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三十

译我说：仁宗任用富弼为宰相时，富弼曾说：“用虚浮的礼节来尊崇我，不如用至诚来推重我。”如今看皇帝允许他乘舆到殿、坐谈而不拜，这就是所谓礼；他进谏，皇帝便采纳，他发言，皇帝便听取，这就是所谓诚。以皇帝即位之初来说，政治正如太阳初升，而富弼辅佐他，成效正如草木正在生长。真是针对弊病的良药、立即见效的针砭啊！可惜为什么竟不是这样呢？皇帝把富弼沛然的气势转变成默然的回应，虚礼虽然隆重，推诚却还没有达到。看两位皇帝与富弼的问答，他们的得失真有天壤之别。哲宗元祐元年，下诏任太师文彦博为平章军国政事，当时他已经八十一岁。文彦博历事四朝，担任将相五十年，声名传遍四方。契丹使者耶律永昌来聘，远远在殿门外看见他，退立改容说：“这就是文彦博公。”问他的年纪，说：“怎么还这样健壮？”苏轼说：“使者只看见他的容貌，还没有听到他的言语。他综合处理各种政务，即使精明干练的年轻人也有不如他的地方；他贯通古今，即使专门名家也有赶不上的地方。”使者拱手说：“真是天下奇异之人。”西边有一匹名马，文彦博向边吏请求，想把它馈赠给使者，诏令准许了。他受到外国敬重竟达到如此程度。到了这时，司马光说：“他是德高望重的元老，应当起用来辅佐皇帝。”宣仁太后于是作出这一任命，特别提高他的礼遇，命他位列宰相之班。皇帝每月六日一朝，两个月到经筵一次，古今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当时文彦博回答皇上，态度十分安详；进士唱名时，他侍立到结束，皇上多次退让说：“太师稍稍休息。”文彦博叩头谢恩后仍站立，直到离去。后来程正叔担任侍讲，以老师自居；每次侍奉皇上，神色都非常庄重，并且接连讽谏，皇上很敬畏他。有人对程正叔说：“您看文彦博公怎么样？”程正叔说：“文彦博是三朝大臣，侍奉年幼的君主，不得不恭敬。” “我以平民身份做皇上的老师，他岂敢不自我尊重？这就是我与他不同的地方。” 我说：孟子说：“曾子是老师，也是父兄；子思是臣，是卑微的臣。”曾子、子思如果互换处境，也都会这样。因此，假如让文彦博公担任程正叔的职务，他一定不肯废弃坐着讲学的礼仪；让程正叔处在文彦博公的位置上，又哪里能够改变一向敬慎的常态呢？苏轼任翰林学士时，每次在经筵进读，到了谈论政治的治乱、国家的兴衰、邪正和得失之处，总是反复开导，希望能够有所启发和觉悟。他曾经值宿于禁中，皇帝在便殿召见他。太皇太后问：“你现在担任什么官？”他回答：“待罪翰林。”太皇太后问：“你凭什么到了这里？”他回答：“承蒙太皇太后和皇帝陛下知遇。”太皇太后说：“不是。难道是大臣推荐你吗？”他回答：“也不是。”苏轼惊讶地说：“臣虽然没有才能，也不敢从其他途径进身。”太皇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一定感叹说：‘奇才！奇才！只是还没来得及任用你罢了。’”苏轼不觉失声痛哭，太皇太后和皇帝也哭了，左右侍从都感动流泪。不久，命他入座并赐茶，又撤下御前的金莲烛，送他回翰林院。程颐请求到崇政殿、延和殿讲读，上疏说：“臣近来说迩英殿渐渐炎热，只请求到崇政殿、延和殿听讲。顾临认为在延和殿讲读不可行，臣料想他的意思，不过是说讲官不可在殿上坐着，以尊重君主为理由罢了。臣不必远引他事，只以本朝旧例来说：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讲《易》，真宗命崔颐正讲《尚书》、邢禺讲《春秋》，都在殿上。当时仍然是坐着讲学；站着讲学的礼仪，是从明肃太后的意思开始的。这又是祖宗尊崇儒学、重视道统的盛举，哪里只是子孙应当效法，实在是万世帝王都应当效法的。如今世俗之人只会说尊君的话，却不知道尊君的道理。君主只有道德越高，才越受尊崇；如果说的是权势和地位，那已经崇高到了极点，尊严也到了极点，不能再增加了。” 我说：程颐议论坐着讲学，令人凛然感到正直；苏轼在便殿被召见，令人感到他遭遇知遇之恩。一方面，宋朝家法远远超过汉唐；另一方面，太后的慈仁也足以与尧舜相比。即使百世之后，也令人不停止地产生敬意和仰慕，难道不是美事吗？《礼志》：太祖即位的第二年，太常博士聂从义进呈三礼图，诏令召集儒学之士详细审定。开宝年间，命中丞刘温叟、舍人李防、知制诰卢多逊、补阙贾黄中、员外郎和岘等人编撰《开宝通礼》二百卷，以唐代《开元礼》为基础加以增删损益。后来又制定《通礼义》，编成一百卷。太宗崇尚儒雅，修订整治典章，大体上把废弃的制度都重新兴举起来了。真宗承接太平兴国之后，契丹通好，天下无事，于是封禅泰山、祭祀汾阴，这大概是一时粉饰文饰的制度。此前天禧年间，陈宽编次礼院资料，所承接的新旧诏令往往没有完成。仁宗天圣初年，太常博士王皞开始取国初至乾兴年间颁下的诏令，删去重复内容，按五礼分类编入礼阁，新编六十卷。景祐四年，贾昌朝撰写《太常新礼》及祭祀仪式。皇祐初年，文彦博又撰写《大飨明堂记》二十卷。到嘉祐年间，欧阳修整理散失的礼文，命官员设局，以《通礼》为主记载其变迁，又将新礼按类别编排为一百卷，赐名《太常因革礼》，与旧制不同的，大约有十分之三四。我说：我看史书的微妙用意虽然没有显露出来，但它为仁宗感到惋惜，难道不是已经很多了吗？为什么呢？太祖承接五代的乱世，虽然通过禅让接受帝位而称王，却不能亲自承担制定礼乐制度的实际责任。太宗处在太平兴国的时运中，兄弟之间的许多事情又造成暂时阻碍，哪里有尽善尽美的规划？真宗粉饰文饰的制度，也有很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至于仁宗，正处在积累德政百余年之后，正是制定礼乐的时机。况且皇帝所禀承的，是把仁存于心、把礼存于心；施行出来的，是无不爱护、无不敬重，使天下四方都能同样敬爱。这又不是其他君主可以仿佛其万一的。如果有像周公那样的人辅佐他，建立中和的极致，兼收并总地理清条理，

译以金声开始、以玉振结束，怎么会只沿袭官府文书的旧制，不能建立完善的体制，像史书所惋惜的那样呢？况且仁宗笃好学习，曾因王沫讲授《周礼》，命人绘制车服冠冕、笾豆以及[疑]的制度，却不能详细考察这些制度制作的根本，来亲自追求三代的盛隆，更何况其他事情呢？有人说：“假使鲁国的两位老儒生在那个时代得到机会，果真能够制作礼乐吗？”回答说：“不能。最高的礼与天地同序，最高的乐与天地同和。若不是天下最真诚的人，能够尽自己的本性、尽他人的本性、尽万物的本性，并赞助天地化育万物，就不能达到这种境界。两位老儒生虽然能够守住鲁国的礼义，然而哪里能够达到子思所说的中和呢？何况宋朝兴起以后，君主的学问只求广泛浏览，难道能与《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相提并论吗？这样看来，仁宗所喜好的，也不过是礼器、仪数的末节罢了。不能符合他的期望，也就不足为怪了。” 朱熹请求修订三礼时说：“臣听说，六经的道理同归一途，而礼乐的作用最为急切。秦朝焚书灭学以后，礼乐首先败坏。汉晋以来，众儒补缀修整，最终仍没有完整的书，保存较多的只有三礼。《周官》一书固然是礼的纲领；至于仪式、法度、数量，《仪礼》才是它的根本经书，而《礼记·郊特牲》《冠义》等篇，只是解释其义理的疏注。过去还有三礼、通礼、学究等科目，礼虽然不能实行，士人还能够诵读学习，知道其中的学说。自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止仪礼，只保存《礼记》科目，抛弃经书而专任传注，遗失了根本宗旨，过失已经很严重；而博士和学生不过诵读其中的空文，以供科举应试。至于其中的义理，也有因仪式、法度、数量的实际内容而立文的地方，却全都幽暗而无人知道其源流；一遇到重大议论，往往凭耳闻和臆断罢了。臣从前居于山林时，曾与一两位学者考订这些学说，想以《仪礼》为经，把《礼记》以及诸经、史书、杂书中涉及礼的内容，都附在本经之下，详细列出注疏，众儒的学说也略有头绪。但私人家中没有书可供查阅，也没有人抄写，久而未能完成。” 恰逢臣蒙受任用，学生们四散开去，于是终于不能完成。希望圣明的陛下特地下诏给有关部门，允许臣到秘书省借取所缺的礼乐书籍；臣自己招集过去的学生十多人，逐一寻找空闲的官舍数间，给他们安排住处，让他们分类编纂。即使有官员参加，也不挂官衔、不领取俸禄，只请求每月酌量发给钱米，用来供给饮食、纸张、札记、油烛的费用。至于抄写人员，请临安府派拨贴书二十余名，等到书局完成时，酌量发给犒劳，此外不再推恩。这样对国家没有多少费用，却可以兴起已经废弃的事业，流传永久，使士人知道实学，将来还可以作为圣朝制作礼乐的助力，那么斯文幸甚。” 我说：以宋先生的这篇奏疏作为结尾，是因为宋朝中叶以后，濂、洛、关、闽诸位贤者相继出现。周子说：“阴阳得到调理，然后才能和谐，所以礼在先而乐在后。”又说：“宽裕柔和而中正平和，是德行的盛大；天下受到中和教化，是治理的极致。这叫作道与天地相配，是古代的最高境界。”程子说：“礼是用来立身的。安于礼而和于乐，这才是盛德。”又说：“礼所尊崇的，是尊崇它的义理。失去了义理，只保存礼数，那就是祝史一类人的事情。”张子说：“礼是用来持守本性的。礼本来出于本性，持守本性就是返回根本。”又说：“礼不只是显现于外，也有无形无体的礼。除了礼，天下再没有别的道了。”朱子说：“礼是天理本来如此的状态，少它一分不得，多它一分也不得。只是圣人的心与天合一，所以实行出来的礼，没有一样不与天相合。”唉！这几句话难道不是制作礼乐的根本吗？假使群贤能够得到职位，推行他们的道，宋朝一代的礼乐也会有可以参同先代之处。可惜他们只能在下位自行修习，却没有机会使之上达；而王安石、吕惠卿、章惇、蔡京、秦桧、韩侂胄、贾似道、史弥远等人相继居于师相之位，专擅制作礼乐的权力，竟使学士大儒陷于没有书可查、没有人可抄的困苦。即使如此，尚且还有可以召集的学生、可以托付的门人；若与如今竞逐势利的风气相比，学生和门人就默默无闻了。他们甘心把心力耗费在笔墨之间，彼此作无谓的对局；这样一来所造成的损失，又哪里只是十倍百倍呢？《皇明诏令》：洪武五年，诏书说：“我听说三皇建立天下的准则，五帝遵循教化。在制度尚未完备的时候，应当由君主治理人民，并向他们显示治理的原则。三代沿袭这些道理，人民因而和睦。自周直到汉、唐、宋，不断增补完善，国家于是兴盛，百姓得到适时的安定，家庭和睦而长久安康。我承蒙皇天后土的恩惠，奉祖宗神灵之命统治天下，又有百神佑护，得以端正帝位。我本是草野微贱之士，未曾学习圣人经典，凭借推诚、强力、抚慰、顺从，二十多年常常不得安居，所作所为粗疏浅陋。因此道理还没有达到完善，百姓还没有受到教化，乡市村里仍然染有元朝的风俗。如今天下大定，礼仪风俗难道可以不加以整治吗？现将这些道理告谕你们臣民。诏书到达以后，敢有不遵从者，依法审问定罪。” 我说：圣祖这道诏书，难道不比只在马上学习治国更贤明吗？商君抛弃礼义、舍弃廉耻，把祸乱污秽流传千古。汉朝从“约法三章”开始，竟没有片言提到礼义。陆贾时时称说这些道理，高祖却谢绝说：“哪有闲暇顾及这些？”贾谊痛哭流涕地进言，高祖却谦称：“来不及，还没有看到有谁以礼义风俗为内容发出一言、下一道诏令。”这就是汉朝直到终了都承袭秦朝杂霸之术、没有办法变革的原因，哪里像大明光照天下、衰败的风俗沉没于大地、人民彻底改变、天下归于大同呢？臣有幸亲身遇到这样的盛世，故记下此事。《圣政记》：明朝初年，皇帝以礼对待臣下，常常赐宴参政。陶安的门帖上写道：“本朝谋略无双之士，翰苑文章第一之家。”皇帝召集江南老儒讨论礼制，命陶安任总裁。又赐学士宋濂饮酒，亲自写赋一章，说：“让后世知道朕与群臣同乐，就是这样。”宋濂退休时，皇帝赠给他三套衣服，因而问道：“卿今年多大？”宋濂说：“六十八岁。”皇帝说：“把这件绮衣收藏起来，等三十二年后做百岁衣吧。”起初宋濂请求每年入朝一次，这年九月入朝，皇帝久久伫立想望；他到达后，皇帝非常高兴，派仪曹官带着御膳等物到寓馆赐给他，于是召他入侍皇上。皇帝让他游历观看宫阙，在禁宫内往来，详细询问他；又在便殿陪食，直到很晚才退下，皇帝感叹说：“真是纯正的臣子啊！”甘露降下时，皇帝召宋濂赐坐，亲自拿金勺在鼎中煎汤，把甘露投入汤中，倒入酒杯，说：“这是和气凝聚而成的东西，能够治病延年，所以特意和卿共同享用。”

译我说：这又比汉高祖轻慢儒生更贤明。商山四皓，汉朝尚且不能招致；而浙江四位儒者，明太祖首先招致他们。至于身居要职的陶安，他所造诣的濂、洛、关、闽之学，与四位先生应当也没有不同。这就是明朝光照四海，再没有腥膻污秽气象的原因，正是由于以礼貌对待名儒，远远追承皇王圣帝的遗风。唉，真是盛大啊！永乐年间，吏部尚书蹇义任少师九年，户部尚书夏原吉任少保，也经历了三次考核，都赐给诰勉加以嘉奖，并称许他们淳厚善良、笃实如古代名臣。既在礼部赐宴，又亲自在别殿设宴，各赐银章一枚，银章上的文字是“绳愆纠缪”。皇帝还告谕他们说：“朕若有错误的举措，卿只管具奏上来。用这枚章记住，朕并不难于听从善言。”第二年，他们随从皇帝巡行边境。回来以后，皇帝想到两位大臣年纪都大了，想让他们优闲安逸，于是赐诰嘉劳，命他们停止职务而仍享有俸禄，早晚侍奉皇上，充任顾问并参与谋议，恩礼更加深厚。我说：自从显示给我周公之道以后，谁不把燕私之恩当作亲近、优厚礼遇和特别恩典？又有谁能够像他们这样“绳愆纠缪”呢？唐太宗的丹霄殿、玄武门，也不足以称道了。凭着两位公卿与皇帝结下的知遇关系，圣明的皇帝把他们当作心腹，信任坚固如同结在一起的龟甲，势利不能夺取，谗言不能离间，这就是所谓“淑人君子，心如结兮”。看他们不把私人的恩惠归于自己的功德，而是竭力互相引导辅翼，果断听从善言，又可以看出这是上下相交、共同成就太平的时代了。记下此事。《名臣录》：南京吏部尚书魏骥享年九十八岁，已经进阶荣禄大夫；又因御史梁防的请求，宪宗皇帝亲自谕告礼部说：“尚书魏骥年近百岁，而且有德望，朕深为嘉悦。应派遣行人前去存问，赐给羊和酒，有关部门每月供给米三石以资赡养。”此前，魏公由松江训导凭礼自守，被推荐为太常博士；宣德年间升任考功员外郎，转任太常少卿；正统三年，升任吏部左侍郎，又升任现职，前后任职都有声誉。即使权倾一时的王振也对他以礼相待，称他为先生，请他主持赞礼；魏公只有一方手帕，也不计较。景泰改元时，他来到京城。当时阁老陈循主持考试，正是当年魏公取中的士人。陈循请求说：“先生虽然位居冢宰，却从未在朝廷任职，希望您稍等，此事交给我们这些后辈就行了。”魏公没有听从，退下后对人说：“他把朝廷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怎么能够善终呢？” 我说：我看文靖公从校职起步，最终登上台鼎之位。他开始时，只是勤于教育、造就人才，没听说有补天浴日般的才华；到晚年，只是清廉谨慎、声誉良好，端庄持重、简静少言，也没有旋转乾坤的功业。这大概是由于祖宗历代圣君爱惜人才，使他能够长久任职，逐渐在一时发挥自己。虽然没有显赫一时的名声，但日后人们常常怀有不能尽言的敬意，所以能使巨卿致敬，使内阁诚恳挽留。像这样的人，难道是一朝一夕能够成就的吗？最终他享有百年高寿，成为首辅和上卿。孟子说：“朝廷之中没有比爵位更重要的，乡党之中没有比年龄更重要的，辅佐世道、长养百姓没有比德行更重要的。”这大概说的就是文靖公吧。弘治乙丑年，武宗继承帝位，恭敬地向两宫奉上尊号，于是下诏优待年老臣子，恩泽遍及天下。当时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恕已在家致仕，年近九十，皇帝特别隆重地下达玺书，派遣行人备办缯帛、酒醴加以赏赐，并前去存问；仪式文书繁盛隆重，恩宠光明显赫，实在是特殊的恩典。王公出生于永乐的盛世，听闻祖宗遗留的风教功烈，历经宣德、正统年间，沾受富厚教化的恩泽，历任内寺、外郡，直到出任方岳。天顺年间皇帝励精图治，直到成化年间，他努力振作自己，弹压权贵，弹劾邪佞并依法处置；一旦违背圣意，便浩然辞去职务、退身而去，声名反而更加高隆。弘治初年，特意起用他担任执法秉政之官，又被谗邪之人离间，最终仍不失正道而离去。如今他敦厚宏大，著书玩《易》，阅览天下义理，从不懈怠；饮食起居行动仍然强健，宛如五六十岁的人。在诸公凋零、国家革新之后，唯独他巍然长存，确实是天下的元老。”},{ 《录》说：储柴墟的寿命，三原说：“只有魏文靖公，才能在名位、德行和义理上与您相提并论。至于功业和言论，文靖似乎还不如您。”我认为：人不过是名声和德行彼此高下不同罢了。魏公有门生如陈阁老劝他稍作停留，他却毅然不改；不但没有受到对方的影响，而且他所预料的事情都确凿无误。如今世上还有这样的人吗？既然如此，那么功业和言论应当属于第二等的意义。嘉靖初年，皇帝劝谕致仕大学士谢迁说：朕认为，臣子在朝廷任职，能够实行自己的志向，建立功业本来就很难；退居乡里之后，能够长寿安康，保全名声和节操，足以维系天下人的希望，就更加不容易。卿的性情资质端正方正，器量见识宏大深远，自幼便潜心于正学，于是凭文章成为天下魁首，在翰苑中声名卓著，声誉和声望更加隆盛。等到我孝皇早已留意并加以简拔时，便从宫端提拔进入内阁，早晚提出意见、匡正得失，不偏激也不随从，谨慎地遵守常规，保护爱惜善类；孝皇还曾在便殿延请访问，在平台召见询问。卿直言正论，补益极多。当时政教清明美善，皇帝实在应当归功于几位大臣辅佐治理。后来听闻先帝临终遗命，托付十分恳切，卿更加感念知遇，发誓竭尽诚心。武皇初年，卿协同诸臣尽心匡正辅弼，然而对于不可挽回的事情，往往流露在言辞和脸色之中；正直之道难以容身，于是告老还乡，高尚的风范和重大的节操传遍天下。中途又遭权奸横加诬陷压制，随后真相重新昭明，人人都钦佩仰慕，不能忘怀。如今卿已经进入七十岁，身体安康，子孙繁盛，德行完备、声名盛大，向前代寻求这样的例子，也不多见。朕继承上天的秩序，谋求更新治理，惟独卿是历朝的耆旧，实在牵动朕的心怀。天下公论彰明显扬，由此可以看出卿的贤能远远超过常人。特意派遣行人前去存问，以表示这种特殊的恩数。卿应当体察朕的深厚心意，调养身心、顺养天和，充分承受长寿福祉，以此成为天下人的表率；这样就不只是卿个人和卿一邑的光荣了。《录》说：当今皇帝继位之初，无暇顾及其他事务，首先派遣行人前往存问洛阳刘公、洪洞韩公、余姚谢公这三位当时的元老。这里只记载谢公，是因为我亲手捧持皇帝的诏书，亲自执行大礼，亲眼看见那盛大的场面，并非只是从传闻中听来。因此详细记录下来，以完成百代君臣礼制的典范。《弘道录》第三十卷完。《弘道录》第三十一卷。礼。父子之间的礼。《虞书》说：恭敬地办理政事，进见瞽哩；举止敬慎、内心战栗，瞽哩也确实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