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三十七
万章问曰：百里奚自斋於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於虞以伐号。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食牛於秦缪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於秦，知缪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相秦而显其君於天下，可传於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斋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录曰：夫所谓之智者，乃达於事理而周流无滞之谓也。然仁可勉强，智不可勉强。此三代以下，论人物者，不能纯乎天理，而百里奚、管仲、晏子之徒亦在所录也。故观於四智二贤之论，则知当时所以为之倦倦焉者，亦铃有其道矣。观者详之。《国语》：桓公使鲍叔为宰，辞曰：君加惠於臣，使不冻馁，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於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於四方，弗若也；执抱鼓立於军门，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仲射寡人中金，是以滨於死。鲍叔曰：夫为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犹是也。桓公使人请诸鲁，比至，三衅三浴之，桓公亲逆之於郊，而授之以政。录曰：《序卦》曰：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传》曰：天地不交为否，上下相同则为同。人世之方否，叉与人同力，乃能济也。桓当否极之后，蹶然兴起，思以智力服天下，苟非得先几之士，同心之言，何由听信之乎。牙之推贤让能，无昵比之私；桓之谏行言听，有刚明之德，齐国之亨，夫是之由也。桓公与管仲坐而问曰：昔吾先君筑室以为高位，田狩毕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而唯女是崇。戎士冻馁，戒车待优，游笑在前，贤才在后，是以国家不曰引，不月长。为此若何。对曰：吾昔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合草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设象，以为民纪式。权以相应，比缀以度，缚本肇末，劝之以赏罚，纠之以刑罚，班序颠毛，以为民纪统。公曰：为之若何。对曰：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录曰：《序卦》：与人同者，物叉归焉。故受之以大有。为卦：火在天上，其明及远，万物之众，无不照见。此桓公、管仲坐而论道之时也。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问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今夫工使处就官府，审其四时，辨其攻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於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今夫商使处就市井，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檐荷，服牛辖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斋贵，旦暮从事於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今夫农使处就田野，察其四时，权节其用，及寒系莫，除田以待时，耕及耕深，耕而疾病之，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褥缚，以旦暮从事於田野。是三者，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桓公曰：善。录曰：此不易之定论，岂惟一国为然，一人一家莫不然也。上失其道，民失其义，士甘於游衍，农夺於末技，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不亡，幸矣。此仲所以深虑也。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公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录曰：此鲁作三军所由起也，智者在於善观而已矣。
译万章问道：“百里奚自己说，他在秦国给养牲畜的人那里，用五张羊皮换取喂牛的差事，以此求见秦穆公，是真的吗？”孟子说：“不是。否则，这是好事者编造的。百里奚是虞国人。晋国人用垂棘之璧和屈产的良马，向虞国借道来攻打虢国。宫之奇进谏，百里奚没有进谏，是知道虞公不可劝谏，便离开虞国前往秦国；这时已经七十岁了。难道他不知道在秦穆公那里喂牛是污辱吗？能说他没有智慧吗？知道虞公不可劝谏而不进谏，能说他没有智慧吗？知道虞公将要灭亡而先行离开，不能说没有智慧。他后来在秦国被举用，知道秦穆公可以共同有所作为，便辅佐他，能说他没有智慧吗？辅佐秦国，使他的君主显名于天下，流传于后世；如果不是贤能之人，能够做到吗？至于说他自己去喂牛以成就秦君，这种事乡党中那些自爱的人都不会做，难道会是贤者做的吗？” 《录》说：所谓智慧，就是通达事理而周流无滞。可是仁可以勉强做到，智慧却不能勉强做到。因此，三代以后评论人物，不能完全只依据天理纯粹与否，百里奚、管仲、晏子这些人也在记载之列。所以考察四种智慧、两位贤人的议论，就知道当时之所以反复称道他们，也一定有其中的道理。读者应当详细考察。《国语》说：桓公让鲍叔牙任宰相，鲍叔牙辞谢说：“君主施恩于臣下，使我不受冻挨饿，这是君主的恩赐。若一定要治理国家，就不是我所能做的了。大概只有管夷吾可以。臣下不如夷吾的地方有五项：宽厚仁惠、柔顺地安抚百姓，我不如他；治理国家而不失去权柄，我不如他；忠诚信实而能取得百姓的信任，我不如他；制定礼义而使四方效法，我不如他；手执旗鼓站在军门，使百姓更加勇敢，我不如他。”桓公说：“管仲曾经射中我带钩，因此我险些死去。”鲍叔牙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君主尽力。君主如果宽恕他而让他回来，他仍然会像从前一样为君尽力。”桓公派人到鲁国请管仲。管仲到来时，桓公亲自到郊外迎接，并郑重洗浴三次、熏香三次，然后把政事交给他。《录》说：《序卦》说：“万物不可能永远处于否塞，所以继之以同人。”《传》说：“天地不交是‘否’，上下相同是‘同’。”人世正处于否塞之时，也必须与人同心协力，才能挽救局面。桓公在否塞达到极点之后奋然兴起，想凭借智慧和力量使天下归服；如果不是得到能够预见先机之士的同心之言，他怎么会听信呢？鲍叔牙推举贤能、谦让有才，没有亲昵偏私；桓公能够采纳劝谏、听取意见，具有刚强明察的德行，齐国能够亨通，正是由此而来。桓公与管仲坐着谈论，问道：“从前我们的先君修筑高台宫室，把它作为尊贵的居所，田猎射弋，不听国政，轻视圣人、侮慢士人，只尊崇女子。戎士受冻挨饿，战车停在那里等待，优伶游乐在前，贤才被置于后面，因此国家一天不如一天，不能逐渐成长。对这种情况应当怎么办？”管仲回答：“从前我们的先王昭王、穆王世代效法文王、武王，以远大的功业成就名声；联合乡里老人，考察百姓的情况；为有道者设置表率，作为百姓的纲纪法式；使权力彼此相应，以等级制度相互联系；从根本到末端逐层治理，用赏罚劝勉，用刑罚纠正，分别安排上下尊卑，以此作为百姓的纪纲统绪。”桓公说：“具体应当怎样做？”回答说：“从前圣王治理天下，把国都划分为三部分，把郊野划分为五部分，确定百姓的居处，成就百姓的事业，并慎重使用六种权柄。” 《录》说：《序卦》说：“与人同心的人，万物都会归附他。”所以接着是“大有”卦。卦象是火在天上，光明照及远方，众多万物没有不被照见的。这正是桓公、管仲坐而论道的时候。桓公说：“使百姓成就各自的事业，应该怎样做？”管仲回答：“士、农、工、商四类人，不要让他们杂居。从前圣王安置士人，让他们住在学校附近，于是父亲与父亲谈论义，儿子与儿子谈论孝，事奉君主的人谈论敬，年幼的人谈论悌；他们从小学习这些，内心安定，不会见到别的事物就改变志向。因此，父兄的教导，不必严厉便能成功；子弟的学习，不劳苦便能做到。如今工匠要使他们住在官府附近，审察四时，辨明工艺的艰难，权衡节制器物的用度，比较协调材料，早晚从事工作，把成果施用于四方，以此教导子弟；彼此谈论技艺，互相显示巧能，互相陈述功绩。如今商人要使他们住在市井，考察四时，观察乡里的物资，以知道市场上的价格；肩挑背负，驾牛驱马，周游四方，用自己所有的换取自己没有的，买入低价货物，卖出高价货物，早晚从事这些事情，以此教导子弟；彼此谈论利益，互相显示利赖，互相陈述见闻。如今农民要使他们住在田野，观察四时，权衡节制用度，到了寒冬岁末，清理田地以等待时令；耕作要及时，耕地要深，耕作后治理田亩，等待时雨；时雨到来后，拿着农具，砍伐、收割、捆束，早晚从事田野劳动。这三类人从小学习这些，内心安定，不会见到别的事物就改变志向。” 因此，父兄的教导不必严厉便能成功，子弟的学习不劳苦便能有成；其中优秀而有才能、能够成为士人的人，一定足以依赖。桓公说：“好。” 《录》说：这是不可改变的定论，哪里只是一国如此，一个人、一家也无不如此。上位者失去正道，百姓失去义理；士人甘于游荡，农民被末技夺去本业；朝廷不相信道，工匠不遵守尺度；君子触犯义，小人触犯刑律。国家没有灭亡，已经算是幸运了。这正是管仲深思的地方。桓公说：“确定百姓的居处，应当怎样做？”管仲回答：“把国家划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士乡十五个。君主统率五乡，国子统率五乡，高子统率五乡。把国家三分，设为三官；臣下设置三宰，公室设置三族，市场设置三乡，泽地设置三虞，山林设置三衡。” 《录》说：这就是鲁国后来设置三军的由来；有智慧的人，只在于善于观察罢了。
公曰：吾欲从事於诸侯，可乎。对曰：未可。国未安，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公曰：诺国安矣，其可乎。对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则大国亦将正卒伍修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国诸侯有守御之备，难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诸侯，则事可以隐，作内政而寄军令焉。公曰：善。於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有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为旅，乡为人帅之。五乡为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人帅之。春以获振旅，秋以弥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军旅整於郊。内教既成，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视，足以相识。其惧圻，足以相死，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也。录曰：此内政而寓军令，徒以仲之设心，外则一以欺人，内则急以强己。倦倦焉，惟以得志为事。夫是而君子不由也。若乃先王联属其民，寓兵於农之法，大率类此。呜呼。齐一国也，仲一人也，以三万人横行天下，诛无道，屏王室，莫之能御，何况堂堂之天下乎。夫是而不可不措之思也。公曰：吾欲从事於诸侯，可乎。曰：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君欲从事於诸侯，则亲邻国，审吾疆场，而反其侵地，无受其资，而重为之币，俯於诸侯，则曰邻亲我矣。四邻大亲，正封强地，南至於陶阴，西至於济西，北至於河，束至於纪。鄗有革车八百乘，择天下之淫乱者，而先征之。即位数年，遂征莱莒，徐夷昊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录曰：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是故就其开悦君心，纤微毕照，则可见其明智而有余；究其反覆倾险，立心措志，则又见其光大之不足。君子可不务帝王之大智，以正己而格物乎。《左传》：齐景公田於沛，既还，晏子侍於遗台，梁丘据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替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奏假无言，时靡有争。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录曰：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与同正相反，而公私义利之所由分也。盖同之言，利害不分，是非莫辨，惟上之言而莫予违，是故言之可听，听之可入。和之言，祗求无背於理，不求无背於言，谁能无叛於道，不能无叛於进，叉不肯阿谈曲从，陷君不义，是故言之未又听，听之未铃入。要之，进无面从，退无后言者，和也；以利害为从违，得失为进退者，同也。《易》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为人上者，可不察哉。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啾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恺者。辞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公笑曰：二近市，识贵贱乎。对曰：既利之，敢不识乎。公曰：何贵何贱。於是景公繁於刑。有斋踊者，故对曰：踊贵履贱。景公於是省於刑。及晏子在晋，公臾其宅，反则成矣。既拜，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曰：非宅是卜，惟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礼，吾敢违乎。卒复其旧宅。公弗许，因陈桓子以请，乃许之。录曰：智哉，晏子仲乎，那庆氏殿鄙六十弗受，一也；与季札言，纳邑与政，二也；辞宅卒复其旧，三也。彼不知自保者，今虽眩美轮奂，以奸私宠，焉知他曰不变革改，毁以尽公论乎。故曰：非恶富也，恐失富也。以齐之多难，崔庆乱於前，乐鲍踵於后，晏独端委植立而不可变者，让为之懿也。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蕴利生孽。君子其戒之哉。鲁饥，臧文仲言於桓公曰：国病矣，君盍以名器请耀於齐。公曰：谁使。对曰：国有饥馑，卿出告耀，古之制也。辰也备，卿请如齐。公使往。从者曰：君不命而请之，其为选事乎。文仲曰：贤者急病而让夷，居官当事不避难，我不如齐，非心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遂以也圭与玉磬如齐，齐人归其玉而与之耀。
译桓公说：“我想对诸侯用兵，可以吗？”管仲回答：“还不可以。国家尚未安定，应当修治旧法，选择其中好的加以实行；进一步使百姓增殖，使没有财产的人也受到扶助，恭敬地对待百姓，这样国家才会安定。”桓公说：“国家已经安定了，可以吗？”回答：“还不可以。君主如果整顿军队、修治铠甲兵器，大国也将整顿军队、修治铠甲兵器。君主有攻伐的武器，小国诸侯有防守的准备，就难以迅速实现志愿。君主若想迅速在诸侯中取得志愿，事情可以隐蔽进行：施行内政而寄托军令。”桓公说：“好。”于是把国家编制为五家一轨，轨设轨长；十轨为里，里设司；四里为连，连设连长；十连为乡，乡设良人，以此发布军令。五家为轨，所以五人为伍，由轨长统率；十轨为里，所以五十人为小戎，由里司统率；四里为连，所以二百人为卒，由连长统率；十连为乡，所以二千人为旅，由乡良人统率；五乡为帅，所以万人组成一军，由五乡之帅统率。春季以田猎操练军队，秋季进行大规模治兵，因此卒伍在乡里整齐，军旅在郊外整齐。内部训练完成后，不使他们迁徙；伍中之人祭祀时共享福祉，死丧时共同慰问，祸灾时共同承担。人与人世代相互熟悉、共同居住，年少时又一同游玩，所以夜战时听声音便足以不相违乱，白天作战时彼此看见便足以相识。他们彼此关系亲密，足以为对方赴死，因此守卫时共同坚固，作战时共同强盛。君主有这样的士卒三万人，便可以凭此纵横天下，诛讨无道，屏卫周室；天下大国的君主，没有谁能够抵挡。《录》说：这是把内政寄托在军令之中，只是管仲的用心：对外一味欺骗别人，对内则急于使自己强大。他孜孜不倦，只有取得志愿作为唯一目标。君子不走这样的道路。至于先王联结百姓、把兵役寄托于农民的办法，大体也与此相似。唉！齐国不过一个国家，管仲不过一个人，却凭三万人横行天下、诛讨无道、屏卫王室而无人能挡，何况堂堂天下呢？对于这一点，不能不放在心上思考。桓公说：“我想对诸侯用兵，可以吗？”管仲说：“还不可以。邻国还没有亲近我们。君主想对诸侯用兵，就应当亲近邻国，审察我国边界，把侵占的土地归还给邻国，不接受他们的财物，反而加重赠送给他们的礼币，向诸侯谦下；这样才能说邻国已经亲近我们了。四邻十分亲近之后，整顿封疆、扩张土地，南至陶阴，西至济西，北至黄河，东至纪。齐国有革车八百乘，选择天下淫乱的国家，首先征伐它。桓公即位数年，便征伐莱、莒，徐夷、吴、越；一战之下，统率并使三十一个国家归服。《录》说：孟子说：“用力量使人服从，并不是内心服从，只是力量不足以反抗。”所以考察他迎合君心、把细微之处都照察清楚，可以看出他的明智而且有余；究察他反复倾险、立定心志和安排意图，又可以看出他的光明广大仍有不足。君子难道可以不致力于学习帝王的大智慧，用来端正自己、感化万物吗？《左传》说：齐景公在沛地田猎，回来后，晏子在遺台侍奉他，梁丘据骑马奔驰而来。景公说：“只有梁丘据和我和谐吧！”晏子回答：“梁丘据只是同声附和，哪里称得上和谐？”景公说：“和与同有差别吗？”回答：“有差别。和就像调制羹汤，用各种味道调和，补足不足，排除过盛，君子吃了可以平和心情。君臣之间也是这样：君主认为可以，其中却有不可之处，臣下便指出不可之处，使君主所认为可行的事情得以完善；君主认为不可，其中却有可行之处，臣下便进献可行之处，以去除不可之处。因此政事平和而不违背原则，百姓没有争斗之心，所以说这是和羹。既已戒备而且平和，进献之时无人争言，适时而行，便没有争端。如今梁丘据不是这样，君主说可以，他也说可以；君主说不可以，他也说不可以。这就像用水调和水，谁能喝呢？同是不可以的，正是这样。” 《录》说：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与同正好相反，公与私、义与利也由此分别。所谓“同”，是不分利害、不辨是非，只听从上面的意见而不违抗，所以话说出来容易被听见，听见了也容易被采纳。所谓“和”，只是求不违背道理，并不求在言辞上与上意完全一致；谁能不违背道，却不能不违背错误的进言；也不肯阿谀谈说、曲意顺从，使君主陷于不义。因此，他所进的言论未必马上被听取，听取之后也未必立即采纳。总之，进言时不当面顺从，退下后也没有背后非议，这就是和；把利害作为顺从或违背的标准，把得失作为进退的标准，这就是同。《易》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身居上位的人，难道可以不察辨吗？景公想更换晏子的住宅，说：“你的住宅靠近市场，狭小、逼仄、喧闹而尘土多，不可以居住，请给你换到宽敞明亮的地方。”晏子辞谢说：“君主的先臣曾经住过这里。我不够资格继承他的住宅，对我来说已经太奢侈了。况且小人住在市场附近，早晚都能买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是小人的便利。我哪里敢麻烦里正和旅长呢？”景公笑道：“靠近市场，知道贵贱吗？”晏子回答：“既然从中得到便利，怎么敢不知道呢？”景公说：“什么贵，什么贱？”当时景公正加重刑罚。有人因受刖刑而跛行，晏子便回答：“跛行贵，鞋子贱。”景公于是减省刑罚。后来晏子出使晋国，景公趁机毁坏他的住宅；晏子回来时，住宅已经建成。他拜谢之后，便把住宅拆毁，改建成里巷房屋，全部恢复原来的样子，然后让原来的宅人回来。他说：“我不是占卜住宅，而是占卜邻里。你们几位已经替我占过邻里了，违背占卜是不祥的。君子不触犯非礼之事，我怎么敢违背呢？”最终恢复了原来的住宅。景公不答应，晏子便通过陈桓子请求，景公才答应。《录》说：晏子多么有智慧啊！庆氏的殿堂和田地六十处，他都不接受，这是第一件；与季札交谈时，接受封邑和政权，这是第二件；辞谢住宅并最终恢复原宅，这是第三件。那些不知道自我保全的人，如今即使因华美壮丽的宫室而炫耀，靠奸私来获得宠爱，又怎么知道将来不会发生变革改易，拆毁宫室以尽塞公论呢？所以说，不是厌恶财富，而是害怕失去财富。齐国多灾难，崔氏、庆氏在前面作乱，乐氏、鲍氏随后相继，而晏子独自端正衣冠、挺立不变，这是谦让为他造就的美德。所以利益不能强求，思考义理才是更好的；积聚利益会产生祸害。君子应当以此为戒啊。鲁国发生饥荒，臧文仲对桓公说：“国家困病了，君主何不凭借名器向齐国请求救济？”桓公说：“派谁去？”臧文仲回答：“国家有饥荒，卿出使报告灾情并请求救济，这是古代的制度。我已经准备好了，请让我到齐国去。”桓公便派他前往。随从说：“君主没有命令，你却自己请求前往，难道是在挑选事情做吗？”文仲说：“贤者遇到灾患便急于救济，谦让平易；身居官位、遇到应办的事就不回避困难。我不如齐国，正是我的心病；身居上位却不体恤下属，居官而懒惰，就不是事奉君主的道理。”于是他带着璧玉和玉磬到齐国，齐人归还他的玉璧，并给了他救济粮。”
录曰：葵丘之会曰；毋遏耀。遏耀者，五霸之所戒也。於是有文仲之请，齐人之与焉。何以今之世，反不然乎。彼胡越尚犹一家，以秦人而视楚人之肥瘠，不敢若是想，而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胡为乎闭之耀乎。夫常平社仓，其制远矣。三年耕，九年积，亦云邈矣。而预备仓，今之要务。募民既曰无策，和耀亦朱尽善。劝借者不得已，而一行脏罚纸喇，未能尽知无已，俾其有无，自相兼济，何得以当官威，令参预乎其问耶。且如一府一郡，所产几何，出自本土，非由外来，犹之可也。四通八达之道，丰年尚且资之。才一壅板，四路风闻，市井又从而关之，小民又从而讹之，来者阻绝，居者腾涌，安得而不坐索高价耶。惟其无阻，人各趋利，不分远迩，不伺号招，自然远来，民心至愚而神，索价高下，不约而同。又况我之可得而止者，皆出於其涂之人，而未出於涂者尚多也。民之所仰而耀者，多未出於涂之家而已，出於涂者尚少也。曾是而不反思之乎。此移民移果所以有限，而自谓尽心者，亦未尝得也。臧武仲多智，时号为圣人。邻庶其以漆闻来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赐於其从者。於是鲁多盗。武子谓纥曰：子盍诂盗。武子曰：不可诂也，纥又不能。季孙曰：我有四封，而诂其盗，何故不可。子为司寇，将盗是务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招外盗而大礼焉，何以止吾盗。子为正卿，而来外盗，使纥去之，将何以能。庶其窃邑以来，子以姬氏妻之，而与之邑，其从者皆有赐也。是赏盗焉，赏而去之，其或难焉，纥也闻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一以待人，轨度其信，而后可以治人。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录曰：夫子尝告季孙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其言与纥正相合，孰谓武子之智而可少哉。夫有宣公之命莒仆，而后有季孙之赏庶其；有桓公之纳合鼎，而后有阳虎之窃宝玉。诲盗之验，如影随响，人可不务洗濯其心乎。以纥之智，足以服季孙外盗之言，孰不敬信，而内宠之私，孰可殉之。虽然以甲从已，则赞；犯门斩关，则诬。纥以正论，而宿以憾施，言之祸人，一至此夫。奉穆公纳晋公子，及河，舅犯以璧授公子曰：师负羁绁，从君巡於天下，臣罪多矣。请由此辞。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水。投其璧於河，遂入於曲沃，是为文公。文公元年，王室有乱，襄王出居於郑，秦穆公师於河上，将以纳王勇，犯言於文公曰：永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公以为然，故辞秦师而下，次於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入襄王於周，取王弟叔带於温，杀之。录曰：《蛊》序卦曰：以喜随人者，铃有事。故受之以蛊。夫喜悦以随於人者，铃有事也。无事，则何喜何随。然则授璧请亡，岂得已哉。介子推之事，可以鉴矣。象又曰：蛊元亨而天下治也。治蛊之初，苟能使尊卑上下，止齐安定，何事不可治，何功不可成。然则求诸侯，莫如勤王，岂无征哉。文侯仇之事，可以法矣。故又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其诸亡人子犯之谓乎。楚子及诸侯围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翰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卫。若伐曹魏，楚必救之，则齐宋兔矣。於是乎搜於被庐，作三军，谋元帅。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词。公曰：可矣乎。民未知礼，未生其共。於是乎大鬼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录曰：孔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晋虽伯国，天意兴之，而犹藉以先焉。其是之谓夫。文公问元帅於赵衰，对曰：邵谷可。行年五十矣，守学弥笃。夫先王之法，志德义之府也。德义，生民之本也。能惇笃者，不忘百姓。公从之，使赵衰为卿，辞曰：乐枝贞慎，先辑有谋，胥臣多闻，皆可以为辅，臣弗若也。又使辞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纪民，其章大矣，不可废也。使狐偃为卿，辞曰：毛之智，贤於臣，其齿又长也。不在位，不敢闻命。乃使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毛卒，使衰代之，辞曰：城濮之战先。且居之佐军也，善军伐有赏，善君有赏，能其官有赏。且居有三赏，不可废也。公曰：赵衰三让其所让，皆社稷之卫也。废让，是废德也。
译《录》说：葵丘会盟上说：“不要阻止救济。”阻止救济，是五霸所戒惧的事。于是才有臧文仲的请求和齐人的给予。为什么如今的世道反而不是这样呢？即使胡地、越地尚且可以视为一家，秦人看见楚人贫富，也不敢产生这样的隔绝之心，何况天下之大，都是王土；四海之内，都是王臣，为什么还要闭塞救济之路呢？常平仓、社仓的制度，已经存在很久了；三年耕作、九年积蓄，也已经十分遥远了。至于预备仓，是今天的要务。招募百姓，已经说没有办法；调和救济也还不能算尽善。劝说借贷是不得已的办法，一旦施行脏罚纸喇，也不能完全知道有没有人需要救济；让有无相互救济，怎么能凭借官府威势，命令百姓参与其中呢？况且一府一郡所生产的物资有多少，若出自本地而不是来自外地，尚且可以这样做。对于四通八达的道路，丰年尚且要依靠它们。一旦道路被堵塞，四方的消息传来，市场又随之关闭，小民又从中造谣，外来者被阻断，居住者物资上涨，怎么能不坐地索取高价呢？只有不加阻隔，人人追逐利益，不分远近，不必等待招呼，自然会有人远道而来。民心虽然最愚，却也最神妙；所索价格高低，大家不用约定便能一致。何况我们能够得到并加以截留的物资，都只是出自已经运到道路上的人，而尚未上路的物资还很多。百姓所仰赖、所请求的救济物资，多数还没有从道路上运出来；已经运出的仍然很少。难道不曾对此反复思考吗？这就是迁移百姓、转运粮食之所以有限，而自以为已经尽心尽力的人也始终没有真正做到的原因。臧武仲很有智慧，当时被称为圣人。邻国的庶其带着漆器来投奔，季武子把公室的姑姊嫁给他，且给他的随从都赏赐。于是鲁国盗贼增多。季武子对臧纥说：“你何不治理盗贼？”臧武子说：“不能治理。”臧纥也不能做到。季孙说：“我有四境，却不能治理盗贼，是什么缘故？你担任司寇，就是要努力除去盗贼；为什么说不能呢？”臧武仲说：“你招来外地盗贼，却用厚礼对待他们，凭什么制止我国的盗贼？你身为正卿，又招来外地盗贼，却让臧纥去除盗贼，他怎么能够做到？庶其偷窃城邑来投奔，你把姬氏嫁给他，又给他城邑，他的随从也都得到赏赐。这是在奖赏盗贼；奖赏了盗贼再想赶走他们，恐怕很难。我听说，处在上位的人，应当洗涤自己的内心，一视同仁地对待人，遵守法度而取得信用，然后才能治理别人。上位者的行为，是百姓归附效法的对象。上位者不做的事，百姓却有人做，才可以加以刑罚，使没有人敢不受惩戒。若是上位者所做的事，百姓也跟着做，那本来就是他们应做的事，又怎么能够禁止呢？” 《录》说：孔夫子曾经告诉季孙：“如果你自己不贪求，即使奖赏百姓，他们也不会偷窃。”这句话与臧纥的言论正相合，谁能说臧武仲的智慧可以轻视呢？先有宣公授命莒仆，后来才有季孙奖赏庶其；先有桓公接受九合之鼎，后来才有阳虎盗窃宝玉。教诱盗贼的验证，就像影子跟随形体、回声跟随声音一样；人难道可以不努力洗涤自己的内心吗？凭臧纥的智慧，足以使季孙信服关于外盗的正论，谁不敬重相信他？可是对于季孙内心宠爱的私情，又有谁能违抗呢？即使这样，对甲兵相从就是赞助，攻破宫门、斩断关门却被诬陷。臧纥以正论进言，却因为旧日怨恨而遭受报复；言语竟能给人带来这样的祸害啊。晋文公奉穆公之命接纳晋国公子重耳。到了黄河边，舅犯把玉璧交给公子说：“我跟随您，背负罪责，带着您巡行天下，我的罪过已经很多了，请允许我从这里辞别。”公子说：“如果我有不与舅氏同心之处，就像这河水一样。”于是把玉璧投入河中，进入曲沃，这就是晋文公。文公元年，周王室发生内乱，襄王出居郑国。秦穆公在黄河边驻军，准备迎接襄王。子犯对文公说：“使诸侯归心，没有比勤王更好的办法了。诸侯会信服您，而且这也是大义。”文公认为有理，于是辞去秦军，向东进发，驻扎在阳樊；右军包围温地，左军迎接襄王，把襄王送回周都，又在温地擒获襄王的弟弟叔带并杀了他。按语说：《蛊》卦的《序卦传》说：“因喜悦而随从别人，必然会有事情发生，所以接着是《蛊》卦。”因喜悦而随从别人，必然会有事情；若无事，又有什么可喜、可随从的呢？既然如此，交出玉璧请求辞去，难道是能够自行停止的吗？介子推的事，可以作为鉴戒。《象传》又说：“《蛊》卦大为亨通，天下因此得到治理。”治理蛊乱的开始，如果能够使尊卑上下各安其位、整齐安定，那么什么事情不能治理，什么功业不能成就？既然如此，求得诸侯归附，没有比勤王更好的办法，难道没有依据吗？晋文侯仇的事，可以作为法则。所以又说：“利于渡过大河，这是前往有所作为。”这大概说的就是逃亡之人子犯吧。楚子和诸侯包围宋国，公孙固到晋国告急。先轸说：“报答施恩、救援患难、取得威望、安定霸业，就在此时。”狐偃说：“楚国刚得到曹国，又与卫国新近结为婚姻。如果攻打曹、卫，楚国一定会救援它们，那么齐国和宋国就可以解围了。”于是晋国在被庐检阅军队，编成三军，谋划确定元帅。晋侯刚即位时，先教化百姓，过了两年才准备使用他们。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义，还没有安定自己的居处。”于是出兵安定襄王，入内致力于使百姓获利，百姓便心怀生计了。准备使用他们时，子犯又说：“百姓还不知道信义，还没有显示用兵的信用。”于是攻打原地来显示信用。百姓中有容易转移财物的，不去追求其财物丰厚，而是明确查验他们的供词。文公说：“可以了吗？”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礼，还没有产生恭敬之心。”于是大规模举行祭祀来显示礼，设置执秩之官以整饬官职。百姓听从而不疑惑，然后才使用他们。晋军出谷地戍守，解除了宋国之围。一战而建立霸业，这是文公教化的结果。按语说：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喜好礼，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恭敬；在上位的人喜好义，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喜好信，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效力。”晋国虽然是霸主之国，天意要兴盛它，却还要借助这些先行的教化。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文公向赵衰询问元帅人选，赵衰回答说：“郤谷可以。他已经五十岁了，守学更加笃实。先王的法度，是道德义理的府库；道德义理，是养育百姓的根本。能够敦厚笃实的人，不会忘记百姓。”文公听从了他，准备让赵衰担任卿。赵衰辞谢说：“栾枝忠贞谨慎，先且居善于整治而且有谋略，胥臣见闻广博，都可以作为辅佐，我不如他们。”文公又派人劝说。赵衰说：“这三种德行，都是狐偃所推荐的。用德行治理百姓，其功业十分显著，不可以废弃。”于是文公让狐偃担任卿。狐偃辞谢说：“狐毛的才智胜过我，年齿又比我长。他不在此职位，我不敢接受命令。”于是文公让狐毛统率上军，狐偃辅佐他。狐毛死后，文公让赵衰代替他。赵衰辞谢说：“城濮之战以前，先且居曾辅佐军队；善于用兵而有功当受赏，善于辅佐国君而有功当受赏，能够胜任官职而有功当受赏。先且居有三项功劳，不可以废弃。”文公说：“赵衰三次推让他所应得的职位，而他所推让的，都是保卫社稷的人。废弃推让，就是废弃德行。”
录曰：愚观成子志而有文，岂不信哉。夫以人事君曰忠，三让三获曰文，有天下者可不务哉。徒以其霸而废其文，乃攘取高位以饕异宠。今之视之，习不若腐鼠，其视衰也，为何如哉。成子卒，宣子将中军，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通选，由质要，治旧垮，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处父、太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录曰：《蛊》之六五曰：干父之蛊，用誉。晋侯本以阴柔之质，诡而不正，而能任刚阳之臣，观其立政制治，岂非大有为之才乎。故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君臣父子之间，令闻长世，所谓承以德者也。郑子皮授子产政，辞曰：国小而倡，族大宠多，不可为也。子皮曰：虎帅以听，谁敢犯乎。子善相之，国无小，小能事大，国乃宽。子产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弊之。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陨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录曰：愚观子产之治，郑国乃知井田、学校。当时，皆可复也。夫郑与鲁与滕等也，其自称国小而倡，族大宠多，初非臆说也。一旦取我田畴而伍之，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而非卤莽也。又取我衣冠而褚之，使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弊之，而非姑息也。斯二者，先王井田教化之遗风也。其始欲杀之者，习宠枯势之为也；其终欲嗣之者，心悦诚服之公也。然则田畴之殖者，谁耶。子弟之诲者，谁耶。盖已复复乎回心向道之俗矣。此有子、孟子未为空言，而子产能见之行事，人岂可以弱小而自画耶。观者详之。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少。子皮曰：使夫往而学焉。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其伤实多。子於郑国，楝也。楝折禳崩，侨将厌焉。敢不尽言乎。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者制焉。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也。子皮曰：善。吾闻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远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今而后，请听子而行。录曰：尹何之不可使，即子羔之不可仕。可见当时议论之合也。而操刃制锦之说，至今十古，脍炙人口，人可不务学乎。录之。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於野则获，谋於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於子羽，且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录曰：愚观郑之词命，其脍炙人口者，若晋征朝论币献，捷晋让坏垣辞楚公子，以至争承让阵，立驷对苑献子对士景伯，其词具在也。至今读之者，使人耳目爽快，心悲开明，而况亲聆声咳者乎。信乎，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词可不待润色耶。裨鳌言於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权牦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曰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裨鳌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太叔曰：宝以保民，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鳌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或不信。遂不与，亦不复火。录曰：校人之讥曰：孰谓子产智。然则其部裨宠，独非智与智。故以祝史为末，自强为本。苟国无政令，安能消变於未然乎，有国有家者，可不致慎耶。是知吉凶祸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后言数与命也。弘道录卷之三十七竟弘道录卷之三十八智君臣之智《通鉴》：魏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对曰：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录曰：五者果足以定相乎。夫乾称父，坤称母，大君者宗子也，大臣者家相也。故天地之广，兆民之众，亲之为同胞，视之为吾与，皆相之职也。若但居视其所亲，所不亲者尚多也。富视其所与，所不与者尚多也。以论三晋之相则可，论天下之相则不可。天下之相叉如秦晋，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如此方可以保子孙黎民，视彼五有之气象，万万不伴矣。后之欲论相者，盍举以为法。
译按语说：我看成季赵衰有志向而且有文德，这难道不值得相信吗？以侍奉国君为忠，三次推让而三次获得推举，这就是文德。拥有天下的人，难道可以不努力做到吗？只是因为他建立了霸业便废弃他的文德，反而攘夺高位、贪图特殊宠遇。如今看这种人，简直还不如腐鼠；那么他看待赵衰，又会是什么样呢？成季赵衰死后，宣子统率中军，开始主持国政。他制定政事典章，厘正法令和罪罚，疏理刑狱，督察选举，依据契约要约办事，整治旧有的废弛，确定官秩礼制，续行常设职务，起用长期被搁置的人才。完成以后，把这些交给太傅阳处父、太师贾佗，让他们在晋国施行，作为常法。按语说：《蛊》卦六五爻说：“治理父亲遗留下来的蛊乱，能够获得声誉。”晋侯本来具有阴柔的资质，行为诡诈而不正，却能够任用刚健阳明的大臣；看他建立政令、治理国家，难道不是大有作为的才干吗？所以说：“成季的功勋，宣孟的忠诚。”君臣父子之间，使美好的声誉流传后世，这就是所谓以德承继前人。郑国子皮把政权交给子产，子产辞谢说：“国家小而政事纷乱，卿族势大而宠臣很多，不可以这样做。”子皮说：“只要我像虎一样统率，大家听从，谁敢违犯呢？您善于辅佐治理，国家就没有大小之分；小国能够侍奉大国，国家就会得到宽裕。”子产执政后，使都邑和边鄙各有章法，上下各有服制，田地有田界和沟渠，庐舍和井邑编成什伍；对于大夫中忠诚节俭的，就使他们参与政事；对于过分奢侈的，就借机削弱其势力。执政一年，百姓歌诵说：“拿走我们的衣冠，把它们收藏起来；拿走我们的田地，把它们编成什伍。谁要杀子产，我们就跟谁一起去。”到了三年，又歌诵说：“我有子弟，子产教导他们；我有田地，子产使它们得到整治。子产如果死了，谁来继承他呢？” 按语说：我看子产的治理，郑国于是懂得了井田和学校。当时这些制度都可以恢复。郑国和鲁国、滕国相等；它自称国家小而政事纷乱、卿族势大而宠臣众多，起初并不是凭空臆说。忽然实行“拿走我的田地而编成什伍”，使都邑和边鄙有章法、上下有服制、田地有田界沟渠、庐舍井邑有什伍编制，并不是粗疏冒失；又实行“拿走我的衣冠而收藏起来”，使忠诚节俭的大夫参与政事，使过分奢侈的人因而受到削弱，也不是姑息迁就。这两件事，都是先王井田制度和教化遗风的体现。开始想杀子产的人，是习惯于依附宠势的人；最后想继承子产的人，是心悦诚服、出于公心的人。既然如此，使田地得到治理的是谁？教诲子弟的是谁？这大概已经重新恢复了回心向道的风俗。《有子》与《孟子》的话，并非空言，子产能够在实际政事中实现它们。人怎么可以因为弱小而自我限制呢？读者应当仔细体察。子皮想让尹何治理一个邑，子产说：“他还年轻。”子皮说：“让他去那里学习吧。”子产说：“不可以。人爱护别人，是希望给他利益。如今您爱护别人却把政事交给他，就像还不会拿刀，却让他去割东西一样，造成的伤害一定很多。您对于郑国，就像栋梁；栋梁折断，房屋就会倾塌，我恐怕将因此受到牵连。敢不把全部意见说出来吗？您有美丽的锦缎，难道会让人学习裁制时拿它来练习吗？高官和大邑，是自身赖以庇护之处，却要让学习的人拿它们来练习。我只听说先学习然后从政，没有听说用政事来学习。”子皮说：“说得好。我听说君子致力于懂得重大而长远的事，小人致力于懂得细小而眼前的事。我是小人。衣服附着在身上，我懂得它，所以谨慎对待；高官大邑是庇护自身的东西，我却疏远而轻慢它。若不是您的话，我还不知道这些。今后请让我听从您的意见去做。” 按语说：尹何不可以任职，就像子羔不可以出仕一样，可见当时的议论是一致的。“拿刀割东西”和“拿锦缎练习裁制”的比喻，直到今天仍被人传诵，脍炙人口。人难道可以不努力学习吗？所以记录下来。子产执政时，选择有才能的人任用。冯简子能够裁断大事；子大叔容貌秀美而有文采；公孙挥能了解四国的政事，又能辨明各国大夫的族姓、班位、贵贱和才能，还善于撰写辞令；裨谌能谋划，在野外谋划就能成功，在城邑中谋划就不行。郑国将要处理诸侯间的事务，子产便向子羽询问四国的政事，并且让他多拟辞令；又和裨谌乘车到郊外，让他谋划事情是否可行，再告诉冯简子来裁断。事情办成后，便交给子大叔执行，使他负责应对宾客。因此很少有事情失败。按语说：我看郑国的外交辞令，其中脍炙人口的，如晋国征召郑国、朝廷议论币帛贡献，捷晋辞让毁坏城墙、辞谢楚国公子，以及争论承受和推让、布置战阵，立驷对答苑献子、苑献子对答士景伯等，相关辞令都保存在那里。直到今天读它们，仍使人耳目清爽、心胸开朗，更何况亲自听到他们的声息呢？确实，言语没有文采，行动就不能流传久远；辞令难道可以不加润色吗？裨灶对子产说：“宋、卫、陈、郑将要在同一天发生火灾。如果采用我的权谋，用玉瓒举行祭祀，郑国一定不会发生火灾。”子产不答应。夏五月，火星开始在黄昏出现。丙子日，刮风。梓慎说：“这叫融风，是火灾的开始。七天以后大概会发生火灾吧。”戊寅日，风势很大。壬午日，风势更大，宋、卫、陈、郑都发生了火灾。裨灶说：“不采用我的话，郑国又要发生火灾了。”郑国人请求采用他的办法，子产仍不同意。子大叔说：“宝物是用来保全百姓的；如果发生火灾，国家几乎要灭亡。既然可以用它来救亡，您为什么吝惜呢？”子产说：“天道遥远，人道切近，不是我们所能涉及的，凭什么知道呢？裨灶怎么知道天道？这也只是多言而已，难道未必可信。”于是没有给他玉瓒，郑国也不再发生火灾。按语说：校人的讥刺说：“谁说子产聪明？”然而，那么排斥裨灶的宠信，难道不是一种智慧吗？所以把祝史之事看作末，把自强看作本。如果国家没有政令，怎么能够在变化尚未发生之前消除灾变？治理国家和家族的人，难道可以不极其谨慎吗？由此可知，吉凶祸福本来就有可以改变的道理。古人之所以一定先讲人事，然后才谈天数与命运，正是这个原因。《弘道录》第三十七卷完。《弘道录》第三十八卷。智。君臣的智慧。《通鉴》说：魏文侯对李克说：“先生曾经说过：家中贫困时思念贤能的妻子，国家混乱时思念贤能的宰相。如今我准备任用的不是成子就是翟璜，这两个人怎么样？”李克回答说：“平居时看他亲近什么人，富贵时看他把财物给什么人，显达时看他举荐什么人，困穷时看他不做什么事，贫困时看他不取什么东西。用这五点就可以确定了。”文侯说：“先生回到住所吧，我任命宰相的人选已经定了。” 《录》说：这五点果真足以判定宰相的器量吗？乾称作父，坤称作母，君主是宗族的嫡长子，大臣是家族的辅相。所以，天地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把亲近的人看作同胞，把众人看作与自己同类，都是宰相的职责。如果只亲近自己所亲近的人，那么没有亲近的人还很多；只优待自己所给予的人，那么没有得到给予的人还很多。用来评论三晋的宰相还可以，用来评论天下的宰相就不可以了。天下的宰相又应当像秦、晋那样，忠诚专一而没有其他技巧；心胸宽舒，仿佛能够容纳一切。这样才可以保全子孙和百姓。拿这个同那五种人的气象相比，相差远远不止万倍。后来想评论宰相的人，为什么不把它作为准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