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九

译按语说：这是孔门谈论仁的开端，正因为仁能贯通上下。天下归于仁，是尧舜的事业；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没有一物不在其本性范围内，这就是所谓放开来便弥漫六合。克己复礼，是圣贤成就的全部功夫；没有一个念头不合于天，没有一件事情不合乎礼，这就是所谓收敛起来便退藏于隐密之处。这是仁道的极致、心学的深微，只是一般人不知道罢了。独自知晓的人，别人不能做到而他自己能够做到，哪里需要等待外物呢？孔子告诉颜渊的话，再没有剩余的深意了。假如好高骛远的人忙乱地追逐四灵九有，浅近拘泥的人又局限于尚未纯粹、尚未完成，那么颜氏之子真是明智啊，竟能请求说明具体条目。尧是真诚恭敬，舜是真诚充实。克制自己的类似功夫，要从视、听、言、动开始。所以先要使四方之目明亮、四方之耳通达，然后才能行动而成为天下的道路，说话而成为天下的法则，行为而成为天下的准则。孔子的回答是有来由的。颜渊不只是问仁，还请求具体条目；不只是请求条目，还能实行这些话。颜氏之子，难道是把成为上圣当作自己的责任吗？不然，为什么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作为的人也可以这样。” 孔子说：“颜回啊，他的心能够三个月不违背仁；其余的人，只能每天或每月偶尔达到仁罢了。” 按语说：我看孔门劝勉激励的实情，以及万世敦厚笃实的教诲，即使距离圣人已有一千八百年，仍然可以用来勉励自己。所谓三个月不违仁，并不是说天道变化的小节超过三个月便不再遵循；所谓每天或每月达到仁，也不是说今天前进达到，明天便退步而达不到。颜子深沉潜心而纯粹，终日不违仁，竭尽自己的才能，卓然有所立，能够达到三个月之久，纯然具备天理的完整状态，怎么能赶得上呢？其余的人，有的颖悟几乎接近颜子，却选择善行还不够精纯；德行虽同属一类，美大之处却还未达到；有的在一天之中清明纯粹，天性和圣德昭然融通；有的在一个月之间能够及时返回正道，没有什么可遗憾的。虽然还不能从内心安住于仁，至少也已经是君子，而不是不仁的人了。这是圣人的深意，并不是要贬低他们。孔子说：“贤德啊，颜回！一竹筐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都不能忍受那种忧苦，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贤德啊，颜回！” 按语说：从这里可以看出颜回三个月不违仁。粗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陋巷也不是暂时的处所。一般人正因为不能忍受其中的忧苦，所以不能长久安处其中。颜回则天理昭明融通，私欲完全平静消尽，于是心胸宽广、身体安适，忘记了贫穷；见到大道而心境安泰，没有什么不足。因此说他“不改变自己的快乐”。这与“贫穷而快乐”中的“乐”字意思相同，有志于学习的人应当合起来参看。孔子说：“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快乐也在其中。不合乎义而得到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 按语说：这是孔子与颜回之间的区别，也是没有通达其中一层的人所不能理解的。所谓“不改变自己的快乐”，有时或许还未完全如此；说“快乐也在其中”，则是说天理浑然存在，不可穷尽，也不可限定形体，实际上二者并没有太大差别。孔子说：“自从我有了颜回，门人们一天天更加亲近我了。” 按语说：所谓“一天天更加亲近”，不是彼此观察而互相学习、互相跟从的意思。大概因为他听说教诲而不懈怠，所以孔子一声咳嗽也不认为是白费言辞；因为他没有什么不喜悦，所以孔子细微的告诫也不成为空话。我只见他不断进步，没有见他停止，怎么能不为此感到舒畅呢？他退下后，孔子考察他的私下言行，也足以有所发明，怎么能不因此欣喜预悦呢？所谓“不也快乐吗”，就是这样。孔子循循善诱，已经把教诲发挥到了极致；颜回把孔子看作父亲，也有不能用目光直视的敬畏。难道不是一天天更加亲近吗？颜渊去世，孔子哭得极其悲痛。跟随的人说：“您太悲痛了。”孔子说：“有那么悲痛吗？不为这样的人悲痛，又为谁悲痛呢？” 按语说：颜渊去世，是上天不爱惜大道；鲁国西狩时捕获麒麟，是大地不爱惜珍宝。这两件事都足以使孔子悲痛。颜渊去世，孔子说：“唉！上天要丧失我了！上天要丧失我了！” 圣人的生命，正是大道所系之处。大道存在而不说圣人之身，圣人存在而不说大道。如今大道没有传承，就是已经没有我了。然而，圣人难道也会突然自称为万世所尊崇、所遵从的吗？说“上天要丧失我”，是爱护大道到了极点；后世万代尊崇圣人，是仰慕大道的真谛。大道存在于万世，圣人也就仍然没有死。这可以看出颜子对于大道传承的重要，以及师友之间相互成就仁德的紧迫；如果把朋友列为五伦的末位，大概就是没有彻底考察这里的道理。曾子说：“士人不可以不弘大坚毅，因为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把仁作为自己的责任，不也重大吗？到死以后才停止，不也遥远吗？” 按语说：这可以看出曾子的坚定。颜渊说“请让我实行这些话”，是能够从容实行的人；曾子说“把仁作为自己的责任”，是坚定执守仁道的人，二者都是上等智慧的资质。所以说，明察睿智与勤学明智的资质，最终是一回事；弘大与坚毅，达到的境界也只有一个。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如同去接见贵宾一样恭敬，使唤百姓如同承办大祭一样谨慎；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无论在国家中还是在家中，都没有怨言。”仲弓说：“我雍虽然不聪敏，也请让我实行这些话。” 按语说：孔子常称赞仲弓，说他可以面向南方而为君。现在告诉他出门待人、役使百姓的道理，都是居上位者应做的事情。由此想象仲弓的仪容风度，尚且可以看出他是人的楷模，更何况亲自接受他宽厚、洪大、简约、持重的气度熏陶呢？孔门中像颜回、像仲弓这样的人，都属于德行一科；他们一听到这些话，心中便明白，力量也能达到并付诸实践，即使想不请求实行，也不可能。有人说：“仲弓有仁德，却没有口才。”孔子说：“哪里需要口才？用言语巧辩来抵御别人，常常被人憎恶。至于他是否有仁德尚且不知道，哪里需要口才呢？” 按语说：有仁德的人，正与巧佞相反；巧佞，是仁德的弊病。仲弓以敬持守自身，又以宽恕对待万物，内外都做到没有怨恨。所以那个人才这样说，大概当时的人也知道仁是好事；只是认为如果兼有口才，便更加不可企及，并不是惋惜他没有口才。世俗又把巧佞当作才能，却不知道它的危害。若像有德之人那样说话，便不是巧佞了。所以孔子再说“哪里需要口才”，是要深入启发那个人；说“不知道他是否有仁德”，与孟武伯询问子路、冉求时孔子的回答一样，并不是不承认他们有仁德。读者应当深入思考。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说话谨慎。”司马牛说：“说话谨慎，这就可以叫作仁了吗？”孔子说：“实行仁很难，说话难道能不谨慎吗？”

译按语说：司马牛再次发问，并不是没有缘故。他看到颜渊、冉耕所得到的回答，都是切实针对自身、敦厚笃实的议论；而自己得到的回答，却只涉及言语辞气之间。可是他不知道“不合礼的不要说”，正是克己复礼中最切要的条目，也是仁的关键吗？这不只是因为他多言而浮躁，所以才这样启发他。如果能够谨慎说话而不放纵，并把这种谨慎贯彻到耳、目以及全身，使每个念头都不停止克制自己、回复于礼，那么克己复礼的端绪正在这里。可惜他没有听到“请让我实行”的话，也没有通达“实行很难”的宗旨，只是多忧多惧，不知道实行仁要靠自己。这大概正是颜回、冉耕之学难以达到的地方吧。樊迟问仁，孔子说：“平日居处恭敬，办理事务严肃认真，与人交往忠诚。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丢弃这些。” 按语说：这对求学者来说最为切近。还不能做到出门如见大宾，也应先使自己居处恭敬；还不能做到如承大祭，也应先以敬意办理事务；还不能做到自己不想要的便不施于人，也应先以忠诚待人。说到夷狄，是把话说得更深。以樊迟在孔门中的粗朴鄙拙来看，在普通环境中或许还可以勉励他；到了夷狄之地，便更不可放弃。这是孔子针对他的毛病所作的深切告诫，与“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有所不同。樊迟问仁，孔子说：“先经历艰难，后获得收获，可以说是仁了。” 按语说：我看孔门中多次问仁的人，没有谁像樊迟这样多，却最终仍不能传承大道，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孔门之学，是无所图谋而去实行的。只听说谋求道，不谋求食；没有听说请求学习耕种，却听说耕种之后仍会挨饿；没有听说请求学习种菜。即使亲自游学于圣门之中，尚且还会这样。汉儒董仲舒却能够知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那么仁道难道可以用平常眼光看待吗？学者应详细体会。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又问知，孔子说：“知人。”樊迟没有明白。孔子说：“选拔正直的人，使他们位居邪曲者之上，就能使邪曲者变得正直。”樊迟退下后，去见子夏，说：“刚才我见到夫子，问什么是知，夫子说：‘选拔正直的人，使他们位居邪曲者之上，就能使邪曲者变得正直。’这是什么意思？”子夏说：“意义多么丰富啊！舜拥有天下时，从众人中选拔人才，任用皋陶，不仁的人就远离了。汤拥有天下时，从众人中选拔人才，任用伊尹，不仁的人就远离了。” 按语说：我看子夏的话，不只是阐发了孔子尚未明说的意思，即使千古以后也确实不能违背它。拥有天下的人为什么一定要选拔正直、置换邪曲呢？大概是非邪正往往彼此相反：邪恶者进用，正直者就可能变成邪恶；正直者进用，邪恶者就可能转化为正直，关键只在极其细微的一线之间。唐朝拥有天下，任用魏征，于是隋朝遗留下来的风俗全部革除；宋朝拥有天下，任用司马光，于是熙宁、元丰的政治很快改变。到后来，任用一个李林甫，便使正直之臣立于朝廷而被斥退远逐；任用一个章惇，便使轻佻小人充斥朝廷。孔子的话，难道是在伤叹鲁国没有能够置换邪曲吗？不然，为什么反复恳切地把这话告诉哀公呢？只是他的旨意宏大深远而不显露，含蓄蕴藏而不说尽；孔门中的英才相互论辩，最终把它阐明出来。后来，子夏的学问日益增长，而樊迟却没有声闻。如此看来，通达与未通达之间是可以分出次第的，前进与不前进的关键也正在这里吗？子贡说：“假如有人广泛地施惠于百姓，并且能够救济众人，怎么样？可以称为仁吗？”孔子说：“哪里只是仁，必定是圣人了！即使尧舜，对此恐怕也还感到困难吧。仁者，自己想要立身，也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要通达，也帮助别人通达。能够就近从自身取譬作比，这就是实行仁的方法了。” 按语说：子贡的资质接近上等智慧，却不能从容进入圣人境界，是因为他所从事的目标太高远。曾子的资质受限于才性鲁钝，却最终能够传承大道，是因为他能够就近取譬。当时问仁的人很多，有的举出事情，有的设置言辞，似乎心中已经有所领会，却不知道文章可以广博，施惠却不可不切实；爱人可以广泛，仁德却不能流于泛泛。子贡的学问，大概在广博方面有所收获，却未能达到约束归一，所以显得广泛而不切实。所谓想要立身，就是卓然建立；所谓想要通达，就是跃然有成。这两者都必须用礼来约束。已经这样加以防范，后世仍有人以博爱谈仁。可见这不是追溯大道本源的过失，而是因文辞而误解大道的过失。因文辞来理解大道，称为不能以礼约束自己，也是恰当的。子贡问怎样实行仁。孔子说：“工匠想把事情做好，必定先使工具锋利。居住在一个国家，就侍奉其中贤能的大夫，和其中有仁德的士人交朋友。” 按语说：子贡在这个时候，大概已经觉察到今天是对的、昨天是错的，所以又问怎样实行仁。这就像他说“请让我实行这些话”。所谓自己想立身便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便帮助别人通达，并不是轻率而行。上有贤能的大夫诱导扶助、奖勉劝进，下有仁德的士人熏陶渐染，于是不知不觉便卓然立身、豁然通达了。否则独自站立而没有帮助，能够率领别人却孤陋寡闻，凭什么教化万物呢？这是我今天深深恐惧的地方：想求得共事者和友人，却往往不能得到。孟武伯问：“子路有仁德吗？”孔子说：“不知道。”孟武伯又问。孔子说：“仲由，千乘之国，可以让他管理赋税，却不知道他是否有仁德。”孟武伯问：“冉求怎么样？”孔子说：“冉求，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以让他做家臣，却不知道他是否有仁德。”孟武伯问：“公西赤怎么样？”孔子说：“公西赤，穿好礼服站在朝廷上，可以让他接待宾客，却不知道他是否有仁德。” 按语说：孟武伯是懿子的儿子，是参与鲁国政事的卿大夫。他所说的仁，已经有自己的认识，大概属于广泛施惠、认为仁道很难这一类。当时子路、冉有、公西赤都在他家任职，看他们的气度才干，都足以有所作为。所以他以仁相问，也知道孔门把仁作为最高称誉。孔子据实回答，说他们可以管理赋税、担任家臣、做宾客赞相，却不能说已经达到了仁。因为仁是本心完整的德性，圣门不轻易以仁称人；才能却是三家所需要的，三位弟子也确实难得。这样的回答既不损害三人的真实才能，也不轻视仁的本体。圣人的问答，完全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子路说：“愿意把车马、轻暖的皮衣拿出来和朋友共享，即使穿坏了，也没有遗憾。” 按语说：子路穿破敝的缊袍，与拥有车马、轻裘，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没有不同。他不以敝衣为耻，是克制自我的志向；这里说即使物品用坏也没有遗憾，是弘大推及万物的仁心。人一定要先存有不以贫寒为耻的志向，之后才能建立即使物品破损也无憾的心。因此，神气扬扬地经过闾里，受到有识之士共同鄙视；打扮得鲜明华丽、像蚌珠蟒玉一样炫耀，则是有志之士不肯做的事，难道足以成为仲由所说的吗？这正是他愿意让东西用坏而没有遗憾的原因。孔子说：“至于圣与仁，我哪里敢当？不过是做仁道而不厌倦，教诲别人而不疲倦，也只能这样说罢了。”公西华说：“这正是弟子们不能学习到的地方。”

译按语说：这里的“仁”字，指浑然完整的总体，是天道本然的状态，不同于平日孔门弟子问答中一言一事所说的仁。孔子不敢承当，也是自不满足的意思；不只是因为别人这样称赞，也不只是谦逊自己的言辞。做仁道而不厌倦，教诲别人而不疲倦，便是始终纯粹不已、与天道相合。如果骤然把自己说成圣人和仁者，不仅会增加学习者的疑惑；实际上，只要一息尚存，这个志向就不能有片刻懈怠。这只有整体德性永不停息的人才能做到，哪里是门人弟子能够完全学会的呢？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说：“能够在天下实行五种品德，就可以说是仁了。”子张请问是哪五种。孔子说：“恭敬、宽厚、诚信、敏捷、惠爱。恭敬就不会受人侮辱，宽厚就能得到众人拥护，诚信就会得到人们信任，敏捷就能取得功效，惠爱就足以役使别人。” 按语说：子张请求说明具体内容，不像颜渊那样请求仁的条目，所以孔子从他所欠缺的方面来说。恭敬与骄泰相反，宽厚与暴虐相反，诚信与背信相反，敏捷与懈怠相反，惠爱与残害相反。以子张专务外在、喜好高远的性情来看，他未必不会把堂堂外表当作恭敬，把不拒绝人当作宽厚，把取悦脸色当作诚信，把仓促急遽当作敏捷，把慢待命令当作惠爱；这样一来，五种品德的功效便茫然无从谈起。这是造就人的深意，是针对病症的良药，与其他篇章所说的五美四恶，意思完全相同。意思完全相同。曾子说：“堂堂啊，子张！很难和他一同做到仁。”子游说：“我的朋友子张，是很难得的人；然而还没有达到仁。” 《弘道录》说：圣门的教诲，以求仁为目标；七十弟子所学习的，也都以仁道为归宿。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与子游所学的“道而爱人”相比，看起来同子张相差不止一筹。若从后世交友的情形来看，不是相互诋毁，就是彼此奉承，有谁肯指出朋友的毛病并替他医治呢？由此可见，以朋友辅助仁德的实际意义，就是不虚假赞美，也不隐瞒过错，责备他难以做到的地方，挽救他的过失。这种行为对于道义极其重要，对于做人也极其亲切。因此把它记在这里。《西汉书》说：董仲舒年轻时勤修学业，奋发立志，勤奋学习。他放下帷幕讲诵经书，弟子中传授他学业的人，按照入门先后的次序相互授业，有的人甚至很久没有见过他的面。据说他三年没有窥视园子。他专心到了这种程度，进退、仪容、举止，不合礼的事一概不做。学者们都把他当作老师尊敬。景帝时，董仲舒任博士，后来任江都相，侍奉易王。景帝的哥哥一向骄横而好勇。董仲舒依据义理匡正他，易王因此敬重他。过了很久，易王问道：“越王勾践和大夫泄浦、文种、范蠡谋划，攻打并灭掉吴国，我认为越国有三位仁人。您看怎么样？”董仲舒回答说：“从前，鲁国国君问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怎么样？’柳下惠说：‘不可以。’回去后面带忧色，说：‘我听说攻打别国却不询问仁人。’这件事怎么竟到了这种地步呢？只是被问到这件事，他尚且感到羞耻，何况还用欺诈的手段攻打吴国、侵夺土地呢？这种做法根本没有一个仁人。所谓仁人，是端正自己的义理而不谋求私利，阐明自己的道而不计较功劳。因此在孔仲尼门下，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以谈论五霸为羞耻，因为他们先使用欺诈和武力，后来才谈仁义。” 《弘道录》说：前代儒者说董仲舒有儒者的气象。我私下认为，他已经登上厅堂，却还没有进入内室。为什么呢？樊迟是圣门中的高等弟子，尚且被认为鄙陋而接近功利。孔子告诉他要先付出艰难的努力，后获得成果，他最终也没有完全通达。像董仲舒提出的《明君》《两相》《骄主》三项策略，讲到艰难而不讲收获，从来没有显露出怨怒的神色。假如拿他同贾谊相比，便可以看出他有大度而少吝惜的意味。这正是“端正义理而不谋求利益，阐明道而不计较功劳”，不是没有根据的空话，而是亲身践履的实际行动，管仲、晏婴都羞于同他并列。他放下帷幕讲读经书，差不多达到了“时时学习而感到喜悦”的境界；学者们以他为师并尊敬他，也无愧于“朋友来而感到快乐”的境界。那么，他难道不是“别人不了解我，我也不怨恨”的君子吗？即使坐在杏坛墙边，同诸位弟子并驾而行，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后汉书》说：黄宪十四岁时，荀叔在旅店遇见他，惊异于他的非凡，作揖同他交谈，过了一会儿还不能离去。他对黄宪说：“您是我的师表。”后来荀叔到了袁闳那里，说：“你们郡里有个颜子，你知道吗？”袁闳说：“您说的是我的叔度吗？”同郡的戴良才华很高而且倨傲，但他见到黄宪时没有一次不端正容色；等回去后，茫然若有所失。他的母亲问：“你又从那个牛医的儿子那里来了吗？”戴良回答：“如果戴良没有见到叔度，自以为还不如人；如今见到这个人，刚才还觉得他在前面，转眼又仿佛在后面。他的境界实在难以测量。” 陈蕃、周举常常互相说：“每隔一段时间见不到黄先生，鄙陋吝啬的念头就会在心中萌发。”郭林宗年轻时游历汝南，先去拜访袁闳，未留宿便离开；随后又去拜访黄宪，屡次说要返回，却总是到了很久才回来。有人把这件事问郭林宗。郭林宗说：“奉高的器量，好比泛滥的水，虽然清澈，却容易持取。叔度的胸怀浩大，如同千顷波涛，澄清它也不显得清，搅浑它也不显得浊，实在无法测量。”黄宪起初被举为孝廉，后来又被公府征召。朋友劝他出来做官，他也没有拒绝，只是暂时到了京师便返回，最终没有任职。天下人称他为‘征君’。《弘道录》说：范某评论道：黄宪的言论和风采没有流传下来，然而见过他的士君子没有不折服的。他深远地远离鄙陋吝啬，难道是因为以道周全其本性、使德性完整，所以没有什么可以称述的吗？我的曾祖穆侯认为黄宪沉静安然，他处世顺适而深沉。他像道一样，深浅都难以达到；他的清浊也无法议论；他的境界似乎接近孔门弟子，或许差不多可以称为圣贤了吧。这就是我在东汉士人中唯独推重黄宪的原因。《弘道录》第九卷完。《弘道录》第十卷。仁。朋友之间的仁。宋代濂溪先生周敦颐很早就闻道，品格极高，胸襟洒落，如同和煦的风、雨后初晴的明月，素来喜爱山林。起初不受世俗的窘迫束缚，不屑于求取名声，却重视求得志向；轻视外在的福禄，却重视使百姓得到恩惠；不讲究奉养自身，却使恩泽延及家人；不屑于迎合世俗，却尊尚同千古贤人交友。他曾说：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合于天。伊尹、颜渊，都是大贤人；要立志追求伊尹所追求的，要学习颜子所学习的。超过圣人的程度，就成为圣人；达到圣人的标准，就成为贤人；即使达不到，也不会失去美好的名声。有人看见他窗前的草从不铲除，问他原因。他说：‘这草同我自家的心意一般，胸中生机勃勃，也正是这样。’他撰写《太极图》《易通》等书，精妙地契合了千百年来失传的遗旨，向上承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河南程珦让他的两个儿子程颢、程颐前往拜师。周敦颐常常让他们寻求仲尼、颜子所处的快乐，问他们究竟因何事而快乐。二程的学问源流由此而来。因此程颢说：‘自从我见到周茂叔吟风弄月而归，便有了“我同曾点一样”的意味。’侯师圣在伊川门下学习时还没有领悟，便去拜访濂溪，留下来同榻夜谈三天才返回。伊川惊异地说：‘不是从周茂叔那里来，哪里能取得这种善于启发人的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