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十二

译《毕命》说：周成王十二年六月庚午日。过了三天壬申日，成王早晨从宗周步行到丰地，用成周的民众，命令毕公保卫、治理东方郊外。成王说：“唉，父师啊！文王、武王把大德施于天下，因此能够承受殷的天命。周公辅佐先王，安定了周家；整治殷的顽民，把他们迁到洛邑，使他们亲近王室，接受教化。经历了三代以后，时代变化、风俗转移，四方没有忧患，我一人因此安宁。治道有升有降，政事随着风俗变革；如果不能把该善的发扬为善，人民就没有所勤勉。只有公努力修德，能够勤勉处理细小事务，辅佐光大四代君王；以严正的仪容率领臣下，没有人不敬重效法你的教诲，你对先王的美好功绩很多。我这个小子垂衣拱手，仰赖你们成就功业。如今我恭敬地命令公承担周公的职责，去吧！分别标明善人与恶人，表彰他们的居处乡里；彰明善行，显著惩戒恶行，树立良好的风声；不要违背先王的训典。区别他们的田地疆界，使人能够敬畏和仰慕；重新划定郊境，谨慎坚固封疆守备，以安定四海。政事贵在有条理，言辞崇尚切合事理和要旨，不要只是喜欢新奇。商人的风俗衰靡，能说会道的人反被当作贤人。遗留下来的风气还没有消除，公要记住啊！周公能够谨慎地开创始业，君陈能够和顺地处理当中，公能够完成最后的事业。三位后王同心协力，共同达到正道。” 道理通达，政治清明，恩泽滋润百姓。四方夷狄穿着左衽之服，没有不全都依赖它的；我小子将长久承受许多福祉。录者说：我看“保卫、治理”的命令，并不只是为了殷的顽民。成王制定制度，把天下分为两半，由两位伯主治理：自陕以东由周公主治，接替周公的是君陈，再后来接替君陈的是毕公。因此即位时，毕公常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既然如此，命令毕公，并不是让他开始前往。成王刚即位，必定有告命之辞，而召公作为西伯却独独没有，难道是因为他留在王身边辅佐天子吗？或者史官遗漏了，也未可知。“整治殷的顽民”是追溯事情的开始；说到商俗和殷士，周人每件事都鉴戒殷朝，难道只是告命之辞吗？他们作诗都说：“殷士聪敏”，“有商的后代”，就是这个意思。至于说“分别标明善恶，彰明善行、显著惩恶”，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事务，并不是专心处理殷人；也不是说周公整治殷民就是谨慎开端，君陈包容和顺就是处理中段。到了毕公这里，才可以分别善恶。各家注释都没有通晓经文的大旨，只把整治殷顽民、迁往洛邑一带作为主旨，于是使保卫治理的大意都成了教化殷人的片面言辞，不是康王垂衣拱手、仰赖成功的遗法。正因为拘泥于片面，所以几乎把“四方没有忧患”“以安定四海”“恩泽滋润百姓”“四方夷狄全都依赖”等处都解释得窒碍难通，读者应当认真思考。我听说：世代享有禄位的家族，很少能够遵循礼法，反而放荡、凌辱德行，实在违背天道。衰败的教化和奢侈华丽的风气，万世都相继流传。如今殷朝的众士，长期承受宠幸，习惯于奢侈，灭弃义理，穿戴服饰比别人华美，骄纵淫逸而自负，将会由恶行而终结。即使收回放纵的心，使它闲居受约束，也非常艰难。凭借财富而能接受教训，才能长久；只有义才是最大的教训。不遵循古代的训诫，还谈什么教训呢？” 录者说：我看成王告诫殷士，何其恳切啊！好的声誉和广大的名望施加于自身，所以不愿让人以华美的刺绣服饰来装饰自己。郑国的子臧以奇异的冠帽自饰，楚国的得臣佩戴缨玉，最终都因恶行而死。不只是这些。贪图美食的本性、妖艳的风气、沉溺享乐的欲望、贪恋财货的情态，势必都会发展出来。只是由于诰命言辞贵重，不能把轻佻亲昵的话夹杂进去，所以只说穿戴华美罢了。唉！三代尚且如此，何况后世呢？这正是不肯放纵、不肯贪求，所以难以得到合适人选。《君牙》说：成王说：“唉，君牙啊！你的祖先和父亲世代笃守忠贞，辛劳地侍奉王室，功绩被记在太常旗上。我这个小子继承并守护文王、武王、成王、康王遗留下来的事业，也只是先王的臣子。能够辅佐治理四方，内心忧惧危险，就像踩着虎尾、涉过春冰。如今任命你辅佐我，作为我的股肱心腹；发扬你过去的职责，不要辱没祖先。广大推行五典，以此调和人民的法则。你自身能够端正，就没有谁敢不端正。民心不能安定适中，只有依靠你的中正。夏天酷热下雨，小民只会怨恨叹息；冬天大寒，小民也只会怨恨叹息，这实在艰难啊！要想到艰难来谋求容易，人民才会安宁。唉！文王的谋略多么光明啊！” “武王的功业多么伟大啊！愿它保佑启迪我们的后人，使他们都以正道行事而没有缺失。” 录者说：这是穆王的事。孔子难道赞同这种做法吗？回答说：不是。我考察前代，并不是没有车马行走的踪迹；但公事和私事的道路，常常分作两条。因此纲纪法度、刑政礼乐，是天下公义的选择；宴饮游观、声色货利，是供奉个人私欲的东西。公事固然不能废弃私事，私事也不能损害公事；二者常常并行而不相悖，所以不至于混乱。孔子不是说过吗？仲弓治理宾客，王孙贾治理军旅。既然如此，怎么会丧失道义呢？假如穆王放纵自己的私智，不任用君牙为司徒，却任用造父作为心腹，把五教五典混为一条道路，让君子小人都进入枢要，那么小民的怨恨由谁来谋划消除，文王、武王的谋略教训又由谁来继承呢？圣人把这些列在经书中，正是为了显示典常不可混乱、纲纪不可缺失，其中的旨意深远啊。”},{ 《同命》说：王说：“伯同啊，我在德行上实在不能胜任，继承先人的职位，成为大君，内心既警惕又忧惧，常常在半夜起身，思考怎样免除自己的过失。从前文王、武王，聪明睿智而且圣明，无论大小臣子都怀有忠贞善良之心。他们身边的侍从、御者和仆臣，没有一个不是正直之人，早晚辅佐他们的君主；无论出行、入朝、起居，都没有不恭敬的；发布号令，也没有不善的。百姓敬畏顺从，万国都得到美善。只有我一人没有良善之德，实在要依靠左右前后的在位之士，纠正我的不足，纠察我的过错，纠正我的错误，使我能够继承先人的功业。现在我任命你担任大正，负责整治旱仆侍御之臣。你要努力增进君主的德行，彼此修正不足；谨慎地选择你的属官，不要任用花言巧语、巧于逢迎、邪曲媚人的人，只任用吉善之士。仆臣正直，君主就能正直；仆臣谄谀，君主就会自以为圣明。君主有德，是臣下的功劳；君主无德，也是臣下的过错。你不要亲近小人，不要让他们充任掌管耳目之官。他们引导君主违背先王的典章，不以任用贤善之人为善，只以聚敛财货为善。你若这样不能敬奉君主，只有我和你共同承担罪责。”

译《录》说：这就是仆正的职任。在《周礼》中可以见到，他们都是士人的职务，是君王所亲近的人，早晚陪伴君王游宴，左右进退都不离开君王。他们的属官中，有祭官，是仆臣一同供奉祭祀的；有隶仆，是仆臣一同掌管寝息起居和军务的；有御戎，是仆臣一同掌管驾驭军车的；有齐，是仆臣一同掌管车辖的。任用对了人，就能在潜移默化中使君主归于善道，而自己还不知道。任用不对的人，就会让邪曲谄媚之人蒙蔽君主，使君主陷入邪恶而不自觉。后世专门任用宦官，沉溺于亲近宠幸之人，又没有官守和进谏的责任，所以只知务求花言巧语、巧于逢迎、邪曲媚人，献媚取宠，崇尚财货，打开贿赂之门。这件事在三代之时，史臣已经预先看到了它的端倪；虽然表面上是任命伯同，实际上是借此训诫万世。难道一定要等到祸乱的根本已经形成，弊端才显露出来吗？又说：这两篇书，先儒认为是当时的仁人君子修饰文辞、确立诚意，用来劝勉激励臣下，实际上正是为了感动穆王。现在看其中一处说“君主便自以为圣明”，另一处说“只以货财为善”。这两句话，正是穆王所受祸患的根源。穆王哪里只是把过错积在臣下身上呢？他放纵奔驰、恣意妄为，自以为可以和尧舜相比；拒绝劝谏、文饰过错，又自以为可以和禹汤的贤圣相比；没有闲暇安寝，又以文王、武王的忧劳勤勉来为自己开脱，于是便任意行事而无所顾忌。奢侈之心一旦产生，国家还能同谁共享财富呢？这就是《吕刑》一书自始至终都以赎罪为言的原因，由此可以知道当时对货财的重视了。可是它又恳切地要求仆臣纠察过错、纠正错误，告诫掌管耳目的人不要巧言令色、邪曲媚人，可以说是善于讽谏君主了。只是不知道伯同听到这些话，能不能借此为自己开脱呢？还是会自己承担责任呢？我不得而知；既然如此，也就无法归罪于他了。《国语》说：穆王将要征伐大戎，祭公谋父劝谏说：“不可以。先王彰明德行，不炫耀武力。兵器收藏起来而按时使用，使用它就能显示威势；炫耀武力就会把它当作玩具，把它当作玩具就不能使先王在百姓中产生震慑。应当盛大地端正自己的德行，使百姓的本性敦厚，增加他们的财物和所需，使器用便利，明白利害的趋向，用礼义文教加以修治，使他们努力追求利益而躲避祸害，怀念德行而畏惧威势，所以才能保全世代并不断发展。大夫啊，先王的制度是：京畿之内为甸服，京畿之外为侯服，侯国之外为宾服，蛮夷之地为要服，戎狄之地为荒服。甸服的诸侯负责祭祀，侯服的诸侯负责祀典，宾服的诸侯负责享礼，要服的诸侯进贡，荒服的诸侯朝见天子。所谓‘按月祭祀，按时享礼，每年进贡，终身朝王’，这是先王的训诫。有不祭祀的，就修正意旨；有不祀告的，就修正言辞；有不享礼的，就修正文辞；有不进贡的，就修正名分；有不朝王的，就修明德行。教化次序已经完成而仍有不来者，就修明刑罚。于是，对不祭祀者施刑，对不祀告者讨伐，对不享礼者征伐，对不进贡者责让，对不朝王者发布文告。于是便有刑罚之法、攻伐之兵、征讨之备、威严责让之令和晓谕告诫之辞。发布命令、陈述辞意之后仍不来，就进一步增修德行，不要因遥远而劳苦百姓。这样，近处没有不听从的，远处没有不服从的。现在自大毕伯仕任职终了以来，大戎氏一直按照自己的职分前来朝王，天子却说：‘我一定要因为他们不来享礼而征伐他们，而且还要炫耀武力；这恐怕要废弃先王的训诫，使王道几乎毁坏了吧。’” 我听说大戎树立敦厚之道，能够继承先人的德行，而且守持到底，纯正坚定；他们是有办法抵御我们的。穆王不听，于是出兵征伐，得到四只白狼、四只白鹿后回来。从此以后，荒服的诸侯就不再前来朝见了。《录》说：这就是幽王最终被弑杀的渐变开端。霜降之后才有坚冰，祸患并不是一天形成的；穆王到康王，不过相隔一两代而已。文王、武王的恩泽正盛，太平的根基还没有坠落，那么小小的大戎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可是他不知道蜂虿的毒害，竟酿成滔天大祸。宗周的沦陷，实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国语》把事情追溯到这里，也正合乎孔子的意思。以此作为防范，仍然有人无故主张图谋燕国，终于导致靖康之祸；也有人贸然发动北伐之师，最终带来压山般的忧患。孟子不是说过吗：国家自己先毁灭自己，然后别人才毁灭它。这大概就是所说的‘彰明德行而不炫耀武力’吧。厉王喜欢荣夷公，芮良夫说：‘王室恐怕要衰微了吧。荣公喜好独占财利，却不知道这样会造成大难。财利，是万物产生的，也是天地所承载的；如果有人想独占它，造成的祸害就多了。天地和万物都将来取用它，怎么可以独占呢？这样会招来的怨怒很多，却不防备大难；用这种道理教导君王，王室能够长久吗？作为君王的人，应当引导财利并把它分布给上下，使神、人和万物都能各得其所；即便如此，还应当说要警惕戒惧，害怕怨恨到来。如今君王学习独占财利，怎么可以呢？平民独占财利，尚且称作盗贼；君王这样做，归附他的人就少了。荣公如果被任用，周朝一定会败亡。后来荣公果然做了卿士，诸侯不再来享礼，厉王也流亡到彘。’ 《录》说：财利为什么能够败坏王室呢？周朝兴盛时，一是散发鹿台的财物，二是打开巨桥的粮仓，于是天下归向其风教，几乎停用政刑，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这件事。等到周朝衰败时，却说‘只以货财为善’，又说‘只以富足为归宿’，于是王室渐渐衰微，几乎和列国没有区别，到了后来甚至要走下堂来接见诸侯。芮良夫的话，难道不是切近的殷鉴吗？即使后世的大圣大贤，如孔子少谈利，曾子以义为利，孟子却反复谈利，他们的用意相合，旨趣相同：世道逐渐衰落，人心失去正道而怀有私欲，于是才有芮良夫这样的劝谏。他的话确实可信。文王、武王的道统还没有坠落到地上，所以即使有夷、厉、幽、平的灾难，也还不像后来那样因加倍征敛、横征暴敛而彻底灭亡。《诗》说：凡伯讽刺厉王道：‘上帝反复无常，百姓全都困苦。说出的话不合正道，谋划也不长远。没有圣人的见识，却固执自用，不能真正合乎正直。谋划既然不长远，所以我才大力劝谏。上天正在降下灾难，不要这样轻浮放纵；上天正在使局势动荡，不要这样嬉笑懈怠。言辞和谐，百姓就能融洽；言辞经过选择，百姓就能安定。我虽然担任不同的职事，毕竟和你同为僚属。我来同你谋划，你却喧哗拒绝我的话。我所说的是合于常道的事，不要把它当作笑话。古人有话说，要向割草砍柴的人询问。上天正在施虐，不要这样以谚语戏弄。老夫诚恳地反复劝告，年轻人却拘谨自守。我的话并不是因为年老昏聩，你却用忧虑和谗言来应付。祸患多得像要熄灭的火，已经不可救药。上天正在降下灾异，不要再这样夸张自大。’ 威仪已经完全迷失，善人也只能像尸体一样僵卧。百姓正在遭受困苦，却没有人来帮助我；敢于窥伺的人，使丧乱没有依凭，竟然没有人怜悯我们的百姓。上天引导百姓，有时像吹埙，有时像吹篪；有时像玉璋，有时像玉圭；有时像取物，有时像捕捉。不要说增益教化很难，引导百姓其实非常容易。百姓有许多邪僻，不要自行另立刑法。贤能之人是藩篱，大师是墙垣，大国是屏障，大宗是栋梁。怀有德行才会安宁，宗子才是城墙。不要使城墙毁坏，不要让人孤立而产生畏惧。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嬉戏逸乐；敬畏上天的威严，不敢放纵驰驱。昊天说要明察，你们就出来巡行；昊天说要清明，你们就游息安逸。

译录者说：所谓相反，大概是说：光明显著地处在下位，赫赫威严地处在上位，这是正常状态；“上帝反常，百姓全都受病”，则是相反的状态。正当灾难、震动、虐害、困穷将要发生时，上天的震怒还没有持续多久；而“张扬自得、懈怠嬉笑、喧闹纷乱、轻慢放纵”，却是开始时心意懈怠、贪图安逸享乐的表现。人的通常性情，没有深远的见识和长久的谋略，心里自以为不会再有祸患；没有看见圣人所说的可怕征兆，反而安于苟且而不自知。假使能够用严肃敬畏来辅助他，用正直来匡正他，就可以纠正他妄诞的心思和轻躁的习气，使言辞和谐而不乖戾，或许还可以有所补救。可是小人不以宏大的言论欺骗他，就用巧言邪说来附和他。这样一来，他的心开始放纵，欺骗上天、蒙蔽人民，无所不至；随后诡诈苟随的无良之人进入其中，肆虐无所畏惧的行为兴起，善人不能有所作为，人民的愁苦也达到极点。这是在追溯事情的开端。浩荡的上帝，是下民的君主；严厉威猛的上帝，使他的命令多有乖违。上天生养众民，然而它的命令并不可信赖。没有什么事情不是有好的开端，却很少有能够善终的。文王说：“唉，唉，你们殷商啊！你们曾经强暴抵御，曾经凶狠残暴，曾经居于王位，曾经任职执政。上天降下败德之祸，是你们自己造成的。文王说：唉，唉，你们殷商啊！你们掌持义理之类，却有许多强暴抵御；用流言相互攻击，在国内实行侵夺。有人起兵，有人诅咒，没有止境，没有终结。文王说：唉，唉，你们殷商啊！你们不要在中国横行，收聚怨恨却把它当作德行。你们的德行不明，所以没有内外亲附的人。你们的德行不明，所以没有辅佐之臣。文王说：唉，唉，你们殷商啊！上天并不是让你们沉湎于酒，也不是让你们跟从不义。你们既然过失在于行为失当，就不分明暗地胡乱号叫，使白天变成黑夜。文王说：唉，唉，你们殷商啊！像蝉、像蟾蜍一样喧闹，像沸水一样混乱。大小事情都将近于丧亡，人们还竟然照旧行事。祸乱在中国内部积聚，甚至蔓延到鬼方。文王说：唉，唉，你们殷商啊！上帝不再赞许你们，殷人又不用旧有的法度；即使没有年老成德之人，尚且还有典章刑法。你们竟然不肯听从，大命因此倾覆。文王说：唉，唉，你们殷商啊！人们也有这样的话：树木颠倒危败时，枝叶还没有受害，根本已经先被拔除了。” 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录者说：这句话是概括其结局来说的。仁厚与暴虐相距很远；然而并不是上天降生人才时使他们天性如此不同，而是由于内心受到陷溺才造成的。末流于是达到在国内横行、像蝉蟾喧闹、像沸水混乱的地步。孔子不是说过吗？纣王的不善，并没有严重到原来那样。正因为如此，君子厌恶处在下流，天下的恶行都会归到他身上。当时法度和世臣，从周公、召公以下，芮良夫、祭公等，都是与国家共同休戚的人。他们的呼号不能不深沉，悲痛不能不急切。因此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千古以后，难道不值得再三叹息吗？周宣王内心有拨乱反正的志向，遇到灾害便恐惧，忧惧自持，修养德行，希望消除灾害。天下因王道教化重新施行而喜悦，百姓见到王的忧患，仍叔作诗赞美他说：“可哀啊，那天上的云汉，光明地回旋在天空。大王说：‘唉，如今的人有什么罪过？’上天降下丧乱，饥荒接连而来；没有哪位神灵不祭祀，没有吝惜过牲畜。玉圭玉璧都已经用尽，难道没有神灵听见我吗？旱灾已经太严重了，热气郁积而蒸腾。不敢不祭祀各地之神，从郊外、祖庙到宫室都祭祀；上下各处都献祭，没有哪位神灵不尊奉。后稷不能降下丰收，上帝也不肯降临；耗损教化下土，难道要让灾祸落在我身上吗？旱灾已经太严重了，灾害不可推移。我战战兢兢，如临雷霆；周地剩下的百姓，没有谁能留下子嗣。昊天上帝却不肯遗弃我。为什么不相互敬畏？先祖将要毁灭了。旱灾已经太严重了，不能消除；烈日炎炎，好像要说我们无处可去。大命将要断绝，前后都无法观望；众公卿和先代正臣，也不能帮助我。父母先祖啊，为什么忍心对待我？旱灾已经太严重了，山川都干涸了。旱灾肆虐，如同吞食，如同焚烧；我的心畏惧暑热，忧心像火烧一样。众公卿和先代正臣，却不肯听见我的呼告。昊天上帝啊，难道要让我流离吗？旱灾已经太严重了，我努力想要逃避。为什么竟用旱灾困苦我，而我不知道原因？” 祈求丰年很早就开始，四方之神和土地之神的祭祀没有迟误。昊天上帝却不肯顾念我。恭敬地奉事光明的神灵，本来不应当使他们悔恨发怒。旱灾已经太严重了，散乱得没有纲纪。众位官长多么困苦啊，冢宰多么忧患啊！趣马、师氏、膳夫以及左右近臣，没有谁不周遍操劳，没有谁不能停止灾患。抬头仰望昊天，说究竟该怎么办呢？抬头仰望昊天，只见太阳逼近星辰。大夫君子们明白地求告，没有不尽力的。大命将要断绝，不要抛弃你们已经成就的功业。你们为什么不替我谋求，使众官得以安定？抬头仰望昊天，什么时候才会赐给我安宁？”},{ 《弘道录》说：这就是宣王中兴的根本。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是文王祖先的真心；大司徒用救荒的十二项政事来聚集万民，是《周礼》所说的实际措施。以真心去求实际的政事，怎么能不兢兢业业、如同救火一样呢？由此可见，先王不拿惯常的数目作为推托，也不以冥冥渺茫作为借口，而是以自身承担起责任，然后才会有“鞠哉庶正，疚哉冢宰”的感慨。没有一个人不受周济，没有一件事不能得到制止。只要一有懈怠之心，我看三事大夫没有谁肯日夜勤勉，邦君诸侯也没有谁肯早晚勤政，又怎么能安定众多的政务呢？这样看来，汉武帝所说水旱灾害是常数，宋神宗所说天象变化不足畏惧，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遗憾，不是别人造成的遗憾。唉！手中感到灼热却不去洗濯，灾祸就没有停止的时候；遭遇灾害而知道恐惧，灾祸就不会接踵而来。这种骤然跌倒、倾覆的局面，和勃然中兴的局面，实在不能相提并论了。周王室中途衰微，万民离散，宣王却能够慰劳、招来、使流离者返回，并使他们安定聚集。百姓喜悦他，便作诗说：鸿鸦飞翔，羽毛肃肃。这些人出征，劳苦奔波；在野外又遇到可怜的人，哀悯这些鳏寡。鸿雁飞翔，聚集在中央的水泽；这些人修筑墙垣，百堵都兴作起来。虽然劳苦，最终还是有安居的住所。鸿雁飞翔，一片展转，发出嗷嗷的鸣叫。只有这位明智的人说我们劳苦，那些愚昧的人却说我们是在夸耀。《弘道录》说：这就是宣王中兴的政治。先有忧劳、勤勉、警惕和自我砥砺之心，然后才有慰劳、招来、安定和聚集百姓的政事。《小雅》篇章中，《六月》是功业叙述的开头。这是《弘道录》所记载的。《鸿雁》义理最为突出，也不同于“与民亦劳止，蜩蟟沸羹”所说的情形。

译大夫讥刺幽王说：正当十月降下繁霜时，我心中忧伤。百姓的谣言，也非常盛行。想到只有我一个人，忧心忡忡；可怜我小心谨慎，却忧愁得如此深重。父母生了我，为什么使我遭受这样的痛苦？祸患既不在我之前，也不在我之后。好听的话从口中说出，坏话也从口中说出。忧心越来越深，因此受到侮辱；忧心惶惶，想到自己没有福禄。百姓无罪，却都沦为臣仆。可怜我们这些人，到哪里去求取福禄？看那乌鸦停在哪里，它停在谁家的屋上？看那片树林，那里有柴薪，也有粗薪。百姓如今正处于危急之中，却看见上天昏暗不明。事情既已平定，没有人不能战胜。有伟大的上帝，究竟是谁说祂憎恶我们？说山本来低平，便把平地说成山陵。百姓的谣言，难道就没有人惩治吗？召来那些旧臣，询问他们并占问梦兆。他们都说自己圣明，谁能辨别乌鸦的雌雄？说上天高远，我却不敢不弯腰；说大地厚重，我却不敢不小心行走。是谁说出这些话？其中有条理，也有情理。可叹如今的人，为什么像毒蛇蜥蜴一样？看那倾斜的田地，禾苗孤独地生长。上天要伤害我，好像还不能把我怎样；我去求取它，好像又得不到；我紧紧地抱住仇怨，也没有力量对付它。心中的忧愁啊，仿佛有东西把它结住了。如今的政事，为什么变得如此严酷？火势正旺盛，竟然有人把它扑灭。显赫的周宗室，最终被褒姒毁灭。长久地忧思，又陷入阴雨之中。车上的货物已经装载好了，却丢掉了车辅。装载的东西将要倾落，请伯父来帮助我。不要丢掉车辅，把它安放在车辐旁。多次回头看你的车夫，不要使货物倾落。终于越过险阻，却从来没有料想到会这样。鱼在池沼之中，也不能算是快乐；它虽然潜伏着，却也完全暴露在外。内心忧愁惨惨，想到国家遭受暴虐。别人有美酒，又有美味佳肴；他们和邻里亲近，婚姻关系十分融洽。想到只有我一个人，忧心深重。看看他们有房屋，看看他们正有谷物；百姓如今没有福禄，天天都受到压迫。可怜那些富人，竟然也陷入这种困苦孤独之中。《弘道录》说：《板》《荡》所说的忧，是上天谴责告诫之时；这首诗所说的忧，是忘记上天恩予之时。《桑柔》所说的灭，是乱祸开始发生之时；这首诗所说的灭，是城池倾覆之时。厉王只是以暴虐为贵，到了幽王，又用淫乱的德行把它推向极点，所以才会仰面畏惧上天、俯身畏惧大地，仿佛无处容身。或者，这首诗既指责褒姒祸害国家，又以臣仆之身触犯君王的忌讳，幽王尚且没有把它当作诽谤妖言来治罪；假使没有骨肉相残和犬戎之祸，结果也就未可预料了。无奈车辅已经败坏、车轮已经折断，最终却没有人能够制止。上天的仁爱，终究无法胜过人的昏乱迷惑，难道不可悲吗？十月交替之时，朔日是辛卯日，那天发生了日食，实在是很丑恶的灾异。那月亮隐微，这太阳也隐微。如今这些下民，也实在衰微。日月都告示凶兆，却不依照自己的运行；四方国家没有政事，也不用贤良。月亮发生日食，那还算是正常现象；太阳发生日食，又有什么不是不善的呢？雷电轰鸣，震响不断，既不安宁，也不祥善。百川沸腾，山岳崩塌。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山陵。可怜如今的人，为什么越分妄为，却没有人惩治？皇父任卿士，番氏任司徒；家伯任宰，仲允任膳夫；聚子任内史，蹶氏任趣马；桥氏任师氏。艳丽的妻子正在煽动祸乱。可是这个皇父，难道说自己没有及时行事吗？为什么要役使我们，却不立即和我们商议？拆毁我们的墙屋，田地最终被污水和杂草淹没。他说“我并没有伤害你们”，礼制却就是这样。皇父非常圣明，在向地营建都邑；选取三位有事之臣，他们只知道积聚财货。不肯留下一个老人，让他守护我们的君王；只选那些有车马的人，使他们居住在向地。我们勤勉地从事劳作，不敢诉说劳苦。我们无罪无辜，谗言却喧嚣不止。下民的灾祸，不是从天降下的；它的根源在于背弃、昏暗和憎恶，祸乱的形成全是由于人。我的内心忧思悠长，也实在痛苦。四方的人都有余裕，只有我独自忧愁；百姓没有不安逸的，只有我独自不敢休息。天命不能贯通，我不敢仿效那些朋友自行安逸。《弘道录》说：按照《周礼》，三公负责论说治国之道，六卿分别掌管职事，并没有所谓专任的宰相。幽王却在六卿之外另设都官，来总领六官的事务；这并不是宰相。那么，为什么皇父一人就能改变扰乱既有制度，竟至于在纯阳之月发生日食这样的变异呢？大概是幽王昏乱的德行不能振作，又把灾祸加给小民，导致土木工程私自兴起而不停；奸臣结党相附，彼此跟从，国家距离危亡还能有多久呢？唉！厉王时，法典刑制还没有废弃；幽王时，一个老人也不肯留下。厉王时，专擅利益还在自己手中；幽王时，却把封殖之利授予他人。这大概就是君王亲自导致祸乱虽相同，而王室存亡却各不相同吧。周王室向东迁徙以后，大夫出行服役，经过旧日的宗庙宫室，只见那里全都变成了长满禾黍的田地。他怜悯宗庙社稷的倾覆，徘徊不忍离去，于是作诗说：那黍子长得茂盛，那稷子的禾苗也已生出。行走缓慢无力，心中摇荡不安。了解我的人说我心中忧愁，不了解我的人说我到底在寻求什么。苍茫悠远的上天啊，这究竟是谁造成的呢？《弘道录》说：孔子在《春秋》中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这和《诗》中“了解我的人说我心中忧愁，不了解我的人说我到底在寻求什么”，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没有不同。周王室东迁的变故，不是小变故。就天王而言，是遭到弑杀；就臣子而言，是受到侮辱；就社稷而言，是遭到残害；就宗庙而言，是遭到毁坏，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变故。然而当时的人却把它置之不问，君主安于侍奉仇敌，臣子安于忍受耻辱；天地闭塞，却不知道开启，人心丧失，却不知道振兴。他们难道没有看见黍子长得茂盛，却还说我到底在寻求什么吗？大概是因为他们为王政纲纪败坏而悲伤，害怕上天的惩罚最终废弛，所以想要前进却不能迈步。那些了解我的人，会说我看见黍离而感叹，看到宗庙荒废而悲哀；不了解我的人，会说我凭一个大夫的身份，竟敢承担国家存亡的命运，过度谋划宗社的法度，想要做别人难以做到的事，仿效别人难以仿效的行为。所以说：“说我到底在寻求什么。”然而这件事实际上片刻也不能忘怀。因此再次呼唤上天而叹息；这样的叹息，并不是为自己求取什么，也不是越出本位。我的夫子删定《诗经》时，深深契合了这层意思，所以也这样说，以此表明《春秋》之义不可停止，也表明大夫行走于荒废宗庙之间的悲愤不可遏止。其匕说：深刻啊！《春秋》记载：鲁隐公元年春，周王正月。

译《弘道录》说：《诗经》失传以后，《春秋》才产生。作《春秋》，是用来向天下后世说明义理的。那么，这种义理从哪里开始寄托呢？当时王者不再兴作，诸侯放纵恣肆，政治教化和号令不能达到天下。因此诸侯各自记录自己的年号，不奉行天子的正朔；列国各自记载本国的事情，不遵循王者一统天下、天下无外的原则。这是怎样的时代啊！邵子说：五霸的时代像冬天。所谓像冬天，就是地气不上升，天气不下降，天地闭塞而成；那么，又凭什么希望它重新回到春天呢？即使贤明有智的子贡，尚且想要去掉告朔时所供的活羊。孔子告诉他说：“你爱惜的是那只羊，我爱惜的是告朔之礼。”正是因为有这种礼，中国才不与夷狄相同；正是因为有这种道，中国才不同于禽兽。为什么呢？夷狄不知道有君主，禽兽不知道有春天，难道人可以反而不如它们吗？先正定正朔，再以王统领正朔，王统领春天，严肃地体现了大一统的旨意。违犯它的人，应受不可赦免的诛罚；僭越它的人，应获不可置疑的罪责。纲常得到端正，体统受到尊崇；人伦纲纪得以建立，礼义由此产生，君臣之间的大义便与天地同存而不失。《弘道录》卷之十二完。＃１“商”字原作“商”，根据文义改动。《弘道录》卷之十三。义。君臣之间的义。《史记》记载：汉王向南渡过平阴津，到达洛阳。新城的三老董公拦住汉王，劝说道：“我听说，顺应德行的人昌盛，违逆德行的人灭亡。军队出动却没有正当名义，事情就不能成功。所以说，先明确指出对方是贼，敌人才可以被制服。项羽行事无道，放逐并杀害他的君主，是天下的贼。仁德并不凭借勇力来壮大，义也不凭借武力来壮大。大王应当率领三军，为义帝穿丧服，以此告知诸侯并讨伐项羽。”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告诉诸侯说：“天下共同拥立义帝，如今项羽却放逐并杀害了他。我亲自为他发丧，军队全都穿白色丧服。我将全部征发关中的军队，收集三河的士卒，向南浮行于江、汉水道而下，希望跟随诸侯王，攻击那个杀害义帝的楚国之人。” 《弘道录》说：汉朝四百二十年的天下，其宏大的纲纪和正义如同日月星辰般昭然显著，关键就在这次举动。可惜记载元勋次序时没有把董公记录下来，竟使新城董公的姓名湮没无闻直到今天，真是可惜。又说：汉昭烈帝不能统一天下，也是理所当然的。军队出动没有正当名义，事情就不能成功；明确称对方为贼，敌人才可以被制服。这是关系万世的大计，也是天下最重大的关键。项羽和曹操的声势前后相当，刘邦和刘备在当时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刘邦能够把项羽称为贼，刘备却不能公开声讨曹操的罪行，为什么呢？君主与皇后在义理上相等。正当曹操弑杀伏皇后的时候，刘备如果果真能够倡明大义，传檄天下，发丧服丧，正定曹操大逆不道的罪行，说明这是不可赦免的诛罚，然后兴兵讨伐，那么天下不响应、曹氏不收手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这是祖孙前后同一条道路。刘备没有采取这个办法，董承却只是拿着皇帝藏在衣带中的密诏，作为与刘备谋划诛杀曹操的说辞。唉！所谓“秘密”的说法，难道是居于人上者应有的言语吗？这样看来，三国时的董承和新城的董公不同，是很清楚的。虽然如此，董承并没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当时法正号称善于谋划，孔明号称懂得大体，却反而错失时机，只把“汉贼”的说法写在散关的奏疏中，也没有益处。直到朱子编修《资治通鉴纲目》，明确写出曹操杀害皇后，这个义理才开始彰明。难道不是千古遗恨吗？《汉书》记载：汉高祖不修习文学，但天性明达，喜欢谋划，能够听取意见；即使门下的戍卒见到他，也像见到旧日故人一样。他起初顺应民心，制定三章之约。天下平定以后，命萧何编次律令，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定章程，叔孙通制定礼仪。又同功臣剖分符节、订立誓约，把誓约用丹砂写在铁券上，放入金匮石室，收藏在宗庙之中。虽然可以说事务繁多、没有闲暇，但其规划和规模已经宏大深远了。《弘道录》说：所谓规划和规模宏大深远，大概是鉴于秦朝和新朝成败得失的缘故。宽缓而简约，是上天的法则。秦朝兴起时，禁令严密得仿佛无所不容；新朝兴起时，改制繁多得仿佛还嫌不够。至于用衡石计算文书，忙得没有时间睡觉，这样对于天下事务，已经没有再遗漏的忧虑了，却不知道上天的法则并不是这样琐碎严密的。现在看那广大无边的天空，细微的、高大的、低下的，没有什么不容纳；然而它从来没有违背自己的法则。君主效法上天来制定治国之道，放纵的、约束的、给予的、剥夺的，也没有什么不包含；然而从来没有违背应有的尺度。秦朝废除封建，新朝限制王田，只在锱铢毫厘之间计较，却不知道土崩瓦解并不需要一寸一寸地缓慢分解。太史公也认为，善于承受外来冲击、容易应变，使人不感到厌倦，是善于观察人的表现。文帝二年，下诏说：“君主没有德行，上天就用灾害来警示他，以戒备其治理不善。我向下不能治理、养育众生，向上又使日月星辰的光明受到牵累，失德实在太严重了。命令有关官员，全部思考我的过失以及见识所不及之处，逐条启奏告知我；并推举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的人来匡正我的不足。” 《录》说：这就是直言极谏的开始。于是贾山上疏，名为《至言》。然而，若不记录贾山的言论，称它为“直言”还可以，称为“至言”却还不够。他借秦朝作比喻，把秦朝当作殷商的鉴戒，却不知道文帝敬畏上天、感动百姓，爱护人民、爱惜财物，广开言路，尊重谯让，杜绝兴作、拒绝贡奉，这些才是他的本心。文帝即位不久，就已经可以看出贾山所譬喻的那些事情，都不是文帝的短处。为什么还要孜孜不倦地用君主的威势来说明问题，难道只是说雷霆之势沉重、万钧之力巨大吗？又为什么要说周朝供养八百国的百姓，秦朝接受八百国的供养呢？当时朝廷大臣沉溺于对秦朝的忌讳，一旦看到这篇文章，便替它妄加美名，称为《至言》。依我看，文帝的短处在于不能止于至善，反而安于卑近之处，忽视贤圣之道。这并不是小过失。《传》说：知道应当止于何处，难道可以做人反而不如鸟吗？这句话对于振兴天下万世，意义深远而切实。文帝被黄老之术的清静无为所迷惑，却不知道君子应当把各种事情都做到极致，那么他纵情驰骋射猎以为娱乐，捕兔猎狐以为快乐，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假如得到伊尹、傅说、吕望、召公那样的人，和他们坐下来谈论治国之道，我看文帝一定会像敬奉神明一样敬重他们，像相信筮法一样信任他们；既然如此，哪里还会有在家中修养德行、到了天子的朝廷反而败坏的道理呢？凡是造成这些事情的，都是鄙陋之人的作为，并不是圣贤的过失。虽然如此，上面所求取的是贤才，下面所应对的却是骑士。贾山不能成为醇厚的儒者，却想让他懂得王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