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二十

译宋太宗患病时，宣政使王继恩忌惮太子英明，暗中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李继勋、知制诰胡旦等谋划拥立已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吕端到宫中问候病情，见太子不在身边，怀疑将有变故，于是写了一个“大渐”二字，命亲信官吏催促太子入宫侍奉。皇帝去世后，皇后命王继恩召吕端来商议继立之人。吕端知道其中有变，立即给王继恩一记耳光，命他进入书阁，随即把他锁在那里，又派人防守，赶快入宫。皇后问吕端：“皇帝已经驾崩，按照长幼顺序立嗣，应当怎么办？”吕端说：“先帝册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如今只是刚刚离开天下，怎么可以立即违背先帝的命令，另有议论呢？”皇后默然无言，于是奉太子到福宁殿即位。太子即位后，垂帘召见群臣，吕端平立在殿下不拜，请求卷起帘子上殿察看太子，然后才下殿阶率领群臣拜见。自从金匮背盟以后，刚刚传位给宋真宗，就发生了王继恩之变，幸亏吕端而得以避免。再传到宋仁宗，又有允恭的奸谋，幸亏王曾而得以避免。发生变乱时，是国家处于危疑的时期；能够避免，是立国忠厚之政的功劳。当时宋朝的德业昌盛，君子的道路增长，所以大臣能够施行自己的志向，小人没有地方容纳他们的谋划。假如不是这样，王继恩难道不能排斥众议而出头，反而甘心接受锁禁吗？至于吕端平立而不拜，实在是不得已；既然不能像《周书·顾命》那样行礼，也就不免要卷帘察看太子了。当初王安石主持国政，变乱旧有章法。光献太后借问候之机对宋神宗说：“祖宗的法度不应轻易改变。我听说民间十分困苦，青苗法、助役法应当废除。”宋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宣仁高太后临朝听政，于是遣散修建京城的役夫，裁减皇城的工役，停止宫禁中的工技，废除导洛司，放出近侍中尤其无状的十三人，告诫朝廷内外，不得苛刻征敛；宽缓民间负担，保全户马；停止制造军器的工匠；废除成都府利州买马；废除京东、京西及泗州的物货场；废除市易抵当、汴河堤岸等司；减免地课，停止市易、常平相关事务；免除役钱利息；停止任意外出所规定的限期罚钱；废除免行钱；停止提举保甲钱；废除钱粮提举保甲官；废除方田法；废除增置的团将；停止增设铸钱监。十四处监司的事务都由中旨决定，王珪等并不知道。我看光献太后、宣仁太后之间的婆媳关系，可以说是善于承继、善于述行。光献太后有想做而尚未做的事，到宣仁太后时便完成了；光献太后已经做过而值得效法的事，到宣仁太后时便遵循实行。假如绍熙、崇宁年间的君主都能这样做，对承继先志又有什么妨害呢？可惜名义上是这样，实际却不是这样。假如还存有人心，将来有什么脸面在地下见两位太后呢？太后去世后，哲宗改年号为绍圣。杨畏上书说：“神宗改变法度，是要流传万世，请尽早研究推行，以完成绍述先志的道路。”哲宗立即询问旧臣中哪些人可以召来任用。杨畏随即奏荐章惇、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皇帝非常采纳他的意见，任命章惇为尚书左仆射，专门把绍述神宗变法作为国策。于是又引荐他的党羽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张商英等占据要职，担任言官，合谋结党作奸，报复仇怨。王安石一派造成的后患太惨烈了。评论者只知道把罪责归到变法的开端，却不知道真正造成祸害的是绍述的政治。绍述本来可以是美政。周文王、周武王、周公难道不但享有八百年的福祚，而且还获得万世显赫的称誉吗？人们都说他们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述行前人的事业。然而说到善继、善述，其中一个字的差别就有无穷深意，不能不仔细察看。仁厚之人的福祚可以流传无穷，而暴戾之气却不会随即消失。假如仁厚的先君有贤德后嗣，而神宗的继承者不是孤弱之主，夷狄之祸未必会发生。如今只靠一个宣仁太后也救治不够，一个章惇却足以把它破坏有余，这是因为哲宗是神宗的儿子。崔鸥、陈罐说了千言万语而不能被采纳，邓洵武只说一句话便使哲宗称快，这又是因为徽宗是哲宗的儿子。唉！周家把王位传给季历，再传给昌，因而天命长久稳固；神宗把王位传给哲宗，再传到徽宗，国事却日益败坏，难道不是继承志向、述行事业相同，而开创业基、垂下统绪却不善的缘故吗？窦禹钧的五个儿子仪、俨、侃、称、僖相继登科，号称“五龙”。冯道赠诗说：“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到了宋建隆元年，宋太祖对宰相说：“深严的宫禁之地，应当由宿儒来任职。窦仪清廉耿介、稳重厚道，非此人不可。”当天就任命他为学士。后来宋太祖多次称赞窦仪有操守，想任命他为宰相。赵普忌惮他的刚直。窦仪去世后，宋太祖悲伤地说：“上天为什么这么快就夺走我的窦仪？”大概是惋惜他没有得到重用。窦俨尤其有才俊之名，擅长推步星历，和卢多逊、杨徽之一同任谏官，曾对他们说：“丁卯年五星聚于奎宿，从此天下太平。”后来果然如他所言。宋太祖对侍臣说：“近朝卿士窦俨，质朴厚重、严肃整饬，有家法，闺门和睦，家中没有淫乱之语，几个弟弟都比不上他。”窦僖也算是中等的人才，传记说他的操守和崇尚值得嘉许。我看窦氏在宋初，如果观察他们应变处事的表现，确有可以责备之处；但如果看他们以义方训诫子弟，又有可以称道之处。虽然要等到五星聚奎，才有一代人物可以齐集；但若没有五代的乱离，五个儿子的出处也未必能这样。人情世道大抵就是如此，君子不可以过分责难他们。陈省华和妻子冯氏性情严厉刚毅，治家有法度。他们的儿子尧叟、尧佐、尧咨平时孝顺谨慎，和颜悦色地侍奉父亲，不敢因为显贵而自处。景德年间，尧叟掌管枢密事务，尧佐任直史馆，尧咨任知制诰，与陈省华同在北省。每逢宾客来访，兄弟三人常站在父亲身旁侍奉，客人感到不自在，大多会找借口离去。尧叟相貌魁伟，精力强健，奏对有力，明辨多智，曾多次长期掌管机密，军马簿籍全都能周详记忆。尧佐年轻时喜好学习，父亲教几个儿子读经时，哥哥还没有学完，尧佐偷听一遍就能背诵；显贵之后仍不停读书。起初他跟随种放在终南山学习，陈抟对陈省华说：“您的三个儿子都应当做到将相，只有二儿子既显贵又长寿。”后来果然如陈抟所说。陈省华去世时，亲自题写墓志说：“享年八十二岁，没有做到天官一品，也没有做到卑贱的使相，俸禄没有成为耻辱。这三件事，大概可以使我归于父母安息的神域了。”尧咨以气节自任。君子认为陈省华的声望，因为几个儿子而更加显著。宋朝以来，谈论家法的人没有能超过他们的。

译我看陈氏一家，当时不仅值得称道，而且二儿子显贵长寿一事尤其可以得到验证。不过，若把这样的应验作为自我勉励还可以，若因此自负夸耀就不可以。显贵和长寿，是人人所希望的；但也有不可兼得的情况，例如颜子短命、曾参俸禄微薄、冉耕和闵损没有显达的阶位，可是万世以后没有人不尊敬他们，正是因为他们的德行。所以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以此归宿于安息神魂的境域，或许就不会有愧于夙兴夜寐的用心了。吕公著有两个儿子：希哲、希纯。二人年少时跟随焦千之、孙复、石介、胡瑗学习，德行器识的成就远远超过常人；长大后又跟从二程、张载交游，见闻更加广博，于是断绝了求取功名的念头，不参加科举，把学习当作侥幸求取利禄的道路。王安石将要让自己的儿子雩担任讲官，因为吕希哲有贤名，想先任用他。希哲推辞说：“承蒙您了解我已经很久了，万一我出仕，将来不得不与您意见相同或相异，那么过去相交的情意就全完了。”王安石于是作罢。后来申公任宰相时，两个弟弟公绰、公弼已经在省寺任官，唯独希哲仍滞留在管库之职。申公叹息说：“当世的善士，我差不多都已经收罗完了；唯独因为我的缘故，没有试用任命他。”他的母亲听见后笑着说：“这也是不了解自己的儿子啊。”范祖禹是希哲的妹夫，便对哲宗说：“希哲经术和操行都适合担任讲读官。”于是任命他为崇政殿说书。他劝导君主以修身为根本，以正心诚意为主；如果自身不能修养，身边的人尚且不能被教化，又怎么能教化天下呢？希哲和希纯世代继承并发扬家中的美德，性情和易，生活简约节俭；到晚年声名更加厚重，远近的人都把他们当作老师来尊敬。史书称申公知道吕希哲贤能，却不能推荐他，认为这使他对不起从祖。我却特意认为，这并不使他有愧于正献。为什么呢？文穆年间，大道属于天下公义，不应当以避嫌为借口。申公当政时，大道 已经隐没，人们应当因担心被视为朋党而自我戒惧，并以此防备后来的议论。林希还说：“吕大防是由吕公著援引，所以吕公著推荐希哲，是为了报答私恩；而吕公著的罪恶，则是吕希哲引导促成的。”唉！孟子不是说过：“上不愧于天，下不怍于人。”吕希哲因此回头看吕雩以及嬉辈，难道真是连腐鼠都不如吗？洪皓有三个儿子：适、遵、迈。洪适幼年聪敏颖悟，每天诵读三千字；洪皓出使朔方时，洪适年仅十三岁，却能够承担家事。因洪皓出使，朝廷恩补洪适为修职郎；绍兴十二年，洪适与弟弟洪遵一同考中博学宏词科。宋高宗感叹说：“父亲在远方，儿子能够自立，这是上天的报答。”应当加以升迁提拔。于是任命洪适为敕令所删定官，洪遵为秘书正字。三年后，洪迈也考中这一科。由此三洪的文章名满天下。洪皓归来后，因性情不合于秦桧，三个儿子都被外放任职。洪皓被贬到英州，洪适往来岭南省视侍奉父亲九年。秦桧死后，洪适从两制官一个月内进入政府，又过四天便被提拔为宰相。洪遵任资政殿学士，洪迈任端明殿学士。洪迈的文学尤其高超，他在朝廷上的议论最多，所谓忠义的报偿，怎么能不相信呢？洪忠宣难道能和苏武长卿相比吗？苏武所处的时代，中原全盛，匈奴不过凭借桀骜不驯而已；洪皓所处的时代，华夷秩序颠倒，几乎只有死路没有生路。如果不是上天的报偿，又怎么能保全他的家族？只是秦桧的恶行比犬羊更加严重，毒害超过丑虏；异域的敌虏尚且能够容忍苏武，秦桧却不能容忍洪皓在同一朝廷侍奉；皇帝能够在一时之间提拔他的儿子，却不能在后来保全洪皓。只有天意不可预料，最终还是有儿子使他的世代显扬，有文章使他的国家增辉。虽然洪皓生前没有掌握政权，死后他的儿子仍登上了相位。史官看到了这些，也感慨地说：“忠义的报偿，确实是有缘由的啊。” 胡安国有三个儿子：寅、宏、宁。胡安国勉力学习、身体力行，以圣人为标准，立志安抚救济天下；看见中原沦陷、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常常像自身遭受痛苦一样；虽然多次因罪被罢免，他爱君忧国的心却随着时间更加坚定；每逢有君主的命令，便把家事放在一边不管。然而他风度凝重高远，萧然超出尘俗，把天下万物都看作不足以扰乱内心的东西。自从正安年间废止《春秋》、不列入学官之后，胡安国说：“先圣亲手删定的书，竟使君主不能听到讲说，使学士不能相互传习。败坏伦理、毁灭义理、以华夏之俗改变夷狄，大概都由此而起。”因此他潜心研究这部书二十多年，认为天下一切事物都完备于其中。每每感叹说：“这部传，是心中最重要的经典。”胡寅号致堂，是胡安国的长子。年轻时桀骜顽皮，难以管教，父亲把他关在空阁里；阁上有杂木，胡寅全都刻成人形。胡安国说：“应当有办法转移他的心志。”于是又在阁上放置数千卷书，一年多后胡寅已经全部背诵，没有遗漏一卷。胡寅志节豪迈，新州贬谪的命令下达，当天就上路。胡宏号五峰，继承父亲的学说，在衡山下悠游讲学二十多年，沉潜于心性神明之学，昼夜不懈。张栻以弟子之礼侍奉他。胡安国传授《春秋》时，胡宁负责修纂、检讨，全部亲手完成，著有《春秋通旨》，用来辅助、阐发这部书。世人称胡康侯如同严冬的霜雪，他的儿子难道会在岁寒时凋零吗？胡氏父子所上的奏章，凛然严正，彼此如出一辙。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家学始终以《春秋》为准则。父亲负责总裁，儿子担任检讨，家庭之间的关系宛如史局。像司马光与胡康侯这样的人，实在不多见。即使没有出仕，也如同已经出仕一样。至于父子并列为儒学宗师，难道不是美事吗？蔡元定有两个儿子：渊、沈，都亲自耕田而不出仕。当初蔡元定被贬到道州，跋涉数千里。道州处在楚、粤交界的偏僻地方，父子相对，只有以道理学问彼此自得其乐。蔡沈三十岁时放弃科举学业，以圣贤为老师。自从《洪范》的数理失传已久，蔡元定独自领会其中奥妙，却还来不及论述著作。他常说：“完成我这部书的人就是沈。”蔡沈接受父亲老师的学说，沉潜反复研究数十年，然后写成书，认为体现天地造化的是《易》的象，记载天地造化的是《洪范》的数。数从一个奇数开始，象由两个偶数构成。奇数是数运行的依据，偶数是象建立的基础，所以由二而四，由四而八。八就是八卦的象。由一而三，由三而九。九就是九畴的数。由此重叠推演，成为六十四卦，再由六十四成为四千九十六，象便完备了；由九推至八十一，再由八十一推至六千五百六十一，数便周备了。《易》经过四位圣人而象已经显明，《洪范》由神禹承受而数却没有流传下来。后来的作者不明白象数的根源，堵塞了变通的奥妙，有的即象而定数，有的反过来依据数拟定象；《洞极》使用书，《潜虚》使用图，牵强附会，天地自然的数理因此受到损害。

译先父说：“洛书是数的根源。我读《洪范》而有所感发。向上考察天文，向下观察地理，中间参验人物；穷究古今变化，探求义理的精微，考察兴亡的征兆，纲常伦理得到铺陈，秩序井然，展现出天地万物各得其所的妙理。因此西山贾氏认为，它和三位圣人所作的《易》功用相同，正是这个道理。” 我看诸位名家的后代，只有九峰一派的传承独得宗旨。他所著《洪范皇极》，大概认为天地所以显现，是由于数；人物所以生成，是由于数；万物所以有得有失，也 是由于数。数的体现在形体上显现，数的作用在义理中微妙；如果不是穷究神妙、通晓变化、独立于万物之外的人，哪里足以参与理解这些道理呢？他撰写《书集传》时说：“二帝三王的治理根本在于道，二帝三王的道根本在于心。礼乐教化，是心的发显；典章文物，是心的落实；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心的推行。心的德性真是盛大啊！圣人的心显现在经书中，就如同造化之功妙显现在万物之中；不是精深地研究，就不能认识它。”因此他卓然冠绝群伦，配享孔子庙庭，不也是适宜的吗？李舜臣有三个儿子：心传、道传、性传。李舜臣传授学问并努力实践，著述很多。父子各自都具有史才。李舜臣升任宗正寺簿，重修裕陵玉牒。每当曾布、吕惠卿开始掌权时，他一定谨慎地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有人说，不是执政官所作的除授和罢免，按格式不应记载。李舜臣说：“这关系到政治的治乱，怎么能拘泥于常法？”他其他笔削之处，大多也如此。李心传任修撰，专门编修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实录。端平三年，他上书说明导致旱灾的原因，说：“和戎之费增多，百姓便怨；籍没财产而不以罪论处，百姓便怨。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大战之后，而局势没有办法消解，所以越积越多，越积越严重。”李道传精通河洛之学，曾访求朱熹门下的弟子与之讲习，完全得到朱熹的遗书并加以研读。他笃实行履，卧榻旁的大书上写着“唤起”“截断”四字，可见他在慎独上用功如此。对于经史还没有著述时，他说：“学问还未达到，不敢妄论《诗》。”文章也从不苟且写作，说：“学问还未达到，没有闲暇写文章。”李性传曾入朝奏对，谈到崇尚道学却没有遇到实际落实的情况。皇帝问：“实际落实是什么？”他回答：“在于格物致知。”认为这是治理的根本。他又说：“东周以后，诸侯、卿大夫都在下葬后除去丧服。” 秦汉交替之际，这种制度尤其浅薄急促。汉孝文帝规定三十六日的丧制，比汉孝惠帝以前已经有所增加。东汉以后，又减损为二十七日。说是用日数替代月数，实在是薄待丧礼到了极点。我看李氏一门，三个儿子的造诣大致相同，列入《宋史·儒林传》也没有什么惭愧。可是他们竟被分列在四处；心传、道传合归一传也就可以了，却又分别列入两门。像这样，正可以看出十羊九牧，前后安排不合条理；想要避免繁冗，也不可能了。蔡元定的儿子蔡沈配享孔子庙庭，却没有列入传记，蔡抗反而被列入传记，这样看来只是因为官爵罢了。所以说：我难道喜欢争辩吗？我是不得已而已。唐璘被授任监察御史台史，刚到任便惊惶躲避。他的母亲说：“人们都说这个官职很好，你为什么忧虑呢？”唐璘说：“这个官职必须替朝廷争辩是非。若有一件事违逆皇上的心意，或触犯权贵，只怕又要加重母亲的忧虑。”母亲说：“只管把该说的话全部说出来。我还有你的兄长在。”唐璘拜谢后就职，首先上疏说：“天象变异，已经激怒上天；百姓怨恨，几乎要离心离德；四海将要倾覆，天下将要灭亡。陛下认为这是什么时候，竟还纵情欲望、积累过失，掩饰错误、粉饰是非，疏远正直之人，亲近外戚权臣；宰相把时文之才当作治理国家的工具，不顾百姓性命，轻率挑起民间事端，不衡量事情是否适宜，很快耗空国库；把政务交给他的儿子，在内结交商人，大开贿赂之门，小雅之道全部废弃，琐屑的姻亲侄辈竟敢参与邪谋，把国事看得如同优伶戏事，把神器当成奇货。京城人侧目而视，朝廷士大夫痛心疾首。为什么不追究贾似道无将之罪，以彰显他不忠的罪行呢？”又上疏说：“郑清之狂妄庸碌，误害国家；他的儿子郑士昌招揽权势、收受贿赂，提拔庸将担任统帅，起用贪赃官吏任守臣。”唐璘在御史台任职只有一百天，世人说“唐子方又出现了”，都认为这是他母亲教导的结果。《元史》说：姚天福被授任监察御史，他的母亲告诫他说：“古人说，公正而忘却私情。既然委身为臣，就应当把内心的话全部说出，以尽到职责，不要因为我这个未亡人而顾虑。假如我能追随综陵母，那么我死的那一天也就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了。”姚天福也向宪府请求说：“御史的职责在于掌管言路，有人犯法就不能隐瞒。如果因此获罪，请不要因为我的亲属而牵累我。”有人把这话报告给世祖，世祖感叹说：“天福母子虽然生活在今天，但他们义烈的话，应当到古人中去寻找。” 编录者说：宋代唐璘和元代姚天福，他们的母亲教诫相同，但二人的功业却不同。唐璘任御史台职务只有一百天，虽然说话切直激烈，对皇上毫不隐讳，但宋朝到了这时已经无可挽救了。即使让唐子方再次出现，又有谁能救它呢？姚天福处在元世祖时代，操守纯正，言论得到采纳；不但整顿御史台纲纪，没有“一蛇二首”的祸患，而且还能重新建立按察机构，有折服豪强权贵的功绩。这样看来，唐璘并不是无故惊惧，而是大厦将倾，担忧自己不能胜任；姚天福也不是特别刚烈，而是元朝国运正盛，没有自找忧患的危险。母亲一喜一惧，而世道一污一隆，由此就可以知道了。拜住是安童的孙子，五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却烈氏有贤德的操守，抚养并教育他。他稍长大后，胸襟宏远，端正明达，有祖父的风范。他曾上奏说：“人做官，应当随所任职务而办事；各种事务都可以学习做到，但学问必须有根本，才能施用于事业。这是儒者所应做的事，也是宰相的资质。陛下把大任交给臣，臣有三件事畏惧：畏惧辱没祖宗；畏惧天下事务重大，自己的见识有所不能周全；畏惧年纪少，不能担当重任，无法向上报答圣恩。”他常在内廷值班，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入朝为相后，振兴纲纪，修复废弛的政务，裁减不急迫的事务，杜绝侥幸取利的门路，施惠于军民，减轻徭役，薄收赋税。英宗倚重他，和他一起励精图治。当时天下安宁，国家富足，远方夷狄中有从古以来尚未通使的，也都来朝贡并请求设置官吏。他起初任礼仪院使时，年仅二十岁。官吏到宅第请他签署文书，正好他在后园观看戏事，母亲严厉地呵斥他说：“官事还没有办理，你却做这样的事，难道是大人应做的吗？”他于是反省自责。一天侍奉宴饮，英宗强令他喝了几杯酒。他回去后，母亲告诫说：“天子强令你饮酒，更应当增加戒惧，不可沉醉于酒。”她对每件事都督促训诫。因此，友人说拜住的贤德，是他母亲教导的结果。

译编录者说：木华黎是元朝四杰之一。到第四代有安童，再过两代又有拜住。于是才有他们所说的三种畏惧。祖孙三代世世代代都没有辱没祖先，谁说夷狄之运就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呢？推究其中的缘由，在于他们的母亲以闲暇之教约束他，使他收回放纵的心，不至于沉溺其中。此后就再也没有能够赶上他们的了。《皇明名臣录》说：景泰年间，礼部郎中章纶、给事中林聪、御史锺同、大理卿廖庄因灾异上书陈言。当时太上皇另居南宫，宪皇帝改立储君为王，两宫关系疏远，嫌隙渐渐萌生，灾异接连出现，人心危惧，朝廷大臣没有人敢说话。章纶特意提出修德消除灾异的十四件事，其中讲到敦厚孝义，说：“太上皇帝君临天下十四年，陛下从前曾亲自接受他的册封，恭敬地作为臣子，他是天下人的父亲。每月朔日、望日以及岁旦，都应率领群臣朝见，以尽尊崇之道。还应恢复旧皇后到中宫，以端正天下母仪；恢复原来的皇太子到东宫，以确定天下根本。懂得这些，君臣伦理就会深厚，和气就会充盈，天意自然回转，灾异自然消除。”他因此被下诏禁锢。此前景泰三年，朝廷起初请求更换太子，事情交付廷议，满朝大小臣工都心存疑虑，不敢首先发言，只有林聪首先说：“皇太子没有过错，不可以更换。”他愤激而不肯署名，与锺同、廖庄前后进谏的意见相同。虽然不能阻止此事，但世人都佩服这几位大臣的义节；天命最终也没有改变。编录者说：我看这些大臣的义节，凛然符合《春秋》的大义，是当今以及万世所应依赖的。剧积出奔以后，太子始终没有被废；隐公摄政，桓公最终继位。英宗刚回到京城时，宪皇帝正处于声势暴盛之时，怎么能更换太子呢？况且景皇帝的储嗣已经困顿衰弱，后来又屡次更替，正是在这个时候。实在应该采纳锺同、章纶的意见，采纳林聪、廖庄的直言，对太上皇加以礼敬，恢复太子到东宫；这样名分正当、言语顺理，后来所谓“夺门之变”也未必会发生。事情还没有过多久，就能应合天意、顺应人心。英宗已经由晦暗重新光明，宪皇帝已经被废而恢复正位，传到当今皇上，享有亿万年无疆的福祉。当时这些大臣的议论，难道不是明白正大吗？由此可知，我朝大统的传承，如同建立天地、揭示日月，不可以片刻违越。《燕对录》说：弘治十八年五月，皇上身体不适，司礼监传宣内阁李东阳、刘健、谢迁一同进入乾清宫。到了御榻前，皇上穿着便服坐着，刘健等叩头。皇上命他们上前，于是他们一直叩到御榻下面。皇上说：“朕承继祖宗的大统，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岁，竟患了这样的疾病，大概不能起身了。”皇上的脸色发红，声音急促，气势很盛。刘健等说：“陛下万寿无疆，只是偶然身体不适，暂且调养，怎么突然说这样的话？”皇上说：“朕自己知道，也有天命，是不能强求的。朕替祖宗守住法度，不敢懈怠荒废。承蒙皇考厚恩，选张氏为皇后，成化二十三年成婚，到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生下东宫，今天已经十五岁了，还没有选择婚配。社稷大事重要，应赶快命令礼部举行婚礼。”众人都回答：“是。”皇上又说：“东宫聪明，只是年幼而喜欢逸乐。先生们要常常勤勉地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一个好人。”刘健等都叩头，仰奏说：“臣等岂敢不尽力。” 编录者说：我看孝皇临终前的遗命，从容曲折，始终详尽，与《周书·顾命》相比，虽处不同时代，思路却相同。至于他说“朕替祖宗守法，不敢怠惰荒废”，尤其值得万世臣子深思痛念，直到今天仍在人心中不能忘记。只是关于东宫喜欢逸乐的话，确实如遗命所说；后来刘瑾、朱宁、江彬之徒纷纷蒙蔽迷惑皇上，但皇帝在天之灵使他们的祸患很快兴起又很快覆灭，不能长久为害。他留下的谋划不是很深远吗？祭酒宋公讷天性纯正诚实，行动总以规矩自持，不随便说笑。适逢太学建成，中外贡生入学，学生日益增多，原来的教法难以施行，于是提升他为祭酒。为了提挈整顿学政，他不遗余力；横陈经书，启发疑难，扫除阻塞，学生们如同旅客找到归宿。他平日睡食常在学舍，不住在家里。一天他生病，皇上派宦官来问候，并召他的儿子宋麟回京侍养。到这时，宋麟等恳请他回家，他厉声说：“这是怎么回事？风云之气太少，儿女之情太多了吗？”直到病势危重才回去。皇上亲自撰文祭奠他，并任他的次子复祖为司业。编录者说：日日勤勉不懈，直到死去才停止，这是圣人勉励学习的道理；却没有听说圣人因此不住在家里。既然说风云之气少、儿女之情多，难道一定要有铁石心肠才可以吗？不过，像宋公讷这样的人处在师保之位，不能不接受人君每日的询问；与贤士大夫相处的时间少，与宦官、宫妾相处的时间多。正因为如此，他的道才能取信于君主，他的忠心才能亲身实行。他的儿子复祖又任司业，难道是寻常兄弟子女可比的吗？《尹直琐缀录》说：尚书何文肃公乔新，是太子太保、吏部尚书何文渊的儿子。从前何文渊任温州知府时，不接受别人送的金钱，人们为他建造了却金馆，至今还存在。何文肃公初中进士时，出使淮西，巢县令听说他曾拜他的先父为师，赠送白金，何文肃公推辞。巢县令说：“我是用它来祝寿您的老师，不是赠给您的。”他回答说：“您把它送给我父亲祝寿，通过别人送来可以，通过我送来却不可以。”他在福建任职时，市舶司内臣去世，镇守官分取其余财产，送给三司；何公独自竭力推辞，推辞不掉，就接受下来上缴公帑。后来任长汴按察使时，都指挥武成德曾因他推荐自己而送来犀带、银器，他笑着说：“我了解您，您却不了解我。”武成德暂时退去。何公退休后，杨宣慰派使者送来金帛祝寿，并献上文梓木，可以制作寿具；这些东西他一概没有接受。有人劝他说：“戒除贪得，就在今天。”他的廉洁，大概本来就是天性如此。○ 编录者说：古人曾说，臣下的清廉，不如臣下父亲的清廉。现在也可以说，何氏的清廉，不如何氏儿子的清廉。我认为，清白是士大夫的美德，到了父子世代相传，即使其中也有勉强努力的成分，也应当仰慕学习，不能反而认为是过错。若动辄感情激烈、故意苛求，那么世上就没有完人了。因此记录下来。

译天顺初年，太监曹吉祥、忠国公石亨倚仗宠幸，专擅权力。监察御史杨谊弹劾他们。不久彗星、孛星接连出现，二人的势力更加嚣张。杨谊约集十三道监察御史联名，极力弹劾那些偏袒石亨的人。石亨于是与曹吉祥合谋，把他上奏的奏疏下交锦衣卫狱，置他于死地。恰逢京城大风雨雹，拔树毁屋，杨谊逃到正阳门郊外，才得以减轻罪罚，谪戍辽东，遇赦后恢复原职。当时两个奸凶还在，有人说应当前去谢罪，才可以平安无事。杨谊不肯，于是又被谪戍广西。等到二凶被诛，他才恢复官职。他的儿子杨源在弘治年间任钦天监五官监候。正德初年，逆臣刘瑾掌权，杨源上疏说：“占候显示：大角星和心宿中星摇动，天游星、天机星、天权星不明。”于是劝先皇安居深宫，远离游幸，节制赏赐，停止工役，亲近元老大臣，讲读诗书。又上疏说：“十月二十六日占候显示：连续多日雾气交相出现，这是众邪之气阴暗地侵凌阳明，臣下欺凌君主。小人专擅权力，以下犯上。”他极力引譬说明。又说：“自正德二年以来，一直占候显示火星进入太微垣，在帝座之前，或向东或向西，来往不定。” 他劝皇上应当思考并预先防备，意在指刘瑾。于是刘瑾大怒，叫杨源当面斥责，矫诬其罪并杖责，遣戍肃州。编录者说：我看谪戍的命令，一次已经过分，没听说再犯而不悔改的；没有记载的言论，父亲已经因此获罪，也没听说儿子又重蹈其迹。只有杨氏父子有铁石般的心志，才会前后提出同样的占候、龟策之论。杨氏可以说没有辱没祖先。这场大风雨雹，也可以看出上天仁爱之心已经达到极点。《弘道录》卷二十完。《弘道录》卷二十一 义 夫妇之义 万章问道：“《诗经》说：‘娶妻应该怎么办？一定要告诉父母。’如果这话确实如此，那么没有比舜更应该这样做的人了。舜没有告诉父母就娶妻，为什么呢？”孟子说：“如果告诉父母，就娶不成了。男女成婚，是人的大伦。如果告诉父母，就会废弃人的大伦。为了不使父母因此陷于错误，所以没有告诉他们。”万章说：“舜没有告诉父母就娶妻，我已经听到您的解释了。帝把女儿嫁给舜却没有告诉父母，又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帝也知道，如果告诉父母，就不能把女儿嫁给舜了。” 编录者说：鲁庄公即位二十二年，寿命三十六岁，才开始向齐国聘娶，难道不是因为告诉父母就娶不成吗？如果当时有英明的君王在上，诛罚文姜的不慈，端正庄公的不孝，那么庄公既可免于任氏之楼、荦氏之牵，也不至于像般那样软弱、像闵那样年幼，子牙、庆父的奸谋也可以不发生。可惜齐桓公正整顿霸业，血盟之事尚未完成，却不考虑没有后嗣才是最大的忧患，忙于逃避灾难。他把妻子而不告知父母的人与舜相比，又怎么样呢？一定要合起来观察，然后才知道两位圣人不告父母是合乎义的，也知道孟子因时制宜的权变是高明的。《礼记》说：婚礼，是万世人伦的开始。娶异姓女子为妻，是为了联结远方亲属、厚待不同姓氏。聘礼一定要真诚，辞谢也不能虚假；一切都要以正直诚信相告。诚信是侍奉人的原则，也是妇德。一旦与她结为夫妻，终身不改变，所以丈夫死后妻子也不再改嫁。编录者说：把这段《礼记》放在这里，是因为大圣人的权变。大礼是常经；还没有合乎礼就急于端正常经，就像今天只知道建立常规，却不懂得权变。因此，才有娶同姓女子而称为吴孟子的，有违背正直诚信而哭泣出嫁女子到吴国的，有忽视辞谢聘礼而争论鼠牙雀角的，有背弃白头偕老而还不如鹑鹊的；这些人都是万世的罪人。《诗经》说：王后因为君子不在身边而思念他，说：“采呀采卷耳，采不满小小的竹筐。唉，我思念那个人，登上高高的道路。登上高大的山崖，我的马疲病不堪。我姑且斟那金杯酒，只愿不要长久忧思。登上高高的山冈，我的马已经疲惫。我姑且斟那兕角杯酒，只愿不要长久悲伤。登上险峻的山石，我的马已经疲弱。我的仆人也疲惫不堪，怎么能不长声叹息？” 编录者说：有人认为这首诗是周文王被拘禁时，太姒思念他而作的，懂得其中道理吗？纣王的政治确实残酷暴烈。然而，臣下应当获罪诛杀的心意，文王并没有改变。王后内心深切忧惧，外在共同服侍文王的德行，难道不是登上周道吗？她借酒来说事，并不是真能解忧。难道是崇侯虎的谗毁正盛，而太颠、闳夭的谋划尚未成功吗？最终无可奈何，只能寄托于浩然长叹，那么王后难道不能称为至德之人吗？南方诸国受到文王教化，诸侯、大夫在外服役，他们的妻子独居，感受时令万物变化而思念自己的丈夫，说：“草虫鸣叫，跳上草堆。还没有见到君子，我心中忧思重重。既然已经见到他，既然已经看见他，我的心就安定了。登上那南山，采摘蕨菜。还没有见到君子，我心中忧愁不安。既然已经见到他，既然已经看见他，我的心就喜悦了。登上那南山，采摘薇菜。还没有见到君子，我心中悲伤。既然已经见到他，既然已经看见他，我的心就平安了。” 编录者说：注家把这首诗同《周南》的《卷耳》相比，大概是因为纣王在上，西伯在下；诸侯虽然私下受到文王教化，实际上却是在为公家服役，他们的忧愁本来就不能自我排遣，何况那些处在逍遥之地、受刑罚约束而不能胜任的人呢？等到已经见面而感到喜悦，公私之情、上下之分就都得到满足了。这就是它成为《召南》教化的原因。若只把它看成执手相爱的感情、久别重逢的情意，那么其中忧乐所关系到的事情就太微小了。卫国妇人因为丈夫在外服役而思念他说：“雄雉飞翔，羽毛舒展。我心里思念他，只是被道路阻隔。雄雉飞翔，上下鸣叫。真正的君子，实在使我忧心。看那日月运行，我的思念绵延不绝。道路是多么遥远，怎么才能回来呢？你们这些君子，不知道德行。不扩大志向，也不求进取，怎么会有善行呢？” 编录者说：这首诗的意义，即使在圣人门下，从仲由以下能懂得它的人也很少。你我相互比较，然后才会产生扩大心胸的愿望；有无相互判别，然后才会产生求取之心。发展到极端，儿子对于父亲，因为妇人而被杀，罪责没有比这更重的；妇人对于公公，因为美色而被接纳，罪责也没有比这更重的。卫国将要灭亡，简直不只是濒临沦丧。然而康叔的祭祀仍能保存，只是因为普通男女还知道礼义。由此可见，天理民彝，普通人和尧舜所禀受的本性相同；先王陈诗的道理，孔子删定编述的功劳，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