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二十四

译《唐书》说：虞世南和兄长虞世基一同向吴顾野王学习十多年，精心思考，从不懈怠，甚至连续几十天不洗脸、不梳头。二人的文章婉转华美，都仰慕仆射徐陵；徐陵自己也认为他们像自己，因此得以成名。陈天嘉年间，文帝知道兄弟二人博学，派使者到他们家慰问察看。虞世基的辞章清峻有力，超过虞世南，但丰赡博大不如虞世南。当时议论者把他们比作晋代的二陆。大业年间，虞世基多次升任，官至秘书郎。隋炀帝时，虞世基得到皇帝宠信，富贵显盛，妻妾的服饰器用可与王者相比；虞世南却亲自安于贫俭，不改变操守。宇文化及杀死虞世基，虞世南抱着兄长的尸体，号哭请求代死，也没有获准，从此悲伤憔悴。进入唐朝后，任弘文馆学士。当时他已经年老，多次请求退休，皇帝不准。太宗敬重他，因为他外貌儒雅谨慎，外表仿佛弱不胜衣，内心却刚强激烈，议论持守正道。太宗曾说：“我和世南商议古今之事，只要有一句话说错了，没有一次不感到惆怅悔恨。”他的恳切真诚到了这种程度。太宗又称赞他有五种绝长：一是德行，二是忠直，三是博学，四是文章，五是书法。八十一岁时去世。《录》说：我看虞氏兄弟，一个在隋朝显达，一个在唐朝奋发。虞世基在隋朝显达，像春花吐露艳色，光耀一时，所以当时把他们比作二陆，并非没有各自的美处。虞世南在唐朝奋发，像晚菊含苞，香气四处传播，所以世人称赞他有五绝，没有人能和他相比。人的际遇各不相同，而本末却大为不同，正有这样的情形。既然如此，人怎么可以因为困厄或通达、早年或晚年而改变自己的心志呢？崔邓，字处仁，兄弟六人，分别名邓、郾、邹、都、鄂等，同时做到三品官，担任礼部官五次、吏部官两次，这是唐朝兴起以来从未有过的事。父亲去世后，四代人总共同锅吃饭，当时治理家族的人都推重他们的家法。崔邓以刚正明亮知名，宪宗器重他，任为太常卿。他开始任职时，大规模检阅四部乐，京城人都纵情观看。崔邓亲自扶着弟弟，陪同母亲乘舆，公卿见到他都避让道路，京城人以此为荣。郾的儿子崔广略姿态仪表高大俊秀，人们见到他都爱慕，不敢欺骗他。他每次考核官吏，都亲自拿着科格，奖赏或黜退必定恰当，即使寒门和偏远之人，也没有留下有才能者而不任用的。他一向不积藏财物，有了财物便周济亲友旧交，居家和乐，子弟也受他感化。都任左金吾卫大将军，死于家中，没有参与李训之乱，人们认为这是积善得报。鄂任检校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出任淮南节度使，居住在光德里，建造了便斋。宣宗听说后感叹说：“郑家一门孝友，可以作为士族的法则。”于是题名为“德星堂”。后来京兆尹把这座里改称为德星社。《录》说：柳氏曾说：行道之人，德行和文学是根株，正直刚毅是枝叶。有根没有叶，也许还可以等待时机；有叶没有根，即使膏雨滋润也不能使它存活。至于孝慈友悌、忠信笃行，正是日常饮食中的盐酱，怎么可以一天缺少呢？从崔氏家族便可以看出来。人怎么可以忽视这些规范而自负，接连显达兴盛，随后便在富贵中放纵呢？这样一来，“德星”的光辉恐怕就不会显耀了。小学河东节度使柳公绰，在公卿之间最有名望，家中有家法。除非入朝谒见的日子，每天清晨他都出门到小斋。几个儿子仲、郢都束好衣带，在中门北面早晨拜见父亲。公绰处理私事，接待宾客，和弟弟公权及同族兄弟一起吃饭，从早到晚都不离开小斋。点灯后，便命子弟拿着经史亲自读一遍；读完后，就讲议做官治家的方法，有时谈论文章，有时听琴，直到人定钟响，才回房睡觉。几个儿子又在中门北面向父亲晚间问安。这样总共二十多年，从未有一天改变。遇到饥荒年，几个儿子都吃蔬食，他说：“从前我们兄弟侍奉先父，先父担任丹州刺史，因为我们学业没有完成，不允许我们吃肉；我不敢忘记这件事。”公绰去世后，仲郢完全遵守他的家法，侍奉公权如同侍奉公绰。只要不是病得很重，见到公权时从未不束好衣带。仲郢任京兆尹、盐铁使时，出行在大路上遇到公权，必定下马，端正站立等候；公权经过后才上马。公权多次劝说他，仲郢始终没有因为官位显达而稍有改变。公绰的妻子韩氏，是相国韩休的曾孙女，家法严肃俭约，是士大夫家庭的楷模。柳氏归宁三年，无论年长年幼，从未有人见她张口说话；她常穿绢制的素衣，不用绫罗锦绣。每次回娘家省亲，不乘金碧装饰的车舆，只乘竹制兜子，两个穿青衣的侍女徒步跟随。她常命人把粉末状的苦参、黄连、熊胆调和成丸，赏给子弟；子弟每当深夜学习，便含着药丸来资助勤苦。《录》说：史书称柳公绰仁厚而有勇，仲郢方正严肃而简朴。父子二人先后镇守九镇，五次任京兆尹，两次任河南尹，都不奏报祥瑞，不滥度僧道，不宽贷贪赃官吏。多次治理藩府，急于救济贫困、抚恤孤弱；遇到水旱灾害，必定提前借贷赈济；军粮必定精良充足，逋欠租税常常赏赐豁免，馆驿传舍也增加美味，宴请宾客、犒劳军队必定华美丰盛；而交接任期之际，粮食储备、府库财物反而比刚到任时更加充盈。这是他们任官的法则。至于修身正家的法则，史书没有完整记载，所以补录在这里。柳氏曾写书告诫子弟说：“败坏名声会给自己招来灾祸，辱没祖先会使家族丧亡。其中尤其重大的有五件，应当深深记住。第一，自己追求安逸，厌弃甘于淡泊，只要对自己有利，便不顾及别人的议论。第二，不懂儒术，不喜爱古道，对前代经典懵懂无知却不以为耻；谈论当世之事却笑得开心，自己知识浅少，却厌恶别人有学问。第三，厌恶胜过自己的人，喜欢奉承自己的人，只喜欢戏谑闲谈，不思考古道；听到别人的优点便嫉妒，听到别人的缺点便宣扬，逐渐沉溺于偏邪，销磨德义；即使头戴冠巾，傲慢自大，也和奴仆有什么不同？第四，推崇游荡享乐，沉溺嗜好，以饮酒为高雅，以勤劳办事为俗陋；习惯一旦形成便容易荒废，觉悟之后却很难悔改。第五，急于求取名位，暗中接近权贵；即使侥幸得到一资半级，也会招致众怒和群疑，很少有人能够长久保全。我看世代显贵的名门大族，没有不是依靠祖先的忠孝勤俭而建立起来的；也没有不是由于子孙顽劣轻率、奢侈傲慢而覆败的。建立家业难如登天，覆败它却容易得像火烧羽毛。说起这些令人痛心，你们应当刻骨铭记。” 《录》说：柳氏世代都有规范，像这篇文章，无论长幼，不论贫穷显达，都应抄写一份放在座位旁边，不能把它看作小事；学习的人不能不省察。《宋史》说：太祖巡幸洛阳时，张齐贤以平民身份献策，分条陈述十件事，其中四条合乎皇帝的心意。太祖返回后，对太宗说：“我到西都，只得到一个张齐贤。我现在不想授予他官职，将来可以让他辅佐你做宰相。”太宗即位后，策试进士，张齐贤在录取之列。主管官员选拔失误，竟把他列在下等、判为下第。皇帝不高兴，于是在一榜中亲自书写诏命赐给他进士及第，特别授予京官、通判之职。

译《弘道录》说：宋太祖让齐贤留任宰相辅佐太宗，这才是真实的德行和心意。当时太宗的私心还没有萌发，因为本心尚在，所以一次科举中把及第名额全都赐给了人，可以说是承受了天赐的光荣。等到他的私心一萌发，齐贤便被置于不顾；赵普再次推荐，齐贤才得到重用。观察赵普所说“陛下如果进用齐贤，将来他感恩必定超过现在”的话，太宗于是大为高兴。这样看来，秦王的谋划，齐贤也参与其中，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唉！齐贤真是辜负了宋太祖。譬如王溥对前朝犹豫观望，对本朝则取悦容身，却想望他竭尽忠诚、匡正补救，怎么可能呢？江州陈氏宗族共有七百口。从陈崇以来，数代人从未分家另居；他们把这规定为家法，用来告诫子孙，选择同族子弟掌管家事，并建立书堂教育他们。朝廷下诏表彰为“义门”，免除其徭役。陈崇的儿子叫一表，一表的儿子叫防；他们共同居住，不蓄婢女妾侍，家中没有人说离间是非的话。每次吃饭，必定全族一起坐在大堂里，尚未成年的另设一席。又建书楼招待四方士人，乡里人也大都受到感化。防的弟弟之子叫鸿，鸿的弟弟叫竞；到了竞这一代，子孙姓氏更加增多，曾经苦于粮食不足。淳化年间，太宗下诏命本州每年借给他们粟米二千石。后来竞去世，同族弟弟旭只接受所借粮米的一半，说：“节省俭用地吃，可以支撑到秋收；何况这一年歉收，粮价又贵。”有人劝旭全部接受，说这样可以获利增值，旭说：“朝廷因为我家人口众多，救济我们缺粮，借给我们的是公家的粮食，怎么可以见利忘义呢？”皇帝听说后，深为赞赏，感叹并加以奖掖。《弘道录》说：竞和旭的关系，就像太宗和宋美的关系；防对于鸿，就像宋美对于宋昭的关系。一家之中，陈崇是长辈，防是继承者，防的弟弟之子鸿，鸿的弟弟竞，竞的弟弟旭，数代人同心同德，从未自行分异。为什么国家法律反而不如家法完善，遗命反而不如遗谋深远呢？究其根本，首先就在于他们不争夺借粮的利益。从一芥之微直到万钟之富，从一家之内直到天下，古代圣贤之所以兢兢业业，不敢放纵自己，正是因为预先涵养这种心性，不使自己见利忘义。因此，小小的江州有陈氏长幼七百口，堂堂大天下的宋朝却连一个弟弟、两个侄子也没有。皇帝只赞叹一个人，却甘愿背负万世的谤议，真是连事物的类比都不懂了。葛宫的弟弟葛密，几代人都以儒学传家，以道义闻名。真宗时，他上呈《太平雅颂》十篇，又进献《宝符阁颂》，受到杨亿称赞。他任南充知县时，以惠民的政绩闻名，后来升任南剑州。那里沿溪山一带盛产铜银，官吏勾结作奸，谋取私利，说每年没有收成；葛宫改变了这些办法，每年获得余 surplus六百万。三司使把此事上报朝廷，认为应当奖赏，葛宫说：“天地所生的财物，哪里敢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最终没有张扬此事，调任秀州知州。秀州处在江湖之间，官吏在关隘和水道上设置关卡，征收往来税；有婚丧急事赶日期的人，往往因此不能及时到达，葛宫命令全部撤除。最后官至太子宾客。他性情敦厚而能体恤他人，记录并照料宗族亲党，抚养孤儿，依赖他而得以存活的人很多。葛密任光州推官时，豪强李新杀人，把罪祸嫁给县民葛华；葛密查明实情，将葛华释放。朝廷也准备奖赏葛密，他却禀告州使不要声张。后来官至太常博士，天性恬静安宁。五十岁时上章请求退休，姻亲宗党纷纷劝止，他笑着说：“如果要等到因罪、疾病、衰老而死才罢官，哪里还会有余裕呢？”他的儿子书思调任建德主簿，当时葛密已经老了，想接儿子来供养，官府却认为不便。书思说：“曾子不肯有一天离开父母身边，难道会因为五斗米而改变一向的志向吗？”于是递上辞职文书回家奉养父亲。父亲去世后，他一旦悲伤过度，瘦得形销骨立；盛夏也不脱下丧服，始终不忍离开家舍，过了多年才出仕。葛密的哥哥书元任望江县令，与他同属淮南监司。有舍弃哥哥而推荐自己的人，书元写信请求改为推荐哥哥；对方不答应，他就把公文封好退还。其笃行义理就是这样。他官至朝奉郎，也告老退休。父子二人都没有等到规定的年限便退休，人们都很敬重他们，死后谥号为“清孝”。他的儿子胜仲，在《儒林传》中有传；孙子立方，曾孙邮，五代人都考中科举，三代人掌管诏令文辞，邮后来还做了光宗、宁宗两朝的宰相。他曾说：“十二时辰之中，最不可欺骗的就是自己。”他的实际践履确实如此。《弘道录》说：我看葛氏这一门，从父祖子孙直到兄弟，恩泽流传得多么长远啊！有的出仕后舍弃要职而退居闲散，有的身居权位却端正自己、遵守法令，有的父子彼此谦让而相互敬重，有的兄弟相互推荐引进而彼此推尚。至于“清孝”的谥号和“儒林”的称誉，都是前代所未有的；五代科第、三代掌管诏令，也都是近代少见的。哪里只是王氏所谓“三槐”可以相比呢？宋庠和弟弟宋祁一同考中进士，礼部上奏宋祁为第一，宋庠为第二。章献太后不愿让弟弟排在哥哥前面，于是提升宋庠为第一，却把宋祁排为第十。人们称他们为“二宋”，并以年长、年少来区别。兄弟二人都长于文学，名声遍及天下。宝元年间，宋庠以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任宰相时儒雅而熟悉旧典，遇到事情总要辨明是非；他与吕夷简多次议论不合，于是出任扬州知州。范仲淹离任时，皇帝问章得象谁可以代替范仲淹，章得象推荐宋祁。皇帝本来就有意任用宋祁，于是又召他为参知政事。宋祁天性忠厚，曾说：“凭借欺诈、倚仗聪明，残害别人而夸耀才能，我不这样做。”死后谥号为元献。仁宗亲自篆刻其墓碑，题为“忠规德范之碑”。宋祁谥号景元，尤其长于文章，善于议论，所到之处处理政事明察严峻，喜欢制定条文教令。咸平、天圣年间，兄弟二人的文雅、节操和友爱，在当时都很有名；自宋朝以来，这样的兄弟并不多见。苏轼与弟弟苏辙一同考中进士，又一同参加制举策试。仁宗读了他们的策文，退朝后高兴地说：“我今天为国家得到两个宰相了。”神宗尤其喜爱苏轼的文章，在宫中阅读时，送上膳食也忘了吃，称他为天下奇才。苏轼幼年师从父亲苏洵学习，后来又在天战【原文疑误】中得到启发，曾自称：“我写文章好像奔流的水，起初没有固定的形态，只是常常流到应当流的地方，在不得不停止的地方停止。即使是嬉笑、怒骂之辞，也都可以写下来诵读。他的文章气势浑厚、光彩四射，雄视百代；自有文章以来，这样的人大概也很少见。他起初喜爱读贾谊、陆赞的文章，后来读《庄子》，感叹说：‘我从前心中有所见解，只是口头还不能说出。如今看到这部书，正合了我的心意。’他曾对苏辙说：‘我看当今世上的学者，只有你可以同我相上下。’从参加科举成为举子，到出入侍从之列，他始终把爱戴君主作为根本；他的忠诚规谏和正直议论，具有挺立不屈的大节，群臣没有人超过他。所以评论者说，他器量见识的宏伟、议论的卓越、文章的雄健俊逸、政事的精明，这四方面都能以独立不屈的志向作为主导，再用勇往直前的气概来辅助。因此，他意志所指向的地方，言语足以表达自己的谋略，行动足以成就自己的作为；至于祸患到来时，节义足以坚定他所坚守的原则，这些都源于他的志向和气节。

译苏辙议论政事精确，修饰文辞简洁严整。王安石起初议论青苗法时，他只用几句话加以讥切，王安石从此不再提及；如果不是王广迎合附会，这项议论恐怕就停止了。这都是因为苏辙少言寡欲，平素已经足以使人心服。元祐年间主持政务时，他竭力斥责章惇、蔡京，不主张调停。后来讨论回河和顾役之事，他与文彦博、司马光意见不同；至于西部边防的谋划，又与吕大防、刘挚不合。君子不结党，在这里可以看出来。兄弟二人的进退出处没有不相同的，但在患难之中友爱更加深厚，丝毫没有怨恨，这尤其近于古人，也尤其罕见。《弘道录》说：我看大宋以大科取士，一次就得到二宋；又一次就得到二苏，这是多么兴盛啊！他们早早就被认为有异日可为宰相的希望，并不是靠小小的资历和半级官阶就能看出来的。宋朝厚待士人，士人尽忠的笃实程度，远远超过汉唐，诸位尤其如此。他们宁可克制自己的私心，也不敢背弃公义；宁可触犯权臣，也不敢欺骗朝廷；对上不辜负天子，对下不辜负自己的学问，可以说是得到了以道殉身的义理。虽然有人做了宰相，有人没有做，但他们的气度格局已经具备，丝毫不妨碍他们成为所谓的大臣。至于成败和利害，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王安国任西京国子教授。任期届满到京城时，皇帝因为王安石的缘故，特意召见并问道：“汉文帝是怎样的君主？”王安国回答：“三代以后，从未有过这样的君主。”皇帝说：“只是遗憾他的才能不能建立法度、改革制度罢了。”王安国说：“文帝从代地回来进入未央宫，平定变乱，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恐怕没有才能的人不能做到。若采用贾谊的建议，对待群臣有节制，专心用德教化百姓，使天下兴起礼乐，几乎达到刑罚不用的境地，那么文帝就比有才能的君主更高一等了。”皇帝说：“王猛辅佐苻坚，以蕞尔小国而使命令必定实行。如今朕凭天下之大，却不能使人服从，这是为什么？”王安国说：“王猛教苻坚用严酷法律杀人，导致前秦国祚不能传续。如今刻薄的小人必定有人会以此误导陛下，希望陛下专门以尧、舜和三代为法则，天下哪里会有不服从的人呢？”皇帝又问：“你的哥哥主持政务，外面的舆论怎么说？”王安国回答：“只是遗憾他知人不明，聚敛太急罢了。”皇帝不高兴，因此只授予他崇文院校书的职位。他多次因新法的弊端竭力劝谏王安石，又曾把吕惠卿指为佞人，所以吕惠卿怨恨他。《弘道录》说：皇帝问王安国，实际上就是在问王安石。王安石探察皇帝的心意，兼有二秦【原文疑误】的帮助，所以借助权势宠幸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王安国看清哥哥的过失，认为他被众多奸佞蒙蔽，所以用严正的言辞来说明其中的迷惑。否则，王氏兄弟几乎就没有一个人了。凭王安石的刚愎暴戾，想要砍下韩琦、富弼的首级，最终却使他们丧失权势，天降的鉴戒也很明显了。王安国虽然不能得到皇帝的喜爱，却实际上没有自绝于天。后世若不因王安石而牵连贬低王安国，那么二人的区别就清楚了。曾巩幼年丧父，弟弟曾布和曾肇都跟随曾巩学习。他写文章以六经为根本，斟酌取法于司马迁、韩愈，当时擅长文章辞藻的人很少能超过他。曾肇从小努力学习，广泛阅读经书和传记，文章温润而有法度，历任十一州，多有良好的政绩。等到曾布主持政务后，从熙宁以来四十年间，邪正相争，党论屡次兴起，曾肇亲身经历其间，因而与哥哥意见不合。曾布借助韩忠彦一同做宰相，早晚都想倾覆危害曾肇。曾肇在外任职后，写信告诫他说：“哥哥如今得到皇帝信任，应当引荐善人，扶持正道，以杜绝章惇、蔡卞再次兴起的苗头。但几个月以来，所谓正直的人和贤良之士接连离开朝廷；你所进用作为辅佐、侍从、台谏的人，往往都是从前侍奉章惇、蔡卞的人。一旦形势改变，今天就一定首先引荐他们，把这当作巩固职位的计策。想到这里，真令人痛哭。近来皇帝的心意已经改变，小人的势力正在增长；他们入朝时一定会在皇帝面前议论元祐旧人，退朝后又把他们从要害职位全部排斥出去。将来即使章惇、蔡卞没有达到那一步，一个蔡京也足以兼有他们的祸害，不能不深思。”曾布没有听从。不久蔡京果然掌权，曾布和曾肇都未能幸免。《弘道录》说：自从二宋、二苏成名以来，当时像金陵的王安石、南丰的曾巩，文学、品行、才能大体相差不远，君子不应把他们看成有高下之别。一个人的心志一旦偏邪，宠爱俸禄一旦夺取其本心，便导致一邪一正，仿佛相隔天渊；一熏一莸，仿佛分处两器，他们遗留下的臭名直到今天仍未消散。难道不是因为他们诬陷正人、排斥忠义，专门任用凶邪之徒，把这当作巩固地位、获取宠幸的计策吗？又或者，王氏兄弟对于新政，始终的区别本来就会在晚年显现。徽宗任命蔡京为相后，不久又任命曾布为相，曾肇实际负责起草制书，说：“东西分设台阁，左右建立辅弼。”唉，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明辨是非，以决定自己的进退呢？既然已经身居外任，才开始写信，也许已经晚了。曾布不能听从，实在也是应该的。吕祖俭、吕祖泰，是吕祖谦的弟弟，曾受业于吕祖谦。吕祖谦去世后，吕祖俭任明州监官。《仓部法》规定半年不上任便算违限，吕祖俭却一定要服满父母之丧，朝廷同意了，下诏把期限改为一年，从吕祖俭开始。宁宗即位，任命他为大府丞。当时韩侂胄诬陷赵汝愚，吕祖俭上密封奏章说：“陛下刚开始执政时政治清明，还没有过多久，朱熹这样的老儒、彭龟年这样的旧学，都被允许离去。至于李祥，年老而忠诚笃厚，确实是众人所信服的人，如今又被斥逐，我恐怕天下人会把这当作警戒。如今能进言的人，困难不在于得罪君父，而在于触犯权势。姑且以我所知道的说，最难议论的是灾异；然而有人不避讳，是因为这件事不涉及权势。至于御笔下达的诏令，朝廷不敢重重违抗，台谏不敢深入议论，给事中和中书舍人不敢坚持，都是因为事情牵涉贵幸之人，深怕乘机激怒他们而更加获罪。近来皇帝左右在黜免、贬逐、废置陆游等人的时候替他们御前说情，听说那些人家门前车马聚集如市；他们倚仗权势、估量宠幸，摇撼外廷。我恐怕事势会逐渐浸润，政权归于幸臣之门，而不在公室。凡是他们推荐进用的，都是他们的私党；凡是他们倾陷的，都是他们所憎恶的人。”

译难道仅仅是令人侧目、使人畏惧而不敢指斥吗？如果再加上阿附顺从，内外相互表里为奸的祸患必将显现。我难道是故意激怒皇帝、自取罪责吗？实在是因为士气颓靡，我私下忧虑过度，深深担心陛下势单力孤，而共同维持宗社的人又太少。朝廷下诏把他安置到韶州，朱熹写信给他说：“我的官位比你高，朝廷给我的恩礼也比你深，然而眼看群小作乱，却不能进言报效，反而让你独自抒发愤懑，触犯群小而踏入祸机，我深感惭愧和叹息。”吕祖俭回信说：“在朝廷任职而听闻时事，就像身处水火之中，一天也不能安居；如今置身乡里闲居，对政事治乱一无所知，又何必多说呢？”他曾说：“因世局变化而受到挫折、失去平素操守的人，本来就不值得谈论；因世局变化而意气有所增长的人，也不过是私心罢了。”吕祖泰性情疏放豁达，崇尚气节义理，学问广博，曾遍游江湖，结交当时知名人士。吕祖俭被安置到远州，吕祖泰徒步前往探望，停留了一个多月。他对朋友王深厚说：“自从我哥哥被贬，众人都闭口不言。我虽然没有官位，但按义理必定要用言论报国。应当暂且等待，只是不敢因此连累哥哥。”等到吕祖俭死在贬所，吕祖泰才上书，论说韩侂胄有无视君上的心思。道学之士，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所依靠的人。如今设立伪学之禁，驱逐赵汝愚一党，这是要使天下空虚，而陛下还不知道醒悟吗？陈自强不过是儿童的老师，却被骤然提拔到宰辅之位；苏师旦只是平江的一名吏胥，却因在潜邸供职而得到节钺；周均只是韩氏的仆役，却因皇后的亲属关系得到高官。我不知道陛下在潜邸时，果真认识苏师旦吗？椒房中的亲属，果真有周均吗？韩侂胄一党自以为尊贵高大、把朝廷看得卑微，竟到了这种地步。希望赶快诛杀韩侂胄和苏师旦，罢免并驱逐陈自强一党，只有周必大可以任用，应当让他取代陈自强。奏书发出后，朝廷内外都大为震惊。朝廷下诏说他挟带私怨、狂妄悖理，杖责一百，发配钦州。《弘道录》说：真文公曾称赞“大愚”有成公的风范，然而他终究只是一个大府丞。到后来不过是布衣末流罢了，既无官守，也无言责，却甘愿踏入危机，这是为什么呢？宋朝国势既已南迁，中原恢复无望，奸邪接连兴起，但从未有像韩侂胄当权时这样的情形。自从“伪学”之说兴起，竟公然把放僻邪侈说成人的真情，把康洁好修说成虚伪的情感。自有人民以来，从未有过这种说法，这几乎比指鹿为马的奸诈更严重，比焚书坑儒的祸害更惨烈。人人都应得而诛之，何况世代承传中原文献的人呢？再说吕许公、韩魏公在仁宗朝都身居相位、享有盛名，但到了他们子孙一代，邪正的区别竟有如此悬殊：吕氏子孙虽屡次被流放、驱逐，仍馨香百倍；而韩氏的元凶极其丑恶，臭名遗留万年。君子不能不为此长久叹息。陆九龄兄弟六人，父亲陆贺，几代人都共同居住而不分家，推举年龄最长的一人为家长，全家事务都听从他的安排。子弟分别承担家事，凡田地、租税、财物出纳、厨房炊事、宾客往来等事，都各有主管的人。陆九龄继承父亲的志向，更加修习礼学，治家有法；全家男女百余人都按尊卑次序，各自履行职务，内宅之中严整如同朝廷，但又忠诚恭敬、和睦欢乐，乡里人受到感化，都谦让兄弟。陆九龄与弟弟陆九渊互相以师友相待，和谐相处而各有不同，求学者称他们为“二陆”。有人来向他请教学问，陆九龄从容启发教导，使人人都有所得；有时认为对方还不适合交谈，便不发言。他曾说：“人的迷惑，有些不是可以用口舌争辩解决的。言语激烈，反而会使他的成见更加牢固；稍稍等待一段时间，他未必不能自己醒悟。”广汉张敬夫起初不认识陆九龄，晚年通过书信讲论学问，把振兴世道的重任寄托在他身上。吕祖谦常称赞他说：“他的志向宏大，所依据的又切实；如果有一处阻碍，即使已经积累了九仞之功，也不敢贸然完成；如果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即使已经成为万夫瞻仰的表率，也不敢安然自处。他广泛听取、全面观察，退立四顾；若没有达到最公平、最精粹的境地，就不肯罢休。”弟弟陆九韶的学问也深厚精粹，隐居山中，白天的言语行动，晚上必定记录下来；又把训诫之辞编成韵语。每天早晨起床，家长率领众子弟拜谒先祖祠堂，礼毕击鼓，诵读这些韵语，让全家人列队聆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弘道录》说：我看陆氏家规切实严密，内宅规范严格，后世完全可以遵循实行。过去我看到张公艺只以“忍”字治家，认为还不够充分；陆氏这种做法正是道学的益处，不能只把它看作世代共同居住的义行。史弥巩，是史弥远的堂弟。进入太学升入上舍时，史弥远掌握国政，寄理尚未出仕而避让自谦，人们称史弥巩为“寄理”。他不能参加考试，长期受到压抑，达十年之久。嘉定十年，才考中进士。端平初年，进入都进奏院任职。他曾应诏上书说：“天伦之间发生变故，世上谁没有遇到过呢？陛下友爱兄弟的心，也常常流露出来。洪咨夔之所以蒙受陛下特别知遇，是因为他说书川之变不是济邸的本心，济邸之死也不是陛下的本心。他的话深深契合了圣心。可是，先帝的儿子、陛下的哥哥，竟使其尸骨不能安葬于地下，难道不会损伤和气、招来灾异吗？当时有个邓若水，也上书说：‘实行大义，然后可以消除大的诽谤；收回大权，然后可以巩固大位；除去大奸，然后可以平息大难。宁宗皇帝驾崩，济王本应继承大位；他的废黜，先帝没有听闻，他的过失，臣民也没有听闻。史弥远不利于他即位，便矫传先帝命令，放逐济王，并杀害皇孙、曾孙。不满半年，史弥远竟死于湖中。按照《春秋》的法则，这难道不是弑君，不是篡位吗？天下人都把罪责归于史弥远，却不敢把过错归于陛下，这是为什么呢？’ 事情发生得仓促，不是陛下所能知晓的；也可以料想陛下必定没有这样的心意。如今已经过了一年多，而陛下刚健的决断仍不能施行，无法大大慰藉天下人的希望。从前相信陛下的人，如今有的反而怀疑陛下确实参与其中；从前认为陛下是不知情的人，如今有的又怀疑陛下其实知情。陛下怎么忍心让自己在青天白日之下承受这样的污辱呢？这就是臣所谓实行大义以消除巨大诽谤。

译《弘道录》说：济王的冤屈，邓若水为之申诉，是可以的；但史弥巩以弟弟身份替哥哥申诉，难道可以吗？宋朝盛时，吕端甚至锁拿李继恩而拥立真宗；在那时，难道他没有忌惮太子英明、像史弥远那样的忧虑吗？然而最终不能改变继承人，是因为金匮之盟墨迹未干，皇室血统相传也相距不远；人不能因为相隔久远就疏远亲人，也不能因为新人出现就忘记旧人。理宗时代，前面有五国城之耻，后面有十世孙的嫌疑，天下的事情就像传舍，暂时居住的人不把它当作恩德，停留其中的人反而把它当作福分，只是因为权奸从中蒙蔽扰乱罢了。公义正道，并不能说秦朝无人。然而最终不能有所救治，是因为他们正以伸臂争夺权力为得意，把拥立新君当作恩德，哪里还有时间徐徐行事、退让在后，去做泰伯、季子的事情呢？这样看来，也就不奇怪了。曹友闻、曹友谅，是武惠王的第十二代孙。兄弟二人都有远大志向，寻访老师、结交朋友，不惜远行千里。宝庆二年考中进士，被征召为天水军教授。天水被围时，曹友闻与守臣张维率领民众奋力作战，敌兵退去，制置使表彰了他。从此，他的弟弟友谅以及万各也都凭武略闻名。朝廷檄令他守卫仙人关，他又防守七方关。元兵进入大安，统制何进战败而死；曹友闻与万各率领所属部队，寻路出击，斩杀元军将领，朝廷檄令他知天水军。后来他又与友谅往来督战，立有战功，改授武翼大夫、御前都统制。当时赵彦吶进军屯驻青野原，元军包围了他。曹友闻说：“青野原是蜀地的咽喉，不能迟缓救援。”万各率兵在半夜截击敌军，于是解除了包围。曹友闻被授武德大夫、骁骑大将军，万各任四川制置司帐前总管。第二年，元太子阔端集合蕃汉军五十余万即将到来，曹友闻说：“国家的安危，就在这一战。敌众我寡，哪里容得我们轻率交战？只应凭借高地、据守险要，出奇兵、设伏兵等待他们。”制置使赵彦吶檄令友闻控制大安，以保卫蜀地门户。友闻认为不可行，赵彦吶不听，于是派遣万各、友谅率兵登上鹦冠隘，广泛张挂旗帜，向敌人显示坚守的态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曹友闻挑选精锐部队，秘密前往流溪设伏，约定说：“敌人到来时，以击鼓、举火作为信号。”元兵果然到达，万各出兵迎战。曹友闻派统制杨大全攻击后队，总管夏用攻击中队，吕嗣德攻击前队，友闻亲自率领三千精兵迅速驰到隘口下面。恰逢大风雨，西军平素用绵制蓑衣代替铁甲，遇雨湿透后不能行动；元军又用铁骑从四面包围。友闻叹息说：“这大概是天意吧，我只有一死而已。”于是放声辱骂敌军，杀掉所骑的战马，表示必死决心，血战更加激烈，最终与弟弟及全军一起覆没。元兵于是长驱直入蜀地。秦州、巩州人汪世显一向佩服友闻的威望，常常把名马送给他；后来军队返回经过战场，汪世显叹息说：“蜀地的将军真是大丈夫！” 《弘道录》说：宋朝的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有智者也无法挽救了。此前，自从贾似道开拓边境以来，已经结下了祸患；元人本来就曾践踏阶成、侵扰兴沔，又穿越金房一带窥伺襄樊。尚且还可以凭借仙源等地谋划后路，蜀道也因此得以安全。当时仍然没有把逃往海上作为打算。等到曹友闻战死后，整个蜀地被元军长驱直入；长江的险阻被敌军占据优势，顺流直下，又有什么可以依靠呢？所以直到天涯海角也不能停止。只是因为起初不能察觉先兆，所以最终没有办法自救。然而，君主难道可以不把奸邪误国作为警戒吗？曹氏兄弟对上无愧于武惠王，对下无愧于父祖；他们的死重于泰山，关系到宗社安危，不能只把他们看作寻常战死。元王、元伯和哥哥宣伯，四代人不分家共同居住，家中一百多人没有离间是非的话。宣伯去世后，把家事交给侄子轨；轨推辞说：“叔父在世时的排行更高，应当由您主持。”元伯说：“你是宗子。”二人相互推让了很久，最终还是把家事交给了轨。士大夫之家都自认为不如他们。家中妇女也各自聚居一室从事女红，完成后全部收集储藏在一个库房里，各室没有私藏。至于幼儿，也共同由一位妇女哺乳；遇到有人回娘家而留下孩子时，众妇女不问哪个是自己的孩子，兄长也不知道哪个妇女是孩子的母亲。《弘道录》说：史书【原文作“吏书”，疑为“史书”】记载，江州陈氏有一百多条狗共同在一个圈里吃食；有一条狗没有来，其他狗也不吃。这件事还不是这样【原文疑有脱误】。如今特意删去它。不过，幼儿啼哭时，众母亲凡是看见的就抱起来喂养，这确实是事实，故记录下来。《阙里志》记载：孔谅，字崇伯，是宣圣第五十七代孙。父亲孔希凤，母亲王氏，生了六个儿子，孔谅是长子，次子依次为评、证、论、谨、诊。孔谅抚养爱护弟弟尤其深厚，平时吃饭必定同桌，出入必定同乘一车；若有弟弟没有到，便停止进食，站在马上等待，脸上没有疲倦之色。有亲友来访，便命人斟酒，叫弟弟们依次敬酒劝饮。谈论经典古籍，接续吟唱诗句，一天之内轮流说上数百句，听来可亲可爱；弟弟们受到熏陶而变得良善的很多。族长多次用这件事勉励族人说：“你们如果能像崇伯兄弟这样，也就足够了。”邹鲁一带谈论此事的士大夫，都认为他们是孔氏的良好子弟。孔谅去世后，众人共同设位哭祭他，私下谥为“敦友”。友。《弘道录》说：孔子说：“朋友之间应当相互恳切劝勉，兄弟之间应当和悦相亲。”义理所裁定的关系，各有其适宜之处。像孔谅这样敦厚友爱的人，可以说是能够不忘祖先的人了。因此记录下来。全文结束。《弘道录》第二十四卷完。＃１“吏”字疑为“史”字。《弘道录》第二十五卷。义。朋友之义。孟子说：用下位者的身份尊敬上位者，叫作尊重尊贵者；用上位者的身份尊敬下位者，叫作尊重贤者。尊重尊贵者和尊重贤者，在义理上是相同的。《弘道录》说：所谓太平，不就是尧舜的时代吗？为什么说那时是上下相交呢？如果你我并立，地位和势力彼此相等，朋友之道就狭窄了。把这种道理推广开来，那么即使天子同平民交朋友，也不算失礼；平民同天子交朋友，也不算僭越。然而若不详察天道，只看见下位者尊敬上位者顺理而容易、上位者尊敬下位者悖逆而困难，谁肯降低身份而先去接近平民呢？但也有走下堂阶去见诸侯的人，这不能说是尊贤。当时所谓贤者，与孔子、孟子相比，都是差得很远的人。所以孔子遵守下堂拜见的礼节，孟子阐明尊贤的义理，他们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说命》说：我这个小子过去跟随甘盘学习，后来又在荒野中流离，进入河边居住。从河水之滨到祖甲、武丁，直到最终，都没有显赫的功业。你要教导我的志向。譬如酿造酒醴，你就是曲蘖；譬如调制羹汤，你就是盐和梅。你要不断帮助修正我，不要弃绝我；我一定能够践行你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