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三十二

译中军将军羊祜对傅玄说：“三年之丧，即使身份尊贵，也应当完全服行丧礼。如今主上极为孝顺，即使有人夺去他的丧服，他实际上仍在行丧礼；如果因此恢复先王的法度，不也是好事吗？”傅玄说：“以日代月的制度已经实行数百年，一旦恢复古礼，难以实行。”羊祜说：“不能使天下都合乎礼，姑且让主上服丧，不也比没有好？”傅玄说：“主上不除丧而天下除丧，这样就只有父子而没有君臣了。”于是事情停止。《录》说：中领军的话，难道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吗？当时魏已经革故，晋正要鼎新，稽康、阮籍那样的风气，在末世尚且不能听闻，何况新建的国家呢？假使把这番议论让武帝听到，武帝一定会听从，把它制定为固定制度，列入礼官掌管，并通行天下。即使不能完全恢复先王旧制，也必定不至于随流俗而败坏。可惜傅玄的考虑没有达到这一层。后来终于形成王何禁锢风俗、江左承袭流弊的局面，不仅不能实行三年之丧，甚至连期服、功服期间也不停止音乐。这些事情，诸位臣子不能辞去责任。泰治四年三月，晋太后王氏去世，晋主居丧完全遵循古礼。安葬后，有司请求除去衰服，诏书说：“接受了终身的慈爱，却没有用多年报答，感情上实在不能忍心。”有司坚决请求，诏书说：“忧患在于不能笃行孝道，不要把毁伤身体看作忧患。前代礼典有质朴和文饰的不同，何必以近世制度限制它，使通行的丧礼反而残缺呢？”群臣请求不止，于是才允许除去衰服。然而仍然穿素服直到三年期满。《录》说：太后是王肃的女儿，诵习《诗经》《论语》，尤其精通丧礼。所以武帝说：“我本来出身儒生之家，传承礼法已经很久，哪里能一旦之间就改变？”可见武帝所学习听闻的传统非常久远。窦后、景帝崇尚黄老而轻视儒家行为，能够和他相提并论吗？《魏史》说：太和十四年九月，太后冯氏去世，魏主五天不肯把粥水送入口中，以至于哀毁超过礼制。中部曹华阴人杨椿进谏说：“圣人的礼，虽使人哀毁，却不使人毁灭生命。即使陛下想要在万代中表现自己的贤德，那又将宗庙怎么办呢？”皇帝被他的话感动，于是进食一碗粥。《录》说：魏主的哀痛毁伤，实在是天性使然，其间并没有勉强矫饰。说他是想在万代中表现自己的贤德，并不是这样。于是王公上表请求及时确定陵墓区域，诏书说：“奉侍梓宫，还希望能长久相伴；迁葬山陵，是我尚且不忍听闻的事。”十月，王公再次坚决请求，于是安葬在永固陵。《录》说：诸侯在五个月内安葬，安葬后在中门外搭倚庐居住。魏文帝的话虽然还没有通达礼的普遍旨意，却暗中符合礼的遗意。可惜最终迫于群臣多次上表而改变。太尉丕等进言说：“臣等年老无能，历来侍奉多位圣主。国家旧事，我们颇为熟悉。希望陛下抑制至亲至痛的感情，奉行旧典。”魏主说：“祖宗专心于武略，还没有修明文教。我如今仰承圣人教诲，希望学习古道；考察时势、比较事理，今天与先世也不同。” 《录》说：这正是所谓有所承受、因而有所因循的意思；国家举措动辄不能如意，专门就是因为这类议论。假如不是豪杰之主，谁能不被迷惑呢？魏主又说：“我认为中世之所以不能实行三年之丧，大概是由于君主去世、继位之主刚刚即位，君德尚未流布，臣下之心也没有归服。所以自身只穿一身表冕，举行即位礼。我确实没有德行，但在位已经超过一纪，足以使亿万百姓知道已有君主。在这样的日子里，如果不能满足片刻追慕之心，使感情和礼制都失去，难道不是深可痛恨吗？我之所以眷恋衰绖、不听从你们的请求，实在是感情上不能忍受，哪里只是苟且逃避唾骂嫌疑而已。” 《录》说：这尤其可以看出他通达人情、明白大体，不是草率任性、竞相表现感情的人所能相比的。即使古代英明的君主，又怎么能超过他呢？群臣又说：“春秋祭祀不能废止或缺失。”魏主说：“先朝只是让有司代行祭祀，朕承蒙慈训，才开始亲自致敬。如今上天降下惩罚，人与神都失去了依恃；想来宗庙之灵也会报答从前的祭祀。若贸然举行荐飨，恐怕违背冥冥中的旨意。况且平日公卿常说四海安宁、礼乐日日更新，可以与唐尧、虞舜相比；如今却想苦苦夺去朕的志向，使我不能超过魏、晋，这是什么缘故呢？” 《录》说：三年之丧，是人子的大节，不能事后追悔。四时祭祀，是国家的常事，可以日后补行。魏主可以说没有被缓急轻重迷惑。秘书丞李彪又说：“如今虽然安定，但江南还没有归服，漠北还没有称臣。臣等仍然怀有意外祸患的忧虑。”魏主说：“鲁公戴着丧服随军出征，晋侯穿黑色丧服击败敌人，本来就是圣贤所许可的。如果有意外，即使越过丧服行军也没有嫌疑，何况只是穿衰麻呢？怎么可以在安宁的时候预先考虑军旅之事，因而废弃丧纪呢？” 《录》说：后世把军旅情况下的例外，施行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即使儒者也不能免除这种弊病，难道不是魏文帝的罪人吗？太尉丕等又说：“魏家改变制度，尤其忌讳太后去世后，三个月一定要到西方迎神，到北方禳除邪恶，完备地举行吉礼。”魏主说：“如果能够用道义侍奉神灵，即使不迎接，神也会自行到来；如果失去仁义，即使迎接也不会来。这是平日都不应举行的事，何况正在居丧呢？” 《录》说：这就是魏主所以能够断然实行以夏变夷的原因。诸位臣子难道不惭愧吗？难道不惭愧吗？魏主又问尚书游明根、高闾等说：“圣人制定卒哭之礼、改变丧服，都逐渐夺去人的私情。如今才过十天，就说要改行吉礼，难道能不令人悲伤吗？”他们回答说：“超过一个月便安葬，安葬后就改行吉礼，这是金册留下的旨意。”魏主说：“金册的旨意和诸公的请求之所以如此，是担心废弛政务罢了。朕如今不敢默默不言而荒废庶政，只想废止衰麻而不行吉礼，朔日、望日尽情哀悼。如果不允许，朕就除去衰服，拱手沉默，把政务交给冢宰。两件事之中，任由公卿选择。”明根说：“沉默不言，大政将会荒废。谨顺圣心，请允许陛下继续穿衰服。”

译《录》说：魏的金册，就是汉代的遗诏。金册说超过一个月安葬，安葬后便改行吉礼，也就是诏书中以日代月的文字。然而有时实行、有时不实行，只是因为人的至性不同，所以每件事各有差异。魏文帝年幼便承受宏大的基业，早早显露出欢悦圣明的风范；他没有经过明师、贤傅的教导，却能够仰慕人伦的高尚事迹，实行旷古未有的礼行。看他一次次询问、一次次回答的话，足以彻底打破群臣百官的疑惑。这样看来，还有什么丧礼不能实行呢？可惜冯太后的威势不是一天形成的，祸患也有逐渐积累的来由；有这样的孙子，她怎么忍心辜负他，反而毒害他的父亲呢？我私下奇怪魏主英明通达、聪敏明察，却不能看透父亲的奸邪，大概魏朝正在惩戒崔浩之祸，专门把隐瞒遮蔽当作宽容，既没有董狐那样直书的史官，最终也少有当面提耳告诫的人；直到《通鉴》才考察天象，稍微透露其言，《纲目》才直书其事。唉，已经来不及了。因此有国有家的人，不应当一味息事隐瞒，而应当担心人们不知道；不应当一味压制细微迹象，而应当担心人们不明白。之所以不顾忌讳，把幽暗艰难之事完全揭露，大概就是这个缘故。于是使恩惠施加在不应受恩者身上，使厚待施加在不应厚待者身上。上下数千百年，只有这一时一事遭遇如此，难道不是通达礼义中最可痛恨、最可痛恨的事情吗？” 太和十五年九月，魏主在宗庙举行祥祭。有司上奏说应当占卜，诏书说：“占筮求吉，既违背敬重祭祀之事的志意，又违背长久追慕的心情。如今只在晦日前一天举行。夜里住在宗庙，率领群臣哭泣。已经换穿缟衣、戴缟冠、系革带、穿黑鞋；侍臣换穿黑色服装，系白绢、穿单衣、系革带、穿乌鞋。于是哭泣，整整一夜。第二天，换穿祭服，戴缟冠，系素纰白布，穿深衣、绳履；侍臣去掉白绢，改戴帽子。祭祀后，出庙站立哭泣，很久才回来。十一月举行谭祭，开始穿一表冕。冬至在园丘祭祀，接着在明堂祭祀；临幸太华殿时，戴通天冠，穿绛纱袍，以飨群臣；悬挂乐器而不演奏，率领百官把神主迁入新庙。” 《录》说：考察太和十四年庚午九月，魏太后冯氏去世；十五年辛未九月，魏主在宗庙举行祥祭；十一月，魏主举行谭祭，于是穿衮冕，把新神主迁入宗庙。这样看来，只过了十五月罢了，并不是古礼中“中月而谭”、二十七个月的制度。后周高祖建德三年三月，周太后叱奴氏去世，周主居倚庐，早晚只进一溢米。卫王直和齐王宪暗中议论他饮酒吃肉。周主说：“我和齐王不同。我们生来都不是正嫡，只因我的缘故，才一同袒衣括发。你们应当为此惭愧。你们是太后的亲生儿子，特别承受了慈爱，只应当自己努力，不要议论别人。”安葬时，周主亲自前往陵所，诏书说：“三年之丧，上达天子；但军国事务重大，必须亲自听理朝政。至于哀麻之节、倚庐之礼，都依照前代典制，以表达无穷的哀痛。百官应依照遗令。”安葬后，周主请求除丧，公卿坚决请求依权宜制度，不予允许，最终实行三年丧制。五服以内，也命令依礼办理。《录》说：胡氏说：“周高祖穿衰麻、居倚庐，最终完成三年丧制，是最贤明的行为。然而推明普遍的丧礼只限于五服以内，不涉及群臣，这不是向天下宣示、在天下彰明其义的做法。”我认为并非如此。之所以议论纷纷、彼此争辩，正是因为想率领天下人共同实行三年之丧。人的心情各不相同，亲疏也各有差别。儿子出生三年后，才免于依偎父母的怀抱；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其中的义理本来就不同。又想让普天之下、四方之内的人都奔走悲号，如同父母去世一样，这不是上古尧舜时代的做法。汉文帝、宋仁宗也没有这样做，何况只是太后的私人亲属呢？周高祖不废止这种言论，也不责求所有人都做到，只是求得自己尽情表达哀痛罢了，君子不可以轻易议论他。至于游幸、出兵等事情，我没有什么可取的。” 《唐史》说：贞观四年，突厥颉利可汗来到长安。太宗登上顺天楼，盛大陈列文物而引见他，把他安置在太仆寺，优厚地供给衣食。上皇听说擒获颉利，感叹说：“高祖被围在白登，不能报仇。如今我的儿子能够灭掉突厥，我托付的人得当了，还有什么忧虑呢？”于是召太宗和十多位贵臣以及诸王妃主，在凌烟阁置酒。酒兴正浓时，上皇亲自弹琵琶，太宗起身起舞，公卿轮流起身祝寿，直到夜里才结束。《录》说：上皇因为太宗能够灭掉突厥就认为托付得人，这是多么没有人情啊！孔子说：“以正直报答怨恨，以恩德报答恩德。”所以突厥的士马曾经资助唐朝的力量。起初，突厥大概是唐朝腹心中的托付、如臂如指的援助；后来唐朝一旦依仗中国强盛，就把漠南之地全部夺去。君臣父子之间，本以为永远没有外患，却不知道萧墙之内的祸患反而比戎狄更深。假使上皇念及从前的恩情，劝太宗兴灭继绝，为什么不归还突厥故土、返还其妻儿，如同孟子辅立国君然后离去那样呢？这样夷夏的尊卑秩序既然分明，大唐的恩威也会更加显著；上天赐福于唐朝，当然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太宗不知道这个道理，转眼之间，子孙也颇为凶残，仿佛只是报答和施加之间的循环罢了。这样看来，上皇今天的喜悦，难道不会成为君子日后的叹息吗？” 贞观七年十二月，太宗随上皇在旧未央宫置酒。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吟诗。随后笑着说：“胡人与越人同为一家，自古以来从没有过这样的事。”太宗捧酒祝寿说：“如今四方夷族都入朝称臣，都是陛下教诲的结果，不是臣的智力能够达到的。从前汉高祖也跟太上皇在这座宫殿置酒，妄自夸耀自大，那是臣所不取的。”上皇大为高兴，殿上众人都呼喊万岁。《录》说：太宗认为汉高祖妄自夸耀自大，这话对吗？突厥曾经使上皇屈服侍奉，他们之间的身份本来悬殊。如今却说胡越成为一家，不仅反过来使曾经侍奉的对象称臣，太宗的自夸自大又怎么样呢？太宗曾经因为子路背米供养父母、能力赶不上而引以为憾，怎么会借胡越一家来取乐呢？《诗经》说：“陈列好簋豆，饮酒欢乐。”只有这样，才可以说尽到了天伦之乐；否则都只是夸耀自大的行为。《宋史》说：仁宗天圣七年，章献太后将要在冬至接受朝贺，天子率领百官祝寿。范仲淹任秘阁校理，上疏恳切劝谏说：“在宫内奉养亲人，自有家人的礼节。若与百官同列，面向南方接受朝拜，不能作为后世的法则。”

译宸妃李氏去世时，吕夷简任首相，上奏说：“礼制应该从厚。臣身为宰相，宫内宫外的事情都应当预先听闻。请发哀，成服，准备宫廷仪仗安葬她。”有诏令凿开宫城墙以便出柩，吕夷简说：“凿墙不是丧礼，应当从西华门出。宸妃生育了圣上，而她去世时丧礼却不完备，日后一定有人承担罪责。不要说我今天没有进言。”后来太后去世，荆王元俨把宸妃的事情告诉皇帝说：“陛下是宸妃所生，宸妃是非正常死亡的。”皇帝这才知道自己是宸妃的儿子，于是号哭悲痛，多次下诏自责，追赠谥号为“庄懿”，前往洪福寺祭告，改换梓宫，亲自打开棺木查看。宸妃以水银敛葬，所以面色如同活着，冠服也像皇后。皇帝叹息说：“人们所说的话果然可以相信啊！”于是更加厚待刘氏。《录》说：前代正直之士有话说，章献太后临朝十多年间，天下安定，吕夷简的功劳很多。又说，范仲淹评论祝寿的仪式，即使晏殊也不明白其中道理。这是为什么呢？大概保护太后的功劳，人们难以明说；而抚育皇帝的恩德，则像昊天一样无穷。所以吕夷简极力说礼制应当隆重，实际上是暗中确定事情的开端。假如像方仲弓那样请求建立七庙、拜谒太庙、逐渐穿用衮冕，势头就无法遏制。因此范仲淹极力主张礼制应当从简，是为了预先谨慎地处理结局。假使这两位大臣身处英宗时代，一定会有人主持濮庙之议，那么聚集争辩的事情或许可以避免。说他们的功劳很多，而他们的议论却难以理解，原因可能就在这里。英宗治平二年，下诏讨论尊奉濮安懿王的礼制。知谏院司马光认为皇帝一定会追尊生父，曾借奏事进言：“汉宣帝作为孝昭皇帝的后嗣，始终没有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帝上继元帝，也没有追尊钜鹿南顿君。这是万世的法则。”不久韩琦等上奏，请求下诏，让礼官和待制以上官员共同议论。翰林学士王珪等没有人敢先开口，司马光奋笔写道：“作为别人的后嗣，就应当成为他的儿子，不能顾念私人亲属。濮王应当依照期亲尊属的旧例加封，称为皇伯，给予高官大国，使尊荣达到极点。”众人认为他说得对。王珪便命令官吏把司马光亲笔所写的意见整理成案，上奏说：“先王制定礼制，尊贵的对象不能有两个。如果对那一方的恭敬、亲爱之心有所分散，就不能专一于这一方。因此秦汉以来，帝王从旁支入继大统，有的推尊自己的父母为帝后，都被当时人认为不当，受到后世讥刺。臣等不敢以此作为圣朝的法则。前代入继的皇帝，大多是在宫车晏驾之后，由臣下提出拥立之策；不像仁宗皇帝年岁尚未衰老，深知宗庙的重大，敬承天地之意，在众多宗室中选择圣明之人，授予他大业。” “陛下亲自成为先帝的儿子，然后继承大统，拥有天下。濮安懿王虽然与陛下有天性的亲情和抚养顾复之恩，但陛下之所以身穿衮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都是先帝的德泽。臣等私下认为，濮王应依照先朝期亲尊属的封赠制度，给予高官大国；谯国、襄国、仙游三位夫人都封为太夫人，这样才合乎古今。”□□□□上奏说：“王珪等人的议论还没有详定。濮王应当称作什么亲属，名号与不……口……”濮王对于仁宗是兄长，对于皇帝应称皇伯而不称名。参知政事欧阳修引用《丧服大记》认为：作为别人的后嗣，为自己的父母降服三年为期服，却不抹去父母的名号，这说明服制可以降低，而名号不能抹去。如果把本生父母改称为皇伯，历代敬奉前世，都没有典籍依据。进封大国，又没有礼制规定可以增加爵位。请下令尚书省，召集三省、御史台议论上奏。不久太后亲自下诏，把濮王尊为濮安懿皇，称他的亲属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为后。” 《录》说：孟懿子曾问孝，孔子告诉他不要违背礼；滕文公问丧礼，孟子告诉他要尽情表达哀痛。圣贤的话，本于人心而容易看见，推原天理而容易明白，不故意建立过分分别的言论，也不提出矫正社会、异于世俗的主张。因此听的人看不出其中有忿怒乖戾而难以遵从，实行的人也不觉得它有所阻碍而难以进入；这就是它们能够写在简册上、万世不发生弊病的原因。宋朝的濮议之所以在当时聚集争论、给后世留下祸患，实在是因为诸位贤者的论说分别得太过，矫枉过正，不能像圣贤那样含弘广大、浑厚而不露。从今天看，司马光、王珪的话是正确的；然而《丧服大记》的说法并非没有依据，不抹去父母名号也并非没有典章，而改称皇伯的名号没有征据，难以立即遵从。欧阳修、韩琦的话有道理；然而万代帝王的大统确实不能忽略，本宗百世相传的根本确实不能改变，作为后嗣不得顾念私人亲属也确实可信，既然可信，也难以立即更改。甲方正确而乙方错误，彼方可行而此方不可行，所以关键只在于各自竭尽自己的内心罢了。假使英宗向上思念艺祖建立的万世不可动摇的基业，直接承接尧舜以来相传的大统，那么从前所守护的是一个人一件事，如今所主持的是万国九州；由此可知，天子是天下最大的尊贵，即使想顾念私人亲属，也无法做到。” “其次想到仁宗从庶民中选拔他，把他置于亿万百姓之上；过去他所侍奉的是父母的温清定省，如今所侍奉的是郊庙社稷。由此可知，一个人的身体是一切政务的根本，即使想深切怀念抚养顾复之恩，也无法做到。如今皇帝的本心还没有明确，议论便彼此窒碍：你认为拥有天下是先帝的德泽，他认为应当确立伦理次序、各得应有的名分；你认为应给予高官大爵、使尊荣达到极点，他认为亲属应因儿子的尊贵而尊贵，应该依从最高礼典。因此，天性的亲情和抚养顾复的恩德，不必等待别人来说明；但拥立之策和继承大统的义理，只可在感动而怀念它时有余，在争论而分析它时则不足。到最后，越争论越穷尽，越更改越失当。实在是千古以来不寻常的义理、尚未解决的疑问，只因不能以大圣大贤为师法来端正人心。如今又哪里还来得及呢？” 孝宗即位后，尊高宗为太上皇帝，尊皇后为太上皇后，二人同居德寿宫。有一天，孝宗穿着袍服、鞋履，步行出祥羲门，冒雨扶掖着随从前往，到了宫门也没有停下。太上皇多次挥手辞谢，仍命左右扶掖孝宗回去。随后高宗回头对侍臣说：“如今把大事托付给了合适的人，我没有遗憾了。”

译《录》说：所谓“把大事托付给合适的人”，上关系到宗庙社稷，下关系到土地人民，并不只是继承先志、承办政事而已。唐太宗说：“雪洗前代的耻辱，以报答百王；铲除凶恶，以报答千古。”这层意义，大概就是当时所承担的托付之重吧。孝宗果然锐意恢复，倚重张浚如同长城，判断敌人的势力不如秦桧，奋然认为向金人称臣是无礼、议和是错误的策略，确实可以说找对了人。可惜对外用兵的愿望只是急切，卧薪尝胆却难以坚持到底。符离之败使他先受挫，思退的奸计又在后面阻挠；虽有奋发图强之心，却没有实现复兴的功效。这就是君子感叹成功难以取得的原因。隆兴元年春正月壬辰朔日，皇帝在文德殿接受朝贺，随后到德寿宫朝见太上皇和太上皇后。从此以后，每年都以此为常例。乾道七年，太上皇七十岁，皇帝奉上二圣尊号为：“光尧寿圣宪天体道太上皇帝”“寿圣明慈太上皇后”。淳熙十二年，太上皇增寿至八十岁，又奉上二圣尊号为：“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太上皇帝”“寿圣齐明广慈太上皇后”。举行大庆礼，并大赦其余罪犯。每年还随驾前往聚景园、玉津园、四圣观等处，不能一一列举，尊崇奉养到了极点。永新刘氏说：孝宗奉养高宗，考察史册，其礼文和感情都十分周到，从开始到最后从不懈怠，可以说儿子奉行孝道没有缺失。有人说，孝宗以旁支身份继承帝位，对于自己所继承的父亲，高宗把这份无可估量的基业留给了他，并将传之无穷，他对此的感受怎么会不深呢？说他因为感动才做到孝，是认为感动能够使人行孝；担心所继承的父亲认为自己不亲近他，于是勉励自己承受这份责任，是认为勉励能够使人行孝。前代英宗作为后嗣，未能完全尽到为人后嗣的道义，君子对此感到忧虑。孝宗难道会对此没有鉴戒吗？说他因为鉴戒才行孝，是认为并非出于本心自然如此。唉，这是什么话！君子取用一个人，只看他最终归于善罢了。如果因为他的善行是受到感动才有的，就不推重他，那么难道要取用那些没有受到感动、因而不行善的人吗？如果因为他的善行是勉励自己才有的，就不推重他，那么难道要取用那些没有勉励自己、因而不行善的人吗？如果因为他的善行是有所鉴戒才有的，就不推重他，那么难道要取用那些没有鉴戒、因而不行善的人吗？率领天下人群起趋向不善的，正是这种说法。《录》说：我看高宗、孝宗两朝，父子天伦之乐贯穿始终。从隆兴、乾道直到淳熙，中间二十五年，不只是尊敬尊长、亲爱亲人，做到父父子子，由一人承顺而已，而且获得了天下万国的欢心。想来当时典章文物的盛美、揖让进退的礼仪，是怎样的盛况啊！也不只是身为太上皇、儿子成为天子，尊贵至极、无与比肩而已，而且还享有八十岁的高寿。想来那苍老的面容、白鹤般的头发，年高而尊贵；黄耆、台背那样的老年德望，又是怎样的情景啊！自尧、舜、禹相互揖让禅逊以后，果真还有这样的人吗？或许高宗禅位，是出于至公无私之心，所以天给予他的报偿极为丰厚，使他享有长寿、福禄之盛。孝宗的盛德远远超过寻常，所以礼数的降临也格外隆重。普通人以窥测他人内心的想法，认为孝宗是因感动而能孝、因勉励而能孝、因鉴戒而能孝；这种看法不是迂腐，就是出于嫉忌。唉，后世纷纷的祸乱，大概就是由此而起，使后世不能避免吧。太上皇帝去世，皇帝号哭、顿足跳跃，连续两日不进膳，对王淮等人说：“从前晋孝武帝、魏孝文帝都实行三年丧，难道有什么妨碍听政的地方吗？”王淮回答说：“晋武帝虽然有这个意思，后来宫中只采用了穿缌衣、戴练冠的做法。”皇帝说：“那是当时群臣不能顺从成全罢了。由我开创先例，又有什么妨害？”王淮说：“临朝御殿时，君主穿衰服、戴丧冠，群臣却穿吉服，这样可以吗？”皇帝说：“自有降等的办法。”于是王淮退出。宫中批示说：“已故太上皇帝突然抛弃至亲，朕应当穿丧服三年；群臣则自行遵守按月折算丧期的法令。”百官五次上表，请求皇帝回到宫中听政，皇帝都不答应。二月辛丑日举行禫祭，百官除去丧服；群臣三次上表，请求皇帝临殿听政，皇帝仍不答应。十一月戊戌朔日，皇帝前往德寿宫。从此每逢朔日、望日都这样做。皇帝开始穿素服在延和殿处理政事；前往德寿宫时，则穿衰服、戴丧冠，像起初一样扶杖。十五年春正月丁酉朔日，皇帝前往德寿宫，在灵几筵前行礼。夏四月，把高宗的神主附祀于太庙，诏书说：“朕前些日子下令要穿衰服三年，群臣多次请求朕临殿改服。因此朕穿布衣素服在内殿处理政事，虽然已过了禫祭，还是勉强听从群臣的请求。然而考察典礼，内心实在不安；实行到丧制终了，才算接近古礼。” 应当体察皇帝至诚的心意，不得再有所请求。宰相留正说：三年之丧，是天下共同遵行的丧制。汉文帝开始改变古道，景帝又不遵循典礼，后世沿袭下来，丧期制度于是废弃。晋武帝想要伸张个人的哀慕之情，最终却被裴秀、傅玄的主张阻止；北魏孝文帝能够依照古制实行，尚且没有完全符合亮阴遏密的礼制，其余的就没有什么值得议论的了。按月折算丧期的说法，起初由应劭提出，浅陋的儒生沿袭它，后来竟断定为二十七日的制度。先王的礼制既然已经大坏，即使有明智的君主、贤能的辅佐，也害怕改变旧制，于是因循相袭，实在可叹。寿皇思慕亲人的孝心，根源于天性；奉事亡亲的敬意，发自至诚。即使圣上正值壮年，身体尚未衰毁，群臣又多次请求按期改服，而皇帝的决心早已确定，坚定不疑。山陵之事完成后，退下来奉守灵几筵，穿衰服戴丧冠三年，以终丧制，千年以来只有这一人做到如此。《录》说：这是孝宗笃守君统与宗法大义，不因一丝一毫的私人亲情而改变心志。因此史臣赞美他，认为皇帝所奉行的孝道是无愧的。我曾考察此事：绍兴十三年，秀王去世，孝宗受命解除官职服丧；那是在即位以前。乾道三年，秀王夫人张氏又去世，孝宗在后苑成服；那是在即位以后。可见他从未改易称呼，把秀王改称为伯父。至于理宗追尊自己的生父希炉为荣王，生母全氏为国夫人，并让他们的儿子承袭封爵、奉祀，这也没有给生父加尊号使他成为皇帝。那些争论濮王称号的人，本朝尚且没有依照他们的意见定为成例，何况后世呢？只是群臣聚集争论，各人都以自己的意见为贤，实在不如道学大明、人心归正为上。读者不可不知道这一点。《元史》说：廉希宪在至元初年任中书平章政事，母亲去世后，他率领亲族实行古代丧礼，三日滴水不进；悲痛时呕血，不能起身；睡在墓旁用草和土搭成的庐舍中。宰执认为丧制尚未确定，想竭力劝他起身任事，便一同来到他的庐舍处；听到他不断的号哭悲痛声，最终不忍心开口。

译《录》说：元朝本来有夷狄的风俗。按金革之制的惯例，本不应当这样；丧制尚未确定，他却能全心实行古礼，一意坚持到丧期终了，这说明哀情可以压倒外在制度，而夷狄的风俗也不能不改变。孝道既然能够通达神明，难道不能感动同僚朋友吗？至于没有学习军旅之事，却甘心遵循金革之制，这又是希宪的罪过了。本朝胡居仁从小就极其孝顺。父亲生病，病情严重时，他尝父亲的粪便来察验苦甜。当时丧礼已经废弃很久，他却独自毅然实行。起初水和汤都不入口，哭踊时常常昏厥，过一会儿才苏醒；时间久了，因哀毁而骨瘦如柴，非要扶杖不能起身。三年不进入寝室。送葬的礼仪、祠堂的设置、每月朔日的荐献、四时的祭祀，全都遵循古礼。了解他的人知道他特立独行，不了解的人却常常讥笑他。然而士大夫们后来逐渐知道先生的实际品行，才从此推究他的本心。他即使在屋漏之中，夫妻相对也像宾客一样恭敬；一筐笋也分配得极其严明，终身不相混乱；侍奉兄长极为友爱，兄长外出归来，每当走近门口，他便亲自调药；厚待宗族，教训子侄从不倦怠；接待宾客时，穿深衣、戴巾、着鞋，整日庄严肃穆，但性情宽厚和蔼，谈论从早到晚，人们也往往乐意听从他。《录》说：曾子说：“内心真诚，必然表现于外。”所以君子尤其谨慎地对待独处的时候。难道有像胡居仁这样主于敬，却不笃实地亲爱亲人的人吗？说“认识先生的真实品行从此开始”，大概也只是认识到他的粗略表象罢了。《弘道录》第三十二卷完。《弘道录》第三十三卷。礼。夫妇之礼。《礼记》说：婚礼，是将要使两个姓氏结成婚姻之好；对上可以奉祀宗庙，对下可以延续后代。因此君子重视它。所以婚礼中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等礼仪，都由主人在宗庙中设筵席、摆几案，并在门外拜迎宾客；进入宗庙后相互作揖谦让，然后登堂，在宗庙中听受命令，这些都是为了恭敬、谨慎、郑重而端正婚礼。新郎新娘共用一牲同牢而食，以黏合之物相互酬酢，是为了使身体相合、身份尊卑相同，并因此亲爱彼此。先恭敬、谨慎、郑重而端正，然后才能亲爱，这是礼的大体，也是用来形成男女之别、确立夫妇之义的。天一亮就起身，妇人沐浴以等待。天刚亮，赞礼者引导新妇拜见舅姑。新妇拿着笲，盛着枣、栗和脯修来拜见。赞礼者以醴酒礼敬新妇，新妇祭献脯醢。祭献醴酒，是完成妇礼。舅姑进入内室，新妇献上特牲小猪，表示明白妇人的顺从。第二天，舅姑共同宴享新妇，依一献之礼奠酒酬答。舅姑先从西阶下堂，新妇从东阶下堂，以表示取代旧妇。完成妇礼、表现妇顺之后，又用“取代”的礼节加以重申，是为了更加郑重地要求妇人顺从。妇顺，就是顺从舅姑，和睦室中众人，然后合于夫。这样才能完成缫丝、纺织、布帛等事务，审慎地管理储积和仓藏。因此妇顺完备后，内室才能和谐有条理；内室和谐有条理，家庭才能长久。所以圣王重视婚礼。《录》说：婚姻大义之所以把婚礼放在前面，是因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君臣上下的礼义才有安置的地方。夫妇之道，没有比它更先的。所以既说君子重视婚礼，又说圣王重视婚礼。不过其中微妙的言辞、深奥的意义，都反复申说于一件大事之中。凡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都各有赞礼者相助，是为了恭敬、谨慎、郑重、端正，并不是一项礼节做完就算了。后世却轻视这些礼仪，只举行一次奠礼，甚至亲迎之礼尚且不能做到；这就是婚姻尚未配成便轻视祖先，尚未交合便轻慢妇人，厌恶知时倡和，忽略再婚重配，实在不可取。所以《录》记下这些内容，以保存其中的意义。《尧典》说：尧把两个女儿下嫁给舜，让她们成为虞舜的嫔妃。《录》说：《震》卦是一索，《离》卦是再索，都是以一个阳爻处在两个阴爻之间。尧将使舜由《震》承接《离》，所以把两个女儿一同嫁给他；后世天子的婚礼确定为九女。九是阳数。按照这个意义，尧嫁女儿也必然有其道理。《易·归妹》说：帝乙嫁女，正妻的衣袖反而不如她的娣妾衣袖华美。《录》说：帝乙端正婚姻之礼，彰明男女之别，应该没有什么比分清嫡妾更重要的了。至于正妻的衣袖不如娣妾华美，是因为礼以质朴为根本，妇人以德行为贵。只有没有德行的人，才徒然凭借华美的服饰夸耀于人，以淫邪恶行和毁坏礼法为能事，却从不知道羞耻。所以看正妻衣袖不如娣妾，便可知道商道兴盛的原因；看那些争宠、奢侈、以华服炫耀于人的行为，便可知道殷俗灭亡的原因，不仅如此。宋太祖告诫永宁公主不要穿贴绣衣服、佩铺翠首饰；而赵飞燕甚至用黄金装饰鞋子，这样又能有多久可以善终呢？《诗经·大明》说：大国有位女子，是上天的妹妹；文王确定了吉祥的婚事，亲自到渭水迎亲，造舟连接成桥，光彩多么显赫。《录》说：尧把女儿下嫁，是舜承受帝位的开端；文王娶太姒，是接受上天命令的开端。于是为他们造舟、架桥。这可以看出他们的威仪气象远远超出一代的制度，于是便承受了天子的礼制。后来鲁国掌握周礼，哀公却把一顶冕当作尊贵，不知道造舟才是真正的光彩；把拥有千辆兵车当作尊贵，不知道上天的妹妹是多么难得。这就是为什么孔子对此忧愁感叹，而最终没有实现真正显赫的光彩吧。《周南》说：葛藤蔓延啊，铺展到山谷中；叶子多么茂盛，黄鸟飞翔，聚集在灌木上，鸣声啾啾。葛藤蔓延啊，铺展到山谷中；叶子茂密幽深，割取它、煮治它，织成绵、制成絺，穿在身上没有不合宜的。告诉女师，告诉她我将要归宁；略微洗涤我的私衣，略微洗涤我的外衣。什么时候可以归去，回家安宁父母。《录》说：所谓天上的妹妹，并不是因为她地位崇高富贵便不可超越。正是因为她自己富贵却能勤劳，自己尊贵却能节俭，年长而能恭敬，不懈怠于师傅的教导；已经出嫁却仍孝敬父母，不因出嫁而衰减。后世如果妇人没有公事，便停止养蚕织布，就与《葛覃》所说的情形不同了；如果把鼎、铛、玉石、珠宝、黄金当作玩物，就与“穿之无斁”所说的情形不同了；如果大夫夸耀珍宝，使我心中忧愁，就与“告诉师氏”所说的情形不同了；如果齐国女子出嫁，随从如云，就与“归宁父母”所说的情形不同了。王姬下嫁诸侯，车马服饰如此盛大，却不敢倚仗尊贵而对夫家骄傲，所以诗人赞美她说：为什么那样茂盛？像唐棣的花。为什么不恭敬地驾驭？那是王姬的车。为什么那样茂盛？花朵像桃李。她是平王的孙女，齐侯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