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二十九

译《弘道录》评论说：汉高祖不修习文学，但性情明达，类似这样的事很多。他曾经把帽子拿来溺尿、毁辱儒生、轻视士人、偏爱骏马，不知有多少次。假使他轻视萧何的建议，甘心把任命大将当作儿戏，那么众人仍然不会改变看法，诸将也不会全部心悦诚服，汉王也不会因此得到韩信。等到后来，谁还能同他争夺天下呢？任用将帅的关键，只在于一时之间的转变；虽然还没有完全合乎三代礼制，却也是当时极为少见的事。把它记下来。汉王成为天子以后，便全部废除秦朝烦琐的礼仪，使法令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后有时胡乱呼喊，拔剑击打殿柱，皇帝越来越厌烦。叔孙通进言说：‘儒生不适合与人争夺天下，却可以同他们守成。我愿意征召鲁地的儒生，与我的弟子共同制定朝廷礼仪。’皇帝说：‘恐怕很难吧？’叔孙通说：‘五帝的乐制各不相同，三王的礼制也不一样，都是顺应时代和人情而制定礼仪文饰。我愿意采择古礼，参杂秦朝仪制来制定。’皇帝说：‘可以试着制定，但要让人容易明白，也要估量我的能力，使我能够实行。’鲁地有两位儒生不肯参加，说：‘如今天下刚刚安定，死者还没有安葬，伤者还没有恢复，却又想兴起礼乐。礼乐之所以能够兴起，要积累德政百年以后才行。我们不忍心做您所做的事，您去吧。’叔孙通笑着说：‘鄙陋的儒生不懂得随时势变化。’于是带着所征召的三十人向西而去。到了那里，又召集皇帝身边的学者及其弟子一百多人，在野外用绵蕞作为场地演习礼仪。《弘道录》评论说：我看秦朝灭亡、汉朝兴起之际，竟然还有鲁地这两位儒生，谁能说凤毛麟角不会出现在崇尚礼制的国家呢？儒者所遵循的标准，没有比周公、孔子更高的了。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出现，也要经过一代之后，仁德才能兴盛。’成周一代的礼乐，等待周公才开始确定，这正是所谓积德百年以后才能兴起。何况汉高祖的典章制度，与不凭借一尺土地便开创王业的人完全不同；他溺尿帽子、轻慢儒生，与积累功业、不断施化的人相去甚远。他有宽仁大度，却还没有深入骨髓；有除残去暴，却还没有恩泽遍及上天。即使文帝是他的儿子，也难怪文帝没有闲暇；世祖是他的孙子，又哪里会具备这些条件呢？汉家的礼乐，已经使这两位儒生徒然发出浩叹了。议论者只知道贾谊请求礼制时，在绛侯、灌婴面前长叹，却不知道有关文学的议论连鲁王府都没有达到；他们不知道，所招纳的不是公孙弘，就是倪宽、主父偃；不是公孙卿，就是壶遂、司马迁。假如让这几位先生辅佐两位皇帝制定一代制度，也不过是从叔孙通那里开始而已，怎么能够建立礼乐的根本呢？这样看来，这两位儒生不仅是鲁国杰出的人才，也是汉代再难见到的麒麟凤凰吧。长乐宫建成后，诸侯和群臣按照叔孙通制定的新礼仪入朝。天刚亮，谒者整治礼仪，按次序引导众人进入；殿庭陈列车骑、戍卒和卫士，设置兵器，张挂旗帜标志。功臣列侯依次排列在西方，面向东方；文官从丞相以下依次排列在东方，面向西方。广场上设置九宾，依次传呼。皇帝于是从宫房中出来，百官手执戟器，传声警戒，引导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官员，按次序进献祝贺。诸侯王以下无不震惊恐惧、肃敬严整。礼仪完毕，全部伏地拜谢。设置酒宴，侍坐群臣；殿上众人都伏地，按照尊卑次序起身，向皇帝进献九次寿酒。谒者宣告礼仪结束后，酒官史执掌法度，凡举止不合礼仪的人，立即引出。整个朝会都置酒宴，没有人敢喧哗失礼。高帝高兴地说：‘我直到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 《弘道录》评论说：皇帝纵观秦始皇时曾说‘大丈夫就应当这样’，又称赞叔孙通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看他的气象，虽然便利简易，却没有达到尧、舜那样的境界，难道能像古代帝王那样齐备诚信吗？高后八年九月己酉，丞相臣陈平、太尉臣周勃、大将军臣灌婴、御史大夫臣张苍、宗正臣刘郢、朱虚侯臣刘章、东牟侯臣刘兴、居于典客之职的臣刘揭，再拜进言：‘子弘等都不是孝惠皇帝的儿子，不应奉祀宗庙。臣谨请阴安侯、顷王后、琅琊王、列侯、官吏及二千石官员共同议论。代王是高皇帝的儿子，应当继承皇位。希望大王登上天子之位。’代王说：‘奉守高帝宗庙，是重大的事情。我没有才能，不足以担当，希望请楚王来谋划适宜的人选，我不敢承当。’群臣都伏地，坚持请求。代王面向西方推让三次，面向南方推让两次。丞相陈平等说：‘臣等伏地思量，大王奉守高祖宗庙，最为合宜；即使天下诸侯和百姓，也都认为合宜。臣等是为宗庙社稷考虑，不敢忽略，希望大王能够听从臣等。’于是把天子的玺印符节献上。代王说：‘宗室、将相、王、列侯都认为我合宜，我不敢再推辞。’于是登上天子之位。《弘道录》评论说：我观察迎立代王的礼仪，才知道大汉的气象仍然值得称道。迎接皇帝的是周勃，让皇帝即位的是代王刘恒，因此知道君位不可以强行取得；居中的是子弘，居外的是代王，因此知道继承人不能只是徒有名分；代王当晚进入未央宫，回到前殿就座，因此知道事情的开始不能不端正；奉守高帝宗庙，诸侯和百姓都认为合宜，因此知道统绪不能不广大。这就是《春秋》的义理。到了霍光时，派宗正迎接曾孙到宗正府斋戒，第二天进入未央宫，封为武阳侯，后来登上帝位；那么即使有面向东方推让三次、面向南方推让两次，又将施行在哪里呢？这就是文饰越多而礼制越窒塞，气象更加不相称了。皇帝即位后，绛侯周勃退朝快步出宫，皇帝恭敬地以礼相待，常常目送他离去。郎中安陵人袁盎进谏说：‘诸吕叛逆，大臣们共同诛灭了他们。当时丞相兼任太尉，掌握兵权，正好赶上成功。如今丞相如果流露出骄傲地对待君主的神色，而陛下又谦逊退让，君臣都失去了礼制，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此后上朝时，皇帝更加庄重，丞相也更加畏惧。《弘道录》评论说：这位贤君又恭敬节俭、以礼待臣，与霍光掌权时、宣帝如芒刺在背的情形不同。可惜袁盎不能充分发扬谦恭克让的意义，反而以丞相骄慢君主来进言，使他的君主本来具有尧舜般的资质，却不能胜过韩信、彭越那种旧有风俗，最终免不了被逮捕、拘禁、杀戮和羞辱，这未必不是袁盎的话启发了这种结果。唉！凭皇帝的至诚驾驭臣下，周勃的厚重又久负声望，开始时如此庄严恭敬，最后却自相残害到那种地步，后世君臣还想始终无愧，不是相差太远了吗？皇帝听说河南郡守吴公治理政事为天下第一，便召他任廷尉。吴公推荐洛阳人贾谊，皇帝召他任博士。当时贾谊二十多岁，皇帝喜爱他的文章博洽，一年之中越级升迁到大中大夫。贾谊请求改定正朔、更换服色、确定官名、兴起礼乐，以此建立汉朝制度，改变秦朝法制。皇帝谦逊退让，暂时没有来得及实行。

译《弘道录》评论说：《小畜》卦，是乾的刚健被巽的柔顺所畜止，圣人因此作了卦辞。卦辞说：‘密云不雨，自我西郊。’阴阳调和以后雨泽才会降下，就像上下交合以后事业功业才会成就。皇帝掌握制定制度的大权，却安于谦让而没有闲暇；贾谊具备有为的资质，却被年轻和急于生事所迷惑，这难道不是上天还不想使天下太平吗？然而君子以美盛的文德自持，是因为道德经纶的事业，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孔子不是说过吗：‘不停止修养，即使没有职位，也会建立根基；不停止修养，即使没有人了解自己，也要努力做到值得人了解。’假如贾谊能够安于这个道理，更加致力于沉潜隐晦、韬光养晦的修养，以等待深厚积累、长远施展，那么难道不会有大畜吗？崇尚贤能的君主，以武力改变帝业，这种情况大概并不多见。为什么才二十多岁，就常常表现出痛哭自伤的样子，写下《怀沙》《鹏乌》那样的辞赋，难道不是太急促了吗？这是贾谊自身的短处，不是别人应当憎恶他的理由。贾谊《治安策》说：君主的尊贵如同高堂，群臣如同台阶，百姓如同地面。所以台阶有九级，堂边远离地面，堂就高；台阶没有级数，堂边接近地面，堂就低。高的难以攀登，低的容易侵犯，道理和形势就是这样。因此古代圣王制定等级次序，朝廷内部有公卿、士大夫，外部有公、侯、伯、子、男，然后还有官师、小吏，直到平民，等级分明，天子居于其上，所以他的尊贵不可企及。乡里的俗语说：‘想投打老鼠，却顾忌旁边的器物。’这句话很能说明道理。老鼠靠近器物，尚且不敢投掷石块，何况贵臣靠近君主呢？我听说，鞋子即使鲜洁，也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即使破旧，也不能拿来垫脚。一个人曾经处在尊贵受宠的位置，天子改变容色而礼待他，使百姓曾经俯伏而敬畏他。如今他有了过错，可以废黜，可以退处，可以赐死，可以诛灭；至于把他捆绑起来、加以鞭笞，交给司寇，编入徒役之官，让小吏辱骂、杖打，这恐怕不是应该让百姓看见的做法。卑贱的人一旦习惯了尊贵者也可以被这样对待，就会认为‘我也可以这样做了’，这不是用来尊重贵族、尊重贵人的教化。古代大臣有因不廉洁获罪而被废黜的，不说‘不廉’，而说‘簠簋不饰’；有因污秽淫乱、男女关系没有分别而获罪的，不说‘污秽’，而说‘帷薄不修’；有因懦弱无能、不能胜任而获罪的，不说‘懦弱无能’，而说‘下官不职’。君主用廉耻礼义来对待臣下，而臣下不用节操品行报答君主，那就不是人类了。因此教化完成、风俗确定以后，做臣子的都顾念品行而忘掉私利，守住节操而归附正义；这样就可以把不能驾驭的权力托付给他，可以把六尺之孤托付给他。这是勉励廉洁刚正、实行礼义所造成的结果。如今不做这些，却反而顾念那些长期实行的苟且做法。所以说：‘可以长久叹息的，就是这件事。’贾谊因为绛侯先前被逮捕下狱，最终却没有事实根据，所以借此讥刺皇帝。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话，培养臣下守节，此后大臣有罪都不再受刑。《弘道录》评论说：贾谊的话到这里已经得到验证，皇帝也确实深深采纳了。为什么不说：‘吴公治理政事，天下第一’呢？如果把前面所陈述的原则用来要求吴公，吴公做不到，就治举荐他的人的罪，那么汉廷的礼制也不至于这样草创。这个时代距离古代还不远，周礼的作用确实还有人能够理解。后来正朔有时更改，服色略有差别，而官名、礼乐却再也不能在后世出现，这难道不是千古最大的遗憾，也是绛侯、灌婴无法挽回的大罪吗？申屠嘉任丞相时，邓通正受宠爱，赏赐累计达到巨万，宠幸无人能比。申屠嘉曾经入朝，邓通在皇帝身旁，对他很轻慢而不行礼。申屠嘉奏说道：‘陛下宠爱群臣，就应当使他们富贵；至于朝廷礼仪，却不能不严肃。’退朝后，申屠嘉坐在府中，发檄文召邓通到丞相府，说他不来就要斩首。邓通十分害怕，告诉皇帝。皇帝说：‘你只管去。’邓通到了丞相府，脱去帽子，光着脚，叩头谢罪。申屠嘉安坐如常，不向他还礼，责备说：‘朝廷是高帝的朝廷。邓通，你是小臣，竟敢在殿上戏弄君主，这是大不敬，应当斩首。’官吏准备执行斩刑。邓通叩头至额头出血，仍不能免罪。皇帝估量丞相已经使邓通陷入困境，便派使者持节召邓通，并向丞相道歉说：‘这是我的弄臣，请您释放他。’邓通回来后，哭着对皇帝说：‘丞相差点杀了我。’ 《弘道录》评论说：我观察申屠嘉这件事，不禁感叹汉廷的礼制还可以谈论。弄臣是君主权力和宠爱的归属之人，请托都从他的门下出来，关说和通融都掌握在他的口中；大臣如果稍有不振作，望见风声便低头服从的人就多了。何况面对这种跋扈之人，如果不是有一德之臣辅佐，哪里能够端正朝廷礼仪、遏止不臣之心，使皇帝最终不再说‘没有闲暇’呢？到了董贤冒居三公之位，断绝炎汉统绪，上下都甘心听从，又怎么能持节召回他呢？这时学校虽然兴起，辟雍虽然建成，却不能再谈论礼制了。汉武帝时，大将军卫青尊贵受宠，有时在宫中任侍中，皇帝坐在厕上看他。丞相公孙弘入宫私下觐见皇帝，有时不戴帽子；至于汲黯，见到皇帝时，如果皇帝不戴帽子，他就不肯进见。皇帝曾经坐在武帐中，汲黯上前奏事。皇帝没有戴帽子，远远看见汲黯，便躲到帷帐后面，让人代替自己批准他的奏议。皇帝对他的敬礼就是如此。《弘道录》评论说：这可以看出皇帝的良心，也就是所谓不学习便知道、不思虑便能做到，并不是勉强安排出来的。推扩这种心而充实它，就可以侍奉上帝了。可惜他不能在细微事务上反复推究、委曲求全并发扬光大，嫉妒商汤、猜忌贤能，使皇帝的本心随之丧失。这是汉唐以来的共同弊病，所谓恭敬谦让的美德，哪里还能不寥寥无闻呢？元朔五年，皇帝下诏说：‘我听说用礼来引导百姓，用乐来感化百姓。如今礼坏乐崩，朕对此非常怜悯。应命令礼官考察乐制、兴起礼制，作为天下的先导。’于是丞相公孙弘等上奏，请设置博士官，置博士弟子五十人，免除他们的徭役；又选择百姓中十八岁以上、仪表端正的人补为博士弟子，到太常那里学习，能够通晓一门经艺以上的，补为文学掌故；如有才秀出众、资质特别的人，立即将姓名上报。皇帝听从了。此后公卿、大夫、官吏中，文质彬彬、通晓文学的人多了起来。《弘道录》评论说：武帝初年，曾经举荐赵绾、王臧，因为太后不喜欢儒术而罢止；又曾经招选天下有文学才智的人，因为司马相如的辞赋、东方朔的诙谐而停止。到了这时，皇帝想用礼来教化百姓，作为天下的先导，正是申公大力施行的时候。公孙弘为什么又设置博士弟子、文学掌故？即使人数很多，又有什么用呢？假使当时贾谊还在世，让他用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的言论来教导百姓，那么一定会有更高明的建树，不只是太初年间的制度制作而已。可惜长沙王太傅贾谊没有回来，曲学由此兴起，只让公孙卿、壶遂之流得以实行他们的议论，而关于开端和创始的论说，反而只成为空泛的长篇言辞。唉！

译《礼书》说：汉武帝即位后，招来儒术之士，让他们共同制定礼仪，十多年仍未完成。有人说：古代太平时代，百姓和乐喜悦，祥瑞纷纷到来，于是采集风俗，制定制度，皇帝听说后便下诏制作。御史说：接受天命而称王，各有各自兴起的原因，虽然道路不同，归宿却相同；就是说，应当根据百姓的情况来制作制度，追随风俗来制定礼法。议论者都说，太古时代百姓的情况还能期望吗？汉朝也是一家天下的大事，典章法度不传给后代，拿子孙怎么办？教化隆盛的，制度宏大博洽；治理浅薄的，制度偏狭，难道不应当努力吗？于是以太初年号改定正朔，更换服色，封禅泰山，确定宗庙、百官的礼仪，把这些作为常法，传给后世。《弘道录》评论说：我看武帝时代儒生们的言论，是多么荒谬啊！汉朝建立到这时已经将近百年，百姓淳厚，几乎达到了刑罚可以废置不用的程度。即使两位鲁儒再次出现，也正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时代，为什么还要人人各自发表不同说法呢？当时徐乐、倪宽也可以说是懂得正确言论的人。徐乐说：‘贤明的君主独自观察万物变化的根源。’倪宽说：‘天子建立中和的极致，兼总贯通各种条理，如同奏出金声，使王道振兴。’武帝只是因为欲望太多，所以拿这些事来询问，结果十多年不能完成。而夏朝历法的正统、秦朝风俗的错误，突然得到改革，也可以看出他的雄才大略；这和纷纷制作各种制度，不能相提并论。宣帝时，谏大夫王吉上疏说：‘陛下只考虑世间事务，想要兴起太平；每次诏书下达，百姓都欣然喜悦，仿佛获得新生。臣私下思考，这可以说是极大的恩惠，却还不能说是根本事务。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并不是每一代都有，公卿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言论能够被听取，劝谏能够被采纳；然而还没有人建立万世长久的策略，举荐出像三代盛世那样的明主，他们所致力的只是处理文书、断决案件、听理诉讼罢了。这不是太平的根基。我听说安定君上、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所以君王在还没有治理礼制的时候，就应当引取适合当今的先王礼制而施行。希望陛下承述旧礼，阐明王制，使一代百姓都进入仁寿之域；这样风俗怎么会不如成王、康王，寿命怎么会不如高宗呢？’皇帝认为他的话迂阔空泛，王吉于是称病辞官回乡。《弘道录》评论说：用王吉的奏疏作为结尾，是因为天下将要得到治理时，礼乐是实际功用；天下将要衰败时，礼乐只是空洞文饰。凭宣帝褒奖王成、赏赐黄霸、综合考核名实的做法，哪里有恢复旧礼、阐明王制的意思呢？反而只说王吉的话迂阔。到了成帝时，才兴建辟雍，设置庠序，陈列揖让礼仪和衣冠制度，又有什么益处呢？由此可以知道：整天说没有闲暇而不能供给，志在宏大长远的，是有志于治理天下的根本；而礼仪文饰琐碎烦扰、根本元气已经不存在的，只是逐渐衰败末期的事务。《纲目》说：建武五年，开始兴建太学。光武帝回来后，视察其规制，古代典章得到修明，礼乐焕然一新，文物制度很值得观览。《弘道录》评论说：汉平帝元始四年，曾经兴建辟雍，我没有记载。这里为什么要记载呢？因为光武帝有志于兴复古代礼制，内在建立学校，外在征召处士，这些都是西汉来不及做的。况且当时正值干戈纷乱、寇盗纵横之际，这本来就值得赞美。再说，皇帝年轻时曾与严光同学，后来访求到他，才知道他不是普通人；人们也敬重信服他，为什么不让他来教太学呢？一位君主、一位老师，品德相同而相互媲美，本来没有什么不能留用的。可是皇帝只授予他谏议之职，我不知道一代人的师表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人。依我看来，大概没有谁能超过严光了。肃宗章和元年正月，召曹褒到嘉德门，命令他拿着班固所上奏的《叔孙通汉仪》十二篇，责成曹褒说：‘这些制度零散简略，多有不合经义之处。现在应当依照礼的条文加以订正，使它能够在南宫东观施行。你要尽心汇集撰作。’曹褒接受命令后，便编次礼仪事务，依照旧典，杂取五经谶记的文字，编撰从天子到平民冠礼、婚礼、吉礼、凶礼以及始终制度，共成一百五十篇上奏。和帝即位后，曹褒于是为它撰作章句。皇帝便把新礼的一篇列为冠首。《弘道录》评论说：对于汉代叔孙通制定礼制，君子不能没有遗憾。曹褒又仰慕叔孙通，昼夜精心研习，睡觉时怀着笔札，行走时也练习文书。等到他把这些落实为制度制作时，又掺杂了五经谶记的文字。这样看来，这并不是叔孙通的文章，而是当时君主的制度。礼的根本源头出于天，具体体现于人心，圣人用一句话概括它，就是‘无不敬’。曹褒既然沉思专意，想到礼义时，心中没有别的趋向，这难道不是‘无不敬’吗？神情庄严如有所思，言辞安定有分寸。谶记啊谶记，不能拿来作为典章。《唐书·礼乐志》说：三代以前，治理出于一端，礼乐通行天下；三代以后，治理分为两端，礼乐成为空名。古代以宫室、车舆作为居处，以衣裳、冕弁作为服饰，以尊爵、俎豆作为器物，以钟磬、琴瑟、箫笛作为音乐，用来适用于郊庙、临朝听政、事奉神明和治理百姓。按时举行聚会，作为朝觐、聘问；以欢乐交往，作为乡射、宴饮；聚集众人兴办事务，作为军旅、田猎、学校；下至乡里之间处理田地亩数，吉事凶事无不以礼乐贯通。凡百姓的事务，没有不出于礼的。通过礼乐教导百姓孝、慈、友、悌、忠、信、仁、义，通常都不超出居处、行动、衣服、饮食之间，因为他们早晚所从事的，无非就是这些。这就是所谓治理出于一端，而礼乐通行天下，使天下安定，百姓习惯并实行它，却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迁善远罪而形成良好风俗的。等到三代已经灭亡，秦朝改变古制，后世拥有天下的人，从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到宫室、车舆、服饰、器物，一切都采用秦制。其间虽有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思考改革制作，却不能超然脱离时代风俗而恢复三代以上的制度，只能牵就当时风俗，稍作增减，大体上安于苟且简略而已。他们早晚所从事的，只把文书、诉讼、军队和粮食当作急务，说：‘这就是施政，是用来治理百姓的。’至于三代礼乐，只是把它的名物全部准备好，收藏在有关官署，时常拿出来用于郊庙和朝廷，说：‘这就是礼，是用来教导百姓的。’这就是所谓治理出于两端，而礼乐成为空名。《弘道录》评论说：我看欧阳修的论说，是万古以来最正确的话。先王制定礼制，把自己亲身实行和实践的道理施行出来，用来辨明上下、安定百姓的心志；又把会聚众理、归于至极的道理发扬出来，用来事奉天地、调和万民；

译它根本出于身心性情之间，用来建立礼仪文饰的体用，怎么会不是出于一端，又怎么会不能通行天下呢？秦朝以后，没有以天德作为根本，也没有以王道作为作用；对于礼仪文饰，遗弃了就不知道，施行起来甚至上下升降失序，不知尊卑的次序；越是趋向后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亏失德行的地方就越多。又怎么能够建立中和的极致，使礼乐刑政不分裂为两端呢？这正是古今治乱分判的根源、礼乐盛衰的开始，身居君位的人不能不察知。《资治通鉴》说：贞观元年春正月，皇帝设宴，群臣演奏《秦王破阵乐》。太宗说：‘我从前受命专门征讨民间叛乱，所以有了这支乐曲。它虽然没有文德之乐那样从容雍容，但功业由此而来，不敢忘记。’封德彝说：‘陛下凭神武平定天下，文德哪里能与之相比？’皇帝说：‘平定乱世用武力，守住成业用文德。文武的作用各随时代而不同。你说文德不如武功，这话错了。’ 《弘道录》评论说：孔子曾说：武乐的美已经极尽，却还没有达到尽善。以武力顺应天意、顺从人心，又有周公制定礼制、创作音乐，尚且还有未尽善的叹息。太宗虽然能够消除隋朝的乱局，却还存在许多有愧于德的地方，治理的美好也只能达到小康。封德彝跟着说这些谄媚的话，甚至认为礼乐不如政刑、武功优于文德，这是什么心思呢？封德彝失言，必将在千古之后留下笑柄。贞观六年秋七月，太宗在丹霄殿宴请近臣。长孙无忌说：‘王珪、魏征过去是仇敌，没想到今天能够共同参加这样的宴会。’太宗说：‘魏征、王珪都尽心侍奉自己的君主，所以我任用了他们。不过魏征每次进谏，我不采纳时，我同他说话，他总是不回应，这是为什么？’魏征回答说：‘臣认为事情不可行，所以进谏。如果陛下不采纳，臣却答应说可以，那么事情就会施行，所以不敢应答。’皇帝说：‘先答应下来再继续进谏，有什么妨碍呢？’魏征回答说：‘从前舜告诫群臣说：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又在背后议论。臣心里知道事情不对，口头却答应陛下，这就是当面顺从，难道是稷、契侍奉舜的本意吗？’皇帝大笑说：‘人们说魏征举止粗疏怠慢，我看他却越发觉得妩媚，正因为这一点。’魏征起身拜谢说：‘陛下开导并允许臣进言，所以臣能够把愚见全部说出。如果陛下拒绝而不接受，臣哪里敢多次触犯您的脸色呢？’ 《弘道录》评论说：我读《易经》的《中孚》卦，观察王珪、魏征的出处进退，没有一次不感慨叹息。隐逸之士本来不是承担重任的器具，但魏征、王珪却能侍奉这样的君主，这正是所谓‘翰音登于天’，怎么能够长久呢？一旦君主幡然改变谋划，明白者投向明白者，果断者资助果断者，正所谓‘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怎么能不尽心侍奉呢？假使没有遇到英明的君主，他们不过是卑贱的俘虏罢了。所谓‘遇到敌人，有时击鼓进攻，有时停止；有时哭泣，有时歌唱’，魏征大概不能不尽力表现他的妩媚，这难道不是君子的幸运吗？贞观七年春正月，太宗在玄武门设宴，演奏《七德九功舞》。它原名《秦王破阵乐》，后来改名为《七德舞》。太常卿萧瑀认为舞姿和情状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请求同时描绘擒获刘武周、薛仁杲、窦建德、王世充的情形。太宗说：‘他们都是一时的英雄，朝臣中有人曾经面向他们称臣侍奉，如果让这些人看见旧日君主被擒获，能不感到悲伤吗？’萧瑀谢罪，表示不敢再提。当时魏征想让皇帝停止使用武力、修明文德，所以每次侍宴看到《七德舞》，总是低头不看；看到《九功舞》，却仔细观赏。《弘道录》评论说：孟子说：‘独自欣赏音乐，与别人共同欣赏音乐，哪一种更快乐？’回答说：‘不如与别人共同欣赏。’‘与少数人共同欣赏音乐，与多数人共同欣赏音乐，哪一种更快乐？’回答说：‘不如与多数人共同欣赏。’太宗差不多可以说是能与别人、与众人共同享乐的人了。魏征却没有推明孟子的意思，反而总是低头不看。唉，孟子是在引导齐王吗？贞观十二年，皇帝回到宫中，在东宫宴请五品以上官员。皇帝说：‘贞观以前，跟随朕经营天下，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以来，纠正过失、匡正错误，是魏征的功劳。’于是分别赐给他们佩刀。又问：‘朕处理政事比往年怎么样？’魏征说：‘从前以天下尚未治理为忧，所以德义日日更新；如今以天下已经治理为安，所以有所不及。贞观初年，陛下担心人们不进谏，常常引导他们发言，听到意见便高兴地采纳。如今却不是这样，即使勉强听从，仍然面有难色，所以不同。’皇帝说：‘可以说给我听听吗？’魏征说：‘陛下从前想杀元律师，孙伏伽认为依法律不应判死，陛下便把兰陵公主的园子赐给他。有人说赏赐太厚，陛下说：朕即位以来还没有进谏的人，所以奖赏他。这就是引导人们发言。司户柳雄胡乱诉告，陛下想杀他，采纳戴胄的劝谏而停止，这是高兴地听从。近来皇甫德参劝谏不要修建洛阳宫，陛下记在心里，虽然因为臣的劝谏而停止，却是勉强听从。’皇帝说：‘不是你，没人能够说到这一点；人只苦于不能自知罢了。’ 《弘道录》评论说：观察《易经》中吉凶消长的道理，就可以知道进谏者进退、得失的原因。汉高祖能够听取群臣的谋略，以宽宏大度驾驭他们；他在汉朝所任用的，正是他在楚国所舍弃的。《易经》说：‘东邻杀牛举行大祭，不如西邻举行薄祭，却实在得到神的福佑。’大概说的就是汉高祖吧。唐太宗以隋朝的乱局为鉴，用重赏来笼络臣下；那些尽忠于唐朝的人，正是他们在隋朝曾经谈论、按察而不被重用的人。《易经》说：‘没有遇到祖父，却遇到了祖母；不把君主当作父亲，却遇到了臣下。’大概说的就是太宗吧。然而重赏不能长期延续，只有以至公之心处理政事，不以私我临御臣下，才差不多能够避免开始勤奋、最后懈怠的弊病。再说，太宗时代君臣宴会，不以盘乐而懈怠骄傲、自我安逸，只以讲求治理、修明文德相互勉励，可以说是知道自强的人。这就是贞观之治所以焕然可观的原因。把它记下来。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皇帝因生日在花萼楼下宴请百官。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率领百官上表，请求把每年八月五日定为中秋节，颁布天下，都让人设宴作乐。《弘道录》评论说：在生日时陪伴君主、劝酒慰劳，是臣子爱慕君主的感情；借生日表达颂祝，是臣子的忠诚爱戴之愿。唐朝这种礼节并不过分，但张说和源乾曜并非出于内心真诚，只是借皇帝宴赐的机会，仿效这种做法来讨好容悦，并不像天宝年间祝颂君主那样恳切真挚。到第二年二月，又命百官选择胜景游乐，就接近于流连荒亡了。当今依据义理创立礼制，尊称为万寿圣节，却特意停止选胜游乐，算是得到了适中的做法。肃宗在灵武即位时，文武官员不到三十人，只能披着草野建立朝廷；制度尚在草创，武人骄横强悍。大将管崇嗣在朝堂上背对宫阙而坐，谈笑自若。监察御史李勉上奏弹劾他。皇帝将要宽赦管崇嗣，叹息说：‘我有李勉，朝廷才开始尊严。’

译《弘道录》评论说：从李金镒以后，唐朝宗庙社稷就动荡了。李勉承继崇尚文治的传统，以自己的气象，应当与一般人不同。他尊重朝廷，只是从时势和年月的角度说起，并不是有一套范围周旋的办法可以使人遵行。皇帝因此知道承受天命不能苟且，细微的征兆不能忽视，于是给李勉加以重任，时时让他举发弹劾，振奋自己的果断，折服武夫悍将的气焰，不让偏将能够凌驾主帅，不让节度使的废立由军士决定；这样，后来藩镇的祸乱或许就不会发生。若只一味姑息以施恩，不知道渐长的势头不能放任，即使有一个李勉，对唐室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观察皇帝特别宽赦管崇嗣，就知道唐朝已经不能振作了。可惜啊！《旧唐书》说：唐德宗尊郭子仪为太师，称他为尚父，下诏说：‘天地凭四时成就万物，君主凭股肱大臣作为辅佐。掌管军队的重任，像鼎足一样相承；对上调和日月星辰，对下蒙受五岳之灵，确实总领众事，镇抚四方夷狄，体察元和之气，根植贞一之德。他的功劳极大却不自夸，身居高位却更加安定。称尚父，是比拟吕望的名号；加太师，是增置周公的职位。具官汾阳郡王郭子仪，是上天降下的人杰，天生就懂得辅佐君王，训练军队如同教子，料敌如同神明。他扶助肃宗，再造华夏；国家有难，劳烦他平定；边境有寇，借助他驱除。安定社稷，绛侯无法超过他；平定羌戎，赵充国也不能胜过他。他在绛台安抚四处离散的民众，在泾阳使十万俘虏投降。功勋高过古今，名声震动夷狄；忠贞如日月长存，宠遇在群臣之上。尊崇这位元老，特加崇高的称号。’ 《弘道录》评论说：先有谦逊增光的德行，后来才有极其显赫的称号。尚父，是周朝用来尊崇太公的称号。从汉代到唐代，只有郭子仪当之无愧。至于王行瑜、刘守光，不过是叛逆俘虏中的首领；钱镠虽然有保障吴越的功劳，加给一方还可以，加给天下却还不够。《纲目》说：肃宗宝应元年秋七月，郭子仪入朝，因为程元振嫉妒他，便留在京师。代宗大历二年二月，郭子仪入朝，郭暧被囚禁等待治罪。十二月，郭子仪入朝，因为鱼朝恩一向憎恨郭子仪，发掘了他的父亲的坟墓，没有得到追究。大历四年春正月，郭子仪入朝，因为元载告发鱼朝恩谋反，事情没有造成危害，朝廷也没有听从。九年春二月，郭子仪入朝，增加朔方军的士卒。十年春，郭子仪入朝，上奏请求罢免一名州县官员，没有得到答复。十三年冬十二月，郭子仪入朝。到这时一共七次。《纲目》的书法说：这就是郭子仪成为纯臣的原因，李光弼对此多有惭愧。《弘道录》评论说：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孔子记载诸侯朝见天子的事有两次，记载到京师的一次。而肃宗、代宗二十多年间，朱子记载郭子仪入朝将近七次，而且篇篇不断记载，人人不断谈论，这无非是谦让之德的美好、反躬自省的实际表现。这就是他的功劳盖过天下而君主不疑忌，地位达到人臣之极而众人不嫉妒的原因吧。《易经》说：‘劳苦而谦逊的君子，有好的结局，吉祥。’孔子为此作《系辞》说：‘劳苦而不自夸，有功而不以为有德，这是厚重到了极点。’这句话说的是凭功劳而谦下待人的人。德行贵在盛大，礼仪贵在恭敬。谦逊，就是用来达到恭敬、保存自身地位的。说的不正是郭令公吗？《弘道录》卷第二十九完。＃１“下”字原缺，据文义补。《弘道录》卷第三十。礼。君臣之礼。《宋记》说：宋太祖皇帝常常阅读《尚书》中的《尧典》《舜典》，感叹说：‘尧舜时代，四凶的罪行不过是流放窜逐，为什么近代的法网这样严密呢？’于是制定法令，鞭打和杖责不得施加于殿陛之上，辱骂侮辱不得加于公卿。从开宝年间以来，犯下死罪而不是罪大恶极、严重危害法理的，多数能够免除死刑；只有贪赃官吏仍然弃市，从未宽容或奖赏。我说：这就是宋朝超过汉唐的家法，后世很少能够赶得上。礼义廉耻，是君主用来鼓舞和维持人心的。要使衰微的末世达到三代的盛隆，使士大夫区别于平民，使人类区别于禽兽，使君子区别于普通人，其中所关系的实在不是小事。至于贪赃的官吏，更是处理得极其严厉；一旦触犯，通常都不予宽赦。因此，整个宋代，即使臣下有罪，只要不是贪赃犯法，依法应当流放，也会由君主亲自请求给他一个好地方安置；从没听说有人因受杖刑而死，或因受戮刑而冤屈的。这难道不是祖宗用心深厚、子孙守法良善吗？太宗曾召翰林学士窦仪起草诏制。窦仪来到苑门，看见皇上袒露上身、盘足而坐，于是退立在一旁，不肯进去。太祖连忙索取冠带穿戴好，才召他入内。窦仪便说：“陛下开创基业、垂统后世，应当用礼仪向天下作示范，我恐怕豪杰听说后会离心离德。”太祖收敛容色向他道谢。从此以后，太祖接见近臣，没有一次不束好衣带。我说：皇帝克制欲望，并不是古人所说的那种多欲之人。他袒露身体、盘足而坐，只是一时偶然罢了；后来索取冠带、收敛容色，都是出于本心，并不是故意矫饰而做出来的。窦仪本来就是以厚重持正受到推重的人，哪里肯使他的君主陷于无礼呢？他退立不进，大概正是自重之义。唉！君臣双方都做得对了。太宗太平兴国八年，亲自在讲武殿考试礼部贡士，开始分为三甲，在琼林苑赐宴，以诗歌宠赐他们，于是成为定制。我说：鹿鸣宴，是宾兴人才的盛大典礼；琼林宴，是对新科进士特别的恩宠。我朝所称的恩荣宴，尤其不同于此；又制定百官穿朝服，称贺并致词说：“上天开启文运，贤能俊秀登上任用之途。”既然礼当称贺，那就又不是一般礼仪所能相比的了。《言行录》：仁宗天圣四年，侍讲胡瑗将被召见，按惯例必须先到阁门学习仪礼。胡瑗说：“我平生所读的书，就是侍奉君主的礼仪，为什么还要学习呢？”阁门将此事奏报，依照诏令让他直接登舟，随后学习仪礼，皇上也没有强迫他。众人都说山野之人一定会失仪；等到他入殿应对时，却非常合乎皇上的心意。皇上对左右说：“胡瑗进退周旋，全都合于古礼。” 我说：如今朝见的礼仪，都要到鸿胪寺学习，正是担心草野之人不懂。这已经是定例，写入典章了。胡瑗能够破例，又可以看出君主圣明仁厚、宽容无所不至；同时，盛世的气象，也大略可以由此看出来了。因此记下此事。《列传》：神宗熙宁元年，富弼入朝觐见，获准乘舆到殿门。皇帝在内束门小殿临朝，命他的儿子扶掖他进来，并且让他不必下拜；皇帝与他从容坐谈，向他询问治国之道。富弼知道皇帝果断有为，回答说：“君主的好恶，不可让人窥测。如果能够被窥测，奸人就会借机附会。应当像上天监察人一样，善恶都让人自己承担，祸福随之而来，这样功劳和罪过才都能得到真实的判断。”皇帝又问边疆事务，他回答说：“陛下即位不久，应当施行德政、推行恩惠，希望二十年不要谈兵。”皇帝默然不语，直到日暮才退下。