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五十五

译《录》说：弟子的职责，是尚未立志求学的人应当遵守的。至于君子的学问，则都是大人的事情。然而一个说“谨慎而守信”，一个说“以忠信为主”，并没有差别，为什么呢？因为学习和时时温习、因喜悦而有朋友来访，都是人的性分中的事情，从初学直到成为圣人，始终是一致的。人只是不明察这一点，有时对初学者要求以谨慎守信为务，到了大人的事情，便把信看成末节，把朋友看成玩乐，却不知道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关键，不外乎依靠忠信而获得，凭借骄纵安逸而丧失。因此，君子难道可以不以忠信为根本吗？曾子说：“同朋友交往，难道没有守信吗？” 子夏说：“同朋友交往，说话要有信用。” 有子说：“信用接近于义，说过的话就可以兑现。” 《录》说：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说法：信是万事的根基。为什么偏偏要反复强调朋友之间的信呢？父子有天性，兄弟有亲情，君臣因义而结合，夫妇因婚姻而相交，这些关系都有截然确定的本分，内心和志向不能不相同，言语和行为也不能不顾及对方。至于朋友，是来自东西南北的人，偶然聚在一起，既没有骨肉亲情，也没有天定的名分，其中的取舍、意向所归，原本无法确定。如果不是用信来维系其中的关系，其情势就不像君臣关系那样不能随意进退，不像夫妇关系那样不能轻易反悔，也不像父子兄弟那样不能分离。如果不顾对方的内心，握手又有什么意义？不顾自己说过的话，拍肩相交也只是徒然，不仅会像《谷风》所怨恨的那样，也会受到鬼域般的讥刺。然而最重要、最重要的，莫过于约定守信而且合乎义理。如果不合义理，就会有所谓死党，有所谓以利益相交，也会有尾生、白公那样的行为。孔门三位弟子中，守约没有人比得上曾参，笃信没有人比得上子夏，务本没有人比得上有若；信道于是建立了。朋友相交的快乐，正是如此。求学的人怎么可以忽视呢？怎么可以忽视呢？孔子让漆雕开出仕，他回答说：“我对这件事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很高兴。《录》说：孔子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今天的学者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是想在自己身上真正获得道理，所以说“我对这件事还没有信心”。为了别人，则是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有百姓，有国家社稷，哪里一定要读书之后才算求学呢？唉，明白子羔被杀的事情，就能明白孔子的这番话了。孔子告诉樊须说：“在上位的人喜好诚信，百姓就没有谁敢不吐露真情。若能这样，四方百姓都会背负着孩子前来投奔，哪里还需要使用兵车呢？” 《录》说：“别人的心意，我可以揣度出来。”圣人从来没有废弃人的真实情感。没有真实情感的人，不能理解其中的言辞；但圣人也从来不任凭私情行事。不过，这难道是樊须所能达到的吗？即使如此，贤者能认识大的道理，不贤者只能认识小的事情。伊尹亲自耕作，周公明白农事，这只是他们外在的行迹；推究他们的内心，就知道他们以尧舜之道为乐，并且兼行三王的事业。所以，如果还有一个男子或女子没有受到尧舜之道的恩泽，就像已经把他们推入沟中一样，圣人怎么会不用真情呢？上天没有刮猛烈的风、下迅疾的雨，大海也不兴起波涛，已经三年了。想来中原有圣人，难道会不好诚信吗？我们儒者所以能够配享天地，而不只是与普通四民相同，正是在这里。即使以此作为教训，仍然有陈良的弟子陈相，完全抛弃自己的学业而去学习许行。《左传》记载：季札出使经过徐国，徐君喜爱季札所佩的宝剑，却不敢说出来。季札心里知道，但因为还要出使上国，所以没有立即献剑。返回时到了徐国，徐君已经去世，季札便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离去。随从说：“徐君已经死了，您还把剑给谁呢？”季札说：“不是这样。当初我心里已经把剑答应给他了，难道能因为他死了就违背我的心意吗？” 《录》说：徐君想要宝剑的意思还没有显露，季札却从内心体察到了；就连寿梦想要立季札为继承人的意思也没有显露，季札同样从内心知道。这里所重视的并不是宝剑，而是要彰明自己的诚信。因此，内心的承诺尚且不能违背，国家的托付就更不可能接受后又背弃，这一点已经十分明显了。韩宣子有一块玉环，其中一半在郑国商人手里，双方已经谈好了价钱。商人说：“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您的大夫。”韩宣子请求子产说：“从前我请求那块玉环，执政者认为这样做不合义，我不敢再提。如今我向商人购买，商人说一定要把这件事报告上去，所以我冒昧来请求。”子产回答说：“从前我们的先君桓公，和商人都出自周国。大家按照次序结伴开垦荒地，砍除蓬蒿和杂草，共同居住在这里。世代订立盟誓，以此互相信任，说：‘你不要背叛我，我也不强行买卖。不要私自夺取，你有利市、珍宝和财货，我不参与其中。’依靠这样的质誓，所以彼此能够保障到今天。如今您带着友好来，却使敝邑受到羞辱，认为我们强行夺取商人的财物，这岂不是教敝邑背弃过去的盟誓吗？恐怕不可以吧。您得到了玉，却失去了诸侯的信任，这种事您一定不会做。我冒昧私下把这些话告诉您。”韩宣子于是推辞不要玉，私下拜见子产，并且拜谢他的赐教。《录》说：这就是同国人交往以诚信为止境。由此可见，古人即使面对一件很小的物品、一件很小的事情，也不肯背信负约。后世有时以为这样做没有妨害，但转眼之间，祸害就会随之而来。这样看来，“得到玉而失去诸侯”的事情，在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了；而能够像韩宣子这样不吝惜改正过错的，又有几个人呢？所以记下这件事。郑国人到乡校游息，借机议论执政。然明对​​子产说：“为什么不毁掉乡校呢？”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它？人们早晚退朝后到那里游息，议论执政做得好的地方，我就实行；他们厌恶的地方，我就改正；这正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我只听说用忠善来减少怨恨，没有听说用威权来防止怨恨。难道不能立即制止吗？但那就像堵塞河流，河水一旦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很多，我也无法挽救。不如让小的过失顺着道路显露出来，我听到了就把它当作药石。”然明说：“我到今天才知道，您确实值得侍奉。我这个小人实在没有才能；如果您果真这样实行，郑国一定会依赖它。” 《录》说：韩愈曾作颂说：“周朝兴盛时，向年长有德者请求教诲；等到周朝衰败，诽谤者却被派去监督；只有子产，成为执政的典范。只是他没有遇到这样的时代，所以教化只能施行于一个国家。”大概是在惋惜过去吧。又说：“如果确实遵循这条道路，辅佐天下君主，交往通达四方，恩施广泛而没有边际，那么四海就会得到治理。唉，天下之所以不能治理，是有君主而没有贤臣。”大概又是在惋惜未来吧。然而从君子的自处来看，国家有道时，言语正直、行为正直，正如郑国人在乡校议论执政；国家无道时，行为正直而言语谦逊，正如周王时代卫国巫者的德行。所以，以子产所处的时代来议论执政，是可以的；以周厉王时的情形来议论监督诽谤，却不可以。若不考虑事情可行或不可行，只去计较该不该毁掉乡校，也就只是徒然罢了。这一点也不可不知道。

译海鸟飞到鲁国东门之外停留。两天后，臧文仲派国人祭祀它。展禽说：“臧孙执政真是荒谬啊！祭祀是国家的大节，圣王制定祭祀制度：如果对百姓施行了法令，就祭祀他；如果为国事而死，就祭祀他；如果辛劳而安定国家，就祭祀他；如果能够抵御大灾，就祭祀他；如果能够解除大患，就祭祀他。不属于这些类别的，不列入祭典。凡是天、地、宗庙、祖先、五祀，都是国家的正典；再加上社稷、山川，也都是对百姓有功劳的。天上的日月星辰，是百姓所仰望的；地上的五行，是万物生长繁殖的根本；九州的名山大川，是财物和用度的来源。如今海鸟飞来，既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询问原因；它对国家又没有功劳，却把它列入国家祭典，这很难说是仁，也很难说是智。如今海上大概有灾害吧？水域广大的鸟兽，尚且知道躲避灾害。”这一年，海上多大风，冬天也很寒冷。文仲听到柳下季的话后说：“确实是我的过错。季子的言论不可不效法。”于是让人把这件事记在三片简牍上。《录》说：柳下惠是和厚宽容的人，为什么他说话这样确凿，不随声附和呢？海鸟不知来历，过失还小；不知道却不询问，过失就大了。何况堂堂执政，是国家仰望的人物，百姓是否服从都系于他，必然会发展到明知错误仍一意坚持、掩饰过错直到最终无人知晓的地步，这种事是有的。由此可以看出，古代从政的人虚心接受意见，乐于听取善言，心平气和，没有一点穿凿自用的私心。有人会认为这样不算仁；明明知道却装作不知道，能够接受尽情直言，知道过错又能改正，这难道不是智慧吗？难道不是诚信吗？程婴、公孙杵臼，是赵朔的门客。下宫之难发生时，公孙杵臼对程婴说：“你为什么不去死？”程婴说：“赵朔的妻子怀有遗腹子，如果幸而是男孩，我就把他抚养成人；如果是女孩，我再慢慢死去。”不久，赵朔的妻子生了男孩。屠岸贾听说后搜捕这个孩子。赵朔的妻子把孩子放在药箱中，祈祷说：“赵氏宗族要灭亡了吗？如果要灭亡，就让你哭出声来；如果不灭亡，就让你不要出声。”搜查孩子时，孩子竟然没有发出声音。孩子脱险后，程婴对公孙杵臼说：“这次搜查没有找到他，以后还会再来搜查，怎么办？”公孙杵臼说：“抚养孤儿和去死，哪一件更难？”程婴说：“抚养孤儿更难。”公孙杵臼说：“赵氏先君待你深厚，你勉强去做困难的事，我去做容易的事。”二人谋划找来另一个婴儿，用文饰的襁褓背着，藏在山中，又把消息告诉屠岸贾，引来军队攻打。公孙杵臼说：“程婴真是小人！既然不能去死，曾和我谋划藏匿孤儿，现在又把他出卖了。”他抱着假婴儿呼喊，请求放他一命，没有获准，连公孙杵臼也被杀死，众将都很高兴。然而真正的孤儿还在，程婴与他一起藏匿。十五年后，景公生病，占卜说：“大业之后代有未能完成者，恐怕会作祟。”景公询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氏孤儿还活着，便说：“大业之后代断绝，恐怕是杞国所祭祀的赵氏吧。”并把实情告诉景公，于是召见赵氏孤儿。众将入宫问候景公的病情，景公借助韩厥的势力威胁众将，召见赵氏孤儿。韩厥说：“从前的灾难，是屠岸贾造成的。若不是君上生病，群臣本来就要请求立赵氏后人。如今君上有命令，群臣都愿意这样做。”于是召见赵武。赵武逐一拜见众将，进攻屠岸贾，灭掉他的宗族，重新把田地和封邑还给赵氏。这时程婴便向赵武辞别说：“当年我没有死，是为了扶立赵氏后人。如今您已经立起来了，我将到地下去报答赵孟和公孙杵臼。”赵武号哭，坚决请求说：“我愿意劳苦筋骨，直到死去来报答您，您怎么忍心抛弃我呢？”程婴说：“不可以。他们认为能够成就这件事，所以先我而死。如今我不下去报答他们，就会使他们认为我没有把事情办成。”于是自杀。《录》说：我看程婴、杵臼树立信义的行为，难道不胜过里克苟息侍奉君主的事情吗？所谓信，并不只是做到不愧于自己的言语很难，更在于能够始终如一地实现诺言。申生尚未死时，苟息尊为大臣，里克亲任太傅，并不像程婴、杵臼那样只是门客。假使这两位大臣能够同心协力，谋划最艰难的事，把容易的事分别承担，亲自护送太子出逃，像程婴保存孤儿那样，也是可以做到的。申生没有死，里克却没有救他，这是里克的大罪。亲自留在朝廷等待命令，像杵臼那样以自诬来承担罪责，也可以做到。既然做不到，却又以奚齐、卓子交替出入为计，反复变更计划。这正是程婴所说的难事；其中的关键只在于一次索取，不必等到再次弑杀，已经很清楚了。唉，呱呱啼哭的只是一个孤儿，堂堂正正的却是君子。若相信此事难办，已经断绝的关系还会重新接续；若相信此事容易，已经生存的人还会再次死亡。从这四个人的事就可以看出。至于后来所谓下报之说，大概是《春秋》时代的士人所说，不值得深论。晋国囚禁叔向，乐王驸去见叔向，说：“我替您请求赦免。”叔向没有回答，出来时也不拜谢。众人都责怪叔向，叔向说：“一定是祁大夫。”家老听见后说：“乐王驸在国君面前说话，没有不被采纳的。请求赦免您的罪，您却不肯请祁大夫帮忙。这是乐王驸所不能做到的事。您却说一定要靠他，这是为什么？”叔向说：“乐王驸只是顺从君主的人，哪里能真正办成此事？祁大夫对外举荐贤能，即使是仇人也不遗弃；对内举荐亲属，也不遗漏亲近的人，唯独没有举荐我。”这时祁奚已经老了。他听说此事，乘驿车去见宣子，说：“《诗》说：‘施恩于我没有止境，子孙就能保有它。’《尚书》说：‘圣人有谋略功勋，就能征召并安定天下。’谋划事情很少犯错、以惠爱教诲人而不知疲倦，叔向具备这些品德，是国家的屏障。即使因此宽宥他十代，也足以劝勉有才能的人。如今仅仅因为一次过失就不免其身，以至于抛弃国家屏障，不是太糊涂了吗？鲧被治罪而禹兴起，管叔、蔡叔被杀，周公辅佐成王，怎么能因为一时的过错而抛弃国家屏障呢？”宣子很高兴，和祁奚同车，把这些话告诉诸位大夫，于是叔向获免。祁奚没有去见叔向便回去了。叔向也没有向祁奚道谢，获释后便入朝。《录》说：我看叔向的事情，不禁感叹，建立功业是多么困难，败坏功业又是多么容易。所谓宽宥十代，是劝勉贤人的方法；所谓子孙保有，是为后代垂示传统。羊舌氏一族，有一个叔向使它的文德还嫌不够，有一个叔虎却使它败坏得有余，显然是可畏而不可依恃的。即使凭祁奚的话，暂时洗雪了叔向一人的耻辱，伯石又使宗族受到损害，那么所谓宽宥十代又在哪里呢？所以君子总是战战兢兢、勤勉自持；自己即使有善行，也不认为可以依恃，更何况淫乱凶恶之人的后代、凭宠幸和利益建立的宗族呢？如今看这两个儿子的祸端，都是由中青的话引起的。史书虽然没有明说祸患波及了哪些人，如果真想使宗族长善，就应当合并考察淫邪之人的事，以殷鉴为戒。叔向到郑国，翮蔑厌恶他，想观察他，便跟随收取礼器的人前往，站在堂下，说了一句话，叔向便称善。叔向听见后说：“一定是翮明。”于是下堂握住他的手，把他带上堂，说：“从前贾大夫娶了一个容貌美丽的妻子，她三年不说话、不发笑。贾大夫驾车带她到如皋，射中了野鸡，她才开始发笑说话。贾大夫说：‘才能是不可以停止的；我如果不会射箭，你就终身不说话、不发笑了。’现在您年少而不显扬，如果您不说话，我几乎就要失去您了。言语才智不可停止，就是这样。”于是便把他当作旧日知交。

译《录》说：回想观看古人喜爱善人的态度，真像唯恐赶不上；再感叹今人自我放弃而不肯努力。孟子说：“西施如果沾染了污秽物，人们也都会捂着鼻子走过。”即使是品行恶劣的人，只要斋戒沐浴，也可以用来侍奉上帝。容貌本来就不值得依恃，何况还这样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翮蔑想见叔向，究竟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叔向见闻广博，是因为叔向贤能。可是翮蔑最终却因善于观察而受到称赞，足见他能识人并被人取用。想来他下堂之时、被握手之间，内心的快乐该是怎样呢？《周诗》说：“既已见到君子，赐给我百朋。”他所得到的难道只是超过一只野鸡吗？有这样的妻子，也足以令人快乐了。楚国的伍参与蔡国太师子朝交好，他的儿子伍举又与声子友善。伍举娶了王子年之女，子年担任申公后死亡。楚人说：“实在是伍举把他送上死路的。”伍举逃到郑国，准备再逃往晋国。声子将要到晋国去，在郑国郊外遇见了他。两人铺开荆条相对而坐，一边进食，一边谈论恢复旧好。声子说：“您走吧，我一定设法使您回来。”到了宋国，向戍将要调和晋、楚关系，声子便替晋国传递使命。回来后到楚国，令尹子木问：“晋国的大夫和楚国的大夫，谁更贤能？”声子回答：“晋国的卿不如楚国，但晋国的大夫都具备卿的才干。像梓皮、革离那样的人，都是从楚国去的；楚国虽然有人才，晋国实际上却在使用他们。”子木说：“晋国难道没有自己的宗族姻亲吗？”声子回答：“虽有，但所任用的楚国人才确实很多。如今又有比椒举娶申公之女更严重的事。申公死后，楚人说实在是伍举把他遣送致死，伍举害怕而逃到郑国，伸长脖子向南眺望，说：‘也许楚国会赦免我。’但楚国并没有这样打算。如今他已经在晋国，晋人将要把一个县封给他，用来与叔句相比。假如他谋害楚国，难道不成为祸患吗？”子木害怕了，把这件事告诉楚王，增加伍举的俸禄和爵位，将他召回，并派声子去迎接他。《录》说：声子评论楚国人才，和李斯劝秦王不要驱逐客卿的话，文辞和意思正相同。我们自己有乡里人才，就应当爱惜他们；我们不爱惜，别人便会夺走他们，过去的事情实在令人恐惧。惩戒过去的事情，正是为了警戒将来。楚国完全能够召回今天的伍举，却不能爱惜后来伍奢这样的贤才。一天子晋出奔，阖闾听闻后谋划攻打楚国，吴国所任用的人才，就是归生所讽谏的意思；晋国又转而把人才移用到别处去了。由此才知道，铺荆相叙，朋友的情义固然不能废弃，但珍惜人才、爱护人才，更应当是国家首先要做的事。这样才不至于成为只重表面交情、内心却相互猜疑的人，而能够真正鉴察听信谗言、亲近女色所带来的祸患。伍员与申包胥是朋友。伍员逃亡时对申包胥说：“我一定要复兴楚国。”申包胥说：“努力吧！您能够复兴它，我一定能够使它重新兴盛。”后来昭王在随国，申包胥到秦国请求出兵，说：“吴国像大野猪和长蛇一样，正在不断侵食中原诸国。暴虐始于楚国，我的君主失去了守护国家的地方，如今远在草野之中，只好派我告急说：‘吴国的贪暴没有止境，如果它邻近贵国，就是贵国边境的祸患。趁吴国还没有安定，请君王夺取其中的利益。假如楚国最终灭亡，这片土地也将成为您的土地。若凭借君王的神威安抚楚国，我们世世代代都将奉事您。’”秦伯派人婉言推辞，说：“我已经听到了您的请求。您先到馆舍去，我将谋划此事后再告诉您。”申包胥回答：“我的君主远在草野，还没有得到可以依靠的援助，我怎敢立即安心？”于是站在庭院墙边哭泣，日夜哭声不断，七天一勺水也没有入口。秦国因此作《无衣》诗，秦伯为此赋诗，申包胥九次叩首后坐下，秦军于是出动。《录》说：我看古人立定志向，是多么锐利；今人用心行事，又是多么疲弱。一国灭亡而一国兴起，难道不是像彼此毫不相干一样吗？你使它灭亡，我的心便使它复兴，何如不让它灭亡呢？时势不能顺从人的意愿，事情不能完全如自己所愿，这些道理双方都已经深思熟虑了。如今看来，无忌的谐谑已经无法挽回，伍奢的死亡也无法救治。全族丧亡，至亲被杀，孝子慈孙的心情是多么迫切啊！假使申包胥处在伍员的处境，也有同样的心，那么就会有同样的复仇行动。等到郢都已经陷落，仇敌已经退去，楚国的宗庙社稷却无法改变；楚王长期流落草野也不可能成为常态。忠臣义士的心，又是多么笃实深厚啊！假使伍子胥处在申包胥的处境，也有同样的心，那么就会有同样的复兴行动。他们这些信誓旦旦的话语如此光明，建立功业的表现如此显著，心中所存的志向早已确定。至于含糊附和、借助他人成事，那是庸碌之人所做的，难道会是伍子胥、申包胥所做的吗？《史记》说：苏武、李陵一同任侍中，朝夕相处，关系很好。后来李陵投降匈奴，苏武被拘留而不屈服，被迁徙到北海，寒冷中食物又接济不上，甚至到了捕捉野鼠来吃的地步；他起卧都拿着汉节，节上的旄尽数脱落。单于同他约定说：“等到公羊生出小羊，您才可以回去。”李陵感念这个约誓，便置办酒席对他说：“人生如同早晨的露水，何必这样自我苦熬呢？”苏武谢绝说：“我的父亲和兄长没有功德，却位列将帅、受封为侯，我常常希望肝脑涂地来报效国家。如今有机会亲自效命，实在甘愿而且快乐，请不要再说了。”于是两人一起畅饮。几天后，苏武又说：“我已经料定自己必死，您如果一定想让我投降，请允许我完成今天的欢聚，然后死在您面前。”李陵听到他如此诚信，感叹说：“唉，我李陵与卫律的罪过，上通于天。”于是眼泪流下沾湿衣襟，和苏武分别，作诗说：“努力崇尚光明的德行，直到白首也以此为期。”苏武答诗说：“活着应当重新归来，死后也应当长久相思。” 《录》说：我看李陵和苏武，他们起初相差不远，最后一个成为名臣，一个成为降虏。成为名臣，就能画像列于麟台；成为降虏，就甘心流落草野。那么，今天的快乐和后来的快乐，哪一种更好呢？所以节操，是天地间最大的界限；富贵，不过是人生如朝露罢了。虽然李陵是自取其祸，但司马迁作传记述此事，心中难道不感到痛苦吗？司马迁轻视忠义，是有其原因的。唉！难道公羊也会生小羊吗？腐朽的东西不可能重新生长。如果不能体会司马迁的痛苦，却还要劝苏武说服李陵，那就更加不值得与之谈论了。《后汉书》说：山阳人范式，字巨卿，年轻时在太学游学，与汝南人张邵，字元伯，结为朋友，一同请假回乡。范式对元伯说：“两年后我应当回来，将经过您家拜见尊亲，并看看您的孩子。”于是两人共同约定了日期。约期将到，元伯把事情全部告诉母亲，请她准备饭食等待范式。母亲说：“分别两年，相隔千里，只凭一句约定，怎么能这样确切地相信呢？”元伯回答：“巨卿是守信的人，一定不会违约。”母亲说：“既然如此，我就为你酿酒。”到了那一天，巨卿果然到来，登堂拜见并饮酒，尽兴后才分别。后来范式在郡中任功曹，元伯忽然得病去世。范式梦见元伯说：“巨卿，我将在某日死去，应当在某日下葬。您没有忘记我，难道能赶来相见吗？”范式悲伤地醒来，立即骑马赶去奔丧。还没有到，丧车已经出发；到了墓穴将要下葬时，棺材却不肯进入。元伯的母亲抚着棺材说：“元伯，难道你还有所等待吗？”于是停下灵柩。过了一会儿，只见一辆白车白马、一路号哭而来。元伯的母亲望着它说：“这一定是范巨卿。”巨卿到后，叩拜灵柩说：“走吧，元伯。生死道路不同，从此永远告别。”于是他握住牵引灵柩的绳索拉棺，灵柩这才向前移动。

译《录》说：元伯死后所受到的感应，是由于巨卿生前所守的约定吧。生者与死者虽然有两条道路，但至诚之心在神明方面并没有不同的道理。因此，眼睛看它却看不见，耳朵听它却听不到，这是至诚；能够体察万物而没有遗漏，这是神明。正因为至诚，所以神明；正因为神明，所以能够感应。巫祝的作用也是这样。大凡鬼神显灵、神明能够应验，都是我们一气的精华，以及一身元气所起的护卫、振发、摄持、运行在其中；彼此感通、此有所应，自然而然，并不是预先约定的。假使巨卿千里之约一旦违背，那么元伯在冥冥之中一定会与他相互乖离。范母若因“设酒”之事而羞惭，违背她儿子的心愿，那么临终抚棺时所说的话，也就会断绝元伯的等待了。传说说：“没有征验，就不能取信。”《中孚》卦初九爻说：“心存诚信而安守则吉。”这不正是说金乡、汝南的事情吗？朱晖的父亲朱岑，年轻时与光武帝一同在长安求学，彼此有旧交。光武帝即位后，派人寻访询问，得知朱岑已经去世，于是召见朱晖，授任郎官，后来升为临淮太守。朱晖喜好气节，提拔任用操行严厉的人，士人、官吏和百姓都敬畏并爱戴他，为他作歌说：“刚强正直而能自我成就，南阳朱季。官吏畏惧他的威严，百姓怀念他的恩惠。”同县的张堪素有声望，曾在太学见到朱晖，非常器重他，以朋友之道相待，临别时握着朱晖的手说：“我想把妻子儿女托付给您。”朱晖认为张堪是前辈，举手谦让，不敢答应；从此以后两人没有再相见。张堪去世，朱晖听说他的妻子儿女十分贫困，便亲自前去探视，厚加赈济。朱晖的小儿子朱颉奇怪地问：“父亲并没有和张堪交朋友，平生也不曾往来，我私下很不理解。”朱晖说：“张堪曾说过把我当作知己的话，我已经把它信守在心中了。”同郡的陈揖早逝，遗腹子陈友出生后，朱晖便与他结交并友善相待。后来司徒桓虞任南阳太守，召朱晖的儿子朱骈为属吏，朱晖推辞不让朱骈任职，却推荐陈友，桓虞叹息并召用了陈友。他的信义就是这样。《录》说：自从光武时期严光在上面奋发而起，山阳、汝南的士人又在下面兴起，朱岑和朱晖也是听到风教而奋起的人。再往后，关于断绝交往的议论便兴盛起来了。君子由此可以观察世道的变化了。蔡邕作《正交论》，用来扩大朱穆的志向。文章大意说：正直的人没有淫邪的朋友，他们交友的道义敦厚而正当，誓约诚信而坚固。到了周德开始衰微，《谷风》中“抛弃我”的怨恨产生，交友失当的根源在于政治败坏。从此以后，交友之道越来越衰落，有的不能保持始终，有的勉强结党营私；有的憎恶浅薄而怀有二心的人，有的厌恶朋党而主张断绝交往。因此君子选择与什么样的人交往时谨慎，自己决定怎样与人交往时也审慎。所以推究交往开始的原因，就能知道它离开的原因；看见交往开始的情形，就能预见它最终的结果。后来正直的人处在贫贱地位，并不等待富贵；富贵者不因贫贱者而骄傲，所以这种交友才可贵。朋友相交的道理是：有道义就结合，无道义就离开；对善人，即使长久相交，也不忘平生的约言；对恶人，则忠诚劝告并以善道引导他。所以君子不做足以被人抛弃的事情，不忧虑别人背弃自己；相信自己有值得归依的德行，不因别人疏远自己而忧伤。若不幸真的发生这种事，就亲自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这样便能远离怨恨。从前子夏性情宽缓，所以孔子告诫他不要拒绝人；子张性情偏狭，所以孔子教导他要容纳众人。至于孔子的正道教诲，就是广泛爱护众人而亲近仁人。《谷梁传》说：心意志向不能相通，声名信誉不能被听闻，这是朋友的过错。如今若只担忧这种风气的流弊而去堵塞源头，终究不如选择正道、排斥邪道，相信善行并兼顾纠正恶行。《录》说：朱公叔关于断绝交往的议论，是为了纠正当时人的偷薄，不得已才发此言。蔡伯偕感叹朱穆的言论，是因为感慨人们遭遇自己所应得的结果，所以也这样说吗？既然如此，那么排斥邪道、兼顾照察善恶的意义，难道可以忘记吗？所以又说：讥刺浅薄的人，见识广博而通达；断绝交往的人，守贞而孤独。孤独中有《羔羊》所说的节操；与其不能获得正道，我已经走上这条路，将要追随那些孤独守正的人。这话越发得到验证。《魏书》说：辽东公翟黑子受到太武帝宠信，奉命出使并州，接受布帛一千匹。事情被发觉后，他向著作郎高允谋划说：“主上问我时，我应当据实回答，还是应当为我隐讳？”高允说：“您只是受宠的臣子，有罪而首先如实承认，或许还能得到宽宥；不能再加重欺骗蒙蔽。”中书侍郎崔鉴、公孙质说：“如果承认实情，罪责就不可预测。不如隐讳。”翟黑子怨恨高允说：“您为什么要诱导别人走上死路？”他入宫见皇帝，没有如实回答，皇帝发怒，杀了他。皇帝让高允给太子讲经。后来崔浩因史事被捕，高允将要与他同罪，太子对高允说：“入宫见至尊时，我亲自引导您脱罪。至尊如果有问，您只管按照我的话回答。”太子见皇帝说：“高允小心谨慎，而且身份微贱，国史由崔浩主持，请赦免他的死罪。”皇帝召高允来问：“国史都是崔浩所作吗？”高允回答：“臣与崔浩共同作的。”太子害怕地说：“天威严峻，高允这个小臣惊慌失措、言语失序。臣私下问他时，他都说是崔浩所作。”皇帝问高允：“确实如东宫所说吗？”高允回答：“臣的罪应当牵连灭族，不敢虚妄。殿下因为臣给他讲经日久，一听说涉及臣，便想请求保全臣的性命；其实他没有问过臣，臣也没有说过这种话。” 皇帝回头对太子说：“这个人真正正直啊！临近死亡也不改变实话和诚信；作为臣子不欺骗君主，这是贞正。”于是赦免了高允。后来太子责备高允说：“我想替您免死，您却不听从，为什么？”高允说：“臣确实与崔浩共同参与史事，死生荣辱，都应当共同承担，不应只杀一人。诚然承蒙殿下使臣获得再生的慈爱，但违背本心苟且求生，并不是臣所愿意的。”太子神色为之动容，称赞叹息。高允退下后对人说：“我不听从东宫的指示，是怕辜负翟黑子。” 《录》说：高伯恭不辜负翟黑子，这确实是守信；但他不知道，守信还应以合乎义为最高原则，并以可依归的正道为根本。翟黑子贪受财货、辜负恩宠、背弃道义、辱没使命，是被杀者中的首位，也是罪恶的魁首。因此，承认实情会死，不承认也会死，他为什么不能闭口自守，却要去询问崔鉴、公孙质呢？崔浩的私欲，崔鉴和公孙质的爱憎，又遮蔽了正直，这是人的祸患，也是上天的刑罚。因此，记载实情会死，不记载也会死，又为什么不能见机行事，却只与闵湛、鄱捌有所不同呢？大概高允平素信奉佛道，却没有以孔子作为依归，因此所信奉的未必是正道。假如不幸景穆帝的请求不能实行，太武帝的暴虐不能止息，那么我所看到的就只有他珍惜名节而憔悴罢了。所以宗钦说：“高允真是圣人。”我却说：“高允真是愚人。”

译《唐书》说：吴兢、张说一同担任史官，相互监督修撰《则天实录》。吴兢直书魏元忠任宰相时当面奏道：“自两位先帝以来，承蒙恩宠优厚。如今我承乏担任宰相，却不能竭尽忠诚，使小人处在身边，这是臣的罪过。”太后听了很不高兴。张昌宗等人因此怨恨吴兢，便诬陷魏元忠说：“太后年老了，不如拥立太子，这样才可以长久。”太后震怒，把魏元忠下狱，准备在朝廷上审问。张昌宗暗中引荐凤阁舍人张说，用优厚官职利诱他，让他作证说魏元忠确实说过这些话，张说答应了。第二天，诏令太子、相王和宰臣共同对质，来回争辩不能决断。张昌宗说：“张说听到了元忠的话，把他召来。”张说将要入内，宋璟对他说：“名分大义最为重要，鬼神也难以欺骗。不能结党邪恶、陷害正直，只求苟且免罪。即使获罪流放，也仍然是荣耀。如果事情发生意外，我宋璟当叩宫门竭力争辩，和您一同死。努力去做这件事，万代瞻仰，就在这一举了。”左史刘知几说：“不要污损青史，给子孙留下牵累。”张说于是入内。太后问他，张说还没有回答，张昌宗从旁催促。张说说：“陛下看我在朝廷之上尚且如此逼迫，何况在朝廷之外呢？臣实在没有听到过这种话，只是张昌宗逼迫臣，要臣诬陷作证罢了。”后来又像先前一样召集对质，魏元忠于是得以免死。到这时史书已经写成，张说暗中请求改动几个字，吴兢始终不答应，说：“如果依从您的请求，这部史书就不能算直笔，以后凭什么取得信任呢？” 《录》说：我看古人树立信用，甚至只涉及几个字，也坚持自己的原则而不肯依从，这难道不是因为不接受不合礼义的请托吗？所以君子立身处世，一定要求内心无愧。内心无愧，然后才不向别人有所求。张说活着时背负对宋璟的惭愧，死后又兼有姚崇留下的牵累；向上仰视有所惭愧，向下俯视又有许多可作的事情。即使能够暗中改动吴兢所修史书中的一处，他难道能够逃脱万世公开的责备吗？唉！从前面说，是迫于权势；从后面说，是贪图利益。面对权势和利益，能够确然不惑的人很少，难道只是张说一人吗？李华深信元德秀、萧颖士、刘迅的为人，作《三贤论》说：元德秀立志要用道统纲纪天下；刘迅应当用六经调和人心；萧颖士应当用中古之道改变当今世界。元德秀想使愚者和智者都得到齐平；刘迅感到万物有一件不能处于正位；萧颖士一呼一吸之间都能折节自持，即使获得厚禄，也不肯换取片刻的安逸。假使元德秀处在师保的职位上，只要看他的仪容，就能见到他的仁德；刘迅穿着卿佐的服饰，居于宾友之位，谋划治理和祸乱的根源，参究元精，才能见到他的精妙；萧颖士如同千锤百炼的刚铁，只有在国家兴废、个人出处和生死之间，才能看见他的节操。元德秀认为王者应当制作音乐、尊崇德行，这是天人之道的极致，而现有辞章不能相称，便等于没有合宜的音乐，于是作《破阵乐辞》，以订正商、周之制。刘迅世代任史官，整理《礼》《易》《书》《诗》《春秋》，作为古代五说，条理贯通源流，具备古今变化。萧颖士责怪司马迁不编年而作列传，认为后世因袭这种做法，并非典范训则。然而三人各有缺点：元德秀有嗜酒之病，刘迅有爱赏玩物之病，萧颖士贬斥恶人过于急切、任用人又过于看重。若取用他们的节操，都可以做人师。世人称这篇文章为笃实之论。《录》说：我看古人崇尚朋友的道理，达到了每个人各成一品的程度；后世却只是柔靡浮薄罢了。朋友之道，向上可以参与赞助天地，中间可以治理经纶天下，向下也能兼及著述创作，并不只是区区技艺和辞章而已。凭借紫芝的独自行持，直欲使大道实行、天下为公，这种气象是三代以前的人物气象。茂挺的刚劲节操，连夷狄都想拜他为师，何况中原人呢？捷卿的家学，已经穷尽帝王之道，何况后世呢？李华的笃信，确实是有原因的。《弘道录》第五十五卷。＃１“根”字，原作“恨”，据文义改正。《弘道录》第五十六卷＃1。信。朋友之间的信。《宋史》说：刘安世与司马光同年中进士，关系友善。考中后，刘安世辞官回洛阳，司马光问他原因，他回答：“我对于这个道理还没有做到真正相信。”司马光很高兴，于是和他交游。一天，刘安世离开座位请问：“尽心行己的要领，有没有可以终身奉行的？”司马光说：“大概就是诚吧。”又问：“实行它从哪里开始？”司马光说：“从不妄语开始。”从此刘安世始终恭敬守持，终身奉行。后来调任治州司法参军，司户参军以贪婪闻名，转运使吴守礼将要查办他，便询问刘安世，刘安世说：“没有这回事。”吴守礼因此停止查办，但心中不安，说：“司户确实贪污，而我没有诚实回答，这难道违背司马公的教导吗？”后来读到扬雄《法言》中“君子避开阻碍就能通达各种道理”，心意才得到释然。他居家时从未有懈怠的容态，长久坐着身体也不倾斜倚靠；写字不写草书，不喜好声色、货利，这些都以司马光为榜样。后来他感叹群贤凋零，仍然独自存在，声望更加受到尊重。梁师成佩服他的贤能，派小史吴默拿着书信来诱引他，许诺将予以重用，吴默又劝他为子孙打算。刘安世笑说：“我如果为子孙打算，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我想做元祐年间完整无瑕的人，死后在地下与司马光相见。”说完退还书信，不接受利诱。《录》说：元城跟随温公，可以说是屡次跌倒又屡次重新站起，但最终始终不能改变志向，直到死还想在地下见到司马光。这是为什么呢？《无妄》六二说：“不耕种便想着收获，不开垦便想得到土地，则不利于有所前往。”如果不是以诚信彼此相待、始终如一、坚定不变，就没有人不被利禄打动、不被权势改变。后来李光以师礼对待刘安世，引用他从温公那里听到的话说：“学习应当从《无妄》中进入。”正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不诚就没有真实的存在。”人怎么能不先使自己获得信任，却能够取得别人的信任？不能取得别人信任，又怎么能在地下与先贤相见？唉！刘安世可以说是没有辜负圣门的训诫了。陈襄从年轻时起就与同乡士人陈烈、周希孟、郑穆结为朋友，四人都气节古朴、操行高尚，彼此磨砺切磋，以天下大事相期许。当时求学的人正沉溺于雕琢辞藻的文章，所谓知天尽性的学说，一概被指为迂腐空疏。四人共同在海隅宣扬这种道理，听到的人起初都笑他们；他们最终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坚定，从自身做起，在家中实行，再推广到州县之间，众人终于信服了他们。于是父老都让自己的子弟来请求跟随他们学习。闽中士人尊奉他们，称为“四先生”。即使有行为放纵、傲慢无礼而不可作为榜样的人，也不敢在他们门前失礼。《录》说：当时闽学还没有兴起，四先生凭借亲身实行、踏实践履，倡导并率领乡人；开始时极为艰难，最后却带来巨大的教化，这是上天启发斯文之运，也是四海之内不约而同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