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十七
录曰：先之下中原之檄者，华夷之大限，天人之顺理，所谓堂堂之陈，正正之旗也。继之以六王之赞者，虎啸而风烈，龙兴而致云，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孟子曰：五百年叉有王者兴。其问铃有名世者，此天地闭而复辟，日月晦而复明，中华屯而复泰，人类杂而复分。唐虞三代以来，未尝有之大乱，亦未尝有之大治也。故以终君臣之义焉。至於嘉言善行可以范世者，列於其左右。王文端公直天性严重，寡言笑，居家俨然；及至接人，和气可掬；学富才敏，屡典春，闱，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年，恭勤不息。及位冢宰，益加谦慎。时罢廷臣，荐举人才，专属吏部。公留意拔擢，委任部属。及御史出巡，必令慎选。自是振肃多号得人，奔竞之风为之顿息。刘文安公尝谓：公始焉，历文章之任，至学士；中焉，膺政事之寄，至冢宰；终焉，履道德之选，至师傅。此三地位，公论皆以为堪之而无异辞。且当其时，雄辞大册之鼓动於听闻，甄贤拔俗之各伸其绩效，雍容调堂、仪范草辟之仰配乎古昔，至於今犹可追羡遐思，不容泯也。王忠肃公翱端方强毅，清白俭约，循理守法，一毫不苟＇，事无巨细，一经陆历，终身不忘。有所当行，寝食不遑，坐以待旦。第宅不改於旧，公余退食朝房，非朔望时令谒先祠未尝归家。门无私谒，苞直不敢近；权势嘱托，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累遭变故无他虞，於恩仇一不介意。尝曰：吏部岂报复之地耶。李文达曰：皋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乱而敬，扰而毅，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刘文安又曰：公出而抚治於名方岳，穷边塞。南若江广，摧沮豪侠，宁帖蛮僚。西若关陕，羌戎服其令。束若辽碣，夷酋慑其义。猎抗滔天猾夏，而公所在屹若巨防，召正铨衡，阅景泰天顺成化，纪年屡更而任遇无改，不惟服其经略之大，而处事亦无渗漏故也。王端毅公恕历事五朝，正色危言，辩别邪正。尝知杨州，民为立石颂德。抚郑阳，会襄阳盗起，召公剿杀。刘千金等大师欲纵兵搜山，公不可，榜谕流民复业，为建生祠绘像事之。巡抚云南时，镇守内臣，私市外夷，诛求无厌，人莫敢问。公言：昔交趾镇守，非人致。一方陷没，腾冲麓川叛逆。今曰之事殆又甚焉。凡九阅月疏二十上，直声动於天下。及抚南畿，中官王敬乘传束南，搜索奇玩，所至惊惧，公具言失人心，损国体，伤和气，召灾珍。诏收捕下狱，中外称快，谓有回天之力。转南京兵部，尚书，时员外郎林俊以谏建永昌寺下狱，公为论救，有旨令致仕。孝宗即位，召为吏部尚书，裁仰侥幸，褒奖名节，甄波淹滞，无敢以私。于如巨鹿耿公、华亭张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吁江何公、太原周公、钱塘倪公，皆海内人望，引而置之当路，以弼成弘治之化。天下之人至今称三原者犹未已也。马端肃公文升立朝五十余年，以身殉国，不避艰险，性介特，寡言笑，不尚华侈。初按山西湖广，所至有声。升福建按察使，遇镇守扰民，辄绳以法，民戴其德，歌谣载道。固原土夷满四倡乱，公为都御史生擒之。时流贼蜂起，汉中李胡子、潼关火竭儿、满城王彪各聚众劫掠，杀敌官军，其锋甚锐，悉以计除之。寻常节制三边北虏，深入檄召诸路兵按伏汤羊岭，虏至遇伏擒斩数多，因改其岭为得胜坡。迁兵部侍郎，适辽束有警，公以谙练戎务往备之，制五花营八陈图以训士卒。复上御边十五事，皆切时宜，虏患遂息。建州女直叛，命公复往，适都御史陈铁欲诱杀进贡夷人，以掩己过。太监汪直复恃宠幸功，阴主铁议，因公与汪抗礼，奴视其左右，铁遂厚赂倾公。汪还诬奏公妄启边隙，遂坐谪。戍直败，诏复抚辽束。，至是凡三往，皆树奇绩，束人至今思之。迁兵部尚书，哈密反覆为变，公谓：若专示以恩而不加之以威，彼终不知畏。劝令肃州副总彭清统番汉兵袭杀，威声大振，阿黑麻以是畏威悔过，遣使入贡，并以陕巴金印来归，西域遂宁。虏酋火筛拥众寇大同，势甚猖獗，京城戒严，上亲召至内殿，咨以战守之策，因举保国公朱晖等整棚官军，且令各边谨斥堠，修战具。吏黜有备，即时远遁。转吏部尚书。弘治年问孝皇御暖阁召公面谕，天下诸凡国务咸得稽察，仍命中官扶栩下阶。是岁大考，各省官敌知去不职一千余员，无异议。正德改元，恳求谢政。自公去而人政一变，升降之机其索矣乎。韩忠定公文风骨王屹，举止凝重，雍粹若天成，加以奋励，充养自给，舍迄藩岳部院四十余年，历事三朝。受知列圣，夙夜图报，甩勉忠益。为户部尚书，陈革弊七事：一开中引盥之弊，二兴贩私盥之弊，三贱卖官盥之弊，四买补残盥之弊，五夹带残盛之弊，六越境卖盥之弊，七运司废弛之弊。
译《录》说：先刊布平定中原的檄文，是华夏与夷狄的大界限，是天道、人道的顺理，正如堂堂的军阵、正正的旗帜。接着列举六王的赞语，正如虎啸而风猛烈、龙兴而云气聚集，这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孟子说：“五百年一定有圣王兴起。”在这期间必定有闻名于世的人物出现。这是天地闭塞后重新开通，日月昏暗后重新明亮，中华困顿后重新安泰，人类混杂后重新分明。唐虞三代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大乱，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大治。因此用它来结束君臣之义这一部分。至于可以作为世人范式的嘉言善行，就列在这一部分的前后。王文端公王直天性严肃庄重，少言少笑，在家中仪态严整；但接待他人时，和气亲切。学问丰富，才思敏捷，多次主持春闱，录取人才最多。在翰林院任职三十年，恭敬勤勉，从不懈怠。到了担任冢宰，更加谦逊谨慎。当时朝廷罢免廷臣，荐举人才的事务专门交给吏部。王公留心选拔提升人才，委任部属；御史出巡时，必定命令谨慎选择人选。从此政务振肃，很多人都称赞选得其人，奔走钻营的风气也因此顿时停止。刘文安公曾说：王公早年历任文章方面的职务，做到学士；中年承担政务方面的重任，做到冢宰；晚年又成为道德方面的典范，做到师傅。这三个职位，公论都认为他完全胜任，没有不同意见。而且在当时，雄奇的文章和宏大的典册激荡耳闻；甄别贤才、拔擢卓异，各自发挥了功效；从容调和朝堂、礼仪法度和草野政务，都足以同古人相配。直到今天，仍然值得追慕远想，不能磨灭。王忠肃公王翱端正刚毅，清白俭朴，遵循义理、恪守法令，一丝一毫也不马虎。事情无论大小，只要经他亲自经历处理，终身都不会忘记。遇到应当办理的事，连睡觉吃饭都顾不上，常常坐着等到天亮。住宅没有改变旧日的样子，办公之余退朝用餐都在朝房，除非朔日、望日按时去拜谒先祠，否则从不回家。门前没有私人请托，送礼行贿的人不敢靠近；权势人物来托请，也总是委婉拒绝。因此旧友虽敬畏他，却不怨恨他；多次遭遇变故，也没有其他忧患，对于恩惠和仇怨一概不放在心上。他曾说：“吏部难道是用来报复人的地方吗？”李文达说：“皋陶说九种德行，王公具备其中五种：处在混乱中仍恭敬，面对纷扰仍坚毅，简朴而廉洁，刚强而充实，强健而合乎义。”刘文安又说：“王公外出时，曾在名方岳、偏远边塞抚治地方。南方如江广，他挫败豪侠，使蛮夷安定；西方如关陕，羌戎都服从他的命令；东方如辽碣，夷族首领畏惧他的义理。他抵抗滔天的奸猾、保卫华夏，而他所到之处都像巨大的屏障一样屹立不动。他主持铨选，历经景泰、天顺、成化，年号屡次更换，而皇帝对他的任用和待遇始终没有改变；这不仅因为人们佩服他经略事务的宏大，也因为他处理事情没有漏洞。”}], 王端毅公王恕历仕五朝，神色严正，敢于直言，辨明邪正。他曾任扬州知州，百姓为他立碑颂德。任抚郑阳时，正逢襄阳盗贼起事，朝廷召他前去剿灭。刘千金等大师想放纵军队搜山，王恕不同意，张榜告谕流民恢复生产，又为他们建生祠、绘制画像来奉祀。任云南巡抚时，镇守云南的宦官私下与外夷交易，贪求无度，谁也不敢过问。王恕说：“从前交趾镇守如此，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过，只是因此使一方陷没，腾冲、麓川相继叛乱。如今的事情恐怕又比那时严重了。”九个月中，他接连上疏二十次，直声震动天下。后来任南畿巡抚，中官王敬乘驿传车前往南方，搜求珍奇玩物，所到之处人人惊惧。王恕详细陈说这会失去人心、损害国体、伤害和气、招来灾祸。皇帝下诏逮捕王敬入狱，朝野都称快，说王恕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后来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当时员外郎林俊因进谏修建永昌寺而下狱，王恕替他论救，皇帝下旨命王恕致仕。孝宗即位，召他任吏部尚书。他裁抑侥幸升迁，褒奖名节之士，甄别起用被埋没的人才，从不徇私。对于巨鹿耿公、华亭张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吁江何公、太原周公、钱塘倪公等海内人望，他都加以引荐，安排在要职，使他们辅成弘治时期的政治教化。天下人直到今天还在称说“三原”，一直没有停止。马端肃公马文升在朝廷任职五十多年，以身报国，不避艰险。他性情耿介独特，少言少笑，不崇尚奢华。起初巡按山西、湖广，所到之处都有声望。升任福建按察使后，遇到镇守官扰害百姓，便依法惩治；百姓感戴他的恩德，歌谣传遍道路。固原土夷满四起兵作乱，马文升以都御史身份生擒了他。当时流贼纷纷兴起，汉中的李胡子、潼关的火竭儿、满城的王彪各自聚众抢掠，杀害官军，锋势十分锐利，马文升都用计谋将他们铲除。不久，他统辖三边，抵御北方鞑虏，深入敌境，传檄召集各路军队在汤羊岭设伏。鞑虏到来后中了埋伏，被擒杀者很多，于是把这座山岭改名为得胜坡。升任兵部侍郎时，正逢辽东有警，马文升因熟悉军务前往防备，制定五花营、八阵图训练士卒。又上奏御边十五事，都切合当时情势，鞑虏之患于是平息。建州女直叛乱，朝廷命他再次前往，正好都御史陈铁想诱杀前来进贡的夷人，以掩饰自己的过错。太监汪直又倚仗宠幸和功劳，暗中支持陈铁的主张。马文升按礼节与汪直抗衡，视其左右为奴仆，陈铁于是重金行贿陷害马文升。汪直回朝后诬奏马文升妄自开启边衅，马文升因而获罪被贬。戍守直隶的军队失败后，皇帝下诏恢复马文升巡抚辽东的职务。到这里，他一共三次前往辽东，每次都建立奇功，辽东人至今还思念他。升任兵部尚书后，哈密反复叛乱，马文升说：“如果只对他们施恩而不加以威势，他们终究不知道畏惧。”他劝令肃州副总兵彭清统率番、汉军队袭击诛杀，威名大振。阿黑麻因此畏惧威势而悔过，派使者入朝进贡，并将陕西巴金印送还，西域于是安宁。鞑虏首领火筛聚众侵犯大同，势力十分猖獗，京城戒严。皇帝亲自召马文升到内殿，询问战守策略。马文升于是举荐保国公朱晖等整顿棚官军，又命各边谨慎侦察，修治战备。鞑虏见官军已有准备，立即远远逃走。后来转任吏部尚书。弘治年间，孝宗在暖阁召见马文升，当面告谕说，天下各种政务都可以考察核实，并命中官扶他下台阶。这一年进行大考，各省官员共查出不称职者一千多人，没有人提出异议。正德改元后，他恳请退休。自从马文升离开，朝廷人事和政治就发生了变化，升降任用的机要大概已经空乏了吧。韩忠定公韩文仪表风骨高峻，举止凝重，雍容纯粹仿佛天性如此；又能奋发自励，涵养德行，自给自足。他历任藩司、岳牧、部院等职四十多年，经历三朝，受到历代皇帝知遇，早晚谋划报答，勉力尽忠增益国事。任户部尚书时，陈述革除七项弊端：一是革除开中引盐的弊端，二是革除兴贩私盐的弊端，三是革除低价出卖官盐的弊端，四是革除买补残盐的弊端，五是革除夹带残盐的弊端，六是革除越境卖盐的弊端，七是革除运司废弛的弊端。
指摘剀切，於是数十年积弊无遗，公私告便。时宣大声息甚急，需索供亿，复值大丧大婚相继，并内外及各王府诸边赏赐费用不赀，悉心经画，缓急以济。及蘗坚、刘瑾依、凭宿爱蒙蔽圣聪，蛊惑百出，每以夜为曰，荒湛无度，因而盗弄威福，虐焰横空，缙绅凛凛，率自顾以避。公追痛孝皇，探以宗社为忧，首倡府部科道等官，伏阙抗章，暴露罪状，继之以泣，乞置诸法守正。被害，直道劲节，丕振中外。刘阁老健尝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当其时只养得个韩贯道者。刘忠宣公大夏得君尤重。弘治中为兵部尚书，戴珊为左都御史。孝皇有大政，每召二人面议，曰：事有不可，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后有当行当罢者，卿可写揭帖密封进来。对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上曰：与卿论国事，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乎。曰：臣下以揭帖进，朝廷以揭帖行，与前代斜封墨动相去不多。今宜远法帝王，近法祖宗，大事外付之府部，内咨之阁下可也。如用揭帖，曰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后世法。臣不敢效顺。上称善。尝与昊廷举书曰：居官之道以正己为先。所谓正己，非特当戒利，亦当远名。苟有意近名，则凡事皆有所为而为，即程子所谓今之仕者为己也。特此以往而欲政善民安，以成佐理之功，恕不可得幸，熟思而自考之。事上治下，皆当主之以诚，行之以恕。诚则自然动物，恕则能体上下之情。体其情而感动之，将无人不可驭，无事不可为己。戴恭简公珊德性和，粹中耿耿，不苟合，而洞达无城府，为左都御史，益自检律，务持风纪，虽薄书之细必极精窍。尝与吏部考察京官者一，考天下官者再。弘治乙丑，与刘大夏面议事毕，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锭以赐，且谕曰：朕闻朝觐曰，文官避嫌，有闭户不与人接者，如卿等。虽开门延客，谁复以贿赂通也。朕亲知，故有是赐。且命不必朝谢，恐他大臣知之，未兔各怀愧惧也。及上亲鞠大狱，诸司震悚，公从容应对。时有所开拆，天威顿霁。上知公清慎，每廷奏宣面问，至移晷刻。其见重有如此。张简肃公敷华风采凝定，不妄言笑，奉公秉法，望重一时；辩义利若黑白，事有不可不曲为迁就，进退得失未尝一动其心。初为庶吉士，李文达，彭文宪欲留官翰林，公与刘束山力辞不就，后皆以政事为世名卿。故实疑清望之士，往往不乐钱谷。公两司财赋，事皆优赡，而冰蘗之操可通神明，温雅不随，果介不刻，爱憎喜怒不加之，意端虑慎，动凝然静密，而贪残娇伪者自革。盖其廉能公断根於性本，发於心源，贲之以文章学问，故抱负设施粹然不见其边，自可久而不变。所谓大受之器也。为左都御史，请严天下有司贪酷奔竞之禁，会识重狱，有宠臣坐法，或疑当末臧，公执不可卒从，重议遗命所属，犹谓不以悖货累其子孙，盖至死不乱云。录曰：愚观文端公而下，其典刑风范往往相似，而禄位名寿大抵亦同。然愚尝求之。李献吉有云：国制文极於六曹，尚书官之北斗，天造不论夏奏，经纶悯幅。太宗北征，全国是属。三杨公亮寅协熙，绩台省，坐臻太平。君佚臣劳，所谓代天之相。英庙之遇文达，略比马周吁俞一德，密画显断，万几精严，局体一变。成化问三原王公恕、河州王公汰、单县秦公弦、封丘黄公绂、巍然辈□ 出，居则岳峙，动则雷击，大事斧断，小细海畜，帷惺佞幸，请剑铃拯，使见之者畏，关之者慑。斯其人死生富贵足动之哉。然较之大顺以前则殊矣。时兴位不同耶，委任权力殊耶。弘治中，华客刘公大夏、洪洞韩公文、钧阳马公文舟、灵宝许公进、阳曲周公经、卢氏耿公裕、金陵倪公岳、安福张公敷华咸称名卿，然志存纳约，行在精密，苟济其事，小枉安焉，局体又变矣。虽形迹罔暴，义遵矫直，亦运数然欤。自言路志伸，毁誉进黜，气敌满盛，公卿钦逊。正德以来，遂靡靡难睹，亦诸人甘宠归誉，稍有嘉矣，便立祠树碑，要歌征一颂，镂板镌石，惟恐不流今信后也。此意既横，机巧自生，工言论务弥缝，斯又一变。足为传论云。都御史顾公佐性严守法，刚棱不挠，举正嫉邪，吏民畏服。为应天府尹，勋豪贵戚为之敛手，政声赫然比之包孝肃。宣宗尝问：廷臣中，谁可使掌宪。杨士奇曰：通政使顾佐廉公有威，任御史及按察司独着风采。杨荣曰：尝为京尹，政清弊革。上喜，乃升右都御史，宪度严明，奏黜不肖二十余人，下至吏卒悚惕凛凛，未尝口毁誉人。旦暮束朝房小憩，独处小夹室，非公事未尝与诸司草坐。虽遭时得君之盛要，亦有折伏弹压之实焉。
译他的指摘剖析深刻切实，于是几十年积累的弊端都被清除，公私双方都感到便利。当时宣府、大同的军情十分紧急，军需供应繁重，又遇上大丧、大婚接连发生，加上内外各处以及各王府、各边的赏赐，费用极其庞大；韩文全心筹划，使各种缓急事务都得到救济。后来刘瑾依仗旧日宠爱，蒙蔽皇帝的耳目，百般蛊惑；常常以夜晚作为白天，荒淫沉湎没有节制，因而窃弄威权和赏罚，虐焰冲天，士大夫都战栗不安，大多只顾保全自己而躲避。韩文追念孝宗，忧虑宗社，首先倡议府、部、科、道等官员伏在宫阙前抗章，揭露刘瑾的罪状，继而哭泣，请求依法处置他并守持正道。韩文因此受害，但正直之道和刚劲节操大为振兴，朝廷内外都受到鼓舞。刘阁老刘健曾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到这个时候，只养出了一个韩贯道。” 刘忠宣公刘大夏尤其得到皇帝的器重。弘治年间任兵部尚书，戴珊任左都御史。孝宗有重大政务，常召二人当面商议，说：“事情有不能决定的，我想召你们来商量。”又说：“如果不是你们职掌范围内的事，就不必参与。今后凡是应当实行或应当停止的事情，你可以写成揭帖，密封后送进来。”刘大夏回答：“不敢。”皇帝问：“为什么？”刘大夏说：“先朝李孜省的事情可以作为鉴戒。”皇帝说：“我同你讨论国事，难道能同李孜省那种营私害人的人相比吗？”刘大夏说：“臣下用揭帖进言，朝廷用揭帖施行，与前代斜封墨敕相差不多。如今应当远法古代帝王，近法列祖列宗；大事在外交给府、部办理，在内向阁臣咨询就可以了。如果使用揭帖，日久以后上下都会产生弊端，而且不能成为后世的法则。臣不敢顺从这种做法。”皇帝称善。他曾写信给昊廷举说：“做官的原则，以端正自己为先。所谓端正自己，不只是应当戒除贪利，也应当远离求名。如果有意于追求名声，那么做任何事情都会带有求名的目的，这就是程子所说的‘如今做官的人是为了自己’。只是这样下去却想使政治良善、百姓安宁，以成就辅佐治理的功劳，恕我说，这是不可能得到的。应当仔细思考并自我考察。侍奉君上、治理下属，都应当以诚为主，以宽恕实行。” 有诚信，就会自然感动万物；有宽恕，就能体察上下各方的情感。体察他们的情感并使他们受到感动，就没有人不能驾驭，也没有事情不能办成。戴恭简公戴珊德性平和，内心纯粹而光明，既不苟同他人，又通达而没有城府。任左都御史后，更加自我检束，务必维持风纪，即使文书簿册中的细节也一定做到极其精密。曾一次参与考察吏部京官，又两次考察天下官员。弘治乙丑年，他与刘大夏当面议事完毕，皇帝命中使拿出白金二锭赐给他们，并告谕说：“朕听说朝觐时，文官为了避嫌，有关门闭户、不与人交接的，像你们这样。即使开门延请宾客，谁又能用贿赂来通行呢？朕亲自知道你们的情况，所以有这次赏赐。并且命令你们不必入朝谢恩，恐怕其他大臣知道后，未免各自心怀惭愧和畏惧。”后来皇帝亲自审讯重大案件，各司都震恐不安，戴珊从容应答。当时有时打开案卷查阅，皇帝的威严便顿时舒缓。皇帝知道戴珊清廉谨慎，每逢在朝廷奏事、宣召当面询问，往往谈到移过一段时间。他受到重视，就是如此。张简肃公张敷华风采凝重安定，不妄言笑，奉公守法，在当时声望很高；辨别义利如同辨别黑白，事情若有不可为之处，即使必须曲意迁就，也不让进退得失动摇自己的心。起初任庶吉士时，李文达、彭文宪想把他留在翰林院，张敷华与刘束山极力辞谢而不就，后来都因政事成为当世名卿。因此，世人往往认为清望之士不喜欢理财。张敷华两次主管财赋，事务都处理得宽裕充足，而其清白操守可以上通神明；温和雅正却不随俗，果断耿介却不刻薄，不把爱憎喜怒施加于人。他心意端正，思虑谨慎，举止凝重、安静、严密，使贪婪残暴、娇饰虚伪的人自然改过。他的廉洁、才能、公正、决断根植于本性，发源于内心，又以文章学问加以修饰，因此胸中的抱负和施政才能纯粹无瑕，看不出边际，自然能够长久而不改变。这就是所谓能承受大任的器量。他任左都御史时，请求严禁天下有司贪暴酷虐、奔走竞逐的行为。恰逢审理重大案件，有宠臣犯法，有人怀疑应当从轻处理，张敷华坚持不可，最终按重罪重新议定，并把结果交给有关部门；他还说，不能因为贿赂之事连累那人的子孙。他到死都没有改变原则。按语说：我看文端公以下诸人，他们的典型和风范往往相似，而俸禄、地位、名声、寿命大体也相同。不过我曾经对此加以考察。李献吉说过：国家制度在六曹达到极盛，尚书是百官中的北斗；上天造化，不论夏、商，皆在奏陈经纶、忧悯民生。太宗北征，全国都归属于他的统辖。三杨公杨士奇、杨荣、杨溥相互协助，政绩遍及台省，终于达到太平。君主安逸而臣下劳苦，这就是所谓代替上天辅佐君主。英宗对李文达的知遇，大略可以比作马周；又有吁俞一德，秘密筹划而公开决断，使万机精严，朝廷局面为之一变。成化年间，三原王公恕、河州王公汰、单县秦公弦、封丘黄公绂等巍然出现，居处如山岳耸立，行动如雷霆击发；大事果断裁决，小事包容涵养；面对奸佞宠幸之人，请求赐剑铃以整治他们，使见到他们的人畏惧、触犯他们的人震慑。这样的人，难道会被生死富贵所动摇吗？然而同大顺以前相比，又有所不同。是当时的地位不同吗？还是委任和权力不同吗？弘治年间，华客刘公大夏、洪洞韩公文、钧阳马公文升、灵宝许公进、阳曲周公经、卢氏耿公裕、金陵倪公岳、安福张公敷华，都被称为名卿；但他们的志向在于收纳约束，行事精密，如果能够办成事情，即使有小的曲折也安然接受，朝廷局面又发生了变化。虽然表面行迹不张扬，义理却遵循矫正邪曲的原则，这也许是时运使然吧。自从言路得以伸张，毁誉、升降都由公论决定，正气充盛，公卿都敬畏谦让。正德以来，风气逐渐衰败，难以再见这样的情形；也是因为那些人甘心接受宠爱、归附声誉，稍微做出一点好事，就立即立祠、树碑，要求作歌征文来颂扬，刻板镌石，唯恐不能流传于今、取信于后世。这种念头一旦盛行，机巧自然产生，于是善于言辞的人专门设法弥缝掩饰，形势又发生了一次变化。这些话足以作为传记评论。都御史顾公顾佐性情严肃，恪守法令，刚正不屈，举荐正直、嫉恶如仇，吏民都敬畏服从。他任应天府尹时，勋臣、豪强、贵戚都因此收敛，政声显赫，人们把他比作包孝肃。宣宗曾问：“朝廷大臣中，谁可以掌管宪司？”杨士奇说：“通政使顾佐清廉公正而有威严，任御史和按察司时，独自显露出风采。”杨荣说：“他曾任京尹，政治清明，弊端革除。”皇帝很高兴，于是升任顾佐为右都御史。他严明法度，上奏罢黜不肖者二十多人，下至吏卒都惊惧戒慎，从未凭口舌毁誉他人。早晚入朝时，他只在朝房稍作休息，独自待在小夹室里，不是公事从不与各司官员杂坐。即使处在时运昌盛、得到君主重用的地位，他也确实有折服、弹压奸邪的功劳。
秦襄毅公弦刚毅廉介，威望素着。为御史侃侃奉职，绰有风裁。及巡抚陕西时，秦府校尉肆横，民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贷。王不能堪，奏公欺灭。宪皇怒，逮下锦衣狱，命内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黄绢一疋故衣数事，亨回奏状。上嘉叹良久，韶释公击，且赐钞万贯以旌其廉，调抚河南巨铛。汪直亦以事至，汪时窃弄威福，声势垣赫，他巡抚率屈礼以见，公独与抗礼，略不为屈。汪亦知重公，不为较。后回京，上问各省抚臣贤否，汪独称公。及为左都御史，风采益峻，人谓有顾佐之风。尚书王公汰赋性正直刚毅，一毫不能诡随於人。为给事中，值正统己巳之变，王振专权误国，致乘舆播迁。琅王初监国，於午‘门视朝，百官弹劾奸臣罪状，锦衣卫指挥马顺从旁呵：各官起去。汰遂起拉马顺首，曰：此正奸臣，当除去。监国退，百官拳欧马顺以死。及虏入寇直犯京师，命董师御之，即戎服鞭马赴军，号令区画，咸适机宜，卒官兵部尚书。尚书黄公绂廉峻直执，遇事飕发正色，山立即重，性时贵弗恤也。智巧所避，毅然肩之。为郎中时，人业以硬黄目之。及任湖广布政，僧继晓以妖卫媚上，遂奸眠食，回乡扫墓，实以进生耳，乃令武昌府计留之。居无几果败，槛车送京诛之。后为左都严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廷曰：事贵得人。资劳久近，岂立官意哉。所上奏议及政迹并所着诗文，悉弃不留。至如江南食盥残钞，民苦包揽，拾勒呻吟，公为户部尚书，力条其折征银状以闻，至今便之。不容口比之，自章嘉矣。汲汲流今信后者，得与失不较然白哉。都御史轩公挽为监察御史，独振冰蘗之声。为按察使，布袍蔬食，同僚多不能堪。及升都御史，清操愈厉。南京岁时诣礼部，拜表庆贺，至则屏居一室，撒去侍烛，朝服端坐，寂无一言，待鼓严而出礼毕，不告於同事者，竟御肩舆而归。平生俊伟之节，惟恃公牍之存问，令吏写数十大册，以为他日传世考云。都御史杨公继宗性资头直，言动不凡。初为刑部主事，狱中重囚栓桔年久，多死於臭腐，每提督必给与饮食，令三日一栉沐，苏活人命无等。王忠肃公荐知嘉兴府，在任止带苍头一人，如旅寓然。满九载升浙江按察使，一时宪纲为之振举。初诸司所用咸办於下，镇守中官供给浩繁，一切革去之。军民爱之如父母，官吏畏之如神明。寻升都御史，巡抚，顺天。外戚宦寺多占民问地土，悉夺还之，权贵敛迹。为人好善，恶恶出於天性，不苟与人合。人亦惮其方严，至忠孝大节，议论风采，虽庸人孺子皆知其名焉。录曰：孔子曰：吾未见刚者。又曰：根也，欲焉得刚。释之者曰：人有欲则无刚，刚则不屈於欲。若数公者宁非其人乎哉。大明丽空邪枉屏塞，高大光明之气充满宇宙，岂无至大至刚直养无害者出於其间。此其所以断然配义与道而无一毫委靡馁饮之私也。呜呼盛哉。李文毅公时勉，少负大志，勤於问学，穷性命道德之奥。初授刑部主事，改翰林院侍读。永乐十九年三殿灾，诏求直言，公陈十五事，皆中时病。有旨允十四事而行之。洪熙改元，复以时政违节，条上二本面奏。上怒，命武士扑以金爪十六七，脸肋之骨已断其三，曳出不能言，寻改为御史，令曰问囚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乃下锦衣卫狱。先是折脸内向不相着，医用挺柱，而断骨忽自接，人以为忠诚所感，遂外病一月而愈。宣德元年冬，驾幸万岁山，召问以激怒先帝之由，询至数四，始诵言之，至第六事少止。上曰：事尚有，何以不言。对曰：天威严重，臣不能记其详。上笑曰：是第难言耳。汝之稿在否。对曰：已焚矣。遂得宥。刘忠愍公球，正统中任翰林经筵讲官，悻悻於开导启迪，议论慷慨，不阿比权贵，平居忧时之心恒切。值北虏数来贡，公深以为虑。已而麓川不靖实，王振操柄之初，逞其私怒，大举兵伐之。公上章欲罢兵屯田，以招降之，而专意於西北边防，以备虏寇。麓川再叛，再发兵征讨，公复陈十事。其一言：陛下宜亲政务，权柄不可下移。王振览之大怒，欲嫁祸无由。适编修董璘自陈愿为太常卿，得罪振，令锦衣卫指挥马顺深探其狱，谓公画此谋，诬为朋党。陛前拌去，卒毙於锦衣狱。锺恭愍公同，景泰问拜监察御史。先是正统中皇太子已立，至是建议者欲易之。同愤其议，愿献狄梁公之诚，脱受比干之惨，无所憾，词气严正，继之以泣，大略言宗社之本在储位，宜复不宜缓，兼陈一切弊政，遂大性。旨下锦衣卫狱，死焉。录曰：三公同心一德者也，或死或不死。死者完节於一时，游神於八表，与曰月争光，宇宙生色。不死者，神为之呵护，鬼为之被除，掩瑕於尺璧，完玷於白圭。甫未瑜时，褒显阐扬，又非若幽隐冥漠为厉为魁者可比，皆足为万世之荣也。
译秦襄毅公秦弦刚强坚毅、清廉耿介，威望一向显著。任御史时侃侃尽职，很有风裁。后来巡抚陕西，秦王府校尉横行霸道，百姓深受其苦，秦弦把他们全部逮捕治罪，一个也不宽免。秦王不能忍受，上奏诬告他欺凌藩王。宪宗大怒，将秦弦逮捕下锦衣卫狱，命内臣尚亨抄没他的家，只查得黄绢一匹、旧衣数件，尚亨据实回奏。皇帝赞叹良久，下诏释放秦弦，并赏赐钞一万贯，以表彰他的廉洁，调任河南巡抚。汪直也因事情来到河南。汪直当时暗中操弄威权和赏罚，声势显赫，其他巡抚都屈礼相见，唯独秦弦与他抗礼，丝毫不屈。汪直也知道敬重秦弦，没有与他计较。后来回京，皇帝问各省巡抚是否贤能，汪直唯独称赞秦弦。秦弦任左都御史后，风采更加严峻，人们说他有顾佐的风范。尚书王公王汰天性正直刚毅，一丝一毫也不能对人诡诈顺从。任给事中时，正值正统己巳之变，王振专权误国，导致皇帝出逃迁徙。郕王起初监国，在午门临朝，百官弹劾奸臣、陈述罪状，锦衣卫指挥马顺在旁呵斥：“各位官员起来离开！”王汰于是起身揪住马顺的头，说：“这正是奸臣，应当除掉！”监国退朝后，百官拳打脚踢，把马顺打死。等到鞑虏入侵，直接进犯京师，朝廷命王汰统领军队抵御；他立即穿上戎装、策马赶赴军中，发布号令、筹划部署，都切合时机，最终官至兵部尚书。尚书黄公黄绂清廉严峻、正直执着，遇事便奋然发言、神色严正，山立般令人敬重；性情中对当时的权贵从不顾忌。别人凭智巧躲避的事情，他毅然承担。任郎中时，人们已经把他视为“硬黄”。后来任湖广布政使，僧人继晓以妖术媚惑皇帝，竟干扰皇帝的饮食起居；他回乡扫墓，实际上是借机进献生灵，黄绂便命武昌府设法留住他。不久继晓果然败露，被装入囚车押送京城诛杀。后来任左都御史，他严格甄别人才、量才任用，并烧掉差簿，在朝廷上说：“事情贵在得到合适的人。资历和劳绩有久近之分，难道能因此拘泥于官职安排吗？”他上奏的奏议、治理政绩以及所写诗文，全都弃置不留。至于江南食盐残钞，百姓苦于包揽、勒索、呻吟，黄绂任户部尚书时，极力条陈将其折征银两的情况上报，至今仍给百姓带来便利。不必多说，黄绂的功绩已经由事实表明。那些急切追求流传当今、取信后世的人，得失难道还不清楚吗？都御史轩公轩挽任监察御史时，独自振起清廉刚正的声誉。任按察使时穿布袍、吃粗食，同僚大多不能忍受。升任都御史后，清廉操守更加严厉。南京每逢年节，他到礼部拜表庆贺，到了以后便独居一室，撤去侍从和灯烛，穿朝服端坐，寂静无一言；等到鼓声将起才出门，礼毕后也不告诉同僚，竟乘坐肩舆回去。他一生俊伟卓绝的节操，只担心公文档案中没有记载，便命属吏抄写几十册，以便日后传世考察。都御史杨公杨继宗天性正直，言语行动都不同寻常。起初任刑部主事时，狱中重囚被锁禁多年，很多死于臭腐；每逢他主持狱政，就给囚犯饮食，命他们每三天洗浴一次，使许多人的性命得以苏醒。王忠肃公推荐他任嘉兴知府，在任时只带一个苍头，像住在旅舍一样。任满九年后升为浙江按察使，一时之间宪纲因此振作。起初各司所用物资都由下属供应，镇守中官的供给极其浩繁，杨继宗把这些全部革除。军民爱戴他如同父母，官吏畏惧他如同神明。不久升任都御史，巡抚顺天。外戚、宦官多侵占民间田地，他全都夺回归还百姓，权贵因此收敛踪迹。他喜好善行、憎恶恶行出于天性，不苟且与人附和。人们也畏惧他的方正严厉；至于忠孝大节、议论风采，即使庸人和小孩也都知道他的名字。按语说：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刚强的人。”又说：“被欲望牵制，哪里还能刚强？”解释这句话的人说：“人有欲望就没有刚强；刚强，就不会屈服于欲望。”像这几位公卿，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吗？大明如太阳照耀天空，邪曲枉滥被屏除阻塞；高大光明的正气充满宇宙，难道没有最为广大刚强、以正直涵养而无所损害的人出现在其中吗？这就是他们断然与义、与道相配，而没有一丝委靡气馁私心的原因。啊，这是多么盛大啊！李文毅公李时勉年轻时就怀有大志，勤于求学，深入探究性命道德的奥妙。起初授任刑部主事，后改任翰林院侍读。永乐十九年三殿发生火灾，皇帝下诏征求直言，李时勉陈述十五件事，都切中当时的弊病。皇帝下旨准许其中十四件并予以施行。洪熙改元后，他又因时政失当，分条上奏两篇，并当面进言。皇帝大怒，命武士用金爪扑打他十六七下，脸骨和肋骨已经断了三处；他被拖出去，已经不能说话。不久改任御史，皇帝命令他每审问一名囚犯、上奏一章言事，直到上奏三次才把他下锦衣卫狱。此前他的断脸向内，骨头彼此不能接合，医生用器具支撑，断骨却忽然自行接上，人们认为这是忠诚感动所致，于是外伤一个月便痊愈。宣德元年冬天，皇帝驾临万岁山，召见李时勉，询问他当初激怒先帝的原因，反复追问数次，他才背诵所上奏章，到第六件事时稍稍停下。皇帝说：“事情还有，你为什么不说？”李时勉回答：“天威严厉，臣不能记清详情。”皇帝笑说：“这只是难以说出口罢了。你的稿子还在吗？”回答：“已经烧掉了。”于是得到宽赦。刘忠愍公刘球，正统年间任翰林经筵讲官，热切致力于开导启发皇帝，议论慷慨，不阿附权贵，平日忧虑时局的心情一向迫切。当时北方鞑虏屡次来进贡，他对此深感忧虑。不久麓川发生不安，正值王振掌握权柄之初，他逞泄私愤，大举发兵征伐。刘球上奏想停止用兵、实行屯田，以招抚降人，并专心加强西北边防，防备鞑虏侵犯。麓川再次叛乱，朝廷再次发兵征讨，刘球又陈述十件事。其中第一件说：“陛下应当亲自处理政务，权柄不能向下转移。”王振看后大怒，想嫁祸于他却找不到理由。正好编修董璘自陈愿任太常卿，得罪了王振，王振命锦衣卫指挥马顺深入追查董璘的案件，说刘球策划了这个阴谋，诬陷他结党。刘球在皇帝面前被拖走，最终死于锦衣卫狱。锺恭愍公锺同，景泰年间授任监察御史。此前正统年间皇太子已经确立，到这时有人建议更换太子。锺同对这种主张十分愤恨，愿意献上狄梁公那样的忠诚，即使遭受比干那样的惨祸也无所遗憾。他言辞和语气严正，继而流泪，大意说宗社的根本在于储君之位，应当立即恢复，不应拖延；同时陈述各种弊政，于是触怒皇帝。诏令下锦衣卫狱，锺同死在那里。按语说：这三位公都是同心同德的人，有的死了，有的没有死。死者在当时成全了节操，神魂遨游八方，与日月争光，使宇宙增色。不死者，神灵为他们呵护，鬼神为他们除去灾祸；即使白璧有瑕，也替他们掩饰，即使白圭有玷，也替他们修补。刚刚没有瑕疵时，就受到褒扬、显彰和阐发，这又不是那些隐晦幽冥、化为厉鬼魁魅的人可以相比的；他们都足以成为万世的荣耀。
于肃愍公谦少秉大志。弱冠登进士，授御史，正色敢言，超拜兵部侍郎，年方三十，历河南、山西巡抚一十八年，始回理部事。正统己巳，北虏酋也仙入寇。时太监王振擅权，劝上亲征。公与尚书墉垫请留不听，车驾幸狼山，土木仓卒不为备，虏骑奄至，王师败绩，属车北狩，京师大震，公时居留闻报大恸。圣烈皇太后知公名，进兵部尚书。时三营精锐尽简征行，所留老弱单敝，一时搔动，事端万绪，公运用一心，百万生聚，九庙社稷倚为安危，拥立景皇帝，遥尊英庙为太上皇。於是天下始知有君，南北道通，朝贡毕来，战守之具一月完备，士气复振，人心乃定。太监喜宁降也，先遂为其用，尽以细大告之，因为向导奉驾，趋紫荆关，京师戒严，往往挈家南奔。又侍讲徐理妄言占象，倡议南迁，公恸哭於廷，抗言：京师天下根本，宗庙陵寝成在，百官万姓帑藏仓凛备具，若一动则大势尽去。宋南渡之事可监。已遂，坚持固守之议。简亲信及戚碗重臣环卫宫阙，以强干有志节给事中等官王汰等监守九门，尽令郭外携挈入城仍行，虏所经由坚壁清野，固守勿战。誓以率先，将士躬环甲冑，军於德胜门外，闭阖城门。以死泣谕三军，晓以国恩，忠义难得，事机一失，死亡立至，众生不如死。由是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十月之朔也，先复入关传言送驾还京，长驱直前，我军坚不为动，虏知有备稍自引却。喜宁嗾也，先邀府部重臣出城议和，并邀金帛等物计以百万，将因媒孽衅端。廷议莫能央。公曰：今曰计止知有军旅事，他非所敢闻。七日我谋益审，奉驾就宽燥地，与虏营离隔，乃炮击其营。虏死炮下不可胜计，始大沮宵遁。录曰：我明景皇帝过於宋高宗远矣。观基施为气象，虽出於一时运筹帷惺次胜千里之功，然能坚心定志不为少变始也。纳王站之说而马顺就诛，继乃殉林聪之谋而王振段入，继又直叶盛之论而扈从失律者，追讨无遗，较之耿南仲、黄潜善、汪伯彦，既无所与其谋。视彼罢李纲以谢金人之师，罢宗泽以褫忠义之气，罢岳飞以快奸谈之心者大有问矣。此商文毅公缕言：景皇帝大有社稷之功。为是故欤。至於于公之死，亦春秋之义，以报知主於地下。故一则曰留一腔子，二则曰留一腔子，夫岂不知也哉。向使有一毫顾恋之心，则昔之善谋皆为瓦裂，铃不能照然明白。呜呼。君臣之问可谓义矣。孙忠烈公燧，巡抚江西时，宸濠横逆剥民，蠹政潜谋不轨。公至首举官校之虐害良善，奸民之侵夺财产，乐官之白昼杀人，启请具狱。濠忌乃驾恶他郡，王将军自惩以文其过。公虽知觉，然逆谋未露，且屡疏罪状，匿不得闻，惟密与巡按御史李润、范辖、参议陈洪谟、副使许达先后协谋，峙粮备兵，布官要害，内以防其举动，外以戢其党舆。会南昌人张仪备告御史萧淮，淮乃暴上其状，遣勋戚重臣。戒谕未至，而逆校林华自京师驰报，濠惧遂反。己卯六月十四日，因生辰宴，各官入谢，濠立露台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监国。公请密旨看，濠语塞第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驾否。公曰：天无二日，臣安有二君。祖宗法令，谁敢有违。濠怒，却入殿庭易戎服，出呼公骂曰：我何负於汝，奏我七本。公亦曰：朝廷何负於汝而汝反。一时官属骇愕。独许忠节公逵反覆辩论，以为不可，且厉声曰：我辈方面大臣，何得如此。濠怒曰：许逵何言。逵曰：惟有赤心耳。肯从汝反乎。遂喝令缚二公曳出。逵顾孙公曰：早听我言，当不至此。盖尝有先发后闻之谋，为人所沮。许既就缚，慷慨激烈，厉声大骂不绝口，遂偕遇害。死之日，烈曰方炽，奄忽阴噎惨淡，军民无大小皆泣。事闻赠官赐谧，命有司立庙并祀，额曰：旌忠。录曰：愚观二公之死，上以振千古不继之英风，下以作百代不泯之生气；前以遏淫人不臣之显祸，后以却朋奸不．测之隐谋。岂曰小补之哉。始公之仕也，当太平全盛之治，孰不曰保无虞害，岂期祸起内藩，变生亲屏。惟公毅然当之。盖其生也，如无生。故七疏以祷其裹，百方以剪其翼。其死也，如无死。故正言以奇其祸，馒马以贼其行。从容慷慨之义，兼而有之。此其可重一也。武皇御极，群邪迭兴矫诬，淫黩之行不可以药，人莫不腐心疾首。自闻天无二日，臣无二君之语，凛凛乎秋霜烈日，然后思乱之心从革，激烈之气益伸，死孝死忠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此其可重二也。汉之中叶有七国之变，唐亦有渔阳之兵，皆流毒延祸。及宁庶之乱，其谋不为不深，恶不为不稔，五旬而举之，原其所自，汉无一人死难。唐至二十四郡之后，始有颜氏之子马贼不屈，岂如今日颈血溅其污轮，奋声夺其伪命，惨怆而阴云变色，叱晋而伏雪腾空，君子已先期其叉珍矣。
译于肃愍公于谦年轻时就怀有大志。二十岁登进士第，授任御史，神色严正，敢于直言；越级升任兵部侍郎，年仅三十岁。历任河南、山西巡抚十八年，才回来主持兵部事务。正统己巳年，北方鞑虏首领也先入侵。当时太监王振专权，劝皇帝亲征。于谦与尚书邝埜等请求皇帝留守，但没有被采纳。皇帝车驾到达狼山，土木堡仓促之间没有防备，鞑虏骑兵突然到来，明军大败，皇帝随行车驾被迫北行，京师大为震动。于谦当时留在京城，听到消息后极为悲痛。圣烈皇太后知道于谦的名声，提拔他为兵部尚书。当时三大营的精锐都被挑选随驾出征，留下的都是老弱残兵，局势一时骚动，事务纷繁。于谦专心筹划，百姓和军队百万之众、九庙社稷的安危，都依靠他。他拥立景皇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于是天下才知道仍有君主，南北道路恢复通畅，朝贡全部到来；战守器具一个月内准备完毕，士气重新振作，人心才安定。太监喜宁投降鞑虏后，先是为也先所利用，把大小事情全都告诉他，又为其充当向导护送英宗，直奔紫荆关，京师戒严，许多人往往携带家属向南逃跑。侍讲徐理又妄言占卜天象，倡议迁都南方，于谦在朝廷上痛哭，抗言说：“京师是天下的根本，宗庙陵寝都在这里，百官、万民、府库、仓廪都已完备；如果一动，大势就全失了。” 宋朝南渡的事情可以作为鉴戒。于谦于是坚持固守的主张，选拔亲信和外戚重臣环卫宫阙，任用刚强有志节的给事中王汰等监守九门；命令城外百姓携带家属进入城中，同时对鞑虏经过的地方坚壁清野，固守而不要出战。他发誓率先行动，亲自披挂铠甲，驻军德胜门外，关闭城门；含泪向三军晓谕，说明国家的恩德和忠义的可贵，告诉他们一旦错失时机，死亡立即到来，众人活着还不如死去。于是人人感奋，勇气增加百倍。这时是十月初一。鞑虏先进入关内，传话说要护送英宗还京，长驱直进；我军坚守不动，鞑虏知道已有防备，便稍稍退却。喜宁唆使也先，邀请府、部重臣出城议和，并提出金帛等物，估计价值达百万，想借此制造衅端。朝廷议论没有人能够决断。于谦说：“今天的事情，我只知道军事，其他的事情不敢过问。”七天后，我军谋划更加周密，等到鞑虏护送英宗到达较为开阔的地方、与鞑虏营地隔开后，便用大炮轰击敌营。鞑虏死于炮火之下的数不胜数，这才大为沮丧，连夜逃走。按语说：我朝景皇帝远胜宋高宗。看他的施政作为和气象，虽然出于一时筹划、帷幄之中胜过千里之外的功劳，但首先在于能够坚定心志，始终不稍有改变。他采纳王站的主张，诛杀马顺；继而听从林聪的谋议，使王振伏法；又采纳叶盛的直言，对那些护驾失律的人追究惩罚而不遗漏。与耿南仲、黄潜善、汪伯彦相比，他根本没有参与他们的谋划。再看宋高宗罢免李纲以向金人谢罪，罢免宗泽以摧折忠义之气，罢免岳飞以满足奸邪之徒的心意，景皇帝更有天壤之别。这大概就是商文毅公屡次所说“景皇帝有很大的社稷功劳”的原因吧。至于于谦之死，也是按照《春秋》的义理，以报答地下的知遇之主。所以他一再说“留一腔子”，难道会不知道其中的意义吗？假使当时有一丝顾恋自身的心，那么从前的善谋都会像瓦片一样破裂，哪里还能照得清楚、明白呢？唉，君臣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合于义了。孙忠烈公孙燧巡抚江西时，宁王朱宸濠横暴叛逆，剥削百姓，暗中谋划不轨。孙燧到任后，首先揭举官校虐害良善、奸民侵夺财产、乐官白天杀人的罪行，请求把案件全部审理。朱宸濠忌恨他，于是把罪过嫁祸给其他郡县，并让王将军自己惩处有关人员，以此掩饰自己的过失。孙燧虽然已经察觉，但朱宸濠的逆谋尚未暴露，而且孙燧多次上疏陈述其罪状，都被隐瞒而未能上达；他只秘密同巡按御史李润、范辖、参议陈洪谟、副使许达先后谋划，储备粮食、整顿军队，部署在各处要害，内则防备朱宸濠的行动，外则收束他的党羽。正好南昌人张仪备向御史萧淮告发，萧淮于是把事情公开上奏，朝廷派遣勋戚重臣前去戒谕。诏令尚未到达，逆贼校尉林华却从京师驰马来报，朱宸濠害怕，于是反叛。己卯年六月十四日，朱宸濠借生日宴会之机，各官入府道贺，他站在露台上说：“太后有密旨，命令我起兵监国。”孙燧请求查看密旨，朱宸濠语塞，只说：“不必多言。我前往南京，你能保护皇帝吗？”孙燧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臣下怎么会有两个君主？祖宗的法令，谁敢违背？”朱宸濠大怒，退入殿庭换上戎装，出来指着孙燧骂道：“我有什么对不起你，你竟上奏我七本？”孙燧也说：“朝廷有什么对不起你，你反而反叛？” 当时官属都惊骇愕然，只有许忠节公许逵反复争辩，认为此事不可行，并厉声说：“我们是镇守一方的大臣，怎么能做这种事？”朱宸濠大怒，说：“许逵，你说什么？”许逵说：“我只有一片赤诚之心，难道肯跟随你反叛吗？”朱宸濠于是喝令把两人捆绑起来拖出去。许逵回头对孙燧说：“早听我的话，本来不会到这个地步。”原来他曾提出先发兵后奏报的计划，却被人阻止。许逵被捆绑后，慷慨激烈，厉声大骂不止，终于同孙燧一起遇害。他们死的那天，烈日正盛，忽然阴云密布，天气惨淡，军民无论大小全都哭泣。事情传到朝廷后，追赠官职，赐予谥号，命有关部门建庙合祀，匾额题为“旌忠”。按语说：我看两位公的死，对上可以振兴千古未能延续的英风，对下可以造就百代不泯灭的生气；向前可以遏止淫邪之人不臣的显著祸患，向后可以阻却结党奸邪之徒不可测的阴谋。难道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当初两位公出仕时，正值太平盛世，谁不会说天下可以长保无忧，哪里料到祸患会从内部藩王兴起，变乱会从亲近的屏藩发生？只有两位公毅然承担。大概他们活着时，就像没有活着一样，所以七次上疏来祷告请求，百般设法剪除朱宸濠的羽翼；他们死去时，也像没有死一样，所以用正直言论揭破他的祸谋，以缓慢的马匹阻挠他的行动，兼有从容慷慨的义节。这是第一件值得尊重之处。武宗登基后，群邪接连兴起，矫诬欺骗，荒淫亵渎的行为无法医治，人人都痛心疾首。自从听到“天无二日，臣无二君”这句话后，便如秋霜烈日般令人凛然；于是人们才想到改变作乱的心，激烈正气更加伸张，死孝死忠的行为大概就是这样不期然而然地产生的。这是第二件值得尊重之处。汉朝中叶有七国之乱，唐朝也有渔阳兵变，都使毒害流传、祸患蔓延。到宁王朱宸濠之乱时，他的谋划不能说不深，罪恶不能说不多，五十天便发动了叛乱。考察事情的源头，汉朝没有一个人死难；唐朝到二十四郡之后，才有颜氏之子马革裹尸、不屈而死。哪里像今天这样，忠臣颈血溅在叛贼的污车轮上，奋声夺去伪王的性命；惨烈悲怆使阴云变色，呵斥之声使空中飞雪腾起。君子早已预知他们必将成为忠烈。
此其可重三也。大悬底平王国克正，天道既明而复蔽，皇路既开而复窒，忠良之虑祸亦几矣。然卒无金瓯之玷者，正以人心难易，则虽有懿羿操莽将亦徒然，而况么魔虫鼠之孳哉。此其可重四也。四者，不违天，不后几，不失已，不愤事。故曰：非小补也。观者不可不知。弘道录卷之十七竟弘道录卷之十八义父子之义孟子曰：舜尽事亲之道，而瞽馊底豫，而天下化。瞽馊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录曰：夫所谓之定者，《孝经》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盖以父子之问，思尝掩义，人但知有爱而不知有敬。至是始知主敬之道，而父子之分截然矣。此秦俗慈子嗜利，不同禽兽无几者，真后世大乱之道也。《史记》：尧时洪水滔天，四岳举鲧治水。无功，鲧乃趣死。舜既即位，举禹使续父业。录曰：唐虞盛时，非特禅授出於至公，至於功过亦不相掩也。夫鲧，罪人也。罪人之裔同朝，且不可蚓代父乎。禹，孝子也。痛父之心委质且不堪，况钻业乎。盖舜之拯鲧，与鲧之被拯，出於天下之至公，施者不以为怨，受者不以为仇也。及其举禹使续父业，亦合於人心之至顺，举者不以为嫌，代者不以为歉也。设有一毫之私心，则君臣父子之问皆有所窒碍矣。又岂得为义乎。禹娶涂山氏女，生子启。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禹弗子惟荒度土功。录曰：鲧之废以方命圯族，禹之兴以敏给克勤。然则旨酒可恶，人道亦可捐乎；寸阴可惜，辛壬亦可吝乎。此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至此而无以复加也。《礼□檀弓》：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致丧三年。录曰：亲何铃以有隐乎。盖父子之道天性也。《易》曰：干父之蛊，有子，考无答。亲虽有过，子能干之，亲之失即子之得也。是故舜之父本顽也，能左右之，而顽化为慈，何叉犯哉。禹之父本凶也，能左右之，而功掩其过，何必直哉。若徒事掩藏其恶，以至於亡国败家，非左右就养无方之义也。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莅昨，周公相践咋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录曰：愚观抗世子法於伯禽，乃千古之至妙也。世子之立虽幼君也，师保傅之设虽尊臣也，臣可以责君乎，将徒严坐揖之礼而实无严惮之义，若乃伯禽之於鲁亦世子也，师保傅所得专也。故成王不可挞，伯禽则无嫌矣。岂惟伯禽无嫌，虽成王亦莫得而嫌之也。受挞虽禽，而所挞则王，将不猛省而奋发耶。吾而不改其过，则人不已其挞。其过有限，其挞无穷，铃寡之又寡，以至於无矣。及其久也，挞者免，而过者化。人但知终为令主，而不知所入之深，岂非至妙至妙乎。故仲尼曰：周公优为之。所以深许之也欤。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於中，发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泽，恭敬而温文。录曰：三代以上，礼乐为实行。三代以下，礼乐为虚文。太子，天下之本。礼乐，太子之本也。太子而恭敬温文，则君人无怠惰惨刻矣。君人无怠惰惨刻，则朝廷无乖张拂戾矣。朝廷无乖张拂戾，则天下无泱散危亡矣。其豫养而夙储之端，乃在于是，所以优入治安之域而不觉也。立太傅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太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唯其人，语使能也。录曰：师保傅之设，其重如此。后世乃以为兼官，或虚隆其礼，或徒存其名，或任匪其人，或职非其事，皆非周公之本意也。又安所望於教世子之法哉。君之於世子也，亲则父也，尊则君也。有父之亲，有君之尊，然后赋天下而有之。是故养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齿於学之谓也。故世子齿於学，国人视之曰：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有父在，则礼然。然而众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有君在，则礼然。然而众着於君臣之义矣。其三曰：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长长也。然而众知长幼之节矣。故父在斯为子，君在斯谓之臣。居子与臣之节，所以尊君亲亲也。故学之为父子焉，学之为君臣焉，学之为长幼焉。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语曰：乐正司业，父师司成。一人良元，万国以贞○ 世子之谓也。
译这是第三件值得尊重之处。大乱的根基已经平定，王国终于恢复正道；天道既已彰明却又重新被遮蔽，皇帝之路既已开通却又重新阻塞，忠良忧虑祸患也已经很深。然而最终没有使国家像金瓯一样出现缺损，正因为人心难以改变；即使有王莽、曹操那样的人操持权柄，也终究只是徒劳，何况那些小小的妖魔虫鼠滋生之物呢？这是第四件值得尊重之处。以上四点，就是不违背天道、不落后于时机、不失掉自我、不让事情败坏。所以说：这并不是小小的补益。阅读的人不可不知道。《弘道录》第十七卷完。《弘道录》第十八卷。义。父子之间的义。孟子说：“舜完全实行了侍奉父母的道理，使瞽瞍内心喜悦，于是天下受到感化。瞽瞍内心喜悦，天下做父亲和儿子的人的关系就安定了。” 按语说：所谓安定，正如《孝经》所说：“一个人有福庆，亿万百姓都依赖他。”这是因为父子之间，常常有人只顾掩饰义理，人们只知道有爱，却不知道还有敬。到了舜这里，才开始知道以敬为主的道理，父子之间的名分于是截然分明。这种秦地的风俗，以慈爱儿子为名而贪图私利，和禽兽没有多少区别，确实是后世大乱的根源。《史记》记载：尧在位时洪水滔天，四岳推举鲧治理洪水。鲧没有成功，于是鲧被诛死。舜即位后，推举禹，让他继续完成父亲的事业。按语说：唐尧、虞舜盛明的时代，不仅禅让出于极其公正，就连功劳和过失也不相互遮掩。鲧是罪人，罪人的后代同朝为官，难道就不能代替父亲吗？禹是孝子，痛惜父亲的心情，连把自己托付给君主都尚且不能承受，何况继承父亲的事业呢？舜拯救鲧，以及鲧得到拯救，都出于天下最公正的原则；施行者不因此怨恨，接受者也不因此仇视。等到舜举荐禹，让他继续父亲的事业，也合乎人心最顺当的情理；举荐者不因此嫌疑，继承者也不因此惭愧。假如有一丝一毫的私心，那么君臣、父子之间都会有所阻碍，又怎么能称为义呢？禹娶涂山氏的女儿，生下儿子启。禹在辛、壬、癸、甲这四天，听见启呱呱哭泣，也没有把他当作儿子，只顾忙于筹划治水工程。按语说：鲧被废弃，是因为违抗命令、败坏族类；禹得到兴用，是因为敏捷能干、能够勤劳。既然如此，美酒尚且可以厌弃，人伦之道难道也可以抛弃吗？一寸光阴尚且值得珍惜，辛、壬等几天难道还值得吝惜吗？这就是公事在前而忘却私情，国家在前而忘却家庭，到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礼记·檀弓》说：侍奉父母，可以隐讳父母的过失，却不能触犯父母；在父母左右侍奉供养，没有固定方式。终身勤勉服侍，直到父母去世，服丧三年。按语说：对于父母，为什么一定要隐讳过失呢？大概父子之道是出于天性的。《易经》说：“治理父亲留下的弊病，有这样的儿子，父亲没有过错。”父母虽然有过失，儿子能够纠正它，父母的失误就成为儿子的所得。因此舜的父亲本来顽劣，舜能够在左右辅助他，使顽劣转化为慈爱，又何必触犯呢？禹的父亲本来凶恶，禹能够在左右辅助他，使功劳掩盖过失，又何必直言顶撞呢？如果只是替父母掩藏恶行，以至于亡国败家，那就不是在左右侍奉供养、无所不用其方的道理了。《文王世子》说：成王年幼，不能亲自处理政务，周公辅佐他，替他治理国家；又把世子的礼法施行于伯禽身上，想让成王懂得父子、君臣、长幼的道理。按语说：我看周公把世子的礼法施行于伯禽身上，这是千古最精妙的做法。世子的身份虽然尊贵，但当时仍是幼君；师、保、傅的设置虽然尊贵，他们毕竟是臣，臣可以责罚君吗？如果只是严格执行跪拜作揖的礼节，实际上却没有严肃敬畏的意义，那就不同了。伯禽对于鲁国来说也是世子，师、保、傅可以专门管教他。因此成王不可鞭打伯禽，伯禽受责却没有嫌疑。哪里只是伯禽没有嫌疑，连成王也不能因此责怪周公。受鞭打的虽是伯禽，但所受教训的实际对象却是成王；成王难道不会猛然醒悟、振奋改过吗？如果我不改正自己的过错，别人就不会停止责打我。我的过错有尽头，所受的责打却可能没有尽头，必然会越来越少，直到完全消失。时间久了，责打的人免除责任，而有过错的人也受到感化。人们只知道成王最终成为贤明的君主，却不知道这种教化深入得如此之深，难道不是最精妙、最精妙吗？所以仲尼说：“周公完全能够做到这样。”这大概就是对周公的深深赞许吧。古代三王教导世子，一定使用礼乐。乐用来修养内心，礼用来修整外在行为。礼乐在内心交相作用，又表现于外在形态。因此教化成就时，人的德性会和润，表现为恭敬而温文。按语说：夏、商、周三代以前，礼乐是实际的德行；三代以后，礼乐成了空洞的文饰。太子是天下的根本，礼乐是太子的根本。太子如果恭敬温文，君临天下就不会懈怠残酷；君主不懈怠残酷，朝廷就不会乖张暴戾；朝廷不乖张暴戾，天下就不会离散危亡。预先培养并早早储备治道的端绪，就在这里，所以能够不知不觉地进入安定治理的境域。设置太傅、少傅来教养世子，是想让他懂得父子、君臣的道理。太傅审察父子、君臣之道，把它教给世子；少傅侍奉世子，使他观察太傅的德行并详细说明给他。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内有保，出外有师。因此通过教导和启发，德行得以成就。所谓师，就是教他处理事务，并使他明白其中的德行；所谓保，就是谨慎守护他的身心，辅佐扶持他，使他归于正道。记载说：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置四辅以及三公，但不一定全部齐备，只要任用合适的人；谈论政事时，使各人都能发挥能力。按语说：师、保、傅的设置，重要性就是这样。后世却把它们当作兼任的官职，或者徒然提高礼遇，或者只保留名义，或者任用的人不合适，或者所担任的职务不合本义，全都不是周公的本意。这样又怎么能指望实行教导世子的制度呢？君主对于世子来说，亲近关系上是父亲，尊贵关系上是君主。既有父亲的亲爱，又有君主的尊严，然后才能把天下交给他，使他拥有天下。因此教养世子不可不慎重。做一件事而能同时得到三种善处的，只有世子；这就是所谓让世子按年龄次序进入学校。所以世子按年龄序列参加学校，国人看见他便说：“他将来要做我们的君主，却同我们按年龄礼让，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因为父亲还在，这是礼法如此。”这样，众人就懂得了父子之道。第二种情形是：“他将来要做我们的君主，却同我们按年龄礼让，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因为君主还在，这是礼法如此。”这样，众人就明白了君臣之义。第三种情形是：“他将来要做我们的君主，却同我们按年龄礼让，这是为什么？”回答说：“这是尊敬年长者。”这样，众人就知道长幼之间的礼节。所以父亲在，就称为儿子；君主在，就称为臣子。安守做儿子、做臣子的礼节，是为了尊敬君主、亲爱亲人。因此在学校学习父子之道，学习君臣之道，学习长幼之道。父子、君臣、长幼的道理都能实行，国家就会得到治理。古语说：“乐正掌管学业，父师掌管成德；一人有贤良的元首，万国因此正定。” 说的就是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