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六

译孝宗皇帝是太祖的第七代孙。秦王德芳生英国公赵惟宪，赵惟宪生新兴侯赵从郁，赵从郁生华阴侯赵世将，赵世将生庆国公赵令稼，赵令稼生赵子传，这就是秀王。夫人张氏在建炎元年十月戊寅日于秀州青杉闸的官舍生下孝宗。元懿太子去世后，高宗没有后嗣，昭慈圣献皇后也从江西回来，秘密向高宗提起此事；右仆射范宗尹当面请求，上虞县丞娄仁亮上疏极力陈说。高宗大悟，说：“太祖凭神武平定天下，子孙却不能享有它；又遭逢时局多难，宗室零落，实在可怜。我如果不效法仁宗为天下作打算，凭什么慰藉在天之灵？”于是下诏选取太祖的后代，绍兴二年五月在禁宫中抚养。绍兴三十二年立为皇太子，乙亥日即皇帝位，这就是孝宗。至于理宗皇帝，也是太祖的第十代孙；父亲赵希瓐追封荣王，母亲全氏在开禧元年正月癸亥日于绍兴虹桥里的住宅生下理宗。宁宗嘉定十三年，景献太子去世，没有子嗣，于是选取太祖的孙子中年满十五岁的人加以抚养，按照高宗选择普安郡王、恩平郡王的旧例，便同济王赵竑一起在禁宫中抚养。理宗性情凝重少言，清洁安静，喜好学习。每天上朝参见、等待宫门开时，有的人多说笑，理宗独自庄严肃穆，见到他的人都肃然起敬。适逢济王同丞相史弥远发生争执，史弥远便把心意转向理宗。十七年八月丙戌日，宁宗病重，册立理宗为皇太子；丁酉日继承皇帝位，这就是理宗。《弘道录》评说：我看南宋的事情，没有一次不感叹天意有所安排。自高宗即位以来，忘记父兄被金人拘掳的仇恨，谁不怨恨，谁不悲痛？却不知道天意本来另有所在，好像是替太祖清除障碍罢了。徽宗有三十一个儿子，却一旦全部失去，难道上天没有用意吗？假使徽宗、钦宗二帝中的一人从漠北归来，那么徽宗还未老，钦宗正当壮年，后代繁衍就不可估量。高宗和宁宗如果没有后嗣，孝宗和理宗又凭什么能够即位呢？最终帝位传了六帝，延续一百五十年，同北宋相媲美，天道好还的道理在这里得到了验证。有人不致力于观察天理，反而妄称理宗是太祖的后身。呜呼，这难道可以轻易相信吗？这难道可以轻易相信吗？”},{ 曹武惠王曹彬的父亲曹芸生下曹彬时，起初把各种供儿童玩耍的物品【“始眸”疑为缺字或讹误】陈列在席子前，观察他拿取什么。曹彬左手拿着兵器，右手拿着俎豆礼器，不一会儿又拿取了一方印，其他物品一概不看，当时人们都对此感到奇异。等到曹彬长大成为大将，讨伐江南时，每当暂缓进军，都是希望李煜归顺，于是派人晓谕他说：“事势已经如此，所可惜的只是城中聚居的百姓；如果能够归命，这就是上策。”等到城池将要攻克时，曹彬忽然称病，不再处理军政事务，各位将领都来问候。曹彬说：“我的病，不是药物和针石能够治愈的，只有请各位将领诚心发誓：在攻克城池的那一天，不要妄杀一人，那么我的病自然就会痊愈。”各位将领答应了，共同焚香发誓。南唐国主于是率领群臣请求投降，曹彬安慰他们，按照宾客之礼接待他们。从出兵到凯旋，没有杀戮一人，江南因此得以保全。曹彬有七个儿子，璨、璋以大将之职显名；璃娶秦王之女具平郡主，官至昭宣使；珐任左藏库副使；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询束任上阁门使；综任西上合门副使，兼领镇海军节度使。圯的女儿就是慈圣光献皇后。后来又多次追赠曹芸为魏王、曹彬为韩王、圯为昊王；各位孙辈也都显达，没有一个不显贵的。《牧誓》所说的“六代七代”，讲的是圣人使用武力的事情；《泰誓》所说的“一德一心”，讲的是圣人建立功业的根本。用兵并非出于不得已；事情如果确实可以办成，却还要用毒害百姓的方式来逞强，这不仅违背上天的道理，难道世间因果报应的事实还不值得鉴戒吗？远的有秦朝和项羽一类的人，近的则有“瀚与全赋”一类的人【“瀚与全赋”疑为人名或讹误】。人不是鬼，责任会追究到眼前；使儿子断绝、孙子绝嗣，也不会放过后代。这样看来，哪里还会有父祖子孙满门全盛的道理呢？或者说，江南本来没有罪，只因为卧榻旁边【原作“外榻之侧”，疑有讹误】不容许别人鼾睡，这也就不同于堂堂正正的军队了。如果不是把不杀人作为根本之心，岂不是还要沿袭这种魔障、承袭这种妄想【“踵其魔，袭其梦”语义或有讹误】？曹彬立定的心志，实在深远啊；他并不是只盘算将来的效果，等到看见效果之后才这样做的。王文正公的父亲王祐，官至尚书、兵部侍郎，凭文章才华显名于汉、周之际；入宋后，先后侍奉太祖、太宗，是一代名臣。他曾劝杜重威不要反叛后汉，拒绝卢多逊谋害赵普的计策，又以全家百口为赵符彦卿证明无罪，世人多称道他的阴德。王祐亲手在庭院中栽下三株槐树，说：“我的后世子孙中，一定会有做到三公的人。”这就是他寄托的志愿。他说，长子王旦幼年沉默好学，且有文才，王祐很器重他，说：“这孩子将来应当做到宰相。”当初王祐凭借久负盛名，长期掌管诏令文书，王旦不到十年便接替了他的职务，当时的舆论都赞美此事。钱若水有知人之鉴，见到王旦后说：“真是宰相的材料。”与他同列时，常说：“王君的气势凌云拔地，真是栋梁之材，富贵前途不可限量，不是我所能比的。”李沆与王旦同年出生，也推重他是前途远大的栋梁。皇帝一向认为王旦贤能，说：“替朕实现天下太平的，一定是这个人。” 《录》说：我考察司马光关于冥冥之中的训诫，才知道什么叫阴德。天理是昭然可见的，只是人把它存于心中、落实于自身，却看不见它的形迹、听不见它的声音，这就叫“冥”。然而，阴德哪里是一朝一夕积成的呢？现在说来，宽厚是心胸的容量；心胸不宽，就会急迫狭隘，我难道能片刻离开宽厚吗？所以宽厚可以积阴德。仁慈是仁心的德性；不仁慈，就会残忍、嫉忌、刻薄，我难道能片刻离开仁慈吗？所以仁慈可以积阴德。公正是公心的平正；不公正，就会偏私邪曲，我难道能一口气违背公正吗？所以公正可以积阴德。宽恕是宽恕之心的准则；不宽恕，就会吹毛求疵、洗垢索瘢，我难道能存有一念这样的心吗？所以宽恕可以积阴德。这并不是佛教所说的幽杳、寂灭之境。

译范文正公有四个儿子：纯佑、纯仁、纯礼、纯粹。纯佑侍奉父母很孝顺，从未离开父母身边；他没有参加科举，只因父亲荫庇而任将作主簿，但这不是他的志趣，便辞职离去，跟随父亲到邓州。纯仁考中进士，也因为父母年高而没有赴任，说：“难道可以看重俸禄，而轻易离开父母吗？”范仲淹去世后，他才出来做官。他曾说：“我一生所学，归结起来就是忠、恕二字，一生都用不完。”他用这两字立身、立朝、事奉国家，接待同僚朋友、亲近族人，从未片刻背离。常常告诫子弟说：“人即使十分愚笨，责备别人时也会显得明白；即使很聪明，宽恕自己时也会变得昏昧。如果能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来宽恕别人，就不必担心达不到圣贤的境界。”又说：“六经记载的是圣人的事情，懂得一个字就应当实行一个字。必须在仓促困顿、颠沛流离时也始终如此，这才叫有所作为。”范仲淹曾对几个儿子说：纯仁得到了他的忠，纯礼得到了他的静，纯粹得到了他的谋略。还有谁比父亲更了解儿子呢？《录》说：俗语说仁厚的人会有后代，难道可以自己放弃吗？范文正公早年孤单贫困，不过是一个清介的贫士。到了后来，他本人做了将相，儿子也都成为闻名之人。若不是他内心所守持的仁德起了作用，结果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人能够做到这样，岂是偶然的吗？抛开个人的忧乐，是一个人的常情；以天下人的快乐为快乐、以天下人的忧患为忧患，即使是君王也应如此，何况辅佐君王的人呢？忠恕是切身实行的要旨。竭尽自己的心力而不亏待万物，即使圣人也如此，何况求学的人呢？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得到了他的忠，有的人得到了他的静，有的人得到了他的谋略。唉！观察他们所得到的，就知道他们所达到的成就绝不是偶然的。韩忠献公有八个儿子：纲、综、锋、绎、维、缜、纬、缅。锋、维、缜都位居公府，而各自有适合的长处：锋适合调和，维适合守正，缜适合严明。韩亿性情方正稳重，治家严整，即使闲居也从未有懒散的神态。每当看到各路奏牍专门搜罗、拾取官吏的小过失，他就脸色不悦，说：“天下太平，是圣主的心愿。即使昆虫草木，也都希望使它们各得其所。如今做官的人，大的希望做到公卿，其次也希望成为侍从，下等的也希望担任京朝官或幕职，怎么能在盛世把他们禁锢起来呢？”后来韩维任门下侍郎，御史张舜民因进言获罪罢职，王岩叟出面救他，秘密写信给皇帝，事情泄露后，有人议论王岩叟的过失。韩维说：“臣下私下写信相互商议，彼此督促责备，这是互相引导行善，有什么妨害道理的地方？如果琐碎地责罚他们，恐怕对国事没有益处。”于是此事作罢。《录》说：我考察韩忠献公的话，觉得他与异代的袁邵公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君子难道可以忽视这些吗？不过，如果不是担任台谏官，或没有处在铨选官吏的职位上，也可以推辞这份责任。假如身居这样的职位，却能把这种心意存于心中，不仅能培养国家的元气，也能增加自己的福禄后代，难道不是美事吗？姑且说，对自己的内心，应当在没有过错之处寻找过错，在没有事情之处寻找事情，在没有用意之处寻找用意，这是更加深入的思考。又说：锋取和同，维取正直，缜取严明，韩亿取方正；一个父亲的几个儿子尚且不能完全相同，何况广大的四海之内呢？他们不仅能选择母亲的贤德，也能彰显世代的德行，就可以无愧了。节孝徐先生的孝行出于天性。他三岁时父亲去世，每天早晚寻找父亲的遗踪，悲哀异常。读《孝经》时常常眼泪止不住；侍奉母亲极其孝顺，早晚都穿戴整齐前去问安。应试进入京城时，不忍心舍弃母亲；因为父亲名为“石”，他终身不用石制器物，行路遇到石头便停下来，伤心而不忍踩在上面。母亲去世后，七天不饮水浆，悲痛呕血；在墓旁结庐守墓三年，睡在土块上，以苦枕为枕；一天到晚孝服不离身体，常在下雪的夜里伏在墓旁，哭声不断。学士吕俸经过他的庐舍，恰好听见哭声，为他流泪。甘露年间，墓地降下甘露，两根树枝合成一处〔此处有字不清〕。服丧期满后，他仍不设宴席、不用几案，日常起居和祭献之礼都像母亲在世时一样。州府将他的孝行上报，朝廷下令赏赐粮食和丝帛。元祐初年，近臣共同进言说：“他奉养亲人以孝著称，居住乡里以廉洁闻名，道义和文学在东方显著。”于是任命他为楚州教授。他训诫学生说：“诸位想做君子，即使要劳费自己的力量、耗费自己的钱财，仍然不肯这样做，那还可以理解；但既不劳费自己的力量，也不耗费自己的钱财，又为什么不做君子呢？乡人鄙视你、父母厌恶你，即使如此仍不肯做君子，也还可以理解；乡人荣耀你、父母希望你这样做，又为什么不做君子呢？”又说：“称说善行，实行善行，思考善行，这样还不能成为君子的人，从来没有。称说不善，实行不善，思考不善，这样还不能成为小人的人，从来没有。听到这些话的人都收敛姿态，恭敬地听讲。《录》说：我考察圣宋不断兴盛、恩泽相继的情形，才知道节孝徐先生的孝行从何而来。一个人的孝行出于天性，有时未必能通行天下；只有人人都努力行善，那么天下百姓在父母膝下生活，还有什么不能得到依靠的呢？把这种道理推广到天下，哪里还会担心人人没有君子的行为呢？推求并积累仁厚之心，在这里表现得最为盛大。至于终身不用石器、孝服不离身，身体方面的事情还可以勉力做到。岳飞天性极其孝顺，父亲名和，母亲姓姚。姚氏生岳飞时，有大鸟飞来，在房屋上鸣叫，因此给他取名“飞”。出生还不到满月，黄河泛滥，内黄一带洪水突然涌来，母亲抱着岳飞坐进大瓮，随巨浪冲到岸边，母子得以逃生，人们都感到惊异。长大后，他意气刚烈而有气节，沉厚少言；家境贫寒却努力学习，尤其喜爱《左氏春秋》和《孙吴兵法》。北方边境纷乱后，母亲命他从军报国，他总是不忍离去；母亲多次催促，他不得已才留下妻子奉养母亲，独自跟随高宗渡河。河北沦陷后，母子音信隔绝，他早晚寻访，多年没有找到。后来忽然有从母亲那里来的人，带来话说：“请转告五郎，勉力侍奉圣天子，不要因为我这个老妇人而挂念。”岳飞暗中派人迎接母亲，却被盗贼阻隔，往返了十八次，母亲才得以回来。后来母亲患疝疾，岳飞虽身负王事，也常在黄昏后偷偷抽空回家，亲自尝药，亲自进食，并询问药效；行走时从未发出声音。每次出师，都一定严肃告诫家人谨慎侍奉母亲。母亲去世后，三天不进水浆，悲伤得几乎伤害生命；与儿子岳云、岳铣扶柩安葬。安葬后，他在墓旁结庐，刻木为母亲的像，像母亲在世时一样行温清定省之礼。岳飞有五个儿子：云、雷、霖、震、霆。岳云十二岁便随军作战，多次建立奇功，军中称他为“赢官人”。岳云死时才二十三岁。岳飞有一个女儿尚未成年，她为父亲和兄长的冤屈悲痛，抱着银瓶投井而死。孝宗即位后，追复岳飞原来的官职；父子和女儿也分别得到褒奖和赠官。

译《录》说：岳飞这一家，难道可以轻视吗？子夏说：“侍奉父母能够竭尽力量，侍奉君主能够献出生命。”岳飞对于这句话，确实不是只在讲习讨论，而是能够亲身实行。像这样的人，即使说他没有学习过，我也要称他为有学问的人，难道是虚妄之说吗？不过，岳飞尚且可以得到像岳云这样的儿子，而且岳云还是养子，并没有严师贤父的教益；他的女儿也年幼无知，哪里懂得舍生取义的高明道理呢？又说：“自身端正，不下命令别人也会实行。”我难道不是在岳氏的父兄子女身上看到了这句话吗？咸淳末年，徐应镳参加考试，补为太学生。德祐二年宋朝灭亡，瀛国公被带往燕地，三名太学生都随行。徐应镳不愿跟随，于是与儿子琦、嵩和女儿元娘发誓一起焚死，子女都愿意跟从。他听说太学旧有岳飞的祠堂，便备办酒肉祭祀岳飞，说：“上天不保佑宋朝，使社稷成为废墟。徐应镳应当以死报国，发誓不与诸位太学生一起北去。死后即使魂魄缠绕于大王，也要配享神主，与岳王英灵永远相伴无极。”琦也作诗发誓。祭祀完毕，把酒肉分给仆人，等他们喝醉后，便与儿女进入梯云楼，在各间屋子的四周堆满书籍和箱笼，放火自焚。一名仆人尚未入睡，听到火声，来到楼下，从窗孔向内窥视，看见他们父子端坐站立，俨然如庙中的塑像。他跑去报告其他仆人，仆人们拆墙进去，扑灭了火。徐应镳没有死成，只好与子女怏怏出门离去，最终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第二天，在岳飞祠堂前的井中发现了他们的尸体，个个僵立瞪眼，面色如生。仆人们备办棺材收殓安葬。益王即位后褒扬他们的节义，赠徐应镳为朝奉郎、秘阁修撰。后来同舍生刘汶钧收拾遗骨安葬，方家峪私下谥称他为“正节先生”。《录》说：自从宋朝德政失纲，士人的风气便受到玷污和衰败。超过常情的人，陷入急迫激烈，如陈东、欧阳彻，喧嚣不宁；达不到这种程度的人，则沦为卑污苟且，如三名太学生，昏昏然而不能振作。谁能想到徐应镳父子竟从他们中间出现呢？舍生取义，是君子的美德和节操。以徐应镳平素的修养、琦和嵩平素的声望，他们尚且还说国难与己无关，把苟且偷生归咎于身居禄位者；那么他的女儿元娘又是怎样的人呢？从资质看，她柔弱，并没有慷慨赴义的气量；从年龄看，她年幼，并没有经受岁寒考验的操守。然而在国破君亡之际，她甘愿与父兄一同死去，这可以看出人的良知和善性，并不能因为年幼柔弱而轻视。不知道当时那些卖国投降敌人的人，面对她时能不能不因自己的无耻而自惭形秽。或许徐应镳死后将此事告诉岳飞，两家的精神本来就相契，而这一门忠孝又怎会没有相互感发、彼此振起的作用呢？岳飞女儿的风范，终究不是徒然的。唉，真可以说是仁了。《元史》记载：史天泽有八个儿子：格、樟、棣、杠、杞、梓、楷、彬，全都做了显要官职。史天泽四十岁时，才改变旧习开始读书；平时从不自我夸耀，到了面对重大节义、议论国家大事时，却毅然以天下重任自任，发表的见解出人意料。他被任命为宰相那天，家门内十分安静。有人劝他利用权势扩张自己的势力，他说：“爵禄、刑罚、赏赐，是天子的权柄，为什么要凭借权力呢？”于是以此谢绝对方，使那人惭愧佩服。金朝灭亡后，许多有名望的士人流离失所，他都替他们安排生计，并以宾客礼节接待，后来其中很多人都取得显达。攻破归德后，他释放李大郎而不杀，将他送到真定，任命为参谋。他出入将相之位五十多年，上面没有人怀疑他，下面没有人怨恨他。人们把他比作郭子仪、曹武惠。《录》说：我考察元朝的运势，开始时因中原复兴而振作；像史天泽这样的兄弟父子，凭自身功业做到将相，却把富贵权势收敛退让，好像那是将要迟暮的东西。等到看他临终前，预先以杀戮劫掠为戒，最终使江南归顺，伯颜不能独占这份美誉。这些事应当记录下来。《五伦书》记载：元英宗还是皇太子时，仁宗身体不适，他忧虑之色显露在脸上，夜里焚香哭泣说：“至尊以仁慈治理天下，各项政务顺利完成，四海清平安宁。如今上天降下严重灾祸，不如把惩罚转到我身上，使至尊永远成为天下人的君主。”仁宗去世后，他一天之内悲毁过度，穿着素服，反复伏地哭泣，连一粥也不肯吃。即位后，他下诏太常说：“朕将按四时亲自祭祀太室，应当召集群臣议定礼仪，不要因为朕要劳身奉事神明而有所减损，一切都应遵照典礼实行。” 《录》说：史书称仁宗天性慈爱孝顺，聪明而恭谨俭朴，通晓儒学，爱护、休养百姓的力量，勤勉不懈地治理国家，是大元盛德守文之主。他的继承者英宗也仁厚孝顺、敦厚笃实。元朝末年以来，这样的君主仅仅见到这两位而已。《皇明名臣录》记载：章溢天性极其孝顺。弱冠时跟随乡里的老师，听说金华是文献之邦，便前往求学，想要请教其学术源流；到达武林后，心中忽然惊悸，极力辞别返回，回到家时父亲的病已经危急，八天后便去世了。人们认为这是孝心感应所致。丧事还未办完，军队进攻，乡里封闭，房屋被焚。章溢叩头向天呼号，火烧到棺材所在处便熄灭。母亲去世后，他悲痛过度，营造墓地，亲自背负土石，因而疾病更加深重。亲友何浚前来探望，说：“应当收敛这种心情，不要有所执着滞碍。”章溢说：“我已经知道了。”他与两个兄长分居已久，便建造房屋，请兄长同住，兄弟之间和乐亲爱，情意蔼然。此时天下动乱，他于是避地进入闽中。太祖皇帝派使者征召章溢，与刘基、叶深、宋濂一同到建业入见，对他们慰劳说：“我为了天下，屈尊请来了四位先生。” 《录》说：魏无知认为尾生、孝己那种行为对胜败成败没有帮助，这种说法对吗？章溢以可显达、可隐晦的资质，实行正心修身的学问。看他因父亲病重而惊悸，因母亲去世而悲痛，仿佛要悲伤终身。等到他光辅明太祖、建立功业后，提出迁都入闽的功劳、屯田调兵的策略，没有一样不能奏效，可以说体用兼备，无论显达还是隐居都无所妨碍。他难道是愚顽迟钝、不得志的人吗？由此也大略可以看出明朝与汉朝任用人才的情形。陈献章早年丧父，母亲林氏侍奉他十分谨慎周到，因为难以远离母亲膝下，曾参加一次礼部考试后便不再赴试。后来多次受到征聘召用，都辞谢不去。到了朝廷再三敦促他进京时，他上疏大意说：“臣的母亲因贫贱而早早守寡，生活无所依靠，内心忧苦而成病，年老以后病势更加严重。如果让臣远客异乡，臣母的忧愁每天都会加重，忧愁越深病越重，病越重忧愁越深，忧病相连，按情理难以长久。臣本已患病的身体，又加上忧虑年老的母亲，年岁尚未老迈而元气已经衰弱，心里想做事而力量却不能胜任。内心若没有攻心的疾病，对外就不会觉得从事事务困难。上面有极其仁慈的君主，下面就会有许多得到成全的士人。”奏疏上呈后，宪宗皇帝亲自反复阅览，明日特授他为翰林院检讨，准许他回乡奉养母亲。

译《录》说：陈献章这篇奏疏，难道不比李密的《陈情表》更光彩吗？上面有极仁厚的君主，下面就有很多得到成全的士人。圣朝以孝治理天下，不像李密那个时代可以相比。陈献章最终居家奉养母亲，孝养日益深厚，天下人都倾慕他；这难道比得上出仕做温县令、让母亲带病跟随自己办事吗？皇帝特地下旨授官，他又不去参加部试，也不是像某些人那样有私人的因缘。没有权贵中介相助，反而不如归田奉亲。此事值得记录。陈茂烈任御史时，因为弹劾尚书赵某、侍郎崔某，便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辞官终养。吏部考虑他家贫寒，援引侍郎潘礼的先例，上奏每月给米三石，帮助他孝养母亲。陈茂烈具疏辞谢，大意说：“陛下推行以孝治理天下的教化，长养清白的风气，臣这样微小的臣子也蒙受收恤，哪里只是臣一家之幸？只是想到臣家一向贫寒，饮食本来俭薄，所以臣和母亲都能安于臣的奉养，臣也得以安于贫困；这并不是臣真有超过常人的廉洁、约束自己的孝行。古人行路背米奉母，臣如今还没有做到这种程度；而臣母养育臣，因贫困守寡，所受艰苦百倍于常人。臣即使竭尽心力奉养，终究还没有报答她一点一滴的恩德；况且母亲已经八十六岁，来日恐怕也不多了。反哺的私情，本来就想亲自尽力奉养；若再接受每月的俸米，内心实在不安。”皇帝以朝廷以孝治理天下为由说：“陈茂烈清苦可嘉，不准辞谢。”母亲去世后，他号哭扑地，最终因悲伤过度而不起。至今乡里仍立表称其为“孝廉”。《录》说：《宋史》称节孝徐先生；人们难道会说陈茂烈的行为不对吗？他在家中以孝行修身，以安静深思著称于朋友，以正直之道闻名朝廷，而能领悟奉养亲人的道理，内心深厚，品行纯粹，为什么竟会没有后代呢？我曾经路过他的门前，恭敬地凭吊，因此把这些记录下来。耿清惠公名九畴，儿子是文恪公耿裕，父子二人先后侍奉宣宗、英宗、宪宗、孝宗四朝。清惠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以廉洁的德行和崇高的声望闻名天下；登上显要职位后，仍不改儒者本色。文恪后来又任吏部尚书，号称“青压”；曾任史官、国子监祭酒和礼部官员，世代守持清白，是儒林中的翘楚。御史汪宣上奏说他胸襟坦荡平夷，内心澄澈无物，把他比作王忠肃、王端毅。周庄懿公名谊，儿子是文瑞公周经，父子都是名臣。庄懿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德性宽宏，气度安详雅正，一生侍奉君上尤其恭敬谨慎；出入两京法司将近四十年，没有伤害别人、损害事物的行为。至于主持赈济借贷、督理京仓、救活百姓、兴利除弊的功劳尤其大；礼遇使他位登八座，寿命将近八十岁，子孙也都任清要之官。文瑞公由科举入仕，在翰林院、春坊任职近三十年。孝宗在东宫时，周经任讲官，仍有很多启发辅导的功劳，常讲《文华大训》。孝宗每次都起立拱手聆听，他执守礼法到了这种程度。后来任礼部侍郎，每逢议政，必定援引经义；凡是朝廷的盛德之事，都竭力赞成。改任吏部后，请求皇帝早朝勤政；任户部尚书后，亲自承担事务，不顾个人利害，慎重选任属官，亲自裁决仓务，清除繁杂、应对变故，几乎没有拖延；执掌政务、执行法令时，也不受外戚和权势干扰，具有古代大臣的风范。许襄毅公名进，有八个儿子：诏、诰、赞、记、诗、词、论、志，天性都孝顺谨慎。他曾受到父亲庭训，手指被打出血；后来每次把伤痕给人看，总是感动不已。敌人侵犯西部边疆，朝廷任命他为右都御史，巡抚甘肃。吐鲁番与哈密世代为仇，派部族首领驱逐哈密王，进入并占据哈密城。许进与都督刘宁调集赤斤、罕东等各部夷人作为声援，在雪夜进入城中将其击破。有八百名参与叛乱的人，有人想把他们全部杀掉，许进不同意。评论者说：“襄毅公使八百人得以保全性命，是仁人啊。”他有这样的后代，实在是应该的。后来儿子诰又任户部尚书，赞先后任吏部、户部、刑部尚书；还曾任武英殿大学士，评论都御史巡抚顺天的政事，至今仍传诵不衰。林文安公名瀚，有九个儿子：庭桂、庭杨、庭楷、庭杓、庭樟、庭偷、庭扮、庭枝、庭机。林瀚主管国子监时，严明而有恩德，曾上疏请求开设科举贡士，以广泛选拔人才，避免人才淹滞。正德年间，他上疏论述四件事：保卫巩固南京，以重视祖宗基业的根本；辅佐启发皇储，以重视天下的根本；抚慰安定百姓，以重视国家的根本；增进贤能人才，以重视达到治理的根本。后来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参与谋划军务。又因灾异陈述十二件事，大意说：“陛下亲自承受先帝托付天下的重任，应当只任用大臣，不改变先帝所倚重任用的人；确立重大政务，不改变先帝留下的谋划；斥退亲近的小人，竭力遵循先帝亲近贤人、疏远佞臣的做法；不借助贵戚，竭力实行先帝割舍私情、任用公正的原则；告诫整饬边疆储备，常常像先帝那样不忘夷虏；节省财物费用，常常像先帝那样不忘百姓。”士人舆论把这些话题写成布政使姚镜说：“林公处在孝宗盛治之时，受到韩琦、范仲淹那样的知遇；治理家庭整齐和睦，子孙淳厚谨慎，有万石君的遗风；居住乡里而使郡国风气为之改变，有阳城、晋鄙的教化；到了白眉白发、年老德高时，乡人无不瞻仰，具有文彦博、富弼在洛阳乡社中的声望。” 后来庭楷又任工部尚书、太子太保，庭杓任知府，庭机任翰林院检讨；庭楷的儿子炫、庭机的儿子炼，也都能够继承并光大家业。《录》说：我考察虞氏、太原王氏、灵宝等家族，他们都是一代名卿；泉山、原德，也不能轻视。观察这些父子之间的德行，不只是如此而已。这样看来，君子确实可以勉励自己行善了。记下这些事。《明伦大典》记载：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午日，皇上辞别兴献王，复葬礼仪完成后行拜礼，悲痛哭泣伏在地上，左右侍从扶他起来；他仍绕行瞻望，不忍离去，再拜后又悲痛哭泣，随从没有不感动流泪的。癸未日，车驾从安陆出发，皇上不忍突然离开圣母，呜咽流泪。圣母说：“我的儿子这次出行，肩负重大责任，千万不要轻率发言。”皇上回答说：“谨遵教诲。” 《录》说：开头以大舜极其孝顺的事迹，说明禅让传统，标举万善的根源；结尾以当今皇上的哀痛思慕，成就王者的诚信，作为天下臣民的榜样。《诗经》说：“永远思念孝道。”孝思相通，那么前代圣人与后代圣人难道不是同出一源、贯通一理吗？《弘道录》第六卷完。＃１“北”字原作“非”，今据文意改正。＃２此处有一个字不清楚。《弘道录》第七卷。仁。夫妇之间的仁爱。孟子说：舜做天子时，穿着粗布衣服，弹琴，娶了尧的两个女儿，却仍然安然自得，好像本来就拥有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