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十五
《宋史》：太祖即位之初，交广、剑南、太原、刑湖、江表、辽夏皆敌国。因注意将帅，命李汉超屯关南，马仁璃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州，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郭进控西山，武守琪成晋州，李谦溥守堤州，李继勋镇昭义以御太原，赵赞屯延州，姚内赋守庆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以备西夏。其族属在汴京者抚之甚厚，郡中莞榷之利悉以与之，恣其贸易复兔所过征税，许令召募亡命以为牙爪。凡军中事皆得便宜，每来朝必召对命坐，厚为锡责以遣之。由是边臣富资，能养死士，使为问谍，洞知敌情；及其入寇设伏掩系，多致克捷。二十年问无西北之忧，以至平蜀楚拓昊越，所向遂志。盖能推赤心以驭群下之所致也。录曰：愚观宋祖之大略有五：知人，一也#1；善任，二也；推诚，三也；厚抚，四也；至於莞榷之利悉委诸将，恣其贸易，皆得便宜，五也。今北有鞑虏之扰，南有交趾之通，诸司莞榷之利，入经制者非所当论，而束南番舶所计不赀，特议国者以为导利而不言，明法者以为开边而不讲，殊不知人情，利一而害十，尚犹不顾。今海不扬波，不但已三年矣。一往一来，如趋熟路，故闽谚以为海熟，此非虚语也。番夷资其货利，中国反无所处，愚窃以为未之思也。夫利尽束海者，盐也。盐之外复有千章之木，万斛之辛。两广军门见资其用具有旧规，盍不量移闽浙之问，置封桩之库以易安南之首，可也。收羡余之利，以据西北之忧，亦可也。何独以为忌讳而不言哉。舍此不务而区区於告奸抑夺之问，以增攘臂穿寄之饵，非所谓之大计也。太宗谓宋琪等曰：世之治乱在赏当其功，罚当其罪，即无不治。谓为饰嘉怒之具，即无不乱。卿等慎之。又谓吕蒙正：凡士未达，见当世之务戾于理者，则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献可替否，当尽其所蕴，言虽未必尽，亦当签议而更之，俾协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录曰：人王之用在於赏罚，人臣之用在於献替。太宗可谓达於治矣。然以所行之事观之，岂尽然耶。夫多逊之於赵普，不并立者也。帝苟爱普则先去多逊，纵使责恋赏罚一出於已，夫谁曰不然。乃使交构以倾廷美，由帝之心在於廷美也。然则不但饰喜怒之具无，乃次得失之几乎。自柴禹汤告变之后，今曰赏告隶之功，明曰议堂史之狱，大小臣工岂无达当世之务者，而太师王溥等七十四人阿谈曲从，陷君不义。曾是以为协於道乎，又不但以崇高自恃而已也。李沆为人自少器度宏远，父丙尝语人曰：此儿异曰必至公辅。尝侍曲宴，太宗曰送之曰：李沆风度端凝，真贵人也。真宗问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一夕遣使持手诏，欲以刘氏为贵妃，沆对使者引烛焚诏，附奏曰：但道臣沆以为不可其议。遂寝。录曰：愚观引烛焚诏之事，未尝不叹文靖之风烈也。夫封还犹美事，补缀亦盛典，而况於焚之乎。非其存心之廓然，太公所见之确然不易，未有不以利害动于中者也。且刘氏何为者，以其族则至微也，以其艺则至卑也，以其姓则至远也。扁扁之石履之卑兮，帝盆不思耶。而赋性警敏通晓书翰，于政之渐肇基于此。沆之先见，岂惟阴却履霜之微，而且明拒如纶之旨。他曰李迪之不肯从谈，杨亿之不从草制，是皆闻风而起者。熟谓一时之举措不足，以关一伐之得失耶。帝以沆无密奏，谓之曰：人皆有密启，卿独无，何也。对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则公言之，何用密启。人臣有密启，非谗即佞。臣常恶之，岂可效尤。录曰：自萋斐之风炽，而交乱之祸成，更未有如密启之为害也。夫善欺者莫如指鹿为马，善佞者莫如指乌为鸾。然尚有鹿之可指，乌之可稽，情虽罔上，理或可通。至於密封之进，其始也，潜踪秘迹，既无人知；其竟也，出此入彼，凭何执证。奚翅以熏为犹，变白为黑乎。蚓乎真宗之世，王钦若丁谓之徒接踵于朝。其－．所以论沆者，正以谓若待之尔。不知由君子观之，所处者光天化曰之下，犹恐一毫之暗昧，肯自居於阿私之地耶。惟夫小人之心则不然－，其处已非便则利，其待人非怨则克。利，非佞莫进；忌，非谗莫入。谗与佞，人之所深恶也。於是假托隐密之名，以售其奸深之卫。然叉胁人主有不可辨之微怒，而窥其心有不可白之隐情。君臣之间，自谓投胶於漆，无瑜此者。至乃加之以封识，表之以函章，竣肠虎翼，随其所指，而欺天罔人，无乎不至，复何所忌惮乎。由是听不得不偏，信不得不独，岂惟人暗罹其祸，而朝廷明被其挠矣。此李沆之论，万代所瞻仰也。张齐贤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为志，尝从容为真宗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曰：朕以为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适治，道则近之矣。
译《宋史》记载：太祖即位初期，交广、剑南、太原、刑湖、江表、辽夏都是敌对国家。因此他特别注意将帅的任用，命令李汉超驻守关南，马仁璃镇守瀛州，韩令坤镇守常州，贺惟忠镇守易州，何继筠统领棣州，郭进控制西山，武守琪镇守晋州，李谦溥镇守堤州，李继勋镇守昭义以抵御太原，赵赞驻守延州，姚内赋镇守庆州，董遵诲驻守环州，王彦升镇守原州，冯继业镇守灵武以防备西夏。他们的亲属在汴京的，太祖都极其优厚地抚恤；郡中专卖专利的收入，全部拿来供给他们，任凭他们贸易，又免除他们经过各地时应缴的税收，允许他们招募逃亡的人作为爪牙。军中的一切事务，都允许他们临机裁决；每次入朝，太祖必定召见他们，命他们就座，厚加赏赐后才遣送他们离去。因此边疆将领资财丰厚，能够豢养敢死之士，使他们充当侦察和间谍，彻底了解敌情；等到敌军入侵时，他们便设下伏兵，出其不意地袭击，多次取得胜利。二十年间没有西北方面的忧患，直到平定蜀、楚，拓展昊、越，所到之处都实现了志愿。这大概是能够以赤诚之心驾驭群臣部下所取得的结果。《录》说：我看宋太祖大略有五点：知人，这是第一；善于任用，这是第二；推诚相待，这是第三；优厚抚恤，这是第四；至于莞榷之利，全部交给诸将，任其贸易，使他们都能得到便利，这是第五。如今北方有鞑虏侵扰，南方有交趾往来，诸司经营莞榷所得，收入经制之数的，不必讨论；而东南番舶所获利益不可估量，却只是议论国事的人认为这是牟利而不谈，执掌法令的人认为这是开拓边疆而不讲，殊不知人情：所得利益只有一分，危害却有十分，仍然不顾。如今海上风平浪静，已经不止三年了。船只一来一往，如同走熟路，所以福建谚语称为“海熟”，这并非虚话。番夷凭借这些货物获利，中国反而无从处置，我私下认为这是没有认真思考。凡是东南海上利益的尽头，首先是盐。盐以外又有千章之木、万斛之辛。两广军门资助军用，已有旧规，为什么不把这些办法移用于闽浙之间，设置封桩库来换取安南人的首级呢？这样做可以；收取额外利益，用来应付西北的忧患，也可以。为什么偏偏把这当作忌讳而不说呢？舍弃这件事不办，却只在告发奸邪、抑制夺取等小事上计较，增加了攘臂穿窬之徒的诱饵，这不是所谓的大计。宋太宗对宋琪等人说：天下的治乱，在于赏赐与功劳相当、惩罚与罪行相当；这样就没有治理不好的。若把赏罚当作装饰喜怒的工具，就没有不乱的。你们要慎重。又对吕蒙正说：凡是士人尚未显达时，看到当世事务有违背义理的地方，心中就会不平；等到身居官位，能够进言提出正确意见、纠正错误意见，就应当把自己的全部见解说出来。即使所说未必全部正确，也应当议论并加以修正，使之符合正道。我本来就不会凭借崇高地位自我矜持，使人不敢进言。《录》说：人君施政，作用在于赏罚；人臣任事，作用在于进献正确意见、纠正错误意见。宋太宗可以说是通晓治道了。然而考察他实际所做的事，难道真能完全如此吗？多逊与赵普本来就不应同时并立。皇帝如果真爱护赵普，就应先除去多逊；即使认为赏罚都由自己决定，谁会说不对呢？可是他却让两人相互构陷，以倾覆廷美，可见皇帝心中其实偏向廷美。这样看来，他不但没有把赏罚当作装饰喜怒的工具，反而连得失的关键也弄错了。自从柴禹锡、汤悦告发变乱之后，今天赏赐告发内侍的功劳，明天又议论堂吏的案件，大小臣工难道没有通晓当世事务的人吗？太师王溥等七十四人却阿谀曲从，使君主陷于不义。这能说是符合正道吗？又岂止是凭借崇高地位自负而已。李沆从年轻时起就器度宏大、志向远大。他的父亲李丙曾对人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做到三公、宰辅。”李沆曾侍奉宋太宗参加曲宴，太宗赞叹他说：“李沆风度端庄凝重，真是贵人。”宋真宗询问治国之道应当如何，李沆首先说：“不要任用轻浮浅薄、刚刚进用而喜欢生事的人，这是最要紧的。”一天夜里，真宗派使者带着亲笔诏书，打算任命刘氏为贵妃。李沆面对使者，举烛烧掉诏书，并附奏说：“只请转告，臣李沆认为这件事不可实行。”于是此事被搁置。《录》说：我看到李沆举烛焚烧诏书的事情，没有一次不感叹文靖公的刚烈风骨。封还诏书尚且是美事，补缀修改也算盛典，何况竟把诏书烧掉呢？如果不是他心胸开阔，见识坚定而不可改变，怎么会不受利害得失的动摇呢？况且刘氏是什么人？论她的家族，极其卑微；论她的技艺，极其低下；论她的姓氏，又十分疏远。正如《诗经》所说：“小小的石头，踩着它很低微”，难道皇帝就不思量吗？可是她禀性机敏，通晓书写，这正是后来政事渐渐开端的根由。李沆的先见，难道只是暗中拒绝像履霜那样微小的征兆，还公开拒绝皇帝如丝纶般的诏旨吗？后来李迪不肯听从，杨亿不肯起草诏制，都是受到这种风气影响而奋起的人。谁说一时的举措不足以关系一个朝代的得失呢？皇帝因为李沆没有密奏，对他说：“人人都有密奏，唯独你没有，这是为什么？”李沆回答：“臣身为宰相，有公事就公开陈说，何必使用密奏？臣下有密奏，不是进谗言，就是献媚。臣一向厌恶这种事，怎么能去仿效呢？” 《录》说：自从萋斐之风盛行，彼此交相构陷的祸患形成以来，再没有什么比密奏更为有害了。最善于欺骗的，莫过于指鹿为马；最善于谄媚的，莫过于指乌为鸾。然而至少还有鹿可以指认，还有乌可以考察，虽然实情欺骗君上，道理上或许还可以勉强说通。至于密封进呈的奏章，开始时踪迹隐秘，没有人知道；到了最后，送出这里、进入那里，凭什么查验取证？岂止是把熏的说成臭的、把白的变成黑的而已。真宗在位时，王钦若、丁谓之流接踵入朝。他们之所以议论李沆，正是因为认为李沆会像这样对待他们。不知道在君子看来，自己处在光天化日之下，尚且担心有一丝一毫的昏暗蒙昧，哪里肯把自己置于偏私之地？小人的心思却不是这样：对自己，不是只求便利就是只求利益；对别人，不是怀怨就是刻薄。要谋利，不靠谄媚就不能进身；有忌恨，不靠谗言就不能排挤。谗言和谄媚，都是人们深恶痛绝的东西，于是小人假托隐密的名义，来施行他们深藏的奸诈。他们还借机胁迫君主，使君主产生无法辨明的细微怒意，又窥探君主心中无法公开说明的隐情。君臣之间，他们自以为这是把胶投进漆中，再没有比这更亲密的了。甚至加上封记，用函章表明，像张开虎翼一样，随着自己的指向而行动，欺骗上天、蒙蔽他人，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又有什么顾忌呢？因此君主的听闻不得不偏颇，信任不得不专一；岂只是个人暗中遭受祸害，朝廷也明显受到扰乱。李沆的这番议论，是万代都应仰望的。张齐贤慷慨有大略，常常把使君主成为圣明之主作为志向。他曾从容地对宋真宗说：“应当推究皇王之道的根本，以及它所以如此的原因。”皇帝说：“朕认为皇王之道没有具体形迹，只要各种事务处理得当、国家趋于治理，就接近皇王之道了。”
录曰：《 大雅》 称：无然畔援，真宗殆未之思乎。夫皇王者；尧舜禹汤文武之谓也。其道允执厥中，惟精惟一之传也。是故存于心而为天德，达于政而为王道。若书传所陈敬天勤民，与夫治人事神，皆其实事，何得为无迹欤。其曰非有迹者，乃茫昧无根之言，荒唐不经之语。惜乎。齐贤开端不竟，徒以为非常之报，而不知典模训诰万世经常之理，非有索隐，行怪希世绝俭，祗在曰用常行之问而已。厥后神道设教之言，果符此论。遂至矫诬饰诈，无所不至，而道之津岸邈乎，远矣。韩琦蚤有盛名，识量英伟，临事喜愠不见於色，居相位再庾大策以安社稷。时朝廷多故，琦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或曰：公所为诚善。万一蹉跌，岂惟身不自保，恐家无处所矣。琦叹曰：是何言耶，人臣当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报不为哉。闻者愧服。其所建请，唯顾义之所在，无适莫心，与富弼并着勋业。故时稻贤相者者。必曰富韩。录曰：琦之知无不为。孟子曰：先得之。其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释一者曰：大臣之计安社稷，亦如小臣之务悦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岂以安危利害动其心哉。若以安危利害动其心，则不足与有为矣。包拯性峭直刚毅，恶吏苛刻，为政务敦厚，虽嫉恶如仇，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以悦人，平生无私书。及知开封，贵戚宦官为之敛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以其笑比黄河清焉。录曰：愚观阎罗包老之谕，由古及今未之有见，亦未之前闻也。然又本於人心，合乎天理。枉者吾所铃错，直者犹能伸之；实者吾所必究，诬者犹能讦之。未有不论是非，罔分曲直，任意肆志而为通进之渊薮也。设若阴府果有阎罗见存，必使善者超升，恶者坠堕。不然，天亦得而罪之，况人乎哉。近世有以风力自居，乃悍然不顾，冥然罔觉，傍视己侧，若瞥无人，不旋踵随，亦云亡然，则不但上帝之谴实，难避阎罗之诛耳。其於关节不到，何尽之有。赵扑为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幸，声称凛然，京师目为铁面。其言务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以谓小人虽小过，当力遏而绝之；君子不幸诠误，当保全爱惜，以成就其德。一时名臣赖以安焉。移梓州路转运使，寻改益州。西蜀地远民弱，吏肆为不法，州郡公相馈饷。扑身先帅之匹马入蜀，一琴一鹤以自随，为政简易，称是长厚清修，人不见其喜愠。日所为事，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者则不敢为也。其政善，因俗施设，猛宽不同。在成都尤为世所称道。神宗每诏郡守，必以扑为言，要参之以惠利为本。晚学道有得，将终与子帆诀，词气不乱，安坐而没。韩琦尝称扑真世人标表，盖以为不可及云。录曰：赵清默之得道也，岂刀圭铅汞之力哉。乃寡欲养心之助，清操绝俗之征。夫人不可以不知也。今夫炼形如稿木，脱展若飘风，孰不曰得道也，而不知无益於人伦世教，徒取偷生苟免。故君子不由也。曷若遗恩在人，蓄德在物，朝野同声，内外无问。若清献者，天地有尽而英爽无穷，宜乎以为不可及也。鲁宗道为右正，言论列无所畏避。真宗尝书殿壁曰：鲁直。盖思念之。及入中书，屡有献替。时明肃太后临朝，尝问唐武后何如主，对曰：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兮请立刘氏七庙，后以问，辅臣不敢对。宗道独进曰：若立刘氏七庙，如嗣君伺。乃止。后尝与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辈先乘舆。宗道曰：夫死从子，妇人之道。后递命辇后。辅政七年，刚正疾恶，贵戚甩事者皆惮之，目为鱼头参政，因其姓且言骨烟也。及薛奎继参政事，性亦刚介，不苟合，遇事敢言。后谒太庙欲被服一表冕，奎曰：必御此，若何为拜。及临崩，帝见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犹数引其衣，若有所属，何也。奎曰：其在一表冕乎。服之，岂可见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敛。录曰：史鱼之秉直，既投而后闻；宗道之骨经，生前而显着。蚓执政之与，练官不相为谋，孰有称鱼头参政者耶。然则明肃之过武台，盖万万矣。虽然二公之谏不费辞说而引义切当，幽冥死生实共赖之。岂本朝之家法有以开之乎，不然何以言行之俱危也。
译《录》说：《大雅》说：“不要这样背离、犹疑。”真宗大概没有认真思考这句话吧。所谓皇王，就是尧、舜、禹、汤、文、武。皇王之道，就是诚信执守中正，以及精诚专一的传承。因此，它存于内心就是天德，落实到政事上就是王道。像《尚书》所说的敬畏上天、勤勉爱民，以及治理人事、祭祀神明，都是实际事务，怎么能说没有形迹呢？所谓“没有形迹”，只是茫昧无根的言论、荒唐不合常理的话。可惜张齐贤的开端没有继续下去，只把它当作非同寻常的应验，却不知道经典、训诰中所讲的，是万世常行的道理，并不需要探寻隐秘、故意行怪以迎合世俗，只在日常生活和通常行为之中罢了。后来“以神道设教”的说法，果然符合这种论断。于是弄虚作假、矫饰欺诈无所不至，而道的渡口和岸边也就遥远了。韩琦很早就有盛名，见识、器量英伟，遇到事情时喜怒不表露在脸上。他两次任宰相，筹划大政，以安定国家。当时朝廷多有变故，韩琦处在危险疑惧之际，凡是知道应做的事没有不去做的。有人说：“您所做的确实很好，但万一失败，岂只是自身不能保全，恐怕连家人也无处安身了。”韩琦叹道：“这是什么话？人臣应当竭尽力量侍奉君主，死生都以此为准。至于成败，那是天命。怎么可以预先担忧不能成功，就因此推辞不做呢？” 听到这话的人都惭愧而心悦诚服。他所提出的建议，只看义理所在，没有偏爱或厌恶之心；他与富弼一同建立了显著功业。所以当时评论贤相的人，必定说“富韩”。《录》说：韩琦凡是知道应做的事就没有不做的。孟子说：“先得到它。”又说：“有安定社稷之臣”，就是以安定社稷为快乐的人。解释这一点的人说：“大臣谋划安定社稷，也如同小臣致力于取悦君主。”对安定社稷这件事念念不忘，怎么会因安危利害而动摇内心呢？如果因安危利害而动摇内心，就不足以和他共同做事了。包拯性情严峻正直、刚强坚毅，厌恶官吏的苛刻行为，处理政务务求敦厚。他虽然嫉恶如仇，却从不以此推及他人，而是用忠恕之道待人；不苟且迎合，也不以虚假的言辞神色取悦别人，一生没有私下书信。等到他主管开封府，贵戚和宦官都因此收敛手脚，官吏百姓不敢欺骗他，连儿童和妇女也知道他的名字，称他为“包待制”。京城因此流传一句话：“关说请托到不了，只有阎罗包老。”人们把他的笑容比作黄河变清一样难得。《录》说：我看“阎罗包老”这句话，从古到今从未见过，也从未听闻。然而它又本于人心，合乎天理。受到冤枉的人，是我所要纠正的；正直的人，即使受屈，也还能使他伸张；真实的事情，是我一定要查究的；诬陷之辞，即使如此，也还能使其被揭发。绝不会不论是非、不分曲直，任意放纵自己的意志，使这里成为通行进身的渊薮。假如阴间果真有阎罗存在，他一定会使善人升入善道，使恶人坠入恶道；否则，连上天也要降罪于他，何况人呢？近世有人以威势自居，竟然蛮横无所顾忌，昏昧而不自觉，旁视身边的人，仿佛旁若无人；不久便随之灭亡。这不仅难以逃避上帝的谴责，也难以逃避阎罗的诛罚。至于关说请托无法通行，其意义哪里有穷尽呢？赵抃任侍御史时，弹劾人不回避权贵和宠臣，声名威严凛然，京城人称他为“铁面”。他进言务求朝廷明辨君子、小人，认为小人即使只有小过，也应当竭力遏制并断绝；君子如果不幸被诬枉，也应保全爱惜，以成就他的德行。一时的名臣都依靠他而得到安定。后来调任梓州路转运使，不久改任益州。西蜀地处偏远，百姓弱小，官吏肆意违法，州郡之间公开互相馈送财物。赵抃亲自走在前面，只带一匹马进入蜀地，随身带一张琴、一只鹤。他处理政务简易，人们称赞他长厚、清廉、自守，别人看不出他的喜怒。他白天所做的事，夜间一定穿戴衣冠、焚香向天禀告；不可以向天禀告的事，就不敢去做。他治理政事善于因应风俗而设置制度，严猛和宽缓各不相同。在成都时尤其受到世人称道。宋神宗每次诏令郡守，必定以赵抃为榜样，要求他们以施惠利民为根本。他晚年学习道术而有所所得，将要去世时与儿子告别，言辞语气不乱，安然坐着去世。韩琦曾称赞赵抃是当世人的表率，大概认为无人能够赶得上他。《录》说：赵清默能够得道，难道是靠刀圭、铅汞的力量吗？其实是少欲养心的助益，是清廉操守超出世俗的证明。人是不可以不明白这一点的。如今有人把形体炼得像枯木，舒展脱离得像飘风，谁不说这是得道了，却不知道这对人伦和世间教化没有益处，只是取得苟且偷生、勉强逃避罢了。所以君子不走这样的道路。哪里比得上把恩惠留在人间，把德行积存在万物之中，使朝廷内外同声称誉、没有间隔呢？像清献公这样的人，天地即使有尽，而他的英气和神采却无穷。因此，理当认为没有人能够赶得上他。鲁宗道任右正言时，进言论事无所畏惧回避。宋真宗曾在殿壁上写下“鲁直”二字，表示思念他。等到鲁宗道进入中书，多次提出正确意见、纠正错误意见。当时明肃太后临朝，曾问唐武后是怎样的君主，鲁宗道回答：“她是唐朝的罪人，几乎危及社稷。”太后沉默不语。有个小臣方仲弓请求为刘氏建立七庙，太后拿这事询问，辅臣都不敢回答，只有鲁宗道进言说：“如果建立刘氏七庙，难道要等嗣君来追究吗？”于是此事停止。后来太后曾与皇帝一同驾临慈孝寺，想让自己的车驾先于皇帝的车舆。鲁宗道说：“丈夫死后随从儿子，这是妇人的道理。”太后于是命令自己的车驾跟在皇帝车舆之后。鲁宗道辅政七年，刚正嫉恶，贵戚中那些专横任事的人都害怕他，称他为“鱼头参政”，因为他的姓氏像鱼头，也说他有鱼骨般的刚硬。等到薛奎接任参知政事，他性情也刚直耿介，不苟且迎合，遇事敢于进言。明肃太后拜谒太庙时，想穿帝王礼服、戴冕旒，薛奎说：“如果一定要穿戴这些，您将怎样行拜礼？”太后临终时，皇帝见群臣哭泣说：“太后病重不能说话，却多次牵引她的衣服，像是有所嘱托，这是为什么？”薛奎说：“大概是在说那套帝王礼服吧。穿着它，怎么可以在地下见先帝呢？”皇帝醒悟，最终让太后穿着皇后礼服入殓。《录》说：史鱼秉持正直，是死后才被人知道；鲁宗道的刚直，则在生前就显著了。假如执政大臣与谏官彼此不相谋合，谁会称他为“鱼头参政”呢？这样看来，明肃太后超过武后，实在远远不止一点。虽然如此，两位公的劝谏都没有费很多辞说，却援引义理，切中事理，幽冥、生死都确实依赖他们的劝谏。难道不是本朝家法有所启发吗？否则，为什么他们的言论和行为都这样危险呢？
传尧俞十岁能文，石介晏朱皆奇之，曰：子精识雅度，文约而理尽。卿，相材也。王安石复与之善甫新法，不便皆极论之。及蔡确之贬，宰执侍从以下罢者七八人，台府为之一空。尧俞曰：确之党其尤者固宜逐，其余可以一切置之。愿陛下於此听之如蚊赢过耳，无使纤微之作以奸太和之气。此圣人所以养至诚而御遐福也。后由谏官补郡，法令有未安者一切遵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谏官有言责郡之守法而已。复拜中书侍郎。神宗与太皇太后日：傅侍郎清直一节，终始不变，金玉君子也。司马光谓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难兼，吾於钦之见焉。雍曰：钦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温，是为难尔。录曰：夫所谓金玉君子者，盖本卫风淇澳，如金如锡，如圭如璧。释之者曰：金锡言其锻炼之精纯，圭璧言其生质之温润。卫武公不得专美於前矣。自是而后，矜而或争，群而或党，豹虎荆棘之场，魑魅蛮髦之俗，君子祇为之砥砺错石，又安能追琢其童，金玉其相乎哉。盖不但可观成德，其於世之升降，道之污隆果乎尽矣。司马光知谏院，以三割子上殿。其一论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唯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臣切见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渊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不复询访利害，尽察得失，一皆可之。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曰月之融光，奋乾刚之威断，则唐虞三代之隆何远之有。其二论致治之道在三：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国家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夫以名行赏，则天下饰名以求功，以文行罚，则天下巧文以进罪。其三论拣军，言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书，其三送枢密院。又进五规，一曰保业，二曰惜时，三曰远谋，四曰谨微，五曰务宽。帝深纳之。录曰：先正朱熹曰：温公可谓智仁勇。他那活国处，是甚次弟，其规模稍大。又有学问，其人严而正。呜呼。观熹所言，则谏院所陈，乃其自得之欤。夫三，达德圣人入道之门也。至於不忧不惑不惧，未尝不倦倦焉。光之所得於天可以为不厚乎哉，肆力於学可以为不笃乎哉。若夫三事五规，施行之次第耳，而君德为之根本。《中庸》不云，所以行之者，一也。然则光之存诚有自也已。及哲宗立，以光为尚书左仆射，时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将宗之法犹在，西夏未降。光叹曰：四害未除，吾死不暝目。折简与吕公，着曰：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既而诏免朝觐，许乘肩舆，三曰一入省。光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以视事。韶令子康扶入对。辽人闻之，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公矣。慎无生事开边隙。时两官虚己以德，光亦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狗社稷，躬亲无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赢，举诸葛食少事多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录曰：吕献可之将卒也，手书属司马公，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司马公之将卒也，折简与吕公着，曰：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二公之正终略相同者，由其所存之合一也。《易》曰：王臣骞骞，匪躬之故。至是鞠躬尽瘁而后已矣。一息尚存，殉国之心不容少懈，安得不谆谆如梦中语耶！熙宁时，帝以灾变避正殿，臧膳彻乐。王安石言于帝曰：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富弼在道，闻之叹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诤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明其决不然者。及入对又言：君子小人之进退，系王道之喜怒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俭得志。又今中外之务，渐有更．张，此必小人献说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性喜动作生事，其问有所希觊。若朝廷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录曰：以帝之摇夺而有弼之正言，譬则聋者而尚提其耳，瞽者而尚责其明。然犹不废录者，时有不同，理无竟息。天不足畏，而天之理可畏。人不足恤，而人之心当恤。一人之喜怒不可凭，而百官万民之喜怒可凭。一时之用合不可信，而天下后世之用舍可信。若以为无益而遂弃之，则万古如长夜矣。
译傅尧俞十岁就能作文，石介、晏殊、朱等人都认为他非同寻常，说：“你见识精到，风度高雅，文章简约而道理完备。你是宰相之才。”王安石又与他友善。新法刚开始时，凡是不便民的事情，傅尧俞都极力加以批评。蔡确被贬后，宰执、侍从以下被罢免的有七八人，台府因此几乎空了。傅尧俞说：“蔡确一党的首要人物，固然应当驱逐；其余的人可以一概搁置。希望陛下对这些事像蚊虫飞过耳边一样听过就算，不要让细小的事情破坏太和之气。这正是圣人培养至诚、招致长久福祉的办法。”后来他由谏官补任地方郡守，法令中有不安妥的地方也一概遵行，说：“君子安处于自己的职位而行事；谏官有进言的责任，郡守只有守法而已。”后来再次任中书侍郎。神宗对太皇太后说：“傅侍郎清廉正直，始终不变，是金玉般的君子。”司马光对邵雍说：“清廉、正直、勇敢这三种德行，人们很难兼备，我在钦之身上看到了。”邵雍说：“钦之清廉而不炫耀，正直而不激烈，勇敢而能温和，这才是难得的地方。” 《录》说：所谓“金玉君子”，大概本于《卫风·淇澳》所说的“如金如锡，如圭如璧”。解释这句话的人说：金和锡，是说经过锻炼而精纯；圭和璧，是说天生资质温润。这样一来，卫武公就不能独自享有前人的美誉了。自此以后，有人矜夸而争斗，有人结群而党同，身处豹虎荆棘的场所，面对魑魅蛮髦的风俗，君子只能成为磨刀石，又怎么能够雕琢他们的本性，使他们成为金玉般的品格呢？这不只是能不能成就德行的问题，也确实关系到世道的升降、道德的盛衰。司马光任知谏院时，带着三篇奏札上殿。其中第一篇论述君主的德行有三项：仁、明、武。仁，不是抚慰姑息的意思；兴起教化、整治政治、养育百姓、使万物获利，这才是君主的仁。明，不是烦琐苛刻、暗中窥察的意思；懂得道义，认识安危，辨别贤愚，分清是非，这才是君主的明。武，不是刚强暴戾的意思；只要合乎道义所在，就果断决定而不迟疑，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改变，这才是君主的武。臣私下看到陛下推诚待人、端坐深沉，群臣各自按照自己的意见陈奏，却不再询问事情的利害、详察得失，一概予以认可。希望陛下发挥天性中至高的仁德，扩展如日月般的光明，振奋乾刚的威断，那么唐虞三代的盛治还会有多远呢？第二篇论述达到治理的办法有三项：任用官员、诚信赏赐、一定实行惩罚。国家只取名声而不取实际，只惩罚表面文字而不追究本意。若依据名声来行赏，天下人就会粉饰名声以求功劳；若依据文辞来行罚，天下人就会巧饰文辞以逃避罪责。第三篇论述拣选军队，认为养兵务求精练，不在于数量多。皇帝把第一篇留在宫中，将第二篇送给中书省，第三篇送给枢密院。他又进呈《五规》：一是保业，二是惜时，三是远谋，四是谨微，五是务宽。皇帝深深采纳了这些意见。《录》说：前代正人朱熹说：“温公可以说是智、仁、勇兼备。他使国家存活的地方，是他的什么次第？他的规模稍微大一些；又有学问，这个人严肃而正直。”唉！看朱熹所说，那么司马光在谏院所陈述的，正是他自己所得的吗？智、仁、勇这三种德行，是通达之德，也是圣人进入道的门径。至于不忧、不惑、不惧，他未尝不勤勉追求。司马光从天性中所得的，难道可以说不厚重吗？他用力于学习，难道可以说不笃实吗？至于三事、五规，只是施行时的次第，而君主之德是它们的根本。《中庸》不是说过，实行这些的根本只有一个吗？这样看来，司马光守存诚心，是有根源的。哲宗即位后，任命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当时他已经得病，青苗法、免役法等新法仍在，西夏也还没有降服。司马光叹息说：“四种祸害还没有除去，我死了也不能闭眼。”他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体交给医生，把家事交给愚钝的儿子，只有国事还没有托付，现在把它托付给您。”后来诏令免除他朝见，允许他乘肩舆，每三天入省一次。司马光不敢接受，说：“见不到君主，就不能处理政务。”于是下令让他的儿子司马康扶他入朝应对。辽人听说后，命令边吏说：“中原的宰相是司马公。谨慎行事，不要制造事端、开启边境间隙。”当时君臣双方都虚心相待，以德相处，司马光也看到自己的言行和计策都被采纳，便想以自身报效社稷，亲自处理政务，不分昼夜。宾客见他身体消瘦，拿诸葛亮食少事多来劝戒他。司马光说：“死生由命。”于是更加努力。病势危急时，他已经不能清醒自持，却还在梦中喃喃自语，所说的全是朝廷和天下的事情。《录》说：吕献可将要去世时，亲手写信嘱托司马公说：“天下的事情还可以有所作为，君实勉力而行。”司马公将要去世时，写信给吕公著说：“国事还没有托付给人，现在把它托付给您。”两位公的正直最终大致相同，是因为他们内心所存的道理相合。《易经》说：“王臣勤勉不息，不是为了自身。”到这里，他们都是鞠躬尽瘁而后已。一息尚存，殉国之心就不容稍有懈怠，怎么能不在梦中还喃喃嘱咐呢？熙宁年间，皇帝因为灾异而避居正殿，撤去膳食，停止音乐。王安石对皇帝说：“灾异都是天数，并不是人事得失所造成的。”富弼在路上听到这话，叹息说：“君主所应畏惧的，是上天。若不畏天，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这一定是奸人想要进献邪说，动摇皇上的心，使辅弼、谏诤之臣无从施展力量。这是治乱的关键，不能不赶快挽救。”于是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以及古今传记、人情事理，说明灾异绝不是与人事无关。入朝应对时，他又说：“君子、小人的进退，关系到王道所依据的喜怒，以及任用或舍弃。陛下喜欢派人窥察外面的事情，所以奸佞小人得以得志。如今朝廷内外的事务渐渐有变更张弛，这一定是小人向陛下进献了说法。大抵小人的本性喜欢动作、生事，心中有所希求。如果朝廷保持安静，事情都有常规，小人还有什么可以指望呢？” 《录》说：皇帝既然动摇不定，而富弼又有正直的言论，这就好比对聋子还要提着他的耳朵，对盲人还要责怪他看不见。然而仍然不能因此废弃进言记录，因为时势虽有不同，道理却不会永远停息。上天本身未必值得畏惧，但上天的道理值得畏惧；百姓本身未必都值得体恤，但百姓的心应当体恤。一个人的喜怒不能作为依据，百官万民的喜怒却可以作为依据；一时的任用和舍弃未必可信，天下后世对于任用和舍弃的判断却可以相信。如果认为进言没有益处就抛弃它，那么万古都将如同长夜。
王安石执政，皆以为得人，吕诲独言其不通时事，大用之则非所宜，将内适。司马光亦诣经筵，密问今曰所言何事。诲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光愕然曰：众喜得人，奈何论之。诲曰：君实亦为是言耶。此人虽有时名，然好一执偏见，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一则美，施於用则疏。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乃上疏曰：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赛慢上，阴贼害物。今略数十余事，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毗情伪不得知邪。正无复辩，大奸得路，辟阴汇进，贤者尽去，则乱由是生。臣窃忧之。恨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录曰：君子之立言也，而可忽哉。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骞慢上，阴贼害物。斯四言者曲尽安石之底蕴，天下万世莫能掩矣。然则安计其听与不听，行与不行哉。若祗称其先见，则李师中亦预识之，不但献可而已然也。师中始仕州县，邸状报包拯参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师中曰：包公何能为今鄞县令。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孰，他曰乱天下叉斯人也。后二十年言乃信，盖又先於吕诲矣。范纯仁奏：安石拮克财利，民心不宁。《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帝曰：何谓不见之怨。对曰：杜牧所谓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论事宜，为朕条陈古今治乱可为监戒者。遂作《尚书解》以进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事。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探究而力行之。及行均税法於六路，复言：臣尝亲奉德音，欲修先王补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输之法，而使小人为之拮克，生灵敛怨生祸。安石以富国强兵之卫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上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己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不听。纯仁每上疏激切，帝悉不付外，至是尽录申中书。．安石大怒，乞加重贬，帝曰：彼无罪，姑与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录曰：新法言多矣，未有若纯仁之亲切也。且以牧之之言何为而发乎。盖秦之用鞅，即帝之用石也；石之致用，即鞅之学衍也。其曰：论至德者不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即石之执拗不通也。又曰：常人安於故俗，学者溺於见闻，即石之违众自异也。孳孳为利，至於剥民之膏，尽民之力，民之怨之奚啻若自其口出乎。故以牧之之论秦者而论石，卒以蠹国叛道，民不，乐生，而夷狄之祸亦不旋踵，其与亡秦之辙相去无几噫。可恨哉。时久旱岁饥，征敛苛急，束北流民扶携塞道，赢疾愁苦，每风沙霾，瞪身无完衣，并城民买麻佩麦麸合米为糜，加木实草根，至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值光州司法参军郑侠监安上门，乃绘为图奏言：陛下南征北伐，皆有胜捷之势作图来上，料无以天下忧苦，父母妻子不相保，迁移困顿，遑遑不给之状为图而献者。臣谨按安上门，逐曰：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眼亦可流涕，况於千里之外哉。陛下观臣之图，以行臣之言，一日不两乞，斩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内。是久寝不能寐。翌日命开封体放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三卫具熙河所用兵，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罢，凡十八事。民闻之，灌呼相贺。侠仍取唐魏征、姚崇、宋璟、李林甫、卢杞传为两轴，题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类为书献之。台史杨忠信谒侠曰：御史缄默不言，而君上书不已，是言责在监门，而台中无人也。取怀中名臣谏疏二帐授侠，曰：以此为正人助。录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侠可谓出位矣。夫言有好恶之异，图据见闻之真。侠也，其人宁辞检讨之任而就监门之官，其志盖可知而言非孟浪也。死者在於斯须，故不吝百方以助效；焚者在於目睫，又何惜一死以就。安帝已寝不能寐，犹迷而不复，何耶。卒使英州之芳流於后世，汴州之祸惨於当时。君子要不可以微职拒之也。徽宗时，陈禾为右正言，童贯与黄经臣、卢航表裹为奸。禾曰：此国家安危之本，吾任言责，不言可乎。遂上疏劾贯估宠弄权之罪。论表未终，帝拂衣起。禾引帝请毕其说，衣倨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岂惜碎首。此曹今日受富贵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祸。言愈切。帝变色曰：卿能如此，朕复何忧。内侍请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录曰：闻补裒阙矣，未闻落帝锯也。落帝锯可录欤。宋之祸始於安石、惠卿，终於童贯、王龄裒职，至是灭裂破碎，虽有仲山甫之臣莫之能措矣。
译王安石执政时，众人都认为得到了合适的人才，只有吕诲说他不通晓时务，大用他并不合宜，恐怕会使国家内部陷入困顿。司马光也到经筵，暗中询问吕诲今天想说什么。吕诲说：“袖中这篇弹劾奏文，是弹劾新任参知政事的。”司马光惊讶地说：“众人都庆幸得到了人才，你为什么要弹劾他？”吕诲说：“君实你也这样说吗？这个人虽然有一时的名声，却喜欢固守偏见，轻信奸邪反复的人，喜欢别人谄媚自己。他说话时听来句句漂亮，真正施用起来却空疏。把他置于宰辅之位，天下一定会受他的祸害。”于是上疏说：“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王安石表面显得朴实粗野，内心却藏着巧诈；骄傲自大，轻慢君上，暗中残害万物。现在略举数十件事，实在担心陛下喜爱他的才辩，长久依赖他，却无法知道他的真实情状。这样正道就不再有人申辩，大奸得以当道，邪僻之人相继进用，贤者全部离去，祸乱就会由此产生。臣私下忧虑，恐怕使天下苍生受害的，必定就是这个人。” 《录》说：君子立言，难道可以忽视吗？“表面显得朴实粗野，内心藏着巧诈；骄傲自大，轻慢君上；暗中残害万物。”这四句话把王安石的内情完全揭示出来，天下万世也不能掩盖。这样看来，难道只应计较王安石听不听、实行不实行吗？如果只称赞吕诲有先见，那么李师中也早已预先看出这一点，不只是提出正确意见而已。李师中起初任州县官时，府邸文书报告包拯任参知政事。有人说朝廷从此会多事，李师中说：“包公能对今天的鄞县令做什么呢？”王安石眼白很多，很像王孰，他又说：“将来扰乱天下的也是这个人。”二十年后，这些话果然应验，他的先见还在吕诲之前。范纯仁上奏说：“王安石刻薄地聚敛财利，民心不得安宁。”《尚书》说：“怨恨难道是因为明处看不见吗？应当察看它。”皇帝问：“什么叫看不见的怨恨？”范纯仁回答：“就是杜牧所说的‘不敢说却敢于愤怒’。”皇帝说：“你很善于论述政事，应为朕分条陈述古今治乱中可以作为鉴戒的事情。”于是范纯仁写成《尚书解》进呈，所说都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事。他说：“治理天下，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一原则。希望陛下探究并努力实行。”等到朝廷在六路实行均税法，他又进言：“臣曾亲自听到陛下的教诲，原想修明先王的助民之政；如今却仿效桑弘羊均输法，让小人借机刻薄聚敛，使百姓积累怨恨而产生祸乱。王安石以富国强兵的说法启发皇上，只想求取眼前功效，忘记了自己过去所学。实行法令就称许商鞅，谈到财利却违背孟轲；鄙视老成而说他们因循守旧，抛弃公论而说那是流俗，把不同意自己的人视为不肖，把合乎自己心意的人视为贤人。”皇帝不听。范纯仁每次上疏都激切直言，皇帝全都不交给外朝处理；到这时，才全部记录下来交给中书省。王安石大怒，请求加重贬斥。皇帝说：“他没有罪，姑且给他一个好地方。”于是任命范纯仁知河中府。《录》说：论述新法的言论很多，没有像范纯仁这样亲切恳切的。况且杜牧为什么要发表那些话呢？因为秦国任用商鞅，就如同皇帝任用王安石；王安石推行的办法，就是商鞅学说的延续。杜牧说：“论述至高德行的人不同于世俗所成就的功业，建立大功的人不向众人谋划”，这正说中了王安石固执而不通达。杜牧又说：“普通人安于旧俗，学者沉溺于见闻”，这正说中了王安石违背众人、标新立异。他孜孜不倦地追逐利益，以至于剥夺百姓的脂膏、耗尽百姓的力量，百姓对他的怨恨哪里只是从口中说出来那么简单？所以，把杜牧论秦国的话用来评论王安石，最终看来，他是在蛀蚀国家、背叛正道，使百姓不以生存为乐，而夷狄的祸患也紧接着到来；这与秦国灭亡的旧路相差不远了。可恨啊！” 当时长期旱灾，年成饥荒，征收赋税苛刻急迫。河北、山东的流民扶老携幼，堵塞道路，瘦弱疾病、忧愁困苦；每逢风沙霾雾，身体都没有完整的衣服。城边百姓买麻、佩麦麸，与米混合煮成粥，还加入木实、草根；甚至有人身上带着枷锁镣铐，背着瓦片，揭取木材出卖来偿还官府，接连不断。正好光州司法参军郑侠监视安上门，于是画成图进奏说：“陛下南征北伐，都有胜利的形势和图画送上来，却没有人把天下百姓忧苦、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迁徙困顿、惶惶不安而衣食不继的情状画出来进献。臣谨按察安上门，每天把所见画成一幅图，百幅也不及其中一幅；只要经过圣上的眼睛，也足以使人流泪，何况千里之外的百姓呢？陛下如果看了臣的图而采纳臣的话，若一天之内不下两次诏令请求施行，就斩臣以惩治欺骗君主的罪。”奏疏上呈后，皇帝反复观看图画，长叹了好几次，把图藏在袖中带入内宫。这一夜他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命开封府体察放免行钱，三司察看市易法，司农寺开常平仓，三卫准备熙河一带所需的军队，命各路报告民众流散的情况。因此青苗法、免役法暂且停止追呼，方田法、保甲法一并罢废，共罢了十八件事。百姓听说后，欢呼着互相庆贺。郑侠又取唐代魏征、姚崇、宋璟、李林甫、卢杞的传记，制成两轴，题作“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他又把当时在位的大臣画在图旁。那些暗中与李林甫相合、后来却反过来攻击姚崇、宋璟的人，也各自按照类别写成册子进献。台史杨忠信拜访郑侠说：“御史缄默不言，而您不断上书，这是说进言的责任在监门官身上，御史台中却没有人了。”于是从怀中取出两册名臣谏疏交给郑侠，说：“用这些来帮助正人。” 《录》说：君子思考问题不超出自己的职位，郑侠可以说是超越职位了。进言有好恶不同，图画则依据亲眼所见而真实。郑侠这个人，宁可辞去检讨的职任而去做监门官，他的志向由此可知，而他的言论并非轻率。灾祸迫在顷刻之间，所以不吝惜各种办法来帮助成事；焚烧已经逼近眼前，又何惜牺牲一死来成就它？皇帝已经因这件事整夜不能入睡，却仍然迷惑而不能醒悟，这是为什么呢？最终使英州留下芳名于后世，却使汴州在当时遭受惨祸。君子总不应因为职位微小而拒绝他的进言。宋徽宗时，陈禾任右正言。童贯与黄经臣、卢航表里为奸。陈禾说：“这关系国家安危的根本，我负有进言的责任，难道可以不说吗？”于是上疏弹劾童贯专擅宠幸、玩弄权力的罪行。奏疏还没有说完，皇帝便拂袖起身。陈禾拉住皇帝，请求让他把话说完，结果皇帝的衣服被扯得脱落。皇帝说：“正言扯破朕的衣服了。”陈禾说：“陛下不惜衣服被扯破，臣难道会吝惜头颅被撞破吗？这些人今天享受富贵的利益，陛下将来却要承受危亡的祸患。”他的言辞更加激切。皇帝变了脸色说：“你能这样直言，朕还有什么忧虑？”内侍请皇帝换衣，皇帝拒绝说：“留下它来表彰直臣。” 《录》说：听说过补正皇帝的过失，却没有听说过扯落皇帝的衣襟。扯落皇帝的衣襟，也可以记载下来吗？宋朝的祸患开始于王安石、吕惠卿，终于童贯、王黼等人专擅职权；到了这时，国家已经破碎崩裂，即使有仲山甫那样的大臣，也没有人能挽救了。
李若水为吏部侍郎，钦宗再如。金师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诋其人为狗荤，金人曳出系之仆于地。枯没喝令曰：必使李侍郎无恙。若水绝不食。或勉之曰：事无可为，今日顺从，明日富贵矣。叹曰：天无二日，吾宁有二主哉。其仆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归觐。若水叱之曰：吾不顾家矣。忠臣事君有死无二，但亲老恐惊徐言之可也。及议立，张邦昌复召若水计事，因历数骂之，监军挝破其唇，至裂颈断舌而死，时年三十五。金人相与言曰：辽国之亡，死义者十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而已。刘干为资政殿学士，金之入真定也，父老号呼曰：使刘资政在，镇岂有此祸。呵金人益知其名，必欲之。及京师陷，给至金营。金以其国仆射韩正馆给于城南寿圣院，谓之曰：国相知君，今用君矣。给曰：偷生以事二姓，死不为也。正曰：军中议立异姓，欲以君为尚书。仆射得以家属行。与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贵。给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归书片纸言其事，使亲情持归报其子。子羽等即沐浴一更衣，酌卮酒而镒。金人叹其忠，痉之寺南冈上，凡八十日乃就饮，颜色如生。录曰：南朝李侍郎，真定刘资政，民到于今称之。下视邦昌、刘豫不啻唾去之矣，何足言几。弘道录卷之十五竟＃１『也』 原作『地』 ，据文义改。弘道录卷之十六义君臣之义高宗绍兴元年，召李纲为尚书右、仆射。上疏曰：兴衰拨乱之主，非英哲不足以当之。惟其英，故用心刚，足以莅大事，而不为小故之所摇。惟其哲，故见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为小人之所问。在昔，人君体此道者，惟汉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艺祖太宗。愿陛下以为法。录曰：纲之言英哲也，岂无所见哉。就帝之初服观之，寇戎方将，奋然请往，可以为英矣；次机仓卒，定升式微，可以为哲矣。惜乎中人之性溺於宴安，逢君之徒志於苟且，有纲之贤而不能竟其用，有张韩刘岳之将而莫能毕其功，以至於汪黄、秦桧小人之徒匿意恣情，无所不至，而不知高光数主椰榆於地下久矣。孰谓纲非先见乎哉。及纲至行在，奏曰：金人不道，专以诈谋取胜，中国不悟，一切堕其计，中赖天命未改。陛下总师於外，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内修外攘，还二圣而抚万邦，责在陛下与宰相。臣自视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之，意乞追寝成命。帝曰：朕知卿忠义智略久矣。其勿辞。纲顿首泣谢，且言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壳，皆中一时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听。陛下度其可行者赐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议国是，江曰议巡幸，三曰议赦令，四曰议僭逆，五曰议伪命，六曰议战，七曰议守，八曰议本政，九曰议久任，十曰议修德。翌曰班议於朝，惟僭‘逆、伪命二事留中。录曰：宋高宗之不足与有为也。夫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固，汉高之大略；而诛韦斩关以谋匡复，亦唐玄之英武也一。宋室之仇，一时纵未可复，盍不曰邦昌桃上向乎。夫邦昌之罪上通於天，其污戚我斧，康腥秽我朝，宁迹其恶，逆犬竞且犹不堪,何吝吾之一刃耶。十事之中，此为最要，乃上下名分所关，生民纲纪所赖。帝秘而不．发，将何待耶。可以见畏懦不君之甚。虽以纲之争执，亦不过止於投篡，固未能声其罪於天下也。不旋踵问，刘豫蹈其故辙，偃然南面坐，命其子以伐宋国，异於诛韦灭项者矣。此南宋之所以终於无震也。李纲又言曰：今国势不违靖康问，然而可为者。陛下英断於上，草臣辑睦於下，庶几靖康之弊可革，而中兴可图。然非有规模而知先后缓急之序，则不能以成功。夫外御强敌，内销贼盗，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诚号令以感人心，信赏罚以作士气，择帅臣以任方面，选监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后可以问罪金人，迎还二帝。此谓规模也。至於所当急而先者，则在於料理河北河束。盖河北河束者，国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后中原可保，束南可安。今河束失者，恒代、太原、泽涤、汾晋，余郡犹存；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怀、卫、浚四州，其余二十余郡皆为朝廷守。两路士民兵将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坚，皆推豪杰以为首领，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朝廷不因此时置司，谴使以恩慰抚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粮尽力疲，坐受金人之困。虽怀忠义之心，援兵不至，危迫无告，必且愤怨朝廷，金人因得抚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朝抚司，河束置经制司，择有才略者为之使，宣谕天子恩德，所以不忍弃两河於敌国之意。有能全一州复一郡者以为节度，防御团练，使如唐方镇之制，使以自守。非惟绝其从敌之心，又可资其御敌之力。最今曰之先务也。帝善其言，问谁可任者，纲以张所及傅亮荐焉。
译李若水任吏部侍郎时，宋钦宗第二次到金营。金军逼迫皇帝更换服装，李若水抱住皇帝哭泣，斥骂金人为狗类。金人把他拖出去捆绑起来，摔倒在地。金军将领喝令说：“一定要使李侍郎平安无恙。”李若水坚决不吃东西。有人劝他说：“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今天顺从，明天就能得到富贵。”李若水叹道：“天上没有两个太阳，我难道能有两个君主吗？”他的仆人也安慰劝解说：“您的父母年事已高，如果稍微屈服，也许还能回去拜见一次。”李若水斥责他说：“我已经不顾家了。忠臣侍奉君主，有死而无二心；只是父母年老，恐怕惊动他们，委婉地说一说也可以。”到讨论另立皇帝时，张邦昌又召李若水商议事情，李若水于是历数罪行辱骂他。监军把他的嘴唇打破，直到颈部裂开、舌头断裂而死，时年三十五岁。金人相互说道：“辽国灭亡时，死于义的人有十几个；南朝只有李侍郎一人而已。”刘豫任资政殿学士。金军攻入真定时，父老哭喊说：“假如刘资政在这里，真定怎么会有这种祸患？”金人因此更加知道他的名声，必定要得到他。京师陷落后，刘豫被送到金营。金人把他交给本国仆射韩正，安置在城南寿圣院，对他说：“我国宰相知道您的才名，现在要任用您。”刘豫说：“苟且偷生来侍奉两个姓氏的君主，我死也不做。” 韩正说：“军中正在商议另立异姓，想任命您为尚书。仆射可以带着家属一起行动。与其和同伴一起死，不如向北去取得富贵。”刘豫仰天大喊：“竟有这样的事吗？”于是写了一封信在一张纸上说明这件事，让亲属带回去给他的儿子。刘豫的儿子刘麟等人当即沐浴、更换衣服，斟满酒杯后自缢。金人感叹他们的忠诚，把他们埋葬在寺南冈上；过了八十天尸体才下葬，面色仍像活着一样。《录》说：南朝的李侍郎、真定的刘资政，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们。往下看张邦昌、刘豫之流，不过像唾弃他们一样，哪里值得一提呢？《弘道录》第十五卷完。＃1“也”字，原作“地”，根据文义改正。《弘道录》第十六卷。义。君臣之间的义理。宋高宗绍兴元年，召李纲任尚书右仆射。李纲上疏说：“扶危定乱、使国家兴盛的君主，不是英明睿哲之人不能担当。因为英明，所以用心刚强，足以处理大事，不会被小事动摇；因为睿哲，所以明辨善恶，足以任用君子，不会被小人左右。从前能体行此道的君主，只有汉高祖、汉光武帝、唐太宗，以及本朝的宋太祖、宋太宗。希望陛下以他们为榜样。” 《录》说：李纲所说的英明睿哲，难道没有根据吗？从皇帝刚即位时的表现看，外敌正要入侵，他奋然请求前往，可以说是英明；在仓促危急之际，稳定局势、使衰微的国势振作起来，可以说是睿哲。可惜中等人的本性沉溺于宴饮安逸，迎合君主的人只求苟且，有李纲这样的贤才却不能始终任用，有张所、韩世忠、刘光世、岳飞这样的将领却不能让他们完成功业，以至于汪伯彦、黄潜善、秦桧等小人藏匿私意、放纵情欲，无所不为，却不知道汉高祖、光武帝等几位君主在地下嘲笑他们已经很久了。谁能说李纲不是有先见之明呢？李纲到了行在，奏说道：“金人不行正道，专门凭借诈谋取胜；中原却没有醒悟，一概落入他们的计谋，幸亏上天的命运还没有改变。陛下在外统率军队，受到天下臣民的推戴。内修政事、外御强敌，迎回二圣、安抚万邦，责任在陛下和宰相。臣自视有所欠缺，不足以承担这一委任，私下请求追还并搁置成命。”皇帝说：“朕知道你的忠义和智略已经很久了，你不要推辞。”李纲叩头哭泣致谢，并说：“唐明皇曾想任命姚崇为宰相，姚崇提出十件要求，件件切中当时的弊病。如今臣也以十件事仰求圣听。请陛下衡量其中可以实行的，赐令施行，臣才敢接受任命。第一，议论国是；第二，议论巡幸；第三，议论赦令；第四，议论僭逆；第五，议论伪命；第六，议论战争；第七，议论防守；第八，议论根本政务；第九，议论长期任用；第十，议论修养德行。”第二天在朝廷公布讨论，只有僭逆、伪命两件事被留在宫中。《录》说：宋高宗是不足以共同成就大事的。明白对方是贼敌，才可以坚定地制服他，这是汉高祖的大略；诛杀韦后、斩断关隘以谋求恢复，也是唐玄宗的英武。宋室的仇敌，即使一时还不能恢复，为什么不说张邦昌已经在殿上朝南而坐了吗？张邦昌的罪行上通于天，他玷污了宗室，污染了朝廷，宁可追究他的罪恶，哪怕是逆犬也不能容忍，为什么吝惜我们的一刀呢？十件事中，这件事最为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上下名分，也是百姓纲纪所依赖的。皇帝却把它秘密压下而不发出，要等待什么呢？由此可见他畏缩懦弱、不像君主到了极点。即使凭李纲的争辩，也不过止于请求诛杀，终究不能向天下声讨张邦昌的罪行。不久之后，刘豫又踏上张邦昌的旧路，安然面南而坐，命令他的儿子讨伐宋国，这与诛杀韦后、消灭项羽相比，完全不同。这就是南宋最终没有振作起来的原因。李纲又说：“如今国家的形势虽然还没有超过靖康年间，但仍然有可以作为的地方。陛下在上面英明决断，群臣在下面和睦协力，也许靖康以来的弊病可以革除，中兴大业可以谋划。然而如果没有规划，也不知道先后缓急的次序，就不能取得成功。对外抵御强敌，对内消灭盗贼，整顿军政，改变士风，充裕国库财用，减轻百姓负担，改革弊法，裁省冗官，确实发布号令以感动人心，诚信实行赏罚以振作士气，选择将帅任职一方，选拔监司、郡守来奉行新政，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用来治理自身的事情。政事修明以后，才可以向金人问罪，迎回二帝，这叫作规划。至于应当优先处理的急务，就在于治理河北、河东。河北、河东是国家的屏障。治理稍有成效，然后中原可以保全，东南可以安定。如今河东失陷的，有恒州、代州、太原、泽州、潞州、汾州、晋州，其他郡还保存着；河北失陷的，不过真定、怀州、卫州、浚州四州，其余二十多个郡都还在朝廷手中。两路的士民和将士拥戴宋朝，心志非常坚定，都推举豪杰作为首领，多的有数万人，少的也不少于万人。朝廷若不趁此时设置机构，派使者用恩德安抚他们，分派军队援救他们的危急，臣恐怕粮食耗尽、力量疲惫，只能坐受金人的困厄。” 他们虽然怀有忠义之心，但援兵不到，危急逼迫而无处申诉，必然会怨恨朝廷；金人便可趁机抚慰并利用他们，而他们本来都是精兵。不如在河北设置招抚司，在河东设置经制司，选择有才略的人担任使者，宣扬天子的恩德，说明朝廷不忍把两河抛弃给敌国的心意。有人能够保全一个州、收复一个郡，就任命他为节度、防御、团练等使，让他像唐代方镇那样自行防守。这样不但可以断绝他们投靠敌人的念头，还可以借助他们抵御敌人的力量。这是今天最先要办的事情。”皇帝认为他说得好，询问谁可以担任，李纲推荐张所和傅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