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四

译万章问：“有人说，到了禹，德行就衰微了，不把帝位传给贤人，而传给自己的儿子。有这回事吗？”孟子说：“不对，不是这样。上天要把天下给贤人，就给贤人；上天要把天下给儿子，就给儿子。从前禹把益推荐给上天，过了七年，禹去世。三年丧期结束后，益避开禹的儿子启，住到箕山北面；来朝见和讼狱的人，不去益那里而去启那里，说：‘这是我们君主的儿子。’讴歌的人，不讴歌益而讴歌启，说：‘这是我们君主的儿子。’丹朱不贤，舜的儿子也不贤。舜辅佐尧、禹辅佐舜，经历的年头多，施恩于百姓的时间长。启贤能，能够敬慎地承继禹的道。益辅佐禹，经历的年头少，施恩于百姓的时间还不长。舜、禹、益之间相隔久远，他们儿子的贤与不肖，都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没有人去做却自然成就的，是天；没有人招致却自然到来的，是命。” 《弘道录》说：这是天下由一家承继的开始，也是万世共同遵循、没有改变的原则。大概穷尽心性、认识本性之后，才可以谈天命；穷尽事理、完全发挥本性之后，才可以谈命运。这两方面只要有一丝没有穷尽，就会成为偏爱儿子的赵普。那些偏爱儿子的赵普，哪里曾不说天命呢？他的建议如果不是天下至公，就无法改变人性至深的亲爱；他所授予的如果不是祖宗至深的心意，就无法表现承继统绪的深恩。因此丹朱和商均，尧舜哪里曾不爱他们呢？只是为天下得到贤人很难，所以不能强行让贤。至于益，尧舜又哪里曾不把他推荐给上天、昭示给众人呢？众人不归益而归启，所以也不是人为强行夺取。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孟子阐明辅佐君主时间长短的原因，以及儿子贤与不肖属于天命的不同，益发详尽，读《弘道录》的人不可不察。《太甲》说：王祖住在桐宫服丧，能够最终成就真实的德行。《弘道录》说：恻隐之心，是仁的开端。这句话为什么发出呢？难道不是因为普通人的本性，如果看不见值得忧虑的事情，忧心就不会产生；看不见值得畏惧的事情，畏惧之心就不会产生，于是逐渐沉溺于过失之风而自己不知道，违背训诲而自己不觉察吗？难道不应当思考用什么来警醒发动它吗？桐宫，是太甲居丧的地方，是先王衣冠收藏的地方。即使以常人的眼光看，也没有谁不会望着松树和楸树而产生感慨；到了这里，太甲的心就变得深厚而诚恳，旺盛而奋发。他亲近先王训诫，远胜于师保的训诫。因此不接近声色，常常呈现在眼前；不吝惜改过，时时警戒于心。这就是他从将要颠覆的处境转变为能够善终的德行，难道不是恻隐之心使然吗？《无逸》说：高宗在位时，曾长期在外劳作。等到小人扶助他即位，他有时居丧守制，三年不说话。他之所以不说话，是因为一开口便能使政事和谐。《弘道录》说：商代崇尚质朴，这仍然是太古遗风。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并不是因为地位卑微就降低他的尊贵，竟让他长期住在民间，和小民共同劳作。由此可见小乙爱护自己的儿子，并不像后世姑息纵容的态度，而是真实无妄的诚心。朝廷是治理万事的根本，并不因为恩情而掩盖义理，竟有高宗服丧守默三年而不说话的事。由此可见高宗爱护自己的父亲，并不像后世徒具虚礼的文饰，而是出于天性自然的爱。这是三代人主的高尚情操和盛大节操，并不只是用崇高富贵来说明的。《大雅》说：绵延不断的瓜蔓，民众最初出生时，从土沮、漆水一带开始；古公亶父筑陶穴、建房屋，当时还没有家室。《弘道录》说：《诗经》称颂瓜蔓绵绵不断，为什么呢？大概是说太王开创王业、传下王道。所谓“轨”，就是车轮行过的辙迹。那人说：仁人不可失去，跟随他的人如同归向集市；这难道不是王者所行的道路和轨迹吗？后来武王继承太王的事业，正是继承这绵绵不断的事业。不然，凭借陶穴居住的遗风，想要建立王业、剪除商朝的志向，又从哪里兴起呢？善于观察的人也能辨别这一点。又说：到了王季，德行得以施行；太妊怀孕，生下了文王。《弘道录》说：我看成周时期，父祖子孙的盛德竟如此兴盛，而尧的时代反而不能达到，为什么呢？想来天地初开时，元气还没有完全纯厚；到了周代，真元会合，这不只是家族累积的福庆，也是天下累积的诚心，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不然，洽阳、渭水与嫄妃降嫁之事，为什么不能相提并论呢。《列女传》说：太妊的性情端正专一、诚实庄重。她怀孕以后，眼睛不看邪恶的颜色，耳朵不听邪恶的声音，口中不说傲慢的话。文王出生后聪明圣明，太妊教他做到闻一知百，最终成为周朝宗室中的君子。人们说太妊善于胎教。《弘道录》说：我读到胎教的说法，没有不感叹其中所包含的至理。天命所赋的本性，是无形的；男女相感，则是有气的。无形之物不能用善恶来说明，因为本性本来就是善的；有感之气则从这里分别出邪正善恶。不仅如此，人的贵贱、寿夭，也无不由此而来。这就是所谓气质禀赋，和生命一同生成，一经确定便难以改变。太妊所生之子最终成为周朝宗室的君子，不也是理所当然吗？《中庸》说：没有忧虑的，大概只有文王吧！因为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亲开创事业，儿子继承事业。《弘道录》说：孔子说：“仁者不忧。”解释的人说：“道理足以胜过私欲，所以不忧。”文王以王季为父，如果私欲胜过道理，就会逞其急于求成之心，从而使父亲陷于不义，这种事是可能发生的。以武王为儿子，如果私欲胜过道理，就会预先谋划不合宜的事业，从而使儿子陷于不臣，这种事也是可能发生的。以此作为训诫，后世尚且有人想做周文王。唉，这样的文王未免太多了吧。后妃们没有嫉妒忌恨，因此子孙众多。所以把众妾和谐相处、聚集一堂，比作螽斯群居，说道：“螽斯的翅膀振振作响啊，适宜你的子孙众多而兴盛啊；螽斯的翅膀薨薨作响啊，适宜你的子孙绵延不绝啊；螽斯的翅膀揖揖作响啊，适宜你的子孙众多啊。” 《弘道录》说：为什么说有这样的德行就应该有这样的福分呢？在此以前，很多人到了王世便不能成为宗室，怎么能够继续下去呢？在此以后，又多有暗中的祸患，像火焰一样无法遏止，怎么能够长久呢？一个人不听取父母、兄弟的话，可以由此观察他的孝；言语不离众妾和妻子的口，可以由此观察他的德。所谓和谐，不是妇人孩子嬉笑而已，而是像编排鱼群一样使众妾有序受宠，难道不是有利于周代世世蒙受恩泽吗？所谓进益，不是枯杨生出嫩芽，而是君王来到家中，彼此相爱。这是文王的家法吧！从这里谈德，德就广大；从这里谈福，福就深厚。文王的后妃修养自身的德行，子孙也都受到善行感化。所以诗人赞美她们说：“麒麟的脚趾，仁厚而有德的公子；唉，麒麟啊！”

译《弘道录》说：我看王者的品行，没有比这更真实而不虚伪的；颂美的言辞，也没有比这更亲切而有意味的。因此，麒麟虽然出现在郊野沼泽，却还没有被看见。四灵之物无形而成群，公子的子孙有具体形象，当然不如那些振振有德者相似于麒麟。这是圣人的门徒从观感兴发中深有所得，并不只是诵读、谈说和羡慕而已。反过来看，商代有外丙、仲壬早夭，汉代有隐王、少帝无辜被杀，有建成、光吉之难，宋代有光美、德昭之争，又有谁能像周代文、武、成、康那样世代继承王业呢？因此说王者的祥瑞，确实不是虚妄的。《弘道录》记载：文王生病，武王忧虑，戴好冠帽、束好衣带侍奉。文王吃一顿饭，武王也吃一顿；文王吃两顿，武王也吃两顿；过了十二天才问文王。文王对武王说：“你梦见了什么？”武王回答：“梦见上帝赐给我九年寿命。”文王说：“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武王说：“西方有九个国家，君王大概最终会安抚它们吧。”文王说：“不是这样。古人把牙齿称为‘龄’，我有九十七岁，把我的三岁给你。”文王九十七岁去世，武王九十三岁去世。《弘道录》说：武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因为爱亲之心深厚，这就是所谓先于天意行动而天也不违背。文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应验？因为爱子之心深厚，这就是所谓顺应天意而奉行天时。连上天都不违背，人又有什么可疑议的呢？文王和武王虽然是两个人，但诚心彼此相通，起初没有什么隔阂。他从文王一顿饭、两顿饭一直到十二天后才询问，完全是出于爱亲之意。天下万物，有什么能超过这种孝心呢？连木石、豚鱼都说可以感通，何况神明所体现的至理呢？至于“九十七、九十三”，这是实际道理的应验，恰好合于这个数目；即使不把文王的三年寿命增加给武王，又怎知武王没有因此减损寿命呢？总之，人生以百岁为大致期限，不必拘泥于具体言辞。读者不因词句而损害其本意就可以了。《周颂·闵予小子》说：遭逢家国不幸，先王遗体仍在忧患之中。啊，伟大的先父啊，愿永远能够尽孝。想到这位伟大的祖先降临庭中，我这个小子早晚都恭敬不懈。啊，伟大的先王啊，我继承您的次序和事业，思念之心永不忘记。《弘道录》说：之所以说要成就文王、武王的事业，推崇宏大教化的根本，是因为天地的大化叫作仁，圣人的最高德行叫作孝。凡是用来取悦天子、使诸侯顺从德行的事情，没有不是以此作为根本的。因此，太甲居桐宫为祖父服丧，高宗居忧守亮阴，成王忧患在身，三位君王最终能够成为善于继承、守护事业的贤主，所依据的是同一道理。伟大君王的孝，不需要从别处寻求；它的源头出于上天，是良心真实而深切的表现；思念祖先，是忧劳之情通达幽微的表现；把诚心质证于鬼神，是一切顺遂之道的流行。正因为如此，才会思念并继承先王的次序而永不忘记。后来大汉兴起，其根本难道不也与此相同吗？元帝、成帝以后，这种道理渐渐衰微了。难怪经生们对此忧心不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顾命》说：四月初一，王病情不安。甲子日，王于是洒扫、祭告，用水洁身，穿上相应的冕服，凭靠玉几。随后召见太保爽、茵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以及百官御事。王说：“唉！我的病势大为加重，病情已经迫近死亡。既然久病不愈，恐怕不能留下誓言来告诫继承人。现在我慎重地把命令告诉你们：从前先君文王、武王，发扬并延续光明，安定并治理天下，教诲则反复学习。学习而不违背，才能攻克殷朝，承受上天的大命。想到后世的忧患，应当敬畏接近天威，继承并守护文王、武王的大训，不敢昏昧逾越。如今上天降下疾病，我将不能兴起，也不能醒悟；你们应当明白我的这些话，恭敬地保护太子钊，使他大力渡过艰难。” 《弘道录》说：这就是成王善终、康王善始的原因，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托付孤儿、寄托国命，能像周代这样得到合适的人选，是因为王室的亲贵承担了太保的重任。虽然说有君臣名分，但彼此安危休戚相关，就像同舟行驶在江心、并马驰骋在大道上，怎么能不战战兢兢呢？成王在开始时，若不是周公，怎么能使他明白自身处境、保护自身呢？在最后时，要宣扬先王的光明、承接上天的大命，若不是召公，怎么能恭敬地保护太子呢？这种艰难的心情，成王本人亲身经历过，所以说话亲切而有意味，并不像安刘、樊哙一类人只求侥幸。又说：要使远方归顺、近处安定，安抚并劝勉大小各国；想到有人会自取混乱、损害我的威仪，你们不要让钊冒然陷入不善的苗头。《弘道录》说：成王到了这里，已经和古代圣贤没有不同了。大概“几”是虞廷的重要诀要，若不是极其明察，谁能察觉它；若不是极其刚健，谁能决断它？这是他从不断明察、勤勉担责中得到的结果，并不是浮泛的臆说。行动而广泛应对事务，就要承接朝廷上下、安定各家，怎么能片刻忘记呢？静处而谨慎独处，就要面对一日二日之间的万般细务，怎么能一刹那做得不善呢？然而继承君位的人尤其应当警惕，因为他的心性还未纯厚，守持也还未牢固。一旦身处众人之上，容易产生骄傲放纵的过失；一旦亲近近臣、听从冒进不善的苗头，那么柔远能迩、安抚劝勉大小诸邦的措施，都会失去依据。这是成王昏乱时的深切忧虑，是生死相隔前的长久诀别，是事业盈成时的最高谋略，也是保傅尽职的全部功劳。那些只说佳儿佳妇的话，只看到了亲情，却没有详察其中的道理，不能与这番话相提并论。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疏远自己的亲族，不使大臣怨恨。对于旧交故臣，如果没有重大过错，就不要抛弃。不要要求一个人具备所有优点。《弘道录》说：这是周公的家法。孔子所谓“鲁国一变就可以达到大道”，说的就是这个。后来鲁公治理国家，先内后外，先讲仁后讲义，从训诫中得到的教益非常切实。所以说鲁国的恩泽延及十世。鲁国有王者的遗迹，是因为仁厚；齐国之所以不如鲁国，也在这里。然而我曾经过曲阜，看到周公的庙，却没有一个人陪祀。我认为，大圣人的德行，生前能够与天相配，死后却没有人可以配享；况且以鲁公的贤能，配合周公的教诲也不辱没，用他来配享，难道不合宜吗？以后如果有人能够办理此事，依照这个意见去做就可以了。

译《檀弓》说：晋献公去世，秦穆公派人吊唁公子重耳，说：“我听说，亡国常常在这个时候，得到国家也常常在这个时候。虽然您正庄重地穿着丧服，但丧事也不能拖得太久，时机也不能错过。您还是谋划一下吧。”重耳把话告诉舅犯，舅犯说：“您还是拒绝他吧。居丧的人没有什么宝物，只有亲爱父母之心才是宝物。父亲去世，难道还能说什么呢？如果还借机谋利，天下人谁能相信您呢？您还是拒绝他吧。”公子重耳回答说：“承蒙君王恩惠，来吊唁亡臣重耳。我身遭丧父之痛，不能参与哭泣的哀痛。只是因为君王忧虑，才说到父亲去世之事。我哪里敢有其他志向，来辱没君王的义举？”于是叩头至地却不行拜礼，哭泣后起身，起身后不谈私事。子显把这番话转告穆公，穆公说：“公子重耳真仁厚啊！叩头至地而不行拜礼，说明他还没有把自己当作后继君主，所以不完成拜礼；哭泣后起身，说明他爱护父亲；起身后不谈私利，说明他远离利益。” 《弘道录》说：拥立庶子，如果因为偏爱而这样做，爱意已经消亡了。重耳年长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惠公这个人，对上不顾兄长，对下不顾弟弟，外出奔逃、内心图求，靠侥幸苟且取得利益。重耳当时正处在忧伤服丧之中，叩头哭泣，两人的气象截然不同。因此《春秋》记惠公时不写“入”，记里克时也不写“罪”，《大学》又引用舅犯的话，都是与人为善之心。谁说穆公决定接纳重耳，不是由于子显传达的这番话呢？假使文公每件事都这样做，又怎么会长期借用君位而不归还呢？可惜他的心性不纯，善于使用诡诈；这虽然都是不学习的过错，但子犯辅助君主而没有卫护周全，也不能推卸责任。《左传》说：邓舒向贾季，也就是子犯的儿子，问道：“赵衰和赵盾，谁更贤能？”他回答：“赵衰像冬日的太阳，赵盾像夏日的太阳。” 《弘道录》说：冬日的太阳令人喜爱，夏日的太阳令人畏惧。赵衰随从经常带着酒浆，自己饥饿却不肯食用，他的仁爱达到极点。到了赵盾主持国政，制定政事典章，端正法律刑罚，处理刑狱，督察政务，虽然使人畏惧，却也使人爱戴。这就是贾季屡次称许他的原因。《孔子家语》说：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王室的后代。微子启是殷帝乙的长子，后来入朝担任王的卿士；微是国名，子是爵位。周公辅佐成王，命微子作为殷的后代，把宋国封给他。其弟称为微仲，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愍公熙，熙生弗父何。弗父何本应继承君位，却让给弟弟厉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胜，世父胜世代担任宋国乡官；胜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此后便以孔为氏。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皋夷父；皋夷父的儿子是防叔，防叔为躲避华氏的祸患逃奔鲁国，所以孔子成为鲁国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在尼丘山祈祷，生下孔子。《弘道录》说：司马迁已经知道孔子的世系了，为什么反而遗漏了他的先世谱系呢？微子承继先王的传统，孔子实际上继承了商朝的后代传统；三代更替兴起、气运交替，可以说是至仁之事。契推广五教，彰明人伦，是万世仁义礼乐的宗主。汤继承夏后而拥有天下，他建立根本、开辟源头，实际上正从这里开始。到了微子，又生有圣德，后来帝乙也想立他为太子，所以微子本来完全可以承受天命成为天子。等到他抱着祭器投奔周朝，说明上天已经抛弃纣王，但实际上并没有厌弃商朝。周人也不敢把他当作臣下，只让他修治商礼，作为宾客处在王室。几代以后，周德也衰落了，上天于是深厚地降生一位大圣人，作为万代仁义礼乐的宗主。孔子虽没有继承周朝而称王，实际上却代替商朝施行治理。孔子曾说：“我学习殷礼，宋国还保存着它。”由此可见他内心隐约有自我承担的意识。这难道可以遗漏而不加论述吗？《通志》纠正了司马迁的失误，却也略去不记，仍然不够完善。这就是本录不可不载的原因。孔子十九岁时，娶宋国开官氏为妻；一年后生下伯鱼。鲁昭公派人送来鲤鱼，孔子荣耀君主的赐予，所以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伯鱼生伋，字子思，著作《中庸》。《弘道录》说：商朝自契以来传到汤，又从汤以后封在宋国，经历一千多年，孔氏才兴起。又从正考父辅佐戴公、武公、宣公，经过数代以后，孔子才出生。孔子又娶宋国开官氏，生伯鱼；伯鱼又生伋；此后道统的传承才得到宗主。上天为万世筹划，是要继承过去、开创未来，并不只是光耀前代、造福后代。这件事所关系的并不小，怎么可以略去不记呢？所以记载下来，以补《史记》《古史》《通志》等书的缺漏。《孝经》说：孔子闲居，曾子侍立。孔子说：“先王有最高的德行和最重要的道理，用来使天下顺服，百姓因此和睦，上下没有怨恨。你知道这件事吗？”曾子离开席位站起，说：“参不聪敏，哪里足以知道呢？”孔子说：“孝，是德行的根本，也是教化产生的源头。你再坐下，我告诉你：人的身体、毛发、皮肤，都是承受父母而来的，不敢毁伤，这是孝的开始。立身处世，实行大道，使名声流传后世，从而显扬父母；侍奉君主尽忠，思念你的祖先，不断修养他们的德行。” 《弘道录》说：所谓最高的德行和最重要的道理，是什么呢？回答说：是心。为什么说心是最高而重要的呢？这是对天下、百姓以及上下关系而言的，所以说它最高而重要。为什么天下、百姓和上下关系不能没有最高而重要的心呢？天下极其广大，圣人以不能普遍施恩为忧患，所以讲博施；百姓极其繁多，圣人以不能救助众人为忧患，所以讲济众；上下极不整齐，圣人以不能一视同仁为忧患，所以讲絜矩。难道这样就结束了吗？天下虽然广大，但亲爱亲人却是一致的；百姓虽然众多，但爱人之心也应当一致，这就是孝的最终境界。孝开始于侍奉父母，最终落实于立身。《大雅》说：“没有……”上下虽然有差异，但顺从之心是一致的。亲爱，就是顺从；先王的心宽厚舒展，把它看作美好而充裕。它看不见，却能施加于百姓；听不见，却能成为四海的法则。所以说，孝是德行的根本，是教化产生的源头。这是教化的发端，也是贯通全经的根本，并不只是开始于侍奉父母、明白五种孝，终于侍奉君主和立身而已。有子说：一个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冒犯上级，这种人很少；不喜欢冒犯上级，却喜欢作乱的人，从来没有。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就会产生。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大概就是实行仁的根本吧。

译《弘道录》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实行仁的根本。“本”就像树根。万物有根，才会有许多树干、枝叶；之所以致力于培育根部，是因为生长的生机在这里，而不在枝叶。假如有人待人总是一团和气，但家庭内部却没有处理好，能说他仁吗？又假如有人只孝顺友爱兄弟，却对别人横暴无礼，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所以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冒犯上级的人很少；不喜欢冒犯上级，却喜欢作乱的人，从来没有。”然而，这只是日常实行的道理，并没有什么高深难行之处，君子为什么还要专心用力于此呢？正因为根本确立，道就会产生，于是推广到天地万物，没有什么不能各得其所。这难道不是仁的根本吗？门人认为有子的言行气象像圣人，所以把这段话一并记在开卷第一篇。这样看来，致力于根本，难道不是时时学习的第一要义吗？孟子说：从来没有真正仁爱的人会遗弃自己的亲人。《弘道录》说：所谓遗弃亲人，就是世俗所说的不孝五种情形。只有不仁的人，才会被个人欲望牵制而做出这些事。孝子每走一步、每说一句话，都不敢忘记父母。所以他常常在无声处听察，在无形处观察，哪里会懒怠自己的四肢呢？平时居处便竭尽恭敬，奉养父母便使他们心情愉快，哪里会沉迷赌博、下棋、饮酒呢？父母所爱，子女也爱，哪里会贪爱财物、偏私妻子儿女呢？美色不忘于眼，声音不绝于耳，哪里会放纵耳目欲望呢？处在上位不骄傲，处在下位不作乱，和众人相处不争斗，哪里会喜欢逞勇斗狠呢？这些都是人伦中最大的幸福，也是家庭永无穷尽的益处；三部书开卷所讲的首要道理，不可不仔细体察。孟子又说：仁的实际内容，就是侍奉父母。《弘道录》说：这里的“实”字，不是和浮华相对，也不是像果核的果实，而是指本然的归宿处，所以称为“实”。仁之所以成为仁，并不是泛泛而言，而是天生父子之间，其本性所具有的至爱，本然归宿就在侍奉父母，所以称为仁。下面所说的义、智、礼、乐，也无不如此。到了乐，便产生生机；有了生机就不能停止，于是仁的整体显露、作用大行，达到极致，便会手舞足蹈，但这一切都出自仁义礼智信五者。本然归宿之处，不是向外求取，也不是借助外物，而是直接向人指示一种紧要而活泼的道路。大体说来，圣贤的话，就像造化生机，全部包含在其中；人们看见它有层层叶片，其实只是一个花蕾，从内部发出来的，便是仁的实际内容。读者应当用心思考。《小雅》说：蓼蓼的草，原来不是蓼草而是蒿草；哀伤我的父母，生我养我多么辛劳。蓼蓼的草，原来不是蓼草而是蔚草；哀伤我的父母，生我养我多么劳苦。祭器已经空了，这是穷困百姓的羞耻；孤苦无依地活着，还不如早些死去。没有父亲，我依靠什么？没有母亲，我依靠什么？出门便忧愁，回家也没有归宿。父亲啊，是您生了我；母亲啊，是您养育了我；抚养我、爱护我，长养我、教育我，顾念我、反复照料我，出入都怀抱着我。我想报答父母的恩德，昊天却广大无极。南山高峻，狂风猛烈，众人没有不善终的，为什么唯独我遭受祸害？南山高大，狂风呼啸，众人没有不善终的，为什么唯独我不能善终？《弘道录》说：太平时代的言语平实，是为了通达其意；衰乱时代的言语矫激，是为了使措辞更加急切。所以诗中说“将母来诸”，并不是不知道父母抚养、照料之劳；只是探究它的情实而责备自己，便没有私人的怨恨了。“蓼莪”一诗也不是不知道祭器空竭、贫困羞耻，却还能慎重地自我反省，仍然可以把自己的情意表达尽。如今既不能终身奉养父母，以尽人子的情分，又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慰劳父母、显示子女的义，于是无所归咎，只能归咎于自己，说“不是我成了蒿草”，说“昊天广大无极”。这种呼天怨慕的情感，哪里能够停止呢？至于“南山烈烈，飘风发发”，就是所谓情意不能尽。诗又以血泪继之，极尽哀怨而自己也不自知。孟子说：“舜真是大孝啊，五十岁了还思慕父母。”像这首诗，难道不是把爱慕之情写尽了吗？《礼记》说：孝子有深厚的爱，必然有和顺的气色；有和顺的气色，必然有愉悦的面色；有愉悦的面色，必然有温婉的容貌。孝子拿着玉器，就像捧着盛满的东西一样，小心谨慎、专心恭敬，仿佛承受不起，又仿佛将要失手掉落。严厉威猛、庄严谨肃，并不是侍奉父母的方式。《弘道录》说：子夏说：“侍奉父母，能够竭尽自己的力量。”孔子却教导他说：“难的是和颜悦色。”这是什么意思呢？舜向昊天号哭，说：“我竭力耕田，不过是尽到做儿子的职责罢了。”可见和颜悦色与竭尽力量自然有所区别。父子关系以恩爱为主，亲人不是外人，是成就我的人；我也不是只为自己而存在，是为了亲人而存在。面色显现，是气机发动的结果，不能靠矫揉造作或勉强达到。内心和顺，气就和顺；气和顺，便自然充满面容，有一种谁也说不清原因却自然而然的状态。子夏并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只因谨慎守礼，担心他把竭尽力量看成就足以尽仁，所以孔子启发他。否则，以子夏商长于文学、记礼之学多出其门下，难道会不知道严厉庄重并不是侍奉父母的方式吗？曾子说：孝子奉养年老的父母，要使他们内心快乐，不违背他们的意志；使他们的耳目感到愉悦，使他们居处安适；用饮食尽心奉养他们。因此，父母所爱，子女也爱；父母所敬，子女也敬。即使对狗马也会这样，何况对人呢？《弘道录》说：所谓“尽心奉养”，是把自己的心完全用尽才叫作忠，这和只是竭尽力气不同。孟子说：曾子奉养曾皙，必定有酒有肉；将要撤下饭食时，一定请问剩余的食物要给谁；问有没有剩余，便回答说有。但哪里只是这些呢？曾皙爱吃羊枣，曾子因此不忍心吃羊枣，还有什么不是尽自己的心呢？像曾子这样侍奉父母，才差不多能够尽到仁了。子路说：可悲啊，贫穷！活着没有办法奉养父母，死后也没有办法办理丧葬。孔子说：即使吃豆羹、喝清水，只要能使父母尽情欢乐，这就叫孝。《弘道录》说：所谓“使父母尽情欢乐”，如果要求人一定要用三牲五鼎来奉养，那么儒者中就没有善于奉养父母的人了；如果要求人必须用丰厚的酒食和高大的棺椁来办理丧葬，那么贫穷的人就没有善于送葬的人了。吃豆羹并不美味，但即使粗食也可以用来尽孝；喝清水并不甘甜，却能使沉醉的人清醒。谁说孔子这句话不是最高的教诲呢？南山的孝子彼此告诫奉养父母。沿着南山走，说着采摘兰草；眷恋家庭，心中不得安宁。那些居住在外的人，不要贪图游乐；愿你们使饮食丰盛，清洁地准备早饭。沿着南山走，那里的草木油油生长；那些居住在外的人，想到父母温柔的面色；眷恋家庭，心中不得停留安宁；愿你们准备丰盛的晚餐，洁净地准备早饭。有水獭啊有水獭，在河水的曲岸；挖深水波去捕捉鲤鱼。林中的乌鸦嗷嗷鸣叫，接受母鸟的哺养。奉养丰厚而敬意浅薄，只像禽鸟一样。增加你们的虔敬，以求获得大福。

译《弘道录》说：用这首诗作为补充，是因为周道衰落、仁孝淡薄，于是有不把父亲当作父亲的人，有指证父亲偷羊的人。更严重的，母亲去世却歌唱，把薄情当作正道，竟不知道报答根本和反哺的恩义。可悲啊，难道人的行为还不如禽兽吗？这首诗虽然没有完整的词章，却用于乡里饮酒合乐。君子借助歌声遥想其中的义理，由义理而联结恩情，希望仁孝不至于废弃。《弘道录》第四卷完。＃１：“畎”字原作“亩”，据《十三经注疏》改正。＃２：“悦”字原作“脱”，据《十三经注疏》改正。＃３：“商”字原作“商”，据文意改正。下文同。《弘道录》第五卷。仁。父子之间的仁爱。《汉书》说：汉文帝元年，有关官员请求及早册立太子。皇帝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德行，即使不能广泛寻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把天下禅让给他，却又说预先册立太子，这岂不是更加显出我的无德吗？”有关官员坚决请求说：“预先册立太子，是为了重视宗庙社稷，不忘记天下。古代殷、周拥有国家，能够安定治理一千多年，使用的就是这个道理。确立继承人必须是儿子，这个传统由来已久。高帝平定天下，成为太祖，子孙继承帝位，世世代代不断。如今如果放弃应当册立太子的正事，反而讨论不应当册立，子启年纪最长，纯厚慈仁，请立他为太子。”皇帝于是答应了。《弘道录》说：自从秦朝废掉扶苏、立胡亥以后，天下纷纷大乱，战争不止，百姓陷入苦难，没有比那时更严重的了。《易经》说：“有了父子，然后才有君臣。”父子名分，难道可以不预先确定吗？汉高祖亲眼看到其中的弊端，却也曾有反复迟疑的困惑；即使反复听取意见，也不能立即停止，因此又招致吕氏之乱，最终导致庶子夺取正统，汉朝与秦朝相差也没有多少了。迎立代王的谋划，是一件大事；文帝元年的诏令，又是一件大事。西汉二百年传承的根基，人心和天命从这里确立。由此也可以看出，父子的名分断绝后又得以延续，正道坠落后又重新振兴。唉，可以说这是仁了。文帝居住在代王府时，薄太后曾经病了三年，文帝眼睛不交睫，衣带不解；汤药如果不是亲口尝过，就不让进献。因此爰盎说：曾参以平民身份尚且很难做到这样，如今陛下以王者身份奉行这件事，远远超过曾参了。《弘道录》说：人侍奉亲人，难道真的因贵贱而有差别、因身份而分难易吗？孝悌之道是人的天性。从天子到平民，身份虽然不同，天性却没有差别。顺着本性去做，难事也就容易；违背本性去做，容易事也会困难。曾参和文帝，谁能因为身份而衡量轻重呢？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应当受刑，皇帝下诏将他逮捕押送长安。淳于意的小女儿缇萦上书说：“我的父亲做官，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如今他犯法应当受刑，我悲伤的是，死者不能复生，受刑者不能恢复身体；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没有道路了。我愿意没入宫中做官婢，以赎父亲的刑罪，使他能够改过自新。”天子怜悯她的心意，于是下诏废除肉刑。《弘道录》说：汉文帝难道不比齐宣王更好吗？齐宣王因为爱护禽兽而重视牛，汉文帝则因天地所贵的人命而废除肉刑；而且大贤的议论，比不上少女的一番诉说。文帝减轻刑法、施行恩惠，又不是可以拿“小的”去替换“大的”那类事情所能相比的。可是人们纷纷认为这是一种弊病，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说这颗心已经足以成就王道呢？既然不是为了结交邀誉、厌恶坏名声才这样做，那么就只能说他是爱得太过、厚待得太过了。卫太子的儿子史皇孙，生下刘病已，号称皇曾孙。刘病已出生几个月时，遭逢巫蛊之事。太子及其男女、妻妾都被杀害，只有皇曾孙幸存，也因牵连被收捕下狱。丙吉奉诏审理此案，心里知道太子没有罪，又深深怜悯皇曾孙无辜，于是挑选谨慎厚道的女徒，让她们乳养皇曾孙，并把他安置在空置的地方。昌邑王被废后，霍光与张安世等大臣商议拥立人选，尚未决定。丙吉写信给霍光说：“武帝的曾孙刘病已，通晓经术，具有优良才干，品行安定而节操温和。希望将军决定大计。”霍光与丞相杨敞上奏说：“武帝曾孙刘病已，十八岁，师从学习《诗》《论语》《孝经》，亲身实行节俭，慈爱仁厚，能够继承孝昭皇帝。”后来皇太后下诏说：“可以迎接。”曾孙于是登上皇帝之位。《弘道录》说：传记有句话说：“人多势众就能胜过天，天意既定也能胜过人。”确实如此。史书称戾太子仁厚宽恕、温和谨慎，武帝嫌他才能不足、少有像自己的地方；又说武帝用法严厉，多任用深刻苛察的官吏，而太子宽厚，常常为人平反。太子确实没有辜负汉朝。等到武帝年老，皇后的宠爱更加衰退，于是巫蛊之祸纷纷兴起，扰乱的灾害突然发动，这就是人多势众胜过天意，所以局势如此危急。到了武帝内心醒悟，天下更加悲痛，于是泰山的石头无人扶持却自己立起，上林苑的树木无人召唤却自己起立，这就是天意既定胜过人力，所以应验得像符节相合。戾太子本人虽然没有拥有天下，但他的后代后来也一定会因此得到天下。由此可见，父祖子孙终究不会彻底泯灭断绝，只是人违背天意、时势与事情不相合，才导致刘病已没有亲人，而刘弗陵没有后代。难道不可悲吗？《东汉书》说：世祖光武皇帝，是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的后代。刘发生舂陵节侯刘买，刘买生戴侯刘熊渠，刘熊渠生考侯刘仁。刘仁因为南方低洼潮湿，迁封到南阳白水乡，和宗族一起迁居。刘仁去世后，儿子刘敞继承爵位。正值王莽篡位，节侯国被废除。刘仁的小儿子刘外任郁林太守，刘外生巨鹿都尉刘回，刘回生南顿令刘钦。刘钦娶湖阳樊重的女儿，生下三个儿子刘演、刘仲、刘秀。刘秀鼻梁高隆，额头有日角，性情勤于农事。刘秀的姨母元是新野邓晨的妻子。刘秀曾和邓晨一起拜访方士蔡少公，蔡少公颇为通晓图谶，说：“刘秀应当成为天子。”后来刘秀即位，成为世祖光武皇帝。《三国志》说：蜀汉先主刘玄德，也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胜的儿子刘贞在元狩六年被封为涿县陆城亭侯，因醉酒失去爵位，于是就在当地定居。其祖父刘雄、父亲刘弘，世代在州郡任职；刘雄被举荐为孝廉，官至东郡范县令。先主年幼时父亲早逝，和母亲以贩卖鞋子、编织席子为业。家舍东南角篱笆上有一棵桑树，长到五丈多高，远远望去枝叶繁茂，像小车的车盖，来往的人都觉得这棵树非同寻常，有人说这里将会出现贵人。先主小时候曾和宗族中的孩子们在树下玩耍，说：“我将来一定要乘坐这种羽葆盖车。”后来他屡次升迁，做到益州牧。曹丕篡位后，先主在蜀地即位，称昭烈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