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二十七

译束莱先生吕祖谦，是吕夷简的第六代孙。他承继家庭学问，得到中原文献的传承。年长后更加跟随林之奇、汪应辰、胡宪交游，后来又与张栻、朱熹交友。他研讲探求越来越精深。曾读到陆九渊的文章，很喜欢，却没有见过本人。恰逢主持礼部考试，偶然得到一份试卷，说：“这一定是江西小陆的文章。”揭开姓名后果然如此，人们都佩服他的精鉴。此前书坊有一部书，名叫《圣宋文海》。学士周必大说其中取舍多有差错，恐怕难以流传后世，何不交给馆职官员选定编纂，成为一代的文献呢？孝宗于是命吕祖谦负责此事。他把收录断在中兴以前，尊崇典雅、排斥浮华，编成一百五十卷，进呈皇帝，皇帝赐名《皇朝文鉴》。他的学问以关洛之学为宗旨，同时广泛考查典籍，范围无边无际。他心平气和，不树立门户、压制异说，当时英伟卓异的士人都归心于他。他年轻时性情急躁，有一天诵读《论语》中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忽然觉得平时忿怒怨恨的心情涣然冰释。所以晦翁曾说：“学习如果能像伯恭这样，才是真能改变气质。”他所讲论谋划的，都是要启发万物、成就事务。后来卧病在床，但承担重任、任重道远的志意并未衰退。他治理家庭的方式，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他晚年会见朋友的地方叫丽泽书院，在金华城中。他去世后，郡人就在附近为他建祠祭祀。《录》说：我看濂、洛、关、闽诸家的学问，各有源流，而都在我浙江有所兴起。宋室南渡以后，吕成公得到中原文献的传承，首先加以倡导；此后何基、金履祥、许谦等儒者相继出现，在其中奋发求学，直到本朝青田刘基、浦江宋濂、丽水叶琛、龙泉章溢。太祖曾称他们为四位先生而不直呼姓名，真是文质彬彬、文化郁盛。尤其吕公是倡导此道的地方，不能不特别记载。西山先生蔡元定天生聪颖悟性高。他的父亲蔡发把《程氏语录》和《经世正蒙》等书授给他，说：“这是孔孟正统的源脉。”蔡元定于是深入涵泳其中的义理，长大后辨析论证更加精密。他登上西山绝顶，白天读书，听到朱熹的名声，便前去拜师。朱熹考问他的学问，大为惊异，说：“这是我的老朋友，不应列在弟子之中。”于是与他对床讲论各部经书的奥义，让四方来求学的人先向蔡元定请教辨正。当时韩侂胄设置伪学之禁，想借此清除善类；台谏官顺势排斥攻击，沈继祖、刘三杰接连上疏诋毁朱熹，并牵连蔡元定，蔡元定被贬到道州。他听到命令后不推辞，也不请求，立即上路。朱熹和跟随他游学的人为他饯行，坐在萧寺中，宾客感叹，有人流下眼泪。朱熹暗中观察蔡元定，只见他与平常没有不同，于是感慨说：“朋友相爱的情谊和季通不受挫折的志向，可以说两方面都保全了。”众人说应当慢些走，蔡元定说：“获罪于上天，难道还能向天求进吗？”他拄着杖、穿着草鞋，和儿子沈行三千里，脚都流血了，脸上没有丝毫怨言。到了春陵，远近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士子无不争相赶来听讲；有的名士虽然恃才傲慢，也都恭敬地拜见，执守礼节十分恭谨。他对书无所不读，对事情无所不探究，义理能够洞察本原，下至图书、礼乐、制度，也无不精通；古书中的奇辞奥义，别人不能理解的，他一看就能解释。蔡元定喜欢解释《四书》，以及撰写《易经传》《通鉴纲目》，都曾与朱熹反复讨论、参订。《启蒙》一书，则是朱熹交给蔡元定起草的。蔡元定说：“天地造化的微妙，只有深通义理的人才能认识。”蔡元定去世后，朱熹写文章悼念他说：“精深造诣的见识，卓绝的才华，不可屈服的志向，不可穷尽的辩才，再也不能见到了。” 《录》说：孟子说：“用德行使人服从，是对方从内心喜悦而真诚服从，就像七十名弟子服从孔子一样。”所以陈国、蔡国不能改变孔子，匡地人不能夺取孔子的志向，叔孙武叔不能毁谤孔子，司马桓魋不能伤害孔子，何况一时的浮泛议论和众人的私下评论呢？不过，我私下认为把这件事与今天相比，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为什么呢？宋代末年人心还没有完全丧失，士风尤其还存在，那些排斥、攻击、迎合权势的人还有限。因此士子还知道整顿衣冠、趋近座席，心悦诚服地拜见。如今人心浇薄到了极点，士气非常衰弱，那些挑剔、讥笑、排斥人的现象无穷无尽。如今到哪里不是困在枯涸车辙之中，走在可憎可怕的道路上呢？观察这些的人又应当辨明其中差别。陈同父陈亮才气超群，议论纵横，文章也很有气势，都是一时的豪杰俊士，志在经世济民。隆兴初年，他上呈上、中、下五篇论策，没有得到答复，便退居永康，努力学习、著书。淳熙年间，他到朝廷极力陈述时事，孝宗受到强烈震动，想让他在朝堂上发表意见以激励群臣，便仿照种放的旧例召他入殿，准备提拔任用。曾觌听说后想见他，陈亮却在瑜垣避开了他，曾觌因此不高兴，大臣们也厌恶他的直率，互相阻挠他。陈亮笑着说：“我想为社稷开创数百年的根基，难道要用它来换取一个官职吗？”于是又渡江回去，学问更加广博。自孟子以后，他只推重王通。曾自我评价说：“研究义理的精微，辨析古今的异同，从极细微处探究本心，在分寸之间考察事理，以积累作为功夫，以涵养作为正道。若论细密周详、充实广大，我确实不如诸儒；至于堂堂的阵势、正正的旗帜，风雨云雷一齐发作，龙蛇虎豹变幻出没，推倒一世人的智勇，开拓万古人的胸襟，我自认为略有一日之长。”大概指的是朱熹和吕祖谦。《录》说：我看天下的道理和形势，冤屈如果不达到极点，伸张就不会广大。宋朝自光宗、宁宗以来，议论道学，几乎到了无处容身的地步。他们认为正心诚意的学问，是皇帝所厌恶、所告诫的；谨慎恐惧的学说，只是用来欺骗世人。像陈贾林、史弥远、京镗、胡粹中、沈继祖、刘三杰、何澹、刘德秀这类人，借言论丑诋、攻击道学，挽袖挥臂、任意妄为，甚至把人投逐窜放、逼迫驱逐，几乎没有一天停止，我们的道到这里可以说是受冤屈到了极点。然而他们哪里知道，堂堂的阵势、正正的旗帜已经鲜明地独立起来。转眼之间，理宗即位，尊崇道学，表彰奖励儒风，不仅表扬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也为蔡元定、吕祖谦等贤人振作声气。这样才知道，云雷一齐发作而日月更加明亮，蛇虎化为妖异而凤凰麒麟更加显著，确实足以推倒一世的狂妄轨迹，开拓万古的人心。像陈同父这样的人，难道只是略有一日之长吗？

译《元史》说：草庐先生吴澄自幼聪颖，长大后懂得用力于圣贤之学，著有《孝经章句》，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以及大、小《戴记》。当时朝廷下诏寻求贤才，御史程巨夫推荐他到京师，请求把他所著的书放在国子监，供学者参考。行省官员元明善自负文学，曾向吴澄请问《易》《诗》《书》《春秋》的深奥义理，感叹说：“和先生谈论，就像探索深渊大海。”于是终身以弟子之礼相待。左丞董士选把他请到家中，亲自拿着簸箕为他进食，也说：“先生是天下的士人。”至大元年，朝廷召他任国子监丞。此前许文正任祭酒，开始把朱子的《小学》等书授给弟子，时间久了渐渐失去原来的制度。吴澄到任后，命学生按次序接受学业，早晨起来点燃蜡烛，堂上讲习，天黑才返回，退居私室直到夜深。拿着经书前来询问疑难的人接踵而至，他根据各人的才质反复训导诱发，一直到半夜，即使严寒酷暑也不改变。他制定四条教学方法：一是经学，二是行实，三是文艺，四是治事。他身材瘦弱得好像衣服都承受不起，端正坐着，拱手而谈，气度融和，精神高迈；回答问题连绵不断，使人豁然开朗。他曾著文说：道的广大，本源出于天，神圣之人继承它。尧舜以前是道的“元”，尧舜以下是道的“亨”，朱熹、孔泗、邹鲁是道的“利”，濂洛关闽是道的“贞”。分开来说，上古时代，伏羲、黄帝是“元”，尧舜是“亨”，禹、汤是“利”，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是“贞”吧。中古的道统，仲尼是“元”，颜回、曾子是“亨”，子思是“利”，孟子是“贞”吧。近古的道统，周濂溪是“元”，二程、张载是“亨”，朱子是“利”，那么谁是今天的“贞”呢？他以继承这种文化自任，就是如此。《录》说：我看元朝建立国家以来，没有听说过放下武器讲习经艺、让马休息而讨论道理的事，只是凭借鲁斋、草庐二位先生，上对君主讲说帝王之道，下对百姓传播儒先之说，仅仅能够延续百年的命脉罢了，并没有继承往圣、开启后学的宏大制度，也没有造就宏大的气运。他们用“元亨利贞”比喻古今道统；依我的看法，邵子《皇极经世》的论述更加切近。至于草庐先生，当时的时代和事情大概正如天地严冬，不能认为已经到了天地交泰的时候。《皇明名臣录》说：潜溪先生宋濂幼年跟随乡里的先生、翰林待制柳贯和侍讲学士黄缙学习。洪武初年，他以平民身份被召入朝，授任太子经奉，勉励太子孝顺友爱、恭敬勤敏，读书进德、修治学业，以符合天下人的期望。太祖读到他的书信十分喜悦，赐书嘉奖答复说：“从前先生教导我的儿子，严格地训诫他，这是不谄媚；用圣人的文章法度改变风俗而不拘泥，这是疏通；所守的是忠贞，所用的是节俭，这是得体。”当时他在朝中，凡郊社、宗庙、山川百神的典礼，朝会、飨宴、庆贺，礼乐、律历、衣冠制度，四夷朝贡，赏罚的仪式，以及勋臣名卿彰显德行、荣耀功业的文章，全都由他编次记述。后来皇帝想让他参与大政，他坚决推辞说：“臣年轻，没有别的长处，只专攻文墨，不愿担任实际职务。”他与人交往，平和随和而真诚自然；接引后学，只怕来不及；远方来的人，他提供住处并供给饮食，即使相处很久也不衰减。他内心真诚，外表宽厚，一切都出于正道。他常说：“古人重视德教，并不只是子弟请求老师；做老师的人得到一个英才来教导整饬他，没有不高兴得变了脸色的。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天理和人的常性使人不能自已。” 我晚年得到天台方生。他为人凝重，不受外物迁动；聪颖敏锐，能够洞察各种道理；一发问便写成文章，如水从地涌出、山从地拔起。在喧闹的群鸟之中，可以看见这样一只孤独的凤凰。《录》说：宋濂坚决推辞参与大政，是有道理的。明理与实践，不一定能够兼得。让太子受到教化、使人心向善、建立国家制度、阐发遗留文献，他从容有余；若让他参与大政，则显得力有不足，这是因为时代和事务不同。而他谦逊自守地与人相处，仿佛暗中是在为后世的纲常伦理筹划。想来他平时的议论、门下的讲习，绝不只是讲究辞藻、雕琢文句；至于朝政得失、国运盛衰、储君所负的责任和潜伏的忧患，他都能看见，行动时也一定明白清楚、毫不遗漏。因此后来才能卓然无愧于圣祖的托付和期望，这是当时执政者所不能达到的。正学先生方孝孺受学于潜溪门下。凡理学源流的统绪、人物道统延续或断绝的脉络、盛衰变化的细微征兆、名物制度和度数的详情，没有不研究的；即使细微如一丝，也能融会贯通。长大后，他广泛结交名士，如苏伯衡、胡翰等，深入研究，探究幽深、推求远旨，贯通经史。从修身、整治家庭，到治理国家，任何行动都可以作为师表。他认为：“道落实到事，没有一处不存在。”因此列出应当努力的事项，作《二十箴》；又作《杂诫》三十八章，用来警戒自己。他说：“教化百姓一定要从端正家庭开始。”又作《宗范》九篇，告诫宗族之人。他认为如今的学者承袭前人学问的弊病，偷取现成说法作为文章；杂学者以博杂为通达，志气卑污，议论低劣浅陋、拘谨琐碎，再也没有大人君子的气象。因此他曾奋然起身说：“不能以伊尹、周公的心事来侍奉君主，就是残害自己的君主；不能以孔子、孟子的学问作为学问，就是残害自己的身心。”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推重他的言论，几乎都要放弃原来的学业来跟从他。他对自己的期许，正是上承伯夷、叔齐，下交逢蒙，即使舍生取义，也至死不回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1章〕 《录》说：伊尹、周公用来侍奉君主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不亲近、不顺从不义之事。伊尹把太甲放逐到桐宫；太甲变得贤明后，又把他迎回来。管叔、蔡叔散布流言说周公将要对孺子不利，所以周公诛杀了他们。并不是周公个人要诛杀他们，而是天下人所应当诛杀。孔子、孟子用来做学问的原则是什么？就是有志之士、仁人不会为了求生而损害仁德，而会舍弃生命来成就仁德。孟子说：“生命是我所想要的，义也是我所想要的；但所想要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所以不会苟且逃避。”先辈的讲论与今天相比，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而能够亲身实践的人却很少了？这些难道可以遗漏而不记录吗？

译王忠文公王祎，曾与宋濂一同在柳文肃、黄文献门下游学。当时赞赏他的朋友，如胡教授胡翰说：“他的文章如平山涌出泉水，与黄公的文章如出一辙。”清江胡御史胡行简说：“源流虽然出自黄公，但他深入造诣、独自有得之处超过了黄公。”宋濂则说：“他幼年时所作文章，格局广阔而气势宏大，光彩灿烂，在诸公之间崭露头角；譬如建造高楼，选用的材料很多，基础也因此广大。到他年近三十时，波浪涌起而鱼龙张扬，风雷流动而雨雹聚集，五彩争相明亮，十日一同照耀；譬如台阁已经建成，柱础并列，屋脊高耸，气象更加深沉雄伟。等到他年近四十，文章浑然天成而条理清晰，使人抱着反复探究，品味不尽；譬如厅堂庄严深邃，左边陈列俎豆，右边摆设琴瑟，鸿儒巨公戴冠佩玉，雍容地在那里揖让，而里巷中的平民士人想仰望他的余光也不可得。因此，他的谋略运筹于帷幄，功业显现在治理百姓上，文章用于垂示法则，道学体现于匡正君主，忠义表现在死于职事。这些足以评论王公了。若只拿他因胡惟庸一事遭受厄难来评论，他的完整品格并不只在于此。” 《录》说：我看明朝也是从淮右兴起，所任用的多是文质彬彬、长于文学的人，与贩布匹、屠狗之徒不同。然而这些人都是我浙江的英杰，却不拘泥于乡土；即使与南阳的亲近关系相比，也不彼此顾盼迁就，于是有像华川那样死守节义的人，也有正学先生那样舍生取义的人。与汉初随何、周昌一类人相比，差距何止万倍。推究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们兴起在道学大为昌明之后，所受到的儒学教育和文献熏陶，与汉初从秦朝风习中恢复过来相比，相差悬殊。因此，即使国家处在纷乱初起之时，师友讲习的帮助、学问源流的益处，也确实不可缺少。康斋先生吴与弼二十岁时，见到侯洛渊的《源录》，心中仰慕道。等到读到程明道的著作，也曾产生猎取功名的念头，于是知道圣贤之道确实可以学习，便放弃科举业，谢绝人事，说：“玩味经书，收敛身心，沉潜于义理；看世人所崇尚的科举，不过如此，不足以作为自己的志向。我只想进入圣贤的境界。”居住乡里，举动一定合乎礼法。四方来求学的学者，他都不收束修。善于启发引导，听他讲说的人无不踊跃振奋。他常常勉励学生说：人必须以圣人为志向，学习必须以道为最高目标；进德修业不可越级，必须先从事小学，然后进入大学。读《论语》，读到最终要达到博文约礼；读《孟子》，就要寻回放失的本心，充实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读《中庸》，要谨慎从事存养省察的功夫，逐渐达到中和的极致；明白太极，来认识性的根源；研究《西铭》，来认识仁的本体。《易》尊崇程颐、程颢以前的传统，而鄙弃后世新奇的说法；《书》中的古文义理精深，本来就不能任意取舍。他曾感叹说：“诸书笺注繁多，却没有能够直截了当地上达本原的。”所以不轻易著述。天顺初年，忠国公石亨向朝廷推荐他，朝廷命行人资勃带着书信和束帛到他的住宅。到了以后，授予他春坊谕德，他坚决推辞，不肯接受。皇帝在文华殿召见他，他恳切地以年老为由辞谢。英宗皇帝回头对大学士李贤说：“这个老人不是迂腐空疏的人，一定要让他就任。”吴与弼最终还是没有就职。《录》说：我看康斋先生出仕或退处，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孔子周游列国接受聘用，孟子辗转寄食，直到听说大道盛行以及夏、商、周三代的英才，仍然感慨叹息。他难道不想成为伊尹、吕尚那样的人，使大君有忘却权势、礼贤下士的美名吗？只是自己最终享受三次聘请的乐趣吗？实在是不得已啊。石亨是什么人呢？从职务说，他掌管兵权，并不是负责求贤的人；从权势说，他执掌权柄，并非真有安定天下的诚意；从时势说，正值斗极与苍龙交会之时，并非隐晦退让的日子；从德行说，他已经年老，也不是能够和衷共济的任用对象。假如片刻之间不能决断，灾祸马上就会接踵而来。现在看资勃劝说的话，开始有诚意，最后以恩礼相待，光辉照耀，周洽明盛。吴与弼更加显得荣耀，而他看官职真如同破鞋一般。君臣、朋友之间，可以说是两全其美了。白沙先生陈献章跟随吴康斋学习。康斋教人，多引用伊洛学派的成语，白沙没有得到真正的领会。回去后，他筑了一座台，名叫阳春，每天端坐默处其中，以涵养本原，很少有人见到他的面。他起初志气勇猛锐进，用功有时过度，几乎导致心疾；后来才悟到这样不对。所谓戒慎恐惧，这句话本身并不偏颇，后世儒者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差之毫厘；大概正是为了验证这种弊病而发明的。又经过多年，他才有所心得，说：“从今以后，我的心就像马有了嚼子和缰绳一样，无论动静、应事接物，都能把一切置于眼前、倚于衡器而照察检验，没有一处不在。”他谈论治道，必定说：“天下没有诚意就不能被感动，没有才能就不能治理；必须才能与诚意相合，然后才能治理。教化可以兴盛，人必须先静坐，以养护善端。”他说：“人之所以学习，是想听闻道。若从书籍中求而不得，那么从自己的心中求也可以，何必被外物累着呢？这件事一定要看破。如果看不破，即使每天从事学习，也只是做给别人看的。这个道理一旦认识清楚，作为自己的学问，就会相信诗文等末流习气所造成的各种道路，必须一齐堵断、一齐扫除，不要让胸中留下半点芥蒂，然后善端才可以涵养，静坐才可能有效。始终专一，气象会日益美好，造诣会日益深厚，这就是由近及神。” 百姓每天实行却不知道的道理，从这里才显露出真正的面目。他又对门人林光说：“整天勤勉不懈，不过就是收拾、持守这一心罢了。这个道理涉及极其广大，没有内外之分，没有先后之别，没有一处不到达，没有一息不运行。掌握了这个关键，还有什么事情呢？从古到今、四方上下，都一齐贯通，一齐收束合拢，随时随处无不是如此。这就是充塞于天地之间、三三两两在舞雩之地的道理，正处在勿忘勿助之间。曾点已经稍稍见到活泼的功夫，被孟子一口气点明出来，于是处处都是鸢飞鱼跃。若没有孟子的功夫，突然把这种曾点所见的趣味告诉别人，就好像在说梦话。”

译敬斋先生胡居仁从康斋那里得到心学的正传。退处以后更加充实扩展自己，慨然以古人为期许，担当起此道。认为记诵词章是不足以称道的事情，专心于内在修养，以以忠信为主作为根本，以求回放失之心为要务，认为圣学始终都在于敬，因而以“敬”命名书斋。他端庄凝重，行事合乎准绳、遵守规矩；与人交往，在隐微、幽独的时候，反而更加严谨周密。他的诗说：“谨慎独处，切实探求；切实防范细微的意念。最玄妙、最关键的交会，真正在这里；可以无愧于皇天。”四方来拜师求学的人很多，他筑书屋，名叫“礼吾”，又名“南国监”。后来讲学，曾说：“第一怕的是不能见到真实本体，第二怕的是功夫中途间断。许多资质美好的人喜欢追求高远，进入禅学，放纵言辞而失于空疏，不知道操存省察是什么事情，怎么能够进入道德境界呢？”他与上饶娄一斋、永丰罗一峰、南昌张束、白丽泽在弋阳龟峰、余干应天寺相会。他的著作有《居业录》《敬斋集》。取《易》所谓“修词立其诚”，这就是居业的意义。《录》说：陈献章、胡居仁二人跟从康斋，各有所得：一个因为康斋引用伊洛成语而没有得到真正领会，另一个通过从事敬的功夫而得到心学的正传。然而我看杨月湖答林缉熙的信中说：“白沙喜欢使用隐语。”他所说康斋多引用成语教人、白沙只求自得，恐怕不全面。伊洛的成语，也是伊洛学者自己体悟所得的。后人若想用“自得”来教人，恐怕又会产生一种弊病。又说：“白沙晚年才闻道，只是以笨拙的方式自我修养。”那么现在的学者想求自得，应当以什么为主呢？回答说：以敬为主。以什么为功课呢？回答说：以居业为功课。见得真实，求得笃实，不必担心不能安居于此道、不能积累深厚。既能免除厌学的劳累，也不会陷入末流的过失。假如能够取法于此，就会左右逢源，又何必等待呢？有人说：一旦进入商量讨论，便成为疑惑了吗？学者不可不知道这一点。一峰先生罗伦，眼睛不看邪恶的颜色，耳朵不听邪恶的声音，不以穿坏衣、吃粗食为耻。对人家的儿子说话，就以孝为依据；对人家的臣子说话，就以忠为依据；对做官的人说话，就谈百姓的疾苦。见到一个善人，爱他如同爱麒麟凤凰；见到恶人，就像见到蛇蝎一样厌恶。见到有人饥寒冻馁，就倾尽所有去赈济他。大凡义理所在，他毅然决然一定去做；别人的毁誉、自己的欣喜忧戚，事情的成败利钝，自己的死生祸福，都不在意。起初任翰林修撰时，恰逢大学士李贤的丧事，朝廷援引旧例起复官员，台谏都不敢说话，罗伦私下告诉李贤这是不可行的，又上疏，详细陈述古今起复的不当，坚决要求圣朝以富弼、刘琪为准。于是李贤终守丧期，罗伦反复数千言，始终以天理人心不可压抑为根本。奏疏上达后，他便被罢职。因此天下士人争相自我磨砺，朝廷风气也为之改变；直到罗伦一生结束，台省中再没有起复官员的事情。退居金牛山后，他开门授徒，每天以注经为业，名声重于天下，所到之处人们必定相互招呼前去观看。即使武臣和庸俗官吏，也知道敬仰他。他所交往的都是当世豪杰，谈到先生为人时，必定说：“像青天白日一样。” 《录》说：罗伦之所以成为君子而不是小人，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国家的元气，经过历代圣君培养，到成化年间已经兴盛。所以乾德、开宝年间以前，有不在意温饱的王曾；庆历、元祐年间以后，有独自不戴花的司马光。正因为不在意温饱，后来才有正色立朝的人随之出现；正因为独自不戴花，后来才有以孤忠自许的人随之出现。罗伦哪里是容易得到的人呢？状元魁选，哪一代没有？屈指计算，实际上并不多见。罗文达的那一封奏疏，尤其表现出以德爱人；今世却以姑息为常，这难道不是古今的一大转折吗？他的高官显爵本来就不足为贵，更远远比不上“青天白日”这一名声难以达到。枫山先生章懋从小见识情趣高远，读书求学，与人交往谦恭周到。当时在朝中，罗一峰、庄孔旸、黄仲昭、贺克恭、陆克深、谢元吉、郑克修都喜好古道、仰慕义理。自从罗一峰倡导、章懋应和以后，众人相互激励，一心想使君主达到唐虞盛世的境界，一时朝廷气象顿然一新。不久，因为元夕张灯，章懋与庄、黄一同上奏，大意以培养圣德为根本，触犯皇帝旨意而被斥退，声望却更加显赫，京师称他们为“三君子”，又与罗一峰合称“翰林四谏”。章懋积德深厚，喜怒不表现在脸上，恩怨不积在心里，不把攻伐之言说出口，不把骄矜放纵表现在自身。书无所不读，天下事无不关心，极力探究精微义理，亲身实践，勤勤恳恳地面对世事，不做矫饰。他曾说：“人的形体形成于天地之气，人的本性形成于天地之理。必须使自己的本体同天地一样广大，使自己的作用同天地一样周流，这才可以称为人。谈论学问，必须扩大心胸。心胸广大，万物才都能贯通；必须有穷理的功夫，心才会大；又必须有涵养的功夫，心才会小，不至于狂妄。” 《录》说：自从康斋坚决辞去储弼的任命以后，白沙不把任职视为荣耀，一峰不把状元魁选视为可爱，于是翰林四谏、三君子的名声显著于天下。后来贺吉士也受到这种风气感召而奋起，上疏抗争，解除官职。这是怎样的时代啊！上有仁明的君主，下有许多真正诚信的臣子；然而究竟是怎样得到的呢？正是由于平日穷理涵养的功夫。所以立心广大，不把外物放在心上；操持存养精密，也不以自我满足为念。既然这样，所谓狂妄的人只是不能勉力达到它罢了，难道是别人能够轻视他吗？《录》对此说得很详细。

译张元祯撰写《陈选先生墓表》说：国家太平日久，士大夫大多奄奄无气节。即使偶有气节之人，检点自身的功夫也可能有所不足。所以他们发而为言行时并不光明耀眼，坚持起来也不能长久；像陈公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议论的呢？他立志以古代圣贤自我期许，暗中修养、默默体悟，不求别人知道；他的学问以克己求仁为要领，因此自号“克斋”。读书不把功夫用在文辞上，遇到格言就亲手抄在册子里，作为努力实行的帮助。平生说话仿佛不轻易出口，但看到应当做的事，就勇敢地去做。操守行为严谨，一切都出于诚意。任居此官，就想尽心完成此职；做此事，就想尽心完成此志。把官职的去留、升降、沉浮看得很轻，一心只在百姓和国家，其余都不顾。因此说，陈公有天下都不能夺走的大节，有足以济世的大才，有天下都不能遏止的大勇。他任职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感动。他巡行江西，至今仍受称颂；在南畿、河南任提学时，人们切切感慕；在广东尤其受到推重。离任时，众人希望挽留他，相继为他建立生祠和去思碑。所以陈公名满天下，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谈到当时的正人，必定说陈某。”},{ 《录》说：所谓不能以轻薄态度对待他的人，说的就是陈公士贤。陈公的官位还没有达到最高，入朝时没有妇人忌妒一类的行为，而四方都有公正对待他的心意；像张束白那样正直忠厚，安然退居将近三十年，后来又出仕而获得际遇。孝皇所劝勉的是正学，所讲论的是正传，只因受到优厚宠遇，受到皇帝关注，人们于是就忌妒他。然而这样看来，康斋诸公确实不可没有。朋友之间恳切反复地追念，义理上没有比这更难的事了，所以以此作结。《弘道录》卷第二十七完。校记一：“八”字原作“入”，根据文意改正。校记二：“康”字原来缺失，根据后文补出。校记三：“夫”字疑当作“大”字。《弘道录》卷第二十八。礼。君臣之间的礼。《尧典》说：恭敬明察，文德深厚，思虑周全而安详；确实恭敬，并且能够谦让。《录》说：礼没有比敬更大的。尧、舜承受天命而确立天下的最高准则，史官考察古制并用正确的言辞说“钦”，这就是用来奉事上天的；说“恭”，这就是用来勉励自己的；说“让”，这就是用来加于他人的。其实都没有超出“敬”这一个字而已。召见你舜，询问政事，考察你的言论，才知道你的言论能够取得功绩。三年以后，你终于登上帝位。舜把帝位让给有德之人，不肯继承。《录》说：盛大的德行和功业，果真是由谦让兴起的吗？看尧、舜禅让授受之事，天意和人心都归向他们，自己已经有确定的天命，却仍然谦让不止。后来舜任命九官，于是形成了众多贤臣相互谦让的局面。在殿廷上回答询问时，他们作揖谦逊，叩头行礼，好像连推辞都来不及。大概上面有所喜好的，下面一定会更加喜好。然而，舜把尧的儿子避让到南河以南，这件事果真存在吗？回答说：不对。当时只是因为有“舜让于德，弗嗣”这句话，好事者便创作出这样的说法。如今看《典》《谟》，本来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不足以再把疑说流传下去。帝说：诸位四岳啊，有谁能够奋发有为，光大帝业，使他担任百揆，辅佐政事而惠及众人？众人回答说：伯禹可以担任司空。帝说：好。禹啊，你平治水土，只应当以此勤勉努力。禹拜谢叩头，把职位让给稷、契和皋陶。帝说：好，你去任职吧。《录》说：舜的谦让不指名，是因为天位不可指名；禹的谦让指明对象，是因为臣子的职位可以指名。即使在万世以后，也可以想见当时和蔼而盛大的气象，并不只是把礼让当作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帝说：诸位四岳啊，有谁能够掌管我的三礼？众人回答说：伯夷。帝说：好。伯夷啊，你担任秩宗，早晚都要敬慎，正直而且清明。伯夷拜谢叩头，把职位让给夔、龙。帝说：好，你去吧，恭敬地任职。《录》说：为什么说“正直啊，清明啊”？不邪曲叫作直，不混杂叫作清。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都有一定的规制而不可更改，秩序分明而不可紊乱。像宋真宗荒谬地制造天书，借此欺罔上帝，甚至给玉帝加上尊号，名目纷纷而不一，这就是回邪而不正直。汉武帝设立五帝祠，又设立太一祠，又设立后土祠，杂乱地一同兴建，这就是亵渎混乱而不清明。这正是秩宗早晚敬慎奉行、不敢违背的原则。帝于是作歌说：敬奉上天的命令，要时时谨慎，并察知事物的细微征兆。接着唱道：君主和大臣都欢喜啊，君主奋发而起啊，百官都兴盛啊。皋陶拜手叩头，高声说道：要记住啊。凡是率先兴办事务，都要谨慎遵守你的法度，敬慎啊；要屡次省察，才能成就，敬慎啊。于是接着唱道：君主明察啊，大臣贤良啊，各项事务安定啊。又唱道：君主混乱啊，大臣懈怠啊，万事败坏啊。帝拜谢说：好，去吧，敬慎啊。《录》说：上古时代，君主用力任事而臣下发扬，君主施政平常而臣下承载，君主拜谢而臣下叩头，这是怎样的气象啊！《易》说：“泰卦，小的离去，大的到来，吉祥亨通。”这就是说天地相交，万物通达；上下相交，志意相同。自秦以来，只把尊君卑臣作为要务，此后便没有帝王拜谢的文字，没有君主奋发而起的风气，也不再有“敬慎啊”的话。《易》说：“天地不相交，是否卦。”这种流弊终于不能革除，唉，实在令人感慨啊。《小雅》中宴请宾客的诗说：呦呦鹿鸣，吃着野地的苹草。我有美好的宾客，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捧着竹筐送上礼物。人们喜爱我，就把大道指示给我。呦呦鹿鸣，吃着野地的蒿草。我有美好的宾客，美德之声非常显著。观察百姓而不轻佻，君子以此为准则并加以效法。我有美酒，美好的宾客来宴饮游乐。呦呦鹿鸣，吃着野地的苓草。我有美好的宾客，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谐快乐而且沉醉。我有美酒，用来宴饮，使美好宾客的心情快乐。《录》说：颐卦的意义，是圣人养育贤才，使他们与万民共同享有天位，使他们享受天禄。需卦的意义，是贤者怀有道德，安然等待时机，以饮食养护身体，以宴乐调和心志。这是上古盛世，能够养育人才、举用人才，喜悦贤才到了极点。古今相传，把它作为宾客兴起人才的盛大典礼，而我朝尤其重视。凡是天下豪杰之才、应时而出的士人，大都由此产生。然而我私下认为，这篇诗的主旨在于施以私惠却不归功于个人，和谐欢乐却不过度，并不只是养护身体、娱乐外表而已。所以希望担任主持此事的人，能够把这个道理存于心中，用来期待天下士人，如王毡、司马君实那样；作为士子的，也应把这个道理存于心中，把今天作为起步的开始，将来又如明道、希文。这样以后才知道朝廷培养扶植人才，确实出于真诚，并不是孜孜不倦地只取私恩小惠，姑且对人施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