屏风序曰：古之帝王盘盂有铭，几杖有戒。盖起居必睹，而夙夜不忘也。臣每览经史子集，取其语要，辄用进献。日夕观省，则圣德日新，与汤武比隆矣。录曰：愚观汉宋二祖，皆未尝为学，而能不失帝王之范团；唐宋二宗，皆攻苦博学，而反不免后世之讥议。何也。岂非所务於博闻强记，而不切近於格物致知，故其所就亦止於文词字画，而不关於诚意正心乎。真宗徒能叹美田锡，以为天夺之速，不能尽力章疏，以收直谏之功，何况一屏风之置哉，虽别为御览，亦从然矣。赵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太祖劝其读书，遂手不释卷，每归私第，园户启筐，取书诵之竟曰；及次曰，临政处次如流。既卒，家人发筐取书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常谓帝曰：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李沆尝读《论语》，或问之，沆曰：沆为宰相，如《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尚未能行圣人之言，终身诵之可也。录曰：赵忠献之读《论语》，可谓侈然自负矣。然不知虎兕出柙，玉毁椟中，是谁之过，所以舍曰：欲之，而叉为之辞也。李文靖之读《论语》，可谓歉然自损矣。然实能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所以夫人不言，言叉有中也。呜呼。若人也，其所先见谓各智，其所不欺谓之仁，兼以终身诵之，谓之勇。观於圣言，岂非不忧不惑不惧者欤。及沆为相，王旦乃参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吁食，叹曰：安能坐致太平，优游无事耶。沆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旦不以为然。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旦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参政他日之忧也。沆没后，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纳款，遂封岱祠汾，大营宫观，搜讲坠典，靡有暇曰。旦亲见王钦若丁谓等所为，欲谏则业已同之，欲去则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识之远，叹曰：李文靖，真圣人也。当时遂谓之圣相。录曰：自《商书》聿求元圣之后，孰有称圣相者哉。沆之先智，洞若筮龟，终宋之世，一人而已。沆应接宾客常寡言，外议以为无口匏，弟维乘问为言，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朝廷大小之臣，皆得言事，上封论奏，了无壅蔽，及下，有司皆得见之。若邦国大事，如李宗夸、赵安仁皆时之英秀，与之谈论，犹不能启发吾意。自余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论功勖，以希宠奖。此有何策，而与之接语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谓笼罩。笼罩之事，仆未能也。录曰：愚观沆之所言，莫不曲尽后生之情状。其称笼罩，乃外示虚文，中无实意，果於世俗之态，极为亲切，乃知圣相之智无不知也。然则人岂可侥幸於市童之怜，而甘心於识者之鄙耶。
译《录》说：宋代岳飞退兵回师，同郭令公跃马上路的心意完全相同。然而老儒和经生有的责怪岳飞，说将领在军中，君主的命令有时可以不接受，应当等到中原收复以后再听命。这种说法同张用济的谋划有什么不同呢？《宋史》说：宋太祖从来没有专门求学，晚年喜欢读书；但他性情豁达，不做娇饰矫揉之事。京城的新宫建成后，他坐在正殿中，命令把各道宫门全部打开，使它们端正开阔，没有任何阻塞遮蔽。于是对左右近臣说：“这正像我的心，稍有邪曲，人人都看得见。”他又曾对宰相薛居正等人说：“古代做君主的，很少能够端正自己的内心，使自己达到没有过错的境地。我曾经早晚都心怀畏惧，防止错误、抑制欲望，希望能够依靠以德化人的道理。像唐太宗接受臣下的谏疏，直截了当地指责他的过失，他都不感到惭愧羞耻，难道不是比不这样做、致使臣下没有进谏的话更好吗？” 《录》说：《虞书》所说“人心惟危”，并不是说要同欲望相争；《中庸》所说“不睹不闻”，是告诫人要戒慎。皇帝的胸襟境界，可以同千仞高明之处相互观照，哪里还有什么可责问的呢？唐太宗能够接受臣下的奏疏，还尚且以僧人的进谏为羞，等到归来，难道不是文饰过错吗？后世再也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了。宋太宗勤于学习，每次临朝以后都要读书，自己读完一段后再申说其义，然后才放下书卷。他下诏让史馆编修《太平御览》一千卷，每天进呈三卷。宋琪等人以劳累过度为由进谏。皇帝说：“打开书卷就有益处，不算劳累。我想用一年的时间读完这部书罢了。” 《录》说：帝王的学习同经生不同。我私下认为，经生也应当体察认识人的性情，探求经传中的理趣。至于夸耀博闻、争相炫示，就只是徒劳而没有益处。像宋太祖学习《尚书》中的《尧典》《舜典》，不但能够阅读，而且能够实行；后世继承他的人应当以此为法。至于编修《太平御览》，内容支离破碎，对实际使用没有帮助。即使每天进呈三卷，究竟有什么益处呢？难怪田锡不取这种做法。田锡耿直不阿，少与人合，多有智谋而爱好礼法。他曾上奏说：“旧有《御览》，只是分门别类地罗列事物，对圣心没有益处。臣请求另行编纂《御览》。又汇集经史中切要的话，编成《御屏风》，放置在御座旁边，希望治乱兴亡的鉴戒常常呈现在眼前。”他所写《御览序》说：“圣人的道理，分布在经书典籍之中。《六经》的言辞高远、旨意深远，如果不讲求讨论，就不能测知它的深厚；诸史记载的事情近切而各不相同，如果不参照会通、辨析异同，哪里容易记住它的繁杂；诸子之书，异端的说法很多；文集之中，宗本经义的言辞很少。如果不搜求精微义理，把它作为鉴戒，提纲挈领，观察其中的会通，用来作为每天阅览的书、资助每天更新的德行，那么即使到白头也不能穷尽。”《御屏风序》说：“古代帝王在盘盂上刻铭，在几案、手杖上作戒，大概是因为起居之间必定看见它，早晚都不会忘记。臣每次阅览经史子集，选取其中重要的话，便用来进献。早晚观察省察，圣德就会日益更新，同商汤、周武王一样崇高了。” 《录》说：我看汉宋两位开国之祖，都没有专门求学，却能够不失帝王的规范；唐宋两位太宗都刻苦博学，却反而不能免于后世的讥议。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他们致力于博闻强记，却没有切实落实到格物致知，所以最终成就也只停留在文辞字画上，而没有关系到诚意正心吗？宋真宗只是能够赞叹田锡，认为上天过早夺走了他，却不能尽力阅读章疏，以收纳直谏的功效，更何况只是设置一座屏风呢？即使另编《御览》，也不过如此罢了。赵普年轻时学习处理官府事务，学问很少。宋太祖劝他读书，他于是手不释卷。每次回到自己的住宅，便打开门取出书来，诵读到结束；第二天临政处理事务，就像流水一样顺畅。赵普去世后，家人打开书箱取书来看，原来只是《论语》二十篇。他常对皇帝说：“我有一部《论语》，用其中一半辅佐太祖平定天下，用另一半辅佐陛下达到太平。”李沆曾经读《论语》，有人问他为什么读，李沆说：“我做宰相，像《论语》中所说的节省费用、爱护人民，使百姓按时服役这样的事情，尚且还没有能够实行圣人的话；我终身诵读它也是可以的。” 《录》说：赵忠献读《论语》，可以说是过分自负了。然而他不知道老虎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玉毁坏在匣子里，这是谁的过错；所以一方面说“这是他们自己想要的”，另一方面又替自己找借口。李文靖读《论语》，可以说是谦逊地自我减损了。然而他确实能够居守其道而不倦怠，忠实地实行它，所以这个人平时不多说话，一说话就有切中之处。唉！像这样的人，他预先看见的，叫作智慧；他不欺骗的，叫作仁；又能够终身诵读实行，叫作勇。观察圣人的言语，这难道不是不忧、不惑、不惧的人吗？李沆做宰相时，王旦参与政事。因为西北用兵，有时忙到忘记吃饭，王旦叹息说：“怎么能坐等天下太平、悠闲无事呢？”李沆说：“稍微有些忧虑勤劳，足以作为警戒。将来四方安宁，朝廷未必就没有事情。”王旦不以为然。李沆又说应当把四方水旱、盗贼等事奏报上去，王旦认为这是小事，不值得烦扰皇帝。李沆说：“君主年少，应当让他知道四方的艰难；否则血气正盛，如果不留意声色犬马，就会兴起土木、甲兵和祷祠之事。我年老了，来不及看到这些；这将是参政将来要忧虑的事。”李沆去世后，宋真宗因为契丹已经讲和、西夏已经纳款，于是封禅泰山、祭祀汾阴，大规模营建宫观，搜求讲习失传的典章，没有一天闲暇。王旦亲眼看见王钦若、丁谓等人所做的事情，想进谏却已经同他们一起做了，想离开又因为皇上对他恩遇深厚，于是感叹李沆先见深远，说：“李文靖真是圣人啊！”当时便称他为圣相。《录》说：自从《商书》所说“求得大圣”以来，有谁被称作圣相呢？李沆的先见之智，洞察一切如同龟卜筮占；整个宋代，也只有他一人而已。李沆接待宾客时常常少说话，外面的议论认为他像没有嘴的葫芦。他的弟弟李维乘机问起这件事，李沆说：“我不是不知道这些。可是如今朝廷大小臣僚，都可以上言政事，封章论奏，完全没有阻塞；奏章下达以后，有关部门也都能够看到。至于国家大事，像李宗谔、赵安仁，都是当时杰出的人才，同他们谈论，尚且不能启发我的心意。除此之外，那些刚入仕籍的子弟，坐起、拜揖尚且慌张失措，一到席间就必定自己谈论功劳勉励，以求获得宠爱和奖赏。这些人有什么计策，值得同他们交谈呢？如果屈意迁就而妄加言说，就是世人所说的笼罩。笼罩人的事情，我不能做。” 《录》说：我看李沆所说的，没有不把后生的情状说尽的。他所说的“笼罩”，就是外表显示空文，内心却没有实意；这种世俗姿态，他说得极其亲切，由此可知圣相的智慧没有不知道的。那么人难道可以侥幸得到市井儿童的怜悯，却甘心受到有见识者的鄙视吗？
陈恕久领三司，真宗初即位，常命条具中外钱谷之数以闻，恕久不进，屡诏趣之，对曰：仅下富於春秋，若使知府库充实，恐生侈心。故不敢以告。帝嘉之。录曰：恕以心计任职，本无足列。然帝之侈心，彼窥之已熟。使恕而在，天书之详，必不肯为，且不足以望之矣。录之。曹彬克江南，归萧然，行李惟图籍衣袁而已。合门进榜子云：奉劝差往江南，勾当公事。回还时，人嘉其不伐。初彬之伐唐也，帝谓曰：俟克李煜，当以卿为使相。潘美预贺，彬曰：不然。是行也，仗天威，遵庙谟，吾何功哉。况使相极品乎。美曰：何谓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还献俘。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刘继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视彬微笑，帝诰之，美以实对，帝亦大笑，乃赐彬钱五十万。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过多得钱耳。至是乃拜枢密使。录曰：彬之智识，而可少哉。以马援而有梁松之谤，以王浚而有周浚之书。君子居功之际，不可以不慎也。虽然彼拔剑击柱，攘臂音拳，尚不能止，区区使相，曾无足介。《诗》不云乎：不恢不求，何用不臧。彬之与美，可谓交相得矣。张咏知益州时，民讹言，有白头老翁午后食人，一郡嚣然。公访於市肆，乃归，明人言之，遂咏其人，即曰帖然，谕人曰：妖讹之兴，沙气乘之。妖则有形，讹则有声。止讹之术，在乎识断，不在献胜。又方兵火之余，人怀反侧，一日合军大阅，众始出、忽嵩呼者三，公亦下马束望，呼万岁，复揽辔行，众不敢灌。或以告韩琦，琦曰：当是时，某亦莫能措也。其智略，大率类此。常谓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须用智。智犹水也，不流则腐。若凡百不用智，则临大事之际，宁有智来。又曰：临事有三难，能见一也，见而能行二也，当行必果央三也。录曰：自孟子言：穿凿之后，忠定之言，吃紧已乎。夫智不可凿，亦不可穷。不顺则凿，不流则穷。循理为顺，不竭为流。是故止讹之衍，断之聚也；揽辔之呼，敏之舆也；不断不敏，智之贼也。失此三者，一人不可治，一步不可行，蚓天下大事乎。故曰：忠定之言，可谓吃紧矣。契丹寇澶州，帝大骇，以问寇准，准对曰：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曰耳。愿帝幸澶州，同列闻之惧，有欲退者，准止之。令候驾起，帝亦难之，将还内。准恳留曰：陛下入，则臣不得见，大事去矣。毕士安力劝帝如准所请，帝乃议亲征，召群臣问方略，王钦若，临江人，请幸金陵；陈尧叟，闻州人，请幸成都。帝复问准，准心知二人之谋，若扬为不知者，乃曰：谁为陛下画此策，罪可诛也。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敌当自遁。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敌胜势深入，天下可复保耶。帝乃庾计澶州。录曰：我明己巳之变，徐有贞倡议南迁，赖子肃愍之言而止，二事孰为难易耶。以愚观之，澶渊之寇，宋之裒职，无阙庙社奠安；正统之变，乘舆越在草莽，朝野震动，从违之问，危亡反掌。然当其时，王钦若、徐有贞固自在也。以二公之智，何不亟去之，而使皆得以媒孽其后，何耶。夫智临之君，黑白易分；甘临之主，邪正难辨。一旦狙於安富，则骄侈生；忘其祸乱，则衅孽萌。此景德正统之时，掘於二公之正议，其事获伸於前，而谴祸亦随於后也。圣人系之曰：至于八月有凶，君子其可忽哉，其可避哉。帝至澶州南城，望见契丹军势甚盛，众请驻跸，寇准固请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摄，非所以取威次胜也。众议皆惧，准力争之，不次。出遇殿前都指挥高琼，曰：大尉受国恩，今曰以报乎。对曰：琼，武人，愿效死。准乃复入，琼随立廷下，准厉声曰：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琼即仰奏曰：寇准言是。麾卫士进辇，帝遂渡河，御北城门楼，远近望见御盖，诸军皆踊跃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契丹气夺。帝悉以军事付准，准承制专央，号令明肃，士卒畏悦。准不欲赂之以货财，欲邀其称臣，及献幽蓟之地，因画策以进曰：如此，则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年后，戎亦生心矣。准盖欲击之，使只输不返也。时帝方厌兵，乃曰：吾不忍生灵重困，姑听其和可也。
译陈恕长期掌管三司。宋真宗刚即位时，常命他把内外钱粮的数目逐条具报上来，陈恕久久不进呈，皇帝多次下诏催促他。他回答说：“皇上年纪还轻，如果让他知道府库充实，恐怕会产生奢侈之心，所以不敢告诉他。”皇帝赞许了他。《录》说：陈恕凭借心计任职，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列举的地方；然而皇帝的奢侈之心，他已经看得很熟悉。假使陈恕还在，关于天书的详文，他一定不肯参与，也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期待。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曹彬攻克江南，回来时萧然简朴，行李中只有图籍和衣物而已。合门进呈榜子说：“奉命差遣到江南，办理公事。”回还时，人们赞美他不夸耀功劳。当初曹彬征伐南唐时，皇帝对他说：“等攻克李煜，就任命你为使相。”潘美预先向他道贺，曹彬说：“不是这样。这次出征，依仗上天的威势，遵循朝廷的谋划，我有什么功劳呢？何况使相是极品官位。”潘美说：“这是什么意思？”曹彬说：“太原还没有平定。”等到曹彬回来献俘，皇帝说：“本来要授予你使相，但刘继恩还没有攻下，暂且稍等。”潘美看着曹彬微笑，皇帝责问潘美，潘美据实回答，皇帝也大笑，于是赐给曹彬钱五十万。曹彬退下后说：“人生何必一定要做使相？好官不过是能多得到钱罢了。”后来他才被任命为枢密使。《录》说：曹彬的智识，难道可以轻视吗？马援有梁松的诽谤，王浚有周浚的书信攻击；君子在取得功劳的时候，不可以不谨慎。虽然如此，即使有人拔剑击柱、挽起袖子挥拳，也尚且不能阻止功劳；区区一个使相，又有什么值得介意的呢？《诗经》不是说过：“不扩大也不索求，怎么会不善？”曹彬和潘美，可以说是彼此成全了。张咏任益州知州时，百姓以讹传讹，说有一个白头老翁在午后吃人，整个郡都喧闹不安。张公到市肆查访，才知道事情原委；第二天让人谈论此事，便召来那个白头老人，当天谣言就平息了。他告诉众人说：“妖异和讹言的兴起，是沙尘之气乘机而起。妖异有形，讹言有声。制止讹言的办法，在于识别和决断，不在于逞强争胜。”又正值战乱之后，人心怀有反复不安之意。一天，军队集合大阅，众人刚出来，忽然三次高呼万岁，张公也下马向东观望，高呼万岁，然后重新握缰前行，众人便不敢喧哗。有人把这件事告诉韩琦，韩琦说：“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我也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他的智谋策略，大多都像这样。他常对李畋说：“大小事情，都必须运用智慧。智慧如同水，水不流动就会腐败。如果一切事情都不用智慧，到了面对大事的时候，哪里还会有智慧出现呢？”又说：“面对事情有三难：能够看见它，是第一难；看见了能够实行，是第二难；应当实行时一定果断，是第三难。” 《录》说：自从孟子说过“穿凿”以后，忠定的话已经说到紧要处了吧？智慧不能被穿凿，也不能使它穷尽。不顺理就会穿凿，不流通就会穷困；遵循道理就是顺畅，不枯竭就是流通。因此，制止讹言，是决断的汇聚；握缰高呼，是敏捷的表现；不能决断、不能敏捷，是智慧的贼害。失去这三点，一个人就不能治理，一步也不能前进，更何况天下大事呢？所以说，忠定的话可以说是切中要害了。契丹进犯澶州，皇帝大为惊骇，拿这件事询问寇准。寇准回答说：“陛下想结束这件事，不过五天就够了。希望陛下亲临澶州。”同列听见后都害怕，有人想退缩，寇准制止了他们。于是命人等候皇帝起驾，皇帝也感到为难，准备回到内宫。寇准恳切挽留说：“陛下如果进去，我就不能再见到您，大事就完了。”毕士安竭力劝皇帝答应寇准的请求，皇帝于是商议亲征，召集群臣询问方略。王钦若是临江人，请求皇帝驾临金陵；陈尧叟是蜀州人，请求皇帝驾临成都。皇帝又问寇准。寇准心里知道二人的谋划，却故意装作不知道，说：“是谁替陛下谋划出这种策略的，罪行可以诛杀。如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如果大驾亲征，敌人自然会逃走。否则就出奇兵扰乱他们的谋划，坚守来使他们的军队疲惫；比较劳逸形势，我们就掌握了胜算。怎么能抛弃宗庙社稷，想要驾临楚、蜀远地？远方所在，人心会崩溃；敌人乘胜深入，天下还能保全吗？”皇帝于是决定前往澶州。《录》说：我明代己巳之变时，徐有贞倡议南迁，依靠子肃愍的言论才得以停止；这两件事哪一件更难、哪一件更容易呢？在我看来，澶渊的契丹入侵，宋朝职守完备，宗庙社稷并没有失去安定；正统之变时，皇帝车驾流落草莽，朝野震动，接受还是违背命令，关系到危亡，反掌之间就可决定。然而在当时，王钦若、徐有贞本来都在。凭二人的智慧，为什么不赶紧除掉这种主张，却让他们都有机会在后来酿成祸患呢？这是为什么？面对危急而英明的君主，黑白容易分辨；面对甘于安逸的君主，邪正难以辨明。一旦沉溺于安乐富贵，骄奢就会产生；忘记祸乱，祸根就会萌发。这就是景德、正统时期，二位公卿以所谓正议挖下的陷阱：当时他们的主张得以施行，后来谴责和灾祸也随之而来。圣人因此系辞说：“到了八月就有凶险，君子难道可以忽视它、可以回避它吗？” 皇帝到达澶州南城，望见契丹军势十分强盛，众人请求停留驻跸。寇准坚决请求说：“陛下不过河，人心就更加危险；敌人的气势还没有受到震慑，这不是取得威势、获得胜利的办法。”众人议论时都很害怕，寇准竭力争辩而不停止。出门遇到殿前都指挥高琼，寇准说：“太尉受国家恩遇，今天难道不正是报答的时候吗？”高琼回答说：“我是武人，愿意效死。”寇准于是再次入内，高琼跟随站在朝廷下面。寇准厉声说：“陛下不认为我的话正确，为什么不试着询问高琼等人？”高琼立即仰奏说：“寇准说得对。”于是指挥卫士推进车辇，皇帝渡过黄河，登临北城门楼。远近看见皇帝的车盖，各军都踊跃高呼万岁，声音传到数十里之外，契丹军的气势被夺。皇帝把全部军事事务交给寇准，寇准奉诏专断，号令明确严肃，士卒既畏惧又心悦诚服。寇准不想用货财贿赂契丹，而想要求他们称臣，并献出幽州、蓟州之地，于是提出计策说：“如果这样，就可以保证百年没有战事；否则数十年以后，戎人还会生出野心。”寇准本来想攻击他们，使他们只进不返。可是当时皇帝正厌恶战争，便说：“我不忍心让百姓再次困苦，暂且听从他们讲和也可以。”
录曰：宋之澶州，即今之大明也。末之都汴，与今之都燕，南北相距，未为辽远。至契丹之侵定州，攻保州，又攻顺安军，又攻北平些，与今之入寇，亦略相当。宋既有魏能、石普败其前，又有田敏、王超拒其后，故每与宋师战，小却即引去，倘徉无斗志。而澶渊之役，又有寇准独当其前，欲邀而击之，使只轮不返，而真宗一则曰许和，二则曰厌兵。至议岁币，帝曰：铃不得已，虽百万亦可班之。史册岂皆溢说哉。况汉唐和亲，惟守一策，宋之誓书，兼用二议，盍不悉闻于朝，俾君相择之乎。今年复河套，明年易总治，终岁不得宁居，而惟幸其不来，听其自去。又有一等之说，以为志在虏掠，无防大事。呜呼，此正吾之五饵，何不一试，而使生民肝脑涂地耶。愚故因澶渊之事而进当路之人，以为智者先务叶急於此。弘道录卷之三十九竟弘道录卷之四十智君臣之智晏殊七岁能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真宗召入，与进士并试，殊神色不摄，援笔成文。帝嘉赏之。每访以政事，率用方纸，小书己答，并药封上。帝重其慎密有智，擢知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生平善能知人。故当世知名之士，如仲淹、道辅皆出其门，而富弼、杨察亦其婿也。及为相，益务进贤。后仲淹与韩琦、富弼皆得并用，至於台阁，亦多一时之选。帝奋然有意，欲因草材，以兴治道。至康定、庆历之间，朝廷号称得人，皆殊之力也。录曰：孟子曰：智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宰相之职，可不务知人乎。始以神童荐，终以知人显，非不能三年而总小功之察者矣。其卒为名臣，不亦宜乎。范仲淹知延州。先是各边分兵，诏总管领万人，干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寇至御之，则官卑者先出。至是仲淹曰：将不择人，以官为序，取败之道也。因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六将领之，将三千人，曰夜训练，量贼众寡，使更出御。贼敌人闻之，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录曰：愚观范仲淹，其起也，一书生耳；而腹中数万甲兵，何自来哉。呜呼。此张咏所谓大小之事，皆须用智者也。而更出番入，非其变通使然哉。故人能用智，则方寸化而不穷；不能用智，则一筹莫之能展。是皆在我而已，非有大小老少之别也。观者不可不知。狄青慎密寡言，深沉有智略，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行师先正部伍，明赏罚，与士卒同饥寒劳苦，敌淬犯之，无一士敢后先者。初起行伍，为三班差使。宝元初，赵元昊反时，士卒畏怯，青每临，陈被发，带铜面具，出入敌中，无不披靡，以是数立奇功。尹沬善之，荐曰：此良将材也。仲淹授以《 左氏春秋》 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由是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兵法。及侬智高叛，帝以为忧，青时为枢副，上表请行，遂进宣抚，至广南。初铃辖陈曙失律，兵溃，青曰：令之不齐，兵所以败。乃斩曙。於是诸将股栗，莫敢仰视。因按兵止营，令军士休十曰，贼岘者以为未即进。明曰整兵，驰一昼夜，绝昆仑关，出归仁铺，大败贼师。按尸有金龙衣者，众谓智高已死，欲以上闻。青曰：安知其非诈耶。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青虽贵重，面涅犹存，尝动令除之，自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地。臣所以有今曰，由此涅尔。愿留以劝军中，不敢奉诏。后在枢府，人有持狄梁公告身诣献之，以为其远祖。谢曰：一时遭际，安敢自附梁公。赠其人而遣之。录曰：人言智高，今不高乎。智者发几贵速，转移贵捷，变无常形，施无常露。至於不责侥幸，不忘戮辱，不冒无妄，又皆达者之事。有将如此，不易得矣。而尚不免，卒之疑虑。向使数者或犯一焉，终於不免矣。君子观人，不可不於其所忽也。神宗熙宁元年冬十一月，有事於南郊。时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司马光曰：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可听也。王安石曰：常一表辞堂撰时，以为一表自知不能，当辞职，不能辞禄。国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之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於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议武帝之不明耳。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诏，引常衰事责两府，遂不复辞。
译《录》说：宋代的澶州，就是今天的大名。宋末的都城汴京，同今天的都城燕京，南北相距并不算遥远。至于契丹进犯定州、攻打保州，又攻打顺安军、北平寨，同今天的入侵，大致相当。宋朝先有魏能、石普在前面击败他们，又有田敏、王超在后面抵御他们，所以契丹每次同宋军交战，稍一退却就引兵离去，徘徊而没有斗志。澶渊战役中，又有寇准独自挡在前面，想诱敌进攻，使他们只剩一只车轮也不能返回；但宋真宗一再说准许讲和，又一再说厌恶战争。谈到岁币时，皇帝说：“确实是不得已，即使一百万也可以给他。”史册难道全都是夸张的话吗？何况汉、唐讲和亲，只有守住一个策略；宋朝的誓书，却兼用两种议论，为什么不把全部情况告诉朝廷，让君主和宰相选择呢？今年恢复河套，明年更换总制，整年不得安居，只庆幸敌人不来，听任他们自行离去。又有一种说法，认为敌人志在抢掠，不会防备大事。唉！这正是我所说的五种诱饵，为什么不试用一次，却让百姓肝脑涂地呢？我因此借澶渊之事进告当权之人，认为智者首先应当急于处理的，就是这些事情。《弘道录》卷第三十九完 《弘道录》卷第四十 智 君臣的智慧 晏殊七岁就能写文章。景德初年，张知白任江南安抚使，把他作为神童推荐。真宗召他入朝，让他同进士一起参加考试；晏殊神色不变，提笔便写成文章，皇帝嘉奖赏赐他。皇帝每次询问他政事，他大多用方纸小字写好回答，再用药封封好进呈。皇帝看重他的谨慎、缜密和智慧，提拔他为应天府知府；他延请范仲淹来教导生徒，平生尤其善于识人。所以当时有名的士人，如范仲淹、道辅，都出自他的门下；富弼、杨察也是他的女婿。等他做了宰相，更加致力于进用贤才。后来范仲淹、韩琦、富弼都得到一同任用，至于台阁之中，也有许多是一时的优秀人才。皇帝振作精神，有意借助这些人才来兴起治道。到了康定、庆历年间，朝廷号称得到人才，都是晏殊的力量。《录》说：孟子说：“有智慧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但应当以当前最急迫的事务为先。”宰相的职责，难道可以不致力于识人吗？他开始以神童身份被推荐，最后以善于识人而显名，这不是不能在三年内总括并考察小功的人了。他最终成为名臣，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范仲淹任延州知州。此前各边分别分兵，诏令总管统领一万人，干辖统领五千人，都监统领三千人；敌人来犯而抵御时，官位低的人先出兵。到这时范仲淹说：“将领不选择人才，只按官位排列出兵次序，这是招致失败的办法。”于是大规模检阅州兵，得到一万八千人，分给六名将领统领；每名将领统率三千人，日夜训练，并根据敌军人数多少，让他们轮流出兵抵御。敌人听说后，互相告诫说：“不要把延州当作可以轻视的地方。如今小范老子肚子里自有数万甲兵，不像大范老子那样可以欺负了。” 《录》说：我看范仲淹，他崛起时不过是一个书生；那么他腹中的数万甲兵是从哪里来的呢？唉！这就是张咏所说的大小事情都必须运用智慧。让军队轮流出入、交替应敌，不正是随机应变的作用吗？所以人能够运用智慧，方寸之地也能化解困境而不穷尽；不能运用智慧，即使有一个计策也无法施展。这些全都在于自己，并不因事情大小、年龄老少而有区别。读者不可不知道。狄青谨慎缜密，少言寡语，深沉而有智谋；谋划事情一定审慎而切中关键，等时机成熟后才行动。出兵时先整顿部伍，明定赏罚，和士卒一同承受饥寒劳苦，敌人即使突然来犯，也没有一个士兵敢于落后或超前。他起初从军伍做起，任三班差使。宝元初年，赵元昊反叛，当时士卒畏惧怯战，狄青每次临阵，都披散头发，戴着铜面具，出入敌阵，所向披靡，因此多次建立奇功。尹沬认为他很好，推荐说：“这是良将的材料。”范仲淹把《左氏春秋》授给他，说：“将领不了解古今，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从此狄青改变志节，发奋读书，完全通晓秦汉以来的兵法。等到侬智高叛乱，皇帝对此忧虑，当时狄青任枢密副使，便上表请求出征，于是晋升为宣抚使，前往广南。当初，铃辖陈曙违反军纪，导致军队溃败，狄青说：“号令不统一，是军队失败的原因。”于是斩了陈曙。众将因此两腿发抖，没有人敢抬头看他。狄青于是按兵不动，驻营休整，命令军士休息十日，贼军侦察者以为宋军不会立即进攻。第二天整顿军队，奔驰一昼夜，越过昆仑关，从归仁铺出击，大败贼军。检验尸体时发现有穿金龙衣的人，众人都说侬智高已经死了，想把这件事上报皇帝。狄青说：“怎么知道这不是欺诈呢？我不敢为了贪功而欺骗朝廷。” 狄青虽然已经显贵，脸上的黥刑刺字仍然保留着。有一次皇帝下令让他除去，他指着自己的脸说：“陛下是因为我的功劳提拔我，并不追问我的门第。我今天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正是因为这刺字。希望把它留下来，用来劝勉军中将士，我不敢奉行诏令。”后来他在枢密府任职，有人拿着狄梁公的告身来献给他，认为狄梁公是他的远祖。狄青谢绝说：“一时的际遇，哪里敢自比梁公。”赠送那人礼物后把他打发走了。编者按：人们说侬智高，今天看来，他难道还不算智高吗？有智慧的人，发现事机贵在迅速，转移行动贵在敏捷；变化没有固定的形态，施用也没有固定的迹象。至于不把成功归因于侥幸，不忘记被杀戮和受辱的经历，不冒犯无妄之祸，这些也都是通达之人的作为。有这样的将领，实在不容易得到。然而他最终还是不免陷于疑虑。假如上述几件事中有一件做不到，最终也一定不能免祸。君子观察一个人，不可不注意他所忽略的地方。神宗熙宁元年冬十一月，在南郊举行祭祀。当时执政大臣以黄河以北旱灾造成损失、国家费用不足为由，请求南郊祭祀不要赏赐金帛。皇帝下诏让学士们议论。司马光说：“救灾和节省费用，应当从贵近之人开始，这样才可以听从此请求。”王安石说：“过去有人每次上表辞去参知政事，起草诏书的人认为，他既然知道自己不能胜任，就应当辞职，不能只辞去官职而不辞去俸禄。国家费用不足，是因为还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所谓善于理财，不过是按户计征、像箕一样搜刮罢了。”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可以不增加赋税而使费用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上天所生的财货百物，只有这么多；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他设法夺取百姓的财物，其祸害反而比增加赋税更严重。这大概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司马迁把它写下来，是用来议论汉武帝不明智罢了。”两人争论不止。皇帝说：“我的意思和司马光相同，姑且用不允准来答复他。”恰逢王安石起草诏书，引用过去衰败的事情责备两府大臣，于是就不再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