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四十

译编者按：从前毕仲游受到司马光的知遇，写信给他说：王安石用兴办各种事业的说法打动先帝，却担心财用不足。因此，凡是政事中可以取得百姓财物的办法，没有不用的。比如发放青苗钱、设置市易务，是具体的事情；而想要兴办事业、担心财用不足，则是内心的动机。假如不能杜绝这种动机，只想禁止那些具体事情，就会提出一百种说法，而一百种都不能实行。这话说得多么有智慧啊！况且宋朝中叶，天下太平盛盛，加上仁宗恭谨节俭、英宗承继帝位，起初并没有什么损耗，可是国家费用仍然不足，甚至南郊祭祀的恩赐也不能普遍施行。对于一个刚即位、好强争胜的君主来说，难道不会因此动心吗？皇帝口头上的不允准，正是内心深深允准的表现。因此古代圣明的君主淡泊无欲，不以求足为意，所以没有不足；不求盈满，所以没有不盈满。那些把丰盈当作忧虑、把求足当作心愿的人，即使百般争辩，我的主张也会离他越来越远，而他的说法却会越来越亲近。既然如此，哪里是王安石善于迎合皇帝呢？是皇帝自己投合了王安石。说皇帝的意思和司马光相同，又有什么根据呢？秉义郎岳飞犯法将要受刑，宗泽一见便认为他非同寻常，说：“这是将帅的人才。”恰逢金人进攻汜水，宗泽把五百名骑兵交给岳飞，让他立功赎罪。岳飞于是大败金人而回。宗泽升任岳飞为统制，并对他说：“你的智谋、勇气和才能技艺，古代的良将也不能超过你。但你喜欢野战，这不是万全之计。”于是把阵图授给岳飞。岳飞说：“列阵以后再交战，是兵法的常规；至于如何灵活运用，关键在于将领自己的心。”宗泽认为他说得对，岳飞也由此出了名。岳飞上书说：“勤王的军队一天比一天聚集，应当趁敌人休整时进攻。黄潜善、汪伯彦之流不能体会圣上恢复中原的意旨，反而奉陪车驾日益南行，恐怕不足以维系中原人的希望。愿陛下趁敌军营垒还没有稳固，亲自率领六军北渡黄河，这样将士就会振作士气，中原也可以收复。”他因越职议论政事获罪，被夺去官职回乡，后来到张所那里，张所让岳飞统领中军，问他说：“你能抵挡多少敌人？”岳飞说：“勇气不足以依靠，用兵首先在于预先确定谋略。乐技拖柴而使刑罚失败，莫放采樵而导致绞刑，都是因为谋略预先确定。”张所惊异地说：“你恐怕不是普通行伍中人。”于是补授他为武经郎。编者按：我看宗泽统制、张所招抚识拔岳武穆的情形，和前代没有不同。靖康年间，宗泽用蜡书冒险冲出包围招募河北军民，河北军民得到书信后高兴地说：“朝廷抛弃了我们，竟然还有一位张察院，能够识拔人才并任用他们。”应募的人有十七万。宗泽留守东京，想趁暑月从滑州渡河，攻取怀州、卫州、浚州等地，分路并进；山河之间忠义的百姓，响应者不下百万人。然而黄潜善、汪伯彦每天都把国家根本置之度外。这样看来，岳飞越职进言，正是那两位大臣失职。假如有像汉高祖、光武帝那样的人，采纳萧何的主张，采用邓禹的谋略，岳飞难道不能成为首功之臣吗？他们徒然辜负了岳飞的智勇才量，最终使他和暗中投掷明珠一样被埋没。君子只应归咎于诸公是否幸运，不必责怪皇帝和诸臣究竟明智还是不明智。赵鼎和张浚一同任尚书左、右仆射，兼任知枢密院事，统督各路军马。当时赵鼎和张浚相处得非常融洽。任命下达后，史馆校勘喻樗劝告他们说：“你们二人暂且应当一同在枢密府任职。以后赵鼎退下来，就让张浚接替他。任用人才办理事务，如果彼此相差不远，就能使气脉绵长。假如二人同时居于宰相之位，一旦有万分之一的不合，或者其中一人应当离职，就必然要更换安排。这样贤者之间反而会彼此背离冲突。”后来果然像喻樗所说。编者按：我看喻子村料事，多能说中，真可谓如此。萧何死后曹参显达，丙吉在先而魏相在后，房玄龄善谋而杜如晦善断，崇文变通而景法守法；虽然说是同心同德，实际上却是前后相承、继承美德。因此道义流传无穷，功业显著长久，这是后世所共同瞻仰的。赵鼎和张浚虽然说自己操心国事、志在为公，但看他们因为岳飞的一句话就产生违忤，又因为秦桧外表忠厚便停止进一步信任，未必已经忘掉了自己的道义、无私的用心，却彼此背离冲突，难道能保证没有问题吗？最终因为别人的一点小嫌隙，造成了你我之间的不和。子村的话，并非没有根据，所以记录下来。韩世忠因岳飞被害之事受到震动，便把积存的军储钱一百万贯、米九十万石、酒库十五所，全部归还国家，并上表请求退休。从此闭门谢客，口中不谈军事。当时他骑驴带酒，带着一两个奚童，任意游览湖山，自得其乐。平日的将领僚佐，很少能够见到他的面。起初他患病，医生还努力前来诊治，韩世忠说：“我以平民身份历经艰险，经过百战，才得到王公的地位，依赖上天的神灵，能够保全首领。诸位还要为我的死悲哀吗？”他曾告诫家人说：“我的名字叫世忠。你们不要避讳‘忠’字而不说；避讳而不说，就是忘掉忠义。”他尤其因为反对和议而多次触犯秦桧。有人劝他停止，他说：“如今害怕灾祸而随波同流，容易做到；将来闭眼之后，难道能到太祖地下接受铁杖吗？”当时许多大将都曲意顺从秦桧，以求苟且保全。韩世忠和秦桧同在政事机构任职，除了见面行礼以外，从不和他交谈。他谋划的器械兵仗，精巧绝妙，超过常人；又知人善于奖赏，部下将领相继掌权。他解下节旄在家闲居十年，泰然自若，好像从来没有拥有过权位一样。编者按：游览湖山的快乐，在韩世忠看来是明智之举，在君子看来却是错误的。为什么呢？自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后，吴国才灭亡；自从先朝靖康之变、金兵肆意南侵以后，宋朝才灭亡；这些都是韩世忠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事情。怎么能让做君主的不把雪耻除凶作为心愿，让做宰相的反而把嫉妒功臣、忌恨能人当作职责，最终使英雄将领反而成为圆滑求容的大臣，只能暗中谋求苟全？难道真的是出于不得已吗？即使他反对和议，全部也只是空话，不能施行。如此看来，历代圣人在天之灵，究竟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呢？

译刘锜在顺昌之战中，招募曹成等二人，派他们去做间谍。他们遇到敌军后假装命令坠马，果然被金军擒获。兀术问道：“刘锜是怎样的人？”他们回答：“不过是太平时期的边帅，喜欢声色歌妓。朝廷因为两国讲和，让他守东京，他只是想图享逸乐罢了。”兀术高兴地说：“这样的人很容易击破。”第二天来到城下，责问众将为何丧师，众将都说：“南朝用兵，已经不是过去的样子了。”兀术不信，刘锜于是出兵。众人请求先攻击韩常的军队，刘锜说：“攻击韩常即使使兀术退却，他的精锐部队仍在，我们无法抵挡。按照兵法，应当先攻击兀术，等他一动，其他军队就无能为力了。”当时兀术身披白袍，舍弃铠甲和战马，带着三千牙兵督战；这些人都穿着重甲，戴着铁兜鍪，号称铁浮图。刘锜用长枪挑掉他们的兜鍪，又用大斧砍断他们的手臂。另有拐子马，号称长胜军，到这时也被刘锜击破。这一战，刘锜的军队不满两万人，出战的仅五千人，完全由于先用智谋确定策略，不被诸将迷惑；多次取胜后仍不骄傲，又能以少敌多、以逸待劳，所以取得成功。洪皓从金国秘密上奏说，顺昌大捷使金人震惊恐惧，他们打算放弃燕山以南的地方；如果当时宋朝诸将同心协力，分路追击讨伐，就可以擒获兀术，恢复汴京。可是宋军很快就撤回去了，自己丧失了机会，实在令人惋惜。编者按：兵法说，做将领的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缺一不可，而智慧是其中第一位的。这就是刘锜能够取得顺昌大捷，而禄者仍然为此欢欣鼓舞的原因。当时和议已经达成，就好比已经落场的文章，只有略微值得观赏之处。除此之外，全都已经处在恐怕来不及挽救的境地了，哪里还会有什么机会呢？汪立信自任沿江招讨大使后，在江陵立即上疏，请求增加安陆府的兵力；凡是边境驻军，不应抽调。他说：“现在的计策有三条：应当把内地各郡的军队全部调出，用来充实外部防御。现有军队可以达到七十多万人，其中老弱柔脆者，淘汰十分之二，选出精兵五十多万人。沿江防守的地界不过七千里，如果每隔百里驻扎一屯，每屯设置守将，十屯合为一府，府设置总督；在尤其重要险要的地方，把兵力增加到原来的三倍。没有战事时，可以泛舟长淮，往来巡游；有战事时，东西两路一齐奋进，战守并用，刀斗之声彼此相闻，粮饷不断，互相救援，形成联络之势。选宗室亲王和忠良、有才干能办事的大臣任统制，分设东西二府，以统率这样的军势。这是上策。长期扣留来访使者，对我方没有益处，只会使敌人得到借口。请以礼相待并送他们回去，答应输送岁币，以延缓敌军进攻期限。不到二三年，边境会稍得安宁，藩篱会稍微巩固，生力军会日益增加，到时既可以作战，也可以防守。这是中策。”贾似道得到这封信，把它扔在地上，说：“瞎贼狂言，竟敢如此！”于是以危害国法的罪名废黜了汪立信。等到贾似道丧师而还，又召汪立信任招讨使，让他到建康招募军队，交给江上各郡。汪立信当天就上路，和贾似道在芜湖相遇。贾似道抚摸着立信的背说：“不相信您的话，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汪立信到了建康后，守军全都溃败，四面又都是元军。他知道事情不能成功，叹息说：“我活着是宋朝的臣子，死了是宋朝的鬼魂。”有人把汪立信的两条计策告诉伯颜，伯颜叹息说：“宋朝有这样的人，假如真的任用他，我怎么可能到达这里呢？” 编者按：《孟子》说：“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当时沿江防守的计策已经是救亡的下策了，譬如头已经烧焦、额头已经烧烂，片刻也不能再耽搁。在这种情况下还把汪立信说成狂妄，难道不是真正丧失了人心吗？不过，贾似道并不是丧失人心，而是沉迷于鸩毒般的迷惑，恶贯已经满盈，到这时已经不能算作人了。上天将要借郑虎臣之手，彰显他卖国的罪恶，所以他不得不落到这个地步。《皇明名臣录》记载：诚意伯刘基慷慨而多智，精通天文。当时寄居杭州，恰好游览西湖，有异样的云从西北升起，光彩映照在水中。同游的人认为这是庆云，分韵作诗，刘基却放量饮酒，说：“这是天子的气象，应当应验在金陵。十年以后，将有王者兴起，我应当辅佐他。”太祖攻下金华、平定括苍后，刘基又指着天象，对亲近的人说：“这是天命，难道是人力能够做到的吗？”果然有使者来聘请他。于是刘基从偏僻小路前往金陵，陈述十八条时务策略。适逢陈氏入侵，有人谋划献城投降，有人认为钟山有王气，想逃去占据钟山。刘基独自说：“依臣的计策，不如倾尽府库，开诚相待，以此稳固将士之心。况且天道是后来行动者获胜，应当埋伏军队等待机会袭击敌人。取得威势、制服敌人，从而成就王业，正在此时。”太祖于是采用刘基的计策，乘着东风出发，设伏袭击敌人，斩获无数。中书省设置御座，将要奉小明王为帝，刘基愤怒斥骂说：“那不过是放牧之人，奉他做什么？”他不下拜，陈述天命所在。太祖有所醒悟，于是确定征伐的计划。洪都守将胡均美派他的儿子约定投降，太祖起初面有难色，刘基从后面踢了一下所坐的胡床，太祖心领神会，答应了这件事。胡均美于是献城投降。后来太祖多次想任用刘基为宰相，刘基推辞说：“宰相是国家的重任。譬如更换柱子，一定要得到大才，然后才可以；如果把小木头捆在一起充当柱子，就会很快颠覆。像臣这样的人，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只是嫉恶太深，又不能忍受繁杂事务，担任宰相反而会辜负皇上的大恩。”太祖因此更加器重刘基，称他为老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又说：“他是我的子房。”刘基曾经著书，担心自己来不及亲眼看到后世，便把它留给天下后世；后来太祖果然按照其中的意见亲自实行。因此，刘基的事业完备地体现于他的著作中，这就是元朝灭亡的原因；刘基的著作又体现在他的事业中，这就是皇明兴起的原因。一个人的任用或舍弃，对天下国家的重要性竟然如此。编者按：杨文懿公曾说：张良的谋略没有见于文章辞章，房玄龄的文章也只是辨析事理，檄文等文书并没有流传下来。刘基独自建立开国功业，同时又留下传世文章，真可称为千古人杰了。世人有的疑惑他曾仕于元朝，有的只称赞他能够观察天象；这就像责难伊尹曾五次出仕，只知道周公不过具有才艺而已。我唯独认为，刘基推辞而不居宰相之位，明确表现出他知人明哲的智慧。世人认为没有人能超过他，而刘基自己却觉得有所不足，他超越常人实在太远了，不是那些挟持智谋、专任权术的人可以相比的。

译永乐、宣德年间，名臣中有“三杨”：文贞西杨，即杨士奇；文敏东杨，即杨荣；文定南杨，即杨溥。东杨天资聪敏，有果断的才能。每逢朝廷有事，宦官来内阁商议，一定先问：“东杨先生在吗？”如果知道他不在，就回去了。然而凡是议事，他从来没有不谦逊的。西杨有时坚持认为某事不可行，过后最终由东杨裁决，结果明明可行而且没有妨碍。每年秋天，敕令文武大臣审录重囚，从英国公以下都谦让回避，等候二杨先生裁决。西杨审讯案件，往往不能决断；到了无法解决时，东杨一问就能裁决，众人都叹服。当时皇帝英明威武，群臣奏对很少能合乎圣意，只有东杨的才干深受皇帝喜爱，皇帝没有一天让他离开左右，几乎所有机密谋划和重大决策都必定让他参与。有时大臣谋划事情没有定论，皇帝不高兴，甚至发怒；东杨一到，皇帝的威怒就平息，事情也随即解决。东杨曾对夏太常仲昭说：“我看见臣下因为抗直进谏而遭祸，常常深感惋惜。侍奉君主自有体制，进谏也有方法。譬如皇上读《千字文》，读到‘天地玄红’时，不可以马上指出错误。怎么知道皇上不是在试探我，又怎么知道皇上的心意是什么？等读到第二遍，或者皇上有所询问，再回答说：‘臣小时候读《千字文》，书中说“天地玄黄”，不知道现在是否如此。’”}], 他的智慧大多都像这样。后来李时勉又说：“西杨先生未出仕时，曾和楚府教授吴由翁交往。由翁对我说：先生博学多智，端正敏捷，宽厚待人，通晓事理，不夸耀自己，也不傲视他人。等到身居宫禁近臣之位，参与掌管机要事务，他公平宽大，宽厚温和而又有原则，心思专在国家，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考虑自己。至于面对重大政务、裁决重大疑难，众人都争论纷纷，唯独他不急于发言，过了很久才慢慢说出一句话，众人没有不畏服的。舆论不一致而必须上报皇帝的事情，上报以后，最终都听从先生的意见。他在皇帝面前，遇到事情便尽情直说，不计较利害；每当辨析人才贤能与否、解释和翻转别人的过失时，全都出于公心，不因恩情而轻重取舍。至于举荐可用之人、斥退不当之人，他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却从来不向人夸耀。大臣宰相的作为，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 编者按：我看三杨的际遇，和前代没有不同。按照今天目录中所记载的，有房玄龄、杜如晦互相推让的风气；按照《水东日记》所记载的，有陈平、樊哙从窗户进谏的气势；按照文集序文所记载的，有韩琦、范仲淹立身处世的根本。他们之所以能从幽暗走向光明，建立功业，正是因为这些人的智慧啊。记录下来。平江伯陈谊周旋办事很有智谋。靖难之役时，军队到达江北，陈谊知道天命已有归属，率领水师迎接，受封为平江伯。当时北京的军粮储备不足，朝廷命他每年负责运输一百万石，取海道运输供给北京，并在直沽修建百万仓；又在天津卫整顿户籍，登记士兵一万人戍守。漕运经过的海岛，夷人都畏惧躲避，陈谊下令让他们出来贸易，并派官员监临评定物价，使价格公平，没有人敢喧闹，官民双方都感到便利。北京建成以后，停止海运，陈谊建议建造浅底船二千艘，最初每年运输二百万石，后来增加到五百万石。他疏浚江道、浦道，引水从管家湖经鸭陈口通达淮河，以避免外河风浪的危险；又在管家湖筑堤绵延十里，以便引船。开凿仪真、瓜州两处淤塞的坝港，铲平吕梁、徐州两处洪水中的巨石以平缓水势；在沛县刁阳湖、济宁南旺湖修筑长堤；开通泰州白塔河，使其通达大江；修筑高邮湖堤，在堤内开凿渠道，绵延四十里，以便船只通行，并在南北修建桥梁以便利通行。从淮河到临清，测量水势高低，修建闸门四十七座，按时启闭，都是使舟船长久通行的便利措施。又沿河设置房舍五百六十八所，每所安置疏导浅水的夫役；沿堤凿井、栽树，以便利行旅。凡是考虑问题都周全，凡是办理事务都果断有成效。编者按：我看当时南北交通尚未打通，上天于是特别在大江南北降生了这样一位非凡人物来沟通两地。即使想不任用他，山川交通又能舍弃他吗？唉，他开始因平江伯的封号显达，最终又因治理水道而显名。《尚书》说：“要渡过大河，就任用你作舟楫。”这句话应当不是虚妄的。后来庙祀直到现在仍然存在，祭祀不断，大概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吧。周文襄公周忱初登进士第时，朝廷选取庶吉士，曾菜等二十八人入选，周忱自己陈述愿意进入其中求学。太宗高兴地说：“这是真正有志向的人。”于是命令增加他的名额。后来历任官职，做到工部侍郎，巡抚南畿，共二十二年。他沉着敏锐而多智谋，为人谦恭，苦心筹谋却不轻易说出口，谋虑深远，善于采纳众人的意见。凡有所谋划，都一定先咨询平民父老和地方守令，然后再作决定。他尤其善于记忆。有奸民曾拿几件已经判理过的事情来试探他，周忱说：“你在某件事、某个地方做过什么，我已经记得了，为什么还要再说？”官吏在税粮上有欺骗隐瞒，他必定说：“某年拨给某处多少，某年留存多少。”拿簿籍核对，果然如此，官吏惊服，认为他神明。起初苏州拖欠税粮七百九十余万石，常州、松江也一样，多次派官催逼，仍不能办完。周忱到任后询问父老，大家都说：“苏州、松江的民俗是大户不出加耗，导致小户受到牵连而拖欠。”于是他让大小户一律缴纳加耗，把方案奏报南京施行，铸造铁斛运送过去；这样收支就均平了。过去的规矩不许团局收粮，周忱说：“这正是拖欠的原因。”于是命令各县在水边推选一人总管，名为总。正粮和加耗的收取各有定额，除去拨运之外，其余存积在仓中的米，称为余米。到了第二年，各地都按照加耗数额征收，依旧拨运以后仍有附余，于是命令各县各建一所仓，名为济农仓，把剩余的米运进去，用来准备赈济。遇到农民缺粮，或者运粮夫役遭遇风灾、被盗，可以准许借给他们，秋收后按原数归还官府。凡是官府织造、供应军需之类的费用，全都从积存的余米中支出。这样，百姓每年缴纳一石五斗赋税以外，几乎感觉不到徭役的侵扰，而官府也不再有额外搜刮的烦扰。各县学校和先贤祠、各郡桥梁河道，很多都得到修缮疏浚治理，一切费用都取自余米。百姓争相为他建立生祠，他去世后又因此祭祀他。后来户部说，济农仓的余米缺乏稽核，奏请派遣户部属官，将全部余米归还官府。于是各种征收需求杂乱而来，原有的亏欠依旧存在，百姓更加思念周忱。

译编者按：王文恪公评论都御史何镒说：“财富产生于土地，成就于天时，而能否治理好则在于人。治理有法，就能把不足变成有余；治理无法，就会把有余变成不足。财富的张弛、盈缩，全看治理它的人。像周文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能治理的人啊。所以我总是举荐他，把他的做法作为巡抚的准则。从前江南各郡屡屡苦于大小公私财物耗尽，近年却年年丰收，粮食多得散落遍地。难道也曾追究过其中的原因吗？这是人为之事，不是天时造成的。到何镒任巡抚时，江南发生大饥荒，他上奏救荒十二条，获得折兑军粮、留在州中的禄米以及军储等费用八十多万。于是江南各府到处都充足富有。当时商议疏浚吴淞、白茅港，正因没有经费可出，于是请求用充军的费用来充当，耗米达到二十八万，却不算浪费。这项工程完成后，东南就不再有水患了。如果把每年的丰歉一概归于天时，可以吗？所谓把不足变成有余，说的不正是这种情况吗？周文襄的智慧，直到今天仍然令人思念。” 知苏州府况钟起初由小吏身份侍奉尚书吕震，吕震推荐他的才能，授任礼部仪制司主事，后来升为郎中。当时仁宗刚开始执政，命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所认识的人，况钟于是举荐左春坊张宗硿。仁宗召见杨士奇问道：“别人都举荐外郡的低级官吏，况钟为什么却举荐朕的宫官？”杨士奇说：“臣和王直正想拟定推荐他，没想到竟被况钟抢先了。”仁宗大喜说：“况钟了解张宗硿，也可以说是贤能了。”可见仁宗已经有了任用况钟的意思。宣宗即位后，大臣上奏说苏州是大郡，事务繁重难治，于是提拔况钟为知府。况钟到任后立即罢黜贪暴的属官五人、庸懦的十多人，随后和周巡检共同研究收粮办法。自永乐年间转运粮食到北京，路途遥远，粮食要按一征三，苏州府原额二百七十万石，加征后达到八百一十万石；除去正供和仪仗舟船的费用，余粮都被粮长藏匿。于是况钟商议另立粮头来分散粮长的势力，免除旧额加征的三分之一，将其中的二分之一作为转运费用，其余米粮全都收入济农仓，作为来年的经费根本。这一年，马草米数十万石、夏税折布丝数十万斤、绢数十万匹、小麦数十万石，都用余米代为缴纳。凡是各种杂项供给费用，也都用这些余米购买办理。上面没有错过征收赋税的期限，下面百姓也没有受到丝毫侵扰。遇到灾荒旱灾，就立即发放赈济，每次救活的往往有几十万人，恩惠利益及于贫困百姓，无穷无尽。任满九年离任时，全郡百姓拦住宫门请求留任，达到八万多人，于是朝廷派他再次任职。后来况钟因病去世，百姓争相建立祠堂祭祀他。编者按：所谓耗费，就是此前苏州、松江的民俗中大户不缴加耗；大概就是这一类情况吧。当时上有仁宗这样的君主，又有周文襄这样的臣子，况钟的智慧和恩惠，就像鸿毛遇到顺风一样能够充分发挥。否则，况钟以小吏身份上达，朝廷负责荐举的大宰相尚且要落在他后面；他以一任知府的身份，使八万多名拦门请留的百姓得到朝议允准，在后世恐怕很难避免遭受祸患。记录下来。《弘道录》第四十卷完。《弘道录》第四十一卷。智。父子之间的智慧。《尧典》记载：帝尧说：“谁能咨询并任用能够顺应时势、登进任用的人？”放齐说：“您的嗣子朱，开明通达。”帝尧说：“唉！他顽嚚好争辩，怎么可以呢？” 编者按：这是大圣人独到的见识，超越千古。他之所以传贤而不传给儿子，关键就在这里。危险和隐微之间，所差不过毫厘，却正是圣人与愚人的分界。开明的性情接近道心，然而不能完全合乎天理，那么这种性情发于言语时，就一定会止不住争辩。由此可见，圣人在极细微处辨析天理与人欲；如果有一丝一毫达不到，就没有不把开明当作睿智、把好辩当作才能的。何况苗的儿子硕，朱的儿子恶呢？以此作为典范，后世仍有人智慧足以拒绝劝谏，言辞足以掩饰错误，竟认为天下一切都出于自己之下。这样看来，朱已经超出万人之上了。《史记》记载：帝乙有三个儿子，长子是微子启，次子是中衍，幼子是受辛。受辛就是纣王。纣王的母亲成为王后时很贤明，当时纣还年少，帝乙和王后想立启为太子。太史依据礼法争辩说：“正妻所生的儿子，不可以立妾所生的儿子为太子。”于是就立了纣。编者按：帝乙的这件事，是商朝的不幸，还是天命注定商朝应当灭亡呢？太史的争辩，是天下共同遵守的正法。当时纣的母亲贤明而纣还年幼，帝乙难道知道立纣会亡国，却预先改变继承人吗？后世扶苏、杨勇的事情，实在是人的谋划不善。或者说，商朝因为一个微子不能被立为太子而抛弃了他，而周朝又改立泰伯、伯邑考，都是舍弃长子而立次子，难道不是天命另有归属吗？周朝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幼子季历。季历娶太任为妻，她是贤德的妇人，生下昌，有圣人的祥瑞。古公说：“我这一代应当有兴盛的人，大概就在昌吧。”于是太伯、虞仲知道古公想立季历，以便将来传位给昌，便逃往荆蛮，文身断发，以表示自己不可能再被任用。古公去世后，季历即位，这就是公季。公季修明古公遗留下来的道义，诚心笃实行义，诸侯都归顺他。公季去世后，儿子昌即位，这就是西伯。编者按：《升》卦的含义，是谦逊而顺从，刚健居中而得到应和，所以大为亨通。周朝自古公以来，因为诚信谦顺而居于上位，太伯、虞仲又以诚信在下位相应，于是王季得以顺利提升，拥有自己的根基，没有疑虑阻碍，直到西伯王业兴起，难道是偶然的吗？假如太王没有诚信顺从的明见，太伯、仲雍没有谦逊应和的智慧，那么昌即使具有像龙一样的德性、刚健居中，也无从发挥。由此可以看出，文王作《易》，确实是从家族传承和亲身实践中得到的。他说“王用享于岐山”，大概就是实事，哪里是没有根据的空话呢？《孔丛子》记载，穆公问子思：“立太子有固定的常法吗？”子思说：“有。”穆公说：“从前文王舍弃嫡长子而立次子，微子舍弃孙子而立弟弟，这是什么法则？”子思说：“殷人质朴，尊重尊长，所以立弟；周人文治，亲近亲属，所以立子。各自都有自己的礼法。文与质不同，礼法也就不同。文王舍嫡长而立次子，是权宜之变。”穆公说：“如果可以实行权变，难道只有圣人才能这样，还是只要贤能和受宠爱的人都可以被立为太子？”子思说：“圣人不把权变作为教法，所以制定制度、留下法则，以顺守常法为贵。如果一定要违犯常法，那还有什么区别呢？”穆公说：“舍弃贤能而立圣人，舍弃愚昧而立贤能，哪一种更好？”子思说：“只有圣人才能立圣人，大概文王就是这样吧。达不到文王境界的人，就各自认为自己所爱的人贤能，只要不违背嫡长的原则，又凭什么限制他呢？如果实在不能审辨贤愚的区别，请父亲、兄长和群臣到祖庙占卜，这也算是不得已而采用权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