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四十八
文帝初封代王，诸吕既诛，大臣相与谋议，迎立代王。群臣张武等皆曰：汉大臣，故高帝时将帅，习兵多谋，实不可信。愿称疾无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曰：不然。秦失其政，豪杰并起，人人自谓得之。然卒践天子位者，刘氏也。以吕太后之严，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卒灭诸吕。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大王贤圣仁孝闻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至长安，太尉勃请问，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录曰：文帝二十三年之天下，次信於宋昌之片词，张武等固不逮也。其却太尉之请，词意确然，益足以见其存心之笃矣。孰谓区区代邸，而有斯人哉，有斯人哉。帝之侯昌，良有以也。而张武等官，不过九卿，又足以表王者之无私矣。岂其独惜朱虚之寸土，不以全大臣之信，而安兴居之心乎。然则，公言终有负，而请闲者不可以责矣。文帝赐南越王佗书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诸吕为变，赖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第，诮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於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得擅变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恶。终今以来，通使如故。陆贾至南越，南越王顿首谢罪，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录曰：孔子告子张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夫南越，尉佗通诛之一物耳。虽微堂堂万乘，亦孰不讳侧室之言乎。借使不讳，孰不矜夸中国之盛，兵甲之强乎。而不知天以完德命于帝，帝以完名恣于己。其出言，本于吾心，非有所勉强，真可以贯金石而及豚鱼，蚓夷狄蛮貊犹夫人者耶。其中心悦而诚服，亦不啻出於自然，而岂由于勉强哉。子张徒能书诸绅，而不能见诸行，帝之天资肋合，虽无参前倚衡之功，而实有明效大验之着。可见圣人立言於天地问，若化工之显於物，无伺耳耳，而提面面而命之矣。又遗匈奴单于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顷遗朕书，愿复兵休士，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世世平乐，朕甚嘉之。此古圣王之志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其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诛。单于若称书义，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录曰：愚观帝之与匈奴约，岂如《春秋》要质鬼神，刑牲敌血者哉。其诚信出於本心，如书中所言，譬则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祷，真得帝王制御夷狄之道也。不徒有以信之，而又有以待之。胡越一家，华夷一休，百世之后，见此一日也，岂不盛哉。上尝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走，乘舆马惊，使骑捕之。时张释之为廷尉，奏以此人犯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他马固不伤败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其后有人盗高庙座前玉环，得，亦下廷尉治，释之奏当弃市。上大怒曰：此人无道，盗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今盗宗庙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上乃许之。录曰：人知释之守法，而不知帝之能用法也。夫天下不息法之不公，而惟人主不能用法之过。皋陶曰在辟，帝亦曰在辟，皋陶曰在宥，帝亦曰在宥者，能用法也。言足以拒练，智足以饰非。以为天下皆出於己之下者，不能用法也。是故墨鼻不已，至於炮络，炮络不已，至於制剔者，岂皆无法哉。汉自三章之后，至文帝除肉刑，除收挚相坐，除诽谤妖言，其心於爱民之本者矣。犯跸盗环，一时之怒，私也；罚金弃市，三尺之法，公也。惟不欲以私害公，故不终以情挠法，帝可谓天地日月矣。过此，若张杜邮宁之流，专以人主之意指为狱，则当时之为君者，从可知矣。呜呼。长陵杯土，臣子所不忍闻也。人匪言之不能，如此畏忌，何哉。故曰：知释之之守法，而不知帝之能用法，不知法者也。
译文帝起初被封为代王。诸吕被诛杀后，大臣们共同谋议，迎接并拥立代王。群臣张武等都说：“汉朝大臣都是高帝时的将帅，熟悉军事而且多有谋略，实在不可信。希望大王称病不去，以观察形势变化。”中尉宋昌说：“不是这样。秦朝失去政权，豪杰纷纷起兵，人人都自以为能够取得天下，但最终登上天子之位的，是刘氏。吕太后严酷专权，然而太尉手持符节进入北军一呼，士卒都袒露左臂表示拥护刘氏，最终消灭了诸吕。这是上天授予的，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大王贤明圣德、仁慈孝顺，天下早有声誉，所以大臣顺应天下人的心意来迎立大王，大王不要怀疑。”代王到了长安，太尉周勃请示询问，宋昌说：“涉及公事的，请您公开说；涉及私事的，王者没有私事。”太尉于是跪下献上天子的玺印符节。文帝当夜任命宋昌为卫将军，统领南北军；任命张武为郎中令，负责殿中事务。《录》说：文帝二十三年治理天下的成就，主要取决于宋昌几句话的判断，张武等人确实比不上他。他拒绝太尉请示时，言辞和意思都坚定明确，更足以看出他的心志忠诚坚定。谁能想到小小的代王府中，竟有这样的人呢？竟有这样的人呢？文帝封赏宋昌，确实是有原因的。至于张武等人的官职不过九卿，却也足以表明王者没有私心。难道文帝只是吝惜朱虚侯的一小块封地，不肯保全大臣的信用，从而使自己的起居生活安稳吗？既然如此，公开谈公事终究有所亏负，那么请求退避私下谈话的人，也就不能责怪了。文帝赐给南越王赵佗的书信说：“我，是高皇帝姬妾所生的儿子。被弃置在外，奉命在代地守卫北部藩篱，道路遥远，消息闭塞而且质朴愚钝，未曾给高皇帝写信，也未曾侍奉群臣。孝惠皇帝去世后，高后亲自临朝处理政事，不幸患病，诸吕发动变乱，依靠功臣的力量才将他们诛除。事情完毕后，我以王侯身份，官吏却不肯放过我，所以不得不即位。如今登上帝位，近来听说大王曾写信给将军、隆虑侯，请求恢复亲属关系，并责备罢免长沙的两位将军。我已经根据大王的书信罢免了将军和博阳侯；对于在真定的亲兄弟，已经派人前去慰问，并修整先人的坟墓。前些日子听说大王在边境发兵，成为寇害，使灾祸不断。当时长沙深受其苦，南郡尤其严重。大王即使拥有自己的国家，难道单单这样就有利吗？必定会多杀士卒，伤害良将，使官吏成为寡妇的丈夫、使人家的孩子成为孤儿、使父母失去儿子；得到一个而损失十个，我不忍心这样做。我想把边界犬牙交错的地方固定下来，询问官吏，官吏说：‘这是高皇帝划分长沙土地的原因。’我不能擅自改变。如今取得大王的土地，不足以使我成为强大；取得大王的财物，也不足以使我富有。五岭以南的地方，就由大王自行治理。虽然如此，大王的称号若仍为帝，两个皇帝并立，连一辆车所能通行的范围也容不下。” 派使者来沟通道路，这是争斗；争斗而不谦让，是仁者不做的事。希望同大王共同抛弃过去的过错。从今以后，仍像过去一样互相通使。”陆贾到达南越，南越王顿首谢罪，愿意奉行明确的诏令，永远做汉朝的藩臣，奉献贡品，履行贡职。《录》说：孔子告诉子张：“说话忠诚信实，行为笃厚恭敬，即使到了蛮貊之邦也能行得通。”南越的尉佗，不过是和诛杀有关的一个人物。即使没有堂堂万乘之尊，谁又会不忌讳姬妾所生之子的身份呢？即使不忌讳，谁又不会夸耀中原的强盛和兵甲的强大呢？然而他不知道，上天把完美的德性授予文帝，文帝又任意施展这种完美的声名。他所说的话，出自自己的内心，并非勉强而为，确实能够感动金石，甚至使豚鱼也受到影响；难道连蚯蚓、夷狄、蛮貊也能像人一样受到感化吗？南越王内心喜悦而真诚地服从，也不只是出于自然而然，难道是由于勉强吗？子张只是能够把这些话写在衣带上，却不能落实到行动中；文帝天资高明而且善于迎合，虽没有“参前倚衡”那样时刻警戒的功夫，却确实有明显而重大的成效。由此可见，圣人在天地之间立言，就像造化显现在万物上一样，不必反复耳提面命，却自然能够施行。”},{ 文帝又给匈奴单于写信说：“皇帝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愿您平安无恙。近来大单于给我写信，希望重新停止战争、让士卒休息，消除过去的事情，恢复原来的约定，使边境百姓世世代代安定快乐，我非常赞许。这正是古代圣王的志愿。汉朝和匈奴约定结为兄弟，我之所以给单于写信，态度十分优厚。违背约定、破坏兄弟亲情的事，常常出在匈奴一方。至于右贤王的事情，已经发生在赦免之前，不要再深究惩罚。单于如果认为这封信的道理正确，就请明白地告诉各位官吏，不要违背约定，要像单于信中所说的那样守信而恭敬。” 《录》说：我看文帝同匈奴的约定，难道像《春秋》中那样要以人质告祭鬼神、杀牲取血为盟吗？他的诚信出于本心，正如信中所说，好比天地没有什么不承载、没有什么不覆盖，真正得到了帝王驾驭夷狄的道理。他不只是有办法使人信服，也有办法对待对方。胡人与越人可以同为一家，华夏与夷狄可以同享太平；百世以后，仍能看见这样的一天，难道不是盛事吗？文帝曾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一个人从桥上奔跑经过，皇帝的车马受惊，便派骑兵把他抓来。当时张释之任廷尉，上奏说应依法判这个人缴纳罚金。文帝发怒说：“这个人亲自惊吓了我的马，幸亏我的马性情温和柔顺；假如是别的马，难道不会因此受伤，毁坏我的车驾吗？廷尉却只判他罚金。”张释之说：“法律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如今法律规定就是这样，如果再加重处罚，法律就会失去百姓的信任。”后来有人偷盗高庙座前的玉环，被捕获后，也交给廷尉审理。张释之上奏判处弃市。文帝大怒说：“这个人无道，竟敢盗窃先帝的器物，我想判他灭族，你却只依据法律上奏，这不是我共同奉承宗庙的本意。”张释之摘下帽子，叩头谢罪说：“法律规定这样处罚已经足够了。如今盗窃宗庙器物就判灭族，假如愚民取走长陵一杯土，陛下又将根据什么法律加刑呢？”文帝这才同意了。《录》说：人们只知道张释之守法，却不知道文帝能够依法办事。天下人并不忧虑法律不公，只忧虑君主不能依法行事的过错。皋陶说该依法惩处时，文帝也说该依法惩处；皋陶说该宽宥时，文帝也说该宽宥，这就是能够用法。口才足以拒绝劝谏、智慧足以粉饰错误的人，认为天下一切都在自己之下，便不能真正用法。因此，墨鼻刑不停，就发展到炮烙；炮烙刑不停，就发展到剔剖之刑，难道都是没有法律吗？汉朝自约法三章以后，到文帝废除肉刑、废除收捕连坐、废除诽谤和妖言之罪，已经有了爱民的根本心意。犯跸、盗玉环，是一时的愤怒，是私意；判罚金、处弃市，是法律的公义。文帝只是不愿让私意损害公义，所以最终没有用感情扰乱法律，可以说如同天地日月一样公正。后来像张杜邮、宁成一类人，专门把君主的意旨当作审判案件的依据，由此便可以知道当时做君主的情形了。唉！长陵一杯土这种话，臣子听了都不忍心。人难道不是不能说，而是如此畏惧忌讳吗？所以说：只知道张释之守法，却不知道文帝能够依法行事，就是不懂得法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倪宽，武帝时为中大夫，迁左内史。既治民事，乃观农桑，缓刑罚，理狱讼，毕体下士，务在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至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以故租多不入。后有军发竟，以负租课殿当兔。民闻，惟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负檐，输租不绝，课更以最。后积官至御史大夫。录曰：宽本儒生，其治民，谓之儒则可。谓之法则未也。何也。当今直指之官，以假贷为防，一书殿最辄不可易，况以军兴从事乎。汉之罔疏禁阔，尚犹及见此等风俗。此等风俗，贤於季世远矣。非其人之温良，守之介特，安能若是耶。不然，狙桧之尤，狡滑之雄，何处无之，而能大家牛车，小家担负，果孰使之哉。乃知信爱孚於刑辟，儒官仇於俗吏，不可以不录也。宣帝时，张安世、杜延年并列九卿，二人忠信自着，谨慎周密，外内无问。每定大政，已辄移病出，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也。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即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耶。有郎功高，不调自言，安世应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执事，何长短而自言乎。幕府长史迁辞去之官问以过失。长史曰：将军为明主股肱，而士无所进。论者以为讥。安世曰：明主在上，贤不肖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荐之。其欲匿名边，远权势如此。故天子甚尊惮大将军，然内亲安世，心密於光焉。延年亦安和，备於诸事，久典朝政，上信任之，出即奉驾，入给事中。是时四夷和，海内平，大将军灭后，独能保固终始，天下称之。录曰：自夫子犁牛辞角之瑜，往往论人者不当，系於世类大贤且然，蚓安世、延年乎。而论者叉曰：天道好还，盖浅之也。天岂屑屑於其问哉。已为不善，则天下后世曰不善之人也；已为善，则天下后世皆曰善人也，岂不益可信哉。不睹已然，而逆其未然，吾未见其能观人也。若二臣之忠信谨厚，正吾夫子所谓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者，然则圣人之论大旨高，此又可见。韩延寿为颖川太守，郡多豪强难治。先是赵广汉患其俗多朋党，故构会吏民，令相告许。延寿欲更之，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设酒食，亲与相对，问以谣俗，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及收租赋，先明布告其曰，以期会为大事。其始若烦，后吏无追捕之苦，民无棰楚之忧，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约誓明。或有欺负之者，辄自刻责，岂其负之，何以至此。百姓遵信其教，数年颖川大治。后入为左冯栩。行县至高陵，民有昆弟讼田，延寿大伤之曰：幸得沟位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咎在冯栩。因入外传舍，闭阁思过；令丞啬夫，亦皆自系待罪，於是讼者传相责让，皆自髡肉祖谢，愿以田相移，终死不敢复争。延寿大喜，乃起听事。郡中翕然，莫不转相饬厉不敢犯。於是恩信，周褊二十四县莫复以词讼自言者。录曰：愚观延寿似有意於移风易俗，使吏民回心而向善者。然而卒不能善其终。何耶。先儒有言，几三代以下人物，皆血气用事，不若三代以上，纯任德性。呜呼。斯言也，不但延寿为然，赵盖与杨莫不然也。汉廷至此，元气已索然矣。而卒蹈好信，不好学之戒，未免伤害於物。故有望之之许，不知正吾夫子之所恶也。呜呼，惜哉。赵克国时，先零诸羌叛。宣帝使丙吉问：谁可将者。克国自言：无瑜老臣。复问：将军度羌虏何如。对曰：兵难遥度，愿至金城，图上方略。乃大发兵诣金城。常以远斥堠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虏虽数挑，不肯轻动，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伺虏谋解散，彻其疲，剧乃击之。酒泉太守辛武贤奏以七月出兵击罕开，克国以为先零首为畔送，先诛先零，则罕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玺书报从克国计焉。罕开竟不烦兵而下。录曰：愚观古人立功，悉由在上信任之专，在己自信之笃，往往以威信服人，不肯轻试者，为是故也。夫有宣帝之明，丙魏之忠，而尚孚于他议，今观将军度羌虏何如，彼一时也，武贤奏七月出兵，此一时也。使无确然之见定於胸中，诏进则进，诏止则止，所谓弟子舆尸者也。为君相者不信为将之方略，而以人言参乎其中，有利不知，有益不恤，所谓师或舆尸者也。上下俱凶，彼此不信，其能成功鲜矣。后世所当深戒也。
译倪宽在武帝时任中大夫，后来升任左内史。他治理民政，观察农耕和蚕桑，放宽刑罚，审理诉讼，始终礼贤下士，致力于赢得人心；选择任用仁厚之士，推求实情并体恤下情，不追求名声，官吏和百姓都非常信任爱戴他。到了征收租税时，他酌情放宽或收紧期限，允许百姓互相借贷，因此租税多有未能按时缴纳。后来发生军务征发，因欠租而被评为下等，应该免除赋税。百姓听说后，唯恐失去这一机会，大户用牛车，小户用肩挑背负，接连不断地输送租税，考课反而获得最优。后来官位累积升至御史大夫。《录》说：倪宽本是儒生，他治理百姓，说是儒者之治可以；说是法家之治，就不对了。为什么呢？如今负责监察的官员把借贷看作防范之事，一次考课被评为下等，便绝对不能更改，更何况当时正因军务而办事。汉朝法网稀疏、禁令宽松，尚且还能见到这种风俗。这种风俗比末世高尚得多。若不是倪宽为人温厚善良、操守独特坚定，怎么能做到这样？否则，像狡猾奸诈之徒，哪里没有？又是谁使大户用牛车、小户肩挑背负来缴租呢？由此可知，信任和爱戴可以胜过刑罚，儒臣可以压倒庸俗的官吏，这些事不能不记载。宣帝时，张安世、杜延年一同位列九卿。二人忠诚信实的品德自然显著，谨慎周密，朝廷内外都没有非议。每当朝廷议定大政，他们一结束议事就托病退出，连朝廷大臣也不知道他们参与过商议。张安世曾推荐过一个人，那人来道谢，他反而非常恼怒，认为举荐贤能，怎么能接受私人道谢？有一位郎官功劳很高，久未调任，自己来申说，安世回答：“你的功劳很高，明主知道。臣下奉职办事，有什么长短值得自己申说呢？”幕府长史升迁离任时，有人问他张安世有什么过失。长史说：“将军是明主的股肱大臣，却没有举荐士人。”议论者以此讥讽安世。安世说：“明主在上，贤能与不肖分明可见。臣下只需修养自身罢了，哪里知道哪些士人值得举荐？”他想隐藏自己的名声、远离权势，就是这样。因而天子非常尊敬并忌惮大将军，但内心亲近张安世，感情比对霍光还亲密。杜延年也安详和顺，处理各种事务都很周备，长期掌管朝政，皇帝信任他；出宫就奉侍车驾，入朝则供职中书。那时四方夷狄和睦，天下太平。大将军死后，杜延年独能始终保全自己，天下人都称赞他。《录》说：自从孔夫子以犁牛不能配享、只是因为毛色不纯为喻，后世评论人物往往失当；世俗中即使是大贤也尚且如此，何况安世、延年呢？评论者又说“天道喜欢报应”，这大概是把道理看浅了。天道哪里会琐碎地计较这些呢？已经做了坏事，天下后世就会说他是坏人；已经做了善事，天下后世就会说他是善人，这难道不是更加可信的吗？没有看到已经发生的事实，却先去推断尚未发生的事情，我没有见过这样能够识人的。像这两位大臣的忠信谨厚，正是孔夫子所说的“即使想不采用，山川难道能舍弃吗”；由此可见，圣人的论断旨意高远。韩延寿任颍川太守时，郡中豪强很多，难以治理。此前赵广汉忧虑当地结党成群，所以设计让官吏百姓互相告发。延寿想改变这种风气，又怕百姓不听从，于是逐一召见郡中受乡里信任敬仰的长老，设酒食，亲自与他们相对而坐，询问当地的歌谣风俗，因而同他们商议制定婚嫁、丧葬、祭祀的礼仪用品，大体依照古礼，但不得超过法令。到了征收租赋时，先把日期和期限明确公布，把按期聚集缴纳作为大事。开始时似乎烦琐，后来官吏没有追捕的劳苦，百姓没有受鞭打的忧虑，大家都觉得便利安稳。他接待下级官吏，恩惠施予十分优厚，同时约束誓言也很明确。有人欺负他，他就责备自己；难道是自己辜负了百姓，为什么会到了这种地步？百姓遵守并信服他的教化，几年之间颍川大治。后来入朝任左冯翊。巡视县境到高陵时，百姓中有兄弟为田地争讼，延寿非常悲痛地说：“幸而我身居表率之位，却不能宣明教化，以至于百姓骨肉之间发生争讼，既然伤害了风俗教化，罪过就在我这个冯翊身上。”于是进入外传舍，关闭房门思过；县令、县丞、啬夫也都自行拘系，等待治罪。于是争讼的人相互责备谦让，都自行剃发、割肉谢罪，愿意把田地互相转让，至死也不敢再争。延寿大喜，才出来处理政事。郡中一片和谐，没有人不相互告诫勉励，不敢违法。于是恩德和信义遍及二十四县，再没有人因词讼而自行来申诉。《录》说：我看韩延寿似乎有意移风易俗，使官吏百姓回心向善。然而他最终不能善始善终，为什么呢？先儒说过，大约三代以下的人物，都任凭血气行事，不如三代以上的人纯粹依靠德性。唉！这句话不只是说延寿如此，赵氏大概和杨氏也无不如此。汉廷到了这一步，元气已经衰竭了。延寿最终又陷入“喜好诚信而不好学”的戒条，不免伤害事物。因此才有望之的许诺，却不知道这正是孔夫子所厌恶的。唉，可惜啊！赵充国时，先零诸羌反叛。宣帝派丙吉询问：“谁可以担任将领？”赵充国自称：“没有比老臣更合适的。”又问：“将军估计羌虏的情况怎样？”他回答：“军事情况很难在远处估计，希望到金城后，绘制地图，呈上作战方略。”于是大规模发兵前往金城。他总是把设置远方侦察哨作为要务，行军一定做好战斗准备，驻扎一定筑牢营垒；尤其能够持重，爱护士卒，先谋划而后作战。羌虏虽然多次挑衅，他也不肯轻率出动，想凭威信招降罕开以及从事劫掠的人，等待羌虏的谋划瓦解、士卒疲惫后，才猛烈进攻。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请求七月出兵攻击罕开，赵充国认为应先诛讨先零的首领；先消灭先零，罕开的部众不用动兵就会服从。皇帝用玺印诏书回复，采纳了赵充国的计策。罕开最终没有劳烦军队就投降了。《录》说：我看古人建立功业，都来自上级专一的信任和自己坚定的自信。他们往往用威信使人服从，不肯轻率尝试，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宣帝英明，丙吉、魏相忠诚，却还容许其他意见参与其中。如今看来，‘将军估计羌虏的情况怎样’是当时的情势；辛武贤上奏七月出兵，又是另一时的情势。如果心中没有确定的见解，诏令让进就进，诏令让停止就停止，就是所谓‘弟子舆尸’。做君主和宰相的，不相信将领的方略，却把众人的议论掺杂其中；有利的不知道，有益的不顾惜，就是所谓‘师或舆尸’。上下都凶险，彼此都不信任，能够成功的就很少了，这是后世应当深切警戒的。
《束汉书》：初宛人李通事刘饮，好星历。《谶记》云：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私常怀之。及班彪避难天水，院嚣问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后定。意者纵横之事，复起於今乎。将承运迭兴，在於一人也。对曰：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纵横之事，势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一反平短祚，国嗣三绝，故王氏擅朝，因窃号位。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问，中外搔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方今雄桀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而百姓枢吟思仰汉德已可知矣。嚣曰：生言周汉之势，可也。至於但见愚人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复兴，疏矣。昔秦失其众，刘季逐而羁之，时人复知汉乎。彪乃着《王命论》、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到，欲以感之。及诸将劝帝即位，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因复奏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周之白鱼，曷足比焉。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着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设坛场，六月己未即皇帝位。录曰：谶记之说，先儒疑之是矣。若敌之迎合好名，通之附会好事，非堂堂之议，敦笃之谕也。盎不观彪之着论乎，阐道谈命，察理识时，其言凿凿，可信确乎。不拔束汉受命於此焉。判当不秘强华之言，建武为有光矣。惜乎，诸将之不能也。虽然今进有尤来大拾、赤眉五校等未服，退有魄嚣、公孙迷、窦融之徒未附，苟非依附天命，何以效顺人心。帝之崇信，将以济一时之权也。及天下既定，则当如武王之敬受丹书，箕子之敷陈洪范，孰不曰万世帝王之大计乎。延亦狗区区已往之说，至以次定武功，剖断祀典，则惑矣。此所以来郑兴之讥也。郭伋少有志行。一反平问，辟大司空府，三迁渔阳都尉，世祖即位，转为渔阳太守。时既罹王莽之乱，重以彭宠之败，民多猾恶，寇贼克斥。伋到，示以信赏，斜戮渠帅，盗贼销散，在职五岁，户口增加。后颖川盗贼群起，征拜颖川太守。到郡，招怀叛亡赵宠召昊等数百人，其党与闻伋威信，远自江南，或从幽冀，不期俱降，骆驿不绝。调伋为并州牧，伋前在并州，素结恩德，及后入界，所到县邑，老幼相携，逢迎道路。始至行部，到河西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於道路迎拜。伋问儿曹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到，喜，故来奉迎。伋辞谢之。及事讫，诸儿复送至郭外，问：使君何日当还。伋计日告之。行部既还，先期一日，伋为违信於诸儿，遂止于野亭，须期乃人。录曰：郭细侯诸儿之约，何如魏文侯虞人之期乎。夫虞人之期，游畋之乐耳，雨不雨，往不往，不足论也。天下初平，盗名窃据者不可胜计，仗吾之恩信，有以怀狭之耳，有如言出而随食焉，事异而辄更焉。小事且然，况於大事，何以示信於人哉。《易》曰：无妄往，吉。其诸细侯所以得志也乎。张纲以高第为御史。明帝朝，遣八使巡行天下受命之部，而纲独埋其车轮於洛阳都亭，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遂效奏大将军梁冀、河南尹□，疑条其无君之心，十有五事。书奏，冀大怒，欲事以法。时广陵贼张婴众数万，杀刺史二千石，言报操，操义之。及羽杀颜良，拜书告辞，而奔刘备於袁军，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录曰：羽之刺颜良，其张良之击始皇乎。惜乎，无以借着之，说告之者。夫良之不欲立六国后，即操之禽羽而破玄德也。良之为韩报仇，即羽之从备以兴复汉室也。而英雄无用武之地，虽誓与共死，其徒死乎。果能以己之信义，致操之感动，与之共力灭袁而降表，以迎刘备，不其有庸乎。以是报效曹刘，庶几两得之也，而区区刺一颜良抑末矣。
译《东汉书》说：当初，宛人李通侍奉刘縯，喜好星象历法。《谶记》说：“刘氏复兴，李氏辅佐。”李通私下常常把这件事记在心中。等到班彪为避难来到天水，隗嚣问他说：“过去周朝灭亡，战国诸侯相互争斗，天下分裂，经过几代才安定。难道纵横家的事业又要在今天兴起吗？承受天命、相继兴起的，应当在某一个人身上。”班彪回答：“周朝的衰亡兴盛，与汉朝不同。从前周朝实行五等爵制，诸侯参与政事，根本已经衰弱，枝叶却强大，所以到了末流才出现纵横之事，这是形势和气数所造成的。汉朝承袭秦制，改为设置郡县，君主独揽权威，臣下没有能够延续百年的权柄。到了成帝借助外戚，反复造成国祚短促，皇位继承三次断绝，所以王氏专擅朝政，借机窃取帝位。危乱从上层兴起，祸害还没有波及下层，因此真命天子即位以后，天下没有不引颈叹息的。十多年间，朝廷内外纷扰，远近同时起兵，假称帝号的人如云聚集，都声称自己是刘氏，未曾谋划却说出同样的话。如今那些雄杰占据州域，都没有战国七国那样世代经营的资本，而百姓辗转呻吟、思念仰慕汉朝的恩德，由此已经可以知道了。”隗嚣说：“先生所说周、汉形势不同，这一点可以；但只看见愚人熟悉刘氏的姓号，就说汉朝将要复兴，未免疏浅。” 从前秦朝失去民众，刘季乘势驱逐并拘束它，当时的人又怎么知道会有汉朝呢？班彪于是撰写《王命论》，认为汉朝的德运承继尧，有上天神灵授命的符应；王者兴盛享国，并不是欺诈和武力所能达到的，希望以此感动人心。等到诸将劝皇帝即位，同舍生强华从关中带来赤伏符，说：“刘秀发兵捕捉不守道义的人，四方夷狄如云聚集，龙在野外争斗；四七之际，以火德为主。”群臣于是又上奏说：“受命的符瑞，应在人事上显得宏大；万里之内共同响应，未曾商议却心意相同，周朝白鱼入舟的祥瑞，哪里足以相比？如今天下没有天子，四海混乱，符瑞应验昭然显著，应该回应天神，以满足众人的愿望。”光武帝于是命有关官员设置坛场，于六月己未即皇帝位。《录》说：关于谶记的说法，先儒对此表示怀疑，是有道理的。像[原文疑误：敌]的迎合、[原文疑误：通]的附会，都是喜好虚名、热衷邀功之举，不是堂堂正正的议论，也不是诚恳笃厚的劝告。难道没有看见班彪所写的议论吗？他阐明道理、谈论天命，考察事理、辨识时势，言辞确凿，的确可信。不能不说东汉承受天命正在这里。假如不把强华的话看得过于秘密而予以判断，建武年间也就有光彩了。可惜诸将不能这样做。虽然如此，当时前面还有尤来、大枪、赤眉、五校等势力没有归服，后面还有隗嚣、公孙述、窦融等人没有归附，如果不借助天命的说法，凭什么顺应人心？皇帝崇信这些符命，是要借此成就一时的权宜之计。等天下已经平定，就应当像周武王恭敬地接受丹书、箕子陈述《洪范》那样，谁不会说这是万世帝王的大计呢？[原文疑误：延亦狗区区已往之说]，以至于据此确定武功、裁断祭祀典章，那就迷惑了。这就是郑兴讥讽他的原因。郭伋年轻时就有志向和操守。王莽年间，受大司空府征召，三次升迁为渔阳都尉。世祖即位后，调任渔阳太守。当时百姓已经遭受王莽之乱，又加上彭宠败亡，民间多有狡猾凶恶之人，盗贼十分猖獗。郭伋到任后，向他们显示诚信和赏罚，斩杀盗贼首领，盗贼便消散了。他任职五年，户口增加。后来颍川盗贼成群而起，朝廷征召任命他为颍川太守。到郡后，他招抚叛逃亡命者，赵宠、召吴等数百人及其党羽听闻郭伋的威信，远从江南、幽州、冀州前来，不约而同地投降，络绎不绝。后来调任郭伋为并州牧。郭伋从前在并州一向结有恩德，等他再次进入并州境内，所到县邑，老幼相携，在道路上迎接。刚开始巡视部属，到达河西美稷时，有几百个儿童各自骑着竹马，在路上迎拜。郭伋问孩子们：“你们从哪里远道而来？”回答说：“听说使君到了，我们很高兴，所以来迎接。”郭伋向他们辞谢。事情办完后，孩子们又把他送到城外，问：“使君什么时候回来？”郭伋计算日期告诉他们。巡视回来时，比约定日期早了一天，郭伋认为自己对孩子们失信，于是停留在野外亭中，等到约定日期才进入城中。《录》说：郭细侯同孩子们的约定，和魏文侯同虞人的约期相比，怎么样呢？虞人的约期，不过是游猎的乐趣；下不下雨、去不去，都不值得评论。天下刚刚平定，盗用名号、窃据地盘的人多得数不清，若凭借我的恩德和信用来安抚收容他们，就应当像说出话便跟着实行一样，不能事情一变就随意更改。小事尚且如此，何况大事，又怎能向人表示信用呢？《易经》说：“没有虚妄地前往，吉利。”这大概就是郭细侯能够实现志愿的原因吧。张纲因考绩优等被任命为御史。明帝在位时，派八位使者巡行天下各自受命的地区，张纲却独自把车轮埋在洛阳都亭，说：“豺狼正当道路，哪里还用询问狐狸？”于是上奏弹劾大将军梁冀、河南尹[原文缺字]，列举他们没有君臣之道的罪行，共十五件。奏章上报后，梁冀大怒，想依法治罪。当时广陵盗贼张婴拥有数万部众，杀害刺史和二千石官员；[原文疑误：言报操，操义之]。关羽杀死颜良后，写信告辞，投奔袁绍军中的刘备，曹操身边的人想追赶他。曹操说：“他们各自侍奉自己的主人，不要追。” 《录》说：关羽刺杀颜良，和张良刺击秦始皇相比，怎么样呢？可惜没有人借此显扬并说明其中的意义。张良不愿拥立六国后代，就如同曹操擒住关羽、击破刘玄德；张良替韩国报仇，就如同关羽跟随刘备以图兴复汉室。然而英雄没有施展武力的地方，即使发誓同生共死，难道只能白白送死吗？如果关羽能够凭自己的信义感动曹操，同曹操合力消灭袁绍，并上表归降，以此迎接刘备，难道不能建立功业吗？这样既报答曹操和刘备，或许可以两方面都得到成全；而区区刺杀一个颜良，反而只是末节。
及曹操南击刘表，表卒，子综嗣，遂举州降操。时刘备屯樊城，或劝攻综，刑州可得。备曰：刘刑州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去过襄阳州，人多归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至不得行，日才十余里。或谓宜速行，保江陵。备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何忍弃去。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备据之，乃将精兵，日夜行三百余里，追及於当阳之长圾，备弃妻子走。及法正为刘璋军议校尉，与别驾张松忖璋不足有为，阴说备取益州，备疑未决，以问庞统，曰：益州土沃，财富可资大业。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今以小利而失信义於天下，奈何。统曰：逆取顺守，古人所贵。若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於信失。今不取，终为人利耳。备始以为然。留亮及关羽守刻州，而自将步卒入益州。录曰：照烈之取荆益，先儒论之多矣。果何所折衷乎。孔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孟子曰：嫂溺，授之以手者，权也。释之者曰：贞正而固也，谅小信也。嫂溺大故也，手援小嫌也。以正律小，可以知义，以小较大，可以知权。自两汉之兴，不阶尺土，然未有若昭烈之困者也；群雄并争，盗据攘窃，亦未有若昭烈之时者也。何也。盖立国叉有分土，若沛公已为汉王，刘秀已为萧王，此公土也。既而得陇，尚犹望蜀，备何如哉。今年奔徐州，明年败下那，无尺寸之益，图王者顾如是乎。至於表之据荆，焉之据益，非分土也，不过乘时攘窃之耳。蚓又皆不禄，然岂终为么孽之资，奸雄之糜乎。若乃临亡之托，乃区区小信，非识时务俊杰之言也。故孔明一则曰：天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又曰：益州险塞，天府之国，如是尚未喻耶，徒以授受之小嫌，而忘天下之大故。借使声其违父弃命，亡国降虏，不孝之罪，莫此为大。当时何得而辞，后世何得而议，又不怀刘璋资给之恩，而养虎遗息，抗吭扮背之说，俱可免矣。一时失於见几，后终不能不取。故朱子曰：经权俱失。此之谓也。弘道录卷之四十八竟弘道录卷之四十九信君臣之信《晋书》：羊佑之镇襄阳，缓怀远近，甚得江汉心，与昊人开布大信，其降者后欲去，皆听之。在军尝轻裘缓带，身不被甲，铃阁之下，侍卫不过十数人。专务以德信怀昊，每交兵，刻曰方战，不为掩袭之计，将帅有欲进谲计者，辄饮以醇酒，使不得言。军或出行昊境，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每会众江沔游猎，若禽兽先为昊人所伤，而晋兵得之者，皆送还之。於是边人悦服。与昊镇军大将军陆抗对境，使命常通，抗遗枯酒。枯饮之不疑，抗疾求药於枯，枯以成药与之，抗即服之。人多谏抗，抗曰：岂有酴人羊叔子哉。每告其边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咨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录曰：召伯之布政甘棠，与羊佑之堕泪岘山，同乎，异乎。盖微君子叉不能幽以烛之也。夫晋自灭蜀之后，未尝一曰而忘于吴，张悌所谓彼之得志，我之忧也。而可为其所愚耶。远则陈氏之厚施，近则吕蒙之示信，可以为殷鉴矣。为吴人者，自宜外薪尝胆，复甲枕戈，以保祖宗之基业，尚犹不暇，乃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则是由于其卫中而不自知也。呜呼。暴不可也，德岂诚哉。醇酒之醉未醒，伐吴之计屡上。其曰：吴人更立贤主，则难图也。吁，是果德耶，信耶。不过谋臣之略，以乱敌之所为而已。虽然视彼徒木立信，所过无不残灭者，因为有问。向非佑，则预之功不立。枯，其人杰也哉。《唐书□刑法志》：太宗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还，至期来诣京师。至次年九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皆无人督帅，如期自诣朝堂，无有一人亡匿者，上乃皆赦之。录曰：《易□无妄》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圣人之意，盖谓人君之治天下，当以大公至正处之，至诚极信御之。若其虚心妄意，谲道诈卫，以缴幸於万一，矫揉於一时者，不可暂试，其可遂用哉。唐之太宗滕父起兵，推刃同气，所杀无辜甚众，而卢祖尚张蕴古之冤，尤为可悯，乃纵囚而赦之，纵且不可，而况於赦乎。此以民命为儿戏，律令为狙玩，祗以资千古之一哄而已。夫死人之所至，难而甚畏也。＇苟可以求生，何所而不至；又安知其自诣者，非其赝代之者耶。帝勇於好名，而力於自是。朝堂之问，更报有如蕴古者哉，以赝而为真，以伪而为诚，以戏而为法，以死而为生，虽百纵之无益也。
译曹操南下攻打刘表时，刘表去世，儿子刘琮继承，便率领全州投降曹操。当时刘备驻扎在樊城，有人劝他攻打刘琮，说荆州可以得到。刘备说：“刘荆州把孤儿托付给我，背弃信义以求自保，是我不做的。”经过襄阳时，百姓大多归附他；到当阳时，随从已有十多万人，队伍无法前进，每天只能走十多里。有人说应当赶快前进，保住江陵。刘备说：“要成就大事，必须以人为根本。如今百姓归附我，我怎么忍心抛弃他们离开？”曹操因为江陵有军队，实在害怕刘备占据它，于是率领精锐部队日夜兼程，每天行军三百多里，在当阳的长坂追上刘备，刘备丢下妻子儿女逃走。后来法正任刘璋的军议校尉，与别驾张松商议，认为刘璋不足以成事，暗中劝刘备夺取益州。刘备疑虑未决，便询问庞统。庞统说：“益州土地肥沃，财富充足，可以资助大业。”刘备说：“如今明确同我势不两立的人，是曹操。曹操急躁，我宽厚；曹操暴虐，我仁慈；曹操诡诈，我忠诚。每件事都同曹操相反，事情才可能成功。如今为了小利而失信于天下，怎么办？”庞统说：“以逆势取得天下、以顺道守成，是古人所看重的。事情平定以后，封给刘璋一个大国，又怎么能说失信呢？现在不取益州，最终只会成为别人的利益。” 刘备起初认为这话有道理，留下诸葛亮和关羽守卫荆州，自己率领步兵进入益州。《录》说：昭烈帝夺取荆州、益州的事情，先儒议论得很多，究竟应当怎样折中判断呢？孔子说：“君子守正而不拘泥于小信。”孟子说：“嫂子落水，伸手去救，是权变。”解释的人说：“贞，是正而坚定；谅，是小信。嫂子落水是大事，伸手援救是小节。用正道来衡量小节，就可以知道义；用小节来比较大事，就可以知道权。”自两汉兴起以来，不凭借一尺土地而建立基业的君主很多，但没有像昭烈帝这样困窘的；群雄争斗、盗贼割据掠夺，也没有像昭烈帝所处的时代这样严重。为什么？大概建立国家还应有分封的土地；例如沛公已经成为汉王，刘秀已经成为萧王，这就是自己的土地。后来得到陇地，还要企望蜀地，何况刘备呢？今年逃奔徐州，明年败退下邳，没有尺寸土地的收益，图谋称王的人难道会这样吗？至于刘表占据荆州、刘璋占据益州，并不是分封所得的土地，不过是乘时机强行窃取罢了。况且他们都没有福禄，难道最终要成为奸邪小人和奸雄的资助、粮食吗？至于刘表临死时的托付，只是区区小信，并不是识时务的俊杰之言。所以诸葛亮一再说：“上天把益州资助给将军，将军难道没有意愿吗？”又说：“益州险要闭塞，是天府之国。”这样还不能明白吗？只因为拘泥于接受托付这一小节的嫌疑，却忘记了天下的大事。假如当时说刘备违背父命、抛弃遗命，亡国投降敌虏，是不孝之罪，没有比这更大的，那么当时他凭什么推辞，后世又凭什么议论？这样也可以免去不念刘璋资助供给之恩、反而养虎遗患以及抗声背叛之类的说法。只是他一时没有看清时机，后来终究不能不夺取益州。所以朱子说：“经义和权变都失误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弘道录》卷之四十八完。《弘道录》卷之四十九。信。君臣之间的信用。《晋书》说：羊祜镇守襄阳时，宽和地安抚远近百姓，很得江汉地区人心；同[原文作“昊”]人公开建立深厚信用，投降的人后来想离开，也都听凭他们。在军中，他常穿轻暖的皮衣、宽松的衣带，身上不披铠甲，铃阁之下侍卫不过十多人。他专门致力于用德行和信用安抚[原文作“昊”]人。每次交战，约定日期才开战，从不采取偷袭的计谋；将帅中有人想进献诡诈的计策，他就让其饮醇酒，使他无法发言。军队有时进入[原文作“昊”]境割谷充粮，都计算所侵占的数量，送绢赔偿。每次同江沔一带的人聚会游猎，如果猎物先被[原文作“昊”]人射伤，后来又被晋兵得到，都送还给他们。于是边境之人喜悦归服。羊祜与[原文作“昊”]镇军大将军陆抗隔境相对，双方使者经常往来。陆抗送给[原文作“枯”]酒，[原文作“枯”]饮用而不怀疑；陆抗生病向[原文作“枯”]求药，[原文作“枯”]把成药给他，陆抗立即服下。众人多劝陆抗，陆抗说：“哪里有[原文作“酴”]人羊叔子呢？”羊祜常告诫边防守军说：“他专门施德，我专门施暴，这是不用交战就会使对方自行服从。”只管守好边界，不要贪求细小利益。《录》说：召伯在甘棠树下施行政令，和羊祜在岘山使人流泪，二者相同还是不同？大概如果没有君子，也就不能深入地照察其中的道理。晋朝自灭蜀以后，没有一天忘记吴国；张悌所说“他们得志，就是我们的忧患”。难道可以被这种做法欺骗吗？远有陈氏厚施的教训，近有吕蒙示信的教训，都可以作为殷鉴。作为吴国人，本来应当卧薪尝胆，整顿甲兵、枕戈待旦，以保住祖宗的基业，尚且还来不及，却说“他专门施德，我专门施暴”，这就是内心已经受到蒙蔽而自己不知道。唉！暴虐固然不可取，德行难道真是德行吗？醇酒的醉意还没有醒，攻伐吴国的计策却屡次上奏。他说：“吴人如果另立贤明的君主，就难以图谋了。”唉，这果真是德行、信用吗？不过是谋臣的策略，用来扰乱敌人的作为罢了。即使这样，比起那些如同立木取信、所过之处无不残灭的人，仍然有可取之处。如果不是羊祜，杜预的功业就不能建立。羊祜，是人中豪杰啊！《唐书·刑法志》说：太宗亲自审录被拘禁的囚犯，看见应当处死的人，怜悯他们，放他们回家，约定到第二年秋天回来接受死刑。又下令天下的死囚全部释放回家，到期前来京师。第二年九月，前一年释放的天下死囚共有三百九十人，没有人督促带领，却都按期自行来到朝堂，没有一个人逃亡藏匿，皇上于是把他们全部赦免。《录》说：《易·无妄》说：“无妄之药，不可试也。”圣人的意思，大概是说君主治理天下，应当用大公至正来处理政事，用至诚极信来驾驭臣民。如果只是虚心妄想，采用诡诈的方法，侥幸求取万一的成功，想在一时之间矫揉造作，这种办法连片刻也不能试用，怎么能够长久采用呢？唐太宗杀害同胞兄弟而起兵，杀死的无辜者很多；卢祖尚、张蕴古蒙受冤屈，尤其值得怜悯，却竟然释放囚犯并赦免他们。释放尚且不可，何况赦免呢？这只是把百姓的性命当儿戏，把法律命令当作玩物，只能成为千古笑柄罢了。人到了死地，困难而且非常畏惧。假如能够求生，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去？又怎么知道那些自行来朝的人，不是由冒名替身代为前来呢？皇帝热衷于博取好名声，又极力坚持自以为是。朝堂上的这些人，难道后来就不会再出现像张蕴古那样的人吗？把冒充当真实，把虚假当诚实，把游戏当法律，把死亡当生存，即使一再释放，也没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