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二十一
妇人为夫所弃，作诗曰：习习谷风，以阴以雨。眼勉同心，不宜有怒。采封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迩，薄送我畿。谁谓茶苦，其甘如荠。宴尔新昏，如兄如弟。泾以渭浊，提提其扯。宴尔新昏，不我屑以。母逝我梁，母发我笋。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甩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不我能情，反以我为俨。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於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尔新昏，以我御穷。有洸有溃，既请我肄。不念昔者，伊余来坚。录曰：愚观弃妇之词，古人以比忠臣孝子。其款诚之委曲，措词之从容，非真有是事也。何也。盖闺门之中，恩常掩义，自非负贩转徙之徒，孰有轻弃其妻者乎。且以七出有条，三不去有律，庶人无停娶之理，亦#1不容宴乐其新昏也。蚓於被弃之时，心志悖戾，言语不伦，既乏代笔之工，终鲜学问之益。《谷风》，妇人何自而能是哉。岂以卫之贤者处乱国，事暗君。其曰电勉莫违者腹心之谊也；曰匍匐恐鞠者手足之情也；曰绮菲苜蓄者器使之恩也；曰泾浊渭清者反己之德也。然而新进者方效用矣，则不得不礼薄，如不远伊迩也；不得不刑戮，如有洸有溃也。若乃君子之心，则岂处其薄乎。亦惟曰：我躬不阅，遑恤我后而已。是诗也，有悠然不迫之风，有奋然感动之意，有怨而不怒之则，有去而复顾之情，孰谓一妇人而能若是哉。凡孤臣孽子读是，不废诗而叹者几希矣。《郑风》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日：女曰鸡呜，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见与马。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录曰：士与女一家之存亡也。琴与瑟一人之理乱也。一家之存亡，系於鸡呜昧旦。夫苟淫荡放逸，则生不殖；生不殖，家必难矣。一人之理乱，系於执手偕老。夫苟二三其德，则室不宜；室不宜，爱且离矣。此安静和好，所关甚大；而有洸有溃，家道之所以无成欤。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录曰：夫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者，报施之常也。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者，笃厚之至也。故曰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然则知子之来而杂佩以问者，其於报施又何如哉。郑以淫荡忘返，若《静女》《漆洧》诸篇，所乐者城之隅，洧之外耳；所赠者彤之管，芍之药耳。固不可责其亲贤友善，而门内之职并已亡之矣。此虽铮铮之金，靡靡之雅，而缁衣之感亦安可诬哉。齐贤妃御於君所，至於将旦之时，必告君曰：鹦既呜矣，朝既盈矣。匪鹦则呜，苍蝇之声。束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束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录曰：愚观是诗义明词顺。盖古者官壶之中，不但闺门淑女，如傅姆师氏，莫不有做戒之道，讽诵之词焉。故其诗曰：鸡既明矣，会朝之人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视朝也，而君方以为匪鸡则呜，乃苍蝇之声乎。又曰：东方明矣，会朝之人既已昌矣。欲令君早起而视朝也，而君方以为匪束方则明，月出之光。至於虫飞薨薨，旦以分矣，尚未见其起而视朝也，则我岂不欲与子同寝而梦哉，但韦臣之会於朝者，候君不出将散而归矣。无乃以我之故，而并与子为憎乎。此於上下措词文顺理直，故常存之以备参考。《尚书□大传》：古者后夫人将侍君，前息烛，后举烛；至於房中，释朝服，袭燕服，然后入御於君。鸡呜，太师奏鸡呜於陛下，然后夫人呜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后，应门击柝告辟也。然后少师奏质明於陛下，然后夫人入庭立，君出朝。录曰：如是则叉无，匪鹞则呜之，愆亦远於脱簪待罪之责矣。录之。《外记》：周宣王尝晏起，姜后脱簪洱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王乐色而忘德，失礼而宴起，乱之兴。自婢子始，敢请罪。王曰：寡人不德，实自生过，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罢，卒成中兴之名。录曰：夫齐姜姓，周之世姻也。故邑姜、姜后皆出於齐，而鸡呜之诗亦系於齐。以其时考之，盖不相远，而义实相近，岂即姜后之所陈。故时称贤妃傅母之所诵，故别於《大雅》欤。不然何庶予子憎方以为惧，而颠倒裳衣顾以为常欤。然不可考也。《春秋》：鲁庄公元年冬十月，王姬归於齐。二年秋七月，齐王姬卒。
译被丈夫抛弃的妇人作诗说：山谷之风习习吹来，伴随着阴云和雨。努力与你同心同德，你不该对我发怒。采摘葑菜和菲菜，不应嫌弃它们的根茎。美好的言语不要违背，愿与你直到同死。走在道路上脚步迟缓，心中充满违逆之情。送行并不走远，只送到近处，勉强送到门槛。谁说荼菜味苦？它的甘甜如同荠菜。你与新婚妻子欢宴，把她当作兄弟；泾水因为渭水而显得浑浊，[原文“提提其扯”疑为讹误，语义不明]。你与新婚妻子欢宴，却不屑于把我当作妻子。母亲逝去时我修筑堤梁，母亲生育我时我破土而出。我自身尚且不能保全，哪里还顾得上我的后代。遇到深水，就用方木和船渡过；遇到浅水，就游泳涉过。无论有什么还是没有什么，我都勉力设法求取。凡是百姓有丧事，我都爬行着去救助。你不能体恤我，反而把我当作有罪之人。既然阻绝了我的德行，货物也就卖不出去。从前共同养育，直到彼此遭遇倾覆；既已生育并养大，你却把我比作毒物。我有美味的储藏，也用来抵御冬天；你与新婚妻子欢宴，却拿我来抵御困穷。你暴烈而愤怒，既已责骂并使我劳苦。不念往昔的情分，只说我曾来与你相依。《弘道录》按语说：我愚昧地考察《弃妇》诗中的言辞，古人把它用来比拟忠臣和孝子。诗中那种恳切真诚而曲折委婉的情意，以及措辞的从容，不可能真的是弃妇所作。为什么呢？大概闺门之内，恩情常常能够遮蔽义理；如果不是贩运货物、辗转迁徙的那类人，谁会轻易抛弃自己的妻子呢？况且七出有明确条文，三不去也有法则；庶人没有停止再娶的道理，也不应当宴饮享乐来庆贺新婚。何况一个人在被抛弃的时候，心志必然乖戾，言语也会失常；既缺少代笔者的文才，最终也少有学问的助益。《谷风》这首诗，妇人怎么能自行作出这样的诗呢？或许是因为卫国的贤者身处乱国，侍奉昏君。诗中说“[原文‘电勉莫违’疑为‘德音莫违’]”，是说腹心相交的情谊；说“[原文‘匍匐恐鞠’疑为‘昔育恐育鞠’]”，是说手足般的亲情；说“[原文‘绮菲苜蓄’疑为讹误]”，是说器重任用之恩；说“泾水浑浊、渭水清澈”，是说反躬自省的德行。然而新进用事的人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于是不得不礼数淡薄，就像“不远伊迩”所说；不得不施加刑戮，就像“有洸有溃”所说。至于君子的内心，难道会安处于这种刻薄之中吗？也不过只是说：“我自身尚且不能保全，哪里还顾得上我的后代”罢了。这首诗有悠然从容而不急迫的风致，有奋发激越而令人感动的意味，有含怨却不发怒的准则，有离去之后仍回头顾念的情怀，谁说一个妇人能够做到这样呢？凡是孤立的臣子、失意的儿子读到这首诗，能够不停止读诗而叹息的，几乎没有。《郑风》记述贤德夫妇彼此警戒的话说：“女子说：‘鸡已经叫了。’男子说：‘天还没亮。’你起来看看夜色，启明星多么明亮。将要飞翔，将要翱翔，射取那些鸟雀和野兽。射中了它们，就和你一起烹调。烹调好了就饮酒，愿和你白头偕老。琴瑟都在身边，没有什么不安静美好。” 编录者说：男子和女子关系着一个家庭的存亡，琴和瑟象征着一个人的治理与混乱。一个家庭的存亡，系于鸡鸣和天明；人如果淫荡放纵，生育就不会繁盛；生育不繁盛，家庭必然艰难。一个人的治理与混乱，系于执手相约偕老；人如果三心二意，家庭就不会和谐；家庭不和谐，爱情也会离散。这种安静和谐关系重大；至于蛮横暴怒，正是家道不能成就的原因吧。知道你爱护我，就用杂佩赠给你；知道你顺从我，就用杂佩慰问你；知道你喜爱我，就用杂佩报答你。编录者说：别人送我桃子，我以李子回报，这是报答施与的常情；别人送我木瓜，我以美玉回报，这是厚重到了极点。所以说，不只是为了报答，而是愿永远以此结好。既然如此，知道你爱护我，就用杂佩慰问你，这在报答施与方面又怎样呢？郑国因为淫荡放纵、乐而忘返，像《静女》《溱洧》等篇，所欢乐的只是城角、洧水之外；所赠送的只是红色笛管、芍药花罢了。本来不能责求他们亲近贤人、交友善者，但连闺门之内的职责也都丧失了。这虽然有铿锵金声，也有柔靡雅乐，但《缁衣》所表现的感动又怎么可以诬蔑呢？齐国贤妃在君王处侍奉，到了将要天亮时，必定告诉君王说：“鸡已经叫了，朝见的臣子已经满朝了。”君王说：“不是鸡叫，是苍蝇的声音。”贤妃又说：“东方已经明亮，朝见的臣子已经兴盛了。”君王说：“不是东方明亮，是月亮出来的光。”等到虫子嗡嗡飞舞，贤妃说：“我真愿和您一同睡梦，只是朝会将要结束了。不要因为我使您受到憎恶。” 编录者说：我看这首诗，意义明白，措辞顺畅。古代宫廷之中，不只有闺门淑女，像傅姆、师氏之类的人，也都负有劝戒的道理，诵读劝戒的言辞。因此诗中说：“鸡已经叫了，朝见的臣子已经满了。”是想让君王早起临朝，可君王却认为不是鸡叫，而是苍蝇的声音。又说：“东方已经明亮，朝见的臣子已经兴盛。”是想让君王早起临朝，可君王却认为不是东方明亮，而是月亮出来的光。到了虫子嗡嗡飞舞，天已经完全亮了，还没见君王起身临朝，我难道不想和您一同睡觉做梦吗？只是来朝会的群臣等候君王，见君王不出就要散去回家了。难道不会因为我的缘故，也使您受到憎恶吗？这首诗上下文措辞顺畅、义理正直，所以常常保存下来作为参考。《尚书大传》说：古代后夫人将要侍奉君王时，前面的人熄灭蜡烛，后面的人举起蜡烛；到了房中，脱去朝服，换上燕居服，然后入内侍奉君王。鸡叫时，太师在台阶下奏报鸡鸣；随后夫人在房中摇响佩玉，告知要离去。接着应门击梆，报告宫门开启；然后少师在台阶下奏报天已将明；随后夫人进入庭中站立，君王出来临朝。编录者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就不会有“不是鸡叫”的过失，也远胜于脱下簪子到永巷待罪的责罚。因此记录下来。《外记》说：周宣王曾经晚起，姜后脱下簪子，到永巷等待获罪，并让她的傅母向王传话说：“大王贪恋女色而忘记德行，失去礼制而晚起，祸乱的兴起，是从婢子开始的，谨请治罪。”王说：“寡人没有德行，实在是自己造成过错，不是夫人的罪过。”从此勤于政事，早朝晚退，最终成就中兴的名声。编录者说：齐国姜姓，是周朝世代的姻亲。所以邑姜、姜后都出自齐国，而《鸡鸣》诗也系于齐国。按时代考察，大概相距不远，意义实际上也相近，难道就是姜后所陈说的吗？所以当时称为贤妃傅母所诵之诗，因而另列于《大雅》之外吗？不然，为什么“不要使我和您一同受到憎恶”反而被认为是担忧，而颠倒衣裳却被认为是常态呢？只是无法考证。《春秋》说：鲁庄公元年冬十月，王姬嫁到齐国。二年秋七月，齐国王姬去世。
录曰：此王姬也，归於齐，则为夫人矣。而曰卒，王姬卒，何也。盖是时天王之不君甚矣，齐侯之淫德极矣，文姜之忌惮蔑矣，鲁庄之扫耻尽矣。夫乌兽不可与同韦也。哀哉乎王姬，而与之敌体乎。天王自同於乌兽也，而岂知匹妇之不可夺志哉。甫於归而即谢世，仅及数月之期，岂其屯难遭回，不胜忸怩之心。而姜氏乘刚淫逼，蚓当自窜之曰，有人心者不若是想，遂奄然而长逝耶。《易》曰：屯如，遭如，乘马斑如，女子贞，不字。王姬有焉。然则乌中之凰，珠中之璧不得以齐襄之丑恶累之也。吾夫子表而出之，所以遏淫欲存贞行，以愧当时，劝后世之意切与。如但以我主而录之，服而卒之，抑末矣。庄公四年三月，纪伯姬卒。六月乙五，齐侯葬纪伯姬。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纪叔姬归於鄗。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纪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纪叔姬。胡传曰：庄公四年纪悯去国，叔姬至此始归於都者。纪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后归尔。归者顺词以宗庙在鄱，归奉其祀也。鲁为宗国，妇人有来归之义。纪既亡矣，不归於鲁，所谓全节守义，不以亡故而亏妇道者也。鲁人高其节，恩礼有加焉。是故其归其卒其葬，史册悉书。夫子存而弗削，为后世劝。录曰：理与势，天下之至敌也。而亦至不敌也。理之胜，万世而不移；势之胜，一时而有问。何也。盖心主理，权主势。一国之权在人，匹妇之志在己，故以齐之势，纪可灭，而姬之志不可灭。君可虏而妇□之殡不可虏。圣人着之於经，以见伏节守义之美，而齐、襄、鲁桓之恶不攻自见矣。传以为葬而示之恩其然，岂其然乎。《传》：齐侯弒鲁君，灭其婚姻之国，而葬其文，是犹加忍於人，以手抚之也。其说非是。《左传》：鲁桓公未昏於齐也，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太子忽，忽辞，人问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君子曰：善自为谋。及其败戎师也，齐侯又请妻之，固辞。人问其故，太子曰：无事於齐，吾犹不敢。今以君命，奔齐之急，而受室以归，是以师香也。民其谓我何。遂辞诸郑伯。录曰：愚观郑忽之事，未尝不叹世衰道微，霸者未作，君不能保其臣，而执劫於邻国也；父不能保其子，而倚仗於强援也。夫五霸之命无易树子，则何待於已亲。无以妾为妻，则何叉於更室。若俱以辞婚而失国，是又不待贵易交，富易妻也。奈之何纷纷以为病也。然则，忽者奈何。孟子曰：仁则荣，不七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所谓自求多福者如此。忽处郑庄之世，三纲绝矣，纵能自强於善，犹惧其亡，何况甘於交质，狙於狄胜，徒以婚齐为轻重哉。或曰：忽尝先配后祖，而今乃能辞婚，何也。盖忽沾沾自喜之人也。朱子讥其柔懦疏阔是已。夫沾沾自喜者，未叉通无所见，惟其怠惰而不能操虑，迂阔而不近事情，是以甘为人下而不辞也。诗人讥之曰：狂童之狂也。且岂其过欤。《列女传》：卫宣夫人者，齐侯之女也。嫁於卫，至城门，而卫君死。保母曰：可以还矣。女不听，遂入，持三年之丧。丧服毕，其弟立，请曰：卫小国也，不容二庖。请愿同庖。夫人不许。卫君使人怨於齐，兄弟皆欲与君，使人告女。女终不听。录曰：考诸礼，曾子问：有亲迎女在途，而父母死之。文无至城门而君死之文。君子谓未成妇，疑无服也。而持三年之丧，不已过於厚乎。若乃未成妇之女，而请愿同庖，岂礼也欤。君之弟，禽兽之行也。齐之俗淫靡之风也，宜乎女之终不听也。鲁寡陶婴者，鲁门之女也。少寡，养幼孤无强昆弟，纺绩为产。鲁人或闻其义，将求焉。婴闻之，恐不得免，作歌曰：悲夫，黄鹊之早寡兮，七年不双。宛颈独宿兮，不与众同。夜半悲呜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独宿何伤。寡妇念此兮，泣下数行。呜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飞乌尚然兮，况於贞良。虽有贤雄兮，终不重行。鲁人闻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复求。录曰：愚观黄鹄之歌，其旨切，其情哀，有风人之义，而无怨怒之词，是真能守礼义之俗。虽使异类闻之，宁不为之感动，而况於人乎。此妾妇之中正，礼道之范围，而割鼻断臂，截发割耳，有所不得其正矣。
译编录者说：她是王姬，嫁到齐国就成为夫人；但《春秋》却说“王姬卒”，为什么？大概当时周天子已经极其不像君王，齐侯的淫乱德行到了极点，文姜的忌惮也已经荡然无存，鲁庄公的羞耻也完全扫除了。鸟兽尚且不能与人同类，王姬却要和齐襄公匹敌，真是可悲啊！周天子竟把自己等同于鸟兽，难道不知道普通妇人也不可夺其志吗？王姬刚刚出嫁就去世，只不过数月时间；难道是遭逢艰难困顿，无法承受羞惭之心，而姜氏又乘势强行淫逼，所以在将要自我逃避的日子里想到：有人的心性就不会这样，于是突然长逝了吗？《易经》说：“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女子贞，不字。”王姬的处境正是如此。这样看来，乌鸦中的凤凰、泥土中的美玉，不能因为齐襄公的丑恶而受到牵累。孔子把这件事表彰出来，是为了遏制淫欲、保存贞节，使当时人感到惭愧，劝戒后世，意义十分深切。若只把它当作王姬嫁给君主而记载她的死亡，那就浅薄了。庄公四年三月，纪伯姬去世。六月乙丑日，齐侯安葬纪伯姬。十二年春王三月，纪叔姬嫁回郕国。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纪叔姬去世。三十年八月癸亥日，安葬纪叔姬。胡氏传说：庄公四年，纪国被灭，纪叔姬直到这时才回到郕都，大概因为纪侯刚刚去世，所以叔姬到这时才回去。所谓“归”，是顺着正当说法，因为宗庙在郕，所以回去奉祀。鲁国是宗国，妇人有来归鲁国的道理。纪国既已灭亡，她却不归鲁，而是所谓保全节操、守住义理，不因国家灭亡而亏损妇道。鲁人尊重她的节操，恩礼更加优厚。因此她的归来、死亡、安葬，史册全部记载。孔子保存这些记载而不删去，是为了劝戒后世。编录者说：理与势，是天下最相敌对的东西，却也是最不能相敌的东西。理一旦胜利，万世不变；势一旦胜利，只能得意一时。为什么呢？因为心以理为主，权以势为主。一国的权力在君主手里，普通妇人的志向在自己手里。因此，凭齐国的势力可以灭掉纪国，却不能灭掉纪姬的志向；君主可以被俘，妇人贞节的殡葬却不可被夺。圣人在经书中记载此事，是为了显明守节守义的美好，而齐襄公、鲁桓公的恶行也会不攻自破。传说认为齐侯安葬她是表示恩德，难道真是这样吗？《左传》说：齐侯杀死鲁君，灭掉与自己通婚的国家，却为她修饰葬礼，这就像加害于人之后，又用手抚慰他。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左传》说：鲁桓公还没有同齐国成婚时，齐侯想把文姜嫁给郑国太子忽。太子忽推辞，有人问他原因，太子说：“人各自都有配偶。齐国强大，不是我的配偶。《诗经》说：‘自己求取更多福分，关键在于自己。’大国有什么用？”君子说：“善于替自己谋划。”等到太子忽打败戎人的军队，齐侯又请求把女儿嫁给他，他坚决推辞。有人问他原因，太子说：“没有齐国的事情，我尚且不敢接受；如今奉国君之命，因齐国危急而出兵，接受妻子后再回去，这就是拿军功来换婚姻。百姓会怎样议论我呢？”于是向郑伯辞谢。编录者说：我看郑忽的事情，没有一次不感叹世道衰败、道义衰微；霸主还没有兴起，国君不能保护臣下，反而被邻国挟持；父亲不能保护儿子，反而要依靠强国援助。如果五霸的命令不改变太子，那么为什么还要等到亲自来请求呢？如果不把妾立为妻，那么又何必更换妻室？如果都因为拒绝婚姻而失去国家，那又何必等到权贵改变交往、富人更换妻子才算有过失？为什么要纷纷把这些看作忧患呢？那么，郑忽又该怎么办呢？孟子说：“实行仁德就会荣耀，不实行仁德就会受辱。如今厌恶受辱，却居处于不仁之中，就像厌恶潮湿却住在低洼处一样。”所谓自己求取更多福分，就是这个意思。郑忽处在郑庄公的时代，三纲已经断绝；即使能够自己勉力向善，尚且害怕亡国，何况甘愿交出人质、苟且依靠狄人取胜，只把与齐国婚姻当作国家轻重的标准呢？有人说：郑忽曾经先行婚配后告祖庙，现在却能拒绝婚姻，为什么？大概郑忽是一个沾沾自喜的人。朱熹讥刺他柔弱懦怯、疏阔迂远，就是这个意思。沾沾自喜的人，并不是完全没有见识，只是因为懒惰而不能认真谋虑，迂阔而不切合实际，所以甘愿处在人下而不推辞。诗人讥刺他说：“狂童的狂妄啊！”这难道不是他的过错吗？《列女传》说：卫宣夫人，是齐侯的女儿。她嫁往卫国，到了城门，卫君便去世了。保母说：“可以回去了。”女子不听，于是进入卫国，守了三年的丧。丧服期满后，她的弟弟即位，请求说：“卫国是小国，不能容纳两个国君。请允许我们共同治理。”夫人不答应。卫君派人到齐国抱怨，兄弟们都想和卫君一起攻伐她，便派人告诉女子。女子始终不听。编录者说：考察礼制，曾子问中说，若有亲自迎娶新妇而新妇正在路上时父母去世的情况；但礼文没有写到已经到了城门而国君去世的情况。君子认为，尚未成为正式夫人，也许不必服丧；但她守三年丧，难道不是过于厚重了吗？至于尚未成为夫人的女子，却请求共同治理，难道合乎礼吗？卫君的弟弟，行为如禽兽；齐国的风俗，也受淫靡之风影响。难怪女子始终不答应。鲁国寡妇陶婴，是鲁国都城的女子。她年轻守寡，抚养年幼的孤儿，又没有强健的兄弟，便靠纺织绩麻维持生活。鲁国有人听说她有义行，想要娶她。陶婴听说后，担心不能逃脱，作歌说：“可悲啊，黄鹄早早守寡，七年没有成双。弯着脖子独自过夜，不和众鸟相同。半夜悲鸣啊，思念从前的雄鸟。天命使我早早守寡，独自过夜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寡妇想到这些，眼泪流下数行。唉，真悲哀啊，死去的人不能忘记。飞鸟尚且如此，何况贞洁贤良的人呢？即使有贤德的雄鸟，也终究不再婚配。”鲁国人听到后说：“这个女子不可得到。”于是再也不敢求婚。编录者说：我看《黄鹄歌》，旨意深切，情感悲哀，有《诗经》作者的义理，却没有怨怒的言辞，这正是能够守礼义的风俗。即使让异类听到，难道不会为之感动，何况人呢？这正是妇妾中的中正之道、礼义之道的范围；至于割鼻、断臂、截发、割耳，就有些没有得到正当的原则了。
楚姬，楚庄王夫人也。庄王好猎，姬谏不止，乃不食禽兽之肉。王改过，勤於政事。尝听朝罢晏，姬曰：何晏也，得无饥倦乎。王曰：与贤者语，不知饥倦也。姬曰：王之所谓贤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笑，何也。对曰：妾执巾栉十余年，遣人求美，人进於王。今贤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岂不欲擅王之宠哉。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知人也。今虞丘子相楚十余年，所荐非子弟则族昆，未闻进贤退不肖，是蔽君而羞贤路。妾之所笑，不亦可乎。明曰以告，虞丘子避席不知所对。於是避舍，使人迎孙叔敖以为令尹，治楚三年而庄王以霸，樊姬之力也。录曰：姬之不食禽兽肉也，可谓以身谏矣。而藉以进贤，则吾不知也。夫叔敖之贤，固非虞丘子之所知；而樊姬之名，则知者多矣。岂因谏猎之事，而遂以傅会哉。然不可考矣。高行者，梁之寡妇也。为人荣於色，而美於行。夫死不嫁。梁贵人争欲娶之，不能。梁王王闻之，使相聘焉，曰：妾闻妇人之义，一往而不改以全贞，安可不顾名节，自甘身而羞贱，弃义而从利，无以为人。乃持刀自引，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於是相以报王，王大其义，高其行，为复其身，尊其号曰：高行。录曰：古礼诸侯一娶九女，二国胜之。几君无再娶之义，恐其弃德嗜色。故一娶而止，尚可近失节之妇哉。梁王骄姿不道，固不足责；而梁女书之於册，观者不责汉之无制，相之无衍，而徒美妇之高行。呜呼。妇行何高，则王行何卑乎。《汉书》：班捷妤者，左曹越骑班死之女也，贤才通辩。成帝游后宫，尝欲与同辇，辞曰：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左侧。三代之末，主乃有女璧。今欲同辇，得无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闻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捷好。每诵《诗》及窈窕淑女，女师之篇，必三复之。进见容止，辄依古礼。其后赵飞燕有宠娇拓，赞诉云：挟邪诅祝。上考问，捷妤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诉。如其无知，诉之何益，故弗为也。上善其对而怜悯之。捷妤恐久见危，求供养皇太后於长信宫。上许焉。帝崩，充奉园陵，薨，因葬园中。录曰：愚观捷妤之执义，而叹孟坚之寡识也。夫坏宠恰势，妇人之常也。明哲保身，君子之独也。奸祸之与幸权，譬如烈火。故《诗》云：燎之方杨。又云：谁能热热，不可止遏，引可亲炙乎。是故宁幽清龙密，托长信之末流，无宁熏耳涂目，效永巷之罪首，使固稍知此义，枕经藉书，纡体衡门，上无所蒂，下无所根，岂非达者之高致，哲士之盛节哉。顾乃责会合之计，运朝夕之策，恋恋於权势之门，濡体於危险之途，此宾戏所陈之词，与班姬团扇之旨不可同曰语也。以固之博通古今，为世良史，人物之臧否，出处之大节，筹之何许，而乃不如一女子哉。然则不免於质之胜文，君子不能不为之深惜也。平帝王皇后者，莽之女也，婉淑有节行。平帝即位，莽秉政，以女配帝。岁余帝崩，后莽篡，后年十八，常称疾不朝。莽敬惮哀伤，意欲嫁之，令立国将军成新公孙建世子橡饰将医，往问疾。后大怒，鞭笞旁侍御，因发病不肯起，莽遂不敢强也。及汉兵诛莽，墦烧未央宫。后曰：何面目以见汉家。自投火而死。录曰：平后之拒父，岂比於元后之责莽乎。夫令妻寿母，古今称颂，岂知亦有不然者欤。汉之元后，寿蝓八十，历元、成、哀、平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余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是以酿酝保护，以成其乱。及至篡国灭刘代汉，而后握玺以拒之，噫抑晚矣。固不若年少执节之为愈也。《束汉书》：光武中元元年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庙曰：高皇帝为群臣约，非刘氏不王。吕太后贼害赵王，专主吕氏，赖社稷之灵，禄产伏诛。天命几坠，危朝更安。吕太后不宜配食高庙，同桃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贤明临国，子孙赖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配食地只，迁吕太后庙主於园，四时上祭。录曰：愚观吕薄之际，而感理之吉凶消长系於时之进退存亡，未尝有毫忽之差也。盖后与帝俱起侧微，方其问关百战，求帝於薮泽之中，彼一时也。及帝拥戚姬，亲如意，据軏之势，此亦一时也。至於偃然称制，南面以临天下，此又一时也。极其至也，乃有人竞之作焉，有鹊鸩之毒焉，有灭宗之祸焉，有易姓之谋焉。檗以《春秋》之义，所谓自绝於天不可得而祷也。当时汉廷大臣未能坚守嚏血之盟，蚓责以《春秋》之义哉。此义不明，是以不传之吕而篡之新，宜乎帝之进薄而退吕也。
译楚姬是楚庄王的夫人。庄王喜欢打猎，楚姬劝谏而不能使他停止，于是自己不吃禽兽的肉。庄王改正过错，勤于政事。一次庄王听朝后退朝很晚，楚姬说：“为什么这样晚？莫不是饥饿疲倦了吗？”庄王说：“我和贤人说话，不知道饥饿疲倦。”楚姬说：“大王所说的贤人是谁？”庄王说：“虞丘子。”楚姬捂嘴笑。庄王说：“你笑什么？”她回答说：“妾执掌巾栉十多年，派人寻求美人，把她们进献给大王。如今比妾贤能的有两人，与妾相同的有七人，妾难道不想独占大王的宠爱吗？只是不能因为私情遮蔽公义，所以希望大王多了解人才。如今虞丘子做楚国宰相十多年，所推荐的不是自己的子弟，就是宗族亲属；没有听说他推荐贤人、斥退不肖之人，这是蒙蔽君主而堵塞贤路。妾所笑的，不也正是这个吗？”第二天庄王把这些话告诉虞丘子，虞丘子离开座位，不知如何回答。于是他退避相位，让人迎接孙叔敖任令尹。孙叔敖治理楚国三年，庄王因此成为霸主，这是樊姬的力量。编录者说：楚姬不吃禽兽肉，可以说是用自身来进谏了。但说她借此来进贤，我就不知道了。孙叔敖的贤能，本来不是虞丘子所知道的；而樊姬的名声，知道的人却很多。难道是因为劝谏打猎一事，于是就把后来的事附会到一起吗？只是无法考证。高行是梁国的寡妇。她容貌美丽，品行也高尚。丈夫死后不再嫁人。梁国的贵人争相想娶她，却不能如愿。梁王听说后，派相国前去聘娶，说：“我听说妇人的义理，是一旦出嫁就不改变，以此保全贞节。怎么可以不顾名节，自甘使身体受辱而被轻贱，抛弃义理而追随利益，使自己失去做人的资格呢？”于是她拿刀自残，割去了自己的鼻子，说：“我已经受刑了。我之所以没有去死，是不忍心让年幼弱小的孩子再度成为孤儿。”于是相国把这件事报告梁王。梁王认为她的义节伟大，推重她的品行，为她恢复身份，尊称她为“高行”。编录者说：古代礼制规定，诸侯一次娶九名女子，两个国家的女子陪嫁。大概君王没有再娶的道理，是怕他抛弃德行、贪恋美色。所以一次娶妻就停止，尚且可以接近失节的妇人吗？梁王骄纵妄为，本来不足以责备；但人们把梁女的事写在册上，观看的人不责备汉代没有制度，不责备相国没有劝阻，反而只赞美妇人的高行。唉，妇人的品行越高，君王的品行不就越卑下吗？《汉书》说：班婕妤，是左曹越骑校尉班况的女儿，贤能有才，通晓辩说。成帝游幸后宫，曾想和她同乘一车，她推辞说：“看古代图画，贤明圣德的君主身边都有名臣。三代末世，君主身边才有女色。如今想让我同乘，恐怕会被认为也像那样吧？”皇上赞赏她的话而停止。太后听说后很高兴，说：“古代有樊姬，今天有班婕妤。”她每次诵读《诗经》和《窈窕淑女》等女师的篇章，一定反复诵读三遍。进见时的仪态举止，总是依照古礼。后来赵飞燕得到宠幸，娇纵专横，有人诬告班婕妤挟持邪术诅咒。皇上审问她，班婕妤说：“我听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养正道尚且还没有得到福报，想靠邪术又能希望什么呢？况且如果鬼神有知，就不会接受臣下的诬告；如果鬼神无知，向它们诉说又有什么益处？所以我没有这样做。”皇上赞赏她的回答，又怜悯她。班婕妤害怕长久受到危害，请求到长信宫供养皇太后。皇上答应了。成帝去世后，她充任守奉园陵的官员，死后便葬在园中。编录者说：我看班婕妤坚持义理，不禁感叹班固见识不足。破坏宠爱、迎合权势，是妇人的常态；明智地保全自身，却是君子独有的操守。奸祸与宠幸权势，就像猛烈的火。正如《诗经》说：“火势正在蔓延。”又说：“谁能接近炽热的火而不被烧伤，难道可以亲身靠近吗？”因此，宁可幽居清静深密之处，寄身于长信宫的末流，也不要熏耳涂目，成为永巷受罪的首要人物。假如班固稍微知道这个道理，枕着经书、以书为席，屈身居于简陋门庭，上面无所依托，下面无所扎根，难道不是通达之人的高尚志趣、明哲之士的盛大节操吗？可是他反而责怪这种远离权势的谋划，筹划朝夕进退，恋恋不舍地依附权势之门，把身体浸在危险的道路上。这正是《宾戏》所陈述的言辞，与班姬团扇的旨意不能同日而语。以班固博通古今、被世人称为良史，关于人物的好坏、出处的大节，难道还要筹划到这种程度，竟然还不如一个女子吗？如此看来，他免不了质实胜过文采，君子不能不为此深深惋惜。平帝的王皇后，是王莽的女儿，性情婉约贤淑，很有节操品行。平帝即位后，王莽执掌政权，把女儿嫁给皇帝。一年多后平帝去世，王莽篡位；王皇后当时十八岁，常常称病不上朝。王莽敬畏她又为之哀伤，想把她嫁出去，便命立国将军成新公孙建的世子公孙某装扮成医生，前往问候她的病情。王皇后大怒，鞭打身边侍从，并因此发病不起，王莽便不敢强迫她。等到汉军诛灭王莽，焚烧未央宫时，王皇后说：‘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汉家人？’于是投火而死。编者说：平帝王皇后拒绝父亲，难道能同元后责备王莽相比吗？让妻子长寿、让母亲长寿，自古至今都受到称颂，哪里知道也有并非如此的情况呢？汉朝的元后王政君，活到八十岁，经历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四代，成为天下人的母亲，享有国祚六十多年。她的几个弟弟世代掌权，轮流执持国柄，因此酿成并助长了王莽的祸乱。到了王莽篡国、灭刘氏、取代汉朝以后，她才拿着传国玺拒绝他，唉，已经太晚了。终究不如平帝王后年轻时守持节操来得好。《东汉书》记载：光武帝中元元年甲申，派司空向高庙致告祭文说：高皇帝曾为群臣约定，不是刘氏不得称王。吕太后残害赵王，专意扶植吕氏，幸赖社稷神灵，吕禄、吕产伏诛。天命几乎坠落，危急的朝廷重新安定。吕太后不应配享高庙，与高皇帝同受祭祀。薄太后母德慈仁孝顺，文皇帝贤明地治理国家，子孙承受福泽，国祚延续至今。现上薄太后尊号为‘高皇后’，配享地祇；迁出吕太后的庙主，安置到园中，四时奉上祭祀。编者说：我考察吕后、薄后的时代，不禁感到，治乱吉凶、消长盛衰，都系于时势的进退存亡，从来没有丝毫差错。皇后和高祖一同从卑微处起兵，当他们历经百战、在草泽中求得皇帝时，是一个时期。后来高祖宠幸戚姬，亲爱如意，凭借皇帝的权势，又是一个时期。到了吕后安然称制，面向南方临御天下，这又是一个时期。发展到极端，便有人争夺帝位，有鸩毒害人的阴谋，有灭绝宗族的灾祸，有改易国姓的谋划。按照《春秋》的义理，这就叫作自己断绝于上天，无法再求祷告挽回。当时汉廷大臣不能坚守歃血盟誓，难道还能够用《春秋》的义理责备吕后吗？正因为这个义理没有得到彰明，所以天下才由吕氏传到王莽篡取的新朝；皇帝任用薄氏而排斥吕氏，实在是应当的。
王霸少厉高节，其妻亦美志行。值玉莽篡，弃绝交宦。建武中，征至京，不屈。初与同郡令孤子伯为友，后子伯至楚相，子为郡功曹，令之奉书於霸，车马服从雍容如也。霸有子方耕於野，闻宾至，释未而归，见令狐子沮，作不能仰视，父目之有愧容。客去，久外不起，妻怪而问故，霸曰：吾与子伯素不相若。向见其子容服甚光，举措有适，而我儿蓬发历齿，未知礼，则父子恩深不觉自失耳。妻曰：君修清节，不顾荣禄。今子伯之贵，孰与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惭儿女子乎。霸崛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隐遁终身。录曰：观人何以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乎。盖贫贱之交，人所难忘，而彼此相形问，亦难释於此。而小芥焉，糟糠之义微矣甚矣。霸妻之高识也，无我，无人，无物情，而况於世态乎。铃若而人自斯下堂，初不在山之深林之密也。鲍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装送资贿甚盛。宣不悦，谓妻曰：少君生富骄，习美饰，而吾实贫贱，不敢当礼。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约，故使贱妾侍执巾栉。既奉承君子，惟命是从。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释归侍御并服饰，更着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拜姑，礼累提瓮出汲，修行妇道。乡邦称之。录曰：柔曼之倾意，非独损志，盖亦有增过者焉。相如才美，琴心是务，马融儒者，绛帐为乐。吾见其贫贱而移，富贵而淫也，又焉能威武不屈乎。故铃有少君之行，而后有子都之节。安定皇甫规妻者，善属文能书。规卒，年盛而色美。董卓闻其名，娉以轿辎百乘，马二十匹，奴婢钱帛充路，妻乃轻服诣卓门，跪自陈，请辞甚酸怆，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围之，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风靡，何有不行於妇人乎。妻乃立骂卓曰：君羌胡之种，毒害天下，犹未之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为汉忠臣。君亲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礼於尔君夫人耶。卓大怒，乃引车庭中，以其头悬轨上，鞭驰四交，遂死车下。后人称颂，图画其像，号曰礼宗云。录曰：规与妻何如瑛与邕乎。规之耻不与党，妻之奋不失身，媲美同义，可无愧矣。而邕顾怀董卓之恩，终被收戮；瑛亦於曹操之坐，叩首酸哀。此其一全与否，一生与死，不可同年语也。献穆曹皇后，操之中女也。建安#2十九年，进为夫人；伏后弒，立为皇后。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不与，如此者数辈。后乃呼使者入，亲数让之以玺绶，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左右莫能仰视。魏景、初元年薨，合葬禅陵，车服礼仪皆依汉制。录曰：春秋之时，雍姬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然则父之所为如莽与操者，尚可重父而轻夫耶。观於平献二后之事，则雍姬杀夫之罪，仲母饴女之愆，皆不可追矣。弘道录卷之二十一竟＃１『亦』原作『赤』，据文义改。＃２『安』原作『女』，据文义改。弘道录卷之二十二义夫妇之义《晋书》：愍怀太子妃王氏，字惠风，太尉衍之女，贞婉，有志节。初太子被废，居金塘城，衍表请离婚，惠风号哭而归，行路为之流涕。及刘曜陷洛阳，掠之以赐其将乔属，渡孟津於河中欲妻之，惠风拔剑距属曰：我皇太子之妇，司徒公之女，而逆胡小子敢干我乎。言毕即投河中。其侍妾名六出，魏浚仪命讽之孙女，见其主亦自奋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复投河中。录曰：愚观晋之流俗，懵昧颠惑，动以虚名相尚，而不顾瑕衅；如二女者，乃趺中之璧，壶中之冰。衍曾不伦，方且营营三窟之计，急急离婚之谋，不有贞行。其胡自别而卒，以玉全有。如此水较之排墙填杀，真同瓦石，安在其众中珠玉耶。清谈之祸，上不能庇其国，中不能保其身，下不能有其子女。呜呼，惨矣。此万世所当戒也。《唐书》：太宗二曰罢朝退居宫中，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时长孙后在侧，问曰：为谁。上曰：魏征言不逊，每廷辱我。后乃退，具朝服而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悦。录曰：帝之怒，非征之辱也，乃心之不纯也。后之贺，非心之格也，乃名之可喜也。使诚知纯心要矣，则又不以是喜。知用贤急焉，亦叉不以是怒。异时明母之不后，则征有以报文德之遇；而王子之失婚，则后无以解田舍之憾矣。
译王霸年轻时就崇尚高尚节操，他的妻子也有美好的志向和品行。正值王莽篡位，他便断绝仕宦交游。建武年间，他被征召到京城，却不肯屈服。起初他同郡人令狐子伯是朋友，后来子伯做了楚国相，儿子做郡功曹，令狐子伯派人给王霸送信，车马服饰和随从都显得从容华贵。王霸有个儿子正在田野耕作，听说宾客到来，放下农具回家，看见令狐子伯的儿子，因自惭形秽而不敢抬头，父亲看见他，脸上露出惭愧的神色。客人离开后，王霸很久站在门外不肯进屋。妻子觉得奇怪，问他缘故。王霸说：‘我同子伯一向不相上下。刚才看见他的儿子，容貌服饰非常光彩，举止得体，而我儿子头发蓬乱、牙齿外露，又不懂礼仪，这是因为父子恩情深厚，竟不知不觉失了常态。’妻子说：‘您修守清白节操，不顾荣华俸禄。如今子伯的富贵，哪里比得上您的高尚？为什么忘掉平日的志向，反而因儿女而惭愧呢？’王霸立即起身大笑说：‘确实如此！’于是夫妻共同隐居，终身不出仕。编者说：观察人的品行，为什么不看他努力追求的方面，却要看他偶然忽略的地方呢？贫贱时的交情，是人很难忘掉的；但彼此比较时，也很难从这种比较中释怀。若只是这样一点小小的芥蒂，连糟糠之交的意义都丧失得太厉害了。王霸妻子的见识真高，她心中没有自我、没有他人，也不受外物人情牵累，更何况世俗的情态呢？像这样的人，真正自此脱离尘俗，起初并不在于是否身处深山密林。鲍宣的妻子桓氏，字少君。鲍宣曾到少君父亲那里求学，少君父亲认为他清贫自守，所以把女儿嫁给他；陪嫁的财物资具非常丰厚。鲍宣很不高兴，对妻子说：‘少君生长在富贵之家，习惯于华美的服饰，而我实在贫贱，不敢承受这样的礼物。’妻子说：‘父亲认为先生修养德行、恪守约束，所以让我来侍奉您，替您执巾理栉。既然已经侍奉君子，就只听从您的命令。’鲍宣笑着说：‘能够这样，就是我的志愿。’妻子于是退还侍女和仆役以及华美服饰，换上短布衣裳，和鲍宣一同推着鹿车回到乡里，拜见婆母，多次亲自提瓮汲水，奉行妇道。乡里都称赞他们。编者说：柔媚放纵之态足以使人倾心，不仅会损害志向，也会增加过错。司马相如才华美好，却一心沉迷琴心；马融是儒者，却以高张绛帐为乐。我看见他们因贫贱而改变志向，因富贵而放纵，又怎么能够在威武面前不屈服呢？所以有少君这样的品行，后来才有子都那样的节操。安定人皇甫规的妻子，善于写文章，也能书写。皇甫规死时，她正年盛貌美。董卓听说她的名声，送来聘礼：车轿辎车一百辆、马二十匹、奴婢钱帛满路。她却穿着轻便衣服到董卓门前，跪下亲自陈说，请求辞绝婚事，言辞十分悲苦。董卓命令侍从奴仆全部拔刀围住她，说：‘我的威势教化，想使四海如风倒伏，难道会有在妇人面前行不通的吗？’她于是站起来痛骂董卓：‘你是羌胡之种，毒害天下，难道还没有受到报应吗？我的祖先世代清德，皇甫氏文武兼备，是汉朝忠臣。你亲自难道不是一个受人驱使、奔走听命的小吏吗？竟敢对皇甫家君夫人行非礼之事吗？’董卓大怒，便把她拉到车庭中，将她的头悬在车轴上，纵横鞭打，终于死在车下。后人称颂她，绘制她的画像，称她为‘礼宗’。编者说：皇甫规和他的妻子，与蔡瑛和蔡邕相比怎么样呢？皇甫规以不肯同党为耻，妻子奋力守身不失；二人节操相当、义理相同，可以无愧了。但蔡邕反而顾念董卓的恩惠，最终被收捕诛杀；蔡瑛也在曹操席间叩首悲哀。这一方保全与否、一方生与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献穆曹皇后，是曹操的第二个女儿。建安十九年，她晋为夫人；伏皇后被杀后，她被立为皇后。魏接受禅让后，派使者来索取玺绶，曹皇后愤怒而不交出，像这样来了好几批使者。后来皇后召使者进来，亲自拿着玺绶责骂他们，把玺绶扔到台阶下，因而泪流满面地说：‘上天不会保佑你们。’左右侍从没有人敢抬头仰视。魏景初元年去世，与汉献帝合葬于禅陵，车服礼仪都依照汉制。编者说：春秋时期，雍姬对母亲说：‘父亲和丈夫，谁更亲？’她母亲说：‘人人都可以有丈夫，父亲却只有一个，怎么能相比呢？’然而，若父亲做的竟是王莽、曹操那样的事情，难道还可以尊重父亲而轻视丈夫吗？考察平帝王后和献帝曹后的事，雍姬杀夫的罪过、仲母教女的过失，都已经不值得再追究了。《弘道录》卷第二十一完。＃1：‘亦’字原作‘赤’，根据文义改正。＃2：‘安’字原作‘女’，根据文义改正。《弘道录》卷第二十二。义。夫妇之间的义理。愍怀太子妃王氏，字惠风，是太尉王衍的女儿，贞洁温婉，有志向和节操。起初太子被废，居住在金塘城，王衍上表请求让他们离婚，惠风号哭着回去，路人为她流泪。后来刘曜攻陷洛阳，把她掠去赏赐给部将乔属；渡孟津时，乔属想在河中强娶她，惠风拔剑拒斥乔属说：‘我是皇太子的妻子、司徒公的女儿，叛逆的胡人小子竟敢冒犯我吗？’说完便投进河中。她的侍妾名叫六出，是魏浚仪令狐命的孙女，见主子如此，也奋然说道：‘大人既然这样，小人也应当这样。’于是也投进河中。编者说：我看晋朝的社会风气，昏昧颠倒，动辄以虚名互相推重，却不顾自身的瑕疵；像这两个女子，真是尘土中的美玉、壶中的坚冰。王衍却毫无伦理，正在忙忙碌碌地谋划三窟退路，急急忙忙地筹划离婚，根本没有贞洁品行。胡人把她们区别对待而最终使她们以玉石般的节操自全。如此清谈之士同她们相比，实在如同瓦砾，哪里还算众人中的珠玉？清谈之祸，上不能庇护国家，中不能保全自身，下不能保有子女。唉，真是惨痛。这是万世都应当引以为戒的。《唐书》记载：唐太宗有一天退朝回宫，曾发怒说：‘一定要杀掉这个田舍翁。’当时长孙皇后在旁边，问：‘说的是谁？’太宗说：‘魏征说话不恭敬，常常在朝廷上使我受辱。’皇后便退下，穿好朝服站在庭中。太宗惊讶地问她为什么这样做，皇后说：‘我听说君主英明，臣下就会正直。如今魏征正直，正是因为陛下英明。我怎敢不向您道贺？’太宗听后很高兴。编者说：太宗的愤怒，并不只是因为魏征使他受辱，而是因为他的内心还不够纯正。长孙皇后的道贺，也未必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格正，而是因为这个名声可喜。假使她真正知道纯正之心是根本，就不会因此而高兴；知道任用贤才十分急迫，也就不会因此而发怒。倘若后来唐明皇不曾推迟召见，魏征就有机会报答太宗文德相待的恩遇；而王子后来失去婚姻，皇后也就无法消除他对‘田舍翁’的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